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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之間的貨物交換有著悠久的歷史，一些考古發現表明這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時期。宋朝開始的國家經濟中心南移，使由南海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日益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航線和航行距離也不斷增加。在非洲的桑給巴爾島和津巴布韋已經出土了11世紀的宋朝古錢幣，這些錢幣有的是元朝時期的中東貿易商沿著絲綢之路來到非洲遺留下來的；正在肯尼亞沿海地區進行的考古挖掘，也旨在尋找13世紀中國船員旅行時留下的工藝品。明朝時期，中國的本土文化復興帶來了海事創新，以強盛的國力和相對開放的國際政策為支持，“中非歷史上關系最重要的時期”隨之而來，代表性的事件為鄭和下西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鄭和船隊最遠到達了東非沿海地區，并使用瓷器、絲綢以及中國其他的工藝品交換非洲的產品和其特有的動植物品種，將中非貿易關系推向了一個高潮。最后一次這樣的遠海航海活動，發生在1433年大撤退時期；之后更遠距離的航海活動既與第三方的海事創新有關，也與歐洲對非洲的殖民侵略有關。

清朝時期，日本和歐洲航海技術的提高引發了對國際海事權利的爭奪，中國在競爭中落敗，被迫退出了遠洋航線。與此同時，非洲淪為歐洲殖民地，使得與中國的直接貿易渠道進一步被切斷。中國國內頻繁發生的農民起義和外來侵略戰爭，包括19世紀初的兩次鴉片戰爭，也使得中國方面無暇維系雙方貿易往來。非洲國家處于殖民統治下的經濟狀態，與獨立主導經濟發展的中國顯著不同，缺乏直接經濟交往的雙方因此好像處在兩個“平行世界”。在這一時期，非洲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主要通過兩種間接渠道進行。一是非洲殖民地宗主國對中國勞動力的使用，二是非洲國家獨立戰爭中來自中國的物資支持。據估計，在二十世紀的頭20年，在南非礦場里做工的中國勞動力就有7萬到10萬人，中國工人的血汗也曾揮灑在毛里求斯、馬達加斯加島和留尼旺的種植園。如今，在非洲許多國家中都還生活著這些工人們的后裔，最新的估計顯示，包括服務行業在內（如醫生、理發師和零售商等），目前非洲擁有一百多萬華裔勞動力。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與非洲國家由于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相同目標而形成了密切的政治同盟，這種政治合作也對雙邊經貿關系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一方面，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上，包括中國在內的29個發展中國家在確立反對殖民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政治宣言的同時，也提出了經濟上共同發展的理念。這次會議在理念上將亞非之間的合作推向了頂峰，由此開始形成“南南合作”的雛形，不過由于當時的非洲國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亞和利比亞處于獨立狀態，因此非洲只有這兩個國家參加了會議。另一方面，在1971中國重返聯合國的過程中，非洲國家的贊成票在其中起了關鍵性作用；中國也在國際發言中明確表態支持非洲的獨立運動。70年代，中國先后與24個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是建國以來與非洲建交數量最多的10年，中非之間的政治互信為雙方貿易的長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目前，中國已與53個非洲國家中的49個建立了外交關系，僅有布基納法索、岡比亞、圣多美與普林希比以及斯威士蘭等四國仍與臺灣保持聯系。在50年代到70年代年，中非經濟關系的主要特征是中國“支援非洲”。1963年底總理出訪包括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現為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馬里、蘇丹、以及埃塞俄比亞在內的十個非洲獨立國家，在這次訪問中，總理提出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這成為日后中國處理與非洲國家經濟關系的指導方針。這次訪問中承諾援建的贊比亞到坦贊尼亞鐵路也于1970年正式動工，使得深居內陸的贊比亞能夠將其銅礦資源直接運輸出口。該鐵路至今仍是中非合作的重要象征。

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后，中國的貿易目標也為適應推進國內工業化和產業升級的需要而進行了重新定位，與鄰國和技術先進國家之間的貿易被提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與此同時，盡管中國和非洲的官方往來仍舊繼續，但非洲大多數國家仍處在經濟和社會局勢動蕩的環境中，其主要的貿易對象也仍是歐洲。在這種情況下，由于雙邊貿易對雙方的經濟發展缺乏直接的促進作用，因此從經濟角度看兩國處在相互獨立的狀態。直到199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終于結束了持續20年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的局面，不同類型的經濟體都開始踏上以更大的宏觀經濟穩定性為特征的新增長路徑。1994年南非終結種族制度，從而進一步促進了這一地區內最大經濟體與當地其他國家之間的融合，推動了區域振興。非洲經濟轉型帶來的需求使中非貿易合作在促進非洲發展中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重要位置。目前，該地區大部分國家GDP保持著4%以上的增長速度，這些國家的人口與GDP分別占該地區的70%和80%。從1996年到2008年，17個國家憑借人均收入年均增長3.2%的速度被評為為區域內經濟發展的“示范國”，分別是博茨瓦納、布基納法索、佛得角、埃塞俄比亞、加納、萊索托、馬里、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納米比亞、盧旺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國、塞舌爾、南非、坦桑尼亞、贊比亞。與此同時，中國也在90年代開始增強與非洲的經貿聯系。20世紀90年代前期，中國轉變為一個能源凈輸入國，并已在尋求加入世貿組織，與1995年非洲國家經濟轉型的時點相契合；中國政府也改革了援非政策，以“援助非洲、相互合作、共同貿易相結合”為指導原則。1996年，主席訪問非洲被認為是中非關系從地緣政治關系轉化為更廣泛的經濟合作關系的轉折點。

