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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經濟學經濟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的歷史源遠流長,其發展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臘甚至更早的時候,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就開始從勞動分工的角度關注城市經濟問題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經濟學的時代,城市經濟學出現了一個小的研究,當時不僅有城市“勞動分工”說(AdamSimth,1776),而且還盛行另一種可用以解釋城市的經濟學說——古典區位理論(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傻搅诵鹿诺浣洕鷮W時期以后,城市經濟學不僅沒有在馬歇爾天才的綜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卻經歷了長時期的沉寂、徘徊。其間,雖然也曾有過多次試圖推動城市經濟學的勇敢的努力,但它們最終均功虧一簣,以失敗告終;到了199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經歷了一番反思和調整之后,終于涌現了兩股試圖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參見圖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之后,城市經濟學卻在新古典經濟學對城市經濟現象無能為力的大背景下,作為一門具備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誕生。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的歷史如此悠久,但為什么卻在古典經濟學之后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漫長歲月里相對沉寂,甚至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還有,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曾經出現了幾次試圖將城市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為什么它們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再者,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再次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為了對這些問題做出較為系統的回答,本文將按如下順序組織:第二部分回顧并評價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主要內容;第三部分簡評以屠能為代表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及其與城市經濟學之間的關聯;第四部分對新古典時期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的種種努力進行評述;第五部分對近年來十分盛行的“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進行評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結論以及對城市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二、“古典勞動分工”說——最早的城市經濟學
早在古典經濟學產生以前,有關城市的研究就已經出現了。古希臘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色諾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從分工的角度來研究人口集中和專業技能以及產品開發之間的關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無疑是城市出現的先導,而專業技能的提高和產品開發無異于專業化和產品的多樣化,很顯然,這已經是最早的有關城市的經濟學說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380年)則遵循著色諾芬的這一思想路線,并將之向前推進了一步。柏拉圖寫道:“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是對人的需要的一種反應……由于這種對勞務的相互交換,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們稱之為城市和國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圖的這段話為城市產生于專業化和分工確立了經濟基礎,并奠定了交換理論的基礎。很顯然,在柏拉圖那里,是專業化創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確立了互惠的交換,在這當中,城市與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對單個商品的相當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專業化有了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城市內的分工和專業化又提高了這里的工人們的技術和生產效率。
17世紀、18世紀,“古典勞動分工”說在解釋城市問題時仍然占據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認識到,大城市與勞動分工的內在關聯以及專業化的好處等這些問題。盡管如此,只有到了亞當•斯密那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對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這不僅體現在他對專業化、分工經濟的獨一無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他將專業化和交換視作為城市乃至整個市場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方面,“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通商……這里,分工的結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都市是農村剩余物的市場……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余物的市場愈廣闊……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谷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地谷物的全部價值。此外,他們還節省了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
在這里,斯密不僅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好處進行了闡述,而且也對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進行了闡述。若用??怂?Hicks,1965,第38頁)的一個簡單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則更為直觀,其中,k代表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比率,p代表勞動生產率,w代表實際工資率,g代表物質增長率。很顯然,在實際工資率w給定的條件下,一國或一個城市的經濟或財富增長便主要取決于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比率k和因分工擴大而導致的生產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來,k的增長是有限度的,因此,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勞動分工。由此看來,斯密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統地從勞動分工角度來論述城市經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的經濟學家。
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優點在于:它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的好處、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等看法均頗富創見性,但由于這些闡述比較零碎、散亂、沒有模型化,因而其內部組織和架構頗為散亂,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而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傳播。
三、古典區位理論——城市經濟學的搖籃
進入19世紀以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在當時的后發展中國家——德國——萌發,工業革命的跡象已經凸現,但農業經濟仍占據德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對城市周圍農業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一定程度上的接納。雖然屠能(VonThunen)開創的理論(TheIsolatedRepublic,1826)闡述的是農業土地利用和地租問題,但從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經典的城市經濟學力作。
在屠能的理論中,一個孤立的城市(鎮)作為整個農業生產布局的中心事先給定,在它的周圍布滿了為它供應農產品的農戶;同時,每一種農作物的產量和運輸成本也各不相同,相應地,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著農戶與土地擁有者之間的競爭,并且每一個體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農戶之間相互競爭土地的結果,將使地租從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遞減,直至為零。由于每個農戶將面臨地租和運輸成本之間的兩難,并且不同作物的運輸成本和產量也各不相同,因此,農作物的生產將以同心圓的形式出現。給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觀的結果。該圖橫軸代表距離中心城鎮的距離,縱軸代表租金。圖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競租曲線”(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給定的距離時農戶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實線組成的包絡線定義了租金級差。該線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者愿意比別人出更高的地租,結果便會得到圖下半幅同心圓式的種植圈層。越靠近最里層,土地的租金就越高,運輸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為零,但運輸成本最高。
從上看,屠能的理論似乎僅能對很多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問題給出一個簡化的解釋,比如,它能解釋不存在李嘉圖式肥沃程度差異條件下農業生產專業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釋農戶與市場的距離、農戶售賣農產品所得的價格和租金之間的關系。然而,該模型在多方面的擴展也使得它成為現代城市經濟學的一塊理論基石,比如,該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問題,這構成了后來的“新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時期,通過建立有關集聚經濟的模型,該理論又可以被擴展到探索中心城市與次中心城市的內生形成問題(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農業時代,當時盛行所謂“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經濟,這也許正是他的模型能夠與以競爭范式為特征的諸多新古典應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與古典和前古典時期用勞動分工解釋城市經濟問題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的實質則是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更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為一個外生給定的中心作為分析的開始,也就是說,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經濟活動遠離中心的所謂“離心力”。對于使經濟活動集中的所謂“向心力”,他的模型沒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釋,這樣,有關城市為什么形成以及怎樣形成的關鍵思想便被他人為地假設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區位理論形成了兩個基本分支:第一個分支是要考察:在給定所有其他“經濟人”區位的情況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經濟人”的成本問題,也即“最小成本區位問題”。該分支主要由韋伯(Weber,1909)、艾薩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薩卡世塔(Sakashita,1987)、貝克曼(Beckmann,1987)、師葉和麥(ShiehandMai,1997)等繼承和發展;另一分支則要考察:在給定廠商相互直接競爭的條件下,廠商們如何尋找最佳的區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條件下控制它們的市場區域問題,也即“中心地理論”和“相互依賴理論”,該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納(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繼承和發展。這兩個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城市經濟問題的某一方面,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能夠解釋廠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趨勢,克里斯蒂納的“中心地理論”能夠解釋城市體系在具有不同區位的市場區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們在解釋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均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們在解釋城市區位問題時大多借用了物理學、幾何學而不是經濟學的概念和原理,結果便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們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中運用了“物料指數”、“位置權重”和“勞動系數”三個工具來解釋工業區位中的最小成本問題,但該決策問題中的決策者到底是誰,是一家工廠還是企業主?如果是廠商,它是私人廠商還是其他?韋伯對此并未給予任何交代,換句話說,韋伯所說的最小成本問題既不是關于理性決策者如何做出合理決策的問題,也不是這些決策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一個特定結果的問題,因此,嚴格地說,韋伯的理論與經濟學理論沒有多大關聯(Krugman,1995)。還有,克里斯蒂納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論”講述的是在權衡了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之后,生產者決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結構,為相互交錯的六角形市場區域提品,這的確是一個關于個體相互影響的決策問題,但是,它沒有給出明確的決策者是誰,也沒有言明決策者決策時的市場結構或者廠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問題,因此,正如克魯格曼所說,“中心地理論提供的是某種綱要,一種可以把你對城市系統的思想和數據結合起來的方法,而沒有提供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來解釋觀察到的結構的經濟模型”。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中的很多變量均表現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區在空間上是不連續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規模后可能會停止增長并在它的周圍產生出更多的中小衛星城,還有,由于外部性的影響,一定量的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經濟活動具有非線性和報酬遞增的性質,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難完全體現在商品的買賣價格上,這樣,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便無能為力,而應該用專業化和分工的方法來求解。而事實上,大部分的古典區位理論均在一個輕松的假定中將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總之,古典區位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利潤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時調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礎上,它所作的假定與農業經濟或者不發達的小城鎮經濟相匹配,但是,當工業經濟的發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識、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優勢日益彰顯的時候,它難以對城市經濟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釋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結果,古典區位理論便走進了其理論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時期的城市經濟學——無能而無奈的努力
