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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軍事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是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所以要統籌國防與經濟建設和諧發展、實現軍事資源在經濟活動中的優化配置，必須堅定不移的走軍民融合式發展道路。文章主要從軍事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外部性影響以及軍事支出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兩方面對國內外相關領域的文獻研究進行綜述，并結合上述研究與現實經驗給出建議。

關鍵詞：國防經濟；軍民融合；文獻綜述

一、引言

國防是典型的由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強大的國防實力是實現國家安全與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然而國防建設且具有資金投入大、研發費用高等特點，占用了大量資源，對經濟發展可能產生不利影響。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記載軍事經濟的思想，如《孫子兵法.軍形篇》：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又如《太白陰經.預備.屯田篇》：“國之本。是以興兵伐叛，而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勝。按民務農，則粟富；粟富，則國強”。再如《尉繚子武議第八》：“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這些古代經典記載說明了戰爭消耗之大以及經濟實力是決定軍事力量強弱的基礎。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軍事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是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如果要統籌國防與經濟建設的健康發展、實現國防資源在經濟活動中的優化配置，就必須毫不動搖的走軍民融合發展之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軍事與經濟的緊密結合。早在建國初期，在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就指出：“只有把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黨中央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要求貫徹軍轉民的戰略思想以實現國防工業軍民兩用化的轉變，隨后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軍民結合十六字方針，自此我國軍民融合正式拉開了序幕。近年來，軍民融合迎來新一輪發展高潮，自2015年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后，中央制定了多項政策和措施助推軍民融合發展：2016年中央軍委《關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提出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以及基本原則，成為當下統籌國防與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2017年總裝備部《推進裝備領域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思路舉措》制定了十余條舉措，并提出了相關任務。除了法律法規以外，從中央到多個省級地方政府均推出了軍民融合投資基金，并大力推動軍民融合示范區建設。2017年初更是成立了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由黨中央協調、決策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從改革開放以來，到當前新時期、新形勢下黨中央和政府對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的高度重視。在全球范圍來看，為了實現國防工業與民用工業的深度結合與刺激經濟發展，世界各國在冷戰結束后均制定了不同程度的軍民融合政策：如美國在蘇聯解體后逐漸收縮國家安全戰略，對國防工業體系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不但在國防部成立了專門的“技術轉移辦公室”負責推進軍民一體化，還制定了一系列涵蓋各層面的法律法規，如有利于民參軍的《國防授權法》，保障小企業保持創新能力的《小企業創新促進法》《小企業再授權法》，規范民參軍產品標準門檻的《國防部規范與標準清單》等涵蓋各個層面的法律法規。在2017年底美國白宮了特朗普任期內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報告中指出：“各部門與機構必須同工業部門緊密合作，以盡快實現新技術在武器裝備上的及時更新與升級”。在太空領域：“美國政府會與美國商業空間產業進行合作，盡可能的提高開放空間，進一步的，我們將考慮與私人部門進行國家安全上的合作”。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這屆美國政府對推動軍民一體化的決心。又如傳統軍事強國俄羅斯，由于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給蘇聯背上了沉重的經濟包袱，軍民融合發展顯得尤其重要。