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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茜 單位：曲阜師范大學

在《邊城》中，他塑造了一個湘西老人即“爺爺”的形象。邊城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名叫“茶峒”的小山城，附近有一條小溪，小溪是川，湘來往孔道，為方便行人，公家安排了渡船，爺爺管理渡船，他與唯一的親人外孫女翠翠一起生活，主要生活來源就是公家給的口糧和工錢。《邊城》一開始這樣刻畫老人性格：“渡頭歸公家所有，過渡人本不必出錢；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錢擲到船板上時，管渡的必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儼然吵嘴時的認真神氣：‘我有了口糧，三斗米，七百錢，夠了！誰要你這個！’”

老人耿直熱心，善良淳樸，是當時湘西人民的縮影，他們對待人情和金錢的與城里人截然不同。因為處于西南一隅的湘西土著民族聚居區從地理上遠離政治中心，未受現代文明熏染，人們保持了原始的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和相對靜止的生活狀態，彼此聯系也更加緊密，形成這一群體，他們保守頑固，愛土地，認死理。信守做人的傳統美德：熱情，勇敢，誠實，善良。

然而任何地域人群都身處變化的歷史環境中，沈從文生長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急劇轉變的時代。沈從文描述人物時，提出保留他們的美德，并喚醒他們沉睡的理性，希望他們能夠融入現代社會中，他根據人生主觀因素不同組合與變化寫出“鄉下人”的不同命運，如《新與舊》《建設》《會明》都表現了“鄉下人”的內部精神與變化的環境的不協調性。在《新與舊》里，劊子手楊金標在光緒年間殺過人，殺人之后依老規矩到城隍廟向“神”請罪。接受縣太爺象征性的懲罰，以示劊子手殺人也有罪。在民國十八年他又奉命殺人，但殺人后仍按規矩去做請罪，卻差點被人當做瘋子來打殺。國民黨殺人不需要“神”的幫助，更無須受到良心的譴責。這一巨大變化造成了楊金標精神與現實世界的巨大差距，體現了他內心世界與外在社會的脫節。正如沈從文所說：“作品設計注重將常與變錯綜，就我們所熟悉的人事做題材，來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

地域自然--風景畫描寫與人物情境，作品寓意相結合

地域自然的描寫不僅僅作為點綴和裝飾而使讀者獲得審美享受，更重要的是，它作為地域作品中的“風俗畫”和異域情調的重要構成，顯示出地域主義作品中的田園牧歌式的文化特征。沈從文地域文化作品的風景畫描寫的是和人物情境及作品寓意相契合。試以“邊城”的風景畫為例：“那條河便是歷史是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叫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與沅水匯流后，使略顯渾濁，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則三丈五丈的清潭清流見底。深潭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紋的瑪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魚來去，全如飄在空氣中。；兩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長年作深翠顏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時只需注意，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夏天則晾曬在日光下的耀目的紫花布衣褲，可以作為人家坐在的旗幟。”這段描寫介紹了邊城的自然風光，盡管只是對河流沿岸景象進行了簡單刻畫，卻透露出許多地域文化信息。首先，人們生活恬淡，環境安寧，未被外來文化影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同時，小說中的人們生活在原生態的環境中，沒有生存壓力，沒有受沖突暴力因素影響。因此，他們的性格中保留人性最原始的部分。

文中有這樣一段關于翠翠的描述：“翠翠在風日里養著，故把皮膚變得黑黑懂得，觸目為青山綠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生養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潑，處處儼然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后，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該段落反映翠翠受自然的熏陶，性格天真爛漫，對事物沒有過多的想法，基本上可以說對一切事物抱有順其自然的態度。即使面臨選擇，她也顯得比較隨意，既沒有表明態度，也沒有計劃如何實現自己的愛情。最終隨著爺爺和天保儺送兄弟之間產生了誤會，又因為各種意外，翠翠接連失去了親人和愛人。這一個悲劇在自然和人性之間建立一種潛在的關系，即邊城湘西人相對依賴自然，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主觀意識并沒有覺醒。

地域文化-楚騷傳統與民族雜居中形成的相對自足的文化

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文化是一種中國自然形式的農業文化，它不是正統的儒家文化，而是湘西在楚騷傳統與民族雜居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相對的文化原型。它的內涵代表了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存在狀態和生存方式，對現代文明有著天然的抗拒和排斥。在湘西多民族聚居區，人們保留著敬神畏天的傳統信仰，這在沈從文作品中得到充分體現。比如，《社戲》中的一段描寫：“第一天開鑼是由長順和其他三個上年紀的首事人，在伏波爺爺神像前磕頭焚香，殺了一只白羊，一只雄雞，燒了個申神黃表，把黃表焚化后，由戲子扮的王靈官，把那只活生公雞頭一口咬下，把帶血雞毛沾在臺前臺后，臺上方放炮仗打鬧臺鑼鼓。”

這一段是社戲開唱之前的活動，湘西少數民族群眾通過“磕頭”，“焚香”，“殺雞宰羊”等帶有迷信色彩的方式祈求上天恩賜，保佑人們生活無憂。類似風俗描寫還有很多，由于湘西少數民族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生活材料大多來自自然，人們尊重自然而沒有刻意改變自然，所以對于上天和神靈極其虔誠。其次，人們對待傳統文化的做法和習俗，反映了多種文化的存在和較量。《邊城》中的兩兄弟追求翠翠的描寫具有典型的民族風情，文章介紹了一種民俗現象即湘西的青年男子可以通過傳統的說媒來娶親，還可以通過自由結合結親。車路-馬路的對立沖突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苗漢文化的關系，所謂“車路”指說媒提親，婚姻由家長做主，是典型的漢族封建婚姻形態；而“馬路”指男女雙方以歌傳情，由男女自己做主，是苗族社會保存至今的原始婚戀形態。沈從文作品中類似的風俗描寫還有很多，反映了苗漢不同的文化存在方式，讓人對不同民族文化產生對比思考。

結語

沈從文的地域文化作品反映了詩情畫意的湘西世界，建立了美好的虛擬世界，通過研究其地域文化內容，可以促進人們善待自然，回歸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建立基于美好人性之上的人際關系，促進人們友好相處，建設和諧社會；在利用好自然和處理好人際關系的基礎上，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將其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