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基本處于沉寂階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區位理論一樣,均與完全競爭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相容,這就決定了它難以對城市經濟活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人人理性,對價格和彼此之間的活動具有完全知識。企業被假定為規模較小、不能行事其權力的價格接受者;生產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場上交易,因之生產者能為他們的生產活動支付全部費用,而消費者除非得到合理補償,否則不會被強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極小的數量進行生產和消費;最終所有的經濟活動在價格機制下均達致最優的均衡狀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市經濟是個非常不完善的領域,也即它以廣為分布的外在性為特點,因此,客觀上看起來比較理智的資源分配事實上很難辦到,此外,城市的投資和生產傾向于“大批量、大規模”,這很難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相容(參見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以空間上的集聚為主要特征,這樣的客觀現實均與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報酬遞減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馬歇爾綜合”的時代,經濟學界流行的數學方法是所謂的“微積分法”。微積分法對于處理完全競爭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傳統新問題得心應手,可對解釋地理空間、城市等具有非線性特征的問題卻無能為力,而用于處理城市和空間問題的數學工具——非線性規劃、庫恩—塔克條件等直到20世紀50、60年代才先后出現,這樣,在經濟學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紀后半葉,新古典經濟學家只好滿足于現實,在現有的條件下構筑城市經濟學的大廈,結果便導致了城市經濟學在新古典時期沿著兩個完全不同的路徑演進:第一條路徑主要是繼承所謂的“馬歇爾傳統”,將城市經濟問題放在“外部經濟”這一黑箱中來處理,從而演繹出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的諸多文獻;第二條路徑便是對屠能的理論進行簡單地擴展和修補,也就是20世紀60、70年代“新城市經濟學”的工作。
(一)用外部經濟來解釋城市
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現象的始作俑者是馬歇爾,他不僅最早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而且首開了運用“外部規模經濟”解釋空間集中和廠商相互接近的優勢,“當一種工業已這樣選擇了自己的區位時,他會是長久設在那里的:因此,從事同樣的需要技能的行業的人,相互從臨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們往往到他們會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有專門技能的優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時,尋找職業的人,自然到許多雇主需要像他們那樣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會得到良好的市場”。
更一般地,馬歇爾所說的同一產業的廠商相互毗鄰主要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地理上集中的產業可以支持專業化的投入品生產者;第二,雇傭同一類型工人的廠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勞動市場蓄水池的作用,也即當一個雇傭者的經營不好時,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類似的工作,反之,當他經營好時,又可以雇傭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廠商之間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馬歇爾對城市或工業集中問題的處理法,給那些試圖進行正規模型化的后來者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術方面的,還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則它會通過直接影響個人的效用或者廠商的生產函數而實現其作用,從而它與競爭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將影響以價格機制作為交易中介的廠商、工人和消費者,比如,廠商相互臨近可以相互借債、融通資金,但是,當他這樣做時,一定會與整個經濟的微觀機制,比如規模經濟的程度、廠商壟斷權利的強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動的壁壘的程度有關,也就是說,金融外部性與完全競爭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實也許正如克魯格曼(Krugman,1995)所說,正是由于技術外部性與競爭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假定集聚來源于技術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臨的模型化難題,而這樣做的結果卻使此后的城市經濟學在勞動分工之外的另一條道上越走越遠。
比如,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為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例如,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兩難沖突,其結果是最優的城市規模由此給定。如圖2所示,該外部經濟的凈效應產生的城市規模與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間呈倒U形關系。但現實中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規模的城市?亨德森爭辯說,不同產業的外部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經濟的程度則主要取決于城市規模,與具體的產業關系不大,比如,鋼鐵產業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經濟的回旋余地也大,輕紡城市則相反,最終,輕紡城市的最優規模在O點,金融城市在P點,但不同類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將達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問題在于,他通過假定將產生外部經濟的活動布局在中心商業區來論述城市集聚現象。也就是說,他不能真正從微觀主體相互逐利的結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長的根本原因,而僅僅訴諸于一個人們其實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匣子——外部性——來解決問題。比如,他在論述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時,依賴一個假想的大型開發商或者城市發展商來解決問題。從現實和理論來看,發展商或城市開發商均有內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趨勢,這一點肯定是對的,因為內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讓開發商或者發展商獲得一定的利潤,但是,該大型發展商或者開發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產或消費的外部性又來自哪里?作者對此含糊其詞,并沒有給予多少解釋。因此,盡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幾者均多前進了幾步,但他在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經濟學模型一樣的錯誤。
(二)“新城市經濟學”
“新城市經濟學”(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其經典模型是一個單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該中心被假定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該城市擁有一個事先給定的中心商業區(CBD),它規模既定,從每一個方向遠離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區,居住區被假定為一維空間;該城市地區人口給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業;唯一的交通成本發生在居住區與中心商業區之間,中心商業區內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義為對中心商業區復合商品的消費和土地的消費;均衡時,消費和價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結果,城市的規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條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時間以及農業對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內生決定,土地價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區位等均由模型內生決定。
雖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經濟學前進的征程上大大邁進了一步,也產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見,比如,比如,它運用了經濟學中最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將廠商、消費者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看待,又如,它的結論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優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與中心商業區的距離的函數,而該密度問題很可能與交通體系的擁擠有關;還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場失靈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經典模型和屠能的農業區位理論一樣,研究的是一個單中心城市(mono-centric)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它不能解釋:在工業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的背景下,每個城市為什么會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會形成很多居住區和農業區。換句話說,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樣,均不能將城市的形成作為一個變量而內生決定,而中心內生這一點在工業經濟時代卻變得比農業時代越來越難以回避。盡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成了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形成的一個明顯的標志。在此之前,城市經濟學零星、散亂、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釋力差、適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經濟學開始擁有較為完整的微觀理論基礎和學科體系、分析工具較為先進、模型內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釋力和適用面大大擴展。很顯然,城市經濟學在“新城市經濟學”之后作為一門具備較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真正誕生(Mills,1998,pp.1-11)。
總之,如前所述,傳統城市經濟學只提供了經濟活動如何在城市周圍擴散開來的有關理論,而沒有提供經濟活動為什么會在城市集聚起來,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滿意的解釋,這正構成了傳統城市經濟學的共同缺陷。毫無疑問,對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區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討無疑將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五、城市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兩股試圖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各主要國家都先后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在后工業化時代,全球經濟的聯系和互動大大加強,這樣,以研究單個廠商乃至一個行業的規模和資源配置問題為主體的新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難以適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一個以空間上的集聚、交易成本節約、分工和報酬遞增為特征的城市化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主載人類社會經濟乃至社會發展的一股強勁動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能深刻、完整地解釋和分析城市內生演進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經濟學已成為時展的客觀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有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等,所有這些發展均在客觀上為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為例,在該模型出現之前,城市經濟學在“空間不可能性定理”的視野內沒有多大進展,可是在該模型解決了壟斷競爭條件下廠商之間的戰略互動行為以后,有關廠商和消費者在空間上集聚與分散的經濟問題變得可以處理了。因此,該模型對城市經濟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Geography)以?;?、克魯格曼和維納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們的學生等為代表,其主要解釋的問題在于城市中心的內生性,還有,為什么在特定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蜌W格華(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論證說,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區位同時決定的話,就必須在一個沒有外生給定中心的區位上進行研究。為此,?;热颂岢隽藳Q定城市區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須解決三個方面的關鍵問題: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棄完全競爭而采用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投入會帶來網絡正外部性,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的關系。
更具體地說,新經濟地理學所說的“城市中心的內生性”就是“集聚經濟”的另一側面。那么,集聚經濟的源泉又來自哪里??;?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釋說:第一是非市場相互作用,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知識的共享,這會產生區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鄰效應”(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壟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其中廠商生產差別化的產品,而消費者則偏愛多樣化的消費;第三,由于相互競爭的廠商在地理上的毗鄰,便會產生所謂的戰略外部性。正像一個銅板有兩個面一樣,集聚經濟既是中心城市興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由于集聚經濟在產生正外部性的同時會帶來兩個“沖突”,第一是集聚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與相應的內部運輸成本的提高之間的兩難;第二是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集聚的兩難??傊斠粋€中心城市的集聚經濟達到飽和時,它便會讓位于擁擠、污染等“集聚不經濟”,從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開始占主導,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網絡化的城市體系會形成。
“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這樣一些優點:首先,它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城市經濟學核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地解決;其次,它運用了非常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假設,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他們合理地解決了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空間外部性之間的古老難題;最后,該模型的主要結論——更高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低程度的差別化與城市分散對應,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高程度的差別化與集聚對應,這些結論大多已得到實踐和現實的檢驗。然而,它也存在缺點,比如,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消費者和生產者截然兩分的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雖然恰當地降低了解決問題的難度,但是,因為城市經濟活動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事實,而使它的解釋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種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經濟很可能與多種因素的集聚相關;最后,它不能預見很多與城市化進程共生的現象(楊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該模型能將地理學的生產布局理論、主流經濟學的規模經濟和報酬遞增結合在一起解釋城市的出現和城市化進程,所以,它卻為以后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線索和參考素材。
