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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援助申請書范文

最新律師執業申請書 本人xxxx，xxxx年6月畢業于xx大學律師畢業，xxxx年12月參加全國統一的司法考試,取得法律職業資格證書，xxxx年9月8日在xxxxxxxx律師事務所申請實習，現實習期已滿1年。

本人在xxxxxxxx律師事務所實習期間嚴格遵守《律師法》、《律師執業行為規范》等法律法規，在指導老師及本所同行的指導、幫助下，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法學理論水平和律師實務能力，按照法律賦予律師的權利與義務，做好律師各種業務工作和法律援助工作，為維護國家的法治統一和法制建設，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做出自己的努力。經過一年的實習，本人對律師職業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使我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繼續錘煉自己，爭取成為一名合格稱職的執業律師。現本人已符合律師法規定的申請執業條件，特申請執業。

請予以審核批準為盼。

我承諾：本人符合法定執業條件，提交申請材料真實有效。

第2篇：法律援助申請書范文

吳紅，女，1986年出生，青海省人，自幼在農村長大，學習非常優秀，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大學，成為全家人的驕傲。大學畢業后吳紅在當地一個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在工作期間認識了李鑫。李鑫，男，1978年出生，河北人，當時李鑫已經結婚，妻子和兩個子女都在河北老家，但李鑫欺騙吳紅說自己是單身，到青海打工掙錢，吳紅信以為真，便開始在一起談戀愛。有一次吳紅胃疼，李鑫假裝去照顧吳紅，強行和吳紅發生了關系，并威脅吳紅敢報警就殺了她及全家。吳紅畢竟年輕，因為害怕不敢報警，繼續和李鑫在一起生活。李鑫整天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生活的所有開銷都靠吳紅打工支撐著，并且李鑫的脾氣非常暴躁，動不動就開始毆打吳紅。吳紅有一次在上網時偶然發現李鑫的妻子在網上的尋人啟事，說李鑫8年不回家了，到處坑蒙拐騙。此時吳紅才知道李鑫一直在欺騙她，非常氣憤，于是戳穿了李鑫的騙局。李鑫不但沒有認錯，還毆打了吳紅，事后又向吳紅磕頭請求原諒，給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吳紅以為他很真誠，就給了他一次機會，辭掉工作，毅然跟著他來到了河北邢臺。

不幸的婚姻

李鑫回到河北后和妻子辦理了離婚手續，和吳紅領了結婚證。本以為李鑫會珍惜這場婚姻，沒有想到李鑫包括他的父母經常打罵吳紅，所有的家務活都讓吳紅自己干，吳紅在這舉目無親，只能自己偷偷流淚。為了生計，李鑫在2014年帶著吳紅到石家莊打工，工作或生活不順心時，李鑫就會毆打吳紅。2014年2月份吳紅實在不堪忍受李鑫的暴力行為報警，警察出警后對李鑫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李鑫對警察說以后不再打了，要好好過日子，但是警察走后，李鑫還是不知悔改，打人更是成了家常便飯。后來吳紅懷孕了，吳紅以為李鑫會好好照顧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李鑫嫌棄吳紅不能打工掙錢，干脆把吳紅送到了邢臺老家。在老家李鑫的父母不顧吳紅懷有身孕，經常讓吳紅去地里干活，也不讓她好好吃飯，所有的委屈吳紅都自己默默承受著，想回家又逃不出去，每天以淚洗面，且無數次想到死，但是想想肚子里的孩子，吳紅還是堅強地活下來了。2015年1月底，生產在即，李鑫為了逃避責任離家出走，公婆也不管吳紅，吳紅遭遇難產，情況十分危急，是一位好心的鄰居把吳紅送到了醫院，吳紅生了一個男孩，總算保住了母子的性命。在坐月子期間，李鑫也沒有回家照顧吳紅和孩子，李鑫的父母還經常動手打她，此時的吳紅身心遭受了嚴重的創傷，對這場婚姻也充滿了絕望。

上下聯動 保護安全

2016年3月份的一天，李鑫再次毆打吳紅，并把她和孩子鎖在家里。吳紅想辦法從邢臺逃出來，帶著年幼的孩子跑到了石家莊，被一位好心的大姐收留了，這位大姐照顧她們母子的生活，并帶領她到婦聯求助，吳紅說她現在想離婚，希望婦聯提供幫助，婦聯的工作人員熱情接待了她，并告知她需要準備的材料，告訴她李鑫及家人再毆打她一定要報警，有情況隨時和婦聯聯系。此時的李鑫發瘋一樣尋找吳紅，打電話、發信息威脅她，說要是不回來就殺了吳紅全家，后來又哄騙吳紅說不再打她了，讓她帶著孩子回來好好過日子。后來，吳紅沒有辦法，便帶著孩子回到了邢臺，結果到家后吳紅不但遭到了暴打，還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兩天后吳紅沒有把材料送過來，省婦聯工作人員聯系吳紅，電話處于關機狀態，聯系那位好心大姐，大姐也無法聯系上吳紅，省婦聯工作人員告訴好心大姐，有吳紅消息后，及時聯系我們。3天后，好心大姐打來電話，說接到吳紅的求助信息。

省婦聯接到求助電話后，對本案非常重視，認為這是典型侵害婦女人身權利的案件，省婦聯領導對此做出批示：一定要妥善處理此案，保障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省婦聯立即與邢臺市婦聯聯系，要求邢臺市婦聯核實吳紅的情況并及時提供幫助。邢臺市婦聯通過基層婦聯了解并核實了吳紅的情況后，立即向當地的公安機關報警，并與當地的村委會取得聯系，一定要保障吳紅和孩子的人身安全。在婦聯、公安、村委會的幫助下，吳紅這才恢復了人身自由。吳紅認為李鑫的行為已經嚴重破壞了夫妻感情，堅決要求離婚。基層婦聯千方百計做雙方的調解工作，最后李鑫和吳紅達成了調解意見，但是在去民政局辦離婚手續的途中，李鑫反悔，離婚手續沒有辦成。為了吳紅母子的安全，基層婦聯為吳紅母子安排賓館住下，并買了生活用品。此時的吳紅仍然感覺在邢臺不安全，于是帶著孩子離開邢臺到石家莊繼續向省婦聯尋求幫助。

一次次的毆打已讓吳紅身心疲憊，而且非常恐懼，到省婦聯求助時她的情緒特別激動，省婦聯立即指派心理咨詢師做吳紅的心理安慰和疏導工作，待其情緒穩定后，了解了吳紅的具體訴求。吳紅提出希望婦聯幫助其訴訟離婚，還有，因為帶著孩子無法生活，她想回青海老家，希望省婦聯提供一定的幫助。根據吳紅的情況，省婦聯審核后首先給予其和孩子1000元緊急救助款，讓其順利回到青海老家，另外指派省婦聯婦女兒童法律援助中心的專職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并辦理法律援助手續，協助其訴訟離婚。

法律援助助力維權

法援中心的專職律師認真準備狀和證據材料，并起草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書以及調查取證申請書親自到邢臺法院立案。一般的離婚案件都需要當事人到場立案，以便法院核對當事人的身份情況，考慮到吳紅的實際情況，律師通過基層婦聯及時和當地法院溝通，法院開啟綠色訴訟通道，及時為吳紅辦理了立案手續。法院考慮到吳紅已經回到青海，與李鑫已經分開，吳紅已經不存在人身安全的風險，法院在征求吳紅意見的基礎上，最終沒有出具人身安全保護裁定。2016年7月份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省婦聯及時與邢臺市婦聯聯系，要求密切關注案件的進展，邢臺市婦聯與法院溝通，要保障吳紅和援助律師的人身安全。律師陪同吳紅到當地法院開庭，開庭審理時吳紅控訴李鑫的暴力行為，律師據理力爭，出示相關證據證實李鑫存在嚴重的家庭暴力行為，應當判決離婚，鑒于李鑫的行為不適合撫養孩子，婚生子應當由吳紅撫養，李鑫承擔撫養費。開完庭后法院對本案進行了調解，但因男方不同意支付孩子的撫養費，案件最終沒有調解成功。8月份法院做出了判決：判決離婚，孩子隨女方生活，男方支付撫養費。吳紅對判決結果非常滿意，至此案件順利結案。

