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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稅收政策相關理論范文

關鍵詞：稅收 征管 審計 地方稅務征管

一、加強稅收政策執行工作和稅收征管審計工作的重要意義

稅收是國家組織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因此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并按年、按季、按月征收，均勻入庫，稅收面向多稅種、多層次、全方位的課稅制度。首先能從多方面籌集財政收入，保證財政收入的穩定，滿足日常的財政支出。其次，稅收也是國家跳動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具有維護國家政權的作用。此外，稅收還是國際經濟交往中維護國家利益的可靠保證。因此，加強地方稅收政策執行力度，嚴格把關稅收征管審計工作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

二、努力熟悉稅法種類及關于地方稅收政策的優惠制度

稅收按不同的標準可以進行不同的分類。例如按照征稅對象可以分為流轉稅類、所得稅類、財產稅類、資源稅類和行為稅類；按照計稅依據可以分為從價稅、從量稅和復合稅；按照稅收的征收權限和收入支配權限進行分類，可以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等。

對國家稅收政策的優惠制度的不熟悉或者誤解，甚至可能導致稅源流失的現象。稅源的流失是政府財政收入不規范的誘因，同時會影響到社會的勞動就業機會，資源的有效配置也會受到不利影響，稅收收入的分配也會產生一定的偏差，而國家整體經濟的信息也會被蒙蔽，做為宏觀調控的一只手，國家的干預反而會增加政府與納稅人的矛盾。比如，減免稅是國家對某些納稅人和征稅對象給予的鼓勵和照顧的相關特殊性的規定。制定此項規定一方面是為了照顧地方納稅人的特殊困難或者鼓勵新興產業的發展等。主要包括減稅和免稅、稅收起征點以及免征額等相關政策。地方稅務局在進行稅收征管和審計工作中，更要熟悉國家稅法關于地方稅收政策的優惠制度，以防發生多征、誤征，進而引起地方稅務局與納稅人之間的糾紛，阻礙稅收政策的執行以及征管審計工作的開展。

三、加強稅收政策執行和征管審計工作的措施

（一）稅務部門要研究和制定稅收征收和征管審計工作的各項制度

要認真研究并制定稅源管理體系、稅收管理員制度、崗位責任制以及審計工作中的相關制度、審計人員的管理體系等相關制度，從制度上管人、管事，堵塞工作漏洞。

（二）要不斷提高稅收工作人員以及審計人員的職業技能

面對地方稅收工作的復雜性及其重要性，一定水平的職業技能是保證地方稅收政策執行及其征管審計工作開展的有利保證。僅僅要求工作人員業務處理水平是不夠的，稅收征管工作對管理人員的知識更新能力有更高的要求。管理人員在進行地方稅務政策執行和征管審計工作中，除了嚴格按要求按政策制度開展工作外，要重視國家稅收政策的更新，不斷強化業務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職業技能，以適應國家最新的稅收征管工作。比如，地方稅務局工作人和審計工作者，不斷更新職業技能，管理當局也要適應國家相關制度是開展稅收政策執行和征管審計工作的基礎。同時也是完善稅收執行政策和征管審計工作制度的一部分。

（三）不斷完善稅收征收和征管審計工作的各項制度

要在堅持稅收征管工作和審計工作的基本原則的基礎之上，依據我國稅收相關法律制度，借鑒參考國外發達國家稅收管理工作的先見之舉，總結工作中的歷史經驗，發現歷來工作中的難題甚至不合實際之處，通過向地方政府部門或者上級部門反應并討論，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修改并完善稅收執行政策和征管審計制度體系，不斷提高地方稅收政策執行力度和征管審計工作效率。比如我國的地方稅收政策的執行以及征管審計工作的開展，給人一種常規不變居于制度的印象，這就需要我們創新手段，在理論和法律法規的基礎上，提高稅源精細化管理，加強稅收政策執行的快捷性，完善征管審計工作的高效率。

（四）注重細節

從大的方面，不僅從整體制度或者政策法律法規的角度出發，加強地方稅收政策執行和征管審計工作，而且從稅收征管人員和征管審計人員的崗位職責，職業技能等方面不斷完善地方稅收政策執行和征管審計工作。具體的，除了加強工作人員的管理，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還要從具體的征管工作中認真思考和分析當前地方稅收政策和征管審計工作中的不足，如，具體的業務流程是否滿足管控的需求，與地方稅務局相關部門的工作是否協調，信息是否融合，稅收發票的開辦是否合理或者對不法分子有可成之機等，從地方稅收政策執行和針管審計工作的各個環節，不同角度，嚴格制約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四、結束語

審計人員對稅收征管工作的開展進程及其效率有著監管和報告的作用，對地方稅收政策的執行，不管是從地方稅務局稅收征管工作入手，還是從審計人員審查監督入手，都對加強地方稅收政策執行和征管審計工作肩負著重大的責任。

參考文獻：

第2篇：稅收政策相關理論范文

關鍵詞：自主創新；稅收政策；激勵創新；經營決策

一、稅收政策對我國自主創新的意義

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情況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強弱對于自身發展是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的，而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對于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引導作用是不容小覷的。雖然從宏觀的經濟政策來看，稅收政策能夠提高企業的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給予企業更多的資金支持，使企業為國家產出更多的優質產品。但當政策真正投入到企業生產中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現行的稅收政策對于企業自主創新發展依然存在局限性，并不能將稅收政策的積極作用完全發揮出來。一方面，要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稅收優惠政策對自主創新的影響。自主創新重在“創新”，這就需要國家針對不斷優化的企業內部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并及時發現其中的問題，盡快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從而使稅收政策的積極作用全部呈現在自主創新的過程中。另一方面，要不斷更新企業自身的自主創新理論，雖然稅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自從主創新的進程，但更多地需要企業對自身今后的發展規劃以及目標，深入剖析自身的需求，再選擇合適的稅收政策，相輔相成，從而促進企業又好又快發展。

二、我國在自主創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1.我國缺少針對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就我國現有的稅收法律法規來看，與企業自主創新相關的條例十分的分散，甚至有一部分是夾帶在其他政策當中，并沒有明確的針對性。而且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政策的覆蓋范圍不同，缺少規范性卻又存在差異性，很容易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扭曲企業的規劃和目標，從而使本應享受稅收優惠的企業的投入成本增加。也正是因為這些相關的政策覆蓋范圍過為寬泛，缺少了完整性和綜合性，從而使很多企業完全不了解或者不關注這些稅收政策；甚至有一些法規條例是專門針對生產鏈中的某一個步驟或環節，很難使企業將這些政策重視起來。2.自主創新前期缺乏稅收優惠政策的扶持。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我國雖然對自主創新的關注不斷提高，但是在創新開展前期依然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方面，我國政府在企業所得稅的征收方面，更多地關注后期的優惠調整，比如在使用一些已經具有專利性質的科研成果或者是科學技術方面，國家有較大的優惠政策進行扶持，但是對一些耗時較長、成本較高且風險較大的創新技術，尤其在開發前期，幾乎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例如各項準備金及創新前期的投資，都有自主創新企業自行承擔。另一方面，受增值稅專用發票獲取渠道限制的影響，企業在購買技術設備時遇到阻礙，同時稅收負擔居高不下，既要投入大量資金成本，又要承擔高額稅負，這就會導致在創新生產的后期出現資金不足的情況，既無法呈現出最終的創新結果，又會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3.鮮少有與研究人才相關的稅收激勵政策?？茖W技術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但是科學技術卻是由人才進行不斷的創新和優化的，每一項科研創新都離不開優質人才的努力和投入。在當前的經濟市場中，能夠很大程度激勵人才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少之又少，政府可能將更多的目光放在了企業的后期發展而忽視了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很久以來，我們對于科學技術人才并沒有給予過多的關注，尤其是在前期的準備和投資方面，近乎于忽視，而且在優惠稅率和起征點的制定方面變得更加嚴格。過高的約束不僅使科技人才的工作積極性降低，還會使一些新興技術人才對創新工作退避三舍。多層的消極因素就使我國科技創新的技術型人才大量缺失，企業的自主創新目標難以達成。同時，新興力量的數量不增反減，缺少了人才之間的良性競爭，就會導致人才創新的積極性降低，從而使創新工作難以穩定進行。4.稅收政策與企業創新發展情況不相適應。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的積極影響與理論上的預期是相差無幾的，但當我們真正深入了解到企業的實際發展狀況與稅收優惠政策的實際作用時卻會發現，企業并沒有完全像我們預期的那樣達到理論上的優惠效果。這就意味著，我國在制定稅收優惠政策時并沒有將所有的企業發展狀況都考慮到，同時也由于一些因素的限制導致優惠政策無法滿足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各項需求。政府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交流不對等是出現問題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稅收優惠政策是由政府著手制定的，而政府無法顧及到所有的企業，所以政策在細節上對一些企業的影響是極小的甚至是消極的；另一方面，由于優惠政策設計得不夠全面，某些難以為繼的企業就會選擇一些投機取巧的方式來逃避稅負，從而使財政資金出現問題。

