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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解決農村集體土地經營權流轉存在著許多制約因素，導致對農村集體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產生不良影響的問題，本文首先對農村集體土地經營權流轉的主要制約因素展開深入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農村集體土地經營權流轉制約因素的具體突破措施，為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農村集體土地；經營權流轉；制約因素；突破路徑

0引言

在我國農村環境的各項制度內容中，土地制度屬于其中的基礎性內容，而通過對土地制度所展開的改革創新，也能夠為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并且在解決三農問題以及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過程中，都與土地制度有十分緊密的聯系。而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持續深入，原本那些較為傳統的小規模經營模式已經很難滿足現代化農業發展所提出的基本需求，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也進一步促進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因此，這就需要在堅持自愿、依法以及有償流轉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準確找尋出制約土地經營權流轉的主要因素，并采取針對性的優化措施，以此來促進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正常運轉。

1農村集體土地經營權流轉的主要制約因素

1.1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不夠明確

盡管在相關的法律內容當中，明確指出了農村土地歸屬于農民集體，但其中對于集體的概念卻比較模糊，農民集體不僅可以指那些鄉鎮的農民集體，也可以指農村中的農民集體或是村民小組。同時，集體也屬于一種泛指概念，很難將其有效落實到個人上，在實踐過程中也會出現集體的代言人，而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農村土地的使用管理階段中，其中的代言人大多都會由鄉鎮、村以及村民這三級進行交叉擔任，這也突出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方面存在的虛位問題，通常被稱為農村土地的三級所有，但土地到底歸于那一集體，以及集體內部的權力應當如何進行劃分，卻并沒有做出詳細的規定，這也是引發土地所有權主體模糊這一問題出現的主要原因。在《土地管理法》當中，也規定了農民集體所擁有的土地，是屬于村集體所有的，應當由村委會或是村經濟組織來進行管理經營，由此可以看出，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權，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基礎所在，但由于土地所有權的主體較為模糊，也會導致土地承包經營權不夠穩定，使那些土地管理者有空子可鉆，不僅對農村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流轉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制約作用，也侵害了農民的基本利益[1]。

1.2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較為落后

社會保障的主要目的，就是政府部門以及社會為了確保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在勞動人員以及社會成員由于傷殘、疾病或是年齡增長等原因喪失就業機會與工作能力時，通過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的方式來為其提供出必要的社會服務以及物質幫助，進一步滿足其基本的醫療需求以及生活需求。而在我國全面改革開放過后，我國所采用的主要為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制度，雖然城市當中的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完善，但卻忽略了農村社會保障的重要程度，使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社會保障資源在分配方面呈現出一種嚴重失衡的狀態，農村環境中的社保接近于空白，農村當中的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以及養老保險，在建設發展方面始終落后于城市社會保障體系。而站在全國社會保障費用具體消耗情況的角度上來看，雖然農民占據了整體人口的80%，但其所享受到的支出卻僅僅只有10%左右，而城市居民占據的比例僅僅只有20%，但卻享受著90%的社會保障費用，城市居民的人均社會保障費用大約是農民的20倍以上。在這種不良情況下，我國各大地區中農牧民的生活保障，大多都是依靠土地資源來解決的，特別是承包地，更是承擔著十分重要的社會保障功能，然而，由家庭以及土地所提供的社會保障，其并非具備著現代化特征的社會保障模式，很難滿足農村城市化以及工業化轉變的需求。而在近幾年的發展過程中，國家也開始在農村環境當中逐步實施新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養老保險制度，但是由于整體實施時間相對較短，導致農民的整體保障水平仍舊處在一種較低的水平線中。因此，在農村環境當中建立起現代化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能夠進一步促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還可以維護農村社會的穩定發展，然而，盡管國家為了建立起更加全面的城鄉社會保障體系，采取了一系列針對性措施，但在實際階段中卻存在著保障財務資金以及新舊制度銜接等多方面影響因素[2]。

