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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內涵深厚、源遠流長，依然需要今天的教育研究者不斷發現其現代價值，并運用到當代教育的改革發展實踐中。本文探究了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對通識教育發展的意義，分析了當代應用型大學通識教育的缺失及其原因，并應用中國傳統教育理念對通識教育的目標、課程體系的完整性及課程設計中合作學習的設計三個方面提出了發展建議。

關鍵詞：應用型大學；通識教育；中國傳統教育思想

1研究背景

通識教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的“自由教育”，美國博德學院教授帕卡德(A.S.Packard)首次提出了“通識教育”，稱其為“一種generaleducation，一種古典的、文學的和科學的，一種盡可能綜合的(comprehensive)教育，它是學生進行任何專業學習的準備，為學生提供所有知識分支的教學，這將使得學生在致力于學習一種特殊的、專門的知識之前，對知識的總體狀況有一個綜合的、全面的了解。”[1]隨著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傳統的專業教育模式的局限性日益顯露出來，國內研究者開始批判、反思，逐漸由西方引入“通識教育”這一新的大學教育理念,認為大學所教授的不只是傳授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教育，更要注重塑造學生的完整人格，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培養與時俱進、具有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現代公民。20世紀90年代，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新的改革發展期，國內各院校對“通識教育”的研究與探索也進入新的階段。一些研究型大學率先積極學習、借鑒世界一流大學的先進辦學理念和成功改革經驗，開始聚焦通識教育的改革探索。

2傳統教育思想融入應用型大學通識教育發展的意義

21世紀以來，一些應用型大學在發展其本身應用型特色的同時，加快了對“通識教育”的研究與實踐探索，但由于應用型大學的通識課程建設起步較晚，師資力量相對較弱，相比研究型大學更重視專業技能的培養，而導致對通識課程的研究不夠深入，課程設置不夠合理，與專業課程的關系不夠清晰等問題。因此，應用型大學發展通識教育，需要加強對通識教育理念的認識，建立更加合理的通識課程體系，并將通識教育的理念融入課程設計，真正發揮出通識教育培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作用。然而，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今天，許多應用型大學將研究重點放在對國際通識教育經驗的研究，依據國外成功經驗進行通識課程建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通識理念在國內院校的快速傳播與發展，但仍有許多問題日益暴露，如照搬西方理論而使師生片面接受通識理念，難以深刻理解其真正精神；又如以西方思想理論為主導不利于我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承與發展。因此，要深入認識“通識”理念，需要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思想的泥土中。我國傳統教育思想中的“通識”理念也源遠流長，中華傳統教育思想也越來越被學者所重視。我國古代傳統的大學教育，是以培養“通人”為旨，通過對經典的解讀與傳授，發展心智與塑造人格的教育，對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因此，“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既要學習和借鑒國外的通識教育理論，也應繼承和創新自身的教育傳統。只有將民族優良教育傳統與世界先進教育理念融會貫通，才能真正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促進高等教育質量的全面提升與持續發展。”[2]

3傳統教育思想融入應用型大學通識教育發展的路徑探究

3.1和合思維——中國式公民教育

國內應用型大學由于他們的“應用型”定位，其通識教育的培養目標在能力方面多注重于對創新能力、實踐能力的培養，在品格方面強調要培養具有獨立的精神與人格、有社會責任感的全面發展的公民。然而由于大多應用型大學在通識教育師資配置及課程設置上不夠合理，常常重視通識核心能力的發展而忽視了品格的培養，或將德育認為是思政課程的責任。而要培養全面發展的、具有獨立人格及社會責任感的公民，就應該更深入地將“公民教育”的理念融入通識教育理念。“公民教育”的概念本源自與西方，指“社會通過一定的教育方式和渠道，將一定社會的價值觀念內化為公民個體的內在素質，使公民形成一定社會所需要的公民意識的教育過程。”[3]我國公民教育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確立現代公民的獨立人格，二是在國家、社會群體與公民個人的關系中找到同一性。然而在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理念的影響下，加之一些應用型高校因重視實踐應用技能而陷入功利主義教育，“公民教育”容易偏向前者而忽視對公共生活中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正確認識的培養，以及對公共文化認同的培養。而中國傳統教育思想中對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理解與要求能夠把二者統一起來，更有利于創造中國本土“公民教育”的價值。中國傳統教育思想中的“和合思維”對通識人才培養目標的品格培養提出了要求。一方面，修身治學的目的在于達到人與人之間以及社會群體之間的“和”。孔子要求君子在為人處世和治國理政方面要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并明確了修己的具體方法：“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修身養性”意味著在對待個體與整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突出個體為善的主動性，目的在于通過個體道德的善來達成群體的善。“以天下為己任”，把為天下作為自己的責任，是儒家的宏大抱負和人生追求。另一方面，“和”是在人際關系與群體行為中的準則。《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荀子》中有：“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和”為貫通天下之通則，中國傳統文化崇尚“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禮的應用就是要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由此觀之，中國傳統教育思想中的“和合思維”是中國公民品格培養的重要來源，具有彌補當下通識教育偏重培養個人能力及獨立人格的局限性。

