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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旭 單位:安徽大學
一
在王小波寫《紅拂夜奔》前,“紅拂夜奔”是為人們熟知的歷史上一段廣為流傳的愛情故事。而王小波運用了后現代主義中的解構主義打破了歷史和現實、荒謬與理性、虛構與真實的界限,把這段才子佳人的傳統歷史故事重建在了一個天馬行空的自由世界。“解構”一詞最早出現于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一書,表示對結構進行分解、拆開,使其中的意義得以顯現。[1]如果說解構主義的目的是批判現代主義思維方式,是在打破現代主義思維方式的過程中顯現出來的后現代主義思維方式,那么它還必須樹立其自身更顯著的特點。后現代主義小說對小說這一形式進行反思、顛覆和解構,在顛覆傳統小說的內部形態和結構的同時,形成了自已的“重構”趨勢。
二
(一)小說內容情節的解構
王小波的《紅拂夜奔》是對明代戲劇《紅拂傳》的戲仿。雖然《紅拂夜奔》再現了原著的一些基本情節,但小說的內容與情節已經變的面目全非,這也印證了后現代“什么都行”的口號。小說中的各個章節仿佛時空穿越一樣互相涉及聯系著,第一章、第五章、第十章講述了一個荒誕的“紅拂夜奔”的故事,作為小說假定作者的王二的看法與做法自由的穿插往來于其中。第六章是單獨說王二事情;第七、八、九章則分別記敘了李靖、虬髯公、紅拂為主角的事情。《紅拂夜奔》中對元敘事的解構,正意味著“遠大的主題”的喪失。正如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利奧塔所說:“敘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運轉部件,包括他偉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險情,壯闊的航程及其遠大的目標。”[2]在小說的開頭構建的荒誕的洛陽城中,歷史英雄李靖成為一個愛發明的小流氓,因為證明了費爾馬定理獲罪要被做成包子。后來卻裝傻到老,過著無趣的生活。至于小說的結尾,李靖在死去后紅拂則沒事找事地申請了上吊,故事伴隨著紅拂上吊卻不了了之劃上了句號。故事的結局是開放式結局,小說對于紅拂的死法和到底有沒有死掉用“另一些文獻是這么敘述的”,“后一種說法說”,“據說”等多種可能性的推測,這些“可能”相互抵消,使故事內容不再具有完整性和確定性。《紅拂夜奔》另一特色是把“作者”引進小說中。小說中假定的作者王二認為李靖證明出了費爾馬定理而寫了部小說《紅拂夜奔》,他以費爾馬定理為紐帶和生活中與作品中人物相似的經歷和感受為出發點自由“行走”在整部小說中。在敘事上,《紅拂夜奔》運用的是非線性敘事結構,把人物和事件的碎片如同拼貼畫一般拼成一個整體。這讓作者無法走進故事,而是清楚的作為一個自由的旁觀者。這種寫法在傳統歷史小說中是不存在的,其結果是大大降低了小說作品的主觀性,讓讀者能分辨清楚虛構和現實的界限,使王二筆下的《紅拂夜奔》的故事充滿著后現代主義的游戲性和強烈的自我意識。當然這種拼貼也不是都有一定的聯系,很多只是話語單純并置。讀者會發現《紅拂夜奔》好像不僅僅是訴說一個紅拂和李靖的故事,還可以看到小說假定作者王二的創造作品過程和他的生活。
(二)小說語言的解構
在現代漢語中“語言”的的定義是以語音為物質外殼,由詞匯和語法兩部分組成的符號系統。通觀《紅拂夜奔》全文的語言,大多是離奇古怪的語言和支離破碎的句子。語言這種按一定規則進行的游戲,已完全脫離了與現實的關聯,喪失了它對現實事物的確定指代性,而成為一堆陳詞濫調的雜湊和拼貼。[3]《紅拂夜奔》呈現出了語言的狂歡,書中運用了重復、堆砌和拼貼等后現代主義寫作手法。例如:小說第八章中:“盡管如此,人在這一輩子里。總有幾回要成為行人,否則就不能算成年人。因為不行萬里路不知天下之大,契科夫就去過庫頁島,蘇東坡也去過海南島。”這兩句話就表現出了小說特有的語言特色,不受到傳統語法和詞匯規范的限制。書中甚至還運用了“headjob、taxi”等讓人忍俊不禁的新潮詞匯。這樣的語言已經失去了它原本應有的意義。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大為推崇,以此代替對總體性的追求,對滑稽模仿大加贊賞,以此代替懷舊,故而其語言是無序的,破碎的、膨脹的、張狂的,只見能指的不盡游戲,不見終極意義的彰顯。如果說在古典現實主義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是上帝在說話,在現代主義小說中是人在說話,那么在后現代主義小說里則是話在說人。[4]
