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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古代建筑論文范文

關鍵詞：建筑營造法　龍慶忠　學術　思想　特色

中圖分類號，TU-8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8537(2008)09-0170-07

背景

龍慶忠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建筑學家，他提出了建立在歷史研究和實踐應用基礎上的建筑歷史與理論教育體系，并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建筑研究生培養中付諸實踐。龍先生的建筑歷史與理論教育體系包括防災、保護和設計營造法三大方面。由于龍先生年事已高，在其最后的學術生涯中，主要培養了防災方面的研究生，同時創立了我國第一個建筑防災研究室；在保護方面，龍先生也培養了研究生，并親自指導了廣州南海神廟等嶺南重要歷史建筑的復原設計。長期以來，以龍先生的助手或學生為主的華南理工大學(原華南工學院)建筑歷史方向的學者，為華南地區文物建筑的保護和修繕做出了重要貢獻。相對上述兩個方向而言，龍先生在古代建筑營造法方面的學術探索和成就不太為學術界所了解和注意，這筆學術遺產需要進一步發掘整理和深入研究。龍先生的古代建筑營造法研究，散見于其手稿和部分中，也見諸其建筑教育和言論中，影響了其學生和同仁。在本文看來，龍先生的古代建筑營造法研究，不僅是一種設計法則和設計規律的分析，同時也是對歷史建筑營造實踐中設計思想和設計理論的探索。龍先生在這方面的探索更多的與其對建筑防災，建筑保護等方面的研究結合在一起，提出富有啟發性的觀點，其研究方法體現了鮮明的特色，可為今日研究所學習、借鑒。由于此前這一課題未曾得到系統的總結論述，本文僅僅是一種嘗試性的初步解讀。在解讀過程中，本文將重點對部分與古建筑設計法則(主要表現為數理關系和尺度規律)直接相關的文獻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嘗試結合龍先生的其它文獻，探討龍先生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研究的學術思想和研究特色。

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研究的現狀和趨勢

中國古代建筑的設計理論，主要采用了工匠世代相傳的方式得以延續。專論建筑的傳世文獻極少，地方性的、民間的建筑做法更是缺乏文獻資料。現存的古代文獻如宋代的《營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等，都反映了當時的官式建筑做法。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探索，表現為以上述兩種文獻為主，結合實例的分析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對清代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陳明達先生對宋代營造法式的研究……等。在他們的基礎上，經過眾多學者的努力，對中古以來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探索不斷有新的進展。

目前對于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研究，暫不考慮建筑實例稀少的唐代以前各時期，就唐代至清代這一時期而言，仍存在一些難點，例如下列課題

①宋《營造法式》提及的“材”模數制在唐至元時期實例中的應用程度和表現；

②清《工程做法則例》、《營造算例》、《營造法原》和實例的對比研究，我國古建筑實例少有大量精確測繪，公開發表更少，受限于此，這方面研究進展不多；

③模數營造法則從宋《營造法式》到清《工程做法則例》的演變過程，包括元、明時期的斷代專題研究等。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進展，但受限于上述①和②兩方面的成果，仍有待進一步深入。

④地方性傳統建筑的營造法則。近年來，部分建筑學者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地方性和民間建筑的工藝、地方傳統工匠經驗等領域的研究。這一轉向，是對傳統建筑史學以官式建筑營造法則為主流研究方向的拓展，是對近二十幾年來對民間建筑(主要是傳統民居)研究的深化，也是對近十幾年來在建筑史學理論研究的反思后更為貼近歷史主體、歷史事件和歷史實踐的方法論轉移。

龍慶忠先生的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研究概況

1　成果文獻

龍先生對中國建筑史學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其大量的研究手稿中，目前其手稿僅整理出一部分，以《中國建筑與中華民族》為題于1989年出版為論文集。其中收入的下列5篇論文屬于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方面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下文文獻名后括號內為本文編號、文稿完成日期、文集頁碼)

《中國塔之數理設計手法及建筑理論》(文獻Ⅰ：1987年6月；P16)、《營舍之法》(文獻Ⅱ；完成時間不詳：P87)、《論石券橋之設計思想》(文獻III；1982年；P104)、《中國木構(梁枋柱桁椽等)由廳堂中間柱梁依次折減的計算方法》(文獻Ⅳ：1986年3月P110)、《中國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文獻V；1982年之前；P246)。占論文集收入18篇論文的近三分之一，具有相當份量。在論文集所收的其它各篇中，有部分內容也涉及建筑營造法則的研究。此外，龍先生1986年1月完成的論文稿《論中國古建筑之系統及營造工程》(文獻VI)也是一重要文獻，1995年發表于《華中建筑》。

2　研究周期

在《論中國古建筑之系統及營造工程》序言中，可以發現龍先生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關注是一個長期的過程，1956年、1965年、1978年，

1985年均分別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論文中相應的表格實際上也已經在上述各個年代完成。這三十年(實際上應考慮更早時期的探索)的研究過程，同時也正是中國建筑史學界對宋代《營造法式》及其反映的營造法則的進行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時期，其中比較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

(1)梁思成先生主持的《營造法式》注釋研究工作。這一工作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行，因而中斷，198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僅有上卷)。

(2)陳明達先生對宋代《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的探索研究。這一工作源于其20世紀60年代初期對山西應縣木塔的研究，到1981年出版《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龍先生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一古建筑“營造法式”的持續研究，正如其同時代的建筑史學者們一樣，是對主流課題的關注。

