清末農業教育興起分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清末農業教育興起分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清末民初,我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的發展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整個社會的演化。當時的中國,社會動蕩、內憂外患。要取得社會進步和有效地迎接西方的挑戰,農業需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發展,必須擺脫傳統,尋求新的出路。當時的一些精英分子和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這一變革的必要,他們開始主張借鑒西方思想與技術,“匯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運用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國,以造福于其同胞”。他們提出要向西方那樣運用科技來發展農業,要興辦農業教育。我國的農業教育從此開始由典型的中國式向中西結合式轉變,由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轉變。
(一)農業教育興起的現實背景。相較外國而言,我國農業教育有著發達的過去、落后的近代。我國古代農業教育源遠流長。當歐洲人還在使用木犁時,我國已推廣了鐵犁,當他們的農業還是休閑制時,我國已進入輪作復種精耕細作階段。但為何我國近代農業遠落后于西方呢?中西農業的差距始于十八世紀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后。進入近代,特別是清末民初階段,這種差距迅速拉大。西方的產業革命帶來農業革命,也促進了農業教育的跨越式發展。而中國傳統農業長期處于一種停滯狀態,進入清末民初,甚至時至今日,不少地方農民的土地耕作仍沿襲古制,與千百年前并無兩樣。《科學世界》在論述農業和科學的關系時,特別指出:我國農業生產的弊病就是不講科學,不講教育,“我中國固素稱以農立國者也,而何以農作物之產出遠不逮歐美,近日水旱連年,一夫之所獲,尚不足供一家之需,曰是無理科固,今夫土壤學,肥料學,家畜飼養學,植物病理學,固農家最要之學科而缺不可者也”,“我國雖有四萬萬人民,但是不重視科學發明,不用新的科技而單靠一手一足的辛苦勞作,要想富國是萬萬不能辦到的。”從現在看來,當時的傳統農業不但不能富國,且將滅國,國家面臨嚴重生存危機。清中后期以后,人口迅速膨脹,人多地少,糧食供應成為嚴重問題。據統計,1841年人均耕地僅為1.64畝,遠低于維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數。缺乏新式農業教育、技術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晚清農產品對外貿易的衰落,特別是絲茶出口的大幅降低。19世紀70年代中國絲茶出口貨值占出口總額的87℅左右,20年后,明顯衰落,1893年絲茶出口貨值占出口總額的比例下降為48℅。清末民初時期農業教育匱乏及農業科技落后的現實,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識之士的警醒。他們認為,我國農業要改變落后、走向發達,必須從兩方面入手,即:在繼承發揚傳統農業中的精華部分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學習借鑒西方先進的農業科技,為此必須興辦農業教育。
(二)農業教育興起的具體過程。探究清末民初我國農業教育的興起及其發展,可以發現它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萌動于洋務經世派,形成于早期維新派,集大成于孫中山。
第一,洋務經世派對農業教育的影響。在晚清特殊的社會局勢下,社會經歷了多次思想領域沖擊與革命。綱常禮教的捍衛者曾國藩,在西方列強炮口的威逼下,思想價值不得不發生微妙的變化,開始從傳統儒學中發掘“經世致用”的思想資源,逐漸重視“一技一藝之流”,并且吸取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提出“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的教育思想。引起后來的如李鴻章、張之洞等一批力圖富強的官僚紛紛響應。為提倡農業教育、科技興農,這些洋務經世派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具有先導性的觀點。為了勸農,包世臣很注意改進農業技術的問題,主張把有關農業生產的知識和技術列為士人治學的一部分。魏源的農業思想有不少新的創見,如對水患的原因他有獨到的見解,認為一方面固然是天災,但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人禍,是人類對自然生態環境內在平衡關系的破壞所導致。這種觀點在當時社會條件下能夠認識到的確難能可貴。洋務經世派提倡農業教育的培養目標雖因固守“中體西用”,沒有涉及西方的根本政治及教育制度和深層觀念問題,但卻實現了從德到藝的價值轉換,開始觸及到新式農業教育、科技興教和科技興農的理念,更為早期維新派農業教育思想的形成指引了方向。
