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企業國際化的企業文化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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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個大國在經歷了金融危機后確實感覺到了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在整個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過程中，德國的表現是相當強烈的。歐債危機中如果沒有德國作為中流砥柱的話，歐洲經濟將不可想象。為何德國經濟能夠處在一個如此好的狀態下呢？完全是因為德國長期以來堅持“以制造業立國”的戰略，使得德國制造業一直處在全球領先的地位，處在全球第一大出口國的地位。德國的制造業精益求精。如其制造的收割機通過衛星傳感器在收割莊稼時可以獲知每平方米的產量，而且會對下一年度的播種時間與化谷時間都會做出建議。收割機價格雖然比其他收割機價格貴3倍，但仍然銷量很好。而且德國有大量的中小企業都在從事制造業。有些中小企業僅從事螺絲釘一項制作，但產品可以用于高端制造業也可以用于最簡單的環境制造業。總結經驗，如果一個國家將制造業作為本國的經營發展戰略，該國的經濟將有雄厚的基礎。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問德國總統默克爾，德國經濟發展的力量是什么，默克爾輕描淡寫地說來自制造業。從美國“重振制造業”到德國長期堅持制造業及其在金融危機的不同表現，從而使中國再認識到，應該維持制造業為基礎的經營為主，依然要靠實體經濟。前段時間溫州出現了一些問題，是由于一些民營企業家紛紛丟掉實業去從事金融、房地產業而造成的。因此，研究中國經濟轉型，首先提出的觀點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基礎是實體經濟。研究經濟轉型主要是研究實體經濟。
從整體上來講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是提高內質量問題，從微觀上來說是提高企業的質量問題。如果要實現真正的經濟轉型，就要提高微觀層面上的企業質量。產品的技術含量、產品更好的質量、更好的品牌，這樣才能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所以經濟轉型的關鍵是提高質量。從微觀上說是企業的質量與企業產品的質量。這方面上，我們主要通過企業的國際化來提高企業的質量問題。
通過開放的辦法來解決企業的轉型與經濟轉型。如果不通過開放，不可能解決企業的轉型與經濟轉型。通過開放，推動企業的國際化來實現企業的轉型與經濟轉型，逐步從“中國制造”到“世界制造”。最好的制造業，一般都是“世界制造”，如波音飛機，蘋果手機、三星產品都是“世界制造”。波音飛機雖然是美國制造，但其上萬零部件是在全世界70多個國家成千上萬的工廠制造的。波音飛機中既有瑞士的發動機，又有德國的精密儀器，包括廉價的中國勞動力制造的飛機艙門、機翼等，利用全球的比較優勢，形成了“全球組裝”的波音飛機。現在進入世界領域、具有世界品牌效應、性價比最高的產品都是“世界制造”而不是某一個“國家制造”。一個國家制造產品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國家實現自己企業升級、全球產品品牌，一定要走“世界制造”之道。過去長期受到一些思想干擾，始終強調產品的國產化率。如一輛汽車，國產化率曾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如今，中國產品如果想打出自己的品牌，一定要將“中國制造”變成“世界制造”。中國要利用世界上最好的零部件、原材料，以中國品牌為龍頭，打造世界級的產品。如果沒有這樣的胸懷與理念，死守“國產化率”的陳規、陳舊觀念，中國不可能技術先進出世界最好的品牌。因此，中國的企業、制造業要真正形成全球的品牌，要有開放的思維，從“中國制造”到“世界制造”。現在條件逐漸成熟。第一，從物質條件即基礎設施上、勞動力基礎上可以實現全球化的市場。中國的基礎設施，特別是中國的海、陸、空立體的、全球的物流體系都已經建立起來了。在很短的時間內，能夠將全世界的零部件聚集到上海及上海周邊的產業基地，進行組裝再出口。這點比印度、東南亞國家都強。基礎設施具備后能夠使我們有可能調動全球最好的資源進行配置以打造最好的產品。第二，從全球采購最好的零部件、最好的原材料、最好的人工需要外匯。10年前我國的外匯非常緊缺，現在可以利用我國較為充足的外匯來采購世界產品。從改進中國的外匯結構來改進中國的進口這個角度來說，利用全球最好的資源要素來打造中國的制造業平臺，時機已經成熟。第三，通過幾十年來的努力，中國制造業已經達到世界第一流水平。全球第一流的品牌都是在中國制造加工的。但并沒有中國的品牌。從以上分析，實現中國制造業轉型，從“中國制造”到“世界制造”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只要在觀念上有一個大的變化，中國進入全球“最好品牌、最高質量”的理想完全可以實現。才能實現企業的真正轉型。