3　研究條件、研究資源

如同那個時代的所有其他學者一樣，龍先生是在艱苦困難的條件下進行著自己的研究工作。現代中國古代建筑史學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中國營造學社的調查研究，研究者掌握的實例資料不足對建筑營造法則、尤其是尺度設計法則的研究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到目前為止，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很多研究文獻仍集中關注于《營造法式》等歷史文獻的文本闡釋，大量進行實例數據驗證的文獻仍顯不足。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龍先生的文稿中比較多的引用了實例的

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和探索，并參證以日本的資料例，如文獻Ⅰ對日本古塔資料的引證、文獻Ⅳ對日本中世紀建筑資料的引證等。這種中、日對比研究，在當代的中國建筑史學研究中仍顯不足。此外，大量引證經史文獻闡釋中國古代建筑文化是同時代的建筑史學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由于時代的限制，當時尚不可能展開對地方性和民間建筑的工藝、地方傳統工匠經驗的深入研究，以及將地方和官式做法進行比較研究。但是龍先生在其學術歷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地方民間營造的經驗，并進行歷史的分析。如在1930年表的《穴居雜考》一文(見《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五卷第一期)，應屬最早關注民居建筑的論文。

4　學術史影響

現發表的龍先生文章由于主要是由后人據其手稿編撰而成，其中有不少編輯上的不足，文字缺漏錯亂也有；在表達上，文章具有明顯的手稿特點，包括大量的參考文獻內容的摘抄引用和計算，大量符號的使用等，同時由于時代的限制，龍先生的文稿在表達上很多時候無法滿足今天所謂學術規范的要求，另外，文稿也有強烈的研究者個人特色，包括在當時時代背景下的微言大義式的一些表述。這些因素都影響了今日將這些文章作為純粹的建筑設計法則研究文章進行研讀，對這些文章在學術史上發揮影響帶來了消極的作用。

龍先生在1980年代進行的華南理工大學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培養了建筑(包括城市)防災方面的研究生。龍先生教育特點是在其自身多年研究積累的基礎上，指導研究生繼續探索，其成果往往是在龍先生手稿基礎上的擴展和深化。可以想見，如果天假以年，龍先生是可以在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的。今天我們對于龍先生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方面的文稿，應加以重視，以發揮其積極的作用。

主要文獻評述

前述的6篇主要文獻(文獻Ⅰ～Ⅵ)可以分為四類。

1　文獻Ⅰ

文獻Ⅰ針對古塔這一特殊的建筑類型進行研究。其思路源于《營造法原》中外塔盤外階沿之周圍總數和塔總高相等的制度，由此得到了豎向尺度和水平尺度的基本關系。再通過各種實例數據的驗證和分析，探索古塔各層高度、邊寬的相互關系以及層間遞變規律。由于古塔作為具有強烈儀式象征作用的多層建筑，其尺度一般具有較規律性的取值，這種傾向數理分析的方法是有效的。論文初步提出以下基本觀點

(1)多邊形樓閣式塔的公式是基本關系式，總高H=底邊周長C=n×底邊邊長a(n為邊數)；

(2)以(1)式為基礎，對密檐塔提出了參考關系式，總高H：塔底層之邊長a＝4～4.8，以4為多；

(3)各層塔身寬w：塔身高H＝1/3～2/5。以1/3為古制，并提出以此取值代表古塔的臺殿式傳統；作為對比，部分密檐式塔首層為光平無柱的高塔身，是為闕榭式傳統，其首層塔身寬與塔身高之比可達到1.2。尺度規律的探索聯系形態和制度，并互為促進，這是古建筑營造法則研究中的重要學術傳統，在陳明達先生《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我們同樣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4)對于密檐式塔，結合磚皮數分析尺度，這就擺脫了純粹的數字分析而聯系到工程實踐的可行性，是一可貴的研究思想。

2、文獻Ⅲ

文獻Ⅲ是對官式石拱橋這一特殊的建筑類型進行研究。此研究源于王壁文先生的《清官式石橋做法》(見《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五卷第四期62～114頁)。這篇文稿相較于文獻I，更典型地體現了龍先生探索古建筑數理設計手法的分析手段。不同于西方文化對幾何作圖法則的重視，這種以數字比例為主的見解也見于陳明達、莫宗江等學者的理念中。

3、文獻Ⅴ

文獻Ⅴ是對《營造法式》所提到的“以材為祖”制度的歷史考證。龍先生在文中對“材”、“章”等作了辨析，并對八等材的數列規律提出了初步的設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龍先生指出7寸材的特殊性。文中引《說文通訓定聲》“材，木挺也，從木才聲。才方三尺五寸為章。唐人言一檀，章雙聲，故言木之盛曰千章。”又引《類編》“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作者還引用其它古代文獻，指出：“材是條直橫長有一定尺寸的木挺。章是這種材的計量單位。”并據五臺山佛光寺大殿月梁剖面為7:5，以及《營造法原》對界擱柵用7寸×5寸，提出“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撞。”中“方”為立方之義，方三尺五寸為一根標準方桁的體積，表示為0.7尺×0.5尺×10尺＝3.5立方尺。故7寸×5寸可能是唐代的一種標準用材，這一見解后來也出現在其它研究者的文章中。材的概念源于基本構件，因此中國古代建筑“以材為祖”的思想，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數學模數，這一點在評價和研究中國古代建筑思想上也需加以重視。