第二,早期維新派對農業教育的推動。晚清時期,早期的維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更大影響,代表人物有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陳熾、馮桂芬、鄭觀應等。他們力圖擺脫傳統農業的束縛,大力提倡興辦新式農業教育,采用先進農業科技。馮桂芬是我國近代史上提出在農業中使用機器的第一人,此后,使用農業機器成為早期維新派的共同主張。他們向國人大張旗鼓地介紹西方農業的概況及其優越性。當時的西方各國不僅一般的學校都開設農學科,而且還設立了許多專業性農業學校,早期維新派熱切期望中國大力發展農業教育,以改變“農者不學”的局面。鄭觀應就曾建議當時的晚清政府下令設立各種學校,專設農學一科。陳熾則提出在農業教育內容的選擇上博采中西,并做到通俗易懂。早期維新派科技興農、發展農業教育的思想全面而深入,不僅提出了系列主張,還詳解了實施策略。他們對我國近代農業教育發展有著重大的推動作用,也是后來康梁維新派及孫中山農業教育思想的寶貴源泉。
第三,孫中山對農業教育的偉大貢獻。我國傳統意義的農業教育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傳播農業知識和發展農業生產中都起過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種原因,農業技術教育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視。時至清末民初,孫中山等一批先賢和精英看到日本和美國農業教育的大發展對他們國家的重要貢獻,看到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有效的農業教育體系和先進的農業科技之后,提出在當時的中國要興農會、辦學堂,發展農業教育以振興中華農業乃至中國經濟。他堅決主張用機器代替沿襲幾千年落后的手工耕作,以發掘中國無限之富源;他贊同施用化肥,說化肥比農家肥更為有效;他認為換種可使土壤得到交替休息,生產力便能成倍增加;他還把農業上的害分為兩種:一為植物的害,如薭和野草;一為動物的害,如各種害蟲。對于植物的害,他要求農民用科學的方法去治;對于害蟲,他要求國家培養專家進行詳細研究,想方設法來消除。他提出,只有深加工才有利于農產品的保存和運輸,并強調中國最大的問題便是運輸,因為運輸不便,所以生出許多耗費。經過分析,他提出了解決運輸農產品的四大方法,即:運河、鐵路、公路和挑夫。他認為如能把運輸問題解決好,廣大民眾才有很便宜的飯吃;他又把災害分為兩種,即:水災和旱災。關于水災的治理,他認為筑堤只是治標,只有種樹才是治本。關于旱災的防治,他也認為種樹是治本,而用機器抽水是治標。他還早在1890年致鄭藻如書》中提出創辦農會,以引導農業科技的推廣,在《上李鴻章》書中還提出農務有學,認為人的知識不是天生的,要掌握農業知識,離不開農業教育,并對在中國這樣一個毫無農業教育基礎的國度里如何創辦農業學堂,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總之,孫中山農教思想是兼采眾家而成一統。可以說,孫中山是我國近代農業教育的真正發起人。他的興農及農教思想是在洋務經世派、早期維新派等基礎上的總結和綜合。孫中山比他們都更全面地論述了農業教育和農業科技,對我國近代農業教育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二、清末民初我國農業教育產生的原因
清末民初,我國農業教育思想的產生既有源于當時人們自身思想的革新,也有源于外部的現實需要。是思想與現實相互交織催動的產物。
(一)農業教育產生的思想根由。解決生存危機,革新圖強是促使清末民初時人農業教育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而人們自身思想觀念的變革是內在動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變易觀方面。清末民初很多有識之士都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變易歷史觀,他們都堅持歷史是進化的。開風氣之先的龔自珍主張變革:“自古以來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只有“變則通,通則久”。薛福成強調生今之世卻泥古之法,是“猶居神農之世而茹毛飲血”,就是歷史的倒退。王韜則明確提出:“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斷不拘泥古昔而不為變通。”梁啟超更是強調一切皆變:“凡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晝夜變而成日,寒暑變而成歲,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他堅決反對泥古,說今人“勿為古人之奴隸也”,他還以印度、突厥為例說明泥古不變的禍害。概言之,變易觀可使他們突破“悉遵成法”、“率由舊章”思想的束縛,要求用一種異于傳統的、新的方法來發展農業、振興農業,即借鑒西方、興辦農業教育、注科技入農業。第二,功利觀方面。自古以來,中國一直特別推崇貴義賤利。貴義賤利以言利為恥,以重義為尚,過分強調義而忽視利,極力宣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由此導致對求利活動的過多束縛,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尤其到晚清之后,其束縛作用更加凸顯出來。這種功利觀也極大地壓抑和窒息了當時中國農業的興起和發展。中國是一個“重本抑末”的國家,長期以來一直重視農業的發展,但這是僅就經濟領域內部而言的,一旦超出這一特定經濟領域,發展農業這種“利”與所謂道德上的“義”發生矛盾時,唯一的取向是:舍利取義。否則將被譏為唯利是圖,遭萬人唾棄。在這種功利觀思想禁錮下人們怎敢盡力發展農業?又何敢探尋新方法去振興農業?