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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低碳經濟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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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低碳經濟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性

一、低碳經濟的特征

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模式,與傳統經濟發展理念和模式有著完全不同的新特征:首先是全面性。低碳經濟不僅僅是一個純技術領域或經濟領域的問題,而是涉及到經濟發展、社會公正等層面的全面性問題;其次是全球性和戰略性。氣候系統是一個整體,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全球性,涉及人類共同的未來,超越主權國家的范圍。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應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低碳發展需要全球范圍的合作;第三是均衡性。這里所強調的均衡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低碳經濟在發展模式上,不能違背市場規律,不能影響人類正常發展;另一方面,低碳經濟的發展不是以犧牲人們的生活水準為代價,恰恰相反,低碳經濟作為一個科學的發展模式,要求在消耗同等能源、同等碳排放的基礎上,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水平不應受到影響和降低。

有什么樣的環境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的經濟發展主要是由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價值觀主導,所以人類以犧牲環境換發展的思路占上風,先污染后治理的高碳經濟發展模式大行其道。而推進低碳經濟這一新的發展模式,必須以構建與其相應的環境價值觀為基礎,如果沒有新環境價值觀的支撐,就不可能在全社會實施低碳經濟。因此,低碳經濟的表象是經濟模式的轉向,本質卻是環境價值觀的轉變。在引入新的環境價值觀之前,有必要首先對現有環境價值觀與低碳經濟的內在矛盾進行深入分析。

二、現有環境價值觀支撐低碳經濟發展的局限性

(一)現代環境價值觀與低碳經濟的內在矛盾現代環境價值觀主要指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價值觀,不同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分類和解析,美國的哲學家諾頓(BryanGNorton)認為,現代環境價值觀有強式和弱式之分。其中“強式人類中心主義”,也被人稱作“人類沙文主義”或“極端人類中心主義”。這種觀點認為,自然存在物的價值不是客觀的,而是由人主觀地給予定義。即只有在它們能滿足人的興趣或利益的意義上才具有工具價值。如同法國學者霍爾巴赫在《自然體系》中論述的那樣:“人必須使自己成為全部自然界的中心……人類必然確信整個大自然系為他而造,自然界在完成它的全部業績時心目中只有人,或不如說,聽命于大自然的強大因果在宇宙中產生的一切作用都是針對人的。”[2]

千百年以來,在“強式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價值觀的指導下,人發揮了自我的巨大創造力,改變了人類從屬自然和依附于自然的地位。但正如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告誡我們的那樣,“不要過分沉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3]可以說,人類當今生態危機的很大程度上源于近300年來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等實踐活動產生出來的負面效應,而支撐這種實踐活動的理論基石便是“強式人類中心主義”。顯然,這種環境價值觀與當代的生態危機有著直接的邏輯關系,主要表現為以下3個方面:首先,“強式人類中心主義”征服、主宰自然的觀念,直接誤導了人們對于自然關系的理解,使得人類的行為純粹出于自身需求而不考慮自然的承載度。其次,“強式人類中心主義”以“主———客”為框架的單一主體中心論為指導,這種理念極易導致人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的時候,以“征服者”和“統治者”自居,不能看到人自身的能動作用,從而不能善待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4]第三,“強式人類中心主義”究其本質,起主導力量的是以少數人經濟和利益為驅動、為導向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正是因為以這種價值觀為歸宿,以狹隘的個人利益、地方利益和國家利益為中心,而不是從全局的、整體的全人類角度考慮,才造成了今天環境與生態嚴重失衡的局面。低碳經濟社會建設強調的是環境的合理承載、資源的有序開發、能源的節約環保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而反觀“強式人類中心主義”的種種表現,都很難與低碳經濟所呼喚的新環境價值觀的要求相匹配。

相對于“強式人類中心主義”,“弱式人類中心主義”又被稱作“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作為“弱式人類中心主義”最著名的辯護者,諾頓在理論上既肯定了滿足人的偏好的合理性,還能依據一定的世界觀對這種偏好的本身進行評判,使得它對肆意破壞和攫取自然資源的行為進行批判,從根本上限制人類對自然的傷害。簡而言之,“弱式人類中心主義”就是為了實現人類自身利益而善待自然。但是這種理念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從這個名詞本身出發,“弱式”中所強調的“弱”的程度如何體現,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因而從實現代內、代際公正的目標上看,對于資源利益的統計計算以及合理的分配問題,都將是使這一理論付諸實踐的一大難題。其次,這一理論的基本立場,仍然是基于人在自然界中的權利和生物學上的最高地位,它的價值觀導致了在人的實踐活動中把自然存在物僅僅當作對人有利的資源加以保護,保護自然資源的基礎在于人類自身的利益和價值,一旦離開了這一目的,生態環境的保護便會失去動力。“在實踐中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以人類利益為中心,其行為必然帶有一定的不徹底性、局限性,不可能真正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5]最后,“弱式人類中心主義”只站在人的立場上考慮問題。誠然,這得益于人類的換位思考能力,但是這種換位思考不應該僅僅局限于人與人之間,還應擴展到對他物、對整個自然的廣義層面。由此可見,無論是何種形式的人類中心主義,要么重增長而輕環境,要么重個人利益或短期利益而輕視自然的生態利益或長遠利益,本質上它們都與低碳經濟模式有內在排斥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消解或修正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價值觀,成為推進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關鍵所在。