4　文獻Ⅱ、文獻Ⅳ和文獻Ⅵ

它們是關于古代官式木構建筑營造法則三篇重要文獻。其內容各有側重而互有補充。

(1)文獻Ⅱ借用《夢溪筆談》關于北宋俞皓《木經》的論述中“營舍之法”及其上中下三分的思想，意在對房屋整體設計作一通盤論述。其中“上分”的屋頂部分論述甚簡略，“下分”分析臺基以及欄桿的制度的論述則甚為細致亦少見他人研究。“中分”部分包括中分與上分的木構件在設計上的聯系是全文的重點。其主要思路是綜合比較《營造法式》、清式做法和《營造法原》中基本木構件的尺度關系，辨異求同。文獻Ⅱ似乎成文較早，并未系統提出尺度設計的法則性結論，不過，文獻Ⅳ和文獻Ⅵ的基本思路和部分前導性觀點此文中已經形成(文獻Ⅱ中有關柱徑與桁檁徑關系討論的小段文字再現于文獻Ⅵ中)。

(2)文獻Ⅳ則是綜合比較清式做法、《營造法原》和日本中世紀(引自關口欣也的著作)三種對于房屋主要木構件尺度的計算方法，并概括為一個一致的傳統法則；在一座建筑中設定一個主屋(即明間、正間等)，決定其主要構件尺度后，向上和四周遞減尺寸。這里最先決定的主要構件在《營造法原》中是大梁圍；清式和日本中世紀則是用柱徑。文獻Ⅳ未涉及宋式的討論，其主要用意不在于法則的推演，而是張揚此種技術傳統的實用和經濟價值，以之為現代建筑設計的借鑒。

(3)文獻Ⅵ似可作為龍先生建筑營造法則研究的代表。前文已提到，該文稿歷經三十年始成，1986年成稿后始終未發表，10年后才發表時龍先生已經離世一年。恐怕不能作為定稿看待。文稿分為三部分，大體對應于3個時期的探索，并對應于文章中的3個附表。

①表一成于1956年，顯示出對于數列規律的重視，類同于文獻Ⅰ、文獻Ⅲ：同時也關注各間遞變規律，即文獻Ⅳ的研究內容。總的來看，表一是一個較為理想化的數列體系。

②表二成于1965年。按文中序言，這部分工作是從《營造法原》、《清式

營造算例》、《營造法式》三書制度比較中取得它們在建筑種類、用材、椽平、闌額高、桁徑、柱徑等關系，分為八項。這里的八項是按照《營造法式》八等材劃分的，實際上這部分研究的主要貢獻也在于為《營造法式》原文未明確的部分制度性內容提出了新的探索途徑和觀點。其探索途徑的關鍵是利用《營造法原》的制度來推算《營造法式》的開間取值，本文嘗試將原文中推演過程簡化改述如下：

按《營造法原》，有下列關系式(圍徑比按3計算)：

a　桁圍＝正間面闊×(1.5/10～2/10)，有：開間＝(15～20)×桁徑(圍徑比按3計算)

b　柱圍＝正間面闊×2/10，有：開間＝15×柱徑(圍徑比按3計算)

c　大梁圍=內四界深×2/10，有：椽架平長-4×梁高(梁圍比梁高按10/3計算)

d　正間面闊×0.8＝次間面闊

e　闌額高=柱高×0.1

根據《營造法式》，桁徑取1材～2材(這里取桁徑而不是取柱徑進行推算，是由于宋式柱徑相對較大)、四椽袱取2材～3材、次間面闊按2倍橡架平長、闌額高取2材，各項代入上面關系式，并相互復核，可以得到

f　正間面闊=20～30材

g　次間面闊=16～24材

h　椽架平長＝8～12材

i　柱高=20材

上面是本文根據按原文思路推算的結果，可作為參考。如按原文表二，則較多直接采用了尺寸值，并以等差數列方式給出。

③表三成于1978年，增補了磚、瓦等項目，并把建筑類型調整為7大類，以當心間方的取值劃分。

在本文作者看來，文獻Ⅵ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表2的部分。根據表2的內容完全可以在當時(1965年)就提出一個《營造法式》材分制度下各項建筑指標取值的解釋系統；如果龍先生在1980年代前后更多傾心于此，那么我們今天將會讀到兩種關于《營造法式》制度研究的經典：龍先生的和陳明達先生的。這將對《營造法式》的研究帶來更多的積極影響。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龍先生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研究具有鮮明的特色，體現了其學術思想。本文嘗試概括為：

1　基于道德感與實踐感的規范性研究取向

相對于純粹的實證性研究，以歷史文獻為主的營造法式研究，不可避免的都具有規范性研究取向的特點。身處現代中國古代建筑史學的開創期和建立系統中國建筑理論的動力，無疑會加強研究者的這一傾向；而在當時掌握的實例資料不足的背景下這一研究取向似乎也是唯一的選擇。我們在梁思成先生的《清式營造則例》和陳明達先生的《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這兩份經典文獻中均可發現這種規范性研究的特點。龍先生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規范性研究取向，并非出于一種對建立宏觀統一理論的純粹學術偏好，而是在其強烈的歷史感和道德感支持下的實踐方向。生于農村、長于動亂的舊中國，長期關注底層民眾的營造實踐，都促成了龍先生獨特的學術關懷。在《序言》中，龍先生指出，“學習、研究、編寫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實際上是在‘知生’。因為人死了的東西不僅包含著它生的時候那種活潑生氣，而且會影響和推動人們去再生產。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這反映了龍先生歷史研究的學術思想。

