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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美國新總統上任后的減稅政策，將直接削弱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并開始吸引一些國內企業外遷美國。我國雖然宏觀稅負水平不高，但企業承擔的較高“費負”成本值得關注。本文通過分析我國的稅收收入、專項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說明實體經濟在稅費方面承擔的雙重壓力，從而得出降低我國實體經濟成本的財政政策建議。

關鍵詞：宏觀稅負;非稅收入;財政政策

一、問題的提出

實體經濟是以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消費、生產能力投資等循環為中介的增值性活動，通過消耗中間投入品，創造社會真實財富，滿足社會的最終需求（劉志彪，2015）。實體經濟發展對一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而裝備制造業更是大國興衰的重要標志，對大國而言，裝備制造業是花錢買不來的。《中國制造2025》中強調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科技創新的主戰場，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2016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要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我國實體經濟較高的稅負成本成為阻礙其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實體經濟的稅負成本一般用宏觀稅負水平來衡量，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4）認為，宏觀稅負是指政府為了履行其職能而籌資，資源從納稅人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的過程中，所造成的納稅人可支配收入的減少。宏觀稅負水平的衡量有三個指標：大口徑宏觀稅負，即政府全部收入占DP的比重；中口徑宏觀稅負，即稅收收入與社會保障繳款之和所占DP的比重；小口徑宏觀稅負，即稅收收入占DP的比重。林赟等（2009）將調整后的宏觀稅負數據與24個OECD國家進行比較發現，我國宏觀稅負目前仍處于世界較低水平，但增長趨勢明顯，稅負差距逐步縮小。以OECD測算口徑為標準，2012年-2015年我國中口徑宏觀稅負23.4%，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35.5%；以IMF數據測算，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為18.5%左右，2013年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為25.9%。雖然我國的中、小口徑的宏觀稅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按全口徑計算的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DP的比重并不低（高培勇，2010）。如果考慮到我國稅收之外的政府收費，實際稅費負擔相當沉重（楊斌，2005），即企業承擔的“費負”壓力較大。王小魯（2010）根據公布的財政預算數據，政府財政收入占DP的比例在1992-2008期間從12.9%上升到19.5%。但如果在常規的預算收入之外，再加上政府的社保基金收入、土地出讓金收入、預算外資金收入和其他沒有列入以上項目的地方政府收入，占DP的比例可能從目前財政預算賬目的20%上升到40%。馬海濤（2011）通過與世界各國相比發現，目前我國稅負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國家，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過高。董根泰（2014）通過面板數據模型回歸分析實證分析發現，我國宏觀稅負被低估了，大口徑宏觀稅負已經高于美國和日本。李萬甫（2017）以IMF數據計算，2012年-2015年我國大口徑宏觀稅負在30%左右，低于發達國家42%的平均水平。“費負”壓力較大之外，增速也較快，2011至2016年，全國非稅收入增速分別為財政收入增速和稅收收入增速的3倍多和6倍多（張德勇，2017）。可見，降低我國實體經濟的成本，不單是降低“稅負”成本，更重要是降低“費負”成本（吳珊等，2017）。在降低實體企業成本以創造有效供給時，減稅政策的著力點在涉企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兩方面，由于該政策主要對地方政府造成財政壓力，因此需要通過配套改革弱化地方財政壓力。對實體經濟進行減稅勢在必行，這不僅取決于內在動因，還取決于國際市場尤其是來自美國減稅的外在壓力。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國都重新意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美國提出實現“再工業化”，西歐和日本提出“防止產業空心化”，世界經濟大國無不強調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出臺一系列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特朗普上臺后的減稅政策提出將把美國目前個人所得稅7個等級的累進稅率簡化為3個等級，最低稅率由10%提高到12%，最高稅率由39.6%降為33%。企業所得稅由現行的35%減為15%，而且不論大小公司一律適用，由此將直接提高美國企業的盈利水平。根據標普的數據，消費零售企業、通信、原材料工業企業等實體企業受益幅度最大。與此同時，也將對我國實體企業的發展造成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將削弱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由于稅收是構成產品成本的主要部分，減稅將導致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大幅度降低，而我國的稅收結構是以間接稅為主，從而將使我國產品價格相對偏高，喪失低成本的價格優勢；二是將造成美資企業“回流”和我國企業的“外遷”。如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認為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率比美國高出35%，即使在美國生產夾層玻璃成本比中國高4倍多，但是由于稅負的影響，總利潤會多10%。我國必須通過降低稅負等措施，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并吸引更多內外資經濟企業來中國投資。201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強調2017年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可見財政政策在降低實體經濟稅負成本方面承擔著重要的責任。