金融危機爆發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發展起來，特別是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因此，隨著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中國企業“走出去”有了底氣，整個國際環境比以前有了改善。好的產品、好的品牌、好的企業一般都出自經濟強大的國家，這是大家普遍認同的規律。美、西歐等一些過去相當發達經濟體目前經濟上面臨較大的困難，不得不在實現工業化、恢復制造業，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從“在中國制造”、走向“在世界制造”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如何通過企業的國際化實現“在中國制造”向“在世界制造”的轉變？由于現在面臨形勢的變化，中國企業面臨著很好的機遇。制造業最發達的德國也遇到經濟困難。德國一家知名的咨詢公司數據，2012-2016年，德國多家中小企業需要尋找新的買主。這對于中國制造業走出去進行兼并、收購，拿到品牌、市場份額、專利、技術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當然，不能忽視中國企業走去的困難。中國的崛起引起了西方國家的擔心、嫉妒、懷疑、仇視，對中國企業同樣懷有相同的情緒，中國企業走出去大的政策環境并不是很好。中國目前面臨著追趕全球經濟發展最強國——美國的情況。筆者判斷，位居第二的角色較難扮演。因為美國時刻警惕我國會取代其位置，而周邊名次相近的國家會懷著幸災樂禍的感情來面對這樣的追趕。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曾想憑借其雄厚的軍事實力來挑戰美國，但最后以失敗告終。日本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也曾想挑戰美國，最終也以失敗告終。有一段時間，日本的豐田汽車在美國的產量已經超過了通用汽車，美國對日本的豐田采取各種的打壓政策，迫使日本大量地召回豐田汽車，使豐田汽車的產量大幅下降。
過去歷史上，超越美國，挑戰美國在行業的霸主地位是十分困難的。因此，創造了超越美國的最嚴峻形勢。我國是“高調”地提出超越美國還是討論如何把握戰略，還是做好“第二名”，不要過度提出威脅美國霸主地位的言論？這對于今后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美國現在已經開始感覺到來自中國的威脅。2008年美國《外交》期刊封面文章《重新思考美國的衰落》中提到中國的追趕，指出這次美國受到中國的威脅，結論：這次看來是真的。體現了美國十分復雜的心情。因此，如何把握好中國的外交戰略，把握好目前中國“第二”的位置對于中國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中國企業國際化的背景是建立在美國對中國的害怕心理，中國企業走出去會遇到美國“政治化”的阻撓。最近，中國華為、三一重工、中興等企業受到重大的挫折，美國對于三一不惜采用了總統簽署政令的辦法來迫使中國企業在一些投資項目上的退讓。對中國的高端企業、高級人才下手。如何對待中國企業走出去所受到的“政治化”待遇？最好的辦法是：在商言商，不要以“政治化”對“政治化”的問題。在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過程中，企業一般采取兩種辦法，一種就是像“三菱”重工，直面美國的總統簽署的命令，而且把奧巴馬總統等投資委員會告上了法庭，讓美國打官司，在美國這樣的法制國家中討一些公平也是可能的。沒有采取“政治化”而是采取法律的手法解決問題，這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可以采取的辦法。
另外一種辦法是華為的一種比較游戲的辦法。美國的情報信息委員會認為華威的通信產品對美國的情報信息安全造成威脅，華威采取了一種相當配合的手法，即美國方面如果懷疑產品的安全性，可以邀請美國政府授權的部門檢查華威的設備，甚至可以參觀華威的總部。采取了一種完全公開透明的辦法，“退一步可能退兩步”。中國企業在受到美國“政治化”待遇時，主要采取法律化手段、“在商言商”的手段。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政府不要過多地干預其在“走出去”過程中所遇到的障礙。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復雜情況，筆者建議還是不要過多地采取政府干預的“政治化”手法，而應更多地采取“在商言商”的方式。以“政治化”對付“政治化”，只能使事情變得更加復雜。當前的政治體制、國民經濟體制都在發生重大的調整，這樣的改革背景導致了企業的國際化，如果企業能夠完全市場化，就能夠立于不敗之地。
企業走出去首先自身要“硬”，“硬”在自身的市場化，“硬”在其國際競爭能力上。這樣國際化的成功概率才會較高。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打造一個適合國際化的文化。企業文化應該適應企業國際化的要求。適合國際化的企業文化重要元素有以下幾個。
（一）遵守規則的企業文化戰略