1、婚姻不是冒險，女性對結婚應該持謹慎態度。在李鑫存在嚴重的暴力行為以及知道李鑫有婚姻的情況下，吳紅仍然選擇和李鑫在一起，并從青海辭掉工作來到河北，這本身就是一場很大的冒險。婚姻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應該謹慎對待。

第3篇：法律援助申請書范文

1. 通過實習，培養運用所學的基本技能、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去獨立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2. 通過實習，樹立職業意識，增強敬業精神，提升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3. 通過實習，進一步鞏固專業知識，提高專業技能。

4. 通過實習，提高適應社會的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

5. 通過實習，將學到的理論知識向實踐方面轉化，盡量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6. 通過實習，學習一些辦案經驗，提高實踐能力。

二、實習單位及崗位介紹

xxxx律師事務所 是二一年經xx省司法廳批準的臨沂市首家市屬合伙制律師事務所。該所由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和豐富執業經驗的律師組成，以為大中型企業服務為重點，以金融、知識產權、房地產、電力、涉外業務、公司法律實務、企業改制等業務為專長。該所現為xx蘭陵集團、臨沂電業局等十幾家企事業單位擔任法律顧問，承辦了許多在知識產權、涉及業務、經濟合同、非訴訟法律實務等方面在全國及省內有影響的案件。 律師所將以高素質的律師隊伍、高起點的管理、高層次的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專長領域：一般債務債權，損害賠償，財產問題，婚姻家庭，名譽誹謗，暴力傷害，婦幼權益，刑事辯護，仲裁，遺囑繼承，合同，勞動，金融，證券，票據，房地產，著作權，專利，醫療事故，股份制改造。

在這次實習中，我主要承擔律師助理的工作，我的崗位職責是：

1.收發、整理和保管文件檔案資料;

2.處理有關法律問題的來信、來訪，解答簡單的法律詢問，簡單的法律文書;

3.協助律師調查取證、抄寫文書、摘錄案卷材料、會見被告或當事人，送達文件及辦理其他輔工作。

三、實習內容及過程

很幸運，xxxx律師事務所錄用實習生。懷著興奮而又緊張的心情來到律所，開始了我的實習之旅。第一天，工作人員帶我參觀了律所的各部門，并詳細介紹了律所的業務范圍，工作流程，實習生管理制度等。然后開始分配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整理并閱讀卷宗。

整理卷宗，看似平常的事情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簡單，在做之前還是需要一些時間去熟悉和掌握。卷宗的分類很仔細，有民事、刑事、行政訴訟……

一些簡單的案子，卷宗只有30多頁，而遇到復雜的案子，卷宗可多達200多頁。一個案件的卷宗通常包括授權委托書、起訴書、證據資料、詞、答辯狀、判決書等，可以說是一個案件的完整記錄和完全再現。因為卷宗的整理關系到其他程序的進行，比如裝訂次序排列就和辦案流程緊密相關，也和相應的司法程序相對應，所以在整理的過程中應該格外認真和細心。

在這些已經審結的案件中有很多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到事實的認定，證據的采信，責任的認定等等，在整理卷宗過程中，對各種該歸檔的文書的分類有了詳細的了解，也對民事案件從立案到審結的程序及流程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熟悉。雖然工作很繁瑣，我依然非常認真的完成了這項工作。

在整理的過程中我仔細閱讀這些卷宗，一些律師告訴我說，在閱讀卷宗的過程中，最關鍵的工作是要認識各項證據在整個案件中的作用，結合所學知識，分清哪些是直接證據、間接證據、原始證據、傳來證據等。弄明白每項證據能證明什么事實，證據間的聯系又是怎樣的。然后，根據這些證據，假設自己是法官，將會怎樣去審理這些證據，運用什么法律去判決。

最后，結合判決書，找出自己的知識漏洞，弄懂法院判決的依據，不斷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在閱讀這些案卷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很多東西，對學過的知識重新進行梳理，做到溫故而知新。把在學校學到的理論知識與真實的案件相結合，對增加理論修養提高專業技能有很大的作用，同時也學習到了一些辦案經驗，增強實踐能力，為以后從事法律工作做鋪墊。

第二周我才見到了我的指導律師陳國棟律師，我開始了緊張忙碌的“小跟班”工作。陳律師要求我每天收集新的法律法規和律師行業的最新動態。他告訴我說：“雖然不是每天都有新的法規和規章公布，但是仍然有必要及時的收集和整理，否則，有可能在某次開庭的時候，你還引用著已經被替代的版本，而被對方律師當庭駁斥”。在我實習的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我每天都要去中國律師協會和本地律師協會一些大牌的律師事務所的網站和一些理論性的網站上轉一圈，看看有沒有最新的情況。時刻關注行業的最新動態，了解那些大牌律師的消息和法學家們的最新理論，搜集整理后打印交給陳律師。

在接到案件后，陳律師閱讀了所有文件，就會將我叫到辦公室開始交待任務，他會根據文件列出重要證據和次要證據，還需要補充哪些證據，哪些文件對案子沒有任何幫助反而有害。圍繞案件的事實，我要收集現行法規對這些事實的認定。有了事實和法律依據后，他安排我撰寫案子的文書。我要撰寫的文書很多，起訴書、答辯狀、財產保全申請書、管轄異議申請書、延期舉證申請書、證據清單、質證意見、詞、補充意見、法律意見書、結案報告、談話記錄、當事人聲明書等等。

雖然在學校學過法律文書的寫作，但是當我真正面對這些真實案件的時候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實，寫出一個基本合格的文書很容易，因為只要將要表達的寫出來就行，但寫出一個優秀的文書卻是很難的，因為表達的方式有很多種，不同的人對不同的文字會過敏。幸虧陳律師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慢慢地我可以自己獨立完成這項工作了。在這些文書交付前，我會逐字逐句的校稿，因為沒有任何一位指導律師喜歡看滿是錯字的文件。

第4篇：法律援助申請書范文

在診所上的第一節課是我在大學上的最認真的一節課，當時是葉老師給我們上的，教的是該如何接待當事人。那天上課的時候，我仿佛又回到了高中的時候，我非常認真的聽老師講的每個字，然后也很認真的做了筆記。那天的課結束后，我感覺到非常充實和滿足。在之后，我就都非常期待診所的課，而我每次上課都會很認真。

第一次值班的時候，我們小組三個人都過去了，對于第一次的值班，我們非常期待和渴望，由于之前幾組都說沒有接到什么案子，所以我們非常希望有一個當事人能過來。記得那天太陽很大，天氣很燥熱。等了一個上午，也沒有一個當事人過來，記得當時我們都很失望的，下午的時候，我們繼續在等待著，看著前面的小組寫的值班日記，一邊寫著值班日記一邊幻想著開庭的樣子，可是一直沒有人來，我們三個就這樣大眼瞪小眼的等待著，就在我們準備要結束第一次值班的時候，終于來了一位當事人，是咨詢關于交通事故的賠償問題的，當時我們小組三個人都有點緊張，但是之后也慢慢放松起來，漸入佳境了。第一天的值班也就在這樣一次接待結束了。

參加了法律診所，也因此得到了機會到海南省律師協會的農民工維權委員會那邊當志愿者，我在那邊主要是幫助農民工維權委員會的蒙律師接待農民工以及幫他們處理一些案件。在那邊工作的那段時間，我接觸到了很多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們，看著那些無辜而又無知的農民工們，因為自己處于弱勢；因為自己不懂法律；因為自己在平常沒有保護自己的意識，當自己的血汗錢被那些黑心的老板拖欠時，那無奈的求助；因為老板故意隱瞞和銷毀一些證據，而那些無辜的農民工可能因為證據不足就失去自己的血汗錢；當農民工因為工作受傷，掙錢的身體收到嚴重的損傷，可是他們卻得不到任何老板給予的保障和賠償；當這些弱者因為要通過法律取回對自己來說意義重大的工資的時候，卻因為程序的時間和老板的無情，要靠一張席子睡在橋下的時候，我不禁想到，制定法律到底是保護弱者的，還是讓那些強者更加的橫行霸道。

法律告訴我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原則要求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任何公民都必須平等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任何公民都不允許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任何公民的違法犯罪行為都必須平等地受到追究和制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根據，是指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對案件作出處理時，只能以客觀事實為依據，而不能以其他任何別的東西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指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的一切活動都必須符合法律的要求，并且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處理案件；實事求是，有錯必糾。

