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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范文

信息傳播主體發生結構性變化

移動互聯網中傳播主體的多元、自主特性，正在使信息傳播面臨結構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之一，便是在信息傳播中的信息由中心節點（傳播者）向目標圈層（收受者）的流動過程中，以往的“熟人型結構”正逐步轉化為“陌生人型結構”以及“混合型結構”。

所謂傳播的“熟人型結構”，指傳播者與接收者之間存在的一定意義上的熟識程度，即雙方對彼此有著較為長期的接觸，地緣上通常較為接近，在傳播心理上，因為對彼此相關信息較為充分的掌握而形成較好的信賴關系。總體上看，這種“熟人型”的信息傳播結構，存在于較為傳統的體制內媒體機制中：傳播機構更多是本地的體制內專業傳媒單位；在數量方面較為有限；空間分布上較為均衡；在準入方面，受到較為嚴格的資質門檻限制；在機構從業人員方面，從業人員不僅數量相對有限，而且業務能力須得到相應部門的從業資質認可。

所謂傳播的“陌生人型結構”，是指在互聯網技術的背景下，信息傳播主體間形成的彼此之間（特別是信息接收者對信息傳播者）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的現象。信息傳播者與信息收受者之間出現了愈發明顯的認知“間距”：傳播者的身份不再是既定的機構、有限的數量、知名的品牌，取而代之的是不確定的大多數。

所謂信息傳播的“混合型結構”，是指信息傳播中由于新媒體發展而產生的“熟人型結構”與“陌生人型結構”并存的傳播結構形態。在這種形態中，其一，由于傳統媒體的存在，使得信息傳播中的“熟人型結構”依舊是其主要形態；其二，新媒體傳播中，由傳統媒體借助新媒體渠道而傳播的信息，也維持了“熟人型結構”的特質；其三，一些直接產生于新媒體環境下的知名信息傳播機構與知名個人傳播者，同樣維持了信息傳播的“熟人型結構”；其四，更為海量的并非產生于傳統媒體的微型、非知名內容傳播機構及個人，則生成了廣泛存在于當今互聯網信息傳播中的“陌生人型結構”。

契約缺位凸顯網絡空間治理困境

新媒體條件下網絡空間的結構性變化，潛在的重要影響之一便是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導致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基于委托――為基礎的健全的契約關系的缺位。所謂委托――關系，即指信息接收方作為委托方，信息傳播方作為方，雙方基于顯性或隱性的契約關系，形成為共同促進信息傳播活動所需要的彼此激勵與約束。

在傳統的信息傳播活動中，這種契約關系往往是隱性的。但在新媒體快速發展帶來的媒介變化中，隱性契約關系往往并不具備先在的約束力，因而使得網絡空間的治理困境最終凸顯。

在新媒體發展及其伴隨的社會變化背景中，網絡空間治理需要綜合經濟、聲譽、法律與倫理道德四者為一體的新型治理機制，也即形成基于經濟、聲譽、法律與倫理道德四者為一體的顯性契約機制，通過健全契約關系，來應對網絡空間治理中出現的困境。

其一，從經濟契約的角度看，經濟契約是將信息傳受關系納入市場的機制中，通過傳受雙方規范的市場契約，通過經濟上的激勵與約束措施，以權衡經濟上的成本與收益為途徑，明確雙方在信息傳受過程中的責任與義務。

其二，經濟契約關系能否落實，需要有完善健全的法律契約關系作為保障。法律契約關系不僅要對經濟契約關系提供法律層面上的制度性支持，還要不斷在以下兩點進行完善：第一，對新媒體相關的治理法律進行動態性的修訂；第二，對有關新媒體內容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規，通過新媒體等手段進行有效傳播。

其三，與法律契約關系相聯系，還需要使得從專業主義精神出發的倫理道德契約關系不斷完備。內容監管方與內容消費方在溝通中形成一套既體現監管方的社會導向目標，又兼容信息消費方普遍社會共識的新媒體內容傳播倫理與道德契約框架，是亟需推動的工作。

其四，基于聲譽的契約機制，也是一個重要考量要素。新媒體品牌的自我更新成本極低，導致其對維護品牌的聲譽與價值的相關激勵機制減退。

另外，上述四種契約機制還應在關系論的層面上注重其聯系。四種契約機制需要統一到完整的基于網絡空間的治理機制中，這是機制建設方面的考慮。在機制的執行方面，則需要在內容生產者、內容消費者、內容監管者之間建立溝通反饋的機制，讓網絡空間的信息生產形成“三方共治”的局面。

“差序格局”與治理機制設計調整

新媒體信息傳播與傳統媒體信息傳播的最大不同點之一，便是“差序格局”的存在。在“差序格局”的原典中，其被解釋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社會格局形態，在這種格局中，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

新媒體信息傳播不僅實現了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等傳播形態的融合，更為重要的是實現了傳播中多元傳播主體地位的凸顯。其以類似社會中“差序格局”的方式，以千差萬別的多元組織、個體傳播主體為波心，基于千差萬別的圈層，形成同心圓式的信息次第傳播。以此視角看待網絡空間治理，可以發現，伴隨多元主體的傳播活動，在信息傳播以無數波心為圓點進行發散式傳播的過程中，不僅伴隨處于一圈圈波紋線上的圈層內傳播，還包括因為波紋交叉所造成的不同圈層間的傳播。離波心越遠，代表的關系越稀薄。因而，網絡空間中的劣質信息正是由于這種無數傳播主體波心引起的波紋間的隨機交叉，造成了其傳播路徑的復雜網絡化。

綜上所述，對于網絡空間治理路徑而言，規范的契約機制設計是一種具有操作性的分析視角。只有良好的契約機制，才能基于有效的制度，更加有效地逐步化解網絡空間信息傳播中存在的劣質信息現象。

參考文獻

1.鄭杭生、李強、李路路、林克雷：《社會學概論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2.：《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2篇：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范文

新公共管理和社區媒體

新公共管理對政府、企業和公民的角色進行了新的定位，集中體現為兩種路徑：一是奧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徑，二是登哈特夫婦提出的“新公共服務”路徑。企業化政府是“政府再造”的重要特征，強調政府經濟、效率和效能的提高。“新公共服務”則是對前者的反思與超越，著重于公共利益、民主治理和公民參與。這兩種理論在討論政府與社會關系時都引入了“企業”“中介組織”，以及“開辟新的對話和討論渠道”等第三方組織概念。事實上，伴隨著政府和公共部門的改革，基于新公共管理基礎上的新一輪政府職能改革，也急需第三方組織出面，在政府與社會之間起到穩定器、鏈接者和展示平臺的作用。而在近年大量涌現出的各種非政府組織中，脫胎于大眾傳播時代都市報母體單位、又與基層街區政府職能改革緊密嫁接的新型社區化媒體，因其在波浪式大幅度向前推進我國新一輪政府職能改革中起到獨特的展示平臺、連接紐帶和三角穩固的作用，儼然已成為功能高于任何私營或市場化NGO（非政府組織）的、具有公信力和凝聚力的新型第三方組織。

縱觀近年來國內外媒介發展現狀，移動互聯與自媒體興起，使傳統媒體的社會監督、公共利器等功能加快萎縮，這已是不爭事實。取而代之的是，不少都市媒體已經或正在向媒介服務業快速轉變。正如多年前都市化媒體的產生一樣，在一片紙媒衰亡聲中，以購買服務和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為主的媒介社區化競爭浪潮，又一次悄然到來。自2013年以來，筆者先后對我國北京、天津、山東、河北、河南、廣東、上海等地傳統媒體做了調研后發現：至少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傳統紙媒改革似乎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政府買斷的黨媒公益化，二是以購買社會服務為主的媒介社區服務化。

