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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城市正經歷著快速發展，城市街道更新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而西部地區的民族產業街發展則相對滯后，隨著旅游產業由沿海地區向西部邁進，于是西部地區的民族文化產業街風貌急需換新，貼合時代審美。文章對民族產業街的“舊”與“新”進行分析，找出“舊”的民族文化語意—民族產業街形態、民族產業街裝飾、民族產業街色彩，在此基礎上挖掘民族文化內涵，提取文化背后的精神實質；在“新”的方面，剖析文脈語境和場所精神，將文脈語境分為建筑文化、歷史文化、飲食文化、民俗文化、商業文化五大類，逐一展開，凝練出文脈精華，場所精神根據凱文·林奇的意象五要素對應成產業街的五個空間——底界面、側界面、廣場、景觀、構筑物。在“舊”與“新”之間建立聯系，推陳出新，生成民族特有的街道文化，復新地域特色、復新民族文化產業街。

關鍵詞：民族文化；產業街；復新；察哈爾

1研究背景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有的文化特色，找準民族歷史文化，挖掘文脈潛在的語意，將民族歷史與現代商業相結合，是提升民族文化產業街的有效途徑。于是，在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時代背景下，弘揚蒙古族民族文化、發展察哈爾民族產業街亟待進行。察哈爾右翼后旗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和良好的民族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為踐行自治區“8337”發展思路，著重落實四大新興產業、推動民族文化與旅游產業深度融合”戰略，充分發揮察哈爾文化優勢，提升地區文化軟實力。察哈爾民族文化產業街承載著市民和游客的日常步行、活動、休憩、社會交往等多種戶外活動訴求。察哈爾文化產業街位于我國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后旗，目前產業街現有營業門店24家，分布街道兩側，總營業面積4000㎡。共吸納包括察哈爾民族服飾、“自治區非遺項目”蒙古毛繡、“罕宮”奶食等民族文化生產經營企業和商戶30多家，形成了民族特色商品展示銷售的產業集聚地（圖1）。察哈爾民族文化產業街是展示蒙古族察哈爾地域文化的標志性場所，承載著發揚蒙古族歷史文化的重任，肩負著宣傳自治區非遺項目的任務。因此，需要從地域文脈中尋找構成要素、表現方法和應用范式，用最新穎的藝術形式來表達產業街的風貌，展示蒙古族的文化魅力和地方特色產品，讓更多的人了解蒙古族的非遺文化產業和產業街的歷史文脈，吸引周邊城市乃至全國的游客前來觀賞。

2產業街的“舊”與“新”

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與歷史文脈傳承下來的社會空間密不可分，文脈是時間層面，空間是場所層面。將文脈嫁接到空間，相當于時間與空間凝結，這是一個融匯古今的有機整體，是不同時期的人們跟隨歷史的發展不斷創造、經過時間的沉淀而發展成的既穩定又不斷升華的文化成果，具有延續性和創新性。地域民族特色充分展現了當地獨有的歷史境況和發展歷程，并且統領著人們的精神和行為，能夠使人們形成共有的民族認同感和自豪感，將“舊”融合成“新”，將文脈融進場所，從而凝結在一起形成一種時代性的地域空間（圖2）。