三、針對自主創新過程中存在問題的解決措施

1.建立系統完整的稅收政策體系。目前我國的財政稅收政策雖然整體來看問題不大，但當我們仔細研究時就會發現針對企業自主創新的政策大多是依附于其他政策，而且出臺的頻率較多、相對來說過于系統和概括，對企業不同的發展時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所以，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去吸取一些國外的經驗，比如明確不同優惠政策的針對目標、適用范圍，減少政策之間的重復制定，從而進一步規范和優化我國的稅收政策，使優質的自主創新的企業能夠享受到更多的政府給予的稅收優惠，進而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在政府進行政策優化的同時，也要更加系統地整理針對企業出臺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在適應國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形成一套完整的與企業自主創新相關的稅收優惠政體系。但是，這種對政策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也會降低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所以國家要確保今后在出臺相關政策時要做到明確、規范和完善，從而保障政府的權威，提高人民對自主創新活動的積極性。2.提高政府對創新前期工作的關注程度。企業的自主創新是一個復雜且漫長的過程，不同的環節能夠呈現出不同的結果，但每個環節又是緊密相連、不可分離的。不過目前國家還沒有完全將一部分工作重心放在企業的自主創新上，所以針對這一問題，一方面，國家可以調整對企業所得稅征收的關注重心。目前我國大部分已申請專利的科學技術和研究成果都已享受了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但一些在科研前期花費成本較高、研發時期較長的新興技術卻無人問津，雙重壓力導致自主創新無法繼續進行下去，因此提高國家對企業事前準備的關注度，明確企業各項準備金的稅收優惠力度，并制定針對不同規模企業不同基數的稅收優惠政策。另一方面，企業在投入大量準備資金的情況下，稅收負擔也隨之提高，這就會使企業無法支持后續的創新工作，得不到新型的研究成果，那么整個創新過程便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浪費。所以，政府可以適當地降低企業合理的稅收負擔，使企業的前期投入足夠支撐整個發展階段，并減少在購買設備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方面的一些約束力，從而打好企業自主創新的物質和資金基礎，以保障后續發展。3.完善與新型人才相關的優惠政策。優質的人才對于一個處于自主創新過程中的企業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甚至說在企業未來的發展過程中也是絕對重要的存在。目前，我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人才較為稀少，所以，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完善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首先，加大對新型研發項目的前期關注度，同時在研發初期給予較低的稅收負擔；其次，在征收個人所得稅方面，可以適當地提高科技型人才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或者給予合理數額的稅收津貼，從而激發新型人才的工作熱情；最后，大力發掘更多企業中的自主創新人才，給予一個合適公正的平臺，讓他們能夠將自己的創新熱情完全投入到企業的發展中去。4.調整稅收政策并適應企業不同時期的發展。目前政府出臺稅收政策的前提都是順應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形勢，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這并不能夠完全使企業享受到合適的稅收優惠政策。所以針對這一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建立一個面向自主創新企業開放的行業平臺，既可以讓企業在自主創新過程中提出一些建設性問題，又可以讓政府能夠及時了解企業的合理要求，從而出臺與企業發展相適應的稅收政策，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同時，政府可以開展各種調研活動，設立一些咨詢機構、委員會等，同步收集企業各項合理需求，以保障政策的合意性和權威性。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也勢必要結合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保障政策導向與國家發展步調一致，進而使企業的自主創新工作開展得更加順利。

第3篇：稅收政策相關理論范文

一、資本流動稅收政策種類：中性與非中性

資本流動分為資本輸入與資本輸出兩種形式。境外所得稅收政策是針對資本輸出的所得而制定的稅收政策，它既受制于輸出國政府對本國資本輸出的政策傾向，也受到國際稅收政策的影響。這兩者共同影響所形成的稅收政策有中性與非中性之分。

資本流動中性分為資本輸出中性與資本輸入中性。資本輸出中性要求稅法既不鼓勵也不阻礙資本的輸出，使得在國內的投資者和在海外的投資者的相同稅前所得適用相同的稅率；資本輸入中性則要求位于同一國家內的本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者在相同稅前所得情況下適用相同的稅率，稅收協定中的資本無差別要求，實質上就是資本輸入中性的體現。

但是一國在對待資本輸出中性與資本輸入中性方面，在內容上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一國若強調資本輸出中性，就可能偏離資本輸入中性；反過來，一國若強調資本輸入中性，則又可能偏離資本輸出中性。比如資本輸出中性要求居住國對其居民的全球所得進行征稅，并對外國來源所得的外國稅收實行抵免；而資本輸入中性則要求居住國對所有的外國來源所得實行免稅。因此，資本輸出中性與資本輸入中性在理論上有著天然的矛盾，無法解決。因而，一個國家究竟應實行怎樣的稅收政策才能既堅持資本輸出中性又符合資本輸入中性，屬于一個兩難的問題。這一理論空隙為一個國家選擇符合其自身利益要求的稅收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所以資本跨國流動中的稅收中性原則實際上不可能得到嚴格執行。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的社會屬性已經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而資本運動所帶來的對本國社會經濟的影響則是各國政府必須關注的現實。各國政府根據本國資本的存量，都可能分別采取鼓勵或限制資本輸入、資本輸出的稅收政策。

一般而言，對資本流動稅收政策的選擇，首先，取決于該國資本的存量以及本國經濟對資本的容量。在本國資本不充足的時候，政府顯然更多地考慮吸收外資，即實行有利于資本輸入的稅收政策。其次，則是資本收益率的比較。只有當資本的流動能帶來更多的經濟收益和社會福利時，才會在稅收政策上更加鼓勵大規模的跨國資本流動。第三，經濟活動范圍的擴大，要求經濟關系得以延伸，這既對資本流動的規模、速度等提出了要求，也對相關稅收政策提出了挑戰。

二、各國在資本流動中的稅收政策實踐：中性與非中性并存

綜觀各國的稅收實踐，資本輸出中性往往不可能是首要標準，而資本輸入中性更難以堅持。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吸收外資是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標，所以，在資本輸入時，采取稅收優惠措施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對于資本流動沒有特定的輸入或輸出目標的國家，如一些發達國家，則有條件執行更趨向于中性的稅收政策。比如，美國作為擁有眾多跨國公司的全球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他的做法代表了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也對發達國家的稅制乃至全球的稅制起著一定的導向作用。通過研究美國對資本輸出的稅收政策可以發現，美國對內資和外資基本上采取的是同等的稅收政策，對外資沒有稅收優惠，實行資本輸入中性，對海外投資，一般也不實行稅收饒讓制度，堅持資本輸出中性。作為稅收中性可謂執行的最好的美國，在稅收政策實踐中確實體現了中性稅收政策思想，但也還有著非中性的大量稅收政策條款。

盡管由于資本輸出中性和資本輸入中性的本身存在著內在矛盾，稅收中性成為稅收政策制定的基本目標也已經毫無疑問，如國際稅收中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避稅與逃稅這一重要目標，就體現了稅收的中性原則。但各國的稅收實踐中更多的是偏離稅收中性的做法?；诒疚牡难芯恐黝}，下文主要就其資本輸出的相關政策進行討論。

資本輸出的重要后果之一是所得稅的外流。為了維護本國的稅收利益，各國必須制定相應的稅收政策，防止稅收收入的外流。由此，各國都希望本國的所得稅稅率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是，這就可能帶來兩種后果：一是導致國家間的所得稅競爭。其短期后果是使資本流向低稅國，可能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其長期效應則是使各國的所得稅水平過低，造成政府財力的不足或稅制結構的扭曲。

盡管這些后果是可以預期的，也無法阻擋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做出所得稅政策的選擇。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世界性稅制改革正是這樣的一次實踐。在這次稅制改革中，各國紛紛降低了本國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和個人所得稅稅率，其原因之一，就是為了使本國對資本所得課稅的稅率低于或接近其他國家的稅率，以便在資本所得稅稅基的爭奪戰中處于有利地位。這種稅收政策實施的后果是既沒有直接限制資本輸出，又保證了資本輸出帶來的利潤回流，從而保障所得稅稅基，也毫無疑問地影響著資本流動。

從各國對資本輸出采用的稅收政策看，其非中性清晰可見。如為了鼓勵本國資本的對外投資，許多國家的稅收立法都給予一定程度的國內稅收減免。如荷蘭，作為世界上著名的境外投資中轉站，許多公司在此注冊，利用荷蘭優惠的稅收政策，再從荷蘭往外投資，荷蘭對境外投資的稅收政策較具典型意義。英國、德國、法國都有對境外投資的優惠政策。為了解決國際雙重征稅的問題，不少投資來源國都采取了稅收抵免、稅收豁免或延期納稅的辦法，還有一些國家實行了國際投資儲備金制度，比如日本、法國、德國等國家就采取這一有利于對外投資者的制度。

一些典型國家的境外所得稅收政策提供了以下幾點啟示：

一是跨國資本流動，帶來了稅收政策的新變動。在發展中國家，對輸入資本的爭奪，是稅收政策關注的重點；而對發達國家來講，所得稅稅基的爭奪更是稅收政策調整的目標。正是這種稅收競爭機制，世界各國的公司所得稅稅率才紛紛下降，在一個較低的稅率水平上實現基本趨同。

二是政府通常需要從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情況出發，來選擇稅收政策。比如發達國家，一般而言，作為資本輸出國，如何爭奪所得稅稅基，是其稅收政策關注的重點。而發展中國家，在資本輸出的初期，可能會更多地關注如何鼓勵資本輸出。所以，各國應該審時度勢，認清本國的資本流動格局，制定出與資本流動現狀相適應的稅收政策，這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也具有不可忽視的政治意義。