2　面向民間的經驗性研究取向

龍先生的文稿中多處綜合比較《營造法式》、《營造法原》和《清式營造算例》的制度，用共時性的方法嘗試建立一個系統的尺度規律。這種研究方法固然也是屬于規范性的研究，但卻另有值得考辯之處，而且也是不見于同時代其他學者的獨特視角。這種從設計角度出發的研究方法論，其背后的根據是中國民間傳統營造經驗的穩定性，對木構件材料力學性能認識的穩定性。正因為如此，才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忽略宋代和清代的系統差異、甚至官式和民間的系統差異，根據常用尺度的比例關系(具體而言，就是構件的高跨比、細長比之類)，探索歷史文獻未能明確的某些營造法則。在文獻Ⅵ中，這一方法的運用最為突出。

3　面向社會的系統研究取向

第2篇：中國古代建筑論文范文

課程論文

課程名稱：中華文化概說

題目以陜西鐘樓為例，談談你對中國古代建筑 文化的認識

分校(工作站)航空局秦嶺

專業

學號

學生姓名

2014年1月10日

內容摘要

農耕生活特有的認知方式決定了建筑方式的選擇。在人與自然相互依存、親和融洽的關系上，天人合一的建筑體認決定了中國古代建筑的發展方向。中國古代建筑的特征和優越之處，同它很早就認同人與自然的親和關系是密不可分的。

關鍵詞：古代建筑親和木構架布局

一、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光輝的成就的中國陜西建筑--鐘樓

最具代表性的中國陜西古建筑--鐘樓，位于西安市中心。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因樓上懸掛鐵鐘一口而得名。初建時，地址在今廣濟街口，與鼓樓對峙。明神宗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由巡安御使龔賢主持，將鐘樓整體遷移于今址。

（一）、建筑特色

西安鐘樓下部為磚石結構的正方形基座，表面用青磚砌成，基座之上為兩層木結構樓體。自地面至樓頂高36米，其中基座高8.6米。每邊長35.5米，建筑面積約1,377.4平方米，內有樓梯可盤旋而上。整體呈典型明代建筑藝術風格，頂部為三重四面攢尖頂結構，由斗栱支撐，頂尖部為真金鉑包裹木質內心的“金頂”。在微翹的屋檐上覆蓋有深綠色琉璃瓦，樓內貼金彩繪，畫棟雕梁。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約6米的十字相交的券洞，過去是東南西北四條大街交會的通道，人流車輛從券洞通過。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券洞無法適應交通流量需要，現在券洞早已封閉。 鐘樓 周圍建有公路轉盤，地下有專供人行的環行通道。

（二）、結構特點

鐘樓整體以磚木結構為主，從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樓體及寶頂三部分組成。樓體為木質結構，深、廣各三間，系“重檐三滴水”、“四角攢頂”建筑形式。自地面至寶頂通高36米，面積1377.64平方米。基座為 正方形 ，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 高寬 均為6米的券形門洞，與東南西北四條大街相通。樓分兩層，每層四角均有明柱回廊、彩枋細窗及雕花門扇，尤其是各層均飾有 斗拱 、 藻井 、 木刻 、 彩繪 等古典優美的圖案，是一座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宏偉建筑，也是 中國 現能看到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鐘樓。屋檐四角飛翹，如鳥展翅，由各種中國古典動物走獸圖案組層的獸紋在琉璃瓦屋面的襯托下，給人以形式古樸、藝術典雅、色彩華麗、層次分明之美感。高處的寶頂在陽光下熠熠閃光，使這座古建筑更散發出其金碧輝煌的獨特魅力。

二、對西安鐘樓建筑文化的認識

（一）、“天人合一”的中國古代建筑知識思想

1、“天人合一”的思想

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寒來暑往，一枯一榮的自然現象；播種、收獲，收獲、播種的互動過程；與自然和周遭環境緊密相連的命運聯系，構成了

當時人們生存狀態的全景圖畫。正因為處在為生存而忙碌的自然環境下，天時變化，節氣交替，仰仗春夏秋冬耕種的古代先民，在得到自然的恩惠時，俯仰天地之間體察到宇宙萬物循環往復、彼此聯系的生命秩序，從而也認識到宇宙自然的不可抗拒，也確認了人與自然親和融洽的相互關系。經年累月的觀察和日常生活經驗的積累反映在中國古代知識系統里便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這樣的認識，天與人的關系便建立在一個互動合理的范圍內，絕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盡管這一思想的歷史背景，與當時人們自身的認識水平和有限的生存力量有關，但只有順應自然，人的生存才得以發展，形而下之器的創造與形而上之道的自然規律才能和諧統一，天人合一才能獲得生命存在的確認。

2、木材為中國古代建筑構架體系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基本保證

中國古代建筑由于把木材作為主要建材，木材良好的物性特質以及易于安裝拼接的物理屬性，為中國古代建筑構架體系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基本保證。中國古代建筑這種構架體系，柱、梁之間十分強調上下左右相互聯結、互相共存的結構關系，以相對穩定的構架秩序來應對多變的建筑需求。同樣的柱、梁構架可以在往復延伸上構成寬大開敞的空間場所，可以在縱深的推進里形成重重庭院。顯然，柱、梁相互共存的結構關系與農耕社會特有的認知方式一脈相承，天人合一的建筑體認無疑建立在統一的、相互依存的關系上，植根在有無相生的變化里，融匯在循環往復的發展認識上。