3.2立禮成樂———中國式美感教育

在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目標下，各應用型大學都逐漸意識到美育即美感教育對于人才培養的價值。所謂美育，其基本價值主要體現在功能層面的“育人”指向。[4]美育的內容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或“能力”，而是在人追求或滿足自身精神需求過程中的發展能力。作為一種伴隨人的個體生命始終的“成人”教育活動，美育必定要通過特定的“審美”方式，向現實努力中的人們持續傳導“成其為人”的生命發展自覺，持續完善人從現實生存領域面向精神高度發展、向生命深處發展的自我能力。[5]然而，目前大多數應用型大學由于專業設置比較集中、通識課程體系不夠完善、教師及硬件配置不夠全面等原因，導致美育進程緩慢，與通識教育整體發展不協調。一方面，許多大學簡單地將美育等同于“藝術教育”，通過音樂教育、美術教育、舞蹈教育等作為學校“美育”的實現，雖有助于學生對藝術的欣賞與理解，但將美育的方法途徑混淆于美育的根本“育人”“成人”的目的，沒有真正將美育的理念融入通識教育中；另一方面，各校開展的“藝術鑒賞”“欣賞”、各項藝術“實踐訓練”課程以及開展的各類藝術講座、演出等，都缺乏系統性，“只是一種現成的知識教育系統的外部補充，而不是內在于人的發展的有機構成。”[5]這些問題都可以從我們自己的文化中尋找解決之道。在中國傳統教育思想中，就有著較為系統的美育理念及實踐。儒家推行教育的主要手段是就是“禮樂教化”，王國維這樣評價孔子：“其教人也，則始于美育，終于美育。”[6]儒家倡導美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兼具道、德、仁、藝于一身的“君子”，是“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的圣人人格，而其實施途徑則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因此，儒家傳統中的美育實際上成于兩個方面，一是行為美育，一是藝術美育。一方面，所謂“成于禮”，是人在行禮的周旋揖讓、進退升降之間感受到形式之美，從心理上獲得對禮儀的認同。禮不單單是儀式，更是道德的表現，是理想人格的自覺呈現。“游于藝”則側重于人在游藝過程中所感受到的物我相融的愉悅，以及對自我價值和客觀規律的認識而獲得的自由與超越之感。因此，美育需要在行為上，但不僅僅是技藝訓練中培養，尤其應系統地滲透到通識教育的各種實踐中，并深化“成人”理念的引導。另一方面，禮教之上，是樂教、藝術教育。樂所以成性，而成性亦修身也。音樂可以起到合人心、悅情感的作用，其他藝術形式也一樣。而當這些藝術以課程形式呈現時，應具有系統性，與道德教育一致的合目的性。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的審美價值的前提下，強調美與善的統一。這既有利于深化對藝術及其育人目的的理解，也能夠推動美育質量的提高。

3.3相觀而善——中國式合作學習

友伴合作學習的方式在大學課堂中已成為重要的學習方式，尤其是在應用型大學中，實踐學習活動是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重要方式，無論是探究式學習、項目制學習都要求學生小組之間的密切合作。目前，對合作學習的理論研究大多源于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如多元智能理論、皮亞杰認知發展理論、多伊奇的目標結構理論等。這些理論在國內的應用還不夠完善，使得小組合作學習常常流于形式，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培養團隊精神，但調研結果常常顯示學生的滿意度低，還難以達到在合作學習中提高個體學習效率的目的。因此，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師生對合作學習的目標、過程及方法的認識。除了對現代學習科學的研究之外，我們仍應保持對傳統思想的繼承。合作學習作為一種教學方法，不僅在我國古代教學實踐中運用，如《論語》《孟子》中對討論學習內容的記錄，而且很早就有了理論上的總結。《學記》曰：“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學記》指出教學的目的是對行為的預防與改造，其方法有適時地啟發、循序漸進以及相互觀摩。“相觀而善之謂摩”即指友伴間互相學習、模仿以改進自己的學習行為、提高學習效率叫做觀摩，即我們今天所謂的合作學習。“相觀而善”對合作方式的描述也符合現代神經科學研究中的鏡像神經元理論，學生在共同學習的互動中通過對同伴行為的模仿而改變自己的認識及行為。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對合作學習的研究還在合作重要性的闡釋、對合作對象的關注以及合作目的的研究等方面進行了總結。首先，儒家教育思想闡明了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朱熹為之注釋：“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從道理及品德方面闡明了與學友合作學習的目的和重要性。其次，《學記》中強調：“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習如果沒有益友之間的相互交流與觀摩，則知識閉塞難以發展。“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更說明了向不同的友伴學習的重要性。這啟發我們對學習合作伙伴的選取及小組的安排上應著重設計。大學通識課的授課對象通常來自不同專業，可將其組成“異質小組”，盡可能保障每個學習小組中的“領導者”能夠成為“益友”，以及在小組中發揮不同專業的互補性。最后，“相觀而善”的合作也點明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善之”，即通過合作學習改變行為。《論語•學而》有“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程子謂之“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論語•里仁》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朱熹注曰：“友直，則聞其過。”是否能通過觀摩他人而“改過”，是合作學習的重要目的，因此，在小組合作學習時，不僅要考查學習的過程和結果，更應考查個人是否從合作對象的言行及思維方式中獲得新的成長，并對其進行反思。

4結語

中國傳統教育思想與當代大學通識教育理念既有內在的一致性，能夠在根本理念和目的上與通識教育相互印證，又具有歷久彌新的精神特質及實踐經驗，對當代通識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探究了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對通識教育發展的意義，分析了當代應用型大學通識教育的缺失及其原因，并應用中國傳統教育理念對通識教育的目標、課程體系的完整性及課程設計中合作學習的設計三個方面提出了發展建議，期望能對應用型大學通識教育的改革發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參考文獻

[1]張慧潔,孫中濤.我國大學通識教育研究綜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81.

[2]張亞群.中國大學通識教育傳統的現代價值[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53(1):153.

[3]蔡曉良,吳智靈.論公民意識教育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J].思想教育研究,2010(17):56.

[4]余開亮.儒家倫理———政治美學與當代美育理論的建構[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83.

[5]王德勝.學校美育的三個難點與三重關系[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1-13.

[6]俞玉滋,張援.中國近現代美育論文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15.

作者：李安婕 單位：西安歐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