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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校課程中融入創新創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是新時代高校育人的內在要求。同時，課程內容也要符合新時代大學生的需求特點。由于《徽商文化》課程首次面向財務管理專業開設，課程組通過文獻研究、案例研究，發掘了可與財務管理知識緊密結合的系列內容，尤其是充分利用以下兩點：杠桿原理的典當業中的囤當業務；類似永續年金的學田與祠田設置。這些結合點的挖掘與教學應用，使得課程具備“時尚化”并提升了其教學效果。

關鍵詞：徽商文化；囤當；杠桿原理；學田與祠田；永續年金

一、引言

自滁州學院2014級財務管理本科專業首次開設《徽商文化》課程以來，經過摸索、確立、定型，已經在財務管理等專業的2016版、2019版人才培養方案中，將《徽商文化》課程正式列入了專業的課程體系，這也發展成為經管類本科專業的教學特色之一。《徽商文化》課程的開設緣由學校的“地方性”辦學定位，這也是學校辦學定位的第一條。作為安徽的高校和安徽的大學生，對我們的徽商理應有所了解，尤其經濟與管理類專業大學生。課程也顯著促進當代大學生的文化自信。徽商的創新創業更能激勵今天的大學生創新創業。課程定名為《徽商文化》是經過課程組的研討和深思熟慮的，一方面，保留了課程的主要對象－徽商；另一方面，也使得課程視角擴大到全國，而非局限在傳統的徽州地區。《徽商文化》課程作為一門新設課程，事實上，沒有教材可循。教學內容的綱要部分由課程小組討論決定，備課素材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其一，徽學研究者的著作，主要是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和安徽師范大學皖南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比如安徽師范大學張海鵬、王廷元主編的《徽商研究》；復旦大學王振忠著的《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等；其二，徽學研究者的學術論文，在知網中，進行相關主題的搜索。這方面的文獻較多，但學者相對集中，比如趙華富、徐國利、張海鵬、王廷元、唐力行、王振忠、王世華、周曉光、李琳琦、卞利、陳瑞、徐彬、談家勝等，均有相當深入和細致的論文，把徽學大家的著作和學術論文轉化為教學資源，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轉化，又體現了科研育人。在教學過程中，課程小組發現雖然課程屬于歷史學的范疇，但時至今日，依然富有價值。這個價值，除了歷史本身的價值之外，竟然有很多教學內容具備“時尚”的價值，可以與現有經管類教科書理論聯系起來。

二、囤當與杠桿原理

（一）杠桿及杠桿原理

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有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整個地球！”。他的話，不僅激勵了不知多少代年輕人，而且闡述了一個物理學基本原理—杠桿原理。在現代金融理論體系中，杠桿也占有一席之地，杠桿原理（Leverageprinciple）成為現代金融學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般來說，企業存在兩種杠桿，分別為營業杠桿（Operatinglever-age）和財務杠桿（Financialleverage）[1]。營業杠桿是：在生產方面，企業用固定成本替代可變成本。財務杠桿是：在融資方面，企業使用債務融資取代股權融資。企業運營中，適當使用營業、財務杠桿可以提高企業的收入、利潤水平。最簡單的形式，比如企業以10%的利率舉債經營，而獲取了15%的收益，再以10%償還利息，企業凈得5%的額外收益，即企業用債權人的資金獲得了5%的回報。在現實中，稍顯復雜，企業的資金部分來源于股東，部分來源于債權融資，不論如何組合，在贏利的情形下，都可以用債權人的資金為股東增加盈利。當然，企業舉債的比重越大，財務杠桿效應就越強，伴隨的財務風險就越大。在企業并購過程中，也會充分使用杠桿原理，稱之為杠桿收購（LeveragedBuy-out，LBO），用對象公司的資產作為債務抵押，獲取并購對象公司的所需資金[2]。