3、天人合一的觀念已經滲透到建筑的營造之中

中國古代建筑的構筑方式從一開始就從天人合一的理念出發，并始終認為人不能從宇宙自然中抽離出來，建筑不應該游離于自然之外。所以，中國古代建筑不刻意追逐房屋的高度，任何脫離地球引力的嘗試，均歸依到重重的院落里與樹木為伴，與山水為鄰。在建造房屋時其營造法式規定了“上分”“中分”“下分”，也就是屋頂、屋身、臺基，與之相對應的便是天、人、地，天人合一的觀念已經滲透到建筑的營造之中。“當西方建筑因應功能而改變時，傳統中國建筑卻以因應維持一種文化的價值或理想而保存，中國文化有多悠長，這三個部分的組合便多悠長。所以，當我們開始去看這幾個看來只是基本部分時，其實我們也是在端詳著整個中國文化的面目。中國古代建筑在木構架的體系里以“三分”的法式，不斷滿足并組合為各種功能要求的建筑。由此可見，古代中國的建筑從來以親和的姿態回應自然，并從中尋找創造的靈感，從剖析具體的建筑營造中更能體會出中國古代建筑的特別之處。

（二）、巧用天工是中國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1、木構架建筑結構的靈活性

中國古代建筑由于采用木柱、木梁組成房屋的基本框架，木梁和木柱承受來自屋頂和樓面的重量，建筑的墻壁實際上并不承重，這就賦予建筑物以極大的靈活性。它可以做成四面毫無遮擋，有頂無墻的亭榭。也可以做成四壁嚴實、空間封閉的倉房。

由于木構架的原因，對于室內空間的劃分同樣也十分自由，為了在室內獲得大面積空間，無須任何隔斷，僅剩柱子的排列。與此相反，可以在柱子之間進行圍隔，從而獲得較小空間。特別是采用半通透的落地罩等隔斷樣式，既劃定了空間范圍，又不阻擋視線，做到隔而不斷，虛實相間。木構架結構能靈活地適應各種地形，既能把單體建筑聚合成重重院落，形成龐大的建筑組群，又能依山傍水建構樓閣亭榭，不受高低不同的限制，這就為建筑組群的空間布局帶來極大的可能性。以木構架為主體的中國古代建筑，從單體建筑來看，一般都是矩形的平面空間，房屋的幾何形體不會有很大的變化，要想獲得建筑空間的豐富性，解決的辦法是通過單體建筑的排列組合形成院落，以滿足人們對建筑空間的多重要求。如果一座座單體建筑通過平面縱深推進，就會產生迥然相異的空間聚合，如果作橫向推移時會形成寬廣的空間場所，沿四周修筑房屋和墻體就變成相對封閉的庭院。

2、木構架建筑平面布局的多樣性

中國古代建筑并不尋求突破自然的高度來體現征服自然的人工偉力，任何尋求建筑高度及征服自然的嘗試都消解在平面的展開上，與自然相擁成為中國古代建筑所遵循的不二法則。中國古代建筑平面布局的規劃既有中軸對稱形式，又有依環境而順勢的自由展開方式，從而達到了既有理性的規范又有自然的巧妙。在借用自然的問題上不露痕跡、巧用天工是中國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3、縱軸為中心左右對稱的有序性

庭院的建筑功能在中國古代建筑中成為人與自然對話的場所，而中軸對稱則是獲得整體空間布局的有序方式。中國古代建筑其布局采用對稱形式，一方面滿足功能上、技術上的要求，這是“天道”。另一方面也滿足了宗法禮儀、人際規范的要求，這是“人道”。基于以上原因，無論是宮殿、衙署、寺觀，還是南北地方的民宅院落，都毫無例外地采取對稱方式，在中國古代建筑體系里以宮殿、壇廟為代表的正式建筑都嚴格地按照以縱軸為中心左右對稱的空間格局。由單體建筑排列組合而形成的對稱布局，呈現出一種方正、規整、井然有序的空間美感，營造出莊嚴平靜、肅穆平和的環境氛圍。一般而言，中軸對稱的空間格局，其表現為主要建筑在中軸線上，次要建筑隨橫軸左右展開，其他的房屋則以主要建筑為中心沿周邊布置，共同形成相對封閉的庭院。重點建筑被周遭的房屋和圍墻所圍系，在圍合的環境下具有壓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也形成了通盤布局里的視覺焦點。在對稱軸線下的建筑組群還可以沿著縱軸串連成若干院落，每組稱一“進”，所謂庭院深深便是這層含義。然而更為宏大的建筑群落還可在主院落的側邊營建次要的庭院和多進院落，形成多條縱軸并列，主軸線稱“中路”，兩側為“東路”和“西路”。有鑒于中國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縱深發展而取得建筑組群與庭院空間的多重變化，才使人們在穿行重重院落的進程中，把人的興奮情緒調適到恰如其分的程度，起到起承轉合、一收一放的心理調節作用。