媒介社區服務化，導致了社區媒介服務單位的誕生，完成了社區治理和傳統紙媒的創新結合。媒介傳播的功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回歸與適時擴大，而不是異化。從這個角度，媒介社區化所反映的理論內核，與傳統權威的新聞價值理論并不矛盾。通信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空前變革，使當今受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更加便捷、愿望更加強烈，兩者一經結合，便使傳統媒介在客觀上強化、彰顯和復歸了新聞價值理論中關于貼近、服務等部分的內容（其中公共監督功能，很大程度上被自媒體取代）。媒介社區化產生了各類社區媒介，包括廣播、電視等在內的各類傳統媒介都在借助移動互聯等手段，實施進駐社區、終端營銷的大量實踐。社區報應運而生，這種針對特定區域的小眾讀者的（免費）紙媒，已在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存在百年，只是近10年來才伴隨著上述變革，被我國結合實際嫁接新生。社區報在中國的興起，是傳統媒體應對我國城市化快速布局和新媒體發展的自我變革，更是媒介技術與社區治理的現實需要，在信息化和后工業時代的自然融合，也是我國政府在基層管理創新實踐上的必然需求，是未來基于全球化、信息共享和充分交流后，務實的、科學的政府治理觀在當今時代的自然選擇。

2013年5月22日，在繼上海和廣東等先發地區創新實驗后，合肥報業傳媒集團旗下《合肥晚報》，推出了安徽省也是整個中東部地區除上海外第一張專業社區報《濱湖新聞》。在這一年的時間里，《合肥晚報》先后創辦了11張社區報，并力爭年內完成15張的布局任務。通過對該地11份社區報的文本分析，筆者認為，合肥地區社區報在一年之內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除了團隊的創新和苦干外，更在于他們對于社區媒體與基層政府管理創新之間關系的理解和嘗試。為了更好地闡述社區媒體對創新社區管理的積極作用，筆者以《合肥晚報》創辦的社區報為例，從以下兩個方面做具體分析。

“社區再造”中的社區媒體

奧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徑，強調對公民、社團組織、社區組織授權，建議從官僚層級制政府改革為參與及團隊合作的分權的政府，建立通過市場杠桿進行改革的市場導向的政府等。即對公共體制和公共組織進行根本性的轉型，以大幅度提高組織效能、效率、適應性以及創新的能力，并通過變革組織目標、組織激勵、責任機制、權力結構以及組織文化來完成這種轉型過程。

社區報運行模式與辦報理念。《新聞晨報》《珠江時報》《合肥晚報》等開辦的與真正街區合作、扎根基層的系列社區報，目前無論從肇始時間，還是從經營規模上，都集中代表了我國新型社區媒體的典范（筆者認為其他各大中城市都市媒體的所謂社區報或社區版，都是傳統都市媒體的變種，而并非專業的社區媒體）。考察這幾家社區報可知：他們最典型的運作模式就是與基層政府合作。雖然其中有少量社區報與部分企業通過贊助資金的形式開展，但這些企業不與報紙在運營上發生直接關系。各家社區報負責人的共同看法，是必須保證社區報內容的最終話語權在基層政府中。他們認為，社區媒體中的商業贊助，雖可能在短期內產生微薄效益，但最終也是最安全的生命模式還是背靠基層政府。目前經驗也已證明，與政府牽手可以做得更好，包括在辦報理念上，不少基層政府負責人開始時還習慣性地按照傳統報紙的做法來定位社區報，但做著做著，他們自己主動轉變了觀念。一些街道書記甚至坦誠表示：不要報道我們，要更多報道老百姓生活，讓他們參與社區自治。

研究得知，各家社區報在與街區政府合辦過程中，都秉承服務原則。報紙的直接經營者把社區報嚴格限定為非新聞紙，少數負責人甚至認為，現在的新聞哪還需要報紙傳播？尤其是作為周報的社區報，在傳播新聞上已不是強項。大家將社 區報定位為“關系紙”“鏈接紙”，明確其為政府與社會、居民之間建立聯系的服務和中介功能，一張社區紙，把社區里人們的情感、需要和服務很貼近地鏈接起來。

借助媒體優勢，提高管理效率。一是受眾細分，有效傳播。以《合肥晚報》為例，自2013年推出《濱湖新聞》《北城新聞》《老城新聞》等社區報以來，該報就利用社區報的高滲透率，信息傳播的高貼近性，解讀服務政策，反映百姓心聲，進行輿論引導，有效暢通了居民與政府的溝通渠道，促進和加強了社區和諧建設。比如《老城新聞》曾對該市廬陽區推出的“一線為民工作法”做了跟蹤報道，使群眾對此有了深入了解，一些民生問題得到解決，政府形象也得到了提升。

二是整合資源，優化服務。一些謀求社區服務轉型的傳統媒體認為，政府基本行政事務之外的更多社會服務，理應交由第三方組織負責，由社會組織來整合各種服務資源。比如家庭緊急開鎖，以往“牛皮癬”廣告鋪天蓋地，老百姓不放心，政府很頭疼，一家社區媒體就通過引入政府主管、統一認證的辦法，拓展了經營空間，優化了政府服務。

三是與時俱進，搭建平臺。《合肥晚報》《珠江時報》等專業社區報還從紙上到線下，通過廣泛建設居民議事廳等，積極開辟對話渠道，幫助政府構建良好社區關系，擴大了居民表達權，發揚了社區民主。議事廳設在社區編輯部里，有專門編輯記者接待，傾聽百姓心聲，紙上成為社區報品牌欄目，線下也成為城市街區外宣的亮麗品牌。

“新公共服務”中的社區媒體

登哈特夫婦提出的“新公共服務”路徑，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積極參與，提倡實行“以公民為導向”的政府管理。

貼近服務。當前國內專業社區報都把“承擔服務”當作自己的定位，強調“歸屬性和認同感”，這與社區建設中的“對人的關懷，變管理為服務”理念相契合。此外，社區報作為紙媒還可以發揮自身的傳播優勢，不僅將服務以新的方式傳播，拓展服務的范圍和公民的意識，而且能夠整合各方資源。比如《合肥晚報》社區報在采編構架中規定，讀者不僅是讀者，也是作者；在自我定位中明確，社區報不僅是新聞紙，更是互動紙、關系紙；在甄選內容中，不僅要當社區“消息樹”，更要當居民“百事通”。所以，社區報里類似“轄區大媽帶你逛菜場”這樣的內容幾乎占據了全部的篇幅。

公民參與。公民參與是指公民主動參與到社區管理中，進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從而實現增進鄰里關系和管理身邊事務的兩大目的。《合肥晚報》社區報一年多實踐以來，共舉辦了各類不同規模的活動200多場，如“社區狂歡節”“幫客志愿者”“社區植樹節”“相親交友會”等，促進了鄰里互動，拉近了媒體、政府與百姓之間的距離，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社區報還主動承擔責任，組織居民對社區事務開展多種形式的“參政議政”，比如長豐縣下轄的《北城新聞》就曾通過舉辦“美好鄉村請你回家看”活動，征求居民對社區建設的看法意見；同時，大量的以居民為主體組成的市民記者隊伍，更是讓社區報充分發揮了鏈接和調動居民的功能，社區民眾直接成為報紙“主角”，真正實現了主動融入；大量的社區志愿者隊伍諸如“合肥幫客”組織在社區報平臺的凝聚和建設，甚至受到了團中央和安徽省文明辦的高度重視，成為合肥一景，《中國青年報》曾報道這種社區自助模式，認為其對構建人們精神家園、建設和諧社會等大有裨益。

