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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付曉丹 單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國貿學院

一、引言

促進農民增收和保持經濟增長一直是我國經濟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從現階段來看，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依然存在，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金融危機的后續效應造成經濟復蘇不確定，保證經濟擁有一定速度增長，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必須手段。所以，將這兩個目標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具有其內在合理性。

促進收入和經濟增長其實屬于同一問題的不同側面，在外需陡降、內需疲軟且無法短期拉動的情況下，關注并分析投資對其的作用就格外重要。投資的有效性一直是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中高度關注的命題。自從“人力資本”概念引入正統經濟學后，將投資分為固定資產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成為分析的一種趨勢。大量的經驗分析表明，投資對我國的經濟拉動和居民收入增高具有顯著性。在國外，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包括擴Solow［1］（1956）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以及80年代末以Lucas［2］和Romer［3］為代表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或新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由于資本收益的遞減作用，長期的人均產出會收斂于一個穩定狀態的水平。如果沒有外生的技術進步，經濟將趨于停滯。內生增長理論通過使用更廣義的資本概念，即物質和人力資本以及干中學，克服了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報酬遞減趨勢。自Lucas［2］以來，人力資本積累就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Glomm&Ravikumar［4-6］利用了公共經濟學模型論證了公共教育支出直接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并借此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由此，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效果的分析就大量涌現。在中國，由于強勢政府的存在和歷史上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的長期經濟增長一般被認為是基于政府支出的結果，而政府支出包含政府購買和政府主導的公共投資。特別是在經驗分析上，由于長期把投資歸結為固定資產的投資，導致經濟增長的經驗分析往往得出固定資產導致經濟增長的結論，而對微觀福利——“人均純收入”關注較少。人力資本理論集中解釋了一些在理論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問題，使這一理論在主流經濟學中占據一席之地。周其仁［7］與蕭灼基［8］都豐富了人力資本理論的論述，將這一理論與中國的農村改革緊密結合，通過實地調查和個案分析，深化了對人力資本理論的認識和運用。如果按照收入法來考察GDP，則可知工資收入也是經濟增長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投資尤其是人力資本投資，應該會增加人均收入。但兩種投資究竟對農民增收和經濟增長的效應如何？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機制和特點？尚不得而知。本文從投資的基本事實出發，歸納出若干現象，最終通過計量方法得出兩種投資對農民收入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

綜觀國內外研究，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首先是從理論上詳細探討和證明投資對經濟增長、提高收入的作用，著名的Solow模型以及Ramsey、Dimond模型等均做出了經典的說明，國內較有代表性的如戰明華等［9］就借助了Ramsey-Cass-Koopmans的模型構建了一個中國高投資、低消費經濟模式經濟增長模式的解釋框架。第二是從實踐上深入考察資本量的度量問題，如Chow［10］較早地度量了資本存量，隨后賀菊煌［11］、王小魯和樊綱［12］、張軍和章元［13］都度量了中國的資本存量；陳釗等［14］通過估算形成了1987—2001年各地區完整的教育發展面板數據。第三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進行了大跨度的面板分析，從實證分析上通過計量經濟技術得出較為準確的度量，較近的研究如賀堅［15］專門討論了中國投資、消費比例與經濟發展政策的相關問題；張占東［16］實證分析了金融危機背景下農村需求對河南經濟增長的具體效應；杜麗永［17］借助省際動態面板數據實證了投資在長期中的作用，并認為在不同階段上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差異。

二、中國農村投資的基本特點

圖1顯示了自1980年開始的我國農村集體和個人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從中可以看出，農村的固定資產投資只占了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一個極小的比例。這個比例的變化如圖2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農村集體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占比在90年代初期有一個攀升，后期一直處于較為平穩的狀態，并且始終保持著一個10%以上的投資比重。而個人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到2010年已經降至2.8%左右的水平。有兩個原因導致上述變化：首先是國家不斷加大農村投資，從政策層面上保持了集體單位對農村投資一個較為固定的比例；其次是隨著國家投入的不斷加大，使得個人投資被很大程度擠出。此外，勞動力流出嚴重也是導致農村個人固定資產投資占比急劇下降的原因。這也說明，在分析農村投資對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影響時，不能采用個人固定資產投資額，以免得出負相關的錯誤結論。

