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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惠丹、張桂琴 單位：昆明理工大學津橋學院外語系、大連廣播電視大學文法系

春秋時期，“比德”式倫理教化理念的興起，將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心靈與大千世界之間建立起了對應關系，進一步將“物”與“感”之間的聯系加以強化，為“物”、“感”之間的完美交融提供了邏輯上的可能性，對“物感”說的成型奠定了理論的依據。戰國時期，生活于江淮流域的楚國，受到自古傳承下來的地方習俗的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方式，認為氣味馨香馥郁的花草可以使人的思想、道德、品格、情操變得美麗高尚。這樣的心理思維基礎，是原始社會“交感律”的無意識潛沉。在原始的思維理念中，物體一經接觸，就會對一個人施加影響，所以楚地“自古以來，采香草以贈美人，懸香花以避邪逆，儲異卉以凈身心，形成了豐富的楚地風俗”［1］40。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呈現著鮮明的地域特色。屈原，這個土生土長的楚國詩人，自小濡染楚國地方風習，“巫術思維”已經固化成為他的一種習慣成自然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自然而然地會在他的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同時，屈原作為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曾數次出使中原。戰國時期，中原文學中流露出的“物”與“感”之間似有若無的投射關系，更加固化了屈原的“巫術思維”模式，使得這種思維模式更為具象、更為清晰、更為強化，從而將“物”與“感”之間建立了更為確切的聯系。俄羅斯漢學家費德林先生在分析屈原理性世界中的自然觀時指出：“屈原的文學創作表明，他的世界觀和他對環境的認識中突出的是他非凡的實質，表露在他作品中的，充滿詩意。”［2］148楚地山川雋秀、神秘莫測，大自然的絢爛繽紛遠遠超越了淳樸的楚人的想象，啟迪了屈原將自身的情感投注其中。這樣的情感形成文字，在描述與表現這些自然景象的過程中，作者將對大自然所懷有的充滿崇拜的感情色彩與投射在自然物狀中的精神寄托相交融，便形成了屈賦作品中時時可以使人感受到的虔誠的類似宗教情感般的精神意蘊。

德國學者顧彬認為《楚辭》“是從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感情世界出發觀察自然的”［3］46，同時詩人又把自己的主觀情感投射于自然外物，將情與景相交融，形成了借景抒情的藝術境界，將“物感”推向了一個新的藝術天地。楚辭是先秦文學對自然的初覺。楚辭中的自然物色和抒情主人公的情思已經有了較為自覺聯接的趨向。這樣的“自覺聯接”的藝術思維邏輯，是巫風濃郁的楚地自然的思維方式。從人類學的視角考察，這是遠古“交感律”的典型留存。這樣的聯覺，在屈賦中可謂遍地開花，俯拾皆是。如《離騷》中描述的抒情主人公將“江離”、“辟芷”、“木蘭”這樣的香草批佩在身上，就是希望借其香氣，能夠增加修為，增強內美，增進才能。顯然，這些芬芳的花草，在抒情主人公的眼中，都是具有美好特質的代表，自然外物品質的美好與個人感情的高潔相聯覺、相比擬，從而相互影響、相互彰顯。《山鬼》描繪了一位身披薜荔、腰束女蘿的少女，駕著插有辛夷花、飾著石蘭和杜衡、掛著桂枝旗的赤豹車，等待心上人的到來。文中詩人提到的散發著芬芳氣息的各色花草，都是為了凸顯少女山鬼清麗的容顏、純凈的心靈、嫻雅的意態、真摯的情感。這些花花草草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特性，與山鬼少女的形象緊密相連，不可拆分。在屈賦中，“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虬龍鸞鳳以托君子”，表現抒情主人公高尚的人格和完美的情操；“惡禽臭物以比諂佞”、“飄風云霓以為小人”，指斥他們的惑亂君王、饞邪誤國。“菉”、“葹”都是氣味難聞的惡草，隱喻為當道宵小。“艸資”是“堆積”的意思。抒情主人公將散發出難聞氣味的惡草爬滿居室與充斥著朝廷的奸佞的小人相關聯，借對毒草遍布的厭惡抒發對諂佞之徒的痛恨。客觀外物的自然本質在屈原的思想觀念中已經有了較為模式化的定型，當自然外物的客觀品質與抒情主人公內在的主觀情感相呼應、相吻合，尤其是當“物”與抒情主人公的政治理想、“美政”追求、家國情感以及強烈的宗國血緣意識和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怨憤之“情”相關聯時，“物”與“感”之間的內在比附就遠遠超越了《詩經》中那些隨手拈來的情物關系的詩作，表明“物感”在屈原的作品中已經初步地成熟。屈賦中自然之物作為表達抒情主人公情志的象征之物呈現出來，情思的細密和自然物態的關聯已經不僅僅是“比附”關系，而是逐漸地在融為一體，漸次推進了“物”與“感”深層級的交融，體現出融情于景、借景生情、景為情生、情為景移、情景交融無間的“物”“感”特色。如《湘夫人》中自然景象所烘托出來的意境完美地表現出了普泛的情感世界：裊裊秋風起、渺渺洞庭波、蕭蕭落葉下的秋景中，主人公濃郁的情思不言自明。客觀外“物”觸動了主觀內“感”：想起意中人不能陪伴在自己身邊，不禁悲從中來。深秋的涼意，孤寂的情感，湖光山色中勾勒出一幅情調悲涼的“清秋候人圖”，開啟了“秋思”主題的先河，將自然外物與內在情感的關聯度提升到了重要地位。這是此前的文學作品中很少有的藝術筆法，但在屈賦中運用得已經較為圓融了。又如《招魂》中抒情主人公心中對于故國鄉土風物濃厚的愛戀和對于落葉無法歸根的無限悵惘，都與所描繪的景物完美地融合，憂國憂民的情感顯得更加沉痛而哀傷，內心深沉之“感”透過眼前所見之“物”折射出真切的情思，超越了戰國文學之前“比附”的抒情方式，達到了“物”與“情”較為完滿的交融境界。“物感”的發展是個綿延的過程，作品的不斷提升，理論的不斷累積，“物感”也從最初的偶然間的暗合走向情與景的自然融合，這是文學發展進步的必然過程。而在“物感”發展的進程中，屈原的文學作品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楚辭》中大量的對于自然外物的描寫，總是和抒情主人公的情感變化糾結在一起，客觀自然自覺地納入了寫作的視野，主觀情感自然地投射于外在景物，將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物”“感”境界推向了一個新天地。