在新社區管理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社區（街道）與公民、與社會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不少專家學者已意識到傳統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已經呈現出各種弊端，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社會發展，單位制瓦解，鄰里關系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普遍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社區服務機構自身性質、組織結構、運營模式等方面的局限。另外，社區事務本身又極其繁雜瑣碎，觸及各方利益，難以面面俱到，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社區報為主體的社區媒體參與社區管理創新，是社區管理主體多元化、社區民主化的必然趨勢和良好呈現。就目前國內社區媒體的定位和發展現狀來說，社區報作為社區媒體對社區建設和基層政府管理創新等具有重要作用和現實意義。近年來中國社區媒體的興起，不僅僅是傳統紙媒應對危機、尋求自我轉型發展的探索創新，從本質上看更是政府改革、社會治理大背景下，政府與社會尋求溝通之道的必然產物。社區媒介不僅與“對人的關懷，變管理為服務”的社區管理理念相契合，還彌補了社區建設和管理中的不足，增添了社區活力，提高了人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此外，在紙媒唱衰、媒體格局大變的今天，社區媒體與社會管理創新或社區管理的結合可以說是一種共贏，也給公共管理和傳媒發展提供了一種嶄新的途徑與思考。

作者朱杲系《合肥晚報》編委、

第3篇：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范文

專業代碼、名稱及研究方向 人數 考試科目 參考書目 備注 011 新聞傳播學院(電話:025-83686366)  70 　 　 本院所有專業都不接受單獨考試。 055200新聞與傳播  36 　 　 　 01 新聞與傳播碩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4 英語二③334 新聞與傳播專業綜合能力④440 新聞與傳播專業基礎　復試科目:1102 新聞與傳播業務綜合 《當代西方新聞報道規范：采編標準及案例精解》，張宸編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美國新聞史：大眾傳播媒介解釋史》（第9版），埃德溫-埃默里等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當代廣播電視概論》，陸曄、趙民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廣告策劃與創意》（第2版），蔣旭峰等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傳媒經濟與管理學導論》，阿蘭.B.阿爾瓦蘭 主編 崔保國 杭敏 徐佳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復試參考書：《傳播學教程》，郭慶光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網絡傳播概論》（第4版），杜駿飛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初試參考書適應于復試。專業學位，學制2年。 050302傳播學  20 　 　 　 01 傳播史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3 日語③620 傳播史論④959 研究方法與傳播業務　復試科目:1103 傳播學綜合及研究設計

不設特定參考書目，請參閱近年來出版的傳播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網絡與新媒體、媒介經營與管理等專業基礎課程教材譯著，并關注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熱點。方法部分參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相關教材。 　 02 影視傳播 03 網絡與新媒體 04 傳播社會學 05 廣告學 06 媒介管理 07 南海輿情管理 050301新聞學  14 　 　 　 01 新聞理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3 日語③622 新聞傳播史論④946 研究方法與新聞業務　復試科目:1101 新聞學綜合及研究設計

不設特定參考書目，請參照近年來出版的新聞學、傳播學專業基礎課程教材譯著，并關注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熱點。方法部分參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相關教材。 　 02 新聞業務 03 媒介融合 04 媒介經濟 05 新聞學

第4篇：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范文

1. 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實踐表明，在提供公共服務與公共物品方面，社會組織與國家是可以相互合作的，兩者建立良好互動關系對于提升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的質量，對于完善社會治理體系都是不可缺少的途徑。社會組織以實現社會利益為宗旨，不以營利為目標，不追求利潤最大化以及利潤分紅；通過政府的資助和監管，社會組織能保證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質量，彌補市場化企業在某些公共物品上的供給不足；從組織結構上講，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高度科層化體制有所不同，它實行多樣化、靈活的、平等參與式的組織架構，使組織具有靈活高效的運作方式，能向社會提供眾多的服務，承擔某些政府、市場所不能活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是社會組織將這種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使社會組織不但確立了在市場、政府之外的重要地位，還推動了多國政府進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發揮了提高維護公民權利、提供公共物品等重要作用。社會組織并不是政府與市場的替代性滿足機制，相反，政府是彌補志愿失靈的有效機制。正是兩者在各自功能上的優勢和不足，才需要相互依賴與合作，才能使社會治理更加靈活有效。

2. 引導公民有序參與公共事務，提高社會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功能。社會組織能夠培育公民參與基層治理的積極性。社會組織發達的地方，居民自治程度高，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就低；相反，社會組織不發達的地方，政府管得多，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弱。社會組織能夠推動公共精神的塑造，只有加入自愿組織，公民個人才具有客觀的倫理性。居民只有更多地參與社會網絡，才有可能為了公共利益而合作。社會組織構成與種類的多樣性為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提供了必要的訓練、機會和方式，也為社區自治與自我管理提供了必需的組織基礎和形式，是培育公民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徑。

3. 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社會組織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政策倡導。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非營利組織比較項目的數據，發達國家平均從事倡導活動的社會組織提供的就業機會占所有社會組織就業的比例大約2%。在公共政策領域，政府和社會組織都認識到了雙方的作用，積極尋求合作。從政府政策制定角度看，了解公眾的需要和愿望非常重要。社會組織可以通過不同途徑，向政府反映民眾利益和需求，提出政策意見和建議，協助政府完善公共政策，保證制定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由于這類組織成員基本都是某方面的專業人士，他們知識層次高，社會閱歷廣，有豐富的經驗，具有為社會奉獻的精神，因此能夠提出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政策與建議。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征求社區的意見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各級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成為一種通用的做法。隨著社會功能的發展，政策倡導成為一些社會組織的主要功能，這種類型的社會組織數量雖然不多，但影響大。他們有明確的政策主張，關注社會公正，并通過政策倡導影響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 二、 社會組織發揮作用的制約因素及其能力訴求

社會組織不僅僅是一種理性的組織形式，還是一個具有社會整合功能的機制和利益表達的渠道。當下，中國正處于政治經濟制度改革和社會結構的轉變期，政府需要利用社會組織作用和功能，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但是，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社會組織面臨著一定的現實困境和難題，限制了它們正常功能的發揮。

1. 政府理念與社會組織管理的沖突。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的社會組織是20世紀90年代政府治理創新的產物。中央雖然出臺了相關制度與政策來保證社會組織的自主與自治，但是，目前很多社會組織仍然缺少獨立性，許多重要的民間社會組織的主要領導都由機構改革后分流出來的政府官員擔任。民間社會組織的成員普遍很歡迎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士進入組織領導層，他們認為“一個社團的狀況通常取決于參與的單位領導的分量”，官員的權力和資源將有利于組織工作的開展。因此，不僅大部分官辦、半官辦的民間社會組織沒有擺脫業務主管單位的控制，而且很多純民間型的社會組織寧可放棄“民辦性”來換取與權力資源掛鉤。這就導致了以下困境：首先，失去自治或獨立性不強，弱化了組織的倡導作用；其次，“賣方主義”會導致機構在尋求政府資金時扭曲自己的使命；第三，帶來官僚化或過度專業化，失去靈活性。這種社會組織對體制資源的依賴，導致了“行政為本”的觀念與社會組織自身的管理與運作產生了沖突，即雙方都傾向于從自己的角度并使用嚴格苛刻及絕對的標準來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