(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主要有這樣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這些模型雖然數目較少,但內容豐富,且隱含了很深的政策和應用意義。
(1)從分工演進和專業化經濟的獨特角度解釋城市經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們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慮了不完全競爭和分工經濟,從而內生化了城市的出現、城鄉二元結構、城市的交易效率優勢、城鄉低價差別以及與城市化進程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第一,專業化經濟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遞增的,但是,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則它的報酬便是遞減的。而專業化經濟的報酬是遞增的,它不僅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也能內生出產品的多樣性。第二,每一對“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足夠小時,專業化經濟的增長將會引起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自發演進到生產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狀態。當專業化經濟足夠大時,城市化將能通過縮小“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而使市場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演進到完全分工狀態。第三,在新興古典城市經濟框架中,市場的功能將更加復雜,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資源,而是尋找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這個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不僅有利于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商業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密切相關,而城市化本身不過是專業化和分工程度隨著交易效率的提升發生變化和改進的一個表現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產力就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正是這個正反饋機制不斷推動城市和城市化的進程。
(2)這些模型的內生程度更高,解釋力更強。第一,它合乎邏輯地解釋了城市的出現。在城市起源說中,既有“軍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說,也有“社會分工說”,還有“私有制說”和“集市說”乃至“階級說”和“宗教說”,但是,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相結合來解釋城市的出現既能從整個社會分工網絡的角度解釋城市與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又能從個人自利決策的角度解釋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經濟根源,因而,該說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說”更具說服力;第二,這些模型可以解釋與城市化進程中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比如,每個人以及整個社會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在城市生產的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對農村居民相對比率的提高、每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職業人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場范圍和內生比較優勢程度的提高、市場一體化程度和生產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實收入和每種產品生產率的增加等等。?;唆敻衤热说某鞘谢P碗m然也能解釋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釋個人的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因為這一點在他們的模型中外生給定。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的主要優勢在于,它恢復了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經濟學思想零碎模糊、體系組織性、邏輯性差、難以模型化等內在缺陷,能在一個具有嚴格組織體系的框架內將過去城市經濟學的很多核心思想組織起來,此外,它的模型對城市化進程中很多現象能給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復雜程度較高,還有,很多人批評它的假設與現實世界相距甚遠(比如,程煉,2002),另外,它的相關經驗和政策分析還很少,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在經濟學界的傳播。
六、結論與展望
一部城市經濟學的歷史似乎就是一連串失敗的累積史。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最偉大的洞見就是勞動分工對經濟發展、城市和國民財富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么重要的思想卻在馬歇爾對古典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遺棄。同樣的是,以屠能等人為代表的古典區位理論盡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模擬了現實,但是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漠視”;在此之后,雖然也曾有些經濟學家拿著銳利的分析工具,試圖為將城市問題納入主流經濟學而不懈努力,但無情的現實卻將他們遠遠拋棄;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痛定思痛的城市經濟學家們終于抓住了城市問題的癥結,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經濟學的銳利武器,于是,過去幾個時代的陳舊思想似乎一下子復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們去做的也許只是記取這些經驗和教訓,保持一個清醒、理智的頭腦。:
首先,簡潔的數學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學科的共同特點,要想使一門學科步入科學的殿堂并成為后人傳承的經典,模型化也許是不多的幾條出路之一。因為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不僅能為給定的理論模型提供從假設到結論的最簡捷和有效率的邏輯鏈條,而且經濟學家還可以通過多次的反復假設和檢驗來剔除模型中非本質的因素,并更快更準確地把握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所在,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做的結果可以大大提升一個理論或者模型的嚴格和內洽程度,從而加速知識的積累和發展。很顯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關城市與勞動分工關系的學說盡管頗富原創性和說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進行嚴格的定義,且其理論沒有用數學邏輯很好地組織起來,所以,它們只能是一些缺乏內部組織和秩序的理論片斷的集合體,結果,在馬歇爾對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這一缺陷便在客觀上阻礙了古典城市經濟學說的發展;一個可作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經濟學”理論,雖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時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業區外生給定,但是,由于它擁有較為系統、嚴格的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基礎,并且其模型均從“經濟人”自利行為以及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導而出,所以它反而成為城市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其次,一個理論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標多么宏偉,也不管它的假設是多么地不符合現實,但是,只要它能預測和解釋現實,它就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理論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時代是典型的農業經濟時代,農業時代流行的是所謂的“報酬不變規律”,城市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論雖然在解釋城市形成時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現實,因此它是那個時代最具解釋力的模型;與屠能相比,“新城市經濟學”似乎顯得比較幸運,因為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分析工具在那個時代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沒有觀察到現實中最為普遍的現象——多中心城市的興起,也沒有把握住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結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釋現實而未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而筆者之所以相信“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可能有較大的發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把握了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城市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報酬遞增——以及相應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競爭、專業化和相應的數學工具。
再次,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質問題、根本問題,也是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尋找并把握核心問題,把握其規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視次要問題。古典和前古典經濟學中有關勞動分工與城市關系的學說以及古典區位理論被時代遺棄是一個時代的必然,因為他們觀察到了一個當時時代里并不重要的經濟問題,并且當時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當時的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而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的興起則是時展的必然,因為當代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后工業化的社會,城市已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從而理解城市的內生形成已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和重點。同樣的是,新古典時期用外部性來解釋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經濟學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區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將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放進一個人們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箱中而試圖掩飾自己對城市經濟學問題的無能和無奈。
最后,當前的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綜合、調整和融合的新時期,一方面,過去的傳統理論不斷在新的軀體上復活,比如,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就借用現代的分析工具——超邊際分析——將前古典和古典時期的城市與勞動分工的理論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再現在世人面前,新經濟學地理學則在屠能的地租理論、繆爾達爾“循環累積”(Myrdal,1956,1957)、馬歇爾“外部性”、赫希曼的“產業關聯”(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城市經濟學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斷涌現,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將計算機模擬、演化經濟學以及動態學來描述城市的演進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論則借助于非線性規劃和庫恩-塔克條件甚至計算機模擬等來建構起理論模型。還有,不同理論之間已經在某解關鍵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均看到勞動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理論將主要由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組成:第一,兩者均有一個比較接近現實的分析框架作為支撐,前者以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集聚經濟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勞動分工、專業化和不完全競爭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兩者均擁有一個具有相當高級的數學工具作為支撐,前者以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后者以超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第三,兩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經濟學理論的缺陷,同時這兩個學派又均熟知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演進路徑。因此,可以這樣說,這兩個城市經濟學派的復興不僅是對古典經濟學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某種回歸,而且是對過去的古典區位理論、新城市經濟學、以亨德森為代表的用外部性對城市的解釋、經濟地理學經驗和教訓在一定程度上的總結,同時也是對過去城市化理論的某種綜合和超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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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是由德國生物學家赫克爾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創立了生態學這個學科。生態學是研究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包括植物生態學、動物生態學、微生物生態學、進化生態學、地理生態學、生理生態學、應用生態學。生態學不僅是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的基礎學科之一,而且與農、林、牧、副、漁、醫都有密切關系的應用基礎學科之一。從研究的對象來看,生態經濟學是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
經濟學是研究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規律及其應用科學的總稱。包括理論經濟學、技術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經濟數量分析和計量方法、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生態經濟學是從生態學系統來看待社會經濟問題,研究生態變化的經濟因素。包括部門生態經濟學、理論生態經濟學、專業生態經濟學、地域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復合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的矛盾運動發展規律及其應用的經濟學分支。