看著這些多么美好的愿望，看著這些需要靠國家強制力保障的權利，當我們在社會的底層的時候，我們看不到保障，看不到希望。

農民工沒有證據，沒有知識，沒有維權意識，他們只知道，我給你干活，你給我工錢，我要拿著這些錢回家，給老婆孩子過年，給這個家改善生活。

這么多的農民的一點點小小愿望，對于整個中國來說，即使是再大的國家保障力，有用嗎？

其實，我知道這不是法律能夠解決的問題，也不是法律的錯，只是我對法律問了這樣四個問題，也對這個社會問，也對自己問。

北京市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佟麗華這樣說著自己的維權經驗，對于農民工來說，打贏官司對于他們來說沒有用，重要的是幫他們拿回那一點點血汗錢。他呼吁我們這些學習法律和那些律師拿出自己的善心。只有我們這些執法的人能夠真正上用自己的良心來做事情，我們看到的法律就將會是更加的美好。

我也希望自己能夠在未來能夠多做一點法律方面的公益事業，保護那些真正也迫切需要幫助的人。相信如果我們能多滿足那些弱者的小小愿望，讓他們跟上這個社會的步伐，讓這個社會真正的和諧和諧起來，而不是讓那些強者更加的橫行霸道。

第5篇：法律援助申請書范文

    1.認真閱讀新文書格式樣本的制作說明。新文書格式樣本既有總體說明,在每種文書后還附有專門的制作說明,需要認真把握。其中三點要特別注意:一是文書中的選擇項,應當用斜線()劃去不用的選擇項;二是文書中的數字,除年號、序號、專用術語(如身份證號碼、機械型號)、百分比、街道牌號、正文中日期和其他需要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外,一般應以漢字數目表示;三是大量填充式文書中訴訟活動的法律依據一欄系空白,辦案人員在填寫法律依據時,一定要找準應當適用的法律條款。如立案類文書格式依舊,但是對于自行發現的案件線索,立案依據由原來的第83條變為刑訴法第107條;報案、控告、舉報和自首的案件線索,立案依據由原來的第86條變更為刑訴法第110條。

    2.嚴格按照新文書格式樣本的要求制作法律文書。此次頒布的新文書格式樣本新增《查封通知書》、《協助查封通知書》。另外,刑訴法對告知當事人權利義務早有規定,但沒有統一格式,各地一般自行制作各類權利義務告知書,新文書格式樣本要求使用統一的《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證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被取保候審人義務告知書》、《被監視居住人義務告知書》以及《偵查階段委托辯護人、申請法律援助告知書》。

    3.注意新文書格式樣本中同類偵查文書之間的細微差別,注意確保偵查活動中文書用得精準,整理卷宗時文書要裝全。如,偵查活動中需要采取技術偵查措施,要制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申請書、決定書和通知書;需要解除的,要制作解除技術偵查措施的決定書與通知書;需要延長的,有延長申請及通知兩種文書;需要將技術偵查證據材料作為證據使用的,需要制作專門的《調取技術偵查證據材料通知書》及移送清單。

    4.及時向上級檢察機關反映偵查工作中新文書的使用情況,以期在后續修訂中加以改善。僅從目前公布的新文書格式樣本看,筆者認為,偵查法律文書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缺少必要的偵查法律文書格式樣本。根據2002年10月高檢院反貪總局、瀆檢廳聯合下發的《關于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以犯罪事實立案的暫行規定》,各地自偵部門印發了專門的《以事立案決定書》樣本,區別于通用的以人立案的《立案決定書》,但新文書格式樣本并沒有將該文書格式樣本列舉在內。此外,新文書格式樣本增加了勘驗檢查筆錄、偵查實驗筆錄格式樣本,卻沒有搜查筆錄格式樣本。而刑訴法第138條明確規定“搜查的情況應當寫成筆錄,由偵查人員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屬,鄰居或者其他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

    二是有些文書格式樣本設計的工作程序過于繁瑣。如檢察機關在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時,要分別制作決定書和通知書,均一式三聯,《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決定書》一聯統一保存、一聯附卷、一聯交技術偵查執行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通知書》一聯統一保存、一聯交技術偵查執行機關、一聯由執行機關退回后附卷。這兩種文書中交技術偵查執行機關的一聯,內容基本一致。解除技術偵查措施時也是如此。如果參照有關文書的設計,將決定/解除技術偵查措施的文書合并為一式四聯的一種文書,即決定、通知書,一聯統一保存,一聯附卷,一聯交技術偵查執行機關,一聯由執行機關填寫后退回并附卷,工作將更為簡潔高效。

    三是有些新文書格式樣本制作說明不詳細。如《提訊、提解證》應是原來的《提押證》演變而來,只是要求更加嚴格,拘留轉捕、依法延長或重新計算羈押期限以及更換辦案人員時,都要重新辦理。而新文書格式樣本新增的《提訊(提解)情況記載》,制作說明語義模糊,和《提訊、提解證》一樣,都是記錄提訊、提解犯罪嫌疑人的起止時間,同樣要求辦案人與監管人員分別簽名,偵查終結后附卷。而過去提押時,看守所有類似的兩種內部提訊記錄表,都要求辦案人員和監管人員分別簽名。新增的《提訊(提解)情況記載》到底是《提訊、提解證》的續表,還是把原公安看守所的內部記錄升格為檢察機關的法律文書,從說明看不出來。再如《鑒定聘請書》與《委托鑒定書》,法律依據完全相同,對比制作說明,從字面上看,兩者在適用范圍上存在重合,同樣導致使用上的困惑。

第6篇：法律援助申請書范文

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增設了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從第284條至289條共用五個條文，對強制醫療程序進行了框架性規定。這一特別程序的增設對于保障公眾安全，維護社會和諧有序，及時妥善醫治精神病人都將發揮重大作用。對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設置強制醫療的特別程序體現了法律對于社會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他合法利益的雙重關懷，能夠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實施危害社會或自己的行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復。但是，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只是初步搭建起了強制醫療程序的平臺，并未解決強制醫療程序中的全部問題，具體的操作規程還有待于司法或者立法解釋進行更為詳盡的規定。

二、強制醫療程序的立法構建

本次新增設的強制醫療程序，雖然條文不多，但內容比較全面，基本上涵蓋了強制醫療程序中的主要方面，具體內容如下：

（一）規定了實施強制醫療的范圍

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84條規定：“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依照該條規定，實施強制醫療的對象，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一是犯罪行為的暴力性和后果的嚴重性；二是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鑒定的必經性；三是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人身危險性。這三個條件的設置，實際上也表明了立法者對強制醫療程序適用的審慎態度。也就是說，只有屬于上述范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被視為有進行強制醫療的需要。這一方面是出于節約司法、醫療資源和防止社會安全被再度危害的成本權衡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強制醫療程序在性質上雖不屬于刑罰，但確系違背（忽視）被追訴人意愿的強制程序，其適用必須有充分且正當的理由。

（二）規定了強制醫療程序的決定主體

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款規定：“根據本章規定對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由人民法院決定。”這一規定看似簡單，但意義重大。首先，它公開宣告了只有司法的力量才能剝奪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即使是對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也必須經過司法程序。與此相呼應，第285條第3款專門規定：“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決定強制醫療前，公安機關可以采取保護性約束措施。”這種保護性措施顯然只是一種臨時性預防措施，本身并無強制醫療的性質。其次，它明確將決定作為法院處理此類問題的裁決方式，有別于普通程序。在普通程序中，對實體問題的裁決用判決，對程序問題的裁決用裁定。采用決定作為裁決方式，表明了強制醫療的非糾紛性質。

（三）規定了強制醫療程序的啟動程序

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2款規定：“公安機關發現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的，應當寫出強制醫療意見書，移送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移送的或者在審查過程中發現的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的申請。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可以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本條規定了強制醫療程序啟動的兩個方式：一是申請制，即由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的申請；二是法院依職權啟動制，即人民法院在人民檢察院未申請的情況下，依職權啟動強制醫療程序。這充分說明強制醫療程序的非訟性質，強制醫療程序不像普通程序那樣，依訴權的行使而啟動。其目的既是為了徹底防止精神病人繼續危害他人人身和社會公眾安全，又體現了對涉案精神病人的人文關懷。