(三)小說價值觀的解構
在《紅拂夜奔》的序中作者王小波很直接的提出了本書的主題就是為了有趣。我們在看過了眾多規模宏大、主題深刻的小說后,回頭看看《紅拂夜奔》這本小說表達的價值觀,會進入一個“想入非非”的世界。如果說古典主義、現代主義文化的價值取向是偏重于精英化和經典化的,表現出對終極性、永恒性精神價值的不懈追求,那么后現代主義文化恰恰要顛覆消解這種傳統價值觀,轉為認同和張揚大眾化、世俗化與時尚化的價值觀,從而為文化走向大眾消費市場開辟道路。[5]《紅拂夜奔》如同其它后現代作品一樣對傳統價值觀進行了解構。代表著美麗與個性解放的奇女子紅拂變成了一個說著鳥語的無聊透頂的怪胎。氣勢恢宏的李靖則成了一個不穿內褲的小混混。而有著“龍虎之狀”狹義之士虬髯公則成為一個嚼著草鞋,內心陰暗的變態。這三個代表著真善美的“風塵三俠”,就在作者的解構下成為黑色幽默似的諷刺。對傳統價值觀解構還表現在對性解構上,《紅拂夜奔》的書中紅拂與李靖的愛情如同一場鬧劇,連兩人之間的性都充滿游戲的色彩。李靖無休止的性欲和紅拂對的不屑,讓做愛仿佛和爬一顆特別光滑的樹沒有任何區別。傳統文學中超越狀態的“思無邪”價值觀在這里被徹底的顛覆。
(四)《紅拂夜奔》的重構趨勢
伴隨著作品的解構,重構的趨勢也在展開。《紅拂夜奔》是以其非線性的敘述、蚺戲的形式、極端的幻想與日常生活的細節相結合,鮮明地表現了反諷、種類混雜、狂歡、行動與參與、構成主義、內在性等后現代主義重構性特征。[6]經過了徹底解構的故事之所以還能夠重構,還在于人們擁有著共同的心理品質,體會共同的生存狀態和經歷共同的生存困境。《紅拂夜奔》之所以荒誕,在作者無時不刻不在諷刺這個壓抑變形的社會。所以作者帶領著作品中的人物追求自由有趣的生活。在故事最后不是結局的結局中,紅拂卻僵在了程序化的死亡申請中。一個人連死的自由都沒有,可見這樣的世界已經完全滅絕了人性。而虬髯客的死更具黑色幽默,已經變得像比目魚一樣的他死在了他自己作為“領導”營造的一個糟糕并且無趣的扶桑國。這個世界如同洛陽城和長安城一樣,扶桑國的人們習慣于這種被設置的生活。毫無差別的生活模式不是自由的心靈所能承受,但是被奴化了的人類卻麻木的接受著。生活就像王小波在小說中說的那樣:“根本沒有指望,我們的生活是無法改變的。”
三
《紅拂夜奔》是解構后重構的歷史。作為一部帶著濃郁后現代主義色彩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其遭到了許多學者的批判。他們認為:歷史不是已有的等著我們去掌握的知識定論,更不是任由后來者隨意編造的過往材料。天馬行空般地臆想歷史、戲說歷史,無法達到對歷史的真正認知,也無法達到對歷史的審美把握。[7]但是,按照鐘本康先生的觀點,《紅拂夜奔》應該屬于是以歷史生活的碎片為契機而虛構出的“往昔故事”,從而具有絕對的自由。“對于后現代主義來說,歷史已經隨同永恒性的價值觀念與絕對的真理權威一同死去,‘歷史之終結’為后現代主義進入語義學游戲領域掃除了最后的障礙。[8]
在小說中,莊嚴的歷史被作者隨意涂鴉,人們也不再在意對與錯、正與邪、崇高與卑賤之間差別。雖然承認歷史的客觀性至關重要,學術界也因此對新歷史主義小說存在很大的異議。但是,新歷史主義小說迄今為止仍在發展,類似《紅拂夜奔》這樣的小說也在不斷出現。后現代外殼下的新歷史主義小說突破了傳統的束縛,呼喚著小說的自由,也呼喚著人性的自由。這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藝術經驗,也提供了許多值得注意的藝術教訓,需要我們仔細的去甄別與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