生態學與經濟學兩個名詞同源于希臘字母(Oikos)。分別是指有關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問題與管理。生態經濟學是一門跨生態學和經濟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叉、滲透與有機結合形成的一門新興的交叉邊緣科。具有綜合性、整體性、戰略性和實用性特點。在中國它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間,生態經濟學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旨在整合生態與經濟系統,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許多有遠見卓識的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及時投入這一嶄新的學科研究與應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內容。在推動建立全民生態意識和用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學系統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在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有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價值流循環與轉換。生態經濟系統劃分范圍可大可小,從層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層的生物圈和經濟界復合而成的生態經濟系統、國民經濟總體生態經濟系統、部門生態經濟系統、行業生態經濟系統。按地域大小分:有國土生態經濟系統、區域生態經濟系統、庭院生態經濟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組成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科技四大要素。
“現代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態經濟統體,因而現代社會是一個由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融合而成的生態經濟有機整體。按照這個理論,中國現代經濟不是個封閉系統,而是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之上的巨大開放系統,這個開放系統就是生態經濟的有機整體”。生態經濟學包括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理論、生態經濟有機整體理論、生態經濟全面要求理論、生態經濟生產理論、生態經濟價值理論、生態經濟循環理論。生態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生態學理論為基礎,運用現代系統理論的分析方法,從結構、功能、平衡、效益、調控高度揭示生態經濟系統這一客觀實體的運動發展規律。
【論文鍵詞】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當展經濟學
【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現,并成為魚需解決的主要議題。為此,一些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其實,經濟學有兩個根源——一個是與紛繁復雜的計算和模型相關聯的“工程學”方面的內容,另一個則是與人類現實生活和幸福相關聯的“倫理學”方面的內容,而當今,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表現出了傾向于第一個方面內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經濟學誕生之初就肩負的“經世濟民”使命?!艾F代經濟學的不自然的‘無倫理’特征與現代經濟學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事實之間存在著矛盾”。從傳統的倫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那兒,我們看到了經濟學與倫理學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姻聯,而如今,隨著實證主義主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走的越來越遠,森嘆息到:“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隔閡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边@的確是經濟學的困頓,也是倫理學的悲哀。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疏遠使這兩門學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對“人”的界定也出現了分裂,由此,“經濟人”和“道德人”成為了毫不相容甚至對立的兩種人性。在經濟學的假設前提中,人被定義為永遠只做理性選擇的“經濟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經濟學理論在這個“經濟人”的假設前提下進行各種經濟模型的構建和研究。在森看來,對“經濟人”的理性假設有它的合理之處,因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類型的假設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錯誤”但問題在于,這種遵循“選擇的內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經濟學本來意義上所要表達的經濟人,森說,經濟學上對人的理性的狹隘規定其實是對斯密理論的曲解所造成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喜歡引用斯密關于肉商、釀酒商和面包商的論述來說明人類行為的“自利”本質。其實,當我們重新審視斯密關于理性人的思想時就會發現,斯密要說的恰恰是不能滿足于把經濟拯救建立在某一種單一的動機上。滲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為一個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體情感與旁觀者情感的統一?!八姑艿睦硇匀烁拍畎岩粋€人牢固地放在周邊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屬的社會之中。一個人的價值判斷和行動都顧及別人的存在,個人并不是與‘公眾’隔離的”。一個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慮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慮整個社會正義的道德人。在這樣的意義上,“經濟人”與“道德人”本質上應該是統一的,然而,現代經濟學則完全撇開了“道德人”這一方面,對“經濟人”給予了狹隘的理性定義,這使得人類從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癥”并過著在經濟領域和道德領域分裂式的生活。現代經濟學對單純的工具性價值的追求,而忘記了追求財富與利益的最終目的,使得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嚴重分離。經濟學只做著研究怎樣獲取理論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著指數計算精確的技術性工作,只做著讓模型的變量越來越多而其本身越來越完滿的工作。數字和模型擺在人們面前,但卻很難改善人們現實的生活。其實,人的生活不僅僅是追求物質財富和自身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似乎更關心“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這個廣泛的價值問題。森把它稱為“倫理相關的動機觀”。森認為,現代經濟學直接假設了人類的目標,“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離讓經濟學的研究變成了單向的坐標,也使許多經濟理論失去了應有的效力。其實,經濟學“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的更有說服力”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不僅對經濟學,也對倫理學來說,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現代經濟學會出現倫理不涉,遠離原點的“貧困”現象?為什么社會生活中形形的經濟現象只引起了經濟學家們從收入、財富和單純的數字方面去研究它們?為什么哲學家、倫理學家進入不了主流經濟學領域,獲得一席之地,擁有發言權?種種疑問揭示出一個重要的問題——視角。正是由于經濟學分析視角的單一,才使得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得出結論的偏狹。面對這個問題,阿馬蒂亞·森提出了一個寬泛的評價標準視角。
2自由視角下的發展
關健詞:文學理論 實例闡釋教學法
毫無疑問,每一門課程的設置都有它的目的和意義,《文學理論》作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傳統課程,一般開設在大學一年級,是學生接觸最早的一門理論課,它承擔著轉化學生思維,構建學生理性思維框架的重要作用。我們在教學實踐中發現,學生在學習文學理論時最關注兩個問題,一個是“難度”,一個是“效用”,前者是他們對文論的基本認識,而后者則是其學習的主要動力。然而學生在這兩方面傳遞出的負面信息卻是顯而易見的。
1.對文學理論效用的質疑。學生對文學理論效用的質疑基本上源自于兩個方面,首先他們普遍認為在文學學習中,感性的體驗遠比理性的理解更為重要,畢竟情感才是文學的核心所在,正所謂“情者文之經”(劉勰語),而情感恰恰是最需要深心體味的,所以學生對以理論的方式介入文學是否會肢解其內在鮮活的生命體驗,存在很大的疑慮。其次涉及到一個非?,F實的問題,那就是學生在學習中感受到了,作為對文學實踐活動總結的文學理論帶有滯后性,他們學習到的原理、方法似乎在解釋不斷涌現出的一些新的文學現象的時候表現乏力。
2.對文學理論難度的畏懼。對于學生而言,文學理論課是在之前的學習生涯中從未接觸過的,學習基礎幾乎為零,其中諸多的概念、范疇、原理、方法都需要慢慢理解和接受,而且最艱難的應屬思維層面的轉化。
必須承認,文學理論本身有一定的深度,聽起來并不好聽,似乎沒有文學史的那種鮮活和多彩,理解起來也很有難度,畢竟它不再只是描述現象或是梳理知識,所以學生總是期待著老師能夠以一種形象化的方式來幫助他們理解,在這種情況下,實例闡釋法成為了我們通常選擇的一種方法。當然,文學理論課程的實例闡釋法具有自己獨有的特點,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實例的選擇上,我們需要特別注意,應堅持兩個原則:第一,熟與生的結合。應以學生熟悉的作品為主,因為理論本身難懂,如若再以陌生作品介入的話,會降低接受的效率,如能在熟悉作品的解讀中翻出新意,將會給學生造成更加強烈的思維沖擊力。當然,實例教學也不能止步于此,在此基礎上還要考慮到擴充學生的閱讀量,所以應配合相應的文學史課程,有步驟分層級地讓學生接觸一些新的作品。
第二,經典與流行并重。當下的學生閱讀取向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流行的關注遠遠大于對經典的執守,因此教師要具有強大的吸納能力,對案例材料的選擇既保證其具有時代、國界、文體上的廣度,又有其被當做經典所具有的深度,同時注意積極調動學生的文字閱讀積累和現實情感體驗,使其能夠比較愉快地參與到教學互動中來。增強學生對文學理論有用性的認可度。
其次,選擇固然重要,對實例的使用更加重要,它直接關系到課程的效果顯現。我們應注意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堅持從具體的文學作品中自然導引出文學原理,使學生在老師講授中自然而然地領會理論不是空洞的,它來源于豐富的文學實踐,從而能夠擴展其作品閱讀的范圍,提升其對作品的思考。
第三,既要保證案例的豐富、全面,又要注意大量案例介入理解時對思路清晰的影響。其中最應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例子不能宣兵奪主,不能消解了理論本身的深度,要避免學生最終只記住了實例,而忘記了要解決的理論問題。
最后,在運用實例闡釋教學法時,要注意課堂的開放性,引導學生介入體驗和思考,而不能使其簡單化為理論觀點加實例說明的模式,這樣會很容易消解理論與文學的復雜性和多層次性,從與我們還原理論與文學作品之間溝通融合的初衷相背離。
總之,文學理論課程的目標是要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提高其理論水平,使他們在掌握原理的基礎上,激發出對文學的興趣,從而更積極地關注文學規律,形成一定的文學閱讀鑒賞能力和文學思辨能力,懂得文學創作,正確欣賞和評論文學作品。通過學習,學生應體會到,體驗和認識是相互依賴的,沒有認識提升的體驗難免流于單薄,而沒有體驗支撐的認識也難逃浮泛,因此文學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是形象的,也是抽象的;是情感的,也是認知的。
一、經濟學上的權威崇拜及傳統經濟學的困境
經濟學的嚴重落后性已是眾所周知的事。無論是邁克爾·佩雷曼主張經濟學終結[i],還是陳綱先生指責經濟學家不如農民[ii],都已表明,人們對于經濟學術落后性的極度失望?!拔鞣街髁鹘洕鷮W的出發點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決定了其滅亡的趨勢。不論是其自身的反思還是對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經濟學的非科學特征早已是不爭的結論了......或許,下一代人將不再跟隨薩繆爾森學習經濟學。”[iii]
的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已遠不如其它自然科學。在18世紀時,物理科學、化學科學開始全面發展,同樣,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吹響了經濟科學發展的號角。自18世紀以來兩百多年時間里,人類的物理科學、化學科學,甚至包括后來才開始發展的生物科學,現在都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早已經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經能精確地計算出宇宙飛船飛入的軌道位置以及能精確地計算出著陸地點,人類早已能制造出異常復雜的機算機,人類早已能精確地分析出任何物體的成份含量,并根據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產品和新材料。但是人類的經濟科學卻遠沒有這么發達,在權威崇拜下,從根本理論上來說,仍然基本徘徊在亞當.斯密1776年的思維起點,雖然后來薩伊、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幾百年來在作大力的推進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客觀地說,在根本理論上幾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飛躍。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上嚴重的權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尖銳地批評經濟學權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為圣經拒絕人們提出新理論和批評它的長短,對于真理必定是最嚴重的侵害。毫無疑問至今為止,甚至未來,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師的經濟學術能夠充當經濟學圣經的角色,因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真理而無一點紕漏甚至繆誤的地方。只不過個別“天才”性的經濟學大師的學術之中或許有多一點智慧性的東西罷了。
經濟危機、貧富懸殊、工業化壓抑、環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等等,都表明,傳統經濟學在權威崇拜意識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決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建設。世界銀行在1991年發表的年度報告,開篇誠懇、鮮明地指出“推動經濟發展的原理還遠未被人們完全掌握”。
二、現代經濟學新革命的系統構想
為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學界要敢于跳出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疆化思維,去努力尋求真理,進行一場現代經濟學新的革命,以更好促進中國的經濟建設。
(一)經濟學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們認為,傳統經濟學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對支柱概念或者說研究的基本對象的固守,各國經濟學家還深受數百年前的產品觀影響。客觀地說,數百年前,以農業生產和新興的工業生產為主,當時的經濟學家們能夠提出產品的概念,并以產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或者說以產品作為經濟最基本的細胞是非常科學的。但是就如化學科學不能停留在分子階段,還需進一步研究發展到原子、質子、量子,仍至將來還可能進一步發展一樣,我們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變。
嚴格地說來,產品遠不足以囊括人類的整個經濟領域。諸如金融服務、保險、詩歌、歌曲、經濟學家的著作等同樣在商業領域流通的東西并非一定是產品。
因此,我們提出財富的概念,構想經濟學上以“財富”替代過去“產品”、“商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所謂財富,我們將其定義為“就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財富在經濟學上并不是指金錢,而是指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金錢或者說貨幣只是商品類財富的權力憑證、度量工具。我們的這一類似的定義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曾提出過:經濟學應將財富看做是滿足需要的東西和努力的結果[iv],一些學者也開始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當然都還缺乏系統性,并且未與產品的關系進行徹底的清理,特別是只將以金錢來衡量的商品類東西才叫財富,反言之在過去的意識里財富就是金錢。為此筆者在《財富創造論》一書中盡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財富與產品、商品的關系,系統地闡述了財富為經濟基本單位的事實以及應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建議。根據定義,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質類財富,也包括非物質類財富,包括有形的財富,也包括無形的財富,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是財富,都可以是經濟學研究和考慮的范圍。提出將財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應該更為科學。