（四）規定了強制醫療的審理程序

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86條第1款規定了強制醫療的審判組織，即：“人民法院受理強制醫療的申請后，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第2款規定了庭審中的訴訟參與人，即“人民法院審理強制醫療案件，應當通知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場。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委托訴訟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287條第1款還對審理期限作了規定，即“人民法院經審理，對于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應當在一個月以內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這些規定說明，強制醫療本身雖非訴訟性質，但仍然要按照司法程序而不是行政審批程序來進行，而司法程序的核心就在于要以開庭的方式，在各方的參與下進行，而不是單方決定。（五）規定了強制醫療的救濟程序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87條第2款規定：“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親屬對強制醫療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這一規定的設計也有別于普通程序。在普通程序中實行兩審終審，通過上訴引起第二審是當事人的最為暢通的救濟途徑。在強制醫療程序中，考慮到時間的緊迫性以及案件本身的非訟性質，沒有規定上訴審程序，實際上是一審終審。但考慮到對上述有關人員權利的充分保護，特設立復議程序。（六）規定了強制醫療的解除和制約機制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1款規定：“強制醫療機構應當定期對被強制醫療的人進行診斷評估。對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險性，不需要繼續強制醫療的，應當及時提出解除意見，報決定強制醫療的人民法院批準。”第2款規定：“被強制醫療的人及其近親屬有權申請解除強制醫療。”第28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這些規定設計了兩種強制醫療的解除模式：一是依職權主動解除；二是依強制醫療的人及其近親屬申請解除。同時為了防止濫用權力，還賦予了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職責。

三、強制醫療程序的司法完善

上述強制醫療程序的立法規定，雖然已經構建了該程序的主要框架，但限于立法條文數量的限制，仍然有很多更細的問題未能明確。主要問題如下：

（一）刑事強制醫療程序和行政強制醫療程序如何銜接

嚴格說來，在實踐中強制醫療的處分對象有三種：一是實施危害行為的無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這類人不負刑事責任，但由于具備較強的人身危險性，應處以強制處分；二是實施危害行為的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這類人在承擔一定刑事責任的基礎之上，采取強制醫療的保安處分，消除其人身危險性；三是實施了、的性病患者，這類人應處以收容于專門的醫療場所進行強制醫療。①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強制醫療程序的適用范圍很窄，僅限于第一種，對于第二種和第三種沒有規定。從性質上講，強制醫療程序是對患有精神疾病的被追訴人采用的一種醫療性的強制措施，這種措施不是刑罰，因而不以被追訴人構成犯罪為前提；同時這種強制的目的是為了消除或隔離被追訴人的人身危險性，因而必須重點關注被追訴人繼續危害社會的可能。因此，無論被追訴人是否負刑事責任，只要其因精神疾病有可能導致繼續危害社會的后果，都應當成為強制醫療程序的適用對象。也就是說，比起關注行為人已經從事的犯罪行為，強制醫療程序關注的是行為人未來危害社會的可能性。當然，出于對精神疾病患者利益的尊重和司法資源優化配置的考慮，這一程序的適用范圍可以限于那些確有必要采取強制醫療措施的被追訴人。而“確有必要”的判定，按照《保護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則》①的倡導，應當通過“法庭公平聽證”決定。筆者的意見是，對于第三種情況，應當通過制定相應的行政法規另行規定，使之與現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類強制醫療程序相對應，成為行政類強制醫療程序。第二種情況，則應當制定司法解釋，對于由此造成的訴訟中止、醫療措施的實施，醫療期間的監管，以及病情消除后，如何恢復刑事訴訟程序等問題進行詳細規定。

（二）如何處理好強制醫療程序和已經啟動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關系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84條的規定，啟動強制醫療程序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經法定程序鑒定為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從實體法的角度講，已經失去了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可能性。那么從程序法的角度講，就有一個如何終結已經展開的刑事追訴問題。而這個問題又分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在偵查階段就已經經過鑒定認定犯罪嫌疑人為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第二種情況是到審查階段經過鑒定認定犯罪嫌疑人為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第三種情況是到審判階段才經鑒定程序認定犯罪嫌疑人為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筆者認為，對于上述三種情況應當區別對待。在第一種情況下，公安機關應當就刑事案件部分作出撤銷案件的決定，然后寫出強制醫療意見書，移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經過審查，同意公安機關的強制醫療意見書的，再制作強制醫療申請書，并向同級人民法院提交；在第二種情況下，人民檢察院應當就刑事案件部分依據法定不的條件，作出不決定，然后再制作強制醫療申請書，并向同級人民法院提交。在這兩種情況下，隨著人民法院對人民檢察院強制醫療申請的受理，強制醫療的審判程序便正式啟動。在第三種情況下，情況則比較復雜。因為到審判階段刑事案件的審判程序已經啟動，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只有到第一審程序完結時才能作出，所以審判強制醫療程序的啟動就有兩個特點：其一，強制醫療程序只有在第一審程序終結，且對被告人作出了不負刑事責任的判決之后才能啟動；其二，這個階段強制醫療程序原則上應由人民法院依職權主動啟動。由此而引發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人民法院未依職權主動啟動強制醫療程序，人民檢察院是否也可以提出強制醫療程序的申請，這一點應當作出更加明細的規定。

（三）公安機關所采取的臨時保護性約束措施的性質如何界定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3款的規定，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決定強制醫療前，公安機關可以采取臨時的保護性約束措施。由于這一措施實質上涉及到其人身自由的強制限制，甚至剝奪，那么其性質如何界定，就需要研究。可供選擇的方案有兩種：一種是定位于行政管控措施，另一種是定位于特種強制措施。如果是前者，那么要通過修訂包括《治安管理處罰法》在內的有關行政法規來解決。如果定位為后者，則應當明確其程序，包括審批和決定程序、使用何種法律文書、向其法定人告知保護性約束的時間、地點、方法等。

（四）強制醫療程序的審判組織如何確定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86條第1款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強制醫療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而對合議庭如何組成未予規定。這在司法實踐中，會帶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果是到法院審判階段，法院才依職權主動啟動強制醫療程序，是另行組成合議庭還是在刑事案件庭審結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強制醫療案件？筆者認為，原則上應當由審判刑事案件的審判組織繼續審理強制醫療案件。這樣做，有利于避免重復調查，節省司法資源。第二個問題是，可否吸收人民陪審員參加強制醫療案件的審理？筆者認為，強制醫療程序重點審查的不是被申請人的刑事責任，而是被申請人的人身危險性和有無強制醫療的必要性，在這個問題上，醫學專家比職業法官更有專業優勢，因此在必要情況下，聘請醫學專家作為人民陪審員參加強制醫療案件的審理，更有利于對案件的準確判斷和對要否實行強制醫療決定的準確作出。

（五）在強制醫療程序中，到場的有關人員可為哪些行為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86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強制醫療案件，應當通知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場。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委托訴訟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筆者理解，這一規定的主要目的是賦予有關人員以程序參與權，也符合聯合國《保護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則》的基本要求。問題是，對于到場以后他們能夠行使哪些權利并相應地進行哪些行為，則是一個需要仔細研究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取決于對到場行為的性質認定，一種可能不甚準確的理解是將其理解為見證，如果是這樣，那么可以對其訴訟權利和訴訟行為不作任何規定，只要規定到場，對法院的審理過程進行見證即可。另一種可能更為準確、更為接近立法原意的理解則是將其理解為對強制醫療程序的參與。筆者認同后一種理解，因為如果僅僅是見證，便毫無意義，且有浪費資源之虞，有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官在場見證足矣。參與則應當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包括對檢察機關提出申請強制醫療程序所依據的材料，以及應否作出強制醫療決定發表意見等。強制醫療畢竟是對被申請人人身自由的重大處分措施，只有讓參與各方充分發表意見，才能保證這一程序最低限度的公正，才能防止被追訴的（疑似）精神病人被不公正地納入強制處遇，才能避免有責任能力的被追訴人借此逃脫刑法的制裁。筆者以為，刑事訴訟法中之所以沒有使用發表辯護意見而使用“到場”一詞，并不意味著他們不能發表意見，而是由于強制醫療不是基于糾紛而引起的，因而沒有指控存在，無指控便無辯護，這是訴訟的一個基本原理。