（二）囤當與杠桿原理

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包括：鹽、典、茶、木。這與封建社會的經濟特點是一致的。封建社會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但鹽、茶、木等，這些至關重要的資源卻無法自己生產。鹽，需求價格彈性極小的生活必需品，主要由灶戶曬海水獲得海鹽；茶，產自山區農民的種植和采摘及制作，是需要一定的技藝的，更關鍵平原地區無法產茶，只能購買獲得；木，封建社會最主要的建筑材料，頂好的材料多出自山區，也只能在市場上購買。典當是當戶把自己具有一定價值的財產交付給當鋪實際占有，從而換取一定數額資金的一定時期使用權。典當本質上是質押貸款。在沒有商業銀行的封建社會，雖然典當行利息較高，但也發揮了一定的資金融通功能。徽商治典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一言可概括為：“無徽不典”，足見徽商把持典當業的深入程度。典商大多來自隸屬于徽州府的休寧縣，“治典者亦惟休稱能”①。當時的當鋪，除從事正常的典當業務之外，還從事一個業務：囤當。所謂囤當，即典當商與囤商聯手以囤積居奇來共享厚利的一種特殊典當業務活動。這種業務可追溯到“明后期的徽杭大賈”。具體操作，可見下例：假設在徽州府，某一稻谷囤商的手中只有一百兩銀子，而如何囤積居奇，影響稻谷價格來獲取巨額利潤呢？關鍵是典當商的參與。在典當業中，一般是“值十當五”，也即價值一百的東西，只可當出五十的貨幣。而同為商人的囤商可與典當商議價，比如“值十當九”，這就是說用一百兩銀子的稻谷可以當出九十兩銀子。這個議價的結果：囤商竟然能囤積居奇而影響到供給，進而影響價格。囤商與典當商的具體操作：囤商用其一百兩銀子在市場上收購稻谷，然后把這一百兩銀子的稻谷拿到當鋪那兒典當；按照議價的“值十當九”，囤商獲得九十兩銀，再用這九十兩銀子購買稻谷，再把這九十兩銀子的稻谷典當；此時，可獲得八十一兩銀子，再收購稻谷，再典當……如此持續下去。由此，囤商可控制的稻谷數量（單位：兩等值白銀）是：Σ=100+100*0.9+100*0.9*0.9+100*0.9*0.9*0.9+……=1000換言之，囤商與典當商合作，可以通過僅有的一百兩銀子放大十倍控制多達一千兩銀子的稻谷。這在小小的徽州府必然造成稻谷市場的供給匱乏，進而價格大漲，而獲囤積居奇之巨利。現實情況是當時的新安大賈，手中握有的資金是遠遠超過百兩銀子的，“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②，再加上典商的助力，這樣的資本足以影響稻谷市場，達到囤積居奇的目的。囤商的本質即依賴典當商為之提供杠桿資金，達到共同壟斷某一商品市場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典當商幾無風險，每次都有囤商的商品作質押。囤商也幾乎沒有風險，當時的商品市場非常簡單且易預測。囤商與典當商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商品價格的下跌。如前所述市場的特點及商品的逐漸集中，商品價格的下跌風險控制到了最低。事實上，這樣的商業活動，貧困百姓的受害最深，最終的高價都是他們在承擔。

三、學田、祠田與永續年金

（一）永續年金

年金（annuity）是一定期間內每期收付的等額款項。事實上，年金在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形式，比如企業的折舊、租金等；個人的養老金等，都屬于年金的性質。此外，還有常見的大、小獎項，比如諾貝爾獎，每年固定支出那么多數額的貨幣；更常見的是各高校永久獎學金，也是年金性質。事實上，上述獎金，比如諾貝爾獎，還沒有發生過枯竭的現象，其獎金數額更不菲。2020年，諾貝爾獎的獎金數量達到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760萬元)[3]。這就涉及到永續年金，方才保證獎金的源源不斷。所謂永續年金即指能夠保持無限期收付的款項。