在經濟學上進行這一研究對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經濟學界及經濟界更全面地研究社會的經濟建設。例如,環境,當然不是產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為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也是財富。這有助于我們將其納入經濟建設考慮之中,而不是去發展“產品”、“商品”經濟破壞環境財富。依據這一思想,我們就會明白,財富不只是商品,不僅一輛汽車是財富,一灣綠水也是財富,不僅一只山羊是財富,一片綠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財富,它們都滿足我們的需要。當汽車造得很少時,因為其稀缺而顯得價格很高,因而我們毫無疑問地認為其是財富。而當我們的環境惡化,一灣灣綠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變得稀缺時,我們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們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貨幣去購買,這時水似乎才變成了我們的財富。實際上水原來就是我們的財富,只是我們總覺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罷了。過去那種以稀缺性為預設前提的經濟學術思想已顯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長期以來,全球環境的破壞與惡化,與經濟學上的產品觀和商品觀不無關系。當然,也有人會認為,經過投入資金人工改造過的環境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也可叫產品。實際上即使將改造過的環境稱為產品,同樣顯得比較牽強,經濟學作為科學是不宜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維而牽強的。同時,未經改造的環境同樣從遠古就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領域,我們每時每刻都不能離開,這一龐大的部分我們更不能遺忘,它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同樣,對于無數的非產品、非商品,因為有了財富作為總括,因此其創造、實現、分配、消費等情況也就能較好地納入經濟建設的考慮之中,這對于人類未來的建設非常重要。
總之,經濟的最基本細胞是財富,而不僅僅是產品或商品,因此以“財富”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更為科學。針對經濟學的現狀,現代新經濟學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須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支柱概念上進行革命,否則現代經濟學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發展。
(二)經濟學中研究對象產生過程的革命
無論是非常局限的產品觀、商品觀,還是全面概括的財富概念,其產生實際上并非僅僅來源于生產。由于如上部分我們已提出了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們直接使用財富的概念。
我們認為,財富首源于智力創造,然后是實現,而并非僅僅生產,而傳統經濟學在財富產生過程上應該說還基本停留在兩百年前的生產認識階段。這的確需要我們現代在此基礎上向前推進,或者說革命。例如,電腦沒有先經科學家們發明創造,是不可能生產的,一個企業沒有自己的科研人員們不斷研究創造出先進的電腦,其生產也幾乎是不能進行的;再如小說,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創作,創造出能滿足人們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說才是至關重要,而并非印刷車間的生產至關重要,并且現在越來越多的小說不需要印刷生產,通過網絡即可銷售給廣大讀者。也就是說,經濟學應該更好地反映現實的經濟情況,應該將財富的產生過程進行實事求是、科學地研究與抽向歸納,只有這樣抽向歸納出來的基本理論才更符合現實經濟情況,從而才能更好地反過來演繹至現實經濟建設中,更科學地指導社會、企業、個人的經濟活動。
當然我們有必要對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產生及財富生產等重要的概念進行重新整理定義,以有利于經濟學理論的突破與發展。所謂財富創造,是指人們為探索獲得新種類、新形式、新規格、新用途、新領域等等方面的財富,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它并非單純的大腦思維活動,也不是重復性地制作產品的活動。對于財富創造,我們提出了“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這一措辭,即創造不僅僅包括發明、發現、創作、設計這四大形態,還包括其它活動形態,這為現在復雜的各類創造形態以及未來可能新出現的創造形態留下思維的通道。定義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則很可能使將來的研究、解釋固步自封。財富實現,就是使創造的概念性的財富成為事實或使成為能為人們消費、使用的事實。具體地說就是將所發明創造的新財富進行知識傳播、生產、銷售、服務等等活動,使其變成可以為人們直接需要并且供人們使用、消費的各類活動的總和。財富產生,就是人們創造實現財富的活動,它包括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個部分。財富生產,是指人們在農業和工業上,根據已經取得的財富知識,通過勞動和一定的要素的結合種植農產品和制造工業品的活動。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財富產生包括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而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的一部分??疾煺麄€國民經濟時,用財富產生的概念更為全面準確。我們提倡在經濟理論上使用財富產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濫用產品生產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產一詞必會使我們繼續陷入過去的理論思維中,很難有系統的突破。
我們認為,財富的產生由兩階段構成:第一階段,財富創造階段。即財富首先要由科學家、研究人員等智力者創造,才可能有這樣一種財富。否則生產上不知道能生產什么。例如,如果沒有愛迪生發明創造出電燈,工廠再高明也不可能生產出電燈這一財富來。第二階段,財富實現階段。財富實現包括生產、運輸、銷售,還包括其它許許多多方面。這里我們用實現這一概念來概括財富產生的第二階段,而不用生產來代替,因為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中的一個環節、一個部分而矣,盡管過去“生產”在我們的眼里是多么的偉大和至高無尚,在20世紀中葉供過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時甚至并不比銷售高多少。在過去的傳統經濟理論中,財富產生過程的核心和起點都是生產,在舊四分法中是生產、交換,因此認為財富是從生產中生產出來的,除了銷售可以對應于交換外,其它方面,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人員、后勤人員、管理人員、資本等等,都只是輔助甚或是寄生的,當需要強調其重要性時,于是牽強附會地稱其為生產。運用綜合財富觀及財富產生的兩段論,我們就可以更好地解釋諸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勞動者、后勤勞動者、管理勞動者、資本在國民財富中的作用,它們實際上都在進行著財富的活動,因具有財富價值或財富產生功勞而存在。
財富的產生由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階段構成。財富創造是首要的,沒有財富創造,便無財富實現可言。生產的地位也并非那么顯赫和功勞無量,在現代社會,沒有科研人員等創造出優秀的財富,生產變得毫無意義,即使在財富的實現環節,生產也未必就是全部,對一些財富如歌曲、軟件來說甚至未必就需要生產。這也告訴我們是到了應該好好全盤思考舊有的經濟學術理論的時候了。
總之,經濟學中財富產生的過程應該由過去理論中的生產一元觀,革命地推進到創造、實現的兩段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理論上對于財富的產生應該建立創造、實現的兩階段思想,生產實際上遠不能囊括財富的產生過程,生產只是實現階段的一個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個軟件,先是經過科研人員設計創造出來,即財富創造階段,然后還需要進行實現給社會,即實現階段。然而,實現階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復制生產成光盤,即生產環節,然后通過運輸環節、銷售環節等實現到消費者手中。不難看到,即使在實現階段,也未必就只有生產,還有運輸、銷售、廣告宣傳等活動。同時,應該指出,現在許多軟件財富直接在網上進行銷售以換得貨幣,未必需要生產。這也告訴了我們生產一元觀在現代社會的落后性。盡管在農業上,糧實需要大量的農業生產勞動,在大部分工業制造上,工業產品需要大量的車間生產勞動,但是,經濟學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紀只研究農業生產和新興工業生產階段,兩百年后的現代需要更進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現代經濟。況且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并不是否定生產,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產,只是有的財富的產生過程需要生產環節,有的不需要生產環節,有的財富生產環節的重要性占有極高的地位,有的則占有較輔助的地位。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理論應該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應該說,財富的兩段論能較好地達到這一點。
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基于初步進行研究,以及財富的無限復雜性,關于財富產生過程的研究及財富的兩階段理論,未必就包括所有財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現有經濟學中研究的所有財富。對于部分自然類財富,其同樣適用綜合財富觀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適用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闡述或作例外處理,但其不影響科學理論的革命步伐。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在不斷完善中發展的。
因此,我們認為現代經濟學上是可以在研究對象的產生過程
上進行革命性推進,樹立財富產生兩段論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薩伊把政治經濟學劃分為生產、分配和消費三部分,后來詹姆斯.穆勒在薩伊的劃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換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們對這種根本性的經濟理論問題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見解,更無人對此作出否定性意見。后來的學者更是將生產作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和起點。把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劃分為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三部分,應該說在當時是很先進的。不過,現代人類的經濟理論應該在此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薩伊和穆勒的這一理論用于考察古、近代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有極高的價值,但這一理論以生產為經濟的核心和起點,過份強調了生產的價值,排斥了許多重要財富要素的功勞,如創造、運輸、傳播、服務等許多方面都未包括進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現實中將其進行適應性解釋。作為根本理論這是殘缺不全的。在人類由工業生產時代過渡到新的時代后,這一理論運用于人類的財富經濟領域已顯得削足適履。現在已有許多經濟學家深深感到過去以生產為中心或起點研究經濟的嚴重局限性。如H.羅賓斯坦寫道:“新古典的價格、生產和產出理論不會引出一個創新理論來”。
社會的經濟生活領域劃分,并非僅僅是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更科學的劃分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人類經濟生活領域除了財富實現外,還需要財富創造,而且財富創造是源頭。即使是財富實現,生產、交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服務、傳播、運輸等問題。在現代社會,服務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毫不遜色于工農業品的生產與銷售。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一些財富領域甚至不需要生產。就如我們曾經指出的那樣,例如一個智力創造精英設計創造了一種游戲軟件財富供人們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將其生產成光盤,他可能通過網上傳播就完成了財富的實現工作,即使需要生產成光盤,我們現在都已感覺到光盤的生產在這一財富經營活動中已顯得無足輕重。再如,一首民間音樂經民間音樂家們創造出來后,人們口傳聲唱流傳開來,這一財富未必就經過了生產。因此,我們在學術理論上使用了財富實現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財富實現在不同的財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內容及劃分會有所不同。對于大多數物質財富來說,它如傳統經濟理論劃分的那樣,具體包括生產、銷售(交換)等環節,對于部分物質財富來說,可能只是銷售,也可能只有生產,例如,農民自已種植稻米自己消費,他就只需要生產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換。而在許多財富方面,財富的實現并非一定需要生產,可能是服務等等。在理論研究時,我們不宜將財富實現界定為只包括生產、銷售、服務,因為僅這三方面很可能還遠不足以概括完財富實現的所有類型活動。我們主張在不能完全列舉時,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發展的現代人類社會具有更強的適應性。
現代社會遠不是兩百年前的工農業生產時代。在現代社會,生產已退出社會舞臺的中心位置,讓位于創造。因此,在薩伊和穆勒的理論上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發展,還創造在人類社會經濟生活領域應有的地位。財富創造的確處于財富的源頭。生產、交換是在財富創造出來后的事。盡管諸如稻谷這樣的財富,一萬多年來人類每年都在不停地進行生產,而研究創造只是偶爾出現,但是依然是先有創造,后有生產,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創造都是革命性的。沒有遠古時代智力精英們的創造,人類不可能知道生產稻谷。現代社會沒有諸如袁隆平這樣的智力精英的再創造,人類不可能生產高產的雜交水稻。創造在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斷創造出先進的手機財富,企業才能進行生產、銷售,否則生產出來的手機因為落后根本銷售不出去,企業只能停產倒閉。
經濟上不僅僅只有生產,還有銷售、傳播、運輸、服務、管理等等實現活動。用生產來代替這多得多的活動是不恰當的。因此我們認為在四分法之中,繼創造之后,應該用實現的概念來代表所有各種形態的實現活動。
為了更科學地論述新經濟理論,我們認為還應將舊四分法中的交換進行分解,關于銷售、流通方面的內容歸入實現部分,關于財富利潤方面的歸入分配部分。即劃分為: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分配、財富使用,這樣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經濟的真實規律。
另外,我們基本繼承了消費的提法,不過在這基礎上改為使用。這樣更有利于對于社會財富經濟的考察。因為財富除了終端類財富,還有產生財富的財富。例如機床廠開發、生產供給的重型機床這一財富就不是終端類財富,而是生產財富的財富,該財富存在創造、實現以及分配問題,同時還存在使用問題,即許多企業購買該機床財富并非是拿去消費,而是使用。如果在財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費”的概念,顯然是無法描述和考察這一類財富的。因此我們用“使用”這一概念更為準確。再如,人們購買電炒鍋,雖然這一財富是終端類財富,但人們是將其用來炒菜,應該是使用,消費的提法好象也不太準確。人們購買筆、購買電腦也是如此。當然,我們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與消費”這一更準確的概念,基于語言簡煉的原因,我們將其精簡為“使用”,也就是說在經濟學中新四分法創造、實現、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實際上還包括“消費”,即嚴格表述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
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應該更全面地反映這一事實,因此我們認為現代濟學應該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舊四分法上進一步革命性推進到“創造、實現、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的概念和以“實現”的概念取代生產的概念,應該更為科學、全面。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并以創造為首,對于國民經濟以創造為主導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經濟理論依據。
(四)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當人類發明創造了稻谷、麥子等的種植方法后,人類從狩獵時代進入了農業耕作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這些財富進行種植實現以滿足人們穩定的生存需要。而當人類開始大量發明工業品,并發明了蒸汽機等機器化生產工具時,人類進入了工業生產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工業品進行大量創造和大規模生產實現。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各國智力創造大規模展開后,人類進入了智力時代,在智力時代人們主要是更大規模地創造各類財富,然后將其進行實現。人類的發展總是圍繞財富的創造與實現這一主線而演進。