（六）申請復議會產生何種效力

根據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87條第2款的規定，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親屬對強制醫療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如前文所述，此規定可以看做是法律賦予了上述人員對強制醫療決定的救濟權。問題是這一權利的效力如何理解？能否在復議決定做出前暫時停止決定的執行？筆者認為，強制醫療程序實際上采取的是一審終審制，強制醫療決定一經作出就應發生法律效力，應當及時展開有關的強制醫療工作。因此，復議不同于上訴，復議行為不能影響強制醫療決定的執行。上級法院如果經過復議駁回了復議請求，確認了下級法院的強制醫療決定，強制醫療工作繼續進行；如果經過復議肯定了復議請求，撤銷了強制醫療決定，則終止強制醫療工作。這樣的理解，有利于保證對精神病人的及時治療。問題的關鍵是，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規定強制醫療實行一審終審制，也沒有對復議的效力作出規定，這會導致實際執行過程中發生理解上的偏差，迫切需要司法解釋予以界定。

第7篇：法律援助申請書范文

1、缺乏統一完整的立法規定。《規定》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而《辦法》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均僅限于民事、行政訴訟，而不包括刑事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和國家賠償訴訟，沒有制定統一的司法救助法，難以全面對司法救助制度進行規范和設計。

2、司法救助范圍過于狹窄，而且存在隨意擴大和縮小的傾向。《規定》及《辦法》采取列舉式規定，很難窮盡，而且審判實踐中，經常存在兩種傾向：一是司法救助范圍被擴大；二是司法救助范圍被縮小。

3、司法救助的內容規定不具體。首先，申請減免交訴訟費用是否包括證人、鑒定人、理算人員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發生的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和誤工補貼沒有規定；其次，再審案件、支付令案件、執行案件的當事人可否申請司法救助無規定；再次，救助內容只有緩、減、免訴訟費用，沒有規定其他救助內容，明顯過于單一。

4、司法救助條件規定不科學。《規定》第二條以“經濟確有困難”、《辦法》第四十四條以“當事人交納訴訟費用確有困難”作為救助條件，但沒有規定具體的標準。而“經濟確有困難”在實務中很難界定和把握，沒有具體標準可比對，導致司法救助隨意性較大。

5、司法救助主體規定不明確。營利性法人和外國國民是否屬司法救助主體規定不明確。

6、司法救助實施程序缺乏可操作性。《規定》及《辦法》對實施司法救助的程序作了一些原則性的規定，沒有具體的操作細則，審批程序不透明，不利于當事人進行司法救助。

為此，筆者認為，應從以下方面對我國司法救助制度內涵與體系進行重構：

1、重新界定概念及確立基本原則

筆者認為，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為了維護司法公正，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則得以真正實現，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對部分經濟困難、訴前、訴中、訴后陷入困難或者需要法律幫助以及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提供的經濟救助和法律幫助。這個定義和原來的定義相比在救助階段、救助對象、救助方式、救助內容上都進行了擴容，它將更好地滿足人民對司法的需要，保障公民訴訟權利的充分及時行使。我國司法救助制度的重構必須遵循以下基本原則：一是合法權益及時救濟原則；二是弱勢群體優先救助原則；三是經濟困難先決原則；四是公開、公正原則。

2、擴大適用范圍和主體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要求司法救助制度必須具有普適性和平等性，即司法救助范圍應涵蓋刑事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國家賠償訴訟及司法ADR；不僅包括一審程序、二審程序，還包括再審程序、督促程序和執行程序；享有司法救助權利主體應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既包括福利性單位，也包括營利性法人，既包括原告、上訴人、申請人、再審申請人、申請執行人，也包括被告、被上訴人、被申請人、再審被申請人、被執行人，不僅適用于中國公民或組織，而且還根據國際條約適用于其他國家的國民。

3、擴大適用條件及救助內容

司法救助適用條件為：（1）有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有勝訴可能；（2）有證據證明經濟確有困難且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金；（3）符合司法救助主體和適用范圍；（4）經人民法院審查同意。司法救助內容主要應包括：（1）訴訟費用緩交、減交、免交。緩交期限為立案階段，適用情形為《辦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四種情形，僅適用于原告、上訴人、申請人、再審申請人、申請執行人；減交、免交為立案后至宣判階段，減交比例為總額30%，減免交在作出判決時一并決定，并均在法律文書上載明。減交適用情形為《辦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四種情形，免交適用情形為《辦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五種情形，但只適用于自然人；（2）民事、行政訴訟、刑事自訴、刑附民訴訟、國家賠償訴訟而有勝訴可能時指定人，適用于當事人文盲而又無人的情形；（3）刑事訴訟中指定辯護人，適用于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刑事案件；（4）設立法律咨詢機構，為當事人免費提供法律咨詢和相關訴訟信息；（5）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6）建立執行救助金制度。

4、完善啟動、審批程序

（1）由當事人申請啟動。在立案審查階段、審理階段或執行階段，由當事人依照不同的救助內容書面提出申請并附有相關證明材料（主要是由縣級民政、勞動保障部門出具的優撫對象和收入的證明等），由法院審查決定是否啟動司法救助程序。如決定救助，對當事人請求緩交訴訟費用的，應當在、上訴或申請時提出，由負責立案的審判人員或合議庭提出意見，報庭長審核同意后報院長審批。在決定立案之日作出準予緩交的決定并在宣判之日補交；對當事人請求減交、免交訴訟費用的，由承辦案件的審判人員或合議庭提出意見，經庭長審核同意后，報院長審批；對于申請刑事救助金和執行救助金的，由審判人員或執行人員提出意見，經庭（局）長審核同意后報院長審批。對其他救助內容的，則由審判人員或合議庭審查決定即可。法院經審查決定予以司法救助的，應當制作《司法救助決定書》并書面告知當事人辦理相關手續，對于沒有獲得救助的，應告知其不能救助的原因及理由，并告知其申請復議的權利。（2）由法院依職權啟動。適用這種啟動方式的案件應當限制在現代型訴訟，即圍繞著離散性利益、擴散性利益、集團性利益引發的紛爭。如醫療事故賠償糾紛、消費者權益受損糾紛、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交通事故賠償糾紛、產品責任糾紛等案件。建議立法規定法院對此類案件除訴訟費用救助外的其他救助內容，可依職權啟動司法救助程序。

5、增設撤銷、復議程序

如果當事人申請司法救助有不當企圖或行為時，經對方當事人申請或者人民法院發現，應當作出撤銷司法救助的決定并處以一定數額的罰款。對當事人申請司法救助未獲批準的，當事人可以在接到書面決定后三日內向作出決定的上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一次，上級法院應在接到復議申請書三日內予以復議并書面答復。

第8篇：法律援助申請書范文

教育模式的移植必然經歷從模仿到消化的過程。中國法學院引進診所之初,從理念、操作都幾乎照搬美國經驗。福特基金會通過資助中國教師到美國進修、學習、考察,提供或翻譯美國診所資料及著作,委派美國診所教師到中國任教,組織中美診所師生之間的研討和交流,使早期診所具備了強烈的美國色彩。得益于有效的借鑒和模仿,診所法律教育在中國傳統教育模式根深蒂固的陣地上破土而出,并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美國診所半個多世紀的經驗和教訓,是中國診所在過去、今天和未來都必須經常吸收的營養。但是,美國診所有其特殊的司法、教育、文化和政治背景,這是中國法學院缺乏的。“法學教育是在一定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對這些問題和背景的把握和理解不足,就會影響這一新試點的實施,削弱其應起到的效果和意義,弄不好還會導致新瓶舊酒,甚至東施效顰式的后果。”〔1〕在中國診所模仿進而消化美國經驗的過程中,以下因素必須予以足夠的關注:

(1)與中國幾千年的成文法體制不同,美國診所是建立在普通法傳統基礎上的。在經驗主義哲學的指引下,對先例的遵循成為司法過程的主旨。〔2〕法官和律師沉浸在紛繁的判例中,致力于發掘當前事實與先例的異同。因此,研讀案例成為法學院學生的主要課程。盡管在從學徒式到學院式教學的轉變過程中,對邏輯和原則的追求已日趨重要,〔3〕但普通法司法過程的經驗主義基礎決定了案例教學的優先性。在此基礎上,基于真實案件操作的診所模式就具備了當然的合理性。但在中國,因歷史及日、蘇等體制的影響,成文法傳統根深蒂固。法學教育強調法律的系統性、抽象性、理論性、科學性和純粹性,其內容側重于對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導,而非提供解決問題的技術。法律教育的內容并不是對實際情況的分析而是對法律組成部分的分析。〔4〕顯然,在這種概念主義教學體系中,以個案操作為特色的診所課程存在理念和手段的雙重抵觸。