三是稅收中性盡管是稅收政策應有的目標，但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稅收政策的中性都只能是相對的，在具備相關條件（如較高的市場化程度）時，才能更好地實現。所以，在稅收政策制定中，既要盡量減少稅收政策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同時，也要考慮在市場作用有局限的時候，保證政府稅收政策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片面強調稅收政策的中性其結果將適得其反。

三、我國的對外經濟關系戰略與相關的稅收政策

（一）我國的“走出去”戰略及其意義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吸收了大量外資，成為全球主要資本輸入國之一。在此過程中，我國經濟也積聚了一定的實力，在1998年制定了“走出去”的發展戰略，即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企業進行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主動參與多種形式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優化資源配置，拓展國際市場，加快結構調整，培育跨國公司，增強國際競爭力，為經濟發展開辟新的空間。這一戰略的主要意義在于：一是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解決石油、天然氣以及許多重要礦產資源、森林資源、漁業資源等蘊藏量的不足，具有長遠意義。二是有利于開拓國際市場。通過企業“走出去”，帶動貨物、技術和服務出口，提高國際市場占有率，在國際分工與合作中占有有利地位。三是有利于我國在經濟全球化中實現自己的利益，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四是有利于企業的做大做強。通過“走出去”，培養跨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為企業在全球化中求生存、謀發展打造實力。

（二）我國對境外投資的稅收政策

為了鼓勵我國的境外投資，我國在相關政策的選擇上也注意了與這一發展戰略的適應性，制定了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簽訂了許多避免國際雙重征稅的協定，在稅收協定中也貫徹了稅收饒讓的原則。從我國現行所得稅規定看，對居民境外所得已經形成了基本的稅收政策框架體系。這一體系包括以下主要內容：（1）明確了對居民全球所得的稅收管轄權；（2）分別確定了企業和個人居民的范圍和標準；（3）確立了劃分所得來源地的機制以及判斷幾類主要所得來源地的標準；（4）遵循資本輸出中性原則，采用抵免法消除國際重復征稅；（5）鑒于目前我國大部分對外投資的主體為國有企業，針對國有企業財務會計核算的特點，對國有企業境外所得稅收管理采取了一些簡化措施和優惠政策；（6）與90余個國家或地區談簽了避免國際雙重征稅的協議，參與形成了國際稅收協定網絡，該網絡已經能夠覆蓋我國居民的對外投資。有些稅收協定還采用稅收饒讓措施。

 

盡管對居民境外所得已經形成了上述稅收政策框架體系，但是，我國目前對“走出去”的稅收促進和稅收保護政策過于零散，沒有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即使有了一些制度規定，其操作性也不強，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上述政策框架形成于我國改革開放初期，許多概念是出于促進資本輸入目的設定的，不能適應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需要；二是居民境外所得稅收政策散見于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三個稅種中。而這三個稅種又分別立法，協調和調整相關規定的難度比較大；三是由于我國長期實行嚴格的資本流動管制，對外投資規模不大，實際運用有關政策規定的經驗不多，僅有原則性的政策規定，難以設計出較完美的配套征管操作措施。

所以，對境外居民的所得稅收政策，既要解決政策導向問題，還要注意政策內容與稅收制度銜接設計問題。尋找解決這兩方面問題的答案，需要立足中國國情，適當借鑒國際經驗，走出一條既符合當前實際，又有利于中長期發展的新路子。

四、我國境外所得稅收政策選擇

分析世界各國的相關經驗，結合我國的稅收政策環境，我國當前的境外所得稅收政策選擇應該體現以下思路：

（一）堅持資本輸出中性原則

考慮到增強稅制的公平性、防止資本外流和保障國家稅收權益的需要，對居民境外所得，在總體上宜繼續堅持資本輸出中性的政策基調。即對居民（特別是個人居民）的全球所得實施稅收管轄；采用抵免法消除國際重復征稅。

（二）當前稅收政策目標的選擇應該與政府的經濟發展戰略相適應

我國還處于資本輸出的初期，采取鼓勵性稅收政策既是各國的慣例，也是我國的必然選擇。這些鼓勵性稅收政策包括在現行資本輸出中性政策規定的基礎上各種更加有利于減輕居民境外所得稅收負擔的措施。如切實增強資本輸出中性的國際稅收原則，有條件地引入間接抵免制度，進一步減少國際重復征稅：對一些存在激烈國際競爭的戰略產業或產品采用資本輸入中性原則，確保我國居民的國際競爭力不受本國稅收的影響；為提高企業應對境外投資風險的能力，支持企業提取海外投資風險準備金等。

抵免法、免稅法、扣除法是迄今為止各國境外所得稅收政策的主要類別。在稅制設計時，基于避免國際雙重征稅的考慮，需要對抵免法、免稅法、扣除法等手段進行全面比較分析，選擇符合我國當前宏觀政策傾向的方法。這三種方法相比，抵免法對境外所得體現了比較“中性”的政策精神，對消除國際雙重征稅具有較好的作用。免稅法則體現了對境外所得的政策鼓勵，反映了稅收政策對本國資本輸出的保護和鼓勵?？鄢▌t屬于一種不徹底的避免國際雙重征稅的方法，其作用在于對境外所得充分實施國內的所得稅制度，減少所得來源國稅制對本國稅收的影響。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搭配使用抵免法和免稅法，并在國內法中適當引入間接抵免稅制，與我國政府的經濟發展戰略相適應。當然，在鼓勵“走出去”的同時，還有必要防止稅收政策的過度松懈。

上述方法通常被運用于企業居民的境外所得稅收政策，在對個人居民的境外所得稅收政策中，同樣要注意貫徹稅收公平的原則，保證對納稅人相同的收入征收相同的稅收，不同的收入則征收不同的稅收。

（三）把有效行使居民稅收管轄權作為稅收政策的重要目標

重新檢驗和設計主要出于行使來源地管轄需要而形成的國際稅收基本理念。來源地稅收管轄和居民稅收管轄本是國際稅收的兩個輪子，兩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如所得來源地確定規則除直接用于非居民的納稅義務外，還會用于居民確定其境外所得，并計算外國稅收抵免限額；居民定義的寬窄不僅直接影響居民稅收管轄的范圍，而且因有些所得的來源地與納稅人身份相關而影響來源地稅收管轄的行使。但由于世界科技進步和商務運作方式的變化，傳統的來源地稅收管轄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國際稅收利益分配格局不斷向居民稅收管轄傾斜。面對這種形勢，各國在稅收政策中更加重視居民的稅收管轄權，普遍加強了居民稅收管轄的相關制度建設。為此，從維護我國稅收正當權益出發，避免我國稅收管轄權的旁落，需要改變只偏重于來源地管轄的政策思路。

（四）充分關注國際稅收政策的調整走向，加大反偷、逃、避稅的政策力度，更好地維護我國的稅收權益

避免國際重復征稅和防止國際偷、逃、避稅是國際稅收的兩大主題。從追求稅收公平的目標出發，避免國際重復征稅的問題在過去已受到足夠的重視，但是，在新形勢下不斷出現的花樣翻新的國際偷、逃、避稅行為還需要加強防范。

為爭奪有限的國際資本和發展機會，世界各國均采取了程度和形式不同的稅收優惠，其中不乏有害的稅收實踐。這種國家間的稅收競爭和差異，在推動國際資本流動的同時，也誘發了全球范圍內的國際偷、逃、避稅活動。這引起了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一些國家紛紛采取了應對措施；國際社會也加強了國際協調。隨著我國對跨境資本流動不斷放松管制，以偷、逃、避稅為目的的資本外流也在我國呈蔓延之勢，為防范于未然，有必要引入國際上行之有效的反避稅措施（如受控外國公司稅制），增強我國稅收政策抵御別國有害稅收實踐的能力。

第4篇：稅收政策相關理論范文

[關鍵詞]wto；對外貿易；稅收政策；風險管理

人世五年多來，我國經濟高歌猛進，在得到國際社會積極評價的同時，我國所面臨的一系列嚴峻挑戰也日益凸顯。近年來，我國的稅收政策越來越受到一些貿易伙伴國的高度關注與質疑，稅收問題也不斷成為一些國際貿易爭端的焦點。下文將基于風險管理的視角，在評析我國被訴至wto的兩起典型涉稅案件的基礎上，結合國際上其他涉稅貿易爭端的分析，探討我國在wto后過渡期的貿易稅收政策的風險問題。

一、我國被訴至wto的兩起涉稅貿易爭端案件評析

(一)案件簡況

集成電路增值稅案(以下簡稱為“案件一”)：美國于2004年3月向wto投訴中國，理由是中國對進口的半導體產品征收17％的增值稅，而中國國內廠商雖然也要交納增值稅，但可以享受即征即退政策，這樣致使美國半導體出口商“處于非公平競爭的地位”，構成了歧視，違反了wto規則。該爭端始于中國財稅[2002]70號文的規定：“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對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產的集成電路產品(含單晶硅片)，按17％的稅率征收增值稅后，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稅款由企業用于擴大再生產和研究開發集成電路產品?！苯浰妮喆枭毯?，雙方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中國了財稅[2004]174號文，稱財稅[2002]70號文自2005年4月1日起停止執行。