在現實生活中同樣如此,一個企業、一個社會均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一個企業諸如質量管理、成本管理、財務政策、經營戰略無一不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無不服務于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一個社會同樣如此,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等等都是圍繞滿足人們財富的需要,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因此,我們認為人類的經濟學理論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研究的基礎和主線,然后針對不同時期以及不同的具體問題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現在,把握好這一主線,并特別注重最關鍵的財富創造問題,對于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無論是現實問題,還是理論發展的需要,現代經濟學都應注重創造的研究。社會的經濟由財富的創造、財富的實現、財富的使用、財富的分配構成。在21世紀,經濟科學理論就應該反映這一基本事實情況,否則不可能科學發展。從現實來看,現代財富創造大規模展開,創造層出不窮,創造的情況幾乎決定一切,創造由人類經濟的幕后終于走上舞臺并且已占據主角的地位。幾乎每一種經濟問題都因創造而出現,因創造而變化。在18世紀、19世紀,人類工業生產時代,一個經濟學家他如果不深諳工業生產,他不會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在21世紀人類進行大規模創造時代,如果我們還忽視財富創造問題,我們將因理論脫離現實,而不可能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我們要注重財富的創造問題,以財富的創造、實現為基本主線,就需要走出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作為經濟學,其最基本的對象是什么?經濟學基本的對象是財富,而絕不僅僅是產品、商品的問題。在過去許多經濟學說里將產品和商品作為經濟的細胞,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學的。我們認為財富才是經濟的細胞,產品和商品只是財富中的一種。因此過去那種以產品、商品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不是完整的經濟學。財富包括產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產的非產品、不需要交換的非商品,也就是說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應盡量納入經濟學研究考慮的范圍,這樣更為全面、科學。同時,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容是:創造、實現、使用、分配等問題,而絕不僅僅是生產、交換、消費、分配問題,更不是以生產為核心和起點的問題,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環節的一部分而矣,實現不僅包括生產、還包括銷售、運輸、服務、傳播等等。經濟學應從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中走出來,否則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統計調查的結果是,我們即使是情況最好的企業,也存在大量的設備閑置。車間里擺放著世界先進設備而企業停產倒閉者更是數不勝數。這一切慘痛代價與過時的生產經濟理論統治整個社會的思想不無關系。既然“生產”是社會的核心,即然一切都決定于“生產力”的高低,既然發展的好壞取決于“生產率”,既然經濟學理論上都是這么說的,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經濟思想的學生們當然就“科學”地大力購買先進生產設備去促進“生產力”了。雖然一些經濟學以現實修正的辦法強調科學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論上即薩伊—穆勒舊四分法上除了生產,只有交換,因此科學也就只是一種外來的東西而矣,一種在現實觀察中因其現實的極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訓而才得以進入經濟學領域的要素而矣?,F在生產經濟學的思維即使在美國也仍然根深蒂固。不僅僅保羅.薩繆爾森先生,還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產經濟思維的影響。被譽稱為天下第一的經濟學教材,并在中國繼《經濟學》后又一次掀起經濟圖書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經濟學原理》,在關于整體經濟應如何運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生產率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擁有生產物品與勞務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獲取最好技術的機會[v]。實際上,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并與分配有關;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財富產生力(包括財富創造力和財富實現力,而不僅僅是生產力)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以及財富分配的情況,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勞動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擁有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良好能力,并盡可能考慮財富發展效率與財富公平分配之間的最佳結合。
顯而易見,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生產”、“有效需求”、“貨幣”、“就業”、“價格”、“自由調節”、“國家干預”等都應該在此基礎上作側重研究,否則經濟學很可能找錯方向。
(五)由生產率思維向財富產生率思維革命性轉變
數百年來經濟學術上有一個錯誤的說法,認為生產率一直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工業經濟時代前期,提高紡織機的生產效率的確可以生產出更多的紡織品以滿足人類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后,舊產品的供過于求使得生產率并非還那么重要。遺憾的是經濟學的思維一直以來都還停留在生產率上。例如,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最根本的問題與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產率問題,在中國有大量從國外花高價購買的先進紡織生產機器閑置,生產率剩余了。生產率是為財富服務的,換句話主要是實現財富時在工廠里生產的快慢而矣。有沒有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紡織品”財富以及能不能銷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創造或引入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并且賣得出去時,才可以進行生產,那時候生產率才變得有價值。
我們認為需要轉變的思維是,不能將產品財富種類假定為是不變的,也不能將生產假定為社會經濟運行的軸心或起點。過去古典經濟學發源于十八世紀工業生產革命時期,那時最顯著、最激動人心的是紡織機器的發明,即生產率的極大提高,大大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們認為生產就是社會經濟的軸心,生產率就是經濟學最核心的命題。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過去的經濟學大師們是無可非議的,畢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是現代經濟學在這一點上應有所進步。如前所述,社會的經濟并非僅僅只有生產,還有服務,還有銷售,還有傳播,還有運輸,特別是還有創造,等等。因此應該更全面地來把握社會經濟,可以在傳統經濟學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基礎上推進一步,發展為創造、實現、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將產品財富作為全社會的所有財富,更不能假定其不變。全社會的財富,除了產品財富,還有文化類財富等等,除了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上的物質財富,還有服務以及其它形態的財富,除了商品類財富,還有非商品類財富,以生產上的產品財富來代替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導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會經濟時解釋上就會顯得牽強附會,在復雜的問題上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人類的財富種類永遠在發展,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過去在經濟學術上將社會的財富種類假定為固定,顯然這樣就會認為科學技術進步使生產率提高了,使財富增多了,使經濟發展了?!疤岣呱a率”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成了各國政府至今為止最時髦而又缺乏準確性的用語。而實際的情況是,電腦、因特網、手機等等信息財富的創造,并非僅僅是社會的生產率提高了,電腦、因特網、手機等更是一種人們直接消費使用的終端財富。
將人類現代創造出的類似這些難以窮盡的財富看作是生產率提高了,已顯示出傳統經濟學術的嚴重疆化與落后。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因為生產率被西方傳統經濟學術上視作發展經濟的核心而傳授給學生們,當學生們走上政府、走上企業領導管理者的崗位后,它們在思維上就會受到“生產率”的困擾,當他們無法擺脫生產率理論這種經濟學思維支配時,顯而易見的是在制定企業發展大計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業機器每小時能生產產品的效率;在制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時,首先考慮的是引導社會大力購買生產率高的生產設備,而不是首先考慮社會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創造實現財富的問題。當生產率提高,生產出的產品大于需求時,經濟危機發生了,于是生產率成了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經濟學上以生產率為核心的思維是不妥的。
客觀地說,生產率的概念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前期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那時社會財富的狀況主要體現在生產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生產率越高,那么實現財富的能力越強。在生產不足的時代,能生產多少財富也就意味著能實現多少財富。提高生產率,社會、企業實現的財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生產率再高,生產出來的產品未必為社會所接受,當生產出的產品不為社會所接受時,這時生產率再高,對于財富也意義不大。顯然,現在社會的重心已不再是財富的生產,而是財富的創造,我們更應該關心的不是生產率,而是財富創造率及綜合的財富實現率,即應該關心社會或一個組織(如企業、科研機構)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
國民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僅僅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增長一方面是生產率提高、財富得到更廣泛實現,另一方面是新財富的不斷創造。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提高。在十八世紀時的確如此,那時候,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英國生產出大量紡織品,滿足國內人們的需要,并向外輸出獲取了大量白銀。但是世界對特定的紡織品的需求總量是有限度的,當未達到限度時,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財富能被大量生產出來,因此生產率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但是當達到限度時,這時候不能再多生產,經濟增長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費者手里的紡織品更新不夠快,那么將會出現嚴重的負增長。實際上,經濟的增長在一定時期既有生產率提高的因素,還有財富在更廣范圍內實現的因素,更有各類新財富不斷得到創造的因素。十八世紀以來,主要是電燈、電話、塑料、尼龍、洗衣機、空調、汽車、電視、電腦、因特網等等數不勝數的大量新財富的出現,使得人類的財富得到突飛猛進的增長,而并非是紡織機等生產率的提高成為了人類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生產率,是工業生產時代的一個概念,顧名思義,就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效率。也有人認為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水平。實際上,生產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而且隨著非生產性行業的迅猛發展,生產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來衡量整個國民經濟的狀況。但是,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人們仍然在采用生產率的概念來考察國民經濟。而且在學術解釋上將生產率內涵無限擴大,以彌補產品、生產、生產率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實際上,人類的經濟全貌是:首先是科學家等智力精英們發明創造一種財富,然后組織生產,將這種還是概念性的財富生產出來,另外還需要進行銷售將其最終變成為為人們消費的真真實實的財富。也就是說,在衡量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時,應該采用財富產生率的概念。
財富產生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財富創造率和財富實現率。財富創造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財富的能力水平。財富創造率也可稱作智力創造率。財富實現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在單位時間里人均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實際上包括傳統上人們所說的生產率,但它比生產率更廣泛、更有意義。因為它不僅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產品量的水平(即生產率),還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使所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等財富為人們最終接受消費的能力水平。
財富實現率的概念還可用于解釋和分析商業企業。商業企業基本不存在生產活動,而主要是銷售、服務等實現活動,銷售或服務的財富市場范圍越廣,目標對象越多,那么這一種財富實現的程度越高,財富也越多。因此財富實現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個商業企業的經營情況。這是勞動生產率所不具備的。
因此,在新經濟學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思維上由產品生產率的概念向財富產生率的概念進行轉變。
(六)勞動價值論的革命性推進
18世紀,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勞動)決定財富的價值。兩百年后這一觀點需要重新思考。一項財富的價值是其創造
誕生時起就已確定。例如科學家們發明了汽車,它具有陸上交通等價值,這時其價值一并與財富的名字及形狀、結構的誕生而誕生了。后來車間的生產只是將這種財富一個一個地生產實現出來。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響其價值的變化,價格也不影響財富的價值。財富的交換價值并不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最主要的是其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情況和供需情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很難著摸和把握,實際上現代生產一種產品的勞動時間遠遠低于過去的勞動時間,但是其交換價值不減反增。
雖然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進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但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仍需要進一步發展。
讓.巴蒂斯特.薩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勞動價值論,薩伊認為生產的要素除了勞動外,還有資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產費用決定價值的價值論,其中效用是各種財富的內在價值的基礎和來源,物品的價值是物品的效用決定的。并認為商品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并且雖然供求變動決定著價格變動,但供求對價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這個限度就是生產費用。這一論述雖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當時是極具天才性。
站在現代社會,我們認為財富價值的高低自其被創造出來時就已確定,只要在實現中不會偷斤減兩;另外,財富的價值不等于財富的價格,財富的價格由需缺度決定,從而可能隨時變化。
當然對于財富價值的再思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我們贊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國經濟大爭論》中的觀點:“經濟學家首先是科學家而不是政治家……社會需要作為科學家的經濟學家參與治國,需要由你帶來充滿遠見、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爭斗的直言和坦誠!”
從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理論永遠是在發展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理論,同樣是必須不斷向前發展的,這樣才能維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勞動價值理論,在18世紀、19世紀達到科學及真理的顛峰后,由于后人不恰當的疆化死守,一兩百年來再沒有得到發展和推進的機會,從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們真正接受。
站在現代來看,我們認為,科研等勞動創造了財富,而一般勞動繼科研等勞動之后實現財富。也就是,將勞動進行細分,勞動中的如科研等類型的創造勞動創造財富,勞動中的一般勞動實現財富。如科研發明勞動、設計勞動、創作勞動等為創造勞動,如生產勞動、銷售勞動、服務勞動、運輸勞動、管理勞動、普通技術勞動等為一般勞動。人類社會的任何財富的產生,都離不開創造勞動與實現勞動,因此是勞動創造與實現了財富。這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科學發展,
