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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學是文化的精華與集中體現,是對本民族文化的承載和高度升華。中國文學“走出去”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關鍵一步。以文化元素為載體,將中國推向世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但從目前來看,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世界的“接受”程度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走出去”與“送出去”混為一談;外國人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傲慢與偏見”仍然存在。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接受現狀,與各方渠道不對稱、文化差異、譯者自身能力等原因相關。因此,要對譯介進行重新定位,如找準突破口、譯者自身業務素養提升、廣泛開展對外漢語傳播等。
關鍵詞:中國當代文學;譯介;海外接受;建議
一、引言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再次提出加強文化傳播,發揮文化軟實力的作用。文化軟實力建設已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中國文化影響力的提升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推動力。文學是通過語言文字來反映包括小說、詩歌、戲劇等在內的藝術形式,是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文化是全世界或某一地域的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通過生產生活而創造出的所有物質和精神成果,如科技、宗教、風俗、哲學等,文學也是其中之一。[1]就海外傳播而言,中國當代文學遠比不上古代文學。早在將中國文化“走出去”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之前,《紅樓夢》等四大名著便已享譽海外。近年,國內翻譯界也有古代文學的經典翻譯。如:被譽為詩譯英法唯一人的許淵沖先生,將其主要精力放在唐詩等古典文學的翻譯上;趙彥春教授用三年時間翻譯《三字經》,從音、形、義三個方面完美演繹原文。這固然是譯介本身對文學載體的選取偏好和對受眾需求的考慮。但中國當代文學的“不溫不火”,甚至“步履蹣跚”的尷尬局面仍然存在。雖然中國文學“走出去”方面有些起色,但上述事例多是學者個人所為。據統計,中國當代文學被翻譯至國外的有1000余部。改革開放以來,陸續被翻譯介紹到國外的作品中(包括港澳臺地區和海外華人的作品),作家有200多位,共被翻譯成20多種外文。但這幾十年來,“譯成英文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只有166種”[2]。對于國內譯介而言,無論是1953年始創的英文版《中國文學》,還是楊憲益先生提倡的“熊貓叢書”,都因編譯人才匱乏、出版資金短缺等原因而告終。2001年,中國文學出版社被撤銷。能在海外產生影響力的中國當代文學基本是通過英美出版機構策劃發行、由外國翻譯家進行譯介的。[3]葛浩文、白睿文和藍詩玲等一批國外漢學家還在海外掀起了“中國當代文學熱”。然而,為何中國當代文學難以在國際社會中占據應有的地位,值得我們深思。
二、原因分析
(一)各方渠道不對稱
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在政府引導下,學術界、文學界等各方的一次“試水”。本意為“走”出去,但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送”出去。一字之差,謬以千里。我們未能細致調研,了解西方人的興趣愛好,而是盲目“全體出動”,這會導致“無的放矢”,造成資源浪費,并在事實上事與愿違。
(二)文化差異
中國人偏好綜合思維,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西方人側重抽象思維,運用抽象概念來表達具體事物。通過對事物進行解剖,運用概念把事物抽象地表達出來,他們對同類事物運用抽象思維來總結、概括出事物的共同特征。[4]不同的思維方式體現在文學作品的呈現方式上,中國文學作品大多注重人如何在自然中生存發展,而西方文學作品則更關注個人的情感表達和釋放。再加上東西方在生活習性和宗教風俗等方面存在差異,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可謂步履維艱。
(三)譯者自身能力
譯者自身能力的局限也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所面臨的困境之一。眾所周知,譯者對文學作品的翻譯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莫言系列小說海外熱是從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開始的,而莫言小說的成功與譯者葛浩文有著密切聯系。這位美國著名漢學家還翻譯過其他文學作品,如《塵埃落定》(RedPoppies:ANovelofTibet)、《香港三部曲》(CityoftheQueen:ANovelofColonialHongKong)。這種歸化譯風將書名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對于“神秘東方文化”的想象。這些譯書在西方世界的大賣證明了葛浩文這位貫通中西的譯者的能力。[5]對于楊憲益和戴乃迭共譯的《紅樓夢》英文版的海外熱銷,則不得不提及戴乃迭在英國出生、在牛津大學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后定居中國的生平。她中英雙語的駕馭能力是促成這部譯著成為經典的基礎。再看學貫古今的林紓,其在文學上的造詣可謂上乘,后因生活所迫,以出售譯文糊口。林紓不懂外文,翻譯全憑口譯者,再加上自己的修改和創作,遂成譯文。因此也產生了一些誤譯,如把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本譯成小說,把易卜生的國籍誤譯為德國等。即便如此,林紓仍然譯了40余種世界名著,在當時引起轟動。從某種程度上說,林紓成功地將外國文學作品引入中國,他的成功在于其深厚的國學功底和符合中國人口味的翻譯風格。如將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DonQuixote翻譯成《魔俠傳》,“俠”和“傳”這兩個頗有中國味道的字再加上略有異域風格的“魔”字,頗為搶眼。如果說快節奏的市場經濟需求與慢工出細活的文學翻譯之間的矛盾是譯者作品質量不佳的外因,那么本土譯者對外國讀者“人文關懷”的缺失以及自身語言駕馭能力的局限則是內因。