汽車零部件關稅案(以下簡稱為“案件二”)：美國、歐盟和加拿大于2006年3月和4月相繼向wto提出申訴，要求wto專門成立專家組，對中國零部件關稅政策進行調查。理由是中國對進口的汽車零部件征收高額關稅，迫使汽車制造商從中國本土采購大量的轎車零部件，違反了wto的貿易協議。該爭端始于2005年4月1日中國開始施行的《構成整車特征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掇k法》規定，如果進口零部件的價格總和達到整輛汽車總價格的60％以上，應按照整車進口征稅。中國整車進口關稅稅率通常在28％上下，而零部件則通常為10％左右。中方認為，該項規定是為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整車和零部件的稅率差來規避海關監督、偷逃關稅，也是為了打擊ckd(全散件進口組裝汽車)，保護消費者利益，是符合wt0規則的。但中方后來仍然做出了一定讓步，2006年8月4日，海關總署、商務部、財政部和發改委等四部委聯合發出公告，宣布《辦法》中構成整車特征的3個標準中的1個推遲兩年實施，該標準推遲到2008年7月1日才實施。但美歐加三方仍不滿意，于9月28日在wto爭端解決機構會議上正式要求成立專家組對中國的做法進行調查，在遭到中方拒絕后，又于10月26日再次要求wto爭端解決機構就中國汽車零部件進口案設立專家組。根據wto規則，設立專家組的要求只能被拒絕一次。于是，專家組當天“自動”成立。目前為止，該案尚未最終水落石出。

(二)案件分析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我國連續兩次被發達國家投訴至wto，而且非常“湊巧”的是，這兩起案件都與稅收緊密相關，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我國人世后，稅收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日益密切，政府近年也經常性地運用稅收政策作為調節對外貿易的工具，比如關稅稅率和出口退稅率的多次調整。既然貿易稅收政策直接影響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規模、結構和對外貿易關系，那么在連續多年保持大額貿易順差的形勢下，我國的貿易稅收政策為貿易伙伴國所關注、質疑甚至指控也就在所難免。下面對這兩起案件進行一下具體的比較分析。

1．兩案相同之處。這兩起案件都發生在我國人世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背景下。自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后，對外貿易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遞增(見表1)。如2004年對外貿易進出口規模突破1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6年對外貿易進出口高達1.76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并進一步縮小與第二大貿易國的差距；人世5年間合計進出口總值已超過從改革開放到“人世”之前23年的總和。但同時我國的貿易順差也在不斷攀升，2006年的順差額高達2001年的6.87倍。國際上判斷貿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貿易順(逆)差額與當年進出口總額相比，在10％以內的為基本正常，這個“10％”也可稱為貿易失衡“警戒線”。2006年我國貿易順差1774.6億美元，約占當年進出口總額的10.1％，剛剛觸及“警戒線”。

而且對我國提起訴訟的國家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是中國的重要貿易伙伴。以美國為例，2001－2006年一直位居我國前十位貿易順差來源地的第二，且順差年年遞增。另外，對歐盟的順差在2005年以后增幅明顯(見表2)。在這種貿易不平衡的形勢下，這些國家都千方百計地想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故而對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政策(包括稅收政策)高度敏感。當他們認為我國的國內增值稅政策和關稅政策導致了他們對我國出口的減少，影響了其貿易利益，便提起指控。另外，這兩起案件與其他貿易摩擦案件還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在于，這是他國對我國進口貿易政策(關稅和國內增值稅政策是其組成部分)的指控，而其他大量的涉及紡織品、鞋業等的傾銷案件主要是針對我國的出口貿易政策。

2．兩案不同之處。第一，時間及具體背景不同。案件一發生在2004年，這時我國人世兩年多，進出口雖然呈增長趨勢，但順差還不是特別突出。據美方統計，2003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產品總額高達20多億美元，中國是美國半導體集成電路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且2004年是美國大選年，故美國政府提起申訴與其國內的一些利益集團的要求有關。而案件二發生在2006年，中國已進入wto后過渡期，2005年繼續位列世界第三貿易大國，順差更是激增到1000億美元。除了美國外，歐盟、加拿大也加入起訴行列，加劇了貿易利益的博弈。第二，案件一的誘因是國內增值稅，美方認為我國即征即退的稅收優惠政策屬于對內資企業的生產性補貼，形成了對外資企業的歧視。而案件二的誘因是關稅，美歐加三方認為高關稅迫使汽車制造商大量采購國內零部件，不利于國外零部件的進口。在起訴方看來，無論是國內增值稅，還是關稅，都發揮了“貿易壁壘”作用，阻礙了他們對中國的“自由”出口。第三，案件一的影響力較小，只涉及美國一個國家，而在案件二中，美國、歐盟、加拿大三方聯合抵制中國的關稅政策，影響力相對更大，充分體現了稅收政策對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影響及國家之間貿易利益爭奪的日趨激烈。第四，案件一是以雙方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了最終的爭議，但實際上是我國以默認爭議中的措施違反了有關規定，從而取消了爭議中的稅收措施為條件的。從可以接觸到的材料看，我國似乎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的申辯。…這實際在某種程度上起了“信號”的作用，使得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此之后，一有機會便向中國的稅收政策“開炮”。而在案件二中，中方有了進步，敢于堅持自己的政策沒有違反wto有關原則，沒有直接取消自己的政策，但也出于其他考慮在2006年做出了一定的讓步，目前案件的最終裁決結果還待定。

二、國際上的涉稅貿易爭端案件及啟示

上述兩起訴至wto的案件貌似稅收爭端，是其他國家對中國進口稅收政策的質疑及指控，但其在實質上仍屬于國際貿易爭端，即由稅收問題引發的國家間貿易利益的摩擦。鑒于稅收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wto越來越關注稅收。這一點可以從1993年12月的烏拉圭回合后達成的幾個多邊貿易協定中反映出來。這些協議包括《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sen)、《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農業協定》和《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這些協定既涉及了直接稅。也涉及了間接稅。這些協定反映出各國政府逐步意識到多邊協定在調整稅收措施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大，尤其是當這些措施會影響到商品、勞務、資本、人員和技術的跨國流動時尤其如此。隨著wto涉及貿易和投資規則的不斷延伸，會進一步引發各國稅法和wto規則的沖突，使wto越來越多地干涉成員國制定其國內稅收政策的自由。因此，在wto內涉稅爭執越來越多已不足為怪，這意味著各成員國的稅法和wto規則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國際上曾發生過多起與稅收直接相關的國際貿易爭端。迄今為止，大多數的爭議都是關于間接稅的，包括對酒精飲料(日本、韓國和智利)的征稅，對期刊雜志(加拿大)征收消費稅，對汽車征收銷售稅(印度尼西亞)。另外也有一些與直接稅有關，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如1984年美國推出《外貿公司銷售法案(fsc)》，規定有海外業務的美國企業可以免除占其出口收入15％－30％的稅金，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繼續推行向其出口企業提供補貼的制度。1998年歐盟再次向世貿組織提出了新的訴訟，2002年8月30日，世貿組織最終裁定：fsc是不公平的，違反了世貿組織的規定，應予廢除；如果美國方面不服從判決，歐盟將有權對來自美國的產品征收高達100％的報復性關稅。又比如。美國頒布《2002年持續傾銷與補貼抵消法案》(即“伯德修正案”)，將上一年度向外國公司征收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稅款，按比例直接分配給提起和支持反傾銷和反補貼訴訟的本國公司，而不是上繳財政部。這一做法實際構成了對外國公司的雙重懲罰。歐盟、澳大利亞、巴西、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泰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等11個世貿組織成員，就該法案向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起訴美國。2003年世貿組織要求美國廢除該法案，美國拒不執行。2004年8月31日。世貿組織授權歐盟、加拿大、韓國、日本、巴西、印度、墨西哥和智利對來自美國的部分產品征收報復性關稅，其數額不得超過美國根據“伯德修正案”向外國公司征收的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總額的72％。毫無疑問，世貿組織的這些裁決將會對成員國未來制定的國家稅收政策產生重要的影響。

綜觀這些案件，可以發現其中的共同點：一方面，各個國家(包括美國這些經常責難他國稅制的發達國家在內)都將稅收視為提高國家對外貿易競爭力的工具，常用手段就是通過稅收補貼來鼓勵本國企業出口，或者把稅收作為一種限制他國進口的貿易壁壘來使用。而另一方面，各國在運用稅收政策時，在一定程度上仍要考慮wto原則體系的制約。如果一國的稅制設置不完全符合wto的有關規則，那么由此而引發的貿易利益競爭就很容易演變為貿易爭端，而這些貿易沖突最后還必須在wto框架下找到妥協機制。中國人世后所遭遇的這兩起涉稅案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這一特點。而該領域最新的發展趨勢是：wto在稅收方面關注的不僅僅是確保各成員國遵守各項協定。無論各成員國是否遵守wto準則，各國的稅收政策、行為和措施，都越來越被wto貿易政策審議機制(tprm)監控。由此可推論，我國的貿易稅收政策未來還可能面臨更多的被指控的風險。