雖然只是將勞動細分為創造類勞動和一般勞動來發展勞動價值論,但這一推進是非常重要的,這一推進,更符合實際,因而更能為人們所理解和認同,從而使勞動價值論保持其真理性與生命力,更好地為人們理解和接受。同時,這一理論,使我們根據時代的進步,科學地運用勞動價值論來解決部分問題,即作為一個社會來說,科研等創造勞動是首要的,沒有科研創造勞動,就沒有新形態的滿足人們需要的新財富,一個社會很難進步與發展,社會需要更加重視創造勞動在現代財富中的極端重要性;而實現勞動則是必要的,沒有大量的一般勞動去實現財富,財富也只是一個概念而矣,人們依然得不到任何現實的財富,社會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勞動的重要功勞。資本不創造財富,也不實現財富,但在現代社會一項財富的創造與實現,往往都遠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需要許多人組合起來進行創造和實現,要將勞動力組織起來,以及組織起必要的資料,就需要大筆的資本,資本也就起到組織財富產生的作用。往往是資本充足,那么創造上就能更好地組織優秀的科研人才進行創造,實現上則能組織足夠的人力進行大規模生產和在更廣闊的市場上進行銷售。這就更好地說明,資本不創造財富,但它在一國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上非常重要,這使我們能更好地從經濟理論上正確地看待資本以促進國民經濟建設。
也就是說,用社會必要勞動進間來解釋勞動價值論已不適應需要,而將勞動進行深入研究細分為創造勞動和實現勞動后,我們能更好地科學繼承與發展勞動價值論。
同時,應該指出,經濟學是一門經濟領域的科學,而不是政治學,不宜將其政治化,否則很難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即使是關于創造勞動、實現勞動以及資本等各要素在財富中的重要作用,這也只是經濟學術的研究與探索而矣。
(七)財富的價值、價格及需缺度問題
我們認為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汽車自其創造出來后,其就具有運輸的功能,創造得越好,其價值越高。生產率的提高,不影響其價值的改變。同樣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財富的價值也不因為供需的變化而變化,它自其被創造出來后就已經恒定。財富的價值也就是財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滿足人們需求的功能是跟隨著財富客觀存在的。我們不同意財富的價值因人們需求的變化而變化。人們的需求變化,只能說財富需要不斷地創造更新,以滿足人們變化了的需求。某一財富的價值是不變的,除非其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產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財富的價格漲跌并不一定意味著財富的價值發生了變化,財富的價格往往是以價值為基礎,當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為基礎,但同時深受供與需之間的影響。例如在涌泉邊,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其價值并不因為其價格為零而為零。雖然在沙漠里,也許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買,但是其價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滿足人們對水的需要。人們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樣在涌泉邊不喝水也會渴死。不能因為某種財富稀缺時就認為其價值升高了。無論是生產多少,無論價格怎么漲跌,無論是提高了生產率還是未提高生產率,每一個該財富的價值量都是不變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變財富的價值,人們一頓只吃一個面包,供應十個面包,人們還是只吃一個面包,每個面包的價值量還是不變的,只不過其它九個面包的價值被浪費了。我們認為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不變的,當然進一步新創造出來的新一代財富,其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時其財富價值是會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財富已不是原來特定的財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燈、藝術燈已不是愛迪生那時發明的白熾燈一樣,即使今天改進了的白熾燈也不是那時的白熾燈,應該看作一類財富但是屬兩項財富或者屬兩種規格的財富。進一步創造,新的財富價值量提高了。財富的效用價值似乎也有時間性的情況。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對于當時來說是很有效用價值的,但到了現在效用價值可能已所剩無幾。但就這一例也不否定該法律的價值的恒定性。該法律的價值在于在那個時代條件下具有特定的價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條件下也能滿足新的需要。滿足新的條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同樣財富的價格也并非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例如,農產品投入的社會必要時間遠高于高科技產品,但是價格遠低于高科技產品。因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已很難適應現實經濟問題。關于財富的價值及價格問題我們不主張經濟學上仍然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徘徊不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充其量在一定范圍內可作為參考而矣。
我們認為財富的價格受需缺度的影響。所謂需缺度就是一項財富人們對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購買能力與這種財富滿足人們的情況、在供給上稀缺的程度兩方面的結合。需缺度越高的財富,價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財富,價格相應較低。財富首先要為人們所需要才可能有價格,這是前提。而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的影響。在十八世紀以前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里動物很多,但耕種的糧食很少,物以稀為貴,面包的價格比鮮肉還貴。在遠古時代,一碗飯也能很輕松地換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們必須需要的,當我們居住在涌泉旁時,水也就沒有價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銷售水,那么我們會發現,它可能比石油還要貴若干倍。某種財富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少時,價格就會上升,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高,經營者就會增大實現供給,或新的經營者就會加入。相反,某種財富不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大時,價格就會下降,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低甚至虧本,經營者就會減少實現供給,或退出這一財富實現事業。財富活動與人們的需求密切聯系,隱含了利潤的價格在其中起到氣象儀和調節器的作用。我們需要明白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影響。當糧食很稀缺時,糧食的價格會比任何工業品都還貴。只不過現代人類每年能生產供給的糧食量就一般地來看已經不為人們所憂愁,至少不為工業國家所憂愁。那種認為農業產品附加值很低的經濟學說不正確。對于電腦,設想不存在繼續創造,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生產供給的人非常多,那么每臺的價格有一天會下降到令人吃驚的水平,其“附加值”將低得并不比糧食高多少。實際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產和銷售供給電腦,現在我們經常聽到許多商家抱怨電腦這一高科技產品財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國民經濟時,需要注意一個問題,那就是財富的價值與財富的價格不對等問題。例如,一塊電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進,財富值更高了,但是其價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長。再如,一部某款手機,5年前的價格設為5000元,現在其價格可能500元也難以賣出去。財富的價值與價格不一定是對等的,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而其價格則深受需缺度的影響。
(八)財富換財富原理
作為經濟學,倘需論述財富換財富的問題,財富換財富這是人類的經濟規律,也是經濟學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財富首源于創造,創造出來后人們依據所創造的財富知識進行生產,以滿足生存、幸福的需要。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后,隨著人類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人類開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這時候大多數人種植農作物,少數人開始進行手工工業產品的生產,雙方都需要進行交換,以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這時候由于創造的財富還比較少,分工、交換都還比較初級。而隨著紡織品機器、蒸汽機等的發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計其數財富的創造,人類進入工業生產社會后,這時候,社會分工深化。往往是一個人不可能生產滿足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所有財富,只能創造、實現供給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財富,然后進行社會化交換,供給社會中需要此種財富的他人,從他人手里獲得可以購買到其他財富的貨幣(也即社會化財富的憑證),才能用貨幣去購買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財富。也就說,人們各司其職,從事不同的工作,為社會供給特定的財富,從而獲得貨幣,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例如,一個工廠的工人們,他們需要生產出社會需要的某一工業品財富,銷售供給其他人后,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貨幣去購買糧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財富。再如,一個公司的服務員,他們需要向社會供給服務財富,得到社會的他人認可消費后,才能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的貨幣才能購買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財富??傊?,隨著人類所創造財富種類的眾多,每個人或每組織體的人只能供給其中一種或少部分種類的財富,必須參與到社會分工中去。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會化分工的時代,除了社會救濟、贈與等外,社會更一般的規則是,一個人要獲得他人供給的財富以獲得生存和幸福,必須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去交換,即財富交換財富。轉財富換財富,這是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也是現代社會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財富換財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換,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換。
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在現代,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一個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勞動來創造供給人們需要的小說財富。他需要生存、需要過上起碼的現代生活,因此他所創造提供的財富,別人如果需要,應該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來與其進行交換。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交換就能免費獲得作家創造的財富,那么這位作家實際上就是在無償地向他人供給財富。而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養活其家庭成員的,他除了自己擁有小說原稿這些特定財富外,就一無所有,而最終會被餓死,要么轉行以求生存。著作權領域如此,整個專利領域也是如此。
一般說來,財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惡不赦的事。在自然經濟時代財富不商品化,人們通過自己種地自己可以養活自己。但是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社會,每一個人不可能都去種一塊自留地。在未來,甚至可能90%的人沒有自留地,而只能從事其它非農業財富的供給。社會的這90%的人要獲得糧食需要將自己供給的財富商品化,去向農民換取糧食。而農民也需要將自己種植的糧食的絕大部分商品化,去換回工業類財富、文化類財富、服務類財富等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須的財富,包括去換回化肥等生產類財富。而在這90%的人中,每個人又可能在從事著不同的財富供給,他們之間也需要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才能換回別人供給的財富。
總之,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實際上是財富換財富規則的體現。雖然以我們過去的觀念很難接受商品化問題。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財富更加廣泛的創造與生產形成了社會分工,而社會分工使得商品化成為必然。財富的商品化實際上就是財富的社會化交換而矣。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所有財富都要商品化交換,而仍有大量財富是經過非商品化進行交換的。如許多基本財富就是由公共財政購買變成公共類的財富,作為全社會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資金的,這些都是人們普遍需要的財富,如果這些財富為修建它的人進行商品化經營,每個人從這里過都需要收費,那么顯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無償勞動,如果這樣,那么修建者會最終破產和餓死。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向大家聚集稅收來購買這一財富,將其變為公共財富由全社會不再付費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類財富以及許多難以商品化的科學學術財富,特別是基礎研究,這些財富是難以商品化的,雖然它們是非常優秀且極為重要的財富,但幾乎沒有任何個人和企業愿意花足夠的價錢來購買交換這些財富。這樣的結果是為社會創造供給了這些優秀財富的科學家們往往處于極度貧困的境地,要么他們有其它職業來支撐他們的這些高尚的財富創造供給活動。在歷史上,以及現在,往往是這樣,搞這些財富創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錯者,或者有其它職業獲取生活來源者,或者是領取國家工資的少數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難能從事這些財富的創造。秀才往往是貧窮的,這就是社會未很好遵循財富換財富的原理所致。這大大地制約了優秀財富的創造。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以公共財政來支持這些優秀財富的創造和供給。
社會化的現代社會,一個規律就是財富換財富,我們總是在從事著不同種類的財富供給,我們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換取別人手里的社會化的財富。我們常??吹?,我們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然后拿去賣,從而能獲得別人手里的貨幣。因為財富換財富得到良好的體現,因而我們自覺地大量地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墒?,我們在環境財富上卻很難看到財富換財富,因此我們很難看到有人專門去大量種樹、植草。因為其植再多的樹、種再多的草維護了環境,但沒有人愿意拿錢去購買,其將因換不到財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長時間來,沒有多少人去保護環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樹木去換貨幣,養殖更多的山羊吃盡草坪去換貨幣,以至于無數森林變成戈壁,無數草原變成沙漠。良好的環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難讓個體分別購買,只能由社會公共部門代表大家來購買。因而,將全社會聚集起來的稅收的一部分拔給環保個體和地方也就理所當然。雖然這不是商品化的財富交換,但實際上也是符合財富換財富的原理。當環保上財富換財富的原理得到良好體現時,當進行環境保護能換到財富時,就會有更多的人去搞環保經濟,專司環境保護。
當然,在社會財富換財富的基本規則之上,我們也需要發揚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但作為經濟學理論應該充分考慮到人們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況下才更容易無償供給。
總之,在經濟學中提出基本理論后,還需提出財富換財富的基本原理。這有助于我們全面考查國民經濟建設問題。
三、現代新經濟學構想的演繹與驗證
科學的理論應該從現實中的現象進行抽象歸納,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論指導意義,并且隨著時代的進步情況,使其盡可能具有時代性的真理意義。當然這還需要對其進演繹與驗證,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釋的地方,如果沒有,那么這一理論則是極科學的,可以上升為較長時期內的理論;如果有,那么顯然這一理論還有局限性,但如果這一局限性遠比過去的理論小,那么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進一步發展,如果這一局限性比過去的理論大,那么這一理論則是失敗的,應該給予否定。
對于經濟學革命新構想我們在這里進行一些演繹與驗證。(一)理論驗證
1、關于農業品的驗證
景點漲價是不是真的像聽證會所說的那樣“缺乏維修費用”?湖南省張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區門票價格構成很能說明問題。如果不計算環保車收費,武陵源核心景區的門票價格為108元。在108元門票收入中,真正直接用于資源保護的費用只有8元!相比資源保護費,武陵源核心景區門票IC卡制作成本也是8元;已經建成多年的張清公路、索張公路要瓜分10元;不管是不是坐飛機來張家界的游客,購買的核心景區門票中,要支付10元錢的“機場建設費”;而門票收入中47元的“景區管理成本”,意味著維持管理機構運作的代價竟然是資源保護費的近6倍!武陵源景區有這種情況,其它地方如何?相信各景區都心中有數。