2農村集體土地經營權流轉制約因素的具體突破措施

2.1明確農村集體中土地所有權的主體

無論是在我國的《憲法》還是《農村土地承包法》當中，都將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定為三級所有，而這種特殊的三級所有格局也引發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虛位的問題出現，在潛移默化之間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影響，如果沒有明確主要的權利主體，權利所產生的物質利益就會成為搭便車的對象。然而，《物權法》當中對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相關的制度內容仍舊墨守成規，其中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突破，其中對于土地權利類型方面，仍舊延續了土地制度的特色，規定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應當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之間進行二元區分。而針對實際情況中存在的三級所有特殊格局，則要明確劃分集體具備的所有權，從而更好地解決集體所有權主體較為混亂等管理問題。因此，這就需要將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主體進一步確定在村級，這是由于鄉鎮、村以及村民這三級格局當中，鄉鎮組織所囊括的范圍比較大，其中需要消耗較高的監督管理費用，這也使其基本被排除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主體范圍；村民小組在本質上也并非一種經濟組織，僅僅只是一種管理較為渙散的組織，無法成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而村民委員會，則是由農村當中所有村民進行選舉過后所產生的，屬于農村環境當中的一種基層組織，可以代表農民自身的意愿來行使對應的權力，在本村范圍內具備較強的權威性以及代表性，并且其中還有著較為完善的領導體制與行政組織，能夠更好地履行土地所有權的主體職責，因此，這就需要加大對于村民委員會的重視程度，并對村民委員會進行更加全面的管理優化，使其能夠更好地承擔土地所有權，并由村委會來代表農民集體來行使農村土地所有權[3]。

2.2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通常情況下，農村環境中農民最基礎的生活保障就在于土地，一旦失去土地過后，農民就會一無所有，甚至還會喪失最基礎的生活保障，這也使我國在法律方面始終不敢徹底放開對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方面所進行的限制。而為了更好地促進農村土地的正常流轉，促進農村經濟的穩步發展，就必須要進一步削弱土地所具備的社會保障功能，并根據實際情況來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建立起一種能夠有利于土地承包經營權順利流轉的社會環境。而在另一方面，土地方面所獲取的收入也僅僅只能滿足承包人員基本的生活需求，無法提供出醫療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社會保障，這也使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成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法律制度優化階段中，始終無法回避的重要內容，在不斷弱化土地所具備的社會保險功能以及社會福利的同時，更好地解決農民存在的后顧之憂。同時，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其不僅屬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當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逐步向著市場化方向轉變的基本條件，所以，這就需要遵循因地制宜以及農民自愿的基本原則，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一種地方政府部門與中央之間密切配合，還能夠覆蓋全國所有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體制，從而滿足農民日常生活中最基礎的生活保障以及醫療保障，并且地方政府部門也要充分結合當前的實際發展情況，建立起一種與社會發展條件以及區域經濟發展態勢基本一致的保障制度，通過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對于土地的依賴性才會逐步降低，在根本上促進土地流轉速度的提升，在提高農村環境中土地利用率的同時，為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而在綜合考慮到農村經濟發展不發達以及社會保障基礎比較薄弱的問題過后，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時就要提高對于可持續發展的重視程度，將最為基礎的生存保障作為其中的核心內容，而后隨著農村經濟的逐步發展優化來提高相應的標準內容，對于那些條件相對較為優異的地區，還可以積極推廣與農民相關的商業保險，并提出更多的優惠政策內容，從而進一步吸引更多的農民參與到商業保險當中，在促進農村地區中商業保險穩步發展的同時，有效保障農民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以此來滿足多層次的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對完善以及優化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4]。

3結語

在當前的社會發展進程中，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村社會環境當中的各方面內容也必然會產生較為顯著的變革。而農村土地制度作為農村社會中最基礎的制度內容，更是成為改革的重點所在，因此，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農村土地制度，準確找尋出其中存在的制約因素，并通過明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以及建立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方式，確保農村集體土地經營權能夠正常流轉，在降低各類不良因素產生影響的同時，為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張宇龍.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法理基礎及權能[J].法制博覽，2021（7）：75-76.

[2]張兆康，朱蕓.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中不同情形的探析[J].農村財務會計，2020（11）：58-60.

[3]秦麗巖，崔靖忠.農村集體土地經營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創新對策[J].鄉村科技，2020，11（24）：44-45.

[4]覃杏花.農村集體土地經營權流轉制約因素及其應對[J].江西社會科學，2020，40（7）：221-228.

[5]李發美.農村集體土地確權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與應對策略[J].農業工程技術，2020，40（2）：7-8.

作者:李建忠 單位:廣東創新科技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