三、加強wto后過渡期我國貿易稅收政策的風險管理

(一)在貿易稅收政策的制定中引入風險管理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風險管理是20世紀初興起的研究風險發生規律和風險控制技術的一門新興管理科學，從20世紀70年代起，風險管理技術已被廣泛應用于政府、企業的管理活動之中。1895年，美國學者海斯從經濟學角度給出風險了的定義，認為所謂風險就是“損失發生的可能性”。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f·h·奈特于1921年提出了風險與不確定性的關系問題，認為“風險現象，或者說不確定性或不完全信息現象，在經濟生活中已無處不在……。如果一個經濟行為者所面臨的隨機性能用具體的數值概率來表述……那么，就可以說這種情況涉及風險?！笨梢?，風險一般包括“不確定性”和“會帶來損失”兩個基本要素。因此，可以將一個事物的發展具有不確定性并會帶來損失的情況定義為風險。那么，政府出臺一項稅收政策，如果其政策目標(組織收入或調控經濟)的實現是不確定的，而且還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帶來損失，那么這種稅收政策便是有風險的。風險來源包括政策制定的偏差、實施時機選擇的失誤、政策傳導的時滯、稅收外部環境的變化等因素。

一方面，稅收政策風險不僅體現在政府組織稅收收入的過程中，而且可能產生于政府試圖利用稅收政策調控經濟時。具體到貿易稅收政策而言，政策風險表現為哪些進出口稅收收入可能無法征收入庫，哪些調節進出口貿易的作用可能無法實現。前述兩起案件所體現的主要是后一種類型的風險。由于我國在制定相關的增值稅和關稅政策時欠缺風險意識，也談不上采取什么風險防范與控制措施，那么當風險突然發生時，只能倉促應對。如在案件一中，集成電路的增值稅優惠政策被完全取消，案件二中的有關政策也做了部分調整，這些都是稅收政策本身的風險損失。因此，加強我國貿易稅收政策的風險管理具有必要性。

另一方面，近年來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日漸抬頭，尤其是2006年wto多哈回合多邊談判中止后，各主要貿易大國為緩解國內經濟壓力，獲取更多政治資本，都有計劃地將對華貿易爭端推到前臺，稅收待遇問題則首當其沖。貿易摩擦目前無疑已成為我國對外經濟所面臨的重要風險之一，特別是在進入wto后過渡期以后，巨額的貿易順差不僅增加了國內流動性泛濫的壓力，防范及控制貿易摩擦風險更是刻不容緩。貿易摩擦的成因是紛繁復雜的。在前述兩起案件中，我國的國內增值稅和關稅政策先后成為了引發貿易摩擦的直接而重要的“導火索”，這為我們研究貿易摩擦風險問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稅收視角。正是因為在人世后的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稅收政策的外部性效應在日益突顯，所以在制定一項新的貿易稅收政策時，我們就不能僅考慮它在國內的收入和調節功能，還必須考慮到它是否符合wto的有關規則?？赡軐Q易伙伴國利益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會招致他國指控而帶來意外損失等。顯然，這時的貿易稅收政策風險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稅收領域的風險問題，而且會直接牽連、波及或延伸到對外貿易領域，成為貿易摩擦風險的誘因之一；或者是，貿易摩擦風險是稅收政策風險的表現形式之一。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強我國貿易稅收政策的風險管理更具緊迫性。

(二)防范及控制貿易稅收政策風險的幾點建議

第一，加強稅收政策的風險研究并用于指導實踐是前提。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從風險管理的角度看，在前述兩起案件中，如果我國在相關稅收政策出臺之前能多考慮與wto規則是否相符，樹立風險意識，并采取一些風險防范及控制措施，那么在突然面對他國指控的時候就不至于倉促應對而造成較大損失了。吃一塹。長一智。那么在今后的貿易稅收政策的制定及執行中，應引入風險管理理念，樹立風險管理意識，并加強政策風險防范及控制措施的應用性研究。

第5篇：稅收政策相關理論范文

探討產業差別稅收政策是否偏離了稅收中性這一問題，要明確以下幾點：

（一）關于稅收效率與稅收中性關系的問題。

稅收效率，是稅收三大原則之一。稅收效率包含稅收經濟效率和稅收行政效率。所謂稅收經濟效率是稅收應有利于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盡量使稅收對市場經濟運行產生的扭曲以及社會福利損失最小化。而稅收行政效率指以最小的稅收成本取得既定的稅收收入。說到稅收經濟效率，就要提到另一個概念———稅收中性，它實際上是稅收效率政策中的一種理論，即要求稅收的課征不能影響納稅人生產、投資、消費等方面的決策行為，否則就會產生超額負擔。所以就實現稅收超額負擔的最小化這一點來說，稅收中性與稅收經濟效率是一致的。此外，稅制設計與改革應降低稅制的復雜性，以盡量少的納稅遵從成本和征稅成本，實現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所以稅收行政效率與稅收中性也是一致的。

（二）關于稅收中性的相對性問題。

由于經濟體系的多變性和復雜性，現實的稅收制度或稅收政策只能夠盡可能無限趨近于稅收中性，所以，絕對的稅收中性是不存在的，稅收中性只是一個相對概念。由于稅收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除一次總付稅之外的其他各稅都可能會給市場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帶來扭曲從而造成超額負擔及帶來效率損失。而現實經濟中，一個國家不可能僅征收一次總付稅，所以絕對的稅收中性只不過是稅收制度設計和改革所追求的一種理想狀態或者是最高境界。稅收中性要求從經濟效率角度出發，盡量減少稅收對市場價格機制的干擾，減少稅收對資源配置的扭曲。

（三）關于稅收與市場機制配合的問題。

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失靈是常態，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和社會經濟運行的基本載體，并不是萬能的，這就為稅收政策提供了發揮其積極作用的空間，即其可以在市場失靈和調節乏力的領域加以運用。也就是說在市場資源配置失靈的領域內，稅收如果能夠有效地起到矯正市場失靈的作用，此時稅收非中性即稅收調節就與稅收經濟效率是一致的，稅收調控與稅收中性并非對立。所以市場經濟條件下，為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和資源的使用效率，在市場有效的領域內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基礎配置作用，并運用稅收的調節功能矯正市場失靈領域內的資源配置，以便稅收與市場合力推動資源的有效配置。

（四）關于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關系的問題。

關于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關系要說明兩點：一是在個別稅種上，從效率角度看，如果實行稅收中性有利，則排斥稅收調控。從整個稅制上說，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在市場有效的和失靈的各自領域，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可以并存，統一于整體稅制中。二是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服務的目標與作用層次有所不同。稅收中性著眼于資源配置，主要服務于微觀效率目標，而稅收調控既與資源配置有關，也關注收入分配，服務于公平和效率兩個目標。不僅如此，稅收調控還是宏觀經濟穩定與發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手段，因此，二者完全可以統一于微觀到宏觀的不同經濟層次中。

二、關于產業差別稅收政策是否背離稅收中性問題的辯證思考

明確了上述四點之后，再來討論產業差別稅收政策是否背離了稅收中性原則這一問題。在產業結構形成過程中，單純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將面臨諸如公共品供給不足、工業化進程中產生的環境污染等導致效率損失的問題，這就為政府干預產業結構的形成提供理論上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而稅收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政策工具，對市場失靈問題可以起到矯正作用。因此，為了貫徹國家產業結構政策，稅收政策在制定上完全可以利用不同產業間的稅負差異體現效率目標，從而使一些行業或產業部門（如正外部效應比較大的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部門、高新技術產業）實現較快的發展，以帶動其他行業或產業的發展。需要注意的是，產業差別稅收政策固然能夠體現政府在某一時期的既定目標，尤其是在一國經濟轉軌時期，差別稅收政策有其積極性的一面，然而這些稅收政策的導向畢竟體現的是政府的意圖，并非市場機制運行的結果，它作為向特定行業或產業的納稅人進行利益轉移的一種簡單但高效的工具，在帶來效率的同時，無疑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干擾市場經濟決策主體的決策行為，從而可能會造成資源配置的效率損失。所以要權衡其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程度及方向，即是否存在稅收激勵無效或激勵過度的問題，以便及時進行政策調整。此外，行業傾斜性稅收政策增加了稅制復雜性，在客觀上容易造成稅收漏洞，引發納稅人偷逃稅動機，影響稅收征管效率，所有這些都與稅收中性是不相容的。

但如果用發展的眼光從宏觀視角出發，執行這些非中性的稅收政策，長期內將有利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有助于提高經濟質量，促進國民經濟結構的優化，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這與稅收中性原則是一致的。所以，產業差別稅收政策在短期內可能偏離了稅收中性，會扭曲稅收的公平性，但長期內卻與稅收中性相吻合，它并不是犧牲公平來換取短期的經濟效率。在這兒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對稅收調控與稅收中性的討論和研究必須跳出具體稅種或稅收政策的圈子，也就是說特定稅種或某一具體稅收政策，兼顧公平與效率是困難的，要從整個稅制或稅收政策來把握和考量。正如我們強調的，稅收中性是相對的，堅持稅收中性并不是要反對實行差別課稅，而是盡可能地為納稅人提供一個相對公平的稅收競爭環境，確保其相對公平地承擔相應的納稅義務，要在承認市場基礎性資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下，能動地運用差別稅收政策來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正如萬瑩在《稅式支出的效應分析與績效評價》（2006）中所說：“稅收中性的現實意義不在于探討是否存在絕對中性的稅收，而是在承認稅收對經濟的絕對影響、稅收對經濟非中性作用的前提下，研究和解決使稅收扭曲作用最小、稅收效率最大化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對中性的稅收政策建議?！本C上所述，產業差別稅收政策并不完全站在稅收中性的對立面，它們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統一的一面。所以關于產業差別稅收政策是否背離了稅收中性這一問題，既要從局部又要從整體、既要從短期又要從長期辯證地分析，既要看到它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有效的、積極的一面，又要看到其無效的、消極的一面，避免陷入絕對化的歧途。