面對經濟的不斷下滑及其對國防科技工業的嚴重打擊，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實行了大規模的經濟改革并進行了國防工業體系的調整，調整了私有化政策并對部分軍工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在一些收益較高的民用領域加快推進軍轉民速度，簡化了政府監管制度、擴大了軍工企業自主權，制定了如《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國防工業軍轉民法》《俄羅斯聯邦國防工業軍轉民和改組專項計劃》等一系列法律法規，著力推動俄羅斯軍工部門的優化改組，推動軍民兩用技術的進步和采用。由于受地區政局動蕩和金融危機的影響，俄羅斯在改革初期并非一帆風順，但在目前在總體上取得了有效成績，保全了完整的科研體系和培養穩定的人才供給，疏通了阻礙經濟良性發展的障礙。再如亞洲鄰國日本，雖然二戰后的日本軍制被解除，后來出于政治考慮，日本政府對國防投入倍增，并通過委托民營企業參與國防活動，共有幾千家大、中、小企業承擔了軍品的科研生產。同時，日本政府制定了數額巨大的財政補貼政策以鼓勵軍事科技創新，并對尖端產業給予稅收方面的優惠。各種優惠政策加深了民營企業對國防與民用領域的雙重參與，實現了軍民兩用技術的有機結合和共同發展，取得了良好的經濟與國防效益。從近年國內外趨勢來看，軍民融合發展方興未艾，在國防經濟領域的學術研究也越來越多。本文從軍事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外部性影響以及軍事支出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兩個角度對國防經濟領域的經典文獻進行綜述，并在最后給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1.國防開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毫無疑問，國防開支的增加能夠對經濟產生技術、勞動等方面的外部效應，究竟這些效應會對經濟會造成何種影響，國內外一些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西方關于這方面的文獻主要有Benoit（1973），他對44個欠發達國家進行計量分析發現國防支出能夠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Cappelen，Gleditsch和Bjerkholt（1984）在Kaldor（1966）模型的基礎上對17個OECD國家1960年~1980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軍事支出總體而言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Faini，Annez和Taylor（1984）對69個國家1952年~1970年的數據通過回歸發現國防支出增長10%則會拖累GDP0.13個百分點。Biswas和Ram（1986）對58個欠發達國家1960年~1977年的數據分析發現軍事支出對經濟增長影響不顯著。Huang和Mintz（1991）利用美國1952年~1988年的相關數據采用費德爾三部門模型發現軍事支出對經濟增長沒有顯著影響。Knight，Loayza和Villanueva（1996）通過建立一個擴展的新古典增長模型研究發現和平紅利可能來源于20世紀80年代軍費支出的衰減，他們認為如果和平局勢能夠保持，進一步的軍費縮減能夠帶來更多和平紅利。Abu-Bader和Abu-Qarn（2003）對埃及（1975年~1998年）、敘利亞（1973年~1998年）以及以色列（1967年~1998年）進行Grangercausality檢驗后指出軍事支出與經濟增長存在反向關聯。Chang，Huang和Yang（2011）通過廣義矩估計對90個國家1992年~2006年的相關數據發現軍事支出確實阻礙了經濟增長。Alptekin（2012）通過Meta分析發現軍費支出擴張有利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而對最不發達國家來說不支持軍事支出擴張導致經濟下滑，他認為相關的文獻研究結果差異來源于樣本和時間段等因素。Topcu和Aras（2015）研究了歐盟成員國軍事支出與經濟增長兩者的長期因果關系，發現并沒有統一的結果，并且冷戰的結束對東歐國家的軍事支出效應有負面影響。Augier，Mcnab，Guo和Karber（2017）采用Feder-Ram和擴展的Solow增長模型來探索國防與經濟增長關系，他們發現Feder-Ram模型似乎很難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但擴展的Solow模型表明國防支出每增長1%，經濟增長率回提高約0.15%~0.19%。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較少，李雙杰和陳渤（2002）運用Feder-Ram三部門外部性模型對中國1980年~2000年相關數據分析后發現軍事支出對私營部門具有正的外部性，認為合理的軍事支出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而劉濤雄和胡鞍鋼（2005）構建的Feder-Ram兩部門外部性模型對中國1960年~2000年的軍費支出等數據分析后發現軍費開支對經濟增長有積極影響，對經濟的外部性效應為負。潘爽亮，劉志峰和詹銀珍（2005）對中國1978年~2002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協整分析后發現軍事支出并不能夠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綜合這部分的國內外研究來看，更多的研究結果表明軍事支出對經濟增長有著負的外部性，但這些研究使用的數據大部分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等原因，世界很多國家普遍在20世紀90年代左右才制定了比較詳盡的軍轉民政策，所以這樣的結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而國內的相關研究像李雙杰和陳渤（2002）和劉濤雄和胡鞍鋼（2005）的研究（盡管劉濤雄和胡鞍鋼（2005）使用了部分1978年前的數據）則指出軍事支出擴張對經濟增長有著正的影響。相比之下，反而能夠讓我們認識到在沒有軍民融合的情況下，國防支出會產生“擠出效應”，阻礙經濟健康發展。

