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腺瘤性息肉發病危險因素及中醫機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2017年8月～2018年8月于我院消化科住院的結直腸息肉患者643例，男333例，女310例，年齡20～89歲，平均57．61歲。其中非APs患者191例（29．7％），APs患者452例（70．3％）。肥胖患者31例（4．8％），合并高血壓者191例（29．7％），合并高脂血癥者214例（33．3％），合并空腹血糖升高者85例（13．2％），合并高尿酸血癥者122例（19．0％），合并脂肪肝者138例（21．5％）。

1．2納入、排除及診斷標準

1．2．1納入標準

年齡≥18歲；符合上述診斷標準；在廣東生活≥15年者。

1．2．2排除標準

P－J綜合征、家族性腺瘤病性息肉或結直腸息肉已癌變者；患CRC、炎癥性腸病或腸結核者；數據資料不完整；不符合納入標準者。

1．2．3診斷標準

參照Morson組織學分類法主要分為非APs（包括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錯構瘤性息肉）和APs（包括管狀腺瘤、絨毛狀腺瘤、管狀－絨毛狀腺瘤）2大類。根據2011年《中國成人肥胖癥防治專家共識意見》［4］，BMI（體重指數，BodyMassIndex）≥28kg／m2定義為肥胖人群。

1．3研究方法

根據納入、排除及診斷標準，納入結直腸息肉患者643例，收集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橫斷面－回顧性分析。

1．4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24．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珚x±s表示；計數資料以例（％）表示，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概率法進行比較；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APs的發病危險因素，并計算OR值及95％CI（置信區間，ConfidenceInterval），以P＜0．05（雙側檢驗）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APs發病危險因素

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示，性別為APs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OR＝0．67，95％CI：0．48～0．96，P＝0．027），男性APs發病率（54．4％）大于女性（45．6％），男女比例為1．191；但APs與年齡、肥胖及合并高血壓、高脂血癥、空腹血糖升高、高尿酸血癥和脂肪肝疾病等因素無明顯相關性（P＞0．05）。

2．2中醫證型分布

APs患者臨床主要辨證分為虛證（脾胃氣虛證、陽氣虧虛證、陰陽兩虛證）、虛實夾雜證（肝郁脾虛證、脾虛濕蘊證、脾虛夾瘀證）和實證（大腸濕熱證）3大類，其中APs患者脾虛夾瘀證最常見（74．3％），其次為脾胃氣虛證（10．2％）和大腸濕熱證（8．6％）；主要中醫證型分布存在著性別差異，男性APs患者以脾虛夾瘀證（72．4％）和大腸濕熱證（13．4％）多見，女性則以脾虛夾瘀證（76．7％）和脾胃氣虛證（10．7％）多見。

2．3APs的中醫致病因素

APs患者病邪因素可分為虛（氣虛、陽虛、陰虛）和實（氣郁、瘀、濕、熱）2類，經χ2和Fisher精確概率法檢驗，APs發病與氣虛夾瘀濁、瘀血因素有關（P＝0．001）。因此，脾虛為本，兼夾瘀濁、瘀血為患，可能為APs發病機制。

