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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怪小說適合兒童閱讀的題材內容主要有勸世、愛情婚姻、人與異類的傳奇逸事異事、知己友情、諷刺現實等方面。而這幾方面的內容，在蒲松齡的《聊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從遠至神話傳說，近至清代初期的志怪小說中，都可以追尋到蒲松齡創作繼承前人的痕跡。今人朱一玄編輯的《聊齋志異資料匯編》一書列舉了一些材料，對《聊齋》部分作品進行溯源，涉及的《聊齋》篇目有138篇，［6］其中適合兒童閱讀、有益于兒童身心發展、可納入兒童文學范疇的作品至少有63篇。蒲松齡“有意識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現社會生活和人生情感”，使《聊齋》在繼承傳統志怪兒童文學題材的同時也發展、突破了傳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繼承了傳統的題材內容并更加豐富與全面

在適合兒童閱讀方面《聊齋》對志怪小說的題材內容有繼承也有發展，使題材更加豐富與全面，從勸世教化和愛情這兩類題材即可見一斑。

1．勸世教化題材

傳統的志怪小說，很注重道德的勸諭，有不少作品適合兒童閱讀，并對他們進行人生啟迪。《聊齋》的兒童文學題材中，也有大量對世俗、人生勸諭、啟迪的作品，既受到志怪小說影響也有所發展。如東晉干寶《搜神記》中的《董永》，寫董永的孝行感動了天帝，天帝安排織女下凡幫助他。而《聊齋》的第一篇作品《考城隍》也寫仁孝感動關帝，孝子因此得以壽延侍奉母親。作品鮮明地提出“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的觀點，表現了蒲松齡推崇的是毫無功利、發自本心、出自真情性的處世方式，與兒童的處世方式不謀而合。晚唐李復言《續玄怪錄》的《魚服記》運用象征手法，諷刺了世態炎涼，而《聊齋》的《胡四姐》則進一步把那種官場中的炎涼擴展到家庭內部。清初漲潮輯錄的《虞初新志》中的《義虎記》寫老虎亦懂仁義互助，以此諷刺那些不守節義之徒。蒲松齡筆下的《趙城虎》也是一篇老虎傳奇，老虎吃人后知錯能改甘心受罰，并為老嫗盡孝，具有更多的道德意味。《聊齋》在進行道德教化內容方面，比傳統志怪小說顯得更為豐富，幾乎涉及各個道德和生活層面。如對惡習的勸誡就包括戒驕惰自大（《勞山道士》）、戒懶惰（《王成》）、戒心術不正（《畫皮》）等，《賭符》則是戒賭，《雨錢》則戒貪財，《秦生》戒好酒，《牛癀》是對私心的懲戒。傳統的志怪以較單純的情節與幻想使兒童明了故事內容，從中得到啟發，《聊齋》兒童文學作品情節也較單純，但更注重通過生動細膩的生活化細節描寫，鮮明而富有個性且極富人情味的人物形象的刻畫，使枯燥的道德內容得以傳神、形象地傳達，在潛移默化中感染著兒童讀者的心靈。