在這一時期里，非洲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中國向非洲投資方面的金融創新、中國的政策變革以及雙邊貿易機會的增加都為推動中非之間的經貿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Brautigam（2009）發現并提出，中國對非洲基礎設施的開發還會產生乘數效應，帶動了第三方投資者和援助者對該領域的投資。援助、貿易和投資成為推動這一時期中非經濟關系的三駕馬車，其中貿易仍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中國提供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醫療和教育領域。對非洲國家的援助總額從2007年的14億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1億美元。與此同時，對非直接投資總額也從2003年的6850萬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11億美元（世界銀行，2010）。其間在2008年出現了56.4億美元的高值，主要來自中國工商銀行對南非標準銀行20%的股權收購。與之相比，非洲對中國的投資則規模較小。在貿易方面，中非貿易額自1990年起已增加一百多倍。WTO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從非洲進口商品的價值達到463億美元，出口433億美元。中國于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FOCAC）,使包括經濟領域的中非對話機制制度化、常態化。論壇的宗旨致力于“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中非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共同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和實現共同發展”。根據約定，中非首腦論壇每三年舉行一次，同時定期召開部長級會議，以及特定領域的主題論壇，例如就環保問題進行的主題磋商。中國和與之建交的49個非洲伙伴國都參與了這些活動。在這個我們稱之為“全面發展”的時期，中國政府開始每年有關中非政治和經濟合作關系的白皮書。2011年《中國與非洲的經貿合作》白皮書概述了近期貿易投資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在多處表達了雙邊貿易構成應當從單純的自然資源貿易向新貿易方式轉型的思想。但書中并沒有明確提出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步驟，或新貿易究竟應當在貿易中達到多高的水平。2011年發表的《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詳細闡述了中國對外援助的類型和渠道。書中顯示，中國對外援助總額的45.7%投向了非洲；在占總額40%的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中，大部分位于非洲地區。不過，書中并沒有提及接受援助的具體非洲國別信息，也沒有對這些援助效果的評估。除了直接的經濟往來所產生的推動作用，一些文獻認為，中國對非洲發展的貢獻還體現在其改革的經驗可以被非洲國家汲取。Zafar(2010)列舉了“中國奇跡”可以為非洲所學習的一些方面，包括農村改革、港口管理、外匯管理、利用海外華裔族群吸引投資、食品管理政策、以及緩和國內沖突的方式。引入這些中國經驗還需要結合非洲國家的具體國情進行改造。例如，非洲獨特的經濟地理情況使得對沖突的管理變得更加復雜，小國林立、殖民地的存在以及對資源的爭奪，都可能加劇地區沖突的產生。港口管理的經驗也只能被沿海國家所借鑒。此外，中國在一些具體事務上的改革經驗對非洲國家也具有參考價值。例如在國內基礎設施建設中所采用的成本回收融資方案，以及環境管理的具體措施。中國農村生產率提高對于緩解貧困水平的迅速作用也。

制約貿易發展的因素有很多，通常的例如貿易保護，基礎設施瓶頸，以及衛生檢疫壁壘。本文中我們主要關注影響中非貿易長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包括貿易構成，以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從長期來看，這意味著市場容量的擴張）與經濟地理之間的聯系。

（一）當前的中非貿易仍舊是赫克歇爾-俄林模式

由赫克歇爾和俄林發展的貿易理論（赫俄理論），強調要素稟賦在國際貿易模式中的關鍵地位，根據這一理論，一國分工生產并出口產品應密集使用該國充裕要素的商品。赫俄理論是對20世紀初國際間貿易模式的典型概括，但現階段中非之間的貿易仍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這一理論框架。表1將中國與非洲以及中國與世界的貿易狀況按照商品分類進行了對比，從表中可以看出，非洲對中國的出口中85%都是燃料和礦產資源產品，而中國對非洲的出口中95%是工業制成品。至少從表面上看，這與赫俄理論的預測大體一致。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燃料和礦物的比例要高于它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別是85.45%和26.86%）；而與制成品進口的平均水平64.06相比，來自非洲的比重6.02%顯著偏低。在資源貿易中，目前中國對非洲國家的石油依賴相比過去更加明顯。10年前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石油僅0.77億美元，占中國石油進口的5%，如今從非洲進口的石油價值達到400億美元，占到全部石油進口的30%。對于非洲國家，其出口到中國的石油占到其石油出口問題的60%，非洲國家相對于中國的總體貿易順差中，有一半來自石油出口國安哥拉(IMF,2011).當然，中國并不是唯一一個主要從非洲進口能源和礦產品的國家，2008年美國從非洲的進口中，僅原油一項就占到其中63%（渣打銀行，2011）。相似的，中國從其他一些國家或地區的進口也以能源為主，例如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和中東。然而，由于非洲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地區，這樣的貿易模式可能引起有損非洲工業化進程的擔憂。2007年南非總統祖瑪稱，“如果非洲繼續與中國進行以資源產品交換制成品的貿易模式，非洲將難有發展之日”。非洲自身的貿易和發展可能面臨的挑戰，從經濟地理的視角來看也是與其他地區不同的，這一點我們將在下節論述。正如我們將要討論的，適當糾正中非貿易中由資源導向帶來的偏差，加強與非洲沿海資源貧乏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從長期來看更有助于中國投資者在非洲市場利益的實現。