2.軍事支出政策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

軍事支出不僅是國防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也是政府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支出擴張不僅能影響需求和供給，還可以通過軍民融合等途徑滲透到民用部門，進而對各個宏觀層面產生影響。國外方面關于軍事支出及其政策影響方面的研究主要有：Hooker和Knetter（1997）使用美國1973年~1994年州數據探討采購軍費對就業率的影響，發現國家軍事采購下降時會使各州的就業率帶來大幅度的下滑。Barro和Redlick（2011）利用美國1919年~2006年的數據估計出軍事支出乘數的結果顯著小于1，更多的軍事支出會對GDP的一些要素有擠出作用，特別是投資。Wang，Shyu和Chou（2012）通過MPI方法探索國防開支對OECD國家經濟生產率的影響，結果發現國防開支擴張能夠推動經濟生產率的提高，證明了有效的國防開支策略對OECD國家經濟生產力的提高至關重要。Chang和Lee等（2014）對中國和G7國家1988年~2010年的數據進行了GrangerCausality檢驗，他們認為這八個國家存在跨國異質性，因此各國要制定適合自己的軍事支出政策。同時他們也指出軍事支出與經濟增長在各國的結果并不相同，因此不能一概而論。結構模型方面，Cordoba和Torres（2014）建立了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將國家安全加入效用函數，通過中央計劃者選擇軍事支出以最大化社會福利水平，他對美國1947年~2008年季度數據進行了貝葉斯估計，最后脈沖圖結果表明本國軍事支出波動的主要原因來自于外部威脅，國家安全技術沖擊帶來的技術進步會導致成本下降，所以軍事支出減少，同時也提高了消費。Zeev和Pappa（2015）利用DSGE-VAR模型對美國1947年~2008年的數據研究發現國防支出沖擊能夠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總產出，但會令投資下降。Lorusso和Pieroni（2017）首先通過VAR模型對美國1960年~2013年季度數據進行估計，發現軍事支出對私人消費有擠出效應，而財政的民用支出對私人消費有正的影響，隨后他們在Gali和Lopez-Salido等（2007）的基礎上構建了新凱恩斯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并區分了軍事支出以及其他財政支出，模擬結果與實證部分相似，此外他們還估計了私人消費的軍事支出乘數和其他財政支出乘數分別為-0.26和0.89。國內方面，姜魯鳴（2004）通過博弈分析認為我國軍事支出規模缺乏效率，究其原因是因為利益主體結構不均衡、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國防預算制度需要進行深化改革。范肇臻（2008）通過計量模型對對中國1952年~2001年的數據分析后發現軍費支出與總投資之間沒有形成長期替代關系，也沒有發現軍事開支與消費之間存在長期替代關系。潘倩（2011）指出擴大軍事消費可以擴大內需，對刺激經濟發展有著正面影響。王萬珺和陳曉和（2011）運用Solow模型對中國1952年~2008年有關數據進行回歸，他們指出這段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資本與勞動，建議適當提高軍事支出比例以促進國民經濟發展。陳炳福（2012）對美國圣迭戈縣的研究發現通過軍事基地的傳導機制，國防支出會產生積極的地域效應影響，提高地區的產出、收入以及就業。郝萬祿，孫兆斌和黃薇（2012）對我國國防建設與經濟發展協調指標為77.7%，與發達國家存在距離，因此繼續推動軍民融合發展是有必要的。姜魯鳴和王文華（2012）用VAR模型對1950年~2009年的數據發現中國軍事支出沖擊對產出沒有顯著反應。夏慶和陳春（2013）基于MS-AR模型對中國1953年~2010年中國國防支出數據研究發現，在沒有外部威脅的情況下，中國國防費用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是合理的，回擊了中國軍事威脅論。夏慶，孫兆斌和劉思琦（2015）使用中國1978年~2010年的相關數據樣本通過新古典模型和MS-AR模型分析后認為國防發展戰略是影響軍事支出的主要因素。趙黎明和陳炳福（2017）通過VEC模型對1952年~2012年的相關數據分析發現軍事支出對產出有負向影響。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一部分研究文獻指出軍事支出沖擊能夠改善就業、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并提高總產出，其中一些結果與對財政政策的研究結論相反，如萬解秋和徐濤（2011）以及郭長林（2016）等學者的研究指出財政支出擴張會擠出消費，所以軍事支出政策與財政政策兩者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論。另一方面，我們發現很多對中國的研究文獻對軍事支出的影響結果不夠明確，或與現實經驗不一致，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這些文獻在數據的選取上采用1978年之前的數據，由于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使用1978年前后的數據一起進行分析欠缺合理。通過梳理以上文獻可以發現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軍事支出政策產生的宏觀經濟影響有所差異。

三、軍民融合發展成果與總結

從現實經驗來看，各國的軍民結合建設體系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如美國通過實施有關專項計劃，實現了國家國防建設體系軍民一體化的轉型，不僅提高了國家競爭力也增強了經濟與軍事實力。據美國航宇工業協會報告《航宇和國防的經濟影響分析》顯示，2015年美國航宇及國防工業創造了3000億美元經濟價值，占名義GDP的1.8%。中國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施了連貫的軍民融合政策以鼓勵軍事部門和民用部門的雙向技術轉移轉化。2016年《中國軍民融合發展報告》中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軍工部門通過自身生產或技術轉移等方式逐步形成以軍品為主，民品為輔的多元化產業發展格局，軍工部門的民品產值比重基本穩定在70%至80%左右。據統計，2014年軍工部門的民品產業營收比六年前增長了約1.6倍，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如今新技術在民用部門某些領域的開發應用已經超過軍用技術的發展，軍用技術和民用技術兩者的界限也變得難以區分。在新時期新形勢下，為了進一步促進軍民技術的相互轉移轉化和科技進步、構建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深入推動軍民融合發展，首先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行業壟斷，激發競爭意識；其次，要打破軍轉民以及民參軍不合理的行政、財稅、準入等壁壘吸引各方積極參與、釋放創新動力與研發活力；最后，完善軍民融合相關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參考文獻：

[1]國防大學國防經濟研究中心.中國軍民融合發展報告[M].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6．

[2]侯光明.國防科技工業軍民融合發展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3]姜魯鳴．中國國防預算制度非均衡態分析[J]．經濟研究，2004，（11）：107-118．

[4]中國工程院．軍民融合發展戰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作者:梁宇 邵如琛 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