2. 社會組織的專業化、組織化程度不高，支持系統不足。社會組織數量和規模的增長隨之帶來的是其作用和影響力的變化，而其作用和影響力的大小最主要的取決于該組織的專業化與組織化程度。這種專業化與組織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社會組織的組織形態的標準化。二是社會組織行為準則的標準化。目前我國社會組織的行為準則、職業道德等規范基本上是個別大型社會組織行業組織確立的，存在著諸如標準過高、小型社會組織負擔過重等問題。三是社會組織相關法律的標準化。目前中國還沒有一部關于社會組織管理方面的統一法典，雖然制定統一的法典不是必然的，但是相關法律的逐步標準化是一種管理趨勢。

3. 缺乏職業化的社會組織管理人才。沒有高素質的管理者，就沒有高水平的社會組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公眾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公眾越來越理性化。擁有高素質管理人才的社會組織，能力強、公信力高，人們更愿意參與和支持這類社會組織。但是，目前我國大多社會組織在人才隊伍建設方面普遍水平比較低，管理的專業水平低，人力資源管理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足。大多社會組織在招聘所需要的專業人才時普遍遇到困難，即使招聘到了人才，由于薪酬、激勵機制不完善，導致員工的穩定性不強，流失率很高。以上情況都從長遠上影響著社會組織人才隊伍的專業化程度。

4. 社會組織商業化模式所帶來的挑戰。商業化是社會組織不能回避的挑戰之一。商業化背景下，資源競爭加劇，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資金支持將建立在充分競爭的基礎上，這就把社會組織推向了市場，社會組織不僅要和同類組織競爭，還要和營利組織競爭。而營利組織在資源、人力、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大優勢，對傳統社會組織形成了巨大挑戰。社會組織要想在競爭中生存和持續發展，必須探求新的模式。這就意味著，為了實現組織目標和使命，社會組織要學會運用市場營銷理論，必須迅速掌握運用商業化模式解決組織發展問題的能力。實際上，非營利營銷思想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已經非常普及。 三、 提升社會組織能力建設的管理路徑：疏導式管理

在社會組織已成為合作治理的重要伙伴的時代背景下，過分強調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行政管理等硬性管理顯然制約了社會組織的有效運行與發展，探索疏導式管理方式，更多地運用政策指引和服務的方式來培育與提升社會組織的能力，同時對其績效進行監督，對于有效解決中國社會組織面臨的困境可以提供管理上的思路。

1. 完善購買服務的監督機制，提高社會組織的有效性。從全世界來看，政府的撥款是大多數社會組織們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政府資助比較常用的方式是購買公共服務，政府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能夠在不額外增加機構和人員的情況下，以較低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務；通過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社會組織在實現組織理念的同時，又獲取了運作資源。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解決政府出資與保證社會組織運行的自主性之間的矛盾。由于政府是出資方，很容易事無巨細都予以干涉，使社會組織失去自主性以及應有的價值。目前的困境在于，政府如何購買服務，購買誰的服務，如何判斷服務的效果以及規范購買行為，保證社會組織提供服務過程中，比政府自己提供創造更大程度的異質性與靈活性，同時保證項目的運營也合乎標準，都需要進一步完善。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開展有效的評估認證，加強項目過程監督，是提高購買服務質量的有效途徑。在具體實踐中，政府可以采取項目規劃、完善評估指標體系等多種方式，引導和支持政府和社會所需要的社會組織。

2. 成立政府協調管理機構，實現政府與社會組織更緊密合作。國外實踐表明，社會組織的發展狀況與服務的提供狀況與是否存多方協調機制密切相關。實施多方協調機制的機構通常在對于服務的開展及機構的運行上有較好的溝通，對于運作及資源的提供過程中矛盾與沖突較少，而缺乏協調機制的機構往往存在的沖突較大。在美國，聯邦和州、市都成立了一些規劃、協調、服務于社會組織的機構，例如，紐約市市長辦公室下屬的“市長志愿者中心”掌握了紐約市2萬多個社會組織供給服務的信息，通過及時了解社區予民眾的需求，協調有關社會組織向社區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務，成為了社會組織、社區、市民和市長相互聯系的樞紐。2006年5月英國在國家層面成立了第三部門辦公室作為英國首相內閣辦公室的分支機構，該辦公室負責社會團體、社會企業、慈善機構以及互助組織等的協調管理工作，其目的在于創造一個促進社會組織永續發展的環境，以及找出及協助克服市場失靈，實現政府與社會組織更緊密的合作。

3. 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為重點，加大社會監督力度，增強社會組織公信力。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組織眾多，并且處于迅速發展期，政府沒有足夠的人手和精力監督，民眾和媒體在監督方面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很大。很多機構的不當行為都是先有媒體曝光后，然后政府才介入調查的，效果很好。為了讓公眾更多的了解社會組織的運營情況，政府應向社會公開社會組織的有關資料檔案，尤其公開公益性社會組織的財務稅收狀況、內部組織結構和活動情況。政府應該加強對社會組織透明度方面的管理。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努力：（1）完善信息披露立法，提高信息披露的強制性。目前我國在信息披露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明確規定，使得披露信息的強制性不高，變成一種自愿行為。（2）擴大信息披露范圍。我國社會組織信息披露的范圍有限，內容不夠詳盡，無法解決社會監督中信息部對稱的問題。因此，對于那些公益性強、接受政府資助以及其他支持的組織，法律應詳細要求信息披露的內容和方式。（3）充分利用媒體，提高信息的可獲得性。信息披露不應該只是程序的義務，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一義務的履行，充分尊重可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實現了社會對社會組織的廣泛監督。為此，應該充分利用大眾媒體，社會組織的相關信息，使社會組織的相關信息具有可獲得性。

第5篇：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范文

數據新聞理論、實踐與發展

數據新聞國內研究綜述

國外數據新聞研究綜述

數據新聞中國本土化研究

計劃單列市形象調查報告

網絡社會治理研究綜述

大數據與社會輿情研究綜述

從渠道運營到內容運營

澎湃新聞上線一周年的探索與發展

美國媒體品牌構建的影響因素

中國互聯網二十年發展歷程回顧

中國網民互聯網使用習慣調查

新媒體環境中傳統媒體的轉型發展

新媒體環境中的公民政治參與研究

新媒體環境中網絡輿論研究

新媒體環境中商業模式的演變發展

新媒體環境中市場營銷的變革與拓展

新媒體環境中國民文化生活的變遷

關于新媒體引發的社會問題的反思

關系視角下微信廣告的傳播效果研究

主題演講:新媒體與信息社會

新媒體傳播思維與大數據應用

結合中國現實和歷史環境談新聞傳播

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專業教育的變革

全球化與信息社會的文化傳播

“《新媒體與中國社會發展》精選”說明

大數據背景下的輿情決策支持系統研究綜述

新媒體時代兩岸故宮文化傳播的影響力

新媒體時代輿論表達和輿論引導新格局

當前我國新聞學研究的現狀與特點

提升中國傳媒國際競爭力的路徑與策略

主題演講:“互聯網+”時代媒體品牌的再造與發展

新媒體時代廣西巴馬旅游形象傳播研究

網絡謠言治理視角的中國新媒體法律環境建設

精神制造與文化市場體系——以上海實踐為例

移動微視頻應用的社交傳播機制——以美拍為例

健康傳播中數據新聞實踐研究——以埃博拉事件報道為例

使用與滿足、關系、符號:微信紅包傳播中的社交新態研究

什么在決定著網民抵制國外商品?——中國網民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網民主體性重構的人內傳播路徑及其交往圖示——一種由拉康欲望理論出發的解讀