所以要最大限度地發展農業,最大限度地用新方法去振興農業,必須要突破這種貴義賤利功利觀的束縛,改賤利為貴利,對貴利不應批判而應大膽宣揚。其實這樣一種觀點早在古代就已初現端倪,進入晚清更是破曉大明。當時有識之士大談言利之說,宣稱功利就是動力,是一切行動的出發點,是發展經濟的動因,當然也是發展農業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龔自珍抨擊“恥言富”的論調,他認為“五經大義始終飲食”。善經濟之學的包世臣更是自稱為“好言利”之人,同諱言財利唱反調“留意經濟之學”,認為“言利”是孔孟圣門所重視的大事,大倡興利之說。王韜曾著《興利》一文,專論如何興利。薛福成對于戒談言利的古訓不以為然,他反對賤利,認為中國本來地博物豐,為世界精華所萃之區,但“徒以怵于言利之戒”,致使見“中國之財每歲流入外洋者白金二三十萬兩”也無動于衷,長此以往,“中國將何以為國乎?”有鑒于此,他力倡貴利。
(二)農業教育產生的現實動因。清末民初,我國社會一直處于危機之中,矛盾沖突不斷,尤其是我國的農村社會,危機更加深重。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中國的農業在近展的停滯。中國傳統農業發展的頂峰是在乾隆時期,此后即呈下降態勢,我國近代農作物的單位畝產量相對于鴉片戰爭前夕不升反降,“若以1821—1830間畝產量指數為100,1831—1850年間則為92,1871—1890年間為80,1891—1911年間為78”;與美國等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情況就更糟:“一個農民工作一年的平均產量到了20年代(20世紀)也還只有1400公斤,美國可以比較的數字是20000公斤,高出14倍。”其二,人口急劇增長,而耕地因受到種種限制并未同步發展。在中國全部國土面積中,平原不足10%,山地占了大部分,這使耕地面積的擴展受到極大的限制,而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基數卻極為龐大,1850年,中國人口大約4.15億,而該年世界全部人口據估計約11.7億,比重超過35%。龐大的人口基數對土地造成的壓力的尖銳性成為中國近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1650—1850年間在人口增加的壓力下中國耕地面積擴大了1倍,由6億畝增加到12億畝左右,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積卻由4.8畝減少至2.93畝,中國確已人滿為患、地不足養。這相當于要求中國在同一塊耕地上,以同樣古老的耕作方式,卻要養活成倍于以前的人。農民的生活怎能不艱辛?其生存又怎會不處于極大的危機之中呢?而國以民為本,民以生計為先,處于生存危機的農民隨時都可能揭竿而起。農業發展停滯,再加上人口劇增,耕地未同步擴展,導致生存危機,造成民變。對這樣一個連鎖式問題,要解決它就必須:欲防止民變,先解決生存危機;欲解決生存危機;先發展農業生產。而發展農業生產依賴傳統的方法只會導致停滯,這就要求國人尋找新的方法,尋求新的出路來促進農業的發展。孫中山曾說:“國中戶口甲于五洲,倘不于農務大加整頓,舉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艱,哀鴻遍野,其弊可預決者。"新法如何尋找?西方農業發達之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可效仿的參照,而西方農業之所以發達,“詳考來源受科學之賜為多。”科學對西方農業像神奇的魔法一樣,產生了巨大的生產效益。近代時人要求中國效法西方,也走科學興農,教育興農之路,認為中國農業的出路在科學、在教育,“農業非科學莫由振興,”科學實為挽救中國農業之上策,“欲救垂危之農業,舍圖科學之發達,其道末由。”他們清楚,科學和教育是我們民族最缺乏,但又是最需要的。“一切興作改革,無論工商兵農,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細,非科學無以經緯之故。”中國如“將已耕之地依近世機器及科學方法改良,則同此面積之土地,可使其出產更多,故盡有發達之余地也,他們對中國農業的前途充滿信心,我們中國這一塊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的,如果把那農學講究起來,好好的橋種,莫說是現今四萬萬人吃不盡,就是后來再生上幾萬萬也是吃不盡的。”
三、結語
清末民初,我國農業教育觀念和科技思想在當時社會精英和有識之士的極力倡導下,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認識,農民對農業科技知識開始有了點滴的了解,開始用新眼光注視農業教育和科技帶來的變化,并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自覺不自覺的去效法模仿,農業教育和科技逐步得以實施和運用。從理論上講,他們所宣傳的農業教育是能夠推動中國農業走上近代化之路,促使其走出傳統的畜力鐵器農業狀態。近代農業教育思想集中了眾多精英的思想精華,是當時有識之士的吶喊和深思,它激昂悲壯而又深沉無比。中國近代農業教育思想的重要和偉大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歷史的豐功偉績,而在于它曾給人們心靈所帶來的強烈而持久的震撼;不在于它自身理論如何完美,而在于它曾給予并繼續給予人們啟示和思索。清末民初農業教育思想不僅屬于歷史,也屬于今天和未來。它對更新我國農業教育的指導思想,制定我國農業教育的戰略規劃,探索我國農業教育的發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