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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技術創新是制造業從產品競爭走向服務競爭的戰略轉型路徑選擇。本文基于Python軟件抓取的微觀企業數據,以制造業服務化轉型為切入點,構建數字化影響嵌入式流通服務化技術創新的理論分析框架,并通過多重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基準回歸發現,數字化對嵌入式流通服務化技術創新水平的改善明顯,在控制變量后的改善效果大幅降低;金融發展是技術創新效應提升的重要支撐,市場集中度過高削弱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中介效應檢驗表明,數字化對組織化水平的優化有利于嵌入式流通服務化技術創新效應的提升,數字化對供應鏈的完善有利于嵌入式流通服務化技術創新效應的提升。
關鍵詞:嵌入式流通服務化;技術創新;數字化
嵌入式流通服務的本質是供應鏈服務、信息服務和資金流服務的綜合體,能夠在市場細分、決策輔助及消費者挖掘等領域促進制造業價值鏈攀升。因此,嵌入式流通服務的技術創新是制造業從產品競爭走向服務競爭的戰略轉型路徑選擇。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從數字化視角下的制造業服務化轉型內在機理出發,構建多重中介模型實證檢驗數字化影響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技術創新效應。
一、理論分析框架
嵌入式流通服務是指流通產業為制造業企業向價值鏈上下游高質量延伸而提供的倉儲、物流、租賃以及交通運輸等服務業務。嵌入式流通服務通過打造適合產業比較優勢的多元化服務實現產業產品和服務的互補,而數字化背景下的嵌入式流通服務能夠充分借助數字技術的自我參照優勢引導產業服務化轉型中不斷提升替代型服務供給能力,通過創新柔性化、模塊化和精細化的流通組織模式等提升流通服務的技術創新水平。
(一)數字化運營促進嵌入式流通服務與企業產品的融合
產品是服務化的物質載體。數字化運營助力制造業企業形成系統的消費者洞察體系和精準營銷體系,在市場下沉中將嵌入式流通服務滲透到產品的消費挖掘和消費拓展中,引導沖動型消費和實時性消費,擴大從眾型消費,培育個性型消費,實現嵌入式流通服務的技術創新由經驗驅動到數據驅動,提升創新效率。首先,企業的數字化運營可以建立消費數據庫,在消費下沉的市場中把握消費者的購物偏好和消費習慣,從線上和線下雙維度實施精準營銷策略,打造智慧購物體驗。其次,數字化運營有助于識別顧客和分析消費行為。識別顧客的途徑是通過全渠道的顧客視圖、分析消費周期和細分消費維度,從企業供給端進行消費全體的篩選,更好的把握消費生命周期形成周期性的精準營銷方案;分析消費行為的途徑是通過數字化運營把握多元消費渠道的流通信息,通過對消費習慣和消費周期比對形成消費者購物心理和交叉購物的研究趨勢,有利于企業市場競爭力的提升。最后,數字化運營中的企業大數據平臺構建為嵌入式流通服務的技術創新提供技術支撐。通過數字化大數據平臺能夠整合企業銷售信息和市場動態消費信息,在平臺上締結更多的利益共同體形成“聯盟生態”,既有利于企業對產品與服務的消費層次引導,又能夠實現聯盟企業流通服務數據的信息共享,進一步激發創新活力。基于此,提出假設:數字化通過優化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組織水平產生技術創新效應。
(二)數字化供應鏈優化嵌入式流通服務技術創新過程
數字化供應鏈的應用有助于企業更精準的識別產品市場中的隱形知識,并促使隱形知識轉化為企業內部的標準化顯性知識,有利于嵌入式流通服務創新知識的積累和識別。數字供應鏈路徑在數字化場景的“賦能”下實現嵌入式流通服務有效完成篩選商品質量、監控商品狀態、信息化管理資金流和物流,提升企業的新自營能力。技術創新過程的優化體現在庫存優化、物流配送優化和存儲空間管理上等方面。其中庫存優化的途徑是通過數字化場景來分析企業存儲成本、預測消費需求并管理庫存成本;物流配送優化的途徑是通過數字化場景來分析供應商、管理采購商和管理發貨等;存儲空間管理的途徑是通過數字化場景來分析消費模式和進行商品分類選擇;產品組合的途徑是通過數字供應鏈匹配消費者需求與商品信息,實現消費信息和交互信息的共享;產品布局的途徑是數字供應鏈科學布局上架空間,并在不同地區的消費者偏好差異下進行差別化的布局,合理選擇布局時間節點和空間位置。基于此,提出假設:數字化通過完善嵌入式流通服務化供應鏈產生技術創新效應。
二、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數據來源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以及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提出的時間節點,本文實證對象選擇為滬深A股制造業板塊的上市企業(剔除ST股、*ST股和上市不足一年的新股),時間樣本選擇為2014-2020年。數據來源。數字化原始數據通過Python軟件對樣本企業歷年年報的數字化和數字技術進行關鍵詞抓取,企業年報數據來自上交所和深交所官網;制造業原始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WIND數據庫和CNRDS數據庫;流通服務的企業部分數據來自Python軟件的關鍵詞抓取,行業部分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Wind數據庫和商務部業務系統中的內貿流通統計監測信息服務平臺。
(二)變量說明
核心被解釋變量: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技術創新水平(TEC)。借鑒張遠等(2022)等學者的普遍研究方法,選擇通過倉儲、道路運輸和郵政為關鍵詞抓取的上市制造業企業申請專利數量。核心解釋變量:數字化水平(DIG)。基于國家大力扶持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企業在年報中會存在相關數字化的信息,而數字化投資水平是最為直接和可獲得數據的變量。本文參考眾多學者的研究思路,選擇樣本企業的數字化投資水平衡量數字化轉型程度。控制變量:產業結構(STRU),制造業產值占GDP比重;宏觀經濟水平(P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市場集中度(RAT),制造業的赫芬達爾指數;金融水平(FIN),年末貸款余額于存款余額之比。
(三)模型構建