2．愛情題材

愛情是文學創作歷久常新的主題，人與神、鬼、異類之間的戀愛婚姻故事在志怪小說中就大量出現。其中有一些作品以簡明的情節、濃郁的生活情趣、真摯執著的感情、奇異的色彩同樣能引起純真又向往美好事物的兒童讀者的興趣，能對孩子進行愛的啟蒙和教育。它們對《聊齋》愛情婚姻題材的創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如西漢劉向《列仙傳》中的《江妃二女》，是志怪小說中首次出現人神戀愛的一篇作品，［2］42－43寫天帝二女與人間男子的相慕相悅。魏晉時的《列異傳》中的《談生》，寫女鬼與談生結為夫妻，這是志怪小說中首次出現的人鬼婚姻的故事。［2］25女鬼為睢陽王之女，談生只是一介寒士，這段婚姻頗有突破門第觀念的意味。唐代李朝威的《柳毅傳》寫落第書生柳毅義救受虐龍女，最終與龍女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緣。這些人與神、人與鬼的愛情婚姻故事，在《聊齋》中寫得更為精彩，表現形式也更為豐富。如《翩翩》，寫人間浪子羅子浮遇仙女翩翩，與之結為夫妻。羅子浮在翩翩的調教下一去浪子惡習，這使作品多了一份人間的溫情。《聶小倩》中，女鬼小倩被慷爽自重的書生寧采臣感動，與之相隨，最終小倩亦以真情打動了寧采臣，兩人結為夫妻。《織成》寫男主人公柳生愛慕洞庭湖神之侍兒織成，其才氣亦打動了洞庭君，后把織成嫁給了他。作品最后還附上柳毅的故事，可見蒲松齡是有意以《柳毅傳》為藍本創作這篇作品的。《聊齋》這些愛情作品比傳統志怪更注重豐富的細節描寫，并多了幾分平民色彩。除了人與鬼神之間的戀愛婚姻，《聊齋》還有不少寫人與其他異類愛情婚姻的作品，包括人與狐、花、木、鳥、魚、蟲等各種異類的故事，比傳統志怪小說更顯豐富多彩，如《花姑子》（人與香獐精）、《綠衣女》（人與綠蜂精）、《阿纖》（人與鼠精）、《葛巾》（人與牡丹花精）、《黃英》（人與菊花精）、《白秋練》（人與魚精）、《竹青》（人與烏鴉精）等。無論是哪種類型的愛情故事，在帶給兒童神奇的吸引力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美好的精神向往。《聊齋》那些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題材內容總體而言比傳統志怪小說更為豐富全面，有利于兒童認識、感受豐富的生活。兒童文學在題材上也要求象成人文學那樣豐富多樣，以滿足不同層次兒童讀者的需求。蘇聯著名教育家馬卡連柯曾指出：“表面看來，可能會覺得，兒童文學中的年齡差異以及兒童藝術文學和成人文學的區別主要表現在題材、概念的名稱和內容上。但是很難設想有哪種題材是不能寫給兒童看的。甚至愛情，普通兩性之間的愛情，也不能從‘兒童的’題材范圍內拋開……”［7］長期從教的蒲松齡在這方面的確表現出一個教育家獨特的視角。在《聊齋》兒童文學類作品中，題材內容幾乎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給予了不同年齡層次的兒童以不同的需求和啟迪，這是對傳統志怪小說兒童文學題材的一個發展與超越。

繼承了傳統的現實主義精神且更為強烈

傳統的志怪小說有大量兒童能讀懂感興趣的抨擊現實黑暗，批判貪官酷吏，反抗世道不公的作品，這對于《聊齋》諷刺世道不公，反映官場黑暗的兒童作品也有很大的影響。成書于春秋、戰國時的《山海經》，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神話，這些作品可視為志怪小說的雛形。其中的《形天》，描寫了一位敢于與天帝抗爭的神話人物———形天的形象，他在“帝斷其首”之后，“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他的出現，為后世塑造敢于反抗權威的人物形象奠定了基礎。《列異傳》中的《干將莫邪》，寫干將父子對暴君復仇的決心。東晉陶淵明《搜神后記》中的《章茍》，寫農夫章茍面對雷神的不公，敢于怒目斥罵，勇氣可嘉。這些作品中不畏強暴的反抗精神，在《聊齋》中得到了延續，而且表現得更為強烈，如《向杲》、《聶政》、《席方平》等均寫老百姓對豪強至死不屈的反抗。向杲化身為猛虎報復仇人，席方平歷經陰間非人的折磨仍不放棄復仇的信念，這些形象頗有“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特點。志怪小說中有不少作品揭露了官場的黑暗，如南朝劉宋東陽無疑《齊諧記》中的《薛道詢》，寫薛道詢化為虎食人無數，后又化為人，還當了殿中令史，作品隱含了官如惡虎的諷刺意味。《聊齋》的《夢狼》無疑受到了《薛道詢》的啟發，寫白翁夢見了兒子的府衙是吃人的地方，官吏們都化作兇狠的虎狼，官衙里還有白骨如山，諷刺揭露的意圖更為明顯直接，批判也更為強烈大膽。由此可見志怪作品雖以奇幻的形式出現，但同樣具有直面現實人生的精神，這種精神在蒲松齡的《聊齋》也有鮮明的表現，而且更增添了一份批判的勇氣。如《促織》甚至把批判的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鸮鳥》則直接取材于作者生活的康熙乙亥年（1695）發生的事情，對長山縣令的貪婪擾民作了無情大膽的揭露，為百姓鳴不平。蒲松齡還在作品中增加了一些具有時代特征的內容，如對科舉制度不公平的抨擊。在《考弊司》中，借對陰司考官營私受賄行為的諷刺，對現實中考官營私受賄進行抨擊；《司文郎》借一盲鬼僧的經歷，諷刺考官有眼無珠、無德無才，致使有才華的文人黯然落第。《葉生》則為天下“文章憎命”、科舉之途淹蹇的讀書人鳴不平。這些作品已完全融入了蒲松齡個人的親身體驗在其中，因而揭露顯得更真實。《聊齋》這些“出于幻域，遁入人間”［1］209直面現實的作品以其鮮明的是非觀、相對單純而又曲折的情節吸引兒童的注意力，以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感染兒童，幫助兒童讀者認識并直面社會與人生。

