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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構建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要考慮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大的背景，同時也要準確把握農民工的自身及群體結構特點。當前，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立足新發展格局，構建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不僅要聚焦于制度環境、社會文化、勞工權益等傳統勞動關系的分析框架，而且也要著重針對農民工群體的特殊性，新經濟快速發展等對農民工勞動關系產生的新特點進行分析，梳理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研究提出構建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的思路與建議。

一、新時期農民工勞動關系呈現的特點

一是規模程度決定了農民工仍是我國勞工方的主體。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億人，其中外出就業農民工1.7億人。從時間序列上看，農民工增量在2010年達到峰值后開始下降，增速逐步放緩，特別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020年為負增長，減少了517萬人。從年齡結構來看，2020年，農民工平均年齡為41.7歲，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48.2%，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7.3%，青壯年農民工是主力。二是加強基本權益保障始終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重點。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明確提出要依法保障職工基本權益。農民工與城鎮職工收入分配不均衡，農民工拖欠工資、工作超時、同工不同酬等狀況時有發生，損害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三是就業方式變化使得農民工勞動關系更具靈活性。在新經濟、新業態的推動下，農民工就業的邊界和范圍不斷延伸，導致勞動關系更具靈活性，主要表現在簽訂勞動合同更加靈活，通過互聯網平臺注冊，審核通過即可；勞動方式更加靈活，包括生產資料提供方式和勞動提供方式兩個方面；勞動合同的解除和終止更加靈活，這對于現行法律法規要盡快適應農民工勞動關系的變化。

二、農民工勞動關系的事實描述

農民工勞動關系中最為重要的是基本權益保障的問題，農民工作為進城務工群體，這一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民工的收入分配、工作時長、簽訂勞動合同率、接受技能培訓、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以及維權情況等方面。一是收入分配仍不均衡。2021年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為4432元，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平均工資為8903元，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平均工資為5240元，農民工平均收入低于全國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作水平。不僅如此，農民工工資收入增長速度2015年后開始下降，且低于城鎮就業人員工資平均增長速度，收入差距會進一步拉大。二是拖欠工資情況有所緩解。2013年以來隨著國家治理農民工拖欠工資的各項制度不斷出臺，農民工拖欠工資的數量逐步下降。2016年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人數為236.9萬人，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重為0.84%，比2013年下降0.16個百分點。人社部公開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查處各類勞動保障違法案件10.6萬件，其中查處工資類違法案件6.3萬件，共為85.3萬名勞動者追發工資等待遇79.9億元。三是簽訂勞動合同比率相比全國仍然較低。近年來，全國勞動合同簽訂比率大幅上升，2015年以來全國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2012年農民簽訂勞動合同的比率為41.3%，2016年下降到35.1%，2016年以后《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不再統計這項內容。雖然各地加大推進勞動合同制度，但農民工簽訂合同比率相比全國整體情況來講差距仍然較大。四是居住狀況不斷改善。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不斷提高，從2016年的人均面積19.4平方米，增加到2021年的21.7平方米；居住設施不斷改善，2021年進城農民工住戶中擁有的洗澡設施、洗衣機、電冰箱分別占86.5%、70.8%、68.9%。五是隨遷兒童教育保障逐步加強。3—5歲隨遷兒童的入園率，從2016年的82.7%提高到2021年的88.2%。2021年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兒童在校率為99.6%，其中84.4%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88.2%的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在公辦學校就讀，農民工集中反映的“費用高、本地升學難”問題得到有效緩解。六是依靠政府和法律的維權意識逐步增強。根據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當權益受損時，農民工選擇解決途徑依次是：與對方協商解決占36.3%，比2016年下降0.5個百分點；向政府相關部門反映占32.7%，比2016年提高2.6個百分點；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占28.3%，比2016年提高1.1個百分點。

三、農民工勞動關系當前存在的問題

農民工勞動關系逐漸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并作出工作部署，頒布了新《勞動合同法》，加大對農民工欠薪治理、保障勞動報酬等基本權益，健全勞動關系的協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積極營造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良好環境，對構建和諧的農民工勞動關系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但是隨著農民工總量與結構的改變，以及就業行業和就業方式的變化，農民工利益訴求越來越多元化，農民工勞動關系存在的舊癥結與新問題交織，構建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的任務仍然艱巨繁重。

