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傳統文學中的生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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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申紅 單位：武漢工業學院外國語言系
生態理論的興起發展一方面是由于無論東西方,一直有深厚的生態文化底蘊,另一方面是現實生態環境的惡化,使得人們迫切需要科學的理論指導。生態文化發軔于西方,傳入我國后,飛速發展。西方生態批評跨越學科界限,對自己的文化中的反自然因素進行痛苦、徹底的反思與清理,滌除自己文化中的反生態因素,同時也從跨學科的角度闡發人與自然的親緣關系。[1]102-105本文從中外文學傳統出發,結合當今現實,理清生態理論的發展輪廓,以鑒當下。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儒家的“和而不同”“民胞物與”、玄學的“自然之性”“怡志養神”、禪宗的“安身立命”和“禪中鏡”,心學的“造化良知”和“百姓日用”等,都具有一定的生態價值。這種生態因子,在道家尤為明顯。“道法自然”的宇宙萬物運行規律理論;“道為天下母”的宇宙萬物誕育根源理論、“萬物齊一”的人與自然萬物平等關系理論;“不形相禪始卒若環”的“天倪”論生物環鏈思想;“至德之世”所包含的“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之古典生態社會理想等。卡普拉(Capra)以為,當代生態學是道家有機統一整體觀的西方版本,[2]218一語道出了道家生態思想的高度。《道德經》強調“萬物平等”,世間的萬物沒有高低貴賤之別,體現生態學最主要的平等原則,是一種尊重生命和自然的倫理觀。《太上感應篇》指出,“野外一切飛禽走獸、魚鱉蝦蟹,不與人爭飲,不與人爭食,并不與人爭居。隨天地之造化而生,按四時之氣化而活,皆有性命存焉。如無故張弓射之,捕網取之,是于無罪處尋罪,無孽處造孽,將來定有奇禍也。戒之,戒之。”現在的人很難想象,在遙遠的古代,中華民族先祖就領悟到了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在生態惡化的今天,重新細讀如此經典,不僅能從中汲取諸多的養分,更能對當今的生態理論建設有諸多的幫助。
在很多理論發展的時候,最好能溯源到源頭,如當初海德格爾在研究言語的遮蔽情況一樣。眼下的生態問題,都是因為人自封為“萬物之主”所造成的。例如,在本源性問題上,道家的堅持“道”化生人,并認為“道”是世界本原,“道”生萬物。《道德經》(25章)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太平經》繼承并發展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思想,認為“六極之中,無道不能變化。元氣行道,以生萬物,天地大小,無不由道而生者也。”將“元氣”視為萬物本源。盡管道教也說過“一切萬物,人最為貴”,但《元氣論》也提過:“人與物類,皆稟一元之氣而得生成。”人是因“道”而生,稟天地之氣。這說明人也只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德經》(25章)說:“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天地雖大,人類相對于其他的生物,即使顯得更加“高級”一些,但是在道、天、地之間,人也僅僅是域中之一,并沒有所謂的高人一等。人只是萬物中極為平凡的一種,上天并沒有“任命”其統治其他的物種,不存在所謂的“萬物的主宰”,因此任何的剝奪殺掠都是不合自然之法的。
如此真知灼見在道家經典中可謂滄海一粟。也正因如此,道家的文化內蘊深深地吸引了中外的生態學者。環境哲學家西爾萬(RichardSylvan)和貝內特(DavidBennett)在深入研究比較道家思想后說:“道家思想是一種生態學的取向,其中蘊涵著深層的生態意識,它為‘順應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實踐基礎……道家思想的豐富性和其哲學論題是深層生態學未曾涉及的,因此在思想高度上道家將深層生態學遠遠拋在后面”。[3]196奈斯則說:“我所說的‘大我’就是中國人所說的‘道’”,并認為“道家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對一切存在物的同情、尊重和熱愛,這種同情是源于自愛,但是自我是大我的一部分,因此,自愛不是自私的自戀。”[4]111如此美譽多矣,充分說明了道家生態思想的博大,并得到了人們的認同和重視。中國歷代文藝作品中也包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比如杜甫詩作中反復表現出的“暴殄天物圣所哀”“應共爾為群”等思想,還有歷代大量的山水畫作及數不勝數的山水詩作都是中國文學傳統中豐富的生態思想的鮮明例證。