(二)后現代環境價值觀與低碳經濟的內在沖突

后現代環境價值觀,即“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價值觀,是通過對“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價值觀的批判,主張自然環境具有內在價值的生態倫理價值觀。“非人類中心主義”在18世紀后期就已經萌芽,但在本世紀中葉以后才得以迅速發展,它可以劃分為“動物權利論”、“生物權利論”和“大地倫理學’等觀點。這些理論雖然具體觀點差別很大,但他們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都反對以人類為中心,他們的共同觀點:一是在結構、功能上否認人類與自然物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二是認為自然物與人一樣都具有自己的固有價值,這種價值是“即使在荒野中,不管人是否體驗它,它都客觀存在”[6];三是肯定自然物與人一樣擁有道德權力。后現代主義環境價值觀由此構成了“非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基點。

雖然“非人類中心主義”建構了新的價值理論板塊,但在現實中卻存在著諸多其自身無法解決的痼疾。首先,“非人類中心主義”在理論上陷入一種誤區,它看到了人與自然界及其他物種之間的不平等,卻未想更深層次的不平等存在于人與人之間,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下生存在地球上的人并不是平等地享受清潔環境且不遭受環境傷害的權利;一是當代人和后代人不能平等地享受地球資源和生態環境。其次,“非人類中心主義”反對“主客二分”,將一切生命體甚至是大自然都看作倫理和價值的主體,將其他生物和人等同化,強調物種之間的相互依賴、互利共生。然而這種觀點強調人與自然的共性,卻淡化了人與自然的差異性,抹殺了人作為真正的主體的存在的意義,降低了人的獨特價值,從而在實踐中減弱了人對環保的驅動力。就低碳經濟而言,強調了低碳卻忽視了低碳經濟發展的本質。最后,“非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作為自然界中的普遍成員,其個人價值不能凌駕于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之上,甚至指出,“若是人類的存在妨礙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協調,消滅人類也將是一種善”。[7]人作為實踐活動的主體,也是低碳經濟實施的必備要素。倘若過于注重所謂的“平衡”而削弱對人類內在價值的尊重,對人類的存在和行為進行限制的話,那么,且不說低碳經濟發展無從談起,人類的發展前景亦變得岌岌可危。因此學界也有人將“非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稱為“生態法西斯主義”,對并其中包含的這種“反人類”的傾向深為憂慮。

三、低碳經濟發展呼喚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

如上文所述,現代環境價值觀為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對于所造成的環境困境卻難辭其咎。后現代環境價值觀雖然對環保注重有余,但對經濟發展推進不足。低碳經濟的第一要義是可持續發展,而不是糾纏于諸多理論上的孰是孰非。作為人類應對生態危機的一種綠色經濟發展模式,低碳經濟無疑需要一種嶄新的、有利于人類整體利益與生態環境的環境價值觀支撐,方能順利轉型,才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所以,如何支撐起低碳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環境價值觀作為指導,在經過理論和實踐的反復探索和無數爭論之后,我們確立了一種新的,重視自然,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環境價值觀———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價值觀。