三、我國運用稅收政策干預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踐分析

產業結構調整及其優化升級是一國經濟持續高質量增長的重要支撐動力，事關一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國際競爭力提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許多國家逐漸意識到“政策推動”在一些產業發展中的作用，如韓國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有意投資于重點產業的企業積極給予減免營業稅、法人稅及其他租稅政策等方面的支援；印度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在實現經濟跨越式發展過程別注重對以軟件業為主的信息技術產業、生物技術產業給予相關的財稅政策扶持；日本在經濟趕超階段，利用產業稅制有明確針對性地向政府指定發展的產業提供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美國作為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歷來奉行自由企業制度，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政府在其產業結構變動中無所作為，如二戰后，美國政府長期對私人企業從事研發投資予以稅收支持，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上任之初即制定了明確的科技產業政策，2001年美國國會批準對研發領域永久稅收優惠，這些都為提高其高新技術產業的競爭力起到積極的激勵作用。近年來，我國結構性減稅政策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體現了稅收調控與稅收中性統一的方面。

一是2008年兩稅合并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現了稅基、稅率及稅收優惠政策的統一，為增強內資企業的競爭實力提供了相對公平的制度基礎，從而利于激發內資企業的創新積極性和主動性，長期內會起到優化我國產業結構的作用；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的降低有利于減少對納稅人逃稅的激勵，提高稅收行政效率，增強稅收中性；新企業所得稅法強調以產業優惠為主的稅收優惠政策，將促進我國基礎產業、高科技產業、風險投資產業的發展，這對于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起到積極的作用。二是2009年增值稅轉型對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當前我國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大大激發了資金密集型企業的投資積極性，這將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步伐，較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與效率原則，其激勵效應從理論上來講是相當廣泛、深遠的。當然，新企業所得稅法及轉型后的增值稅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效應究竟如何，還需要在今后的實踐中對兩種不同稅類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進行具體分析和評價，并通過對相關政策的適時調整，盡最大可能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預期目標的實現。在我國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今天，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中的積極作用，顯得尤為重要。盡管對不同產業實行差別稅收政策會導致稅制復雜，造成稅負不公，妨礙稅收中性，但是，稅收優惠政策作為稅收調控的一種手段，作為政府實現產業政策目標的工具之一，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發揮著其他政策手段（財政支出政策、金融政策等）無法替代的積極作用。面對產業層面的市場失靈，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或刺激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產業或行業的發展，引導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

四、結語

第6篇：稅收政策相關理論范文

    一、稅收效應理論及其對納稅主體的效應分析

    經濟學理論所說的收入效應是用來說明貨幣收入一定條件下,商品價格上升與實際收入變化之間的關系,即被迫購買價格已經上漲的商品等于減少實際收入,從而減少幾乎所有商品的購買量。從稅收角度而言,所謂收入效應是指由于課稅或增稅使納稅主體的收入發生變化,改變總體收入水平,使納稅主體境況變壞的效應。稅收收入效應的大小由納稅主體的總收入與其繳納的稅金之比例,即平均稅率所決定的。平均稅率高,稅收負擔重,則對納稅主體的收入效應大;反之,則產生的收入效應小。一般來說,稅收的收入效應不會對納稅主體“工作努力”產生妨礙,因為稅收增加會使納稅主體收入減少,所以納稅主體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而不得不減少閑暇等其他方面的享受,能激勵人們更加發奮工作。

    經濟學理論所說的替代效應是用來說明相對價格變化及其所造成的與私人支出模式變化之間的關系,即一種商品價格上升,而其他商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用其他商品來替代價格上升了的商品。從稅收角度來看,所謂替代效應是指由于政府實行差別稅收待遇,使某種商品或勞務與另一種商品或勞務之間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導致人們改變對各種商品或勞務的選擇,用一種不征稅或少征稅的商品或勞務來代替征稅的或稅負重的商品或勞務。替代效應是由稅收的邊際稅率或邊際稅負所決定的,邊際稅率越高,替代效應越大;反之則越小。一般地,替代效應不利于鼓勵人們努力工作,而會導致人們增加閑暇。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是稅收對納稅主體產生的兩大基本效應。收入效應反映了征納雙方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關系,也反映出稅收對經濟的激勵作用。替代效應則表明,當課稅超過一定限度時,人們通過逃避稅收,會對經濟產生抑制作用。著名的“拉弗曲線”揭示了稅收負擔程度的經濟效應和財政效應,同時也是對稅收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的最好證明,即,一定程度的稅收負擔既能保證稅收收入,又對納稅主體產生收入效應,激勵“工作努力”;稅負超過一定限度,不僅不能取得最佳稅收收入,反而產生較大的替代效應,激勵逃避稅收。政府課稅必須兼顧財政需要和納稅主體負擔能力或負擔心理,既保證稅收收入的極大實現,又維護納稅主體相應的合法權益,促進納稅人“工作努力”,力圖淡化稅收替代效應的負面影響。

    二、稅收調控理論及其對納稅主體的激勵與制約

    稅收調控經濟的職能及作用方式概括起來有兩種:其一,稅收自動穩定機制。稅收自動穩定機制也稱“內在穩定器”,是指政府稅收規模隨經濟景氣狀況而自動進行增減調整,從而“熨平”經濟波動的一種稅收宏觀調節機制。例如政府對所得課稅,在經濟衰退時期,納稅主體收入下降,即使不改變個人和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國家課征的所得稅稅額也會自動下降,并且在累進稅率的作用下,稅收減少的幅度大于納稅主體收入下降的幅度,從而增加社會總需求,起到反經濟衰退的作用。相反,在經濟高漲時,納稅主體的收入上升,國家征收的所得稅相應自動增加,并且在累進稅率的作用下,稅收增加的幅度會大于個人和企業收入上升的幅度,從而抑制社會總需求,減緩經濟活動的過度擴張。其二,相機抉擇的稅收政策。相機抉擇的稅收政策是指政府根據經濟景氣狀況,有選擇的交替采用減稅和增稅的措施,以“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的調控政策。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政府根據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對比狀況,以及總供給與總需求內部結構的分配狀況,通過增稅或減稅措施,以及稅負差別待遇,調整人們的收入分配狀況和消費水平,進而刺激或抑制消費和投資欲望,包括擴張性的稅收政策和緊縮性的稅收政策。比如,在經濟衰退時期,實行減稅措施,通過相對增加市場主體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費需求增加,推動生產規模擴大,刺激經濟復蘇,從而促進國民收入恢復到充分就業水平;在經濟繁榮時期,通過增稅措施,相應減少人們的可支配收入,抑制私人消費和投資需求,從而扼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熱。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調控方式的選擇要求遵循“黑箱原則”,即要求把受控的經濟主體作為一個“黑箱”看待。調控方式一般只考慮四個基本問題,即:(1)稅收政策的制定;(2)稅收政策與實施結果之間的關系;(3)受控經濟主體整體的行為反應;(4)適時調整稅收政策。具體來說,就是稅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并不深入到企業內部,過問企業內部的具體經濟情況和特性,而是針對經濟主體的整體狀況和國家的政策目標來制定稅收政策和組織實施,對所有的經濟主體產生同樣的效力。

    三、稅收效應及稅收調控理論——稅收籌劃的理論依據

    由稅收效應理論和稅收調控理論的基本描述及其對納稅主體的影響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政府課稅應兼顧財政需要和納稅主體的利益,稅收籌劃是納稅主體的合法權益的體現。

    稅收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理論表明,政府課稅應有一個合理的限度,必須兼顧財政需要和納稅主體的利益,稅收制度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權威才能真正得以確立,稅收才能取得財政、經濟的最佳效應,這是依法治稅的前提。國家通過合理、完善的稅收制度,依法治稅,既保證國家的稅收權益,也依法維護納稅主體依法納稅后的合法權益。納稅主體在依法納稅的前提下,對經營、投資、理財活動籌劃和安排,取得的任何經濟利益,包括節稅收益,歸根結底屬于納稅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法律的承認和保護。依法治稅是稅收籌劃合法性的前提。

    2.稅收對經濟的調控與影響來自于納稅主體對課稅的回應,稅收籌劃是納稅主體對稅收的正向回應。

    稅收調控理論表明,只要稅收存在,就必然對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來源于納稅主體對課稅的回應,包括正向回應和負向回應。政府利用稅收調節經濟實質上是通過稅收利益差別來引導納稅主體行為使之產生正向的影響,實現一定的社會、經濟目標,因而政府不僅注重如何制定稅收政策。而且更關注納稅主體對稅收政策的回應。就納稅主體而言,既然外在的稅收環境存在利益差別,不從中作出籌劃或抉擇顯然是不明智的。就課稅主體而言,運用稅收調節經濟旨在通過納稅主體對稅收利益的追逐來實現調控目標,而納稅主體追逐稅收利益的途徑有逃稅、避稅和稅收籌劃,其中,逃稅和避稅的主要后果是導致政府稅收流失,是政府所反對的;稅收籌劃則對經濟產生直接影響,這種影響是好是壞,取決于稅收制度是否合理。稅制合理,稅收籌劃對經濟產生正向影響;稅制不合理,稅收籌劃則產生負向影響。因此國家可以利用的只有稅收籌劃。也就是說,稅收籌劃不僅對納稅主體是必要的,對實現稅收調節目標同樣也是必要的。稅收籌劃本身與稅收政策導向是一致的,它有利于稅收政策目標的實現。