基于地理位置服務的社交媒體中的自我呈現——以移動社交工具陌陌的個人頁面為例

突發危機報道中數據新聞的易讀性敘事研究——以“東方之星”客船傾覆事件為例

數據新聞在突發事件報道中的應用——以天津“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為例

突發公共事件的數據新聞實踐研究——以“12·31”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為例

中外媒體突發事件數據新聞報道特點的對比研究——以馬航MH370客機失聯事件為例

作為災后報道的數據新聞——以“尼泊爾地震”為例的數據新聞實踐

數據可視化在健康傳播中的應用——以中外媒體對MERS病毒數據新聞報道為例

第6篇：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范文

【摘要】內部控制是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全體員工實施的，旨在實現控制目標的過程。國內外學者們從內部控制建設、會計計量風險以及內部治理結構等方面討論內部控制缺陷的影響因素。考慮企業本身的規模、經營業務的復雜性、公司治理以及內部審計與內部控制的關系。本文關注社會因素對內部控制的影響，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歸納，分析媒體監督、外部審計和市場競爭等社會因素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希望通過對現有文獻的總結與分析，提高企業對內部控制的重視程度，從社會角度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關鍵詞】內部控制；媒體監督；外部審計；市場競爭

一、引言

內部控制是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全體員工實施的，旨在實現控制目標的過程。對內部控制的研究已成為國內外監管部門、實務界和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有關內部控制的研究包括內部控制概念框架的研究、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內部控制評價、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內部控制與盈余管理等幾大方面，其對企業的重要性從各個方面得以體現。然而，仍處于市場經濟起步階段的我國，企業對內部控制的重視程度卻遠不如國外。對內部控制的重視，不能只靠管理者的思想先進性，應從社會各個方面實現重要性累加。基于此，本文從社會因素入手，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分別從媒體監督、外部審計和市場競爭三個方面入手，考慮其與內部控制的關系和對內部控制的影響。

二、媒體監督與內部控制

媒體作為當今社會的“另一個法庭――社會輿論的法庭”，是整個社會民主監督機制中不可缺少的監督形式，已經成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姜科，2008）。媒體監督對于公司治理的眾多方面都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對于內部控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然而單純依靠媒體監督的力量是很難真正發揮出對高管薪酬的治理作用，其常常需要借助其他“路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行政的力量。

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主要由政府相關部門推動，內部控制建設情況受到政府監管部門的高度關注。故當某上市公司受到較多的媒體關注時，其不規范的內部控制行為更容易被曝光，更容易引起監管部門的注意，提高其加強內部控制建設的動力。即媒體關注度越高，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質量越高（逯東，2015）。

因此，充分利用媒體監督對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十分重要。但正如前面提到，單純依靠媒體監督的力量是很難真正發揮出對高管薪酬的治理作用，利用媒體曝光，推動政府行政機構的介入，從而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

三、外部審計與內部控制

1929年，美國AICPA在《財務報表的驗證》文章中指出：審計人員對財務報表的“檢查范圍可以根據不同情況來確定，在一些情況下，審計可能發現需要對賬簿上記錄的大部或全部經濟業務進行審核，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只要內部牽制健全，抽查就可以了”。自此，審計職業界第一次將審計和內部控制聯系起來。內部審計對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的重要性已得到國內學者的一致認可。

關于外部審計與內部控制，現有研究多考慮二者之間所存在的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Abbott等（2007）在分析了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后，認為成本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聘請高質量的外部審計師。也就是說，當公司內部控制機制無法有效降低大股東對小股東的成本時，公司會尋求高質量外部審計，以降低成本。楊德明，林斌，王彥超（2009）研究了內部控制與外部審計在發揮降低成本作用時，是否存在替代效應或互補效用。文章以滬市、深市的1497家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認為內部控制與外部審計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即在審計質量較低的環境下，內部控制所發揮作用更為明顯。張川，沈紅波，高新梓（2009）也以136家房地產公司為樣本進行研究，發現外部審計評價相比企業對內部控制的評價既有替代作用，也有互補作用，同時作者還得出外部審計能夠準確地識別企業內部控制的執行和實施程度的結論。

基于上述研究可見，當相關法律法規足夠完善，外部審計涉及方面更加廣泛時，企業將在外部審計機構專業人士的幫助下提高對內部控制制度建立的重視程度，并更好的完善內部控制機制。

四、市場競爭與內部控制

內部控制自愿性信息披露主要在SOX法案實施之前，Bronson（2006）認為，管理層和公司有責任保證信息披露的真實性，而內部控制蟾嬤瀉有內部控制有效性的陳述，披露內部控制報告將增加公司的法律責任及公司的披露成本，但是披露能減少財務報告使用者對公司財務報告質量的不確定性，自愿性披露該報告可以向外部使用者發送信號，使本公司的內部控制質量與其他公司區別開來，因此仍然有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報告。在該階段，激烈的市場競爭會使得企業通過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來加強自身競爭力。

我國目前處于自愿性信息披露到強制性信息披露過度階段，不論是通過信息披露加強自身競爭力還是到強制性階段通過良好的內部控制獲取長期利益，不斷完善的市場經濟，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都會對企業內部控制產生積極的影響。

五、總結及未來研究展望

本文主要回顧和歸納了社會因素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分別從媒體、社會組織和同行業其他企業三個方面分析企業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在這之前，對內部控制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重心偏向企業本身，對社會因素的關注較少。

內部控制對企業自身而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國企業對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的重視程度仍不夠，如何提高企業對內部控制的重視程度，單從企業內部考慮是遠遠不夠的。隨著媒體力量的日益壯大，市場經濟的持續重視，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社會因素必將對內部控制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社會因素遠不止本文所涉及的三個方面，希望能通過本文的文獻梳理，為內部控制建設與內部控制研究方向提供一個新的思路，獻出微薄之力。

參考文獻：

[1]姜科.當下中國輿論監督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2008

[2]逯東，付鵬，楊丹.媒體類型、媒體關注與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質量[J].會計研究，2015

[3]楊德明，林斌，王彥超.內部控制、審計質量與大股東資金占用[J].審計研究，2009（5）：7480

[4]張川，沈紅波，高新梓.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審計師評價與企業績效[J].審計研究，2009（6）

[5]劉啟亮，羅樂，何威風，陳漢文.產權性質、治理環境與內部控制，會計研究，2012，（3）：5262

[6]楊有紅，陳凌云.2007年滬市公司內部控制自我評價研究――數據分析與政策建議，會計研究，2009：5864

第7篇：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范文

關鍵詞：傳媒類高職院校；傳媒產業；發展現狀

中圖分類號：G7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7）06-0010-04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傳媒產業的發展，中國高校的傳媒教育呈現蓬勃發展之勢。上世紀90年代末，全國設新聞類院、系、專業的高校有60所以上，專業點超過100個[1]。進入新世紀，一些高職高專院校也相繼開設了傳媒類專業①。根據全國高考志愿填報系統查詢，2015年高職高專院校中開設新聞采編與制作專業的有110所，開設多媒體設計與制作專業的有69所，開設電視節目制作的有29所。有代表性的傳媒類高職院校有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安徽廣播影視職業技術學院、安徽新聞出版職業技術學院、江南影視藝術職業學院、山東傳媒職業學院、上海電影藝術職業學院、天津廣播影視職業學院、浙江橫店影視職業學院、重慶傳媒職業學院等9所（以下簡稱湖南大眾、安徽廣播、安徽新聞、江南影視、山東傳媒、上海電影、天津廣播、浙江橫店、重慶傳媒）。課題組以這9所傳媒類高職院校為研究對象，以高職高專網所的2016年高等職業教育年度報告為主要資料來源，輔以各校官網的數據，分析傳媒類高職院校的發展現狀，為進一步提升發展能力提供決策依據。