幻想更大膽神奇又有生活情趣

傳統志怪小說大都富于幻想色彩，這一特點在《聊齋》中也有很突出的表現，而且以濃郁的生活情趣更易引起兒童的閱讀興趣。富有幻想色彩的遇仙題材在志怪作品中常常出現。如東晉王嘉《拾遺記》中的《洞庭山》，開后世洞窟遇仙類故事的先河。［2］58陶淵明《搜神后記》中的《袁相根碩》，也是寫洞窟遇仙。《聊齋》中也有不少遇仙故事，如《翩翩》、《絳妃》、《績女》、《安期島》、《粉蝶》等，都是寫凡人遇仙的，充滿神奇色彩。其中《絳妃》寫花神請秀才寫檄文討伐風神的故事，與唐代谷種子《博異記》中的《崔玄微》寫人遇花神、風神的故事有相似之處。《搜神后記》的《丁令威》則寫人成仙化鶴的故事，《聊齋》中的《白于玉》也寫一名叫吳青庵的書生遇仙得道化仙而去。這種遇仙故事，還有另一種表現形式，是寫物得道后化為人，如《搜神記》中的《班狐》，是六朝小說中第一次出現較完整的狐貍變人的作品，［2］54狐貍變的書生博學多才。在《聊齋》中，這種變化則發展為花妖狐魅皆可化為人，而且他們都有非同常人的本事，幻想顯得更加大膽神奇，且這些形象在《聊齋》中變得“多具人情，和易可親”，［1］209在大膽的幻想中融入了生活情趣，讓孩子倍感親切。如《周三》中的老狐變為自稱胡二爺的白發叟，如常人一樣彬彬有禮。他的朋友周三也是一只有法術的狐仙，他以“虬髯鐵面，服褲褶”的形象出現。《柳秀才》中的柳樹神則化為“峨冠綠衣，狀貌修偉”的秀才，為縣令進獻御蝗蟲之策，這樣的神可謂充滿菩薩心腸。《黃英》中的菊仙黃英和她的弟弟看起來與常人無異，并善于以菊花經商創造財富，且不以此為恥，頗具市民意識，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奇異的法術往往更能表現幻想的大膽、神奇。志怪小說中充滿奇異色彩的法術變幻對天真、好奇的孩子而言，具有極大吸引力。東晉荀氏《靈鬼志》中的《外國道人》即充滿奇幻色彩。外國道人不僅能吞刀吐火，且入擔中籠子里亦無增加重量，更能從口中吐出一女子與之共食。道人睡覺，女子也從口中吐出一年輕男子，并與之共食。后女子把年輕男子含回口中，道人醒，又把女子、食物、器皿含回口里。這一連串變化讓人目不暇給。《聊齋》中亦有法術神奇如此且表現更為大膽的作品，如《鞏仙》，鞏道人的衣袖大有乾坤，能幫助一秀才從袖中進入王宮與意中人相會。《寒月芙蕖》寫道士施法術居然使冬天的花園溫暖如春，湖面開滿嬌艷的荷花，奇妙的法術使大自然的變化穿越了節令順序，令人嘆為觀止。而《偷桃》一文，與唐代的《原化記》中的《嘉興繩技》、明代王同軌的《耳談》有許多相似之處，［6］12－17它從孩童的角度去看術人表演偷桃的戲法，細節的描寫更具體豐富逼真，上天偷桃的孩子被肢解后居然又復活了，讓人驚奇不已。還有些志怪作品反映了古人對宇宙的幻想，如西晉張華《博物志》中的《天河浮槎》，寫古人幻想乘浮槎上天，可見古人對宇宙是充滿好奇的。那是孩子似的好奇心。蒲松齡的作品也有這種對宇宙的好奇心，且表現得更細膩而生活化。如《雷曹》寫慷慨熱心的樂云鶴與雷神交上了朋友，雷神帶他到天上走了一遭，樂云鶴看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遍灑云間”，富有人情味的雷神便讓他盡情向家鄉播撒雨水滋潤大地。樂云鶴還看見“星嵌天上，如老蓮實之在蓬也”，他摘下一顆藏在袖中，而這顆星星竟是他一位去世的好友化成的。哪位孩子不曾對天上的云彩與星星展開過種種奇思妙想呢？蒲松齡結合人們熟悉的生活展開想象，既讓兒童感到親切有趣又滿足了他們豐富的好奇心。《聊齋》的幻想是全方位的，比傳統志怪作品更多姿多彩和富有趣味性。它的奇異幻想總是與現實生活有密切的關系，充滿生活情趣，亦真亦幻，與兒童愛幻想并常把幻想與現實相混淆的思維特點不謀而合，因此更易激發兒童讀者強烈的好奇心和閱讀興趣。