(一)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的內涵

20世紀80年代,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起草了一份《我們共同的未來》的研究報告,全面地、系統地分析了人類面臨的經濟、社會與環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并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8]從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可以看出,它包含了3個相互關聯而又不可分割的方面:經濟的可持續性、社會的可持續性和生態的可持續性。其中,生態的可持續性要求人們尊重并保護自然界的生態過程和整個生態系統,它是可持續發揮的基礎。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提出,不僅是當代人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而做出一種生存選擇,也標志著人類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一場深刻變革。這種價值觀要求人類對生存的環境進行保護和改善,與自然進行有效的合作,把環境保護和人類的持久發展統一起來,作為人類的共同目標去實現。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既尊重人的價值,又尊重自然界的價值。正如美國著名的生態學家和環保先驅奧爾多•利奧波德指出的那樣,“當一件事有助于保護生命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確的”。[9]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一個全新概念,是一種哲學范式的訴求與超越,是人類環境價值觀的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是低碳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價值觀把地球的環境資源看作是屬于當代人和后代人的共有財產,當代人在謀求發展利益的同時要為后代人保存可供其持續發展的環境資源。同時,人類作為生態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與其他生物種群共享地球的,人類的共有財產和資源的永續利用,離不開自然界其它非生物的支撐,人類應當尊重其他生命物種,與之和諧相處,惟有如此,人類才能維持自身的健康生存和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嶄新的環境價值觀,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既不是對“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完全肯定,也不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完全否定,而是對以上兩種環境價值觀的揚棄,在理論上實現了對“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價值觀的超越。它既堅持了人類對發展的追求,又兼顧了生態整體利益,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自然生態規律的有機統一,因而是一種科學的價值觀。

(二)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的基本特征

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價值觀一經提出便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它為人類社會設計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模式,涉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作為一種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模式,可持續發展立足于環境保護和資源合理利用,其基本特征如下:首先,可持續發展是以公平為前提的基本價值觀。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發展,發展的前提是公平。公平包括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間的代內公平,也包括當代人與后代人的代際公平,以及所有的主體都應該平等享用環境資源、清潔環境而不遭受資源限制和不利環境傷害的權利的種際公平。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重要目標就是要求人們調整好當代之間的關系,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界其他物種之間的關系。其次,可持續發展是以人與自然和諧為目標的基本價值觀。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以此類推,我們生存的世界就是由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矛盾統一體,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一方面,人與自然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滲透。

人類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自然,必須要通過勞動來實現與自然的物質和能量交換。另一方面,人類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和發展條件,總是不斷地更改自然的狀態,不斷作用于自然。而這種人類作用于自然的力和由此產生的自然反作用力,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失衡。作為可持續發展方式建立的基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最高追求。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實現人類與自然界的全面、協調發展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必由之路,為此,必須首先確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價值觀。第三,可持續發展觀是對現代和后現代環境價值觀的揚棄。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價值觀在堅持環境以人類為價值標準的前提下,重新界定人類這一“價值標準”的內涵:首先,強調人類的健康發展和全面發展是根本價值尺度。在這種價值尺度的視閾下,可以更加客觀和全面地意識到尊重自然、保護物種的多樣性和生態安全性的重要意義,可以有效地解決片面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所造成的高碳排放等生態失衡問題。其次,以人類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從而避免了狹隘的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和國家主義帶來的環境問題。最后,以代內、代際利益為環境價值尺度。當代人的又好又快發展固然重要,但后代人的擁有較好的環境去生存和發展同樣意義重大。因此,以代內和諧共處、代際共享發展的視角去協調與自然的關系,給自然以更多的人文關懷,就可以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四、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助推低碳發展的作用與挑戰

(一)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是低碳經濟的必要指導

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為低碳經濟發展明確了道路選擇。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基于生態、環境、資源問題而提出,是在低碳經濟發展的訴求日益迫切的情境下應運而生的價值觀,也是人類在面臨由于資源耗竭和環境污染造成的生存危機情形下的必然選擇。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明確了現階段我們的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綠色發展和低代價的發展。而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正是在這種基本要求的明確下提出的,低碳經濟強調促進節能減排,推進生態建設,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與國家正在開展的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

從倫理學上看,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的核心就是“和諧”與“公平”。“和諧”是指全球范圍內人類整體與自然的和諧;“公平”包括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間的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具體而言,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在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上,要求人類善待自然,以理性、健康和文明的態度來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強調人類對大自然的關懷,明確地球生物圈對人類生存的意義。

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強調人是自然的產物,自然是人類的家園,珍惜和愛護地球就是呵護人類共同的生存空間。它要求人類在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和諧發展的原則和宗旨下,積極轉變以往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時秉承的“征服”、“統治”的慣性思維,注重對自然可再生能力的維持和保護。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注重代際平等。它認為,作為人類共同的生存空間,地球自身的資源儲備量、資源承載力以及對污染的消化率都是有限的,人類的活動必須且只能控制在這種“有限”的范圍之內,否則,一味地堅持“以自我為中心”的消費觀念,掠奪性地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無限透支生態價值的后果,就是地球上的各種資源的蘊藏量將不斷減少,最終枯竭。因此,人類在為當代人的生存和發展而不斷開采自然資源的同時,要本著“發展機會均等、資源分享平等”的原則,承擔起代際之間協調自然資源分配的重任,充分考慮和科學安排后代人生存和發展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而不是只顧當前利益,罔顧后代人利益,破壞人類世代延續發展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人類世世代代生存在一個地球上,而只有每代人都接受并貫徹這種思想于行動之中,我們共同的地球家園才能亙古綿延,這也正是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倫理意義所在。