(2)普通法傳統認為,法律是一種藝術,一種實踐理性,只有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對法律的認知。〔5〕“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除經過人為教育而掌握“技藝理性”〔6〕的法律人外,即便是“最明智的國王”也不能勝任法律事務。基于此,法學教育之路主要在于經驗和歷練,理論解說和原則分析無非是幫助學生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輔助方法。盡管以“法律是科學”為理論基礎的蘭德爾案例教學法扛起了純粹理性教育的大旗,但其理論很快被主流所拋棄。〔7〕法院、律師協會、獨立報告人均認為純粹的案例教學法難以讓學生適應法律職業,而應以診所法律教育強化技藝理性訓練,并在20世紀70年代掀起一場要求將法學院改為兩年制或“兩年課堂+一年診所”模式的改革運動。〔8〕但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法學自引進伊始就打上了“科學”的身份標簽。“法學不僅是作為一種具有真理性的普適性命題引進的,而且法學往往成為對這些命題的研究、解說和論證,成為一套具有強烈規范意義的原則或規則體系。這就使得法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純粹理性’的學說,強調其系統性、邏輯性。……在法學教育上,同樣呈現出這種強烈的科學主義的、實際是唯理主義的傾向,特別注重對法律原則的分析,然后是對法條的解釋。”〔9〕法學教育表現為一種知識教育,對實踐理性缺乏必要的關注和訓練,而這顯然與診所法律教育理念相沖突。

(3)西方文化倡導主體性教育理念,從蘇格拉底到行會教育,再從案例教學到診所法律教育,學生都是教學中的主動者,具備強烈的參與性和能動性。自我教育和自主學習是學生的基本能力,也是教學的通常模式。特別是在診所模式中,學生通過獨立辦案學習法律,老師僅僅充當監督、指引的角色。但在中國,飽受詬病的填鴨式教學一直是主流,老師滿足于講臺上的侃侃而談,學生也習慣于臺下的恭聽和筆記。知識主要是自上而下灌輸的,而非由學生自主發掘的。學生成為客體化的知識容器,其任務是聽從和接受,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親自動手去做。顯然,診所課程的引入必將構成對這種教育理念的挑戰和沖擊。

(4)在美國,法學是直接“面向職業”的教育,目的在于塑造既受人尊崇又收入豐厚的優越職業,而學術則僅僅是“針對少數人的興奮”。〔10〕但在中國,除填鴨式的知識教育外,我們還下意識地傾向于“學術教育”,建設“研究型法學院”。教師的授課常是“英美怎么樣、德法日怎么樣、我認為應當怎么樣”,但對“中國現實中應當如何操作”卻所說不夠。法學家對于發展和構筑理論科學體系的興趣要遠遠超過解決具體問題的興趣。他們從事的是對更為深奧的法律真理的探索。〔11〕但實際上,真正能夠以學術為業的畢業生總是鳳毛麟角,大多數學生進入了司法實踐部門。在急需實踐理性的職業選擇面前,偏重學術方向的本科教學顯得錯位了。(5)診所法律教育在美國的興起是以民權運動為背景的。〔12〕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黑人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環保運動在美國方興未艾,兼之整個西方世界掀起的“接近正義”浪潮,法律診所的適時興起既解決了法律援助資源供給不足的難題,也提供給民權運動的倡導者———大學生———直接參與社會塑造的空間。“許多診所更加關注變革法律,而非僅僅教會學生運用法律。”〔13〕以人權診所、婦女權益診所、移民診所、黑人診所、環保診所等形式為特色,診所法律教育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在美國法學院中迅速普及。但在中國,診所法律教育是在“教學方式改革”的旗幟下引進的,其主要目的在于彌合法學教育與司法實踐之間的鴻溝。由于診所的本質注定其與法律援助不可分離,所以教改實驗的狹隘視角導致診所難以獲得更加廣泛的認同和支持。(6)與美國式的“JD”(法律博士)主導模式不同,中國法學教育是“以本(科)為本”,十幾歲的高中畢業生經過四年課堂學習就直接進入司法實踐。但一則因為年齡和閱歷的限制,二則因為課堂教學偏重理論化和學術化,致使學生往往缺乏必要的社會經驗和生活知識,而這卻是法律職業的基本素質之一。因此,中國診所不僅要著眼于職業技能訓練,還必須使學生首先成為一個合格的“成年人”,然后才有資格成為“法律人”。(7)美國診所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不僅已廣泛普及,更在理論支持、資金來源、師資力量、診所運作、外部協調、社會認同等各方面進入了良性循環。中國法學院今天所模仿的美國診所,實際上是經過長時間發展之后的成熟形式。對一個初學者而言,這種跳躍式的模仿既可能事半功倍,也可能因拔苗助長而適得其反。因此,盡管美國經驗是中國診所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借鑒資源,但由于中美診所在背景、歷史、觀念、條件等多方面的巨大差異,中國診所在吸收美國經驗的同時,必須結合中國實際不斷修正、磨合,消化美國經驗,形成中國風格,推進診所法律教育由美國化向本土化過渡。

二技能教育與人文教育: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的雙重目標

什么是診所法律教育的目的?在美國,答案是一分為三的:其一,職業技能訓練;其二,職業道德訓練;其三,促進社會正義。〔14〕診所塑造的不是“被雇傭的”,而是“法庭官員”,甚至是“律師政治家”。“一名杰出的律師不單純是一名成功的技術人員,而且還是一名審慎或具有實踐智慧的、有個性的、值得尊敬的人。……他們的最高目的是實現超越技術的一種智慧。”〔15〕診所必須培養有社會正義感的學生,并直接為接近正義運動添磚加瓦,這是診所法律教育乃至任何優秀的法學教育的核心。〔16〕

美國診所的目標是與西方大學理念一脈相承的。從亞里士多德的“自由人”開始,到盧梭的“公民教育”、洪堡和席勒的“審美教育”,以及施特勞斯的“自由教育”,西方世界一貫追求一種有德性、有責任的人文教育理念。大學的首要目的在于型塑性格,造就倫理,培養或教化能夠感受到真、善、美的人,能夠領悟到人的尊嚴,在人的有限性基礎上有所建樹的人。〔17〕大學應該成為“社會的良心”。〔18〕可以說,美國診所的定位也受到這種以“公民科學”為核心的人文教育理念的影響。在中國,診所目的是一個看似簡單卻面臨誤讀的命題。粗略考查中國學者對診所的定義,更多的是關注“職業技能訓練”功能。〔19〕學者們聚焦于彌合課堂與司法實踐之間的鴻溝,希望改變傳統學生“有理論無經驗”、“能動口卻不能動手”的弊病,因而對診所法律教育的技能培訓功能青睞有加。而且,診所一開始即被作為“教學改革項目”引進中國,是“對局限于教室和理論體系內的傳統法學教育反思和批判的產物”。〔20〕診所的口號是“面向職業”、“像律師那樣行動和思考”。診所實踐也發現,有的學生最關注的往往不是法律援助效應,也非對職業道德或執業紀律的培養,而是律師業務技巧、經驗甚至詭計,〔21〕甚至主要把診所經歷和法律援助作為申請留學的資本,在申請書中濃墨重彩地渲染和強化。〔22〕

誠然,任何價值判斷都是語境化的。美國診所之所以(在話語層面)更加重視道德教育和社會責任,是與其民權運動背景和席卷西方世界的接近正義運動分不開的。而且,由于高度依賴社會捐助來維持財務運轉,美國診所必須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以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而中國診所的背景是廣受詬病的“填鴨式”傳統教學,是法學教育與司法實踐之間的反差,以及法學界對教育方式改革的探索。因此,以技能培訓為中心的定位顯得更加務實、更有針對性。但初始階段的合理性并不代表診所法律教育的長遠發展方向;相反,若我們僅僅把目光局限在校園以內,不重視診所的社會功能,不重視對“人”或“公民”(而非單純意義上的“法學學生”)的培養,我們很難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和支持。