“物感”說在屈原的作品中趨于成熟，這是文學發展的必然，也是時展的必然。《詩經》中混融的無意識的“物感”萌芽在春秋時期已經形成較為固定的君子“比德”觀，文人借助外物抒發個人情感已經逐漸顯現出星火之勢。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變革時期最有影響的思想家、文學家，屈原典型地代表了戰國時期文人以歷史性、社會性的人文精神為出發點，以擔負社會責任自許，以實行真理為己任，尋求中國的大一統，抱有高度的責任感，滿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豪情，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然而楚國國內，朝廷之上楚懷王昏庸腐朽、剛愎自用；靳尚、鄭袖等群小奸佞當道、欺上瞞下。朝廷之外，貴族保守勢力茍且偷安、驕奢逸樂、互相傾軋、爾虞我詐。執著于“美政”思想的屈原，致力于變法圖強、振興楚國，卻不幸“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兩次被放逐。在十余年的放逐生活中，屈原對楚國國事衰頹、政治丑惡、時事昏暗的丑惡本質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對社會底層百姓的生活困苦有了更為深入的切身了解。但是自小深受儒家“忠君”思想教導的屈原無法指斥君王，非議朝政，只能在其文學作品中婉曲地抒發自己內心的憤懣之情。正如清代學者趙翼所言，“國家不幸詩家幸”（《題元遺山全集》）。屈原報國無門的悲憤情愫，在《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一系列偉大作品中，借物抒懷，深沉蘊藉地傳達了抒情主人公對國家命運前途的擔憂，對楚懷王任用奸小、疏遠賢臣的不滿，將自己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之痛的情感與“香草美人”、“惡禽臭物”等自然外物相觸動、相交融，形成具有精神性質活動的“物”與“感”之間的互動。屈原作品中的“感”溝通了抒情主人公內心的“情”與自然界外在的“物”間的特殊的內涵關聯，呈現出鮮明的蘊藉象征特色，通過自然之“物”痛心疾首地表白自己對楚國的風雨飄搖的絕望之“感”。曲回的流水、杳冥的深林、高峻的山峰、幽暗的日光、霏霏的霰雪，透露著抒情主人公凄苦悲愴、孤寂迷茫、憂愁而又矛盾的內在情感，通過對自然環境的渲染與描寫，屈原控訴了黑暗腐朽勢力對象自己這般忠貞之士的迫害與排擠，表達了自己即使不能為人所理解，也要堅持理想、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文中抒情主人公通過外物、景象而抒發寄托情感，使主觀情感與想象、理解相結合，將心靈世界與自然世界聯系在一起，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完成了物質與精神之間的轉化、融合。“要想真正了解人生，必須‘深入無人之境’。所謂‘無人之境’，是很可以耐人尋味的境界，其含義之一，應是自然。”［4］128一語道出文學創作中自然外“物”與內在情“感”之間的微妙意蘊。在屈原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主觀情志與所描繪的自然外物基本達到了完美地融合。屈賦中的“物”不再是《詩經》中為了起興而順手拈來的物象，也不是春秋時期用于“比德”的附會，而是帶有抒情主人公濃郁的思想情感的物景。在屈原的作品中，自然外物不再是單純的自然外物，而是抒情主人公自覺的選擇，帶有鮮明的主動性，這標志著“物感”說在屈賦中的逐漸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