一、辦學基礎

傳媒類高職院校大多是從中專學校升格轉型而來，也有的是新創辦的職業院校。就所選取的9所傳媒類高職院校而言，湖南大眾成立最早（2000年），此后的2002、2003年分e成立了1所，2004年成立了2所，2008年成立了4所。9所學校中，5所公辦，4所民辦，都和傳媒行業和管理單位有著較深的聯系。

傳媒類高職院校主要分布在傳媒業比較發達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在生師比、生均教學科研儀器設備值等指標上基本都能達到教育部頒布的指標要求，但高級職稱教師比例還有很大差距。引進的高級人才多為離退休人員，雖然經驗豐富但精力不夠；擁有行業一線經驗的教師不多。各校平均招生專業數為20個，個別學校多達35個。全日制在校學生數基本保持在5 000以下，個別學校發展到近萬名學生的規模。由此可見，傳媒類高職院校已經過規模擴展期，進入內涵發展期。

經過一定時期的發展，傳媒類高職院校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建設有眾多的國家級、省級重點專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教學團隊，與行業、企業以及國外高校建立了廣泛的聯系。如湖南大眾被評為國家首批骨干高等職業學院，也是國家漢辦在湖南設立的“國際漢語言文化傳播基地”依托學校。上海電影榮獲國際性獎項2項，國家級獎項40多項。江南影視和浙江橫店都曾被評為中國民辦十大知名品牌學校。具體情況見下頁表1。

二、辦學定位

高職院校的發展必須以科學的定位為前提。傳媒類高職院校的辦學定位是指在國家和地方有關政策的指導下，結合自身的辦學條件和社會需要以及公眾期望，在科學比較和分析的基礎上，確定學校發展的方向、目標和任務。具體而言，可以分為人才培養定位、辦學特色定位、辦學層次定位等多方面。

首先，在人才培養定位方面，絕大多數傳媒類高職院校都能立足于所在區域和所在傳媒行業，培養適應區域和行業發展需要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湖南大眾把這種人才概括為“創意與操作一體化”的技術技能人才。但個別院校囿于按學科設置系部的傳統路徑，以及受制于專業設置審批程序上的原因，在根據市場需求靈活機動地增設新專業方面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制約。

其次，在辦學特色定位方面，堅持學校與傳媒企業緊密合作。湖南大眾、安徽廣播創新實施“前臺后院”“前堂后臺”的校企合作辦學模式。安徽新聞推行“雙師”指導，實行“雙堂”教學。浙江橫店緊密依靠橫店集團，走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道路。但總的來說，各校的產教融合能力較弱，緊密度不夠。

再次，在辦學層次定位方面，絕大多數傳媒類高職院校都能堅持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兩大屬性，面向傳媒領域特定職業群培養具有較高業務知識水平和技能水平的應用型人才。但也存在很多問題，如盲目追求辦學層次的提升，人才培養脫離社會需要。學與術失衡，要么沿襲傳統的學科性教育，重學輕術；要么過分強調技術技能的培養，而忽略人文素質的提升，重術輕文。

三、教育教學

教育教學是高職院校的中心任務。近年來，各傳媒類院校都在緊密圍繞培養應用型技術技能人才的目標，積極推行教育教學改革，在專業建設、課程改革、教學管理、學生成長等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在專業建設方面，呈現出精準對接行業需求，走向集群建設、特色發展的態勢。如湖南大眾計劃通過淘汰、改造、合并、新建等方式，構建以媒介內容生產為核心，以傳媒藝術和傳媒技術為兩翼的特色專業體系，以便發揮專業集群效益，實現教學資源共建共享；安徽廣播致力于打造鄰近專業相互支撐、優勢互補的發展格局；安徽新聞著力構建專業動態調整機制；浙江橫店采取錯位發展打造特色品牌；重慶傳媒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建設。

在課程改革方面，緊密結合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的需要，將職業能力、職業資格證書、項目化課程、“雙師”指導融入其中。如江南影視根據職業能力需要優化課程體系；湖南大眾提出讓每一堂課學生都有收獲，著重對到課率低、有效性較差的通識課程進行改革；安徽廣播推行以工作過程為導向的項目教學改革；山東傳媒進行多方向特色通道班改革，擴大學生就業面；天津廣播推行“以證代考”。

在教學管理方面，如何適應工學結合的特點加強教學質量管理，成為各傳媒類高職院校探索的重點；湖南大眾力圖通過發展性評價體系建設促進師生自我管理；山東傳媒加強實踐教學環節的質量監控；上海電影與企業共建教學質量標準；安徽新聞引入企業評價體系；重慶傳媒則引入社會行業企業參與評價。

在學生發展上，注重文化的育人作用，通過各種途徑提升學生的創業就業能力，拓展學生的發展平臺。如湖南大眾通過文化精品項目、原創項目和教學創意中心，引領創意人才的培養；安徽廣播以活動育人的形式，強化對學生的教育；江南影視實施“大學生創業實驗計劃”；天津廣播打造“天廣眾創空間”；重慶傳媒打造創業園和創業項目孵化基地；上海電影助力學生出國深造。然而，由于高職招生錄取屬末位批次，生源質量普遍不高，生源短缺，嚴重制約著傳媒類高職院校學生培養質量的提高。

四、科研與社會服務

科研與社會服務是高職院校的另兩項職能，并與教育教學構成相互促進的作用。具體而言，科學研究有助于培養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提升教育教學能力和社會服務水平。而參與社會服務則是高職院校以服務求發展、以貢獻贏支持的重要途徑。

在科學研究方面，除了湖南大眾做得相對較好外，很多傳媒類高職院校尚基礎薄弱，重視程度不夠。很多院校沒有設置專門的科研管理機構，由教務處或者其他處室實施科研管理的職能；科研管理制度和平臺不完善，科研活動基本處于單打獨斗的狀態；課題研究主要以教育教學研究為主，大部分是院級、省廳級課題，很少有國家級課題；總量偏少，核心期刊文章更是鳳毛麟角。

在技術服務方面，傳媒類高職院校積極利用自身在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網絡等專業領域內的優勢，積極為社會提供新聞采編、節目制作、主持表演、宣傳策劃、攝影攝像、網站制作等技術服務。但總的來說，當前的服務還未能達到引領行業的要求。各學校主要是運用現有技術為社會提供服務，而在技術研發方面很少有重大突破，很多傳媒類高職院校的技術交易到款額為零。

在職工培訓方面，傳媒類高職院校積極為行業提供各種技術技能培訓、技能鑒定，參與職I培訓包的研發，舉辦高級研究班等。如湖南大眾承接了全省廣電行業工人技術等級崗位培訓；安徽廣播等學校利用職業技能鑒定機構開展技能鑒定和培訓；江南影視多次免費為全省小學幼兒園培訓舞蹈教師；山東傳媒建立了系部、校企多方參與的社會服務體系；天津廣播與天津廣播電視臺、天津廣電傳媒集團公司在校園合作共建繼續教育培訓基地。