中國企業要養成遵守國際規則、適應國際規則、按照國際規則辦事的做事方式。中國加入貿易組織且在世界上產生重大的反響且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投資環境、商務環境。核心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承諾，即遵守世界貿易組織代表的全球經濟結構與規則，這個承諾對于全世界來說是重要的，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形勢來說。如果一個國家是按照世界規則來辦事的話，那么這個國家經濟再發展，也不可能對全球其他國家造成威脅。只有那些承諾規則的國家，才有可能獲得發展。在關鍵時刻承諾按規則辦事，對全球扭轉對中國的形象與看法，在中國與全球創造一個適合發展的環境，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現在看來，我國當年承諾遵守規則是正確的。但是，最近以來，很多人對此產生質疑。認為全世界的大部分規則都是西方國家制定的，為什么要遵守這些規則？應當設法增加話語權，改變這些規則。在目前的情況來看，筆者認為，不應該提出改變全球規則的看法。首先，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時，承諾遵守全球的規則，該規則是規范全球市場運作的核心規則，規范全球市場經濟的規則。中國確定要成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當然要接受全球市場經濟規則。所以，不會因為中國變得強大起來后或因為中國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后來改變這個全球的市場經濟規則。因為遵守全球市場規則與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在加入世貿組織時，我國提出的遵守“國民待遇”原則，即一個國家要完全平等地對待在其國土上的不同類型的企業，包括外資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應該說中國目前還沒有能夠完全做到當年的承諾，遵守世界貿易組織這一重要的原則。民營經濟或民營企業受到不同歧視待遇的問題還不斷地被提出。所以，遵守規則首先不是改變規則的問題，而是學習這些規則與適應這些規則，才能使得中國公正地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由于全球很多市場經濟的規則是現成的，可以拿來后根據中國現有的國情進行修正后使用。才能使中國與世界相同的法律框架下共同發展經濟。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不存在顛覆或根本地修改全球市場經濟規則的問題。另外，從我國的角度來說，我們也不具備這樣的實力對全球規則進行全面修改。在很多年前，中國的GDP曾達到全球的1/3，而現在，中國的GDP僅占全球的1/10。因此不具備左右全球經濟規則的實力，況且，中國的農耕文化與全球通用的國際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不配套，不相適應與兼容。不論在“軟實力”還是在“硬實力”方面都不具備條件來顛覆與全面修改全球的規則。主要力量還是要遵守規則。
另外，我們在增強話語權的同時，還應注意到語言障礙問題。目前世界主要的經濟規則主要是英語，中文還未廣泛地被接受。從20世紀70年代起參與聯合國的會議，常常感覺語言對于中國參與全球的事務，特別是規則的制定上具有特別大的障礙。如新加坡、牙買加都是很小的國家，而他們大使的英文均很好，不僅熟悉英文，而且還熟悉世界規則。中國雖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但在全球的許多機構中的影響力還不夠，落后于中國的市場。在談及中國話語權問題時，筆者曾多次談到，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就像一個老農民背著一大袋錢，來到舞臺上準備發言。目前迫切需要既通曉國際語言又通曉國際規則的人才來增加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我國爭到了發言權確實需要雄厚的經濟實力，但還需要一批優秀的外交官。我們的研究機構、科研院所擔負著這一重任。學習規則、運用規則且利用這些規則來趨利避害，減少對我國國家利益的沖突，企業在建立企業文化時，首先是建立一種規則制度文化。
（二）雙贏的企業文化戰略
中國長期以來的文化的核心是“斗”，這種非契約性的農耕文化在中國是根深蒂固的，對內具有較強的進攻性。對外是非進攻性、非侵略性。加上地少、人多、資源貧困，更加滋生了內斗文化。如何克服傳統文化的影響，使企業文化發生根本改變呢？確實值得研究。在出口產品時，其他企業如果獲知價格后，就會競相降價來爭奪訂單，最后產生低價傾銷的后果。外國人不僅占到了便宜，買到了價格低廉的產品，還掌握了中國傾銷的把柄。不解決企業之間內斗問題，企業走出去將產生相當大的障礙。應當學習西方的企業文化。當問到比爾蓋茨，企業競爭能力的具體表現時？他回答，一是高端人才，二是低內耗。高端人才越多，內耗越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就越低。這些問題都是很值得思考的。雙贏文化對于中國來說是來之不易的，是在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引入到中國來的。第一次在國務院會議上提出，如果要與美國談判成功的話，要采取雙贏的戰略，受到很多人的反對。與美帝國主義如何搞雙贏？但在與美國進行了多年的談判后，才慢慢地意識到，如果不建立雙贏的觀念，永遠不可能結束僵持的狀態。到了談判的最后兩年，筆者經常思考這樣的問題，設想自己如果是美國的談判代表，該如何進行談判？美國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否會導致一個雙贏的結果？經過反復地思考，形成了方案，報到中央，獲批后進行談判，才獲得了成功。雙贏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被高層領導人所接受。很難忘記1999年11月11日與美國達成協議，主席在中南海會見兩國代表時，講的第一句話就是：祝賀你們！美國代表團與中國代表團達成一個雙贏的協議。接受雙贏文化需要開闊的胸懷與開放的心理。中國企業國際化不能只從本身企業的利益出發，應該考慮到與自己企業相關的企業利益。