基于此,中國診所在強化技能培訓的同時,必須“超越技術”,把診所作為一個心靈滌蕩的過程,讓學生習得良好的規則意識,學會節制、冷靜、寬容、協商甚至妥協,學會理智地對抗和堅定立場,明白“先例和律令僅僅是公眾意見的調和,而非投向對方律師的標槍”。〔23〕一言以蔽之,盡管在當前背景下,診所的首要任務是賦予法學教育更多的“技術”風格,但診所的重要目標卻還在于塑造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公民”,而不僅僅是嫻熟的法律“匠人”。

三理想教育與現實教育:轉型中國的特色

毋庸諱言,中國教育傳統有濃厚的“理想教育”色彩,意識形態化、道德化的真、善、美教育長期占據主流。特別是在帶有強烈的“政法傳統”的法學教育中,〔24〕對既有制度的正當化解釋仍然占支配地位。誠然,對于塑造青年人靈魂的過程而言,適度的理想教育相當必要,因為囿于人類“天生的不完美”,過于現實的目標可能使我們“一開始就被擊敗”。〔25〕

我們須經由理想教育造就學生對于法治的信仰。但問題是,法治在中國缺乏必要的知識傳統和文化、制度基礎。盡管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和普法運動,法治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符號已基本確立,但“規劃的社會變遷”〔26〕不可避免地導致規范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很多時候,課堂上闡述的法治理論或許是福柯意義上的“話語實踐”。〔27〕特別是在社會轉型大背景下,司法腐敗、權力尋租、道德滑坡、誠信危機等現象突出,而這些都是理想教育語境中下意識忽略的內容。此外,由于城市與農村的高度“斷裂”,基于工商社會和都市生活建立起的現代法律體系〔28〕并不必然適合鄉土社會。但理想教育大體是以“現代性”為背景來進行闡釋的,學生也大多來自城市———或者至少是生活在城市。理想教育視野中的法治世界是一個與中國大多數農村地區脫節的世界。

但是,將法治“意識形態化”的“傳教布道”方式并不一定能塑造信仰。〔29〕一旦學生的法治理想遭遇現實的嘲弄,他可能將理想教育視為“欺騙”,甚至放棄之前的信念。我們應當相信學生的鑒別能力,讓其在接受理想教育的同時融入現實,親歷真實的生活世界,正視并力爭解決社會中的不公正,〔30〕使其在失范的現實面前“經歷靈魂的煎熬并最終回歸自我及社會的信念、道德和價值觀”。〔31〕診所正是要提供給學生與真實世界碰撞的平臺,再加之教師以法治話語進行引導,使學生自發形成規則意識,并進而成為法治秩序的捍衛者。因此,診所法律教育應當保有開放的心態,正視社會萬象,對現實弊病保持必要的敏感。〔32〕學生要全盤了解當事人的生存狀態,理性地評判是非曲直,尋求公平正義,而不是僅僅將其作為一個待處理的“案件”。〔33〕

診所教師的職責,也并不只是充當法治教化的啟蒙者,而是負責任地為學生打開一個真實的世界,讓學生在理想與現實的反差中塑造自我。盡管在此反差背景中,診所學生或許會產生情感焦慮。但諱疾忌醫不是解決問題的態度,法律人應當做“制度變遷中的行動者”,〔34〕以堅定的法治信仰和點滴著手的實干精神促進社會進步。診所既可以通過個案操作實現局部正義,也可能經由典型案件促進制度變遷〔35〕(如四川大學法律診所的憲法平等權案件),甚至直接參與立法進程(如西北政法學院的立法診所)。用美國學者洛佩茲的話說:診所不僅要培育合格的法律職業者,更應當塑造能夠改進“法律乃至法律職業本身”的法律人。〔36〕惟有如此,我們才達致了理想與現實的統一。

四精細教育與成本控制:繞不開的難題

診所法律教育是一種高成本模式。〔37〕與傳統教學“一個老師教一個班”不同,診所法律教育要求在極低的師生比例基礎上實施“一對一”的直接指導。相比“灌輸—接納”式的課堂傳授,“監督—操作”式的診所教學則要求教師投入更充分的時間和精力。而當學生從教室走進社會,從圖書館走進法律援助中心乃至法庭,都需要法學院提供必要的硬件設施和經費保障。因此,診所教學是精細化、消耗性的,必須建立在更多物質支持的基礎上。以四川大學法律診所為例,據非精確化的定量統計,學生每一個案件,需花費交通、通訊、文印、午餐等費用約數百元。與此同時,維持一個20-30人規模的法律援助中心日常開支則需每月數千元。也就是說,即使在西部地區,一個診所每年也需要幾萬元的直接經費,而且還沒有將教師工資、必要的硬件投入等計算在內。相比之下,傳統課堂教學除了占用教室、電教設備等公共資源及有限的教材外,幾乎不需要任何附加投入。

再看教師的工作投入。在四川大學法律診所,除每周3課時的課堂講授外,診所教師還須直接指導6-8名學生辦案。以某普通刑事案件為例,指導教師先后與承辦學生面談4次,每次約耗時30-60分鐘;電話聯系9次,每次耗時3-20分鐘不等;E-mail聯系3次,每次回信耗時5-20分鐘。合計下來,教師須在每個案件上耗時5-8個小時。除此之外,診所教師還需要經常協調外部關系、處理突發事件等。實際上,占用夜間、中午、周末時間指導學生,對許多診所教師是很平常的事。從美國診所的歷史來看,由于案例教學是一種適合大課堂的低成本模式,以致社會大眾長期以為“法學院所需要的只是一棟樓、幾名教授級的教師和一個小型的專業化圖書館而已。”診所的起步相當艱難,甚至“常常因缺乏教師或財政原因而失敗”。〔38〕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診所獲得蓬勃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便是廣泛的私人基金資助,比如福特基金在1968年一次性資助1200萬美元。〔39〕而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當對診所法律教育影響深遠的“麥考利特報告”(MacCrateReport)剛一出臺,便遭到來自法學院院長們的強烈攻擊,靶標直指診所法律教育的成本劣勢。〔40〕

但正如麥氏報告所說,成本消耗不能成為壓制診所發展的理由。“如果法學院不把技能培訓與改進法律看得同等重要,那簡直就是不合情理。因為法學院收入的86%來自于學生學費,很多學生甚至因此負債。”〔41〕學生需要而且有權利要求法學院提供足夠的技能訓練以回報其學習成本。學生對學業投資是因為他們對職業前景抱有樂觀的期待,法學院不應忽略甚至壓制這種期待。成本難題在今天的中國尤其凸顯。高校本來就缺乏國家財政的足夠支持,也缺乏民間力量的資助,而近年來的擴招更加劇了財務和師資的雙重緊缺。在此前提下,“大課堂+圖書館”的儉省模式尚能使高校勉力維持,而精細化、消耗性的實踐課程暫時還不具備普及的條件。因此,中國診所到現在為止還是一種“精英教育”,診所教師也大部分是兼職。但從長遠來看,普及性的、專業化的診所法律教育可否、如何成為可達到的發展目標,還是一個值得研究與努力的問題。顯然,僅僅依靠福特基金的前期資助不是出路,中國診所應當多角度努力,包括從學校及法學院獲得教學資金,力爭納入國家法律援助基金覆蓋范圍,并廣泛爭取國內外的橫向資助,等等。當然,還應當爭取獨立的教師編制,以促進診所的持續性發展。

五診所法律教育與傳統實踐教學:排斥或互補

第9篇：法律援助申請書范文

第二次來到市中院了，但感覺跟以前的很不同。

首先，可能是剛剛學完刑事訴訟法的緣故吧，接觸到刑庭的卷宗文件的時候有一種“親切感”，不如上年在執行庭面對文件的一臉茫然。因為已經是大二的學生了，很多訴訟的程序也都比較熟悉，到哪一步應該做什么也算是心里有數。這樣的感覺特別好，覺得自己學到的知識在實踐中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方面也在檢測我這個學期的刑訴法和以前的刑法學的效果如何。不過說來真有點慚愧。那一次把中級法院的受案范圍和指定辯護人的情況混淆了就暴露出我對刑訴法法條的熟悉程度還不夠。中院的受案范圍其中一點是“可能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而指定辯護的情況只是“可能判處死刑的”的犯罪嫌疑人才有權利，并不包括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的。由于我的誤解，差一點將一件案子中那可能判無期的犯罪嫌疑人的指定辯護函發到市法律援助處去，幸虧發現得早，并得到書記員的提醒。