（三）、中國古代建筑對自然的尊重

中國古代建筑對自然的尊重，還體現在利用自然而不破壞自然的態度上，從建筑非對稱的自由布局方式里可以看出踐行這一建筑理念的積極表現。中國古代的大多數園林和一些民居建筑，因不規則地形和高低起伏的地勢，而采取不對稱的組群方式。由若干單體建筑沿著地勢軸線作縱向移動，單體建筑之間的距離可長可短，在為數不多的建筑物之間便形成了縱深的空間序列，各座建筑之間的聯系主要靠人流動線而串聯。體察建筑空間的轉換則以人流動線的時間過程來完成，形成了步移景移的動態變化。雖然單體建筑處于相對靜止的狀態，然而采用流觀的方法就很容易產生空間的節奏感，細微體察與瞬間把握在靜止和流動中完成，不難看出，這是軸線距離的長短變化所帶來的空間感受。在中國古典園林平面布局里，其軸線往往偏離直線的規定，根據起伏錯落的自然景觀，而采取靈活多變的應對方略，單體建筑可大可小、能方能圓；聯通路線能曲可直；空間轉換更顯得曲折有致。所有建筑在起伏交錯中進入曲徑通幽、別有洞天的境界，把人工的跡象隱于自然境地里而不露聲色，這是自由布局的基本手法。在中國古代建筑體系里，還有一種更為開放自由的散點式平面布局，以大隱于山、于水的手法，仰臥山水之間盡顯自然親情。由此可以看到：建筑房屋以點狀的方式自由地散布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散點布置的建筑房屋，看似漫不經心，實則苦心經營，它沒有沿軸線布局的霸氣，也不看重曲折的線性串聯。建筑組群的空間聚合、開放，以點的情狀圍繞在特定的自然區域里，依形就勢，順應構成。有的就山勢而高低錯落，起伏進退。有的依水流沿岸散布，沒有明顯的人流動線。散點式布局，不以方位朝向、規則定式為準繩，而是無拘無束、融洽地投入到自然環境之中，借景筑屋、自由空靈。因此，寧靜致遠、自然淳樸是散點式布局所祈望的空間境界。

我們考察了在“天人合一”的建筑體認下，中國古代建筑的構筑方式和空間布局，置身于自然之中的中國古代建筑對自然的回應方式，從來都是建立在天人互動的合理關系上，利用自然而不破壞自然，這是中國古代建筑的核心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劉守華主編《文化學通論》，高等教育出版社**年11月

2、張立文《傳統學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年1月

3、龐樸《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

第3篇：中國古代建筑論文范文

《萬物》的作者雷德候是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教授，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藝術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起初看到書名與副標題，誤以為是一本工藝美術史類的書，但仔細翻閱后發現這本書完全不同于國內出版的各類研究中國古代美術與工藝美術的書籍。作者雷德侯以大膽而獨特的視角將中國古代藝術、工藝美術、建筑等歸為模件化制作與模塊化生產。為此作者收集整理了世界各地的中國古代藝術工藝美術資料加以佐證，縱觀全書，我們被作者豐富的實例論證所折服。

《萬物》以中國漢字的模件化組合研究作為整套理論的序幕，這也意味著文字是帶來一切文明的基礎，之后作者并沒有按照一定的歷史規律與順序排列研究的主題，而似乎在模仿中國古人隨性的并列邏輯思維方式，列舉了青銅鑄造、秦兵馬俑、手工藝制造業、建筑構建、印刷技術等，在每個項目的分析中都有作者對中國古代各類工藝美術模件化的獨到見解。書的最后所提及的書法繪畫藝術雖然一再強調藝術家與工匠的區別在于創造性的隨意發揮，雖然這或多或少與作者模件化的主旨相互矛盾，無法自圓其說，但作者還是在藝術形式感的造型表現上找到了可以說服讀者的眾多例子，這也許是此書為了說理而說理的牽強之處吧。

《萬物》是一本值得國內藝術理論研究界反思的書。博學的雷德候先生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同時又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審視中國千年的藝術與文化，這樣可以站在一個系統化高度，縱觀全局地將各門類的藝術進行清晰歸類與總結，得出大膽而獨到的中國藝術模件化的見解。然國內的學者往往很難達到這樣的高度，不是墨守成規就是不敢越雷池半步，這樣的高度其實沒有多大的難度，其中更多的則受“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困擾。

《萬物》也是一本讓國內一些自詡為設計理論研究者感到汗顏的書。作者雷德侯先生至始至終貫穿全書的中國藝術模件化與規模化的理論都是建立在作者對大量實物的整理與研究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作者的理論提出是以堅實的實物考證為依據的。對實物的研究、分析，總結直至歸納，是建立科學理論體系合理的途徑之一；然而國內的許多設計理論文章大多脫離了實物與特定語境，以眾多以往得出的結論推導出自以為滿意的理論，充斥在這些文章中字眼最多的則是“早在多少年前某某就說過”，　“某書曾經記載”等等，猶如以百年的包豪斯教學作為經典推論當代中國設計思想一樣荒唐。完全依賴歷史結論為論據，推導出來的論點是人文研究方法的誤區，任何歷史時期所得出的結論都有限定的歷史語境，拋開歷史語境的妄自推論，會導致偏頗甚至極端。

《萬物》對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理論論證并非達到了無懈可擊的完美，但雷德侯先生在此書中給了我們一個嶄新的思考方式，猶如巨斧敲裂了閉鎖的墻垣，透進了新鮮的空氣。