（一）勞務派遣中農民工基本權益保障問題依然嚴重

當前，我國勞務派遣工數量已超過4000萬人，其中大多數為農民工群體。雖然我國勞務派遣法律法規不斷在優化，新《勞動合同法》也對勞務派遣形式的用工做出了具體的規定，但是農民工在勞務派遣中的基本權益保障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依然嚴重，雖然新《勞動合同法》有了明確規定，而對于同工同酬并沒有做出具體的實施細則，導致其認定和操作都存在困難，特別是對于“同工”的問題，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二是五險一金繳付的問題，雖然新《勞動合同法》有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也基本迫于法律壓力勞務派遣農民工購買了保險，但是社保與工資不同，工資是要同工同酬，社保法并沒規定所有員工的社保要一樣多，導致用人單位基本都按照最低標準來交，而且對于住房公積金，勞動法沒有相關規定，只是《公積金條例》有規定，目前來看住房公積金的執行并不普遍。三是對于勞務派遣轉為勞務外包的情況，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的關系由原來的“勞動力租賃合同關系”變成了“項目委托合同關系”，雖然對于用工的要求沒有發生變化，適用法律發生了變化，如果沒有重新簽訂合同，勞務發包單位對勞務承擔單位的員工不承擔任何責任。

（二）農民工維權機制仍然不健全

一是農民工長效討薪維權機制需進一步完善。農民工工資拖欠、克扣是影響和諧勞動關系的突出問題之一。國家從2003年以來，出臺一系列政策文件推進拖欠工資農民工的治理。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以國辦“1號文”發布《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從規范企業工資支付行為等五方面提出十六條治理措施。2019年國務院通過了《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明確用人單位主體責任、政府屬地責任和部門監管責任，要求按約定及時足額支付農民工工資。各地實施欠薪專項行動，拖欠勢頭得到有效遏制，但拖欠事件時有發生，薪資拖欠問題仍需進一步根治。二是農民工工傷維權周期太長、成本太高。根據我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規定，一般勞動仲裁處理大概需要3個月，一旦走法律程序往往需要一年時間，農民工維權需要足夠的時間、財力，周期太長、成本太高往往使得農民工被迫放棄維權。同時，訴訟時需要農民工向工傷認定機構遞交資料加以認定，由于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對于法律知識欠缺，往往忽略證據的收集。

（三）工會組織發揮作用需進一步加強

隨著全國總工會啟動農民工入會集中行動，工會組織對農民工的覆蓋面逐年提高，2021年14.3%的進城農民工加入工會組織，相比2018年提高4.5個百分點，參加工會活動的占比也得到提高。但是，真正通過工會進行維權的農民工卻很少，2017年僅有2.8%的農民工權益受損時通過工會途徑來解決，比2016年下降0.7個百分點。以集體協商為例，工資集體協商是集體協商中重要的內容，農民工工資協商機制并沒有真正落實，關鍵的原因是協商雙方不對等，工會不敢談。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調查數據顯示，2018年上海市被調查的某區中，非公企業《工資集體合同》簽署率僅為71%和45%，遠遠低于全市90%的整體覆蓋率水平。而且，集體協商沒有被確定為法定的強制性義務，這就導致工會沒有足夠的底氣與企業進行集體協商。

（四）新經濟對勞動關系法律法規提出挑戰

一是勞動關系認定較難。新經濟、新業態產生多樣化的用工方式，勞動關系的主體得到較大擴展，比如外賣平臺經濟涉及到平臺企業、商戶、騎手等多個主體，不同主體間的關系更加復雜，原先只有用工單位、勞動者和勞務派遣機構的認定標準發生了變化，導致出現大量勞動關系認定的法律糾紛。二是勞動時間等基準無法適應。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新經濟，與傳統勞動關系下相對固定和集中的勞動時間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服務時間更長，活動場所不固定，勞動時間、工資等勞動基準無法適用，區域性差異較大，對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提出新的挑戰。三是零工經濟、靈活就業權益保障更加困難。管理方式扁平化、工作時間碎片化、工作性質兼職性等特點，不僅與《勞動合同法》中合同期限為依據處理爭議產生沖突，而且以自愿原則加入的社會保險項目，將使得靈活就業人員游離其范圍之外。