    3.稅收調控范圍和手段劃定了稅收籌劃的范圍和途徑。

    稅收上的利益差別,使得稅收負擔具有彈性。從縱向看,在不同經濟時期,國家選擇實施擴張性或緊縮性稅收政策,使不同時期的稅收負擔具有彈性;從橫向看,國家在地區之間、產業之間、產品之間乃至行為之間,實施不同的稅收政策,也使稅收負擔具有彈性。由于稅收調控納稅主體行為是通過彈性稅負來誘導納稅主體行為的,因此在稅收負擔有差異或有彈性的領域里,稅收籌劃是可行的,是有利可圖并且是安全的,是國家所鼓勵、所利用的。而在稅負無彈性的領域,稅收籌劃則是無為的、無效的,納稅主體減輕稅負的行為,只能是逃稅或避稅。這也表明,如何根據稅收政策找出彈性稅負,才是稅收籌劃的根本途徑。

    4.稅收調控方式決定了稅收籌劃是納稅主體獲得合法稅收利益的唯一途徑。

    稅收通過外在稅收環境刺激或制約企業的行為選擇,使企業適應稅收的變化,形成對所有的經濟主體總體上一視同仁的激勵與制約機制。這表明稅收調控并不針對具體的納稅主體,不同的納稅主體所面臨的是同樣的稅收環境。在市場經濟中,納稅主體要想獲得合法的稅收利益,只有通過稅收籌劃才能實現,而企望得到國家的個別優惠是不現實的。同時,國家稅收政策也將根據調控目標與政策實施結果的狀況作出新的調整,這就要求企業稅收籌劃應及時與稅收政策變動作出相應的配合,與時俱進地更新稅收籌劃的內容與方法,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由于稅收政策的變動,某些今天看來行之有效的稅收籌劃方法,明天則可能是偷稅行為。

    四、影響稅收籌劃的稅收因素分析

    分析影響稅收籌劃的主要因素目的在于:把握稅收籌劃的必要程度,即納稅人在財務規劃中把多大精力放在稅收籌劃上是適宜的;了解稅收籌劃大致范圍和可能達到的程度有多大,節稅潛力如何;能帶來最大節稅利益且又最簡便易行的途徑何在以及稅收籌劃所應考慮的其他相關因素。

    影響企業稅收籌劃的稅收因素可概括為四個方面:

    其一,稅收負擔水平。稅收負擔水平包括宏觀稅收負擔和微觀稅收負擔水平。從宏觀上看,衡量一國稅負高低的公認指標是稅收總額T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微觀上看,衡量一個納稅人的總體稅負一般不是單純以某一稅種的稅負來衡量,而是以企業資本回報率即資本收益率來評價,資本收益率是凈收益與利息支出之和同投資總額之間的比值。通常情況下,稅負越輕,資本回報率越高,稅負越重,資本回報率越低。

    稅收負擔水平對稅收籌劃的影響主要表現為:首先,稅收負擔水平決定稅收籌劃的廣度和深度。如果宏觀稅負和微觀稅負較低,企業稅負可以承受,納稅人就沒有必要精心籌劃節稅策略。因為如果進行稅收籌劃還要花費一筆節稅成本,而所取得的稅收利益對資本回報率影響又不大,此時稅收籌劃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宏觀稅負和微觀稅負水平高,稅收則成為影響資本回報率的重要因素,是否實施節稅策略結果是完全不相同的。其次,國家間稅收負擔水平的差異,影響跨國納稅人的投資決策。由于國際市場上不同國家或地區同類商品稅負輕重不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所得稅稅負水平也有高低之差,相應的投資回報率也相當之懸殊,所以跨國納稅人在實施經營和投資過程的稅收籌劃時,往往青睞于稅負低的國家或地區。

第7篇：稅收政策相關理論范文

關鍵詞：稅收制度 消費者行為 作用機理 消費意愿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稅收制度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調節作用也愈來愈明顯。當前的稅收制度應用實踐表明，稅收會影響消費者的投資及消費活動，進而發揮調節和配置整個社會資源的作用，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下面，筆者將對稅收制度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展開深入探討。

一、稅收對刺激消費需求的作用機理

正如前文所述，稅收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刺激消費者的需求。稅收政策會影響消費，而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大方面：消費總量及消費結構。稅收政策對消費總量的需求主要是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的形式來實現的。而此項舉動的最直接影響就是減少了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一旦減少，消費總量也會變少。而從消費結構方面來說，各種商品稅的征收會影響消費行為。在稅收政策的指導下，國家相關部門會對某種商品進行征稅。為了提高自己的經濟效益，產品的生產者會通過提高產品的價格來將稅收負擔轉移給消費者，這也就使得產品的價格提高，造成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稅收政策變松，在征稅力度降低的情況下，產品的價格會相對較低，從而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增加其購買能力，刺激消費活動。由此可見，稅收政策會對消費活動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二、稅收制度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

稅收制度的應用會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包括消費活動、投資活動等）產生較為重要的影響。當然，稅收制度也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下面，筆者將從三個方面來探討稅收制度對消費者行為所造成的影響： 第一，增強居民的消費意愿; 第二，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 第三，優化消費環境。

（一）增強居民消費意愿

所謂居民的消費意愿，就是指在目前物價水平及收入水平下，居民趨向于消費的程度。居民消費意愿與收入水平、消費支出是呈正相關關系的。也就是說，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其用于消費的支出也越高。而在收入同等的情況下，如果居民的消費意愿越強，其消費支出也愈高，而居民的消費意愿也代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根據現代消費理論，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程度主要是由消費者的消費意愿來決定的，而邊際消費傾向則是影響消費需求的關鍵因素。未來收入及支出的預算將會直接影響到居民的消費傾向，如果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工人下崗等不利影響因素，居民的收入預期自然會降低。

作為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最主要方式，稅收能夠調節居民的收入等，從而進一步增強居民消費意愿，進而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不斷增長。為了增強居民的消費意愿，國家在完善稅收制度的同時，必須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加強不同稅收制度之間的配合，包括個人所得稅、消費稅等，從而建立一個能夠調節收入的稅收體系;其次，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努力消除居民消費過程中的后顧之憂，并降低居民消費過程中所面臨的不良風險的預期，提高居民進行邊際消費活動的取向，促進社會消費需求的穩定增長。

（二）提高居民消費能力

稅收政策與消費活動之間是一種反向的變動關系，稅收的增加會減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也會使得居民的消費支出減少。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稅收減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費支出也會增加。因此，稅收政策的完善，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刺激各項消費活動。例如，政府部門可以進一步降低財產稅的稅率等或者縮小財產稅的征收范圍，從而進一步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刺激居民進行持續性的消費活動，從根本上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

（三）優化消費環境

就當前來說，消費需求可以分為兩類，包括現實消費需求及潛在消費需求。而前者指的是那些具有明確的消費意識，并且具備一定的消費能力的需求;后者則是指由于部分消費者缺乏消費意識或消費能力而暫時沒有實現的部分需求。要想將潛在的消費需求轉化為現實的消費需求，相關部門必須進一步優化消費環境。在稅收工作方面，國家相關部門必須完善稅收政策，尤其是提供一些優惠措施來引導企業或者個人消費者的行為。稅收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調整消費品的供應結構，并能夠努力拓展消費領域，實現消費環境的優化，使更多的潛在消費需求轉化為現實的消費需求。

三、結束語

稅收政策能夠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影響居民的消費行為。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合理的稅收政策能夠增強居民的消費意愿，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優化消費環境。為了充分發揮稅收對消費的積極作用，國家相關部門必須進一步完善稅收政策，降低稅收的征收力度，從而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費活動的進行，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張瑩.稅收法律制度影響居民消費需求的實證分析[J].法商論壇 ，2012（07）

第8篇：稅收政策相關理論范文

關鍵詞：稅制改革；設備投資；隨機森林

基金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委托項目“融資租賃與節能減排投融資及相關政策研究”。

作者簡介：劉若鴻（1974-），男，甘肅蘭州人，經濟學博士，高級經濟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博士后工作人員，主要從事金融與財稅政策研究；史燕平（1963-），女，北京人，經濟學博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融資租賃與金融法研究。

中圖分類號：f8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2-0133-05收稿日期：2012-06-04

一、文獻回顧

針對稅收政策對實際投資的影響，現代經濟學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的理論和研究框架。歸納起來主要有：加速投資理論、新古典投資理論、q投資理論以及邊際有效稅率理論。

在這些框架下，各國研究者結合經驗數據做了許多實證研究：新古典投資理論研究了美國戰后三次稅制改革對投資的實際影響，認為稅制改革對于企業投資影響十分顯著。而許多學者則認為，他們的研究模型中沒有考慮資本的調整成本和企業投資預期，后續也因此有較多針對這兩個問題的研究。（1）對于資本調整成本問題，學者們主要考慮了兩種方案：一是在模型中加入資本調整成本函數，如fumio（1982）在q模型中加入資本調整成本函數，研究了稅收同企業投資關系，salinger等（1983）以此為基礎對美國經驗數據做了實證研究；jason等（1996）在q模型中加入資本調整成本函數后，實證研究了美英等14個oecd國家稅制改革的情況。二是在模型中加入了足夠多的滯后項，如andy（2001）對此做出了專門的研究。（2）對于企業投資預期方面，robert等（1999）做了較為充分的考慮，并以美國4000多家企業10年的面板數據做了實證研究。