二、西方傳統文學中的生態思想
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具有標志性意義。“如果不聽我而聽從這個邏各斯,就會一致說萬物是一,這就是智慧。”[5]38在這里,他旗幟鮮明地指出,邏各斯(即自然規律)支配著萬物,人要依其行事。犬儒學派主張人應身體力行、自力更生地生活,應回歸自然,拒絕文明對自然的玷污。這一點,對華茲華斯、梭羅等人影響甚大。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性人物達•芬奇諷刺性地說道:“人類真不愧為百獸之王,因為他的殘暴超過一切野獸。我們是靠其他動物的死亡而生存的,我們真是萬物的墳場。”[6]6517世紀是一個繼承與創新的時代。洛克在繼承畢達哥拉斯等人理念的前提下,結合當時的現實,痛心寫下:“折磨并粗暴地對待那些落入他們手中的小鳥、蝴蝶或其他這類可憐的動物……將逐漸地使他們的心甚至在對人時也變得狠起來。”[7]20他進一步指出,如此情況若不制止,必將影響人類的心性。
在18世紀,諸多生態思想都在這個時期出現了萌芽。如蒲柏的《人論》,詹恩斯的《對自然和邪惡起源的自由追問》,沙夫茨伯里的《人的特征、風習、見解和時代》,吉爾伯特•懷特的《塞爾伯恩自然史》等著作。生態思想進一步得到發展,產生了一些新的理念,如“生命網”“自然宗教”“自然道德”等。“生態學”第一次在19世紀由恩斯特•赫克爾首次提及,并提出了一系列進步觀點。馬歇爾就對赫克爾的貢獻大為贊嘆:“赫克爾把宇宙看做一個統一而平衡的有機體,堅持人和動物有同樣的自然地位……他還堅持自然是正義之源,給人類生活以智慧且安全的指引。他因此成為現代生態學家的先驅。”[8]33419世紀必須不能忘記達爾文,他發現了物種彼此的親密關系,讓世人開始真正地深入自然,明了自然奧妙。雖說僅是一斑,但足以窺豹。利奧波德認為,達爾文的成果讓“我們知道了所有先前各代人所不知道的東西:人們僅僅是在進化長途旅行中的其他生物的同路者。時至今天,這種新的知識應該使我們具有一種與同行的生物有親近關系的觀念,一種生存和允許生存的欲望,以及一種對生物界的復雜事物的廣泛性和持續性感到驚奇的感覺。”[9]103-104不僅是達爾文,即使被稱為西方傳統哲學的“掘墓人”尼采也認為,人“根本不是萬物之冠:每種生物都與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階段上”。[10]90恩格斯也曾說:“我們必須在每一步都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決不同于站在自然以外的某一個人———相反,我們連同肉、血和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11]305“自由是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世界。”[12]154人類若想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就必須遵循自然的必然性。19世紀的生態思想可謂多矣,但是也需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如在馬恩那里,就有些過度強調人對自然的過度改造。總之,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三、近代的生態理論
按照廈門大學王諾教授的觀點,近代的生態理論主要可以劃分為:生態整體觀,羅爾斯頓的生態整體主義,欲望動力批判,征服、統治自然批判觀,以及生態正義論,這些都是在敬畏自然的基礎上提出的。施韋策說,“由于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成了另一種人。”“以我們本身所能行的善,共同體驗我們周圍的幸福。”
在這里,影響頗深、覆蓋范圍最廣的是羅爾斯頓在繼承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思想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整體生態主義,將“‘不破壞生態系統的穩定’和動態平衡、保護物種的多樣性作為最基本的價值判斷標準。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當做最高利益和終極目的。”[14]46他從整體視野出發,指出:“生態系統的所有成員都有著足夠的但卻是受到限制的生存空間。系統從更高的組織層面來限制有機體。”[15]48羅爾斯頓整體觀點同時也強調了細節的重要性。人類在這里被留有一定的位置,但其行為必須要受到約束,“所允許的選擇都必須遵從生態規律”。[16]16實際上,無論是東方西方,途雖不同,但是“道”卻永一,最終都是為了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