由此得到農村投資的第一個特點是：農村投資占全社會投資比例不高，其中農村集體單位固定投資占比一直穩定在10%左右，而農村個人固定資產投資占比一直趨于下降。

農村投資由于其目的性不同而具有很多內容，且農村分布廣泛，加之項目眾多，使得我國的農村投資分析具有特殊的復雜性。根據《2011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顯示，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為36691億，其中建筑工程投資為21192.4億，占比57.76%。同時，我國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占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比重也逐年升高，（表1）。

從表1中可以得到農村投資的第二個特點：農村投資中建筑工程投資占一半以上，水利建設相關投資占基本建設投資穩定在50%以上且持續上升。與此同時，農業基本建設占比非常小，這與人們通常想象的占比很不一樣，主要原因是統計口徑和統計方法上存在不一致。考慮到變量統計上的一致性和占比的代表性，更宜選用與水利建設相關的投資額作為分析數據。

中國農村投資的第三個特點是：農村固定投資更注重公共物品投資，且公共物品投資占據農村投資絕大部分。從表2中可以明顯看出公共物品投資（如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等）成為農村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主力。

對于人力資本投資的度量一般都以農村受教育經費或投向教育領域的各種費用之和進行計量。《2011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專門列出了“農村居民生活消費現金支出及構成”，表3是對其的摘要。在相關年鑒中，專門列出“當年教育經費投資金額”項，相較其他支出表，該項所列金額為當年實際完成教育經費投資額，具有較高的準確度，因此考慮以該數據作為人力資本投資變量的測度。結合陳釗等（2004）和張公信（2010）［18］的研究可以得出中國農村投資在人力資本方面的特點：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占農村投資極少的比例，且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內容主要是技術含量極低、期限較短、簡單重復的技術培訓等。這個特點導致農村的人力資本投資轉化為人力資本可能需要較短的時間，但人力資本可能提高的效率較低，從而影響其今后對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的作用程度。

考慮到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和全社會總投資的關聯性和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特征，可以得到如下的命題：中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但前者與后者的作用機制和傳導特征會有所不同。其中前者對農村社會發展有一個較強的時滯，而后者可能時滯并不長。

三、數據與建模

（一）模型與數據

向量自回歸（VAR）模型是1980年由西蒙斯（Sims）提出的。這種模型采取多方程的形式，用模型中所有內生當期變量對它們的若干滯后值進行回歸，從而估計出全部內生變量的動態關系。它不但具有聯立方程對多個經濟變量相互影響進行分析的優點，而且還平等地對待了所有變量，避免了主觀上的隨機性。其基本模型可以描述為：Yt=m+P1Yt-1+P2Yt-2++PnYt-n+ut其中，Yt為n×1維列向量；m為n×1維常數列向量，ut為n×1維隨機誤差列向量。數據采用1990—2009年中國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income）、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產值（gdp）、農村教育經費投資額（intel_inv）、水電建設和當年發電量完成額（estat_inv）作分析，其中用農村教育經費投資表示人力資本投資，水電建設和當年發電量完成額表示固定資本投資。為了克服可能的異方差，數據均取其自然對數；為了增強可比性，所有數據均采用可比價格，其中1990價格=100。所有數據均來自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本文計量分析采用Eviews5.1軟件進行。

（二）建模與分析

為了避免可能的偽回歸問題，對所有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變量在取自然對數后為二階平穩，即所有變量均是I（2）的。由于非平穩序列之間也可能存在平穩關系，需要對非平穩序列進行Johansen檢驗，檢驗結果表明，不存在協整關系（見表4），可以進行VAR建模。似然比檢驗統計量表明在5%的水平的上不存在協整關系。圖3為模型的穩定性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模型本身是穩定的。根據相關準則判斷，最優滯后階數為2，所以建立的模型見表5。本文主要關注的是第二列和第三列的兩個方程，重要的系數已經用加粗予以表示。盡管是二階差分后的變量，在經濟含義上并不那么明顯。但系數本身的大小仍能說明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首先，固定資產投資對數波動的變化存在較強的滯后效應，即第二期的系數大于第一期的系數；其次，人力資本投資對數波動的變化存在較弱的滯后效應，即第二期的系數小于第一期的系數；第三，從波動的兩期幅度來看，人力資本投資波動的變化對地區生產總值和農村人均收入的波動變化都具有更大的總效應。具體而言，假設存在1個單位的沖擊，則固定資產投資波動的變化對其他兩者的效應分別是0.3961和0.1651，類似的，人力資本投資波動的變化對其他兩者的效應分別是1.1792和0.8184。這說明人力資本投資投資波動的變化對地區生產總值波動的變化和農村人均收入波動的變化具有更大的效應。

