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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背景

2006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十一五”規劃綱要，總結了“十五”時期經濟發展的成就，也指出了“十五”時期快速發展中出現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是：投資與消費關系不協調，部分行業盲目擴張、產能過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慢，能源資源消耗過大，環境污染加劇，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社會事業發展仍然滯后，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亟待解決。同時，指出了國際環境復雜多變，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加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戰。“十一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進一步調整推動發展的思路，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明確規定了以下六個政策導向：

第一，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第二，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線，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和數量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調帶動和結構優化升級帶動轉變。第三，把促進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作為著力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資源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帶動轉變。第四，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資金和物質要素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本帶動轉變。第五，把改革開放作為動力，促使經濟增長由某些領域相當程度上依靠行政干預推動向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大程度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轉變。第六，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促使發展由偏重于增加物質財富向更加注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轉變。這要求我們系統地從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來發展經濟，轉變原有的單純的只追求增長的發展方式。中國經濟要實現長期的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同屬于宏觀經濟學的范疇，但兩者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通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或由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其經濟規模在數量上的增加，表現為生產產品數量的增加、生產的產值增加、勞務總量的增加，等等。它的衡量指標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國民生產總值(GNP)和國民收入(NI)等。經濟發展不僅指一般的經濟增長，而且指一國或地區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投入結構、產品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等經濟結構的升級、資源配置的優化、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和福利水平的提升。由此可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并不意味著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但是兩者又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首先，國民經濟的較快增長可以為國民經濟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創造條件。其次，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是在經濟規模擴張或數量增加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增長過程穩定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夯實經濟增長的基礎和提升經濟增長的潛力。經濟增長方式是指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一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下，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經濟增長方式可歸結為擴大再生產和外延再生產，而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解釋，經濟增長方式可分為粗放型的和集約型的增長方式。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以高投入、高耗能、低回報來實現經濟的增長的；與此相反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主要依靠人力資源的投入，生產效率的提高，科學技術的進步來實現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產品質量的提高。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只強調經濟增長，同時還要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資源配置的優化，生產技術的創新和社會組織和和諧社會建設的完善等，是一個系統工程。

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就不只是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或者從外延增長向內涵增長的轉變，而是一個系統的全面轉變。一是向發展目標多元化轉變，可以通過經濟結構的優化程度、公平分配和消滅貧困的程度、資源和環境對經濟發展的承載程度、減少失業的程度等指標的考察來實現，但這些指標當中經濟增長仍是首要的。二是向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并舉轉變。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我國的經濟總量已居于世界的前列，但說我國已是一個經濟強國還為時過早。我國500強企業不論資本規模、利潤總額、利潤率和凈資產收益率與世界500強企業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距。我國已有170多類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但以自主品牌參與國際市場的尚不足20％。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在實現年均9．4％增長速度的同時，其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點也日益明顯。正是鑒于這樣的情況，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同志正式提出了要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關鍵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上取得重大進展的思想。這就是要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要求國民經濟從原有的單一的經濟增長方式向更為系統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由“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僅只是兩個字的改變，也不只是一個提法的改變，而是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認識的深化。這種認識的深化是對我國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和經濟發展實踐的正確反映。

三、問題及措施

經濟高速增長不等于增長的質量高，快增長不等于好增長；增長快也不等于發展快。首先，地方執行的不是國家的計劃。而是以追求發展速度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手段并以行政干預為主導的地方自己制定的計劃。我們的高增長主要還是依靠高投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來維持的，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得到真正轉變。其次，經濟結構還不合理、不協調。主要表現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發展不協調，第三產業發展不快，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偏低；高技術產業和民族品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發展不快；產品結構不合理，技術含量高和知識含量高的產品偏少；投資與消費比例結構不合理，投資率過高，消費率偏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增長過慢；內需與外需不協調，內需增長過慢。再次，發展還不平衡，主要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不平衡。最后，發展還不和諧，我們還沒能很好地解決節能降耗問題和生態環境保護問題，還沒有處理好人與自然、經濟增長與公平分配、經濟增長與體制變革、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因此，我國的經濟增長還存在著不可持續和不穩定的因素。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其目的是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消除不可持續和不穩定的因素，把以“經濟增長”為中心轉變到以“發展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實現經濟和社會穩定、持續、全面、協調地發展。同時，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必須徹底改變地方政府的政企不分、畫地為牢的體制，把社會化大生產的計劃權和管理權從地方政府手里拿出來，真正實現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既然我們實行的是市場經濟體制，把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交給了市場，地方政府沒有理由不這樣做，也不應當要求地方政府不這樣做。不從體制和機制上解決問題，不在轉變地方政府職能上下功夫，國家再怎么提倡宏觀調控，宏觀調控部門再做多大的努力，中央的計劃依然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宏觀調控的作用依然有限。

作者：張瑤 單位：西安石油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