二、我國實體經濟成本的現狀分析

（一）實體經濟成本構成分析

實體經濟的成本主要是由原材料、設備、勞動力成本、其他生產要素成本、稅負成本、融資成本、物流成本等構成。由于數據可得性，本文主要分析勞動力成本、主營業務成本、稅收成本等。過去，我國實體經濟的主要優勢是勞動力成本較低，但由于近幾年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使實體經濟的成本優勢逐漸喪失。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以制造業為例，2003年制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為12671元，2015年上升到55324元，12年間增長了近5倍。根據我國統計年鑒的數據看，2010年-2014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資產總額在不斷增加，資產總額的年均增長率為12%；主營業務收入的年增長率為12.34%，低于主營業務成本12.79%的年均增長率；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的年均增長率為11.01%，低于本年應交增值稅的年增長率11.03%；利潤額的年均增長率僅為6.63%；R&D經費支出與主營業務收入之比逐年增加由2010年的0.7%上升到2014年的0.84%；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由2010年的8.31%下降到2014年6.52%。可見，在近5年中，實體經濟的利潤額的年均增長率過低，這主要是因為實體經濟的成本越來越高造成的。主營業務成本不僅比主營業務收入的增長速度快，而且主營業務成本年均增長率遠遠高于利潤額的年均增長率。而在主營業務成本中，本年應交增值稅的年均增長率高于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因此，由于實體經濟企業的成本增長速度較快造成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的逐年下降。實體經濟在激勵的市場競爭中，需要不斷的進行技術創新以求生存，主營業務收入中用于R&D經費支出的部分增加，從而說明當實體經濟企業的成本過高時會影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見表1）。

（二）企業稅負成本分析

本文將實體經濟的“稅負”成本和“費負”成本分兩部分進行分析，首先分析實體經濟的“稅負”成本，主要通過小口徑稅負進行分析。2015年全國的稅收收入為124922.2億元，同年的DP為685505.8億元，按照小口徑計算的宏觀稅負為18%。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認為政府的稅收收入主要是指國內增值稅、國內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關稅。具體計算公式為：小口徑企業稅負規模=國內增值稅+國內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關稅，小口徑企業稅負水平=小口徑企業稅負規模/DP。我國小口徑企業稅負6年內維持在13%這樣一個穩定的水平，大體上與發達國家15%的水平相當。從小口徑稅負結構來看，作為直接稅的企業所得稅增長速度較快，年均增長率為16.37%，而在間接稅中營業稅的年均增長率為11.79%，增值稅的年均增長率較低為8.18%，而關稅的年均增長率最低為5.52%，小口徑企業稅負規模年均增長率為11.37%。可見，主要是企業所得稅和營業稅的增長速度較快

（三）實體經濟費負成本分析

實體企業稅負不僅是稅收收入，還包括需要繳納的專項收入、涉企行政事業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根據財政部2016年頒發的《2017年政府收支科目》，專項收入是反映納入公共預算管理的專項用途的非稅收入。涉企行政事業收費的法規性遠低于稅收收入，主要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國務院有關規定、國務院財政部門會同價格主管部門共同的規章或者規定，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或者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財政部門會同價格主管部門共同的規定所收取的各項收費收入。政府性基金是指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根據法律、國家行政法規和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文件的規定，為支持某項事業的發展，按照國家規定程序批準，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征收的具有專項用途的資金。以上收入的自由裁量權相對過大，有時甚至存在“稅不夠費來湊”的現象（見表3）。2016年以來，為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步伐實行“減稅降費”，2017年繼續降低企業稅收，同時繼續清理和降低各種涉及費用，通過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增強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但相對而言，目前的非稅收入項目依然偏多。張德勇（2017）認為，在財政部《2017年政府收支科目》中，非稅收入占比較大的是政府性基金、專項收入和行政事業費收入三大類，就“款”級科目而言，分別為322項、58項和16項，若再細化到“項”級將更多。如果與以前相比，這種情況更為明顯2017年3月15日財政部頒發了《關于取消、調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關政策的通知》，為切實減輕企業負擔，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經國務院批準，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和新型墻體材料專項基金（上表中用“*”標注），調整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政策等，并從2017年4月1日實施。總體說來，盡管企業費負不斷降低，但由于歷年積弊太深，企業負擔仍嫌過重。