（三）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進一步說明表格方程中所表示出的經濟含義和實際效果，可以利用軟件生成其脈沖響應的圖示（圖4）進行考察。脈沖圖反映，D2lngdp和D2lnincome對D2lnest_inv和D2lnintel_inv產生沖擊的反應，從脈沖圖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結論：

（1）沖擊最終都將收斂，但在收斂過程中固定資產投資帶來的其他兩個因變量波動明顯大于人力資本投資所帶來的因變量波動，這符合中國投資基本事實：固定資產投資速度呈現高位增長的同時國內生產總值的波動與其波動高度相關；而相比之下，人力資本投資則較為穩定。

（2）固定資產投資呈現出較人力資本投資稍長的滯后效應。傳統觀點認為固定資產投資是“立竿見影”的，而人力資本投資轉化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但本文所選取的農村人均支出涵蓋的內容基本上還是九年義務教育和職業方面的培訓，所產生出的人力資本也絕大多數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這與城鎮中的人力資本投資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并不相同。

四、結論

本文立足1990—2010的時間長度實證了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對地區生產總值和農民人均收入的作用，本文證實了投資對于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提高的積極作用，拒絕了理論上投資加大與經濟增長中出現的“負相關關系”。研究發現：

（1）人力資本投資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具有顯著影響，且這種影響大于固定資產投資。從得出的模型可以看出，假設存在1個單位的沖擊，則固定資產投資波動的變化對其他兩者的效應分別是0.3961和0.1651，類似的，人力資本投資波動的變化對其他兩者的效應分別是1.1792和0.8184。

（2）固定資產投資只是在滯后2期才對前兩者有顯著影響，而這種影響的系數還很小，但是人力資本投資則在每期都有顯著影響。這充分說明我國人力資本投資極具價值。同時，也說明我國人力資本投資無論是在結構還是內容上還存在不科學的地方，過多的低效率、低科技含量的人力資本投資雖然見效較快，但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使得人力資本積累只能從干中學中得到，喪失了技術趕超、降低學習曲線的機會。

（3）人力資本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對前兩者的影響均出現正負交替的影響，且后者對地區生產總值和農村人均收入的影響波動更為劇烈。這從一定程度說明我國的投資比較紊亂，投資方向和投資結構都還存在不合理，可能這與我國長期以來投資由政府主導而非充分市場化所致。但脈沖響應還是顯示出人力資本投資的波動區間明顯窄于固定資產投資波動區間，這說明人力資本投資本身具有長期的內在穩定性，不易受市場的大幅波動。

本文結論具有一定的政策含義：

首先，固定資產投資較人力資本投資具有更強的波動效應，在進行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時需要考慮其對經濟一個較長時期的劇烈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固然可以大力帶動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但這種投資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如資本價格上升、通脹預期上升等。這不利于今后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人力資本投資則避免了上述缺陷，從長期來看它有助于提高生產率和知識技能的生產。

其次，需要大力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并且不斷優化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內容和結構。經典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投資具有較長的滯后性，這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內容與結構有密切關系。在國外，往往一項教育項目或科研項目培訓等，持續較長時間，且屬于連續不斷投入，而我國則往往出現短期的就業培訓等，這雖然也構成了人力資本投資的內容，但隱含著投資的低效率。因此農村的人力資本投資應該著眼長期化、規范化的投入和建設，改變以往簡單、初級和重復的培養模式，例如增加農業科技普及、實行長期定點教育宣傳、設立技能培訓學校等，從而確保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穩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