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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哀”美意識是日本美的源流，其發展而成的“物哀論”是對日本文學民族性的概括總結，也是日本文學獨特性的體現。它通過對文學價值取向、審美判斷、創作與接受心理的影響，深刻參與到日本傳統文學空間的建構。本文探究“物哀”美意識如何在自然、宗教、文化的多重因素中創生，如何在不斷的審美超越中建構文學這一自由的生命形式，又如何在二戰以后的歷史階段受日本社會意識形態西化、審美情趣異化、創作視角內化的多重壓迫下消解了物哀美的韻味，造成這一傳統文學理論的解構。

關鍵詞：物哀；日本文學；文學空間；建構；解構

美意識，是“在主觀與客觀志向相關并使主體與客體能動與受動相互反轉的創作或鑒賞經驗中，將創造性對象規定與接受性的自我反省二者的動態平衡作為肯定基準，而對帶有情緒性出現的對象的主客融合狀態作出直觀判斷的意識作用”。［1］“物哀”（mono-no-aware）是日本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于受到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政治經濟條件和文化宗教形態的影響，所形成的獨特美意識。這種美意識從上古時代的《古事記》《萬葉集》等作品中萌生，至中世的《源氏物語》成熟，經近世傳統文學的鍛造，滲透到日本人的文化基因，浸潤著日本文學創作、接受的全程，成為決定其審美情趣的根本要素，呈現出相當長遠的延續性、傳承性和穩定性。而在日本文學步入現代之后，這種美意識之于文學的影響受到諸如意識形態西化、審美情趣異化以及創作視角內化的挑戰，逐漸走向衰微，并參與到日本傳統文學在后現代背景下的轉型與解構。這一過程，不僅是日本傳統文學所遭遇的一場重大危機，也是對后現代主義圖景下的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一種警示。

一、“物哀”美意識在日本古代文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創生

“物哀”是日本江戶時代國學大師本居宣長所提出的文學理念。本居宣長受《古事記》影響，認為文學應從儒家道德觀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關注并尊重人本身的情感，進而提出“物哀”的概念。他在《紫文要領》和《石上私淑言》等著作中強調：“‘物哀’就是知人性、重人情、可人心、解人意，就是從自然人性出發、不受道德觀念束縛、對萬事萬物的包容、理解與同情，尤其是對思戀、哀怨、憂愁、悲傷等刻骨銘心的心理情緒有充分的共感力。”以物語和和歌為代表的日本古代文學的創作宗旨就是“物哀”，作者只是將自己的觀察、感受與感動如實表現出來，從而尋求審美共鳴及心理滿足，其作品中并沒有啟示、教誨、引導的功利目的，而讀者的閱讀目的也是為了“知物哀”，“知物哀”既是文學修養又是情感修養。這一文學理念與江戶時代之前，長期占日本文學評論史主流地位的“勸善懲惡”論有著根本不同。“勸善懲惡”論建立在中國儒家的道德學說基礎上，在文學評論中強調倫理綱常，文學主題與表現很少脫離道德的評判與約束，人倫關系被穩定地置于藝術創作與審美的核心地位，而創作者及接受者的情感則處于次要地位。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寫道：“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詠志，莫非自然。”鐘嶸在《詩品》中指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歌詠。”這些表述情感之于文學創作的作用都與“物哀”有所接近。但中國的“物”更強調的是無情之物，其情由觀者借其自身遭遇處境所賦予。進一步說，這種情是基于道德綱常、理想志趣之上的倫理化的情，具有社會性。而物哀中的情則主要強調與人的理性、社會道德觀念相對立的自然感情即私情。所以，中國的感物之情必須“發乎情，止乎禮”，“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日本的物哀之情則發乎情、止乎情，樂而淫、哀而傷。此外，物哀與中國明清詩論中的“情景交融”也有差異。差異在于“情景交融”強調審美主客體關系，主體使客體詩意化、審美化，從而實現主客體的契合與統一，達成中和之美。物哀更側重于作家作品對人性與人情的深度理解和表達，并特別注意讀者的接受效果，即“知物哀”。因此，物哀從文學角度肯定了文學對人性與人情的滋潤與涵養的功能，具有東方溫潤、細膩、綿長的文化色彩，并由此打破了儒學傳統對日本文學的道德束縛，確立了日本文學美意識的民族性。