（二）學田、祠田與永續年金

徽商非常重視兩件事：其一，教育；其二，宗族。不但舍得投入重金，而且善于經營，確保教育與宗族的持續發展。1.對教育。“賈而好儒”屬徽商最大的特色，家族子弟的教育徽州人異常重視，因而廣建書院，乃至捐資設立義學，扶持貧寒子弟。不僅在徽商的故土徽州，而且在其經營地域也捐資設立學院。比較出名的有揚州梅花書院、揚州府學（捐資助修），漢口紫陽書院，徽州歙縣的紫陽書院、山間書院等。其中揚州梅花書院由大鹽商馬曰琯于雍正年間獨立重修，桐城派鼻祖姚鼐曾主持，而且梅花書院人才輩出，共出過四名狀元且一年送考四人全中，其中一人中狀元。揚州府學，由乾隆初的徽州鹽商汪應庚捐5萬金重修。難能可貴的是，為了揚州府學的可持續發展，汪應庚又捐1.3萬輛白銀置1，500畝學田[4]。漢口紫陽書院，肇始于清康熙三十三年，終成漢鎮巨觀，但其建造過程艱難且曲折，起始于執事諸徽商的一次次勸捐，并伴隨著與地方的爭訟。但在其后續運營過程中，必須要有穩定的經費來源。為此，漢口紫陽書院結合其書院兼會館的功能，采取“購置市屋”的方式，并出租，用租金應對書院的膏火、修葺等各項支出，保持書院的“長期不墜”[5]。徽州本地的紫陽書院，也有賴于鹽商的資助。在記載于揚州行鹽的徽州大鹽商鮑志道家族善事的《鮑氏資助錄》中，有這樣的記載“生平好施，獨不喜建佛堂道院。其鄉有兩書院，一在城內曰‘紫陽’，一在城外曰‘山間’，并垂廢矣。公慨然與鄉士大夫作新之。以狀白鹽使，請援揚州安定書院例，出庫金增諸生膏火，自以私財白金三千兩益之，于是城內之紫陽書院成，又出白金八千兩自制兩淮生息，以復城外之山間書院。”③不僅出錢重修“作新之”，而且出錢在兩淮鹽業中生利息，以維持書院的正常運轉資金所需。發端于唐代的書院作為我國古代教育機構，承擔了古代士子的求知、求學，特別是在明清時期，書院直接服務于科舉，日漸轉變為士子科舉的必經之路。徽商對教育的重視，并非求知，而是試圖通過好儒，進而入仕，但教育的普遍價值，如開化、認知等，對徽州人是客觀存在的。由揚州、漢口、徽州三地書院的建設，足見徽商對教育的重視，更可見徽商對教育的深謀遠慮。不論揚州府學的學田、漢口紫陽書院的市屋、徽州山間書院的本金，均服務于書院，在此可概括為“學田”。土地及市屋的租金收入、本金的借貸收入，都是持續穩定且長久的，進而可以維持書院的日常運轉，確保人才輩出。這是徽商的高明之處，或者說是徽商善于經營之處。2.對宗族。徽州人尤其重視宗族，表現之一就在于蓋祠堂、修族譜。其中，族譜已成為一筆非常寶貴的文書遺產，在安徽大學、上海圖書館等學術機構得以充分的發掘和研究。祠堂也有一系列的寶貴遺產，比如位于績溪龍川的胡氏宗祠，成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業界稱之為“中國木雕建筑博物館”；同樣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呈坎羅東舒祠，被譽為“江南第一祠”，有江南孔廟和江南太和殿之稱。祠堂之所以興盛并形成寶貴的文化遺產，與徽商的巨富密切相關，但更離不開徽商的善于經營管理。對于祠堂，重視四時祭祀和祠田添置。根據安徽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祭祖習俗（徽州祠祭）”的描述，不僅規模上有族祭和房祭，而且時節上有春祭、中元、秋祭、冬祭，以及先祖誕辰、先祖忌日等類型的祭祀。由此足見祠堂祭祀活動的頻繁和類型多樣，祭祀還需奉行嚴格的程序。如此頻繁規矩的祠堂祭祀活動，必然耗費大量的財力，更屬周期性的財力消耗。由此徽州祠堂大多添置祠田以應對。當時，“祠而弗祀，與無同；祀而無田，與無祀同”，不祭祀、不置祠田等同于沒有祠堂。正是這樣的思維，形成“祠之富者皆有祭田，歲征其租以供祠用”。田產出租產生的收益用于祠堂的支出，確保了祠堂的正常有序乃至長久運行。在此，不論學田、祠田，還是“出金兩淮生息”，均具有永續年金的性質。如前所述，學田或祠田是所有屬于書院或祠堂的田產。土地是封建社會最核心的資源。徽商向書院或祠院捐贈了田產，并限定了所有權轉讓，只動用土地產生的權益。只要封建時代不消亡，學田、祠田每年都會有穩定持續的收入，這是永續現金流，確保了書院、祠堂的正常運作。

四、總結

《徽商文化》課程，在參考安徽財經大學[6]、黃山學院[7]等兄弟院校的基礎上，從提出到現在的正常教學并獲得校內外的廣泛認可，其中的過程可謂千辛萬苦。課程小組幾乎都沒有歷史學的經驗，學緣大多屬于財務管理、形象管理（公共關系學）、工商管理等。由專家咨詢到實施，尤其確立教學內容體系，確實相當費力。但這個過程，對課程小組的意義也非常顯著，尤其作用于形象管理、大學生創新創業的教學、科研。課程教學過程中，也進一步促進了教師的學習，特別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興趣和學習，甚至直接促進了徽商形象管理主題的省級科研立項。課程進一步促進了學校創新創業教學，引起了系列良好反應，比如徽商大講堂系列講座的成功開設和實施。這也深刻地驗證了兩個道理：教學相長、教學科研互促。同樣，在《徽商文化》課程建設過程中，特別是備課過程中，即學術著作和學術論文轉化為教學內容體系的過程，為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的成果轉化提供了思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高校教學內容，有助于回歸和實現高等教育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實現科研育人。就《徽商文化》課程本身而言，恰巧其中很多內容屬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范疇，這在無形中還有助力增強文化自信。

作者:王琦束 亞弟 祝華鳳 單位:滁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