2.1“舊”——傳統地域性民族美

民族文化的“舊”，不是陳舊，而是代表一種民族傳統，文脈的語意，是蒙古族長期的游牧生活形成的文化寓意、傳統風俗、生活習慣。“舊”相對于“新”有著民族獨有的風格特點，不再是現代社會千篇一律的現代風，體現著該民族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是一種文化底蘊和文化自信。正如維也納城市規劃師卡米諾·西特（CamilloSitte）所指的那樣——遵循藝術原則來設計城市，向過去的歷史城鎮學習[1]。2.1.1民族產業街形態。產業街的建筑形態表現為建筑立面微形態的變化，具體表現為浮雕與凹陷的裝飾，以及穹頂的造型。在立面浮雕手法上，受臨近晉陜地區皆盛產磚雕的影響，在建筑裝飾中大量采用磚雕，其形式花樣翻新，制作精良，紋樣題材多樣，藝術風格繁縟。整個建筑立面呈現為“西化”的裝飾，而非挖掘民族文化的精髓，反映出匠師對于建筑設計的理解不足[2]，只是進行元素的拼湊組合，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于察哈爾文化產業街建筑中。修正已有的建造形式和拼湊的元素，進入深層次的觀察，其背后蘊藏著豐富的地域文化要素，不僅體現在浮雕造型上。2.1.2民族產業街裝飾。產業街的建筑的裝飾是以美化建筑外部空間為目的，在滿足建筑實用功能的基礎上賦予建筑外立面精神功能。這種建筑裝飾圖案體系，是蒙古族現代建筑的典型特征與識別元素，具有強烈的蒙古族民族特性。蒙古族的圖案題材有植物紋、動物紋、幾何紋等，應用在建筑和環境中的主要為幾何紋抽象圖案，建筑中的圖案具有強烈的民族文化內涵與裝飾美感，圖案結合建筑形態、構造、材料、色彩，形成獨有的民族趣味，也是地域性建筑和空間的識別因素。常見的裝飾紋樣有回紋、綺文、哈木爾紋、萬字紋、盤腸紋、角隅紋，還有一些組合型圖案（表1）。精美的圖案搭配當地特有的材質，更能直觀地顯示民族氣質。2.1.3民族產業街色彩。蒙古族善于在不同的圖案造型上運用絢麗的色彩，通常運用色彩將精美的圖案、靈動的建筑結構、樸素的材質，融合成獨具風格的民族建筑。蒙古族建筑色彩通常以紅、黃、藍、白、綠為主，統稱為“吉祥五色”。在建筑中使用紅色，象征著成功、喜慶、隆重。蒙古族將黃色視為“黃金寶貝”的顏色，漢王宮就使用的是黃色宮帳。藍色是蒙古族最崇尚的顏色，建筑上多用藍色琉璃磚瓦。蒙古族將白色視為最純潔、最正義、最真誠的代表。綠色則代表著大自然，在茫茫的草原上與自然共舞，藍天、白云、草原形成迷人的景色，所以在宮殿建筑中常用綠色琉璃瓦裝飾。以上五種吉祥顏色，不僅在建筑中使用，也常用在紀念性的雕塑和牌坊中，構成人與建筑所處的空間文脈關系。