3討論

根據組織病理學特征，結直腸息肉主要分為非腺瘤性息肉和腺瘤性息肉2大類［5］。APs被稱為癌前病變而與CRC關系最是密切。本研究發現性別為APs發病的危險因素，男性患者發病率高于女性，與既往有關APs研究結果一致［6－7］，可能與男性吸煙、飲酒等多種不良因素有關，以及可能與女性雌激素的保護作用和女性盆腔的特殊結構有關［8－9］。本研究發現年齡與APs發病無明顯相關性，與先前研究結果不同［7，10］，考慮可能為樣本來源地域較局限，不足以代表總體特點，尚待進一步探究。廣東地區APs發病與肥胖及合并有高血壓、高脂血癥、空腹血糖升高、高尿酸血癥和脂肪肝疾病因素無關，這與先前波蘭地區研究結果不一［11－12］。但一項日本的研究同樣發現，BMI、高血壓、高脂血癥及糖尿病疾病與APs發病無相關性，代謝綜合征中只有腹圍差異與APs相關［7］。目前亞洲有很多關于代謝綜合征與APs之間關聯的報道，但關于這種關聯性別差異的研究是有限的。此外，在代謝綜合征方面，只有中心性肥胖因素是APs患者的獨立危險因子。Liu等［13］在中國人群中進行的大樣本量的前瞻性研究也發現男性患者中代謝綜合征與APs顯著相關，但將代謝綜合征分開分析時，僅發現中心性肥胖、高密度脂蛋白和三酰甘油水平與APs相關，而高血壓、空腹血糖升高、BMI與APs發病也無明顯相關性。徐瑩等［14］研究發現，合并脂肪肝及高尿酸血癥危險因素與大腸息肉發病相關。但本研究顯示，合并脂肪肝及高尿酸血癥疾病與APs發病與否尚無明顯相關性。此外，有關研究認為APs發病可能與CRC家族史、吸煙、幽門螺桿菌感染、胃息肉及炎性因子水平相關［10－12，14－15］，本研究尚未涉及，仍需進一步探究。中醫方面，最早對大腸息肉的描述見于《靈樞•水脹》，問曰：“腸覃如何？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系，癖而內著，惡氣乃起，息肉乃生”。本研究發現脾虛夾瘀證是APs的基礎證型，而中醫證型主要分布存在性別差異，男性患者以脾虛夾瘀證和大腸濕熱證較多見，女性患者脾虛夾瘀證和脾胃氣虛證較常見。不同地區其大腸息肉中醫證型分布不同，陳良榮等［16］發現廣西大腸息肉人群以濕熱證、脾虛證為著，尤以濕郁腸腑證最為多，考慮濕邪為廣西地區大腸息肉產生的主要病理因素。顧立梅等［17］發現江蘇地區濕熱瘀阻證常見，而脾虛濕滯證和肝郁脾虛證均以脾虛為其基礎證型，亦認為脾虛可能是結直腸肉發病的主要病理基礎，濕、熱、瘀等是本病常見的病理因素。廣東地區，APs發病則是以脾虛為本，后期瘀濁、瘀血病理產物形成，虛和瘀夾雜為患。現代醫家也大多認為“脾虛”是本病的病機重點，而濕熱、寒濕、濕濁、痰濁及由此而引起的瘀濁、瘀血則是該病的中醫學病因［18］。疾病的發生與演變與環境因素密切，廣東嶺南潮濕地區濕邪為重，脾喜燥惡濕，濕邪易困阻脾胃；加之氣候炎熱，飲食不節，貪涼飲冷，使脾胃受損，運化功能失調，濕濁內生，留滯大腸，久而為瘀，瘀濁、瘀血病理產物最后發展為具有更高危險性的息肉病變。因此，廣東地區APs患者應以健脾理氣、祛瘀化濁治療為主，根據臨床證型差異，辨證加減論治，使脾的運化和大腸傳導功能恢復，佐以祛瘀化濁之品，則有形之瘀濁、瘀血等病理產物得化，息肉不易生也。現代研究也表明，中藥具有預防和治療腫瘤作用，通過作用于腫瘤的信號通路，達到對抗腫瘤的效果，其發展前景可觀，有待深入探究［19－20］。由于地域限制且樣本數量不夠大，可能尚不足以代表總體APs發病特征。本研究所收集病例資料記錄有限，且APs發病是多種因素復雜作用的結果，有待納入更多的可能風險因素進一步探究其相關性。因此，仍需設計更加嚴謹的大樣本、多中心及前瞻性臨床研究進一步探究其發病原因及機制。

參考文獻

［1］孫可欣，鄭榮壽，張思維．等．2015年中國分地區惡性腫瘤發病和死亡分析［J］．中國腫瘤，2019，28（1）：1－11．

［2］薛晶，林一帆，劉楊，等．結腸息肉發生及生物學特征與中醫證型的關系［J］．中國中西醫結合消化雜志，2011，19（2）：88－91．

［3］周琴，梁穎茹，李燕，等．廣州市人群2015－2017年大腸癌篩查成本分析［J］．中國腫瘤，2019，28（4）：257－263．

作者：毛文昕 鐘子劭 黃穗平 張望 王靜 單位：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