第4篇：中國古代建筑論文范文

【摘 要】許宏的《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一書于2016年5月出版，是系統闡述其“大都無城”觀點的學術專著。“大都無城”即從中國第一個廣域王權國家都邑二里頭開始，到有內城外郭的曹魏鄴北城之前，中國古代都邑一直是不設防、沒有外郭城的。在這期間出現過少數有外郭城的情況，是由特殊的歷史背景引起，并不是這一時期的主流。許宏以城郭形態的視角梳理古都形態的歷史變遷，以城市動態變化的方式來解讀都城形制，由此來窺探歷代都城形態變化中蘊含的或承上啟下、或跨時代的繼承，給我們理解中國古都帶來了新的啟發。

許宏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從事中國早期城市、早期國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學研究。“大都無城”的概念，是他對漢代及以前中國古代都城形態的概括。這里的“城”指聚落的城垣，即通常所說的外郭城。許宏早在20年前撰寫博士論文時就萌生了這一觀點。2013年，他的《大都無城――論中國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態》[1]一文按時間順序具體分析了從二里頭到東漢的都邑城郭形態，正式提出了“大都無城”的觀點。2015年發表的《“大都無城”的余緒――對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態分析》[2]一文進一步就春秋時期都邑中存在的上個時代“大都無城”形態的殘留做了補充闡述。在這兩篇論文的基礎上，《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3]（后文簡稱《大都無城》）一書于2016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圖一）。該書對“大都無城”的概念及相關研究做了更為清晰、詳細的梳理，是他繼《最早的中國》[4]《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5]之后，又一部解讀早期中國的著作。全書分為“引子”“魏晉以降，城郭里坊”“秦漢京畿，帝國霸氣”“東周城郭，亂世獨作”“三代大都，王國孔武”“余論：晚出的大中軸線”等六個部分。“引子”部分對學術界一般認為的“無邑不城”之說提出質疑和思考，并梳理了之前學者對于城郭布局的觀點。接下來的五個章節以倒敘手法從魏晉以后的都城講起，一直追溯到二里頭遺址，運用各時代的都城考古材料，證明了“大都無城”，即在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國家誕生到漢代的兩千余年間，絕大部分時間里都城是沒有大城的。因魏晉以后都是城郭兼備的總體布局，故作者將討論的重點放在從二里頭到東漢以“大都無城”為主要都城形態的時段。

許宏在《大都無城》的后記中說，最想與讀者共勉的是“從考古材料出發進行獨立的分析思考”，這不僅體現了考古學以實物資料研究歷史的特質，還提醒我們分析考古材料時不能先入為主，很多理所當然的結論只要稍加細察便發現并非如此。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城垣是“縱貫中國古代都邑之始終的標志物和必要條件”，而通過該書的分析，這一觀點不攻自破。因此，正如許宏所說，“大都無城”并非標新立異之說，而是“對中國古代都邑遺存顯現出的某種現象的一個提示，對都邑發展階段性特質的歸納和提煉”。

一、辨析城郭概念，搭建形態演變框架

《大都無城》引言部分的“中國古代都邑城郭形態一覽表”（圖二）及其揭示的中國早期都城發展史上的幾個重要現象，可謂全書的核心。許宏把都邑的城郭形態分成了“宮城+郭區”和“宮城+郭城”兩種，“宮城+郭城”又分成“內城外郭”和“城郭并立”兩種，戰國的“城郭并立”都邑又可分為“宮城在城郭之外”和“割取郭城的一部分為宮城”兩種情況。

“宮城”“郭城”“郭區”等詞匯，作者在“引子”部分的“不得不辨的城郭名實”章節進行了具體的解釋和區分。“城”“郭”“宮城”“郭城”“外郭城”“大城”“小城”等都是城市考古中經常出現的詞匯，在不同的研究論述和語境中它們的含義會出現重疊、交叉或細微的差異，作為一項嚴謹的研究，必須理清它們的具體含義和范圍，否則可能帶來混亂。比如書中反復提到的關于西漢長安城城郭之辯的“楊（楊寬）劉（劉慶柱）之爭” [6-8]，許宏就認為是由兩位學者對“宮城”概念理解的差異引起的：劉慶柱理解的是“宮城”的狹義概念――“用宮墻圍起的含有宮殿區內主體建筑（一般為宗廟寢殿所在）的大的院落”；而楊寬理解的是“宮城”的廣義概念――“包含了與宮室有關的各種建筑、手工業作坊等附屬設施、貴族府第，甚至一般居民點和空地（苑囿）等”，又可以叫“小城”或“內城”。對于“小城”“瘸恰薄骯城”等稱謂的區別，許宏總結道：“內城（小城）可以定義為等于或包含宮城”，即“宮城”在廣義上與“小城”“內城”一致，“小城”“內城”“宮城”這三個含義相互重疊的詞，都是指被圍起的聚落里的空間，有時直接被稱作“城”。但“大都無城”的“城”非彼“城”，而是相對于內城（小城）的圈圍起整個聚落的防御設施“郭”。至于為何以“城”字代指所有的聚落城垣，他認為，“既然郭的存在以城為前提，沒有（內）城，郭則無從談起，圈圍起整個聚落的防御設施也就只能稱為‘城’了”，具體來說就是有些聚落并沒有明確的內城，這種情況下的防御設施就要稱作“城”了，因為“郭”必須與“內城”相對，況且“郭”的其他稱謂――“大城”“郭城”“外城”“外郭城”也都帶有“城”字。