在文化服務方面，傳媒類高職院校都能立足于學校所在地區，不斷拓展文化服務范圍，采取“請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為文化繁榮與發展做出貢獻。一是主動與周邊社區共享學院場館資源，如湖南大眾將演播樓、實驗劇場、圖書館、體育館、運動場等文娛體育設施向周邊地區居民及相關企事業單位提供服務，2015年服務10萬人次以上。二是“走出去”，運用傳媒教育資源優勢為社會提供文化服務，如江南影視成立新星藝術團開展“先進文化進社區”活動、山東傳媒組織師生為企事業單位進行文藝匯演等活動。

在教育支援方面，傳媒類高職院校積極對口支援中西部地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傳媒職業教育的發展。如湖南大眾與中西部地區5所中職院校開展對口支援；江南影視免費招收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藝術生，助力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精準脫貧戰略。

五、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高職院校培養應用型技術技能人才的內在要求。與傳媒類高職院校合作的單位主要是傳媒類企事業單位，與工程技術類行業不一樣的是，傳媒行業對節目質量和播出安全的要求非常高，且很難提供大批量的實習崗位。因此，傳媒類高職院校的校企合作必須跳出工程技術類專業的傳統合作思路，不斷探索符合行業需求和專業特性的新思路、新方法與新模式。在這些方面，各傳媒類高職院校都進行了積極探索。

湖南大眾以前臺后院為基礎，不斷拓展合作范圍，推進合作深度，致力于從“引企入校”到“引企入教”的轉變；安徽廣播在校企合作的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目前已經形成“合作目標多維度，合作形式多層次，合作平臺全媒體”的局面；安徽新聞積極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江南影視與企業共建產學研基地；山東傳媒與眾多地級電視臺建立全面的合作關系。上海電影與寶山區政府、上海新文化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達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產業平臺；浙江橫店積極發揮集團辦學優勢，推進“合作辦學、合作育人、合作就業、合作發展”。

由此可見，每個學校都在開創校企合作的特色之路，但與《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當前的校企合作呈現學校熱心、企業動力不足的現象，實質性的深度合作還不夠強、影響力還不夠大、數量還不夠多、項目還不夠典型。

六、學校治理

治理能力建設是促進高職院校內涵發展、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現實需求和重要保障。2015年8月，教育部出臺《職業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動計劃（2015―2018年）》，將管理水平提升確定為此后三年的重點任務。在此背景下，各傳媒類高職院校都在積極探索以建立大學章程為中心的治理能力建設。具體情況如下：

一是編制大學章程。如湖南大眾把章程建設作為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提升治理能力的首要工作，目前章程已經獲批通過，較好劃分了行政權、學術權、職工民的權力邊界，規范了各項權利的運行機制，建立了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制約與合作的治理結構，系統設計了校院兩級管理的內部治理框架。安徽廣播、山東傳媒、天津廣播都在制定章程的過程之中。

二是強化制度建設。在依法辦學理念的指導下，以章程建設為基礎，很多傳媒類高職院校都在開展建章立制工作。如安徽廣播以制度建設為根本，以績效改革為抓手，制定印發了考勤管理、崗位任職、績效工資等文件，實行分配制度改革，為學院內涵建設注入新動力；湖南大眾成立了制度體系建設工作小組，完成了上位制度的收集、整理及編印，確立了制度體系的建設框架和建設步驟，加快推進制度建設。

三是實施二級管理。為適應產業、行業發展規律和專業集群建設要求，湖南大眾將教學系全部實行二級學院建制，初步明確了二級學院的權責及其內部架構，理清了職能處室和二級學院之間的工作關系；上海電影也在試行二級學院管理，下設若干專業，將管理重心適當下移，學院在賦予專業系部相應職責的同時，也給予專業系部一定的自，使專業系部成為責權利統一的教育教學主體。

章程、制度和二管理體制的推進，為進一步提升傳媒類高職院校的治理能力奠定了基礎。但更為重要的是切實的執行，在當前科層制觀念濃厚的文化背景下，這一點尤為艱難。而且大學章程建設僅限于學院內部的權力架構調整，無法解決辦學自不足的問題。這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厘清政校權責，轉變政府職能，實行管、辦、評分離。

總之，從對以上9所學院的分析可見，我國傳媒類高職院校已經過了創建期、規模擴張期，正在轉向內涵發展期。但與傳媒行業對傳媒高職教育的期許以及國家對傳媒高職教育的定位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在這種形勢下，迫切需要進一步提升傳媒類高職院校的發展能力。

注釋：

①課題組研究的傳媒類專業采取的是“大傳媒”的概念，既包括新聞學、廣播電視編導、播音主持、編輯出版、網絡等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專業，也包括廣告、動漫、數字媒體技術、藝術設計等與傳媒相關的專業。

參考文獻：

[1]王小河，秦子龍.我國院校傳媒教育的現狀、問題和發展趨勢――六所新聞傳播學院負責人討論紀要[J].今傳媒，2005（7）：8-13.

Study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Vocational Colleges

ZHOU Shan-dong

（Hunan Women's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004， China）

第8篇：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范文

當前，理論界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的理解，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教學方法上的藝術；二是教學風格上的藝術。可以肯定，無論是教學方法藝術還是教學風格藝術，都忽略了教育理念的發展與創新對課程的決定性意義，回避或淡化師生的思想情感基礎，師生被當作是傳授與接收的機器。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應以師生的思想情感為基礎，以相關的教育教學理論的創新為指導，以多媒體教育教學的方式、方法和技術手段為媒介，使其教學創新在醞釀、呈現和表達階段實現有機協調，是教學的一種理想境界。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強調的是教學創新在醞釀、呈現和表達階段的有機協調；它是創造美、內容美與形式美的統一；它是政治性、科學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源自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基于特殊的目標要求、面對復雜的教育對象和教育環境，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內在要求其應超越于技術，表現出活動主體的創造性，它抵制技術層面的復制，倡導藝術是不可復制的。而且，這種藝術化也內在地要求其要融入參與者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說，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內在于其活動的創造性，并且要融入教師、學生和管理者的思想情感。教學活動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它以思想情感為基礎。以情感為基礎要求信息的加工、處理與傳輸的藝術化形式。思想政治課教學生活化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已向我們揭示了傳統的“灌輸”教育的種種弊端。它不僅是不道德的行為，也是一種“在教室里扼殺了個人的尊嚴、價值”的行為[2]。因此說，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化是思想政治課教學中倡導人文關懷、彰顯個性自由的呼喚。教學中，教育工作者面對差異化的教學對象，由于他們的專業知識背景、認知結構和非理性表達方式的差異，即使是相同的內容，也要求教師以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去表達。在教學實踐中，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同樣的表達在不同的專業學生中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應。差異化的教學對象使得創新性教學在任何環節都顯得尤其重要。對象的差異性伴有環境的復雜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環境，尤其是隱性環境中存在著“隱性藝術化不夠的問題”[3]。其實，不管是顯性環境還是隱性環境，宏觀還是微觀，大家在其藝術化方面的重視程度都顯得不足，環境之間相悖并存，甚至于相互沖突。有時，再“藝術化”的理論說教也抵不過一個社會事件的影響力，在教學探索中，很多教育者都表達過這樣的無奈。可見，環境的復雜性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育中應夯實其藝術基石。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化的現實途徑