同樣,景點漲價是為了“保護稀缺資源”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如果說景點漲價就是為了“保護稀缺資源”,那么人們會問:除了漲價,就沒有別的辦法保護稀缺資源了嗎?漲價是不是保護稀缺資源的唯一辦法呢?漲價就一定能保護稀缺資源嗎?這么多年來,風景區門票價格一漲再漲,但是保護水平和效果又怎樣了呢?因此,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化經營中,“保護稀缺資源”之說,不過是漲價的一個借口而已。
景區門票價格大幅上漲是不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呢?回答同樣是否定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本國國民,都是實行免費或象征性的低價格參觀,借以鼓勵本國人多參觀古跡,激發國民的愛國熱情。在法國,像盧浮宮那樣的國立博物館,門票價格才幾歐元;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和艾爾米塔什(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門票均為100盧布(近4美元),大約相當于俄羅斯人中等月收入的1%,未成年人、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員、殘疾人等特殊群體均可享受大幅度的優惠,學生在寒暑假期間還可免費參觀;意大利最貴的景點門票價格也不足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參觀著名的古羅馬斗獸場才需6歐元;埃及對殘障人和老年人實行免票制度,學生(包括大學生)和兒童享受半票待遇,埃及人自己參觀博物館的票價只收取2埃鎊,金字塔的票價,只交1埃鎊,僅是兩張大餅的錢;日本自然景觀不收門票,文化景點收費很低,不到職工人均月收入的2%;美國的城市都有一些免費公園,小到街心公園,大到紐約市著名的中央公園,都沒有圍墻,不收門票。在首都華盛頓,數不勝數的博物館幾乎都是免費的。相比之下,我們一些旅游景點的競相漲價,怎能讓公眾沒有怨言?
譯者說明:國際化學競賽過去只有理論原理的大綱沒有實驗競賽的大綱。1998年10月在斯洛伐克布拉津斯拉伐斯的摩爾尼斯宮會議中心舉行的國際化學奧林匹克指導委員會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實驗競賽大綱,現譯制如下。這個大綱跟理論大綱的格式相同,分一、二、三級,其具體說明請參照理論大綱,不再細述,應強調的只是:屬于第三級的內容在競賽前由主辦國發出的預備題中提及的才能作為下屆國際化學競賽的實驗競賽內容。建議我國全國化學競賽的實驗競賽的內容參照此大綱進行調整。
1.無機物與有機物的合成
1.1使用燃具和電熱板加熱1
1.2液體的加熱1
1.3易燃物和易燃材料的處理與操作1
1.4用分析天平稱量1
1.5量筒、移液管、滴定管的使用1
1.6由固體和溶劑制備溶液1
1.7溶液的混合與稀釋1
1.8液體的混合與攪拌1
1.9攪拌器和電磁攪拌器的使用2
1.10滴液漏斗的使用1
1.11在平底燒瓶里進行合成-一般原理1
1.12在圓底燒瓶里進行合成-一般原理1
1.13在密閉儀器裝置里進行合成--一般原理1
1.14用微型儀器進行合成3
1.15回流下加熱反應混合物2
1.16常壓蒸餾2
1.17減壓蒸餾3
1.18水蒸氣蒸餾3
1.19透過平攤的濾紙的過濾1
1.20透過卷攏的濾紙的過濾1
1.21減壓水泵操作1
1.22布氏漏斗操作1
1.23玻璃漏斗(垂熔漏斗、燒結漏斗)過濾1
1.24傾析法洗滌沉淀1
1.25在漏斗上洗滌沉淀2
1.26在漏斗上用恰當的溶劑干燥沉淀2
1.27在水溶液中重結晶1
1.28在給定的(已知的)有機溶劑里進行重結晶2
1.29選擇適當的溶劑進行重結晶3
1.30在干燥箱里進行干燥2
1.31在保干器里進行干燥2
1.32洗氣瓶的連結和使用2
1.33用不相溶的溶劑進行萃取1
2.無機物和有機物的鑒定--一般原理
2.1試管反應1
2.2使用點滴板和濾紙的反應操作技術1
2.3命題人選定某些陽離子和陰離子進行分組反應檢出2
2.4命題人選定某些陽離子和陰離子通過個別反應檢出2
2.5命題人選定某些陽離子和陰離子通過特殊反應檢出3
2.6用鉑絲、MgO棒、鈷玻璃的焰色反應檢出元素2
2.7使用手持光譜儀/煤氣燈光譜儀3
2.8使用Kofler熔點測定儀或類似儀器3
2.9命題人選定有機物基本官能團的定性檢出2
2.10使用特殊試劑檢出有機物3
3.無機物和有機物的測定--一般原理
3.1利用沉淀反應的定量測定2
3.2沉淀在坩堝里灼燒1
3.3容量分析1
3.4滴定的規則1
3.5移液球的使用1
3.6標準溶液的制備2
3.7酸堿滴定2
3.8酸堿滴定中的指示劑變色2
3.9直接滴定與間接滴定(返滴定)3
3.10磁性測定3
3.11碘量法3
3.12基于氧化還原反應的其他測定類型3
3.13配合滴定3
3.14配合滴定中溶液的顏色變化3
3.15沉淀滴定3
3.16量熱滴定3
4.特殊測量和操作步驟
4.1用pH計的測量2
4.2薄層色譜3
4.3柱層析3
4.4離子交換分離3
4.5紫外可見光譜3
4.6電導測定3
5.實驗結果處理
【論文摘要】:文章在對斯密和馬克思二重性思想研究的基礎上,總結經濟學中的人與物的二重性理論,并利用這個理論,重新認識各類社會經濟概念與經濟現象,試圖啟發人們建立新的經濟學體系。
在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出現許多“二重性”概念,比如:商品二重性、勞動二重性、管理二重性等等。這種種二重性現象歸根結底是源于人與物的二重性。文章試圖通過對人與物的二重性研究,總結出經濟學中的二重性理論。
一、人的二重性---所有性與勞動性
這里所指人的二重性是專指政治經濟學中人對物的性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與物關系的科學。人對物具有兩種屬性,一是人對物的所有性,二是人對物的勞動性,當人與屬于自己的物結合起來進行勞動時,表現為人對物的兩重性。盡管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人對物在占有和勞動方面表現出來的量與度有很大差別。然而,單就人本身來說,這兩種性質是永存的。經濟學所研究的人的兩重性,就象生理學中所研究的人的精神與肉體的兩重性一樣,一個是抽象的,一個是具體的。不管外界條件如何變化,人的這兩種性質總是客觀地存在于有生命的人體之中的。當世界上出現第一個原始人的時候,他就具有對世間萬物的所有性與勞動性。盡管在當時沒有公共約定的法律,每個人也都不了解世界有多大,然而人自降生之時起,客觀世界就已經屬于他所有。在原始社會,每個人必須與物結合起來,進行最原始的采摘和狩獵式的勞動,才能維持生存。當世界上出現許多原始人的時候,世界萬物則屬于這許多人所有。在這種由許多人組成而且沒有公共法律的社會中,人治就是法制,任何一個人都對世間萬物,包括對其它人的身體,擁有絕對的權利,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從這點上來說,是無法將他們區別于其它動物的。原始社會,人類為了自身生存所表現出來的私有程度,比其后任何社會都高。原始人自降生之日起,視萬物歸己所有。有時為了生存,互相殘殺,以食人為生。公共法律的出現是人類的一大進化,即便是奴隸社會也是如此,奴隸社會的最大進化是人們規定了,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這樣一條最基本、最原始的準則。在當時,即使奴隸也被當作物,分屬于不同的奴隸主,但是,人的所有權已經開始用法律制度限制在有限的范圍內,比較原始野蠻社會,人的權利無限大,奴隸社會的產生無愧是一種進步。
二、物的二重性---所屬性與被勞動性
物對人也具有兩種屬性,即物對人的所屬性和被勞動性。世間一切物無不具有對人的所屬性,即使是未被發現的新大陸也是如此。正是由于物具有所屬性,所以在人們發現它、利用它的時候,立即體現出它的所屬性來。物對人的另一種性質,是物被人結合起來進行勞動的性質。人不僅為了占有物,更重要的是為了改造物,使之為人類的生存服務。即使是還沒有被挖掘出來的礦物,還沒有生產出來的農作物,都是如此。當人們將礦物挖掘出來,將農作物生產出來,變為一種對人類有用的物的時候,它們的被勞動性就充分體現出來了。當物被物的主人結合起來進行勞動時,物表現為對該人的所屬性和被勞動性的兩重性,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物對人的兩種性質是物自身所具有的性質,就象汽車可作為勞動工具,但也一定會有所歸屬。當司機就是汽車主人的時候,該汽車則表現為對該人的兩重性。物具有的所屬性和被勞動性,與這些物是否被占有、被誰占有,是否被勞動、被誰勞動也完全是兩回事。物的這兩種性質總是客觀地依附于可利用的物之中的,當世間上的物被人類利用的時候,它們的這兩種性質就充分表現出來了。任何對人類有用的物均可被人類結合起來進行勞動,但也必須有所歸屬。新大陸的發現往往因為歸屬問題而爆發戰爭,戰爭的結果是最終確定了新大陸的主人。宇宙、月球、南極、公海和自然空氣等“共有”物,除人類社會已經共同約定歸屬者外,每個人都是“共有”物的所有者。
人也是一種“物”,一種特殊“物”。人對自身這種特殊“物”既是所有者,又是勞動者。人出賣勞動力,是經營著自身勞動力資本的過程,就象一個個體生產者,從外界取得的工資收入是他在勞動力市場出賣勞動力的價格,工資收入中用于彌補他在出賣勞動力時的損失部分,是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所必須的基本生活費,高于部分是他經營自身勞動力資本所產生的“利潤”。工資收入不能彌補出賣勞動力時的損失,勞動力資本將出現“虧損”,勞動能力將下降。工資收入除彌補損失外,還有節余,即勞動力資本的“利潤”。他可以用這部分“利潤”對勞動力資本追加投資,用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比如參加進修,學習專業知識,參加健身培訓,增加飲食結構中的營養成分等等,以提高勞動能力和就業能力。人對自身這種特殊“物”具有所有性與勞動性的二重性;“物”對于他本人,具有所屬性和被勞動性的二重性。
三、斯密和馬克思的二重性思想
在斯密和馬克思的著作中,也都提到過兩重性的概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商品是以鐵、麻布、小麥等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形式出現的。這是它們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們所以是商品,只因為它們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價值承擔者。因此,它們表現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們具有二重的性質,即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他還指出:“商品是一種二重的東西,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保ā顿Y本論》第一卷第61、54頁)由此可見,馬克思在當時已經發現商品具有兩重性。盡管他沒有進一步引伸到物的兩重性上來,實際是已經體現著物的兩重性。他所指出的商品的自然形式和使用價值,實質上就是指物的被勞動性;他所指出的商品的價值形式和交換價值,實質上就是指物的所屬性。
斯密也曾說過:“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它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作使用價值,后者可叫作交換價值。”從斯密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物的使用價值表現為物的被勞動性,物的交換價值表現了物的所屬性;即使物的勞動者與所有者是同一個人,或者是不同的人,都是如此。
馬克思的兩重性思想來源于斯密的兩重性思想,對同一物的所有者與勞動者是同一個人情況下的個體生產者,馬克思對斯密的分析是繼承的。馬克思在論述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時指出:“生產的私人勞動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會性質。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必須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從而證明它們是總勞動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種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勞動可以同另一種有用的私人勞動相交換從而相等時,生產者的私人勞動才能滿足生產者本人的多種需要?!保ā顿Y本論》第一卷第90頁)前一方面顯然是指人對物的勞動性,而后一方面是指人對物的所有性。因為能夠參加“交換”的人,必定是被交換物的所有者,交換是針對人的所有性而言的。實際上馬克思也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他指出:“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讓渡的。為使讓渡成為相互的讓渡,人們只須默默地彼此當作被讓渡的物的私有者,從而彼此當作獨立的人相對立就行了。”(《資本論》第一卷第105頁)在這里,馬克思更進一步說明了人對物的所有性,正是由于人的所有性,才使商品具有交換價值。不過在這里他指出的人,是簡單商品生產者。這種個體生產者對他生產的商品來說,他既是勞動者,又是所有者,體現著人對物的所有性與勞動性的兩重性。在這種物的勞動者與所有者是同一個人的情況下,馬克思承認勞動者是物的主人。當物的勞動者與所有者是不同的人時,即簡單商品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大生產時,馬克思就與斯密分道揚鑣,不再涉及人的兩重性問題了。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大生產狀態下,一方面是物的所有者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物的勞動者無產階級;把同一物的所有者與勞動者對立起來。如果就整個社會的物而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屬于所有者的范疇,有的所有者擁有的物多成為社會上的有產階級,有的所有者擁有的物少成為社會上的無產階級,由于貧富懸殊,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工人罷工、甚至戰爭,這發生在所有者與所有者之間,這是對的。但不能把同一物的所有者與勞動者對立起來,不能把一個企業的股東與雇員對立起來。從現代社會的情況看,勞動者不一定不擁有物,哪怕是一點點股票;所有者也不一定不勞動,即便是當經理、總統也只是不同的社會分工而已。四、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
經濟社會中普遍的二重性現象,不是馬克思而是斯密首先發現的。正如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樣:“亞當?斯密對一切問題的見解都具有二重性。”(《馬恩全集》第26卷第一冊第142頁)亞當?斯密的二重性思想,對于馬克思創立勞動二重性學說,是有啟發意義的。
馬克思認為:“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資本論》第一卷第60頁)在這里,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和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二者無法區別開來。它們都只反映了人的勞動性,而忽略了人的所有性。
人是具有二種性質的,一是人對物的所有性,二是人對物的勞動性,人對物的兩種性質體現在同一物時,則表現為人對物的兩重性。馬克思在分析勞動二重性時是建立在對簡單商品生產的勞動分析中的,而這個勞動者也是勞動產品的所有者。由人對其物的勞動性所表現出來的耗費,無論怎樣描述都是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是這個個體生產者的體力與腦力的耗費,因此,它是具體勞動的耗費;而人對其物的所有性所表現出來的耗費,是個體生產者作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投資風險所導致的物的耗費。斯密在他的理論體系中,始終把人的勞動性和所有性區別開來。他認為,商品的價值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二重性。他所說的使用價值,表現人的勞動性,是人作為生產要素與物結合起來所進行的具體勞動,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他所說的交換價值表現人的所有性,是人作為物的所有者所進行的投資活動,這種投資活動創造商品的交換價值。斯密的所謂勞動價值論是在列舉原始社會人的狩獵勞動時提出的,這種勞動的特點是勞動者與所有者合一,表面看他僅僅是一個勞動者,實際上他還是土地、森林和獵物的所有者,他的全部勞動生產物中包括“工資、利潤和地租”。當原始社會發展到進步社會時,其所謂勞動價值論中的“勞動”已經分解為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即體力與腦力勞動,和所有者的投資活動。所有者的投資活動取得利潤,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取得工資。在《國富論》論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一章里,斯密還論述了三種收入屬于同一個人時的情況。他說:“這三種不同的收入,當它們屬于個別的個人時,容易區別;但在屬于同一個人時,往往互相混淆,至少按通常說法是如此?!彼赋鰝€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其收入中不僅僅是工資,還包括地租;個人用自己的資本生產,收入中包括工資和利潤;個人在自己土地上用自己的資本勞動,收入中包括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成分。由此來看,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中的所謂“勞動”是指包括土地所有者、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在內總之是所有者的“勞動”概念。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斯密在價值理論上自相矛盾,開始還堅持勞動價值論,后來就變成工資、利潤和地租三要素決定論了。實際并非如此。斯密在《國富論》中已經明確指出:“無論在什么社會,商品價格歸根到底都分解成為那三個部分或其中之一?!币簿褪钦f,斯密自始至終堅持三要素決定論,只是在三種因素都屬于同一人時表現是隱含的,而三種因素分屬于不同人時表現是明顯的而已。
五、經濟社會普遍的二重性現象
利用人與物的兩重性理論,我們可以把整個經濟社會劃分為兩重性的社會。一重性表現為由體現所有性的人和體現所屬性的物組成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由所有者創造商品的交換價值,所有者與所有者之間表現為一種貧與富、參與市場投資并按資分配的競爭關系。另一重性表現為由體現勞動性的人和體現被勞動性的物組成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由勞動者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勞動者與勞動者之間表現為一種按計劃分工協作的工作關系。
利用人與物的兩重性理論,我們可以把企業視作兩重性的企業。無論是個體小企業,還是股份有限公司,它們都表現為兩重性,一重性表現為企業中物的勞動者創造商品使用價值,另一重性表現為企業中物的所有者創造商品的交換價值。個體手工業者對其物的所有權與勞動權兩權合一,即利潤與工資合一都歸他自己。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權與勞動權兩權分離,所有者取得利潤,勞動者得到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