（二）中國與非洲沿海資源貧乏國之間的貿易相對不足

Krugman(1991)提出了產業發展的內生空間分布理論，從而開創了“新經濟地理”的新領域。以兩國都存在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的情況為例，他的模型表明，受到運輸成本、規模經濟程度以及工業在本國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影響，兩國間的產業分布會發生跨時空演變，最終在一個國家形成工業化的“中心”，而另一個國家被迫成為農業化的“外圍”。作為經濟地理學的基本原理，這一理論也為不同國家間經濟發展的實證所證明。具體地，從經濟地理的角度，可以區分三類不同的國家———資源豐富國，沿海資源貧乏國，以及內陸資源貧乏國，其經濟發展的模式不盡相同。從廣義的工業化角度來看，在拉丁美洲和亞洲，近幾十年中帶動區域工業化進程的往往是那些沿海資源貧乏國(發展報告,2008)；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同一時間，那些資源豐富國盡管也取得了經濟增長，但在諸如尋租、荷蘭病以及資源衰竭等因素的制約下，增長的可持續性往往難以維持。因此，從實現雙方長期利益的角度出發，與非洲沿海資源貧乏國的貿易應當被得到重視。然而在現階段的中非經濟關系中，中非貿易模式作為更廣義經濟關系的近似衡量———總體而言與資源豐富國更為密切，如表2所示，對于所有類別，中國作為出口目的地的重要性都日益增加，然而，觀察類別平均可以發現，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在資源豐富類國家中最高。蘇丹是對中國貿易最為依賴的國家，2009年對華出口依存度達58%。剛果（金），毛里塔尼亞，安哥拉，剛果共和國和贊比亞的依存度也都超過20%。與之相反，在其他類別，大多數國家的對華出口依存度甚至遠低于10%。

與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沿海資源貧乏國相比，處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這一類型經濟體在自身發展中面臨更大的實際困難，因為其國內市場更小，城市化程度更低，人口分布更加分散，外部市場與市場之間的距離也更遠。世界銀行使用“3D”來概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經濟地理特征，即距離遠(distance)、密度低（density）以及（種族和宗教）多樣性程度高（di-versity）。此外，與世界其他發展中地區相比，這一地區的人口分布反而更加偏向于資源豐富國和內陸國。盡管如此，由于這類國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優勢，并且國內的產業結構沒有發生向資源部門的傾斜，因此仍具備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在能力。這樣的發展潛力已經受到一些文獻的關注。發展報告（2008）將非洲的經濟地理類型與其面臨的貿易挑戰結合起來，指出：“地處非洲沿海的國家可以將商品直接輸往外部市場。相反，內陸國若要順利融入世界市場，必須仰仗他們鄰國的幫助。還有一類國家，它們可能沿海也可能不沿海，但是它們生產的產品十分重要，因此能夠跨越地理和其他障礙出口”。Venables因此指出,非洲發展目前最需要的是“使沿海資源貧乏國能夠沖破由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中集聚效應缺失而造成的市場進入門檻”。

因此，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投資者如果想要實現在非洲更長期的動態發展機會，從經濟地理的角度來看，應著力開發非洲沿海資源貧乏國的經濟潛力。由于沿海資源貧乏類國家主要分布在非洲東海岸，因此未來中非之間的貿易有可能呈現一些與鄭和時代相似的特征。然而目前，這些國家中與其經濟地理類別相對應的發展模式還沒有自然成長起來。

為了適應這樣的發展趨勢，在政策方面，支持與沿海資源貧乏國的貿易政策也亟待出臺。現行的對非貿易政策仍受到一個世紀以前產生的基于要素稟賦的赫俄理論的指引。作為一種對這些政策的積極回應，資源豐富國也更傾向于在WTO規定的日期前承認中國的市場地位，更傾向于接受中國設立的經貿合作區。并且，由于在資源豐富類中歸屬“最不發達國家”的國家最多，相對于沿海資源貧乏國和沒有港口的內陸國家來說，這類國家也更容易從中國對于最不發達國家的貿易優惠中獲得利益。（本文作者：江詩倫(澳大利亞籍）單位：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