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華夷一體與元代文學的真情俗趣淺談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元朝是蒙古族人建立的，蒙古族以游牧為主，與唐宋等朝代不同，元朝文化接受主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元朝統治者喜好俗文學和俗文化，元朝之前，雅學文化占據主導地位，自元代開始，戲劇、小說、散曲等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大大改變了我國的文化之風，雅俗互變。此外，深受“華夷一體”文化的影響，元代涌現了一大批以“艷”為主體的文學創作，充分表現了“真情俗趣”。

關鍵詞華夷一體;元代文學;戲曲;雜劇

一、元代統治者倡導

“俗文學”和“俗文化”元代，蒙古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統治者倡導“俗文學”和“俗文化”，為其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5］在《馬可波羅行記》一書中說道，忽必烈每次宴請貴族、朝廷大臣時，宴席結束后都會請各類文化娛樂表演團體進入宴請會場，有的演繹喜劇、樂器，也有的演繹翻跟頭、雜技及魔術，為眾人娛樂，待表演結束后，貴族和大臣方可離場。“俗文學”和“俗文化”在元代得到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此類文學更容易迎合蒙古族統治者的審美觀，符合統治者的文化層次。散曲這一文學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元武宗和妃嬪在中秋夜宴時請宮女演奏《賀新涼》等曲目，還一起觀賞雜耍等時尚文化。

二、元代民族作曲家大膽演繹真情俗趣

元朝以前，中國社會崇尚儒學文化，儒學思想主張以道治欲，禁男女之大妨。中國漢代文學中，“性”是一個被禁止、壓抑和遺忘的話題，不可越矩。唐宋時期詩詞歌賦層出不窮，但描述“性”的詩詞極為少見，少數涉及“艷”的詩詞也是極為委婉地表達男女之情，且不被世人認可。但“性”對于游牧的蒙古族人來說有很大的不同，游牧民族在價值觀、愛情觀和道德觀上與儒家思想相差甚遠，他們崇尚自由奔放，不受世俗限制，甚至在婚姻選擇上也不理世俗之見，除了少數男女因家族利益而結合。在散曲《紅繡鞋》中唱到:“挨著靠著云窗同坐，圍著抱著月枕雙歌，聽者數著愁著怕著早四更過……”這一散曲中的男女不再是孤男寡女，而是彼此依偎通過挨著靠著、圍著抱著、聽者數著及愁著怕著等親密言語來表達甜蜜的二人世界。同樣，在徐再思的《沉醉東風》散曲中也寫道:“一自多才間闊，幾時盼得成合。”這一描述與唐宋時期相思詩詞“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一寸相思一寸灰”等相比大膽許多，女子不再是沉默寡言，而是大膽歌唱、大膽相思。著名文學作家鄭騫老先生曾經說過:“纖跳反應出了奢華淫靡的風氣。”縱觀中國文學史，哪個朝代都有書寫男女之情的文學著作，有的寫得隱晦，有的寫得過于大膽，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美感。如在少部分《元曲》中，男女之情常常過于大膽，導致人們對于元曲的認識出現偏差。過于暴露是元曲的缺點，但真情、大膽流露世俗情感也是元曲“真性情”的表現方式，因此，可以說元代文學特征之一是“真情俗趣”。

三、元代散曲、雜劇大膽表現真情俗趣

元代最著名的兩大文學主體是散曲、雜劇，散曲在整體上不避諱世俗理念，大膽表達自己的婚姻戀愛觀念，雜劇同樣也是如此。元代有許多婚戀題材的雜劇，包括《鴛鴦宴》《風月海棠亭》及《兩團圓》等，也有女真族人創作的《秋胡戲妻》《歹斗娘子勸丈夫》等，還包括西域族文學已經失傳的作品《浪子回頭賞黃花》等，都涉及風月場所、風情調笑等內容。元代婚戀文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深受蒙古族人游牧、自由的生活習慣所影響，查老先生曾經說過:“元代人的文學活動均以自由自在為主，是在自然狀態下發展起來的。”元代這一松弛的文學環境也是該朝代無“文字獄”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明代文學家李東陽曾表達過這樣的觀點:“宋詩深，元詩淺。”元詩雖淺，但更大程度上表現出了率真，“真情俗趣”貫穿了整個元代文學主體，其精神風貌、審美追求也是元代文學的主要特征。此外，元代少數民族的文學家并不是完全異于漢族文學，許多文學志士在創作過程中彼此模仿、彼此關聯，在歷史中常出現“多族世人圈”，各個民族的文化學者之間頻繁互動、以文會友，相互感染。元代文學家以“民族文化差異交融”為依據，和漢代文學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劉嘉偉．華夷一體與元代文學的真情俗趣［J］．北方論叢，2015，(4):19－23．

［2］查洪德．“華夷一體”:元代文壇特征［J］．民族文學研究，2017，(4):5－29．

［3］劉嘉偉．華夷一體與元代敘事詩的新變［J］．蘭州學刊，2016，(4):26－31．

作者：景建軍 單位：咸陽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