二、“物哀”美意識成為日本傳統文學空間建構的美的根基

法國文學批評家布朗肖在《文學空間》中，將“文學空間理解為一種生存體驗的深度空間”，認為文學空間的生成與構筑依存于作家自身對生存的體驗和感悟，并非是一種獨立于其生存體驗之外的景觀、場景或幻象，更非標示時間在場的固化場所，因此，文學空間是一種內在的、深度的、孤寂的、多維的體驗空間。從日本近現代的許多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物哀”透過文學空間建構所呈現的傳統美意識在近代的發展與變化，以及這些文學作品所賦予“物哀”精神的近現代意義。其中，川端康成、渡邊淳一的作品最具代表性，不僅富含日本本土文化風情，也滲透出人類共通的本能情感體驗。在人類共通的本能情感體驗中，最具感知力的是男女戀情。葉渭渠指出：“‘物哀’的思想結構中，對人的感動，以男女戀情的哀感最為突出。”渡邊淳一的“不倫”小說更具物哀文學氣質。與“以倫理道德的善”來評價文藝美的意義和價值的文學評論觀不同，“物哀”的文學評論觀是以“知物哀”為善的。本居宣長受《古事記》影響極大，而《古事記》是日本最古老的文學，敘述了神道教的起源，即極度的自然崇拜，在自然崇拜中，不受后來的社會倫理道德約束，追求作為自然之物———人的本能釋放。《源氏物語》中絕大多數主要人物都是“好色”者，都存有不倫之戀。由此而引起的期盼、思念、興奮、焦慮、自責、擔憂、悲傷、痛苦、絕望都是可貴的人情。衡量的標準是出自真情，只要是出自真情，皆無可厚非，即屬于“物哀”，都能使讀者“知物哀”。從這個角度來講，不難理解受“物哀”論影響下日本文學“不倫”主題的出現、風靡，以及在日本社會受到的理解和包容。因此，物哀美所依存的文學空間是一種充滿悲劇意識的文學再構，一切美的體驗實現在以悲劇為創作結構的文學空間建構中，同時，由于這種悲劇評價跳出了“將有價值的毀滅給人看”的一般標準，著眼于從個體極其狹小的自我關照的視角去內視與感知其由本能欲求所帶來的沖突與悲慟，這種悲哀之感由于空間的狹仄，而迸發出濃烈不散的哀傷氣質。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具有一般悲劇的共同本質，也是必有自己獨特的民族特點”，物哀美的民族性經由文學空間的悲劇性得以確認和深化。

三、“物哀”美意識在日本現代社會的文化異化過程中解構

“物哀”作為一種美意識，在日本傳統文學空間的建構中起到了奠定基調的作用，推動了日本傳統文學民族特色的傳播。但是，在戰后日本文學的發展中我們發現，以物哀為表征的日本文學傳統空間正在逐漸被解構，這種解構的力量既存在于內部又來自于外部。在戰后日本現代化進程中，生存以及如何生存成為一種問題，生存體驗的深度空間受到多重沖擊，進而影響了文學空間的穩固性。這些沖擊及其對傳統文學空間的解構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二戰之后，日本社會迫切的西化愿望。日本人世界觀的歷史性演變，是在其執拗地保持著本土世界觀的基礎上，反復多次地使用外來體系“日本化”所導致的。加藤周一認為，“日本文化的根本是由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兩者哺育著的。西方文化已經深入滋養日本的根，兩種文化不是簡單的嫁接，而是復雜的化合”。二是物哀中“哀”不斷異化為頹廢與無聊，成為頹靡的表征，表現為“無聊文學”的出現。無聊文學表現的是“對無聊的小人物及其‘無聊’的日常生活的真實描寫；這些真實的描寫在讀者心中釀造成同樣‘無聊’的心情和氣氛；人物對‘無聊’的種種反應也是‘無聊’”。與“物哀”所代表的純粹日本韻味和鮮明的民族特性不同，“無聊”雖然是一種心緒，并且日本文學向來強調內心情緒的傳統，但無聊的心緒是基于年輕人過度專注個人存在空間，在物質富足條件下，精神世界愈發貧乏的危機。在文學作品中，極端頹靡的表征不約而同地指向了死亡，成為當代日本所遭遇的真正危險。這種審美意識大大背離了“物哀”美意識的審美初衷，葉渭渠指出：“‘物哀’所含有的悲哀感情，絕不是對外界自然壓抑毫無抵抗力所表現出來的悲哀，它經過藝術錘煉，升華為一種獨特的美感。因而成為一種純粹的美意識，一種規定日本藝術的主體性和自律性的美的形態。這就是通常稱作悲劇的美形態。”將這種具有悲劇力量的文學審美追求異化為“無聊”“頹廢”甚至“死亡”，不僅喪失物哀的韻味，而且對物哀論的存在空間進行了消解。三是文學創作主體文學視角的“內向化”。這一方面源于日本文化的內指性，一方面是目前正活躍于文壇的作家中的多數，熱衷描寫“日常生活”“戀愛”或內心風景，面對社會和世界，以“被動姿態”從事創作不僅限制了文學的自我超越，也限制了文學的批判力量。所以，當代日本環境下，基于物哀美意識所構建的傳統文學空間正在逐步解構，大江健三郎總結了日本現代文學長期陷入低迷的原因：“在嚴肅文學中，已找不到當今日本的知識階層（包括我國多數大都市大學生）———日本人的新類型。”［2］即日本現代文學對日本知識階層的影響力日趨下降，日本文學失去了主動姿態和創作主題。傳統的物哀美意識一直滲透并伴隨著日本傳統文學空間的建構，參與著社會文化的生成與反思，借此傳遞著日本美的意蘊，然而，面對時代與社會的變遷，文學讓出了文化空間的中心位置，日本傳統文學空間更是在文學精神空泛化與文學理論多元化的雙重夾擊下不斷萎縮，在崩潰與再生的文化結構中日漸衰弱，成為現代日本文學的一種顯在危機。

［參考文獻］

［1］［日］大石昌史，梁艷萍，謝同宇.“日本美意識”與“場的邏輯”：通過“心”的“相關”“反轉”構造闡釋“物哀”［J］.外國美學，2013.

［2］［日］黑古一夫.論日本現代文學1987年的“轉型”［J］.日本研究，2007（3）.

作者：馮露 單位：遼寧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