三、譯介的重新定位
(一)政府和譯介活動應找準各自定位
政府在提升經濟硬實力的同時,要大力扶持文化軟實力建設。譯介活動不應只將重心放在翻譯過程中,還應橫向、縱向擴展。橫向擴展滲入各行各業,全面開花,百家爭鳴??v向則要求做好譯前的準備和譯后的反思。
(二)找準突破口,以點帶面,引動全局
探究外國讀者的喜好,了解哪些中國元素是他們感興趣的,充分調動其主觀能動性,擺脫“送出去”的尷尬局面。要揚長避短,以己之長滿足對方的文學需求。在2010年“中法文化之春”活動中,法國駐華大使AlexanderZiegler曾說:“我們希望能給中國觀眾帶來最新、最有代表意義和創新性的內容,而不僅僅是傳統的、像文化遺產一樣的節目?!保?]雜技和熊貓可以說是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先驅”了,我們不應再過多地以此為宣傳點,以避免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產生審美疲勞。中國當代文學的輸出關鍵在于其被外國人的接受程度。莫言的成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譯介應以此為契機,展開更大規模的譯介研究和活動,以取得更大范圍的“接受”。以文學為切入點,將更多特色文化(如中國傳統節日、京劇、飲食、中醫等)通過譯介帶動起來。這些特色文化將會幫助外國人理解并接受中國當代文學作品。
(三)譯者自身業務素養的提升
譯介活動還應從譯者出發,提高譯者的業務素養,使其起到文化輸出的橋梁作用。要培養大量合格的高素質翻譯人才,要摒棄以往各執一詞的“異化”和“歸化”等相對“絕對”的翻譯觀。葛浩文的“歸化”風格讓外國讀者領略了來自中國的東方神秘文化,極大地滿足了讀者的涉獵需求和閱讀偏好。
(四)廣泛開展對外漢語傳播與推廣
孔子學院的設立引發了國外的“漢語熱”。在國內高校吸引并接受海外留學生、加強人文交流的同時,要加強對外漢語教師的委派。在中國和外國政府的倡導下,我們已成功開展了一系列中外文化年活動。如:2003年開展的中法文化年活動,2010年在羅馬開幕的“中國文化年”,2016年在俄羅斯舉辦的中國文化節。在這些中國文化的海外推廣活動中,包括雜技、戲曲等在內的100多項體現中國民族特色和當代文學文化成就的活動得以開展。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加強民間組織的交流往來,多管齊下,建立多渠道的溝通交流。
(五)“走出去”方式的多樣化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當代文學作品的呈現形式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紙質文本,還可以通過影視劇、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改編和相互借鑒加快海外傳播的步伐。如日本的動漫產業和英國的福爾摩斯系列、哈利•波特系列,都可以給我們以啟示。此外,當今網絡媒體的互動化又會帶來一個新的高潮,如網絡連載小說會根據與讀者的互動來決定下一步的寫作。媒體人或譯介與接受者或讀者產生的直接互動,不僅提高時效節約成本,更能將文學作品的推廣拓寬與深入。
四、小結
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介問題繁冗復雜,譯介活動又涉及諸多主客觀因素。[7]如果我們只是通過“外譯中”來定義“中譯外”,那么問題就簡單化了。過分強調葛浩文的成功,并推出單一譯法來規范所有文學作品,將不利于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更無益于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譯介不僅要面對當前的困惑,更要重新找到定位,運用全局性、前瞻性的理性思維,開拓出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嶄新道路。
[參考文獻]
[1]STERNHH.IssuesandOptionsin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207-208.
[2]高方,許均.現狀、問題與建議:關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思考[J].中國翻譯,2010(6):5-10.
[3]吳赟,顧憶清.困境與出路:中國當代文學譯介探討[J].中國外語,2012(5):90-91.
[4]連淑能.論中西思維方式[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2):40-46.
[5]胡安江.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譯者模式及翻譯策略研究:以美國漢學家以葛浩文為例[J].中國翻譯,2010(6):10-16.
[6]曹辛.萬萬不要再局限于雜技和熊貓了:法國官員談如何向海外推廣[N].南方周末,2010-06-23(8).
[7]劉云虹.文學翻譯模式與中國文學對外譯介:關于葛浩文的翻譯[J].外國語,2014(3):6-17.
作者:鄭東方 張瑞娥 單位:安徽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