三、實體經濟稅費負擔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企業所得稅率占比高，抑制實體經濟企業追求利潤的積極性。據財政部數據，2016年全國稅收占比依次為：國內增值稅（31.23%）、企業所得稅（22.13%）、其他稅收（12.44%）、個人所得稅（7.94）、國內消費稅（7.84%）、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9.8%）。由此可見，企業所得稅在全部稅收占比排在第二位。由于美國計劃將企業所得稅從35%降至15%或20%，英國計劃2020年前降至17%，法國計劃從目前的33%降至25%，屆時將低于或等于中國目前2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反觀我國，表2中近5年來企業所得稅的增長速度翻倍增長，一方面說明實體經濟的企業收入增加的速度較快，另一方面也說明企業所得稅成為實體經濟企業的巨大負擔。當企業所得稅增長的速度快于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長速度時，使得企業所得收入中交稅比例較高，有損于企業的利益，降低了企業所有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熱情。第二，在“營改增”的過程中，存在部分企業負擔不減反增的現象。增值稅是以流轉過程中的貨物與勞務所產生的增值額為計稅依據，計算征收的貨物和勞務稅。營業稅主要以納稅人從事經營活動的銷售額為課稅對象，自2016年5月1日起，國家將建筑業、房地產業、生活服務業、金融業納入營業稅改為繳納增值稅的試點范圍，代表在我國全面開展營改增稅制改革。由于統計數據滯后，由表2可以看出，在2015年以前營業稅的增長速度快于增值稅的增長速度。對于一般納稅人增值稅的稅率有4檔：6%、11%、13%和17%。小規模納稅人同一按3%的征收率計征。近日國務院常務會決定，從2017年7月1日起，將增值稅稅率由四檔減至17%、11%和6%三檔。增值稅的優勢在于可以合法抵扣進項稅額，對于小規模企業來說能夠享受比營業稅稅率5%更少的3%的增值稅稅率，但存在納稅人無法取得專用發票來抵扣進項稅額的情況；當今產業之間不斷融合，實體經濟中的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邊界重疊，制造業企業向產品服務商轉型，提供產品+服務。對于技術型實體經濟企業，其生產要素為高技術人才，人工成本及管理費用較高，但這部分不屬于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的范圍，這就造成可抵扣進項稅額較小，而銷售稅額較大的情況，增加了企業稅負負擔。第三，專項收入、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等隱蔽頗深、以非稅形式存在的“費負”給實體經濟造成較大壓力。從表3、表4和表5中可以看出，這三項費用名目繁多，有些費用甚至是經濟發展特殊時期的產物，如新型墻體材料專項基金收入，隨著科技進步過去新型的材料已經屬于普遍性產品，但是收費項目依據存在（該項收入在今年4月1日期取消）；三項費用之間有重復收費，如排污費和污水處理費既是專項收費也是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收費項目明確的收費標準，在現有資料無法查閱到各省市的專項收入標準，導致實體經濟所面對的費用成本具有不確定性；在專項收入、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三項費用中，收費單位與企業信息不對稱，導致亂收費現象仍然存在。第四，稅負標準的“一刀切”不利于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企業協同發展。大型企業由于達到了規模經濟，利潤較高，可以承擔較高稅負。而小型企業成本較低，經營特點為薄利多銷，這樣的小型企業面對與大型企業同樣稅率的商品流轉稅時，導致小型企業生存壓力較大；對于一些新興產業來說，前期技術研發時間較長，如開發游戲軟件，但一旦成功后利潤會較高。類似科技企業需要不斷的進行研發創新投入，若對上一周期的利潤征收較高的稅，減少了企業的資金積累，不利于企業進入下一個周期的科研開發過程中；同時，對于一些淘汰產業，稅費成本較低，降低從事淘汰產業企業的經營成本，不利于企業加快轉型，浪費社會資源。

四、降低實體經濟稅費成本的財政政策建議

第一，全面降低企業稅負負擔。在一定范圍內，降低實體經濟中企業所得稅，有利于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進行資本積累，促進企業研發，提高市場活力，激勵企業對利潤的追求熱情。國務院2017年4月19日決定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將小型微利企業年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到50萬元，符合這一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減半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并按20%優惠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不斷完善“營改增”過程中，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的政策和稅率結構的設計。如上文所述，自2017年7月1日起增值稅稅率改為17%、11%和6%三檔。通過制定合理的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政策，激勵科技型企業如信息技術服務業、文化創意服務業和涉及國計民生重點扶持產業的發展；制定合理化的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稅率劃分標準，減輕小微企業稅負負擔，促進實體經濟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國務院決定自今年7月1日起，將農產品、天然氣等增值稅稅率從13%降至11%。同時，對農產品深加工企業購入農產品維持原扣除力度不變，避免因進項抵扣減少而增加稅負。第二，進一步規范非稅收入，降低企業費用負擔。在國務院《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后，我國對涉企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進行了清理規范，特別是從2017年4月1日開始實行的《關于清理規范一批行政事業性有關政策的通知》，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已經從過去的75項減少到40項，通過《關于取消、調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關政策的通知》，大規模的縮減了涉企收費范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的稅費負擔。下一步應該建立收費單位與實體經濟企業的信息平臺，建立項目收費清單，公開收費信息，實時更新消息，使得二者之間信息對稱，減少亂收費行為。第三，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基金發揮“精準調控”的作用。根據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企業制定不同的收費標準，打造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共存的生態化市場環境。雖然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基金同樣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如果大幅度降低地方的非稅收入會給地方財政造成很大壓力。因此，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基金在保持一定程度穩定性的基礎上，收費項目還要隨著經濟的發展進行不斷的調整。同時通過制定不同的收費標準對不同規模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進行彈性收費，提高企業盈利能力，為市場增加有效供給。第四，從稅負上對科技型產業、環保型產業進行支持，發揮積極財政政策激勵性作用。對特定的行業，如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環保產業等實施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對從事市場需求較高行業的中小企業進行稅收優惠政策，如減稅率、減免稅、減計收入、加計扣除等激勵更多生產要素向這些行業流動。國務院最新決定，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將科技型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實際發生的研發費用在企業所得稅稅前加計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至75%。可見，我國政府正在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鼓勵科技產業和環保型產業等新興產業的發展，鼓勵知識、技術、環保材料等能夠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的生產要素投入到生產過程中，提高產品競爭力，以此帶動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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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木西 崔純 單位:遼寧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