2.2“新”——復新的時代美

復新不僅僅是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更強調的是文脈價值的活態傳承，使其更加適應時代步伐的需求。同樣，復新也不意味著“更新”，它要以民族根基文化為藍本。2.2.1空間文脈的復新。文脈是一個城市的脈絡文化的延續，承載著該地區世代歷史的記憶和榮耀，蒙古族的民族文化是長久以來融合而成的游牧民族文化，察哈爾民族文化產業街，更是擔任著發揚蒙古族歷史文化脈絡的重任。本文將歷史文脈分為建筑文化、飲食文化、歷史文化、民俗文化、商業文化五大類（表2）。建筑文化中具有傳統建筑，運用民族傳統獨特的建筑元素，有地域特色，建筑文化越豐富，人們對產業街的感知價值越大。察哈爾文化產業街建筑有民族風格，但是缺少歷史遺存感，沒有體現文脈價值。歷史文化包括悠久的歷史和世代傳承的人文事件，是文化產業街發展的靈魂，越是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越能體現人們對產業街的感知價值，察哈爾文化產業街中沒有體現出歷史文化特征。飲食文化也是產業街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品嘗到地方特色的傳統小吃和體驗小吃的制作過程、售賣方式，是人們逛街的樂趣之一，也能通過飲食來緩解購物中的疲勞。民俗文化反映當地的民風民俗，能夠體現地域特色的生活習慣、觀念、行為方式。民俗文化包括產業街上售賣的服飾和飾品、民俗節日活動、民間技藝展示，精彩紛呈的民俗文化展示是吸引游客的一項法寶，也是弘揚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徑。商業文化體現在優良的商業精神和商業氛圍，活力旺盛的產業街能夠形成品牌價值，豐富的商業氛圍和良好的口碑能夠讓消費者產生再次惠顧的意愿。察哈爾文化產業街需要與消費者搭建良好的商業信譽契約，讓人們“買的放心，逛的的開心”。建立商業文化也能夠延續文脈價值，復新傳統民族文化。2.2.2場所精神的復新。場所精神是相對于人而言的，傳達著人與環境之間的感知途徑。場所分為自然場所與人為場所，自然場所主要是自然本身的力量，例如，烏蘭哈達火山擁抱著草原，以藍天為頂形成的空間力量，是一種自發的自然景觀。而人為場所更多的是人為因素形成的基本形態。人為場所的邊界感較強，有一種被包的感覺。本文為民族文化產業街的復新，側重于討論人為場所。任何一個城市都存在一個公眾意向，當然，街道也有自己的市民意向，麻省理工學院建筑學院的凱文·林奇（KevinLynch）提出了城市意象的五個要素—道路、邊界、區域、節點和標志物[3]。對應到街道場所中，設定為—底界面、側界面、廣場、景觀、構筑物（表3）。道路為兩邊建筑圍合而成的底界面，通常為人群的動線路徑，也是街道中人們接觸最多的一種界面，包括地面鋪裝、坡道、臺階等。道路的首要功能是滿足行人的安全、舒適、可達性。其次能上升為游客心理上的感官印象，一個尺度、形式、材質都與環境協調的鋪裝，能使人駐足欣賞，因此道路的鋪裝能營造空間序列、節奏感。察哈爾文化產業街的道路鋪裝為石磚鋪設，街道鋪裝的功能沒有區分，鋪裝缺乏民族文化元素，在空間節奏上沒有體現停滯與運動屬性。側界面對于街道特色起著主導作用，是民族文化展示的視覺重點。蘆原義信提出的第一次輪廓線與第二次輪廓線，劃分了側界面的基本形態，第一次輪廓線為建筑物本來的造型形態，第二次輪廓線為建筑外墻的凸出物和臨時附加物所構成的形態[4]。于是反映在察哈爾文化產業街中即為建筑的藝術形態與門牌店招裝飾物的樣式，原有的街道立面單一缺乏造型變化，建筑裝飾物形式統一但缺少樣式區分，識別性較弱。街道中的廣場，即街道的陰角空間，是建筑物退后形成的包圍場所，能夠提供行人休息、停留、觀賞，變化的空間序列增加了街道魅力。街道中的寬高比（D/H值）也是空間尺度的重要指標。D/H<1時，街道狹窄，形成壓迫感；D/H=1時，街道空間尺度宜人，場所氛圍良好；D/H>2時，封閉感漸漸減弱，容易形成空曠感，兩邊店鋪的穿行尺度體驗較弱。察哈爾文化產業街呈直線型，缺乏街道廣場，街道寬高比>2，空間空曠失落，需要調整尺度。街道景觀是配合建筑的空間環境而形成的綠化景觀帶，景觀的存在有利于街道生態平衡和改善小氣候。同時可以柔化硬質空間的邊緣，形成軟性的綠色空間，軟質與硬質對比，富有變化之美。察哈爾文化產業街缺乏景觀綠化，在色彩和材質上都缺乏平衡，街道顯得單調。構筑物為街道場所中的精神堡壘，如雕塑、塔樓等，起著提升街道文化，樹立中心節點的作用。在面對復新中必然遇到的“新與舊”可以參照布蘭迪提出的三項實踐原則：①任何整合的可識別性；②材料作為形象的不可替換性；③修復干預的可持續性[5]。識別出文化產業街的歷史文脈，以場所精神為原型，綜合保護和更新的雙重視角來復新和重構各空間布局。遵循一定的藝術法則來設計改造產業街，復新不能僅僅停留在材料和裝飾上，更要注重對文脈文化的理解和場所精神的把控。文化產業街的復新還要考慮到社會維度，根據寬高比的D/H值，設計出符合人行為的尺度空間。把控各個節點空間的品質，形成高質量的公共街道空間，避免形成無人抵達的“失落空間”，活化商業氣氛。在這些基礎上，提升街道空間的場所感，從而構建成符合民族特性的街道框架。

3結論

察哈爾文化產業街對民族文化的提煉和表現可以繼續深挖，產業街內基于地域文化的創新創意與業態本身需要進一步融合，一些現代符號和標識與產業街的風格搭配欠妥，在視覺上需要提升；采用“現代的形式，民族的內容”甚至是國外的樣式，民族的圖案。這種簡單的拼合手法還是當地的主流。對文化產業街復新的討論大多停留在物質性領域，卻忽略了更大程度上場所與文脈的修復；以民族文化脈絡為規劃設計的出發點，傳承歷史文脈，并且結合新的科技，將觀光與購物結合，塑造獨具特色的產業街文化景觀。這些因素彼此融合，共同構成了文化產業街吸引力的有力保證，還在于為當地和旅游的人群提供了一個沉浸式民族文化的交往場所，只有在這樣的空間氛圍中，面對面溝通產品、文化，才有地域文化感、參與感，最終促進產業街經濟發展，提升民眾幸福度。

作者:謝小飛 薛文峰 單位:內蒙古農業大學 材料科學與藝術設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