第二，今年接觸司法文書的機會明顯比去年要多，而且由于不再是表面的感性認識，我逐漸了解到各種文書的用途性質和填寫步驟。法院工作的最大特點是按部就班，每一項操作都需要依據并留底歸檔。這就產生了大量的司法文書，稍有差漏就必須重做或艱難地復查改正。要知道，文件是清一色的白紙黑字，大小質量也都完全相同，除了逐份查看，并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盡快找出想要的資料。一件稍復雜的案件就有堆得像小山似的卷宗，案件的原始材料還比較好辦，因為可以對著正卷和副卷的目錄表分揀整理。整理好兩大沓就可以裝訂成冊了。最麻煩的是后續的執行過程的變化，例如罪犯接受教育后悔改表現好，就可能得到減刑或假釋。本著改造為目的，懲罰為手段的宗旨，公安局每次都有大批的減刑假釋申請書提請中院批準。大批的這類情況關乎到服刑人員的人身自由這個基本的人權，中院在審批時候當然不能有一點的松懈。由一次減刑產生的文書就多達四五份，申請書、裁定書或決定書、宣判筆錄等，在看守所要經過看守人員、駐所檢察員的簽字，然后送報公安局有局長決定是否批準，送上法院后要請經辦人和審判長簽名，經過重重審核才可以得到最后結論。結論有了就必須盡快到看守所在服刑人員前宣判。該放人的要求看守所辦好相應的出監程序至完成，才算是完成了這一項工作。程序的嚴謹和細致化體現了保障罪犯人身權利的重要性，但也同時考驗著每一位司法工作者要有緊迫的時間觀念，特別是刑事案件的經辦人員，要把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羈押時間列明并記下，因為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僅次于剝奪他們的生命權利，在牢房的一天也不遠不能用在監外的一天來衡量。盡管在整理和書寫同一樣的大量減刑假釋文件的時候顯得很枯燥乏味，在計算他們的已服刑期和剩余刑期的時候頭腦會很機械并容易出錯，但是可知道他們的希望就緊緊地被經辦人員手中快速的敲打鍵盤中捏著，就如生命垂于一線的感覺。當我的工作有所松懈的時候，我就會這樣提醒自己，計算刑期一定要多留點心眼，否則，正義和公平就會在這不經意的一剎那間被抹煞。這只是一個例子用以說明法院程序的嚴謹和細致。為了提高辦案結案的效率，往往是批量處理。即同類型的司法文書在同類案件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一起出具，流水作業。這種定勢思維的工作方式確實可以快速不少，且差錯率也會適當降低。但這也并不是萬能的。根據我的經驗，這考驗著我的耐性和條理性。面對一大疊類似的文書需要填寫打印，一是要“冷靜沉著”有積極的工作態度，熱情能使促使事半功倍，收效較佳。二是就是細心，不放過任何要填寫的地方，因為模板中的字眼有時候會因為具體案件的變化而變得不適用的，這就要修改。以為模板萬能的心態不要得。萬一寫錯了雖然可作后期的改寫和補救，但若該文書是送達給當事人，改寫就未免有損法院的權威和尊嚴，嚴重的可能惹來笑話。法律在每個人心目中應該是至高無上的，法院出具的文書又豈能馬馬虎虎呢?司法機關這個社會的安全閥、權利救濟的最后防線的作用又怎么最好地發揮呢?對法律文書的斟酌對較就是對當事人權利義務的負責、更是對全社會的安定和繁榮打下一支強心針。三是就是要有條理，思路清晰。因為每個人同時處理的不可能只是一兩單案件，往往達數十數二十件。每一件案子去到哪一個階段，哪些文件未處理好，哪些即將到審理期限，哪些需要延長審期……都需要十分清楚，不能有混淆或模糊。再者刑事案件的審結期限只有一個月，開庭、宣判的時間都十分緊迫，這就要求刑事案件的法官們具有更大的魄力并能果斷，還雙方當事人一個公道，而不能久拖不決。

第三，去年在執行庭的時候到外面跟法官們出差的機會比較多，令我感受到法院執行工作的艱難以及對法官們處理當事人糾紛矛盾的實際能力要求之高。面對有能力支付卻無賴的被執行人應如何采取強硬的措施執行，面對狡猾轉移財產的當事人怎樣查出他們財產的真正去向并與他們在語言的交談中斗智斗勇等等，都需要極強的應變能力和處事技巧。因為從“達官貴人”到“三教九流”各種類型的人都具有不同的特點，抓住他們的特點并加以利用，因地因時制宜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今年在刑一庭可大不一樣。刑一庭處理的主要是暴力案件，其中以故意傷害、殺人，以及搶劫和販毒的居多。可謂是人們心目中最“十惡不赦”的“罪人”。他們的人身危險性確實是比較高的。這幾個星期里我跟著法官跑過市的很多間看守所。深入牢房區，面對面地接觸過一些犯罪嫌疑人和短期刑的罪犯。看守所環境依地點的不同也大有差異，其中可能跟該區政府的財政和監所建成的時間有關系，但我竊認為這樣是對在押人員的不公平對待。(涉嫌)犯了同樣的罪行，就因為“選擇”犯案的地點不同，就會被關押在衛生和勞動環境相差十分之大的看倉。就那全市牢房環境幾乎最差的白云區看守所為例，據我了解那里在整個走廊上也充滿了刺鼻的臭氣，倉內的空氣更是溷濁不堪。但這里卻是困有最多在押人員的地方。而番禺區看守所的衛生和伙食情況就明顯改善，且每個倉內還有獨立的陽臺。這樣空氣的流通和在倉內人員的精神面貌會提高很多。致力于改善監所的環境，有利于保障在押人員的基本生存權利，對于提高改造的效果會有積極的影響。當然由于時間先后等的原因，不可能要求所有看守所在他同一時間內都改善得一樣地好，但統一的設施和衛生標準的落實確是刻不容緩的，在押人員也是社會中的人，不能因為身份的差異而置這種差別的對待于不顧，剝奪他們的正當權利，違背法律公正平等的精神。在看守所的日子實際上也是對他們的考驗，對于那些因“疑罪”被暫時關押的人來說更是一種痛苦的煎熬。無可否認，現在的公安機關還存在著重口供，輕實物證據的情況。對犯罪嫌疑人也是多采取“關了再說”的措施，防止他們潛逃。也許這是打擊罪惡的需要，但由此也產生許多運用嚴刑逼供，“轟炸式”盤問等強迫手段獲取被告人供述的情形。在實物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如兇器上并沒有被告人的指紋，被害者的傷痕并不必然是該兇器造成的等，公安人員可能會在向檢察院提交證人證言時候避重就輕，“想法設法”連成“證據鏈”去支持對被告人的控訴。與家人和朋友的隔離，孤獨和絕望的心情滿溢，這種狀態下的人最為脆弱，他們在看倉內正焦急地等待著法院公正的判決——有罪服刑，無罪釋放，了結心頭的大事。在法院未作出判決之前，每個人都是無罪的，他們為什么又不能得到公平的對待呢?

法院的每一項工作都牽動著雙方當事人及其利害關系人的心，他們每一雙注視焦急的眼睛都注視著事態的進展。作為一名法院的工作人員，包括我這樣的實習生，都深深地感到身上肩負起的責任。面對一件案情簡單的案件要作出一個判決或者裁定也許并不難，在電腦上修改的時間可能只消十來分鐘，但我們保證的是判斷的正確，符合“內心的確信”、法律的規定。法院的責任在于重新分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它的角色是中立的，一方當事人不管是被害者還是加害人，應該承擔的需要承擔，不需要的不能強加。主觀臆斷或者有感情傾向都不是一位裁判者應該具有的。還記得看守所一位在押的婦女向我們下跪的那一幕：她等待多時的判決終于宣判了，她覺得多時的壓抑得到釋放，盡管她因故意殺人被判了死緩，但她仍然感謝我們，還說早離開不用再連累家人，對得起死者。一見到法院的人來了她就仿佛看到了救星，滔滔不絕地向我們哀求起來。每件案子的情況有不同，但當事人祈求這個社會紛爭的最終解決途徑——司法能給予他們一個合理的答案。人民群眾傾注的希望和信任都使法院的工作更神圣和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