基于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內涵的理解，依據其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提倡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藝術的深層理念顯得尤為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完善其藝術化理念呢？做好三方面的轉化應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即在多媒體教學中應注重將教學理論轉化為育人理念；將教材體系轉化成教學體系；將理論語言轉化成教學語言等。

（一）教學理論轉化為育人理念，呈現創造美

馬克思說：“……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以，教育教學需要科學的教育教學理論來指導。當然，它在解決實際的教學問題時，還應在教學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創新，因此說，只有不斷創新的科學教育教學，理論才能促使其長足發展。面對教學中存在的諸多現實問題，其解決之道應以先進的教學理論為指導。教學中，首先要求教師應做個孜孜不倦的理論研究者，用科學的理論武裝自己，持續不斷地在教學中踐行先進的教學理念。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重在育人，以大學生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為例，其目的是要全面提高大學生的道德素質和法律素質，重在育人是其應有之義，所以科學的教學理論轉化為育人理念應是高校思想政治課程教學的內在要求。在多媒體教學中如何更好地實現育人理念的貫徹呢？根據筆者的教學體會，教師應發揮其主導作用，讓學生的主體地位得到充分的體現。在授課中第一要做到思想育人，即有意安排教學內容的理論碰撞，讓科學的理論放射光芒。第二是辯論育人，在教學中讓學生有機會參與討論或辯論，讓他們做一個思考者而不是一個“留聲器”。第三是實踐育人，教師在教學中應創設情境，讓學生體會道德與法律在實踐中的意義和可能存在的困境，使他們對相關內容有更加豐富和直觀的理解。如果這些育人方法能和學生所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結合起來，就能更好地調動學生的激情，并能實現師生在教學互動中的情感交流，從而克服傳統的灌輸式教學在育人層面收效甚微的窘境。

（二）教材體系轉化為教學體系，實現內容美

針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許多學者和專家都提出了自己別具一格的解決方案，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也有不少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地方。據筆者了解，很多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壓縮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學時的情況，拿“基礎”課的課堂教學學時講，有的高校實際教學學時都不到三十個，用如此短的課堂課時，按課程體系，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學主導與教學主體的良好互動、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應該說是不可能實現的事。那么“，按章教學”的教學思路能行得通嗎？可以肯定地說，“按章教學”的教學思路對有的高校來說也是不切實際的[4]。所以，面對現實情況，教師應將課程體系轉化為教學體系，實現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蛻變是現實的必然要求。教學藝術依賴于教學美的全方位呈現，而其中的基礎是內容的科學美，同時，教學體系應建立在對現實問題的解決之上。教師在應對實際課時壓縮、教學要求提高的現實中，應深度挖掘所授內容的科學性；展現其藝術性；不斷超越功利，追求并滿足個性自由，充滿激情地創造，實現教與學的和諧。所以，在教學中，老師應重新編排教材內容的內在合理邏輯，從而突破學時限制，使內容豐滿，教學藝術充分展現，并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如“基礎”課中，我們可以將緒論第一節“適應人生的新階段”，第一章的“理想與信念”和第六章第二節的“大學生擇業與創業”的內容聯系起來講授。其聯系的內在合理邏輯表現在：個人追求各自的理想與信念時必然會遇到各種不同的人生問題，學會適應，堅定信念，立足現實，是通往個人實現理想的必經之路。具體的課件制作可用“問題”（這里的問題是指大學新生常常會碰到的常見問題）來引導教學，“問題教學”不僅能吸引學生，也能為教學的藝術性做好鋪墊。

（三）理論語言轉化成教學語言，體現形式美

第9篇：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范文

[關鍵詞]新媒體 大學生 思想政治

[中圖分類號]G7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9-0184-01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發展，以網絡和手機為代表新媒體飛速發展，這使得新媒體相較于傳統媒體呈現出更加的多元化的趨勢，并且影響了人們的交往和思維方式。因此，新媒體的發展對于當代大學生思政教育而言，既是挑戰，又是機遇。在新媒體迅速發展下，如何利用有效的科技手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學理論結合實際的局面，這是擺在我們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務。

一、對大學生產生的影響

新媒體已被當代大學生廣泛運用，成為其獲取信息以及人際交往的重要手段，并影響著大學政治教育。

（一）新媒體的定義及功能特點

新媒體的概念是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的，當前網絡基礎上出現的各種媒體形態統稱為新媒體。因此，新媒體的主要特征有三個：傳播途徑的多元化、發展的迅猛化和傳播廣泛化。

（二）新媒體對大學生產生的影響

1.對人際交往的影響。借助于網絡、手機短信等新媒體，大學生借助于網絡等新媒體在與人交往中更為便捷和自由。大學生表達思想觀點的重要選擇是網絡，網絡能充分發揮網民的言論自由并利用網絡情感交流的廣泛性，這就使得涉世不深的大學生能發表自身的看法，這些使得大學生忽視現實倫理道德的約束，隨意放縱自己言行，甚至出現違法亂紀現象。作為高校德育工作者，應該高度重視當代大學生在新媒體日新月異形勢下帶來的新問題。

2.對學習的影響。大學生利用新媒體可獲得豐富的學習資源，這些有助于學生主動學習，改變以往被動學習的局面，但是在豐富學習資源的背后卻是良莠不齊的一個形式，學生涉世不深沒有區分是非的能力，很容易被負面信息所左右，這些都需要高校德育工作者對其加以正確的引導。

3.對性格塑造產生影響。隨著西方各種思潮的涌入，在其影響下，當代大學生追求個性化、特征化趨勢日益明顯，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追求個性化有利于學生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培養。而當代大學生大多屬于獨生子女，從小嬌生慣養，接觸社會機會少，還沒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更缺乏對現實問題的理性判斷。

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利用多媒體、互聯網等新媒體手段完善思想政治理論課傳統的教學，并通過播放最新的社會熱點新聞引導大學生通過討論和評述的方式，提高大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當代高校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由之路。

（一）理論聯系實際教學原則的需要

隨著當代大學生對現實社會接觸的日益增加，其通過網絡等新媒體掌握信息量日益增大。利用新媒體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引用新聞教學模式，能把抽象的理論轉化為學生喜聞樂見的知識點加以吸收，學生可通過討論、分析、解決問題等方式，主動參與加到課堂中。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利用新媒體通過熱點新聞事件為與學生教學溝通手段，進一步提高學生關注國家政治、熱點事件來提高其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豐富教學內容提高教學效果

在傳統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枯燥、抽象的影響下，就只有老師講學生聽的單一教學模式，這就使得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興趣降低。學生上大學的目的單一就是為了找工作，因此對專業課比較重視，忽視了與現實聯系緊密的思想政治理論課，這使得學生在生活中遇到現實問題無法解決。因此，高校德育工作者應該把學生喜聞樂見的新聞事件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以現實、生動的案例進行教學，豐富課堂教學的內容，提高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態度，這樣可以幫助學生在社會中解決面臨的現實問題。

把新聞事件融入到思想理論課教學中，可讓學生根據自身愛好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新聞事件進行討論，使學生從一個被動的接受者變為主動的參與者，激發他們的思維潛能以提高學生參與課堂的熱情。教師引導學生自己解決和分析現實社會問題的能力，從而提高學生融入社會后獨立生活的能力。

總之，隨著全球化和科技的飛速發展，新媒體日益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對于我們高校德育工作者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我們要端正態度，運用把思想政治教學工作與當代大學生的生活實際聯系起來，使其成為學生喜歡上、學得會、用得上的課程，為培養新時代大學生做出應有貢獻。

【參考文獻】

[1]尹韻公.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0）[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