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

《聊齋》不僅繼承發展了志怪小說豐富的題材及現實與幻想色彩，而且在內涵上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因而對兒童讀者更具啟迪性。友情在人生中不可或缺，兒童同樣需要友情，志怪作品有不少寫友情的佳作。如《靈鬼志》中的《嵇中散》，寫魏晉時的文學家、音樂家嵇康以琴會鬼友的故事。表現友情在《聊齋》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內容。如《王六郎》、《陸判》寫人與鬼之間真誠的友誼，超越了陰陽兩界。《嬌娜》、《酒友》、《胡四相公》、《劉亮采》寫人與狐之間的友情，這種友情超越了金錢、名譽、地位、私欲甚至生死，更為感人，精神境界更高，能使正處于成長階段的兒童了解何謂真正的友誼，對他們具有啟迪作用。《聊齋》的愛情故事在精神境界上對傳統的超越更為突出。傳統的志怪小說有不少神奇曲折的愛情作品。《搜神記》中的《河間男女》，寫一癡情女子因所愛男子從軍積年不歸而病死。男子歸來，到女子墳前痛哭并挖墳開棺，女子復活，最終與所愛結合。《幽明錄》中的《胡粉女》，寫一癡情男子愛上了賣胡粉女子，在第一次約會時“歡踴遂死”。男子父母告官，胡粉女撫尸痛哭，男子復活，兩人終成夫妻。這種因愛而死，為愛復生的故事，在《聊齋》中寫得更為執著動人。如《連城》，連城與喬生這一對知己為了愛生死相隨，不斷與不公平的現實（包括等級與婚姻制度）抗爭，執著不屈，最終獲得幸福。這種執著之愛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離魂追隨所愛。《幽明錄》中的《龐阿》，是志怪小說中第一篇寫離魂的作品［2］80。石氏女愛慕龐阿儀容，以致在不知不覺中幾次離魂出現在龐阿身邊。《聊齋》也有寫離魂的，如《阿寶》，迂訥的窮書生孫子楚愛上了富家女阿寶，以致離魂追隨，后來更魂附鸚鵡，飛到阿寶的身邊。孫子楚的癡情使兩人終于結為夫婦。這種“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癡情不僅超越了門第觀念，與傳統志怪相比更具有反封建意義。而《瑞云》則寫賀生對瑞云的愛已不再停留在“男才女貌”的傳統層面，強調了“知己”之愛的重要。《聊齋》這些超越傳統的愛情描寫，使作品具有更真摯的情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對兒童來說無疑具有強烈的感染力。《聊齋》兒童文學題材中人與異類的愛情故事，比傳統志怪更精彩感人。其中人狐戀故事在《聊齋》中很有特色，如《青鳳》、《嬰寧》、《狐妾》、《狐諧》、《小翠》等。蒲松齡筆下的狐女，大多美麗可人，秀外慧中，如孩童般毫無矯情，不受人間禮法的約束，甚至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環境中能撐起一片天空，不是男性的附庸，具鮮明個性，形象清新。《聊齋》那些寫人與花妖狐魅的愛情故事中的異類大多為女性，她們常常有情有義、通情達理，對愛情的追求執著專一，甚至敢作敢為，與傳統志怪中異類化成的女性形象相比顯得更富有個性與追求。這些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表現作者美好的愛情理想，不僅能感動成年讀者，同樣因其奇幻、美麗的色彩和真摯感人的精神境界也能打動兒童好奇、敏感、純真的心靈，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啟迪他們成長。而反映現實題材的作品，如上文所言，《聊齋》的表現比傳統志怪更為大膽直率，更富有現實主義精神，從中啟迪兒童學會直面人生，這使它更具教育價值。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自序》中曾說：“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篇。……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可見蒲松齡寫《聊齋》，一方面緣于對志怪作品的鐘情，另一方面是要通過志怪的奇幻形式，寄托自己的孤憤。傳統志怪小說中蘊藏的兒童文學因素，啟迪了《聊齋》的創作；而長達四十多年的教書生涯，也使蒲松齡對兒童有了更多的關注，為兒童文學題材創作提供了靈感，并發展了志怪小說的兒童文學因素；同時，晚明李贄的“童心說”，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清初的蒲松齡，他常以真性真情與真心看世界，［8］這種與兒童相近的處世方式，使《聊齋志異》超越了傳統，對兒童充滿了非同一般的吸引力。（本文作者：何敏怡 單位：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基礎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