四、新時期構建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的總體思路

一是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構建的問題：著力解決不平衡不充分。農民工勞動關系主體間的不平衡，主要表現在農民工與其他勞動群體權益保護的不平衡，不同類型用人單位遵守勞動法律程度不平衡，各地政府對于農民工勞動關系治理能力不平衡，工會、工商聯等組織發展程度不平衡；還表現在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就業公平性不平衡、與城鎮職工收入分配不平衡。農民工勞動關系的不充分，主要表現在勞動法規范層次與農民工流動性強、靈活就業形式等非標準勞動關系就業制度供給不充分；勞資協商機制強調沖突、勞動爭議，而忽視合作和事后處理；勞動關系維持注重勞動管理，忽視農民工作為主體的協商參與。二是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構建的原則：實現共建共享。構建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就是要統籌處理好促進企業發展和維護農民工權益的關系。這既包括區域性、行業性集體協商，也包括國家宏觀層面的三方協商機制，還包括企業微觀層面的協商機制；既包括民主參與管理和利益分享的協商，也包括勞動合同締結和勞動爭議處理的協商。這就要求要堅持政府主導，完善協調機制，充分發揮政府在農民工勞動關系中的主導作用；強調合作共贏，構建我國的信任合作勞動關系；強化農民工參與，推進民主協商。三是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構建的路徑：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構建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的根本路徑是農民工市民化，需要以平等為核心建立勞動關系的保障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一方面要穩步推進城鄉協調發展，以戶籍制度改革為契機，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融合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另一方面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制度，著力實現義務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公共衛生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等的城鄉融合發展，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各項基本權益，讓農民工進城務工無后顧之憂。

五、新時期構建農民工和諧勞動關系的對策建議

（一）健全農民工勞動關系協調機制

一是更好發揮工會維權功能。加強基層工會職能建設，要發揮工會組織在農民工集體協商方面的作用，加強立法支持，通過集體協商維護農民工勞動權益，提高農民工就業質量，有效避免勞資沖突、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各級總工會既要提高自身集體協商的能力，也要主動代表基層工會直接與企業集體協商。二是加強勞動監管力度。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健全勞動保障監察制度。對于農民工群體，勞動監管部門要重點關注農民工勞動合同的訂立與履行，特別是在勞動合同發生糾紛時，要妥善解決農民工當前存在的維權丟工的癥結問題，加強有關事項的用人備案，防止用人單位鉆法律空子。同時，要把部分權利賦予工會等勞動者組織當中，讓工會等組織起到協作配合的作用。

（二）加強農民工基本權益保障

一是促進農民工高質量就業。切實保障農民工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勞動安全衛生保護權利、休息休假權利，加大對超時工作、過度勞動危害的宣傳力度，明確企業的侵權賠償責任，努力實現農民工與城鎮就業人員同工同酬同待遇。二是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長效機制。全面落實《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規范農民工工資支付行為，保障農民工按時足額獲得工資。其一，明確政府責任，“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負責”；其二，建立農民工專用工資賬戶，實行分包單位農民工工資委托施工總承包單位代發制度，實施工資保證金制度、實名制用工管理制度及施工現場維權信息公示制度；其三，加大對拖欠農民工工資行為的懲戒力度，支付拖欠工資的利息，實施誠信制度和重大違法行為社會公布制度，實行失信聯合懲戒制度。

（三）強化法律法規對農民工勞動關系的規制

一是以從屬性和繼續性的用工關系為原則應對靈活多樣就業形勢。依據事實勞動關系從屬性和繼續性的用工準則，將達到一定程度的從屬性與有繼續性的農民工可以認定為具有勞動關系。二是加強對口頭勞動合同的法律效力。農民工群體由于其特殊性和弱勢地位，在沒有書面合同、相反證據的情況下，要加強口頭合同的法律效力。同時，需要完善規制結構，勞動協議與勞動合同應具備同等效力。三是加強勞動法律法規的宣傳。勞動監管部門要開展大力宣傳活動，組織研究勞動法律法規百問百答，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將法律條文普及給農民工，解決農民工不懂法、不了解法律程序等問題。同時，農民工作為勞動主體，要主動學習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培養憂患意識、證據意識、維權意識，積極加入工會等勞動者集體組織，合理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作者:王皓田 堪云聰 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體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