另外，運用邊際有效稅率和實際稅率的研究也成為評價一國稅收激勵政策和衡量稅收對投資影響的重要工具。此類研究可以概括為三類：（1）測算當前稅制下企業的邊際有效稅率。如劉初旺（2005）計算了我國1991年～2002年內資企業機器設備和房屋建筑類的固定資產邊際有效稅率；孫琳琳等（2007）分資產類型、行業、融資來源和內外資企業估算了中國不同類型企業的邊際有效稅率。（2）測算稅制改革對企業實際稅率的影響。如gravelle（1994）分企業類型和資產計算了美國1981和1992年的邊際有效稅率，并據此計算了美國1986年稅制改革對企業設備投資有效稅率的影響； auerbach等（1991）使用兩階段工具變量回歸法研究了美國1986年稅制改革的影響；劉若鴻等（2010）使用雙差法（double-difference）研究了2007年中國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后，增值稅稅負變化對出口商品價格的實際影響。李增福（2010）分行業和區域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在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前后所得稅實際稅率的變化。（3）以實際稅率為因變量，回歸研究稅率對投資的影響。如馬拴友（2001）以有效稅率作為主要解釋變量，分企業性質考察了稅收對于我國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李宗卉等（2004）使用面板數據檢驗了影響實際稅率的幾大因素對引進外資的影響。吳聯生等（2007）研究了稅收優惠政策對公司所得稅負擔的影響以及稅收政策的有效性。

從以上的研究來看，大多數學者認為稅收會對企業的投資和生產經營行為產生較大影響，只是影響的程度因國家、地域、行業有所不同。

二、計量模型的構建

從國內外的研究來看，稅收政策主要在五個方面進行調整，從而對企業的投資產生影響：（1）納稅主體的確認；（2）稅率變化；（3）稅收優惠；（4）折舊政策；（5）抵免政策。中國2008年新企業所得稅法施行，實際上在這五個方面都做了相應的調整，主要體現在：（1）引入“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的概念，并將內外資企業納入統一管理；（2）稅率進行了統一，居民企業調整為

第9篇：稅收政策相關理論范文

【關鍵詞】稅收籌劃 規避 價值最大化

一、企業稅收籌劃的風險

1）經濟環境變化風險。企業的納稅事宜與稅收政策及所處經濟環境密切相關。一般來說，政府為促進經濟增長，會施行積極的財稅政策，制定減免稅或退稅等稅收政策，鼓勵企業的生產和投資，企業的稅賦相對較輕或穩定；反之，政府為抑制某產業的發展就會利用稅收杠桿調整稅收政策，企業的稅賦可能加重或不穩定。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會在不同時期或地區，運用稅收杠桿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針對不同產品或行業實行差別的稅收政策，使稅收政策常處于變化之中，這種不確定性將會對籌劃人員開展稅務籌劃特別是中長期籌劃產生較大的風險。所以稅務籌劃將面臨經濟環境變化所引致的風險。

2）稅收法律及執法風險。即由于稅收法律的不明晰性和各級稅務機關在執法時未按相關法律或法定程序受理稅收籌劃事項所導致的稅務籌劃風險。一方面，我國尚未制定統一的稅收基本法，現有的稅收法律、法規層次較多，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眾多，企業可能要應對國稅和地稅兩套征納系統，所以籌劃人員適用法律時就可能因不了解相關稅收法規或是對法律理解有偏差或適用不當，從而導致籌劃失敗。同時，由于稅收法律法規龐雜，稅務籌劃人員在籌劃時可能對稅法精神認識不足、理解不透、把握不準，引致稅收法律選擇風險。

二、企業進行稅收籌劃需注意的問題

（一）投資稅收籌劃應該注意的問題

投資稅收籌劃是指納稅人利用稅法中對投資規定的有關減免稅政策以及優惠政策，設計多種投資方案，實現為企業節稅的目的。在稅收籌劃過程中要考慮公司的創立形式以及附屬公司是分公司還是子公司，或者是否將公司設立在稅收優惠地區，這些都是要考慮的。這都是為了節省稅收，但是企業投資稅收籌劃要注意一些問題，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企業節稅的目標。首先，企業在進行投資稅收籌劃時要考慮成本效益原則，稅收籌劃不僅僅是為企業節省稅收，同樣進行稅收籌劃也要企業支付相關費用，不能僅僅使稅收籌劃方案在理論上可行，更要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在稅收籌劃時，不能單純的只考慮節稅帶來的現金流量，要考慮增量現金流量。企業往往為了達到節稅的目的，選擇對企業并不是最有利的投資方案，這對于企業的發展并不會非常有利，也就不能真正實現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其次，企業在進行投資時，稅收籌劃自身是存在風險的。企業能否把握好國家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是否按照國家稅法的規定對投資進行納稅，如果不能深刻理解國家相關法律政策，整個稅收籌劃方案很可能是失敗的。因此，企業在進行投資稅收籌劃的同時也要注意防范稅收籌劃的風險，不要讓企業陷入兩難境地。

（二）籌資稅收籌劃應該注意的問題

企業籌資稅收籌劃，即企業采用稅收籌劃方法為企業減少籌資成本的方法。企業籌資的渠道包括兩大方面，一個是權益籌資，一個是負債籌資，無論哪一方面，都要付出一定的資金成本。企業籌資稅收籌劃的過程中，不能片面的考慮成本的節約，負債籌資資金成本可以抵稅，但是也要考慮對其它因素的影響，只有稅收籌劃方案帶來的收益大于費用支出時，稅收籌劃方案才是可行的。對于籌資利息支出，在稅收籌劃的過程中也要密切注意國家的相關規定。對于租賃問題，經營租賃以及融資租賃二者之間要進行權衡，對于企業不同的角色即出租人或者承租人考慮不同的節稅方法，這樣才能達到有效減稅的目的。

（三）企業收益分配納稅籌劃應該注意的問題

企業在進行收益分配的過程中，對企業自身是沒有太大的影響的，關鍵是要注意對投資者的影響，不同稅率地區對投資者利潤分配的形式要加以區分，為投資者創造利潤，減少稅收負擔。另一方面，股利發放形式也影響著股東的收益，發放現金股利，需要繳納所得稅，發放股票股利，投資者可以獲得增值收益。因此，在收益分配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各種形式的選擇，為投資者減少稅負，確保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實現。

（四）資本運營稅收籌劃需要注意的問題

財務管理的各個活動都是通過資產的運營展開循環的，因此，在展開資本運營的過程中，要注意為企業節稅。在資本運營的過程中可以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為企業節稅。例如，在營業現金流量中，固定資產可以抵稅，而且不同的折舊方法納稅是不同的。存貨也有多種計價方法，選擇不同的計價方法對企業的利潤有著直接的影響。而且企業在出售資產時，按照規定是需要繳納流轉稅以及所得稅的，但是如果企業出售資本時，就可以獲得稅收優化，企業在資本運營的過程中不僅僅可以運用會計政策進行節稅，也可以通過將某些出售資產的行為轉變為出售資本的行為，從而減輕稅收負擔。但是企業在資本運營稅收籌劃的過程中是面臨著稅收籌劃風險的，企業要密切關注這一點，如果企業處理不當，就會受到稅收部門的懲罰，稅收罰款也會加重企業的經濟負擔，而且利用會計政策來進行節稅的同時，也面臨著不確定性，會計政策雖然是固定的，但是風險是伴隨而來的，如果企業財務人員對稅收政策不清晰，對具體的經營活動處理不恰當，不會為企業節省稅收，相反會為企業帶來風險。因此，企業必須合理掌握好會計政策以及資本以及資產的靈活運用，最大限度的為企業創造收益，實現稅后收益最大化。

三、解決我國企業稅收籌劃問題的對策

（1）加強稅收籌劃的宣傳，樹立正確的稅收籌劃觀念。開展稅收籌劃首先應該增強納稅人法制觀念和納稅意識，通過對依法納稅的正確宣傳與理解，明確稅收籌劃是納稅人享有的維護自身利益的正當權力，使人們對稅收籌劃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事實上，納稅人納稅意識增強了，才會在不違背和不違反稅法規定的情況下謀求合法的稅收利益。其次，開展稅收籌劃要改變稅務人員的觀念。一部分稅務人員對稅收籌劃與偷稅、漏稅、避稅識別能力低下，將稅收籌劃和偷稅、避稅等同對待，這就使納稅人無所適從。因此，對征稅機關而言，要更新觀念，要正確理解稅收籌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要正視納稅人的權利，要依法治稅。

（2）廣泛開展稅收籌劃的理論研究，加強籌劃指導。我國對稅收籌劃的研究較為膚淺，大多是引進國際稅收方面的論著，理論和技巧也大多是國外現成的東西，沒有根據我國國情和現行的稅法體系形成一套成型國產理論，可行性差。因此我們在介紹國外稅收籌劃的研究成果、借鑒其先進經驗的同時，要結合我國稅法和經濟環境，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稅收籌劃理論，用以指導我國稅收籌劃的開展，同時正確評價稅收籌劃對國家稅收以及國民經濟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