本文實證的目的在于考察數字化是否通過優化組織水平和完善供應鏈對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產生技術創新效應,即檢驗前文理論分析框架的假設是否成立。根據上述研究目標,構建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具體說明如下:假設中介效應模型中的中介變量為M,包括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組織水平(COR)和供應鏈水平(SUC);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技術創新效應為upc;隨機擾動項為ε;地區和時間變量分別是i和t;控制變量為control;時間效應為v;個體效應為u,最終設定的實證模型如下: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基準回歸。考慮到非觀測效應對模型估計結果的干擾,本文通過軟件Stata15.1選擇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表1給出了數字化對嵌入式流通服務化技術創新水平級基準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數字化對嵌入式流通服務化技術創新水平的基準影響系數為1.326,且通過了5%統計顯著性檢驗,在控制變量后的基準影響系數大幅降低,為0.163,但仍通過了10%統計顯著性檢驗。該結果證實了數字化對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技術創新總體上存在正向改善效應,但控制變量后的大部分改善效果被產業結構、宏觀經濟發展和金融水平等因素吸收。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看,金融發展水平對技術創新效應的改善最為明顯,且通過了1%統計顯著性檢驗。本文認為,數字化下的制造業服務化轉型更多依賴資本要素的投入,在當前企業數字化投資環境下的金融支持要素發揮了更重要的支撐。市場集中度對技術創新效應具有一定的負向影響,且通過了5%統計顯著性檢驗。本文認為,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目標在于提升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優勢,而市場集中度過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產品的差異化程度,數字化降低了嵌入式流通服務化供給的積極性。中介效應檢驗。前文理論分析框架提出,數字化通過優化和完善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組織水平和供應鏈產生技術創新效應。本文進一步檢驗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組織水平和供應鏈水平是否為數字化產生技術創新效應的中介變量。其中,服務化組織水平用樣本企業的員工薪酬比例表示,該數值越大表示企業集權程度越高。鑒于該變量的替代邏輯已經被潘怡麟(2018)等學者所證實,本文不再贅述。供應鏈水平的測度借鑒翟偉峰等(2021)的研究思路,選擇樣本企業前五名銷售和采購供應商的銷售額和采購額比例表示。表2給出了數字化對嵌入式流通服務化技術創新效應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根據COR-TEC的中介效應檢驗系數,數字化通過優化嵌入式流通組織水平產生的技術創新效應十分明顯,基準中介效應比例為29.4%,控制變量后的中介效應比例為44.2%,且均通過了Sobel檢驗。檢驗結果說明企業組織集權水平越高,數字化通過組織水平中介變量產生的技術創新效果越弱,而嵌入式流通組織分權有利于數字化提升服務化的技術創新效應。在控制變量后,金融水平對技術創新效應產生了顯著的正向改善,宏觀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影響較為微弱,而市場集中度因素弱化了數字化在組織水平中介變量下對服務化技術創新的改善。根據SUC-TEC的中介效應檢驗系數,數字化通過完善嵌入式流通供應鏈產生的技術創新效應十分明顯,基準中介效應比例為30.3%,控制變量后的中介效應比例為46.1%,且均通過了Sobel檢驗。檢驗結果說明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技術創新對完備數字供應鏈的需求十分強烈,其原因是完備的數字供應鏈代表了企業上下游供應鏈伙伴之間的緊密關系,而緊密合作中企業對專用資產信任度的提升強化了合作關系中共享顯性知識的需求動機,有利于嵌入式流通服務化創新知識的積累和識別,從而提升技術創新效應。穩健性檢驗。為保證實證估計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采用替代變量法進行檢驗。一是用滬深A股高端裝備制造業板塊上市企業(剔除ST股、*ST股和上市不足一年的新股)的服務化技術創新效應替代原被解釋變量,具體涉及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以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等7個子行業企業;二是以樣本企業中非直接生產崗位職工總數占企業員工總人數的比例替代服務化水平。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3。可以看出,核心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替換后的估計結果未發生明顯改變,可以證明實證估計是可靠有效檢驗。
三、結論
本文從數字化視角下的制造業服務化轉型內在機理出發,構建多重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數字化影響嵌入式流通服務化的技術創新效應。主要研究結論如下:基準回歸結果表明,數字化對嵌入式流通服務化技術創新水平的改善明顯,在控制變量后的改善效果大幅降低。金融發展為技術創新效應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撐,市場集中度過高降低了服務化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數字化通過促進組織分權優化組織化水平,有利于嵌入式流通服務化技術創新效應的提升。數字化通過完善嵌入式流通供應鏈顯著提升服務化的技術創新效應。金融發展正向改善了技術創新效應,宏觀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影響微弱,市場集中度弱化了技術創新效應。
作者:王曉軍 單位: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