現在面臨的競爭已經不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也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而是一個產業鏈與另外一個產業鏈的競爭，這個產業鏈可能是由多個國家企業組成的，另外一個產業鏈也可能是由不同國家企業組成的，兩個多國部隊組成的產業鏈淡化了國家之間的競爭，更多地突出產業鏈之間的競爭。哪個產業鏈能夠脫穎而出，取決于那個產業鏈采取了雙贏文化。這個產業鏈的上、中、下游都會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才能使企業能夠在競爭中抱成團，形成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團體。中國企業在產業鏈中如果沒有雙贏的理念，在產業鏈中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積極因素，而只可能成為消極的因素。這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創新的企業文化戰略
一個國際化的企業如果沒有創新，就很難有競爭能力。前段時間，美國的媒體進行了一次討論，議題是：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喬布斯？即是說，中國為什么出不了更多的創新型企業？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企業的贏利水平很低，創新需要不斷地加大投入，企業贏利水平很低就無法拿出資金來對企業的創新進行再投入。所以在今后改革中要思考如何減輕企業的負擔，降低企業的成本，使中國企業有更高的贏利水平，是解決中國企業能否有創新水平的很重要的問題。如果一個企業只能夠勉強維持生活的話，是無法進行創新活動的。所以改革提出了進一步加強企業稅負改革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創新的問題不能落到實處就是因為企業的贏利水平差，無法拿出資金投入到創新領域。第二，中國的教育不鼓勵創新，只鼓勵模仿。應該使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成為鼓勵創新的教育。第三，中國的創新基本上是從上到下而不是從下到上的。中國的創新是由政府在鼓勵，媒體在鼓吹，但是企業沒有真正的動力來進行創新。這樣使中國的創新成為口號，成為浮在水面不能落地的東西。這一點也值得我們反思。第四，中國缺乏一個支持創新的金融體系。如何打造一個支持金融創新的金融體系呢？是值得重點思考的。第五，中國缺乏創新的土壤，這個土壤就是產權保護制度。明確中國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也是中國企業創新的核心問題。這是中國企業蓬勃發展的重要問題。第六，在開放的體系下，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自主創新分為原始創新、集成創新、消化引進吸收再創新三種。對中國大多數企業來說，以集成創新、消化引進吸收再創新為主。在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做自己有優勢的部分，沒有優勢的部分我們更多地做開放性的合作，讓別人來做。如果我們不向美國學習他們先進的經驗，我們就永遠戰勝不了美國。創新要講究開放。
（四）務實的企業文化戰略
我們的國家與民族是非常務實的。但是最近一些年來，由于一些消極影響，社會與企業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干擾，出現了一些不務實的態度。如企業國際化過程中一遇到困難，就認為是對中國企業的一種歧視。實質上沒有必要將政治因素做為挫折的借口。應當更多地從市場的發展、自身的實力角度來考慮企業遇到的挫折。考慮品牌的問題過多地強調國產化率、為國爭光，筆者認為，只要能達到“全球制造”、“世界制造”，拿出全球質量最好的產品，打出全球最響的品牌，才是真正地為國爭光。如何排除在口號下形成的慣性與方式，是整個企業乃至國家樹立務實文化的關鍵。務實的問題對于我們來說越來越重要了。日本的企業成功秘訣是“嚴謹、認真、講衛生”，如果我們不解決這些基本問題，談論中國的創造、中國制造業的高端化將成為空談。筆者過去關注的一些國際企業都非常務實。如匯豐銀行開高管會，原以為會在非常高級的五星級酒店進行，結果是在倫敦泰晤士河邊的酒窖里進行。燈光非常昏暗，連靠背椅子都沒有，所有高管都坐在長條凳子上。3個小時，講話時只有一個小方臺子。介紹領導只花5分鐘時間，直接進入正題，不像中國領導致詞要花半個小時。歷史文化對于中國企業的進步影響很大。國外企業承受壓力、承受失敗與成功的能力比我國企業強。中國如何在全球做一個務實的國家？十八大以來，中國出現了很多新氣象，逐漸變得務實起來。一個國家變得務實，這個國家就很有希望。如中央規定，在調查研究時，要實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視察工作，不要事先踩點、指定群眾發言等。開會念稿子也是一種形式，秘書在開會之前就把會議紀要寫出來了。這種僵硬的工作作風是不適應發展需要的。有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國家才有希望。脫稿發言能夠淘汰掉很多南郭先生。相當一部分領導都不能自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從作風入手，務實是今后中國解決更大、更困難問題的開始。（本文作者：龍永圖 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