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基于生態、環境、資源問題而提出,是在低碳經濟發展的訴求日益迫切的情境下應運而生的價值觀,也是人類在面臨由于資源耗竭和環境污染造成的生存危機情形下的必然選擇。縱觀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和發展困境,其始作俑者在于人類自己,在于人類價值觀的迷霧與偏失,在于人類實踐的偏頗與失當,在于人類與自然以及人類社會內部關系的矛盾與沖突。是人類罔顧一切的生產、生活方式導致了這些問題的產生。解鈴還須系鈴人,解決問題的關鍵也在于人類自身,人類只有勇于直面問題,敢于變革自身,轉變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規范、約束和限制自己的生產和實踐,以理性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才是解決人類自身困境的根本路徑。

(二)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的挑戰與實現途徑

如前文所述,人類今天所面臨的環境和生態問題與經濟發展有著直接的聯系。從一定程度上說,正是人類不適當的經濟活動導致了這些問題,造成了不可持續發展狀況的出現,而這種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又是根源于人類發展價值觀的迷失。因此,改變人類的經濟發展方式,首先需要更新人們的環境價值觀。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既是一種高層次的利益觀,又是一種新確立的道德觀,它的形成要求較強的自覺性、自為性。因此,認真探討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挑戰和實現途徑,就顯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從我國國情來看,低碳經濟是我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是由于工業化尚未完成,我國發展低碳經濟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的形成與付諸實踐,仍面臨諸多的困難與挑戰。這主要因為一方面,我國總體經濟水平較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較大,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很多地區的人們仍然在為擺脫較為艱難的生活狀態而努力,而地方政府也是GDP“掛帥”,低碳經濟的理念被束之高閣;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現階段對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科技知識的普及率有限,很多人對此并無清晰的認知和明確的概念,不少人以為可持續發展問題離我們比較遙遠,責任感就相對比較淡薄。這也是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在我國形成和實踐有相當阻力的基本原因。此外,從宏觀層面的原因分析,在近代工業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人類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人與人之間功利主義、利己主義價值觀泛濫,人與自然之間征服主義、拿來主義大行其道,人們慣于以自我為中心來獲取利益和實現自我的社會價值,而無暇顧及他人利益,不計算社會成本。這種價值觀的偏差不僅體現在微觀群體之間,還廣泛存在于國家之間。發達國家利用技術上的領先優勢,將人類共同的資源占為己有,卻將污染和垃圾留給了全世界。受此價值觀影響,各國內部的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顯然,在一個貧富懸殊且充斥著不公平的社會中,可持續發展是很難有效實施的。

但是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形成和實踐可持續發展價值觀的有利條件。一方面,從國家層面,我國政府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指導,積極順應低碳發展的潮流,通過制定規劃、建章立制、出臺激勵政策、加強環保監管和執法,動員企業履行低碳責任,呼吁公眾履行低碳生活義務等多種途徑,穩步推進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建設[10]。另一方面,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價值觀在我國也有著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蘊支撐。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文化傳統中,有著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觀念。比如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中就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敬畏自然、關愛生命、天人合一的生態意識。這種古老的生存智慧,雖然不能為人類解決當今社會所面臨的生存困境提供現成的答案,但對于謀求構建現代和諧的生存世界,糾正現代人類的生存方式、生活態度上的偏差,仍然極具價值。我們應當發掘和發揚這些優良文化思想,為確立和實踐現代的可持續發展環境價值觀增添有利條件。

當前,我們要確立和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價值觀,除了對已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之外,還要注重具體的途徑建設:首先,要克服各種形式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要處理好幾個統一,即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的統一,局部效益與整體效益的統一,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夠樹立“保護我們共同的地球”的意識,把維護整個地球和自己所處的生態環境的良好狀態,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其次,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價值觀要求我們更加注重代內和代際的公平。在代內,它要求公平地承擔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防止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貧富分化,建立全球的伙伴關系,共同合作防治環境污染。在代際,要求各世代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各世代維持地球的生態環境質量,各世代每個成員都有權公平地獲得從前代繼承的遺產。

作者:黃凱 王建明 單位:蘇州科技學院院長辦公室 蘇州科技學院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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