許宏還提到了另一個重要概念――“郭區”。他早先的著作《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9]就指出：“夏、商、西周時期都邑的布局已初具內城外郭的雛形，但罕見郭城城垣”，可謂是“大都無城”觀點形成的一個重要線索。同時，他把在內城，但未被外郭城圍起來，往往含有“一般居民區、手工業作坊和墓地等”的廣大區域稱為“郭區”。郭區不同于有外郭城城垣圍起的“郭城”，郭區和宮城（內城）一起，是“大都無城”形態都邑的重要組成部分。

理清這些概念之后，各個時代的都城案例都可以放進上文說到的形態分類框架中。從“中國古代都邑城郭形態一覽表”中可看出，自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都邑二里頭至曹魏鄴北城之前近兩千年的時間里，“宮城+郭區”的布局（即“大國無城”）是都城空間構造的主流。書中以考古學材料為主，輔之以文獻資料，來證明在曹魏鄴北城之前的大部分城郭確實是“宮城+郭區”的布局，而商代二里崗和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宮城+郭城”狀態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且并非與前后時期一脈相承。這其中不乏爭議和材料的缺陷，如趙都邯鄲，一般認為它包括“趙王城”和“大北城”兩個部分，具有鮮明的戰國“兩城制”特征。但正如許宏在書中提到的，有學者對此持不同意見，認為邯鄲故城應只有大北城，大北城西北部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小城一帶可能是宮城所在地，趙王城只是一處重要的離宮而已。目前考古材料不充分，尚不能確定大北城西北部的這一建筑基址群和小城的性質，那么趙都邯鄲究竟能否成為戰國時期“城郭并立”的都城形態的例證也需要進一步的驗證。或許隨著今后考古材料的豐富，對城郭形態及何為主流的判斷會發生變化，但許宏這種看待城郭形態的視角無疑是獨特而富有借鑒意義的。

二、都城形態的動態解讀

《大都無城》一書的副標題“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道出了本書所要傳達的一個重要理念。許宏在后記中寫道，他在撰寫博士論文及工作實踐中“愈益感到‘總平面圖式’分析都城遺址的局限性，因而一直在呼吁動態解讀的理念”。對都城的動態解讀，即在分析都城形態時，不局限于固定的總平面圖，而意識到在最終形成一幅總平面圖之前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應在觀察都城形態變化的基礎上總結其形態特征。

比如漢長安城，它的“郭”有一個逐步擴大的過程。惠帝筑城時先以城池為郭，即延續了戰國時代“大立郭城”的傳統，而武帝之后國力強盛，人口劇增，于是原來的城池轉變為“內城”，在城外筑建章宮，擴展上林苑等，不斷向外蔓延，成為內城加郭區的“大都無城”的狀態。同時，漢長安城的朝向和軸線問題也有一個動態演變的過程。書中提到劉瑞從城市動態發展的角度加以解讀，認為漢長安城“首先是一座朝東的城市，然后才變為朝南” [10]。劉瑞的分析不同于眾多學者“總平面圖式”的研究，而“把都城的空間布局放在一個發展的框架中去做動態解讀”，這給許宏帶來了很大的啟發。

再如魯都曲阜在書中好幾個章節出現。關于該城的形態演變尚有爭議，發掘者認為它大圈套小圈的城郭布局反映了西周城市的特點，而許宏仔細梳理考古材料后于2000年在《曲阜魯國故城之再研究》[11]一文中指出，可確認的魯城最早的城垣大致在兩周之交或稍晚，內城外郭應是春秋后的形態了。因此，他認為魯都曲阜經歷了西周時期的“大都無城”、春秋時期的“內城外郭”及戰國時期的“城郭并立”幾個階段的演變。

兩周時期都邑在不同階段的動態演變在“中國古代都邑城郭一覽表”中也得到了體現。書中每講到一個都城的例子，便會詳細地介紹它的發現和研究情況，試圖通過語言讓讀者全方位地感知這個城市的面貌，時間框架中的變化則為這種敘述增加了一個維度。許宏并非第一個實踐動態解讀都城的人，但他書中處處可見的對動態解讀城市形態的關注，不僅使他對都邑的描述更加立體，還給我們研究城市考古帶來了重要的方法提示。

三、承前啟后與跨時代繼承

對都城動態解讀的意義之一在于更好地看清其發展過程中的傳承問題。正如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城郭是我國古代所有都城必然的組成部分一樣，也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我國古代都城形態的發展從來都是單線地一脈相承。

許宏通過動態分析都城形態，亦想探究其中設計之思想來源和傳承。基于該書的分析，筆者把都城形態傳承分為“承前啟后”和“跨時代繼承”兩種。

除了“大都無城”這一主流形態，書中想強調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城郭俱備的少數幾個時段――商代二里崗期、春秋戰國時期――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是由軍事局勢高度緊張的歷史背景造成的，這些特殊情況不可能是承前啟后的環節，尤其是城郭并立的戰國時期都城，許宏稱其“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而正如前文所述，西漢長安城一開始也經歷過大立郭城的階段，或許可以理解為當時處于尚不穩定時期而對戰國傳統的延續，但很快就演變為宮城加郭區的形態了。值得注意的是，書別提到的漢長安城朝向與軸線動態演變問題，提供了另一條線索：一開始朝東的設計，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許多地域流行并實施的尚東和尊右的思想”，又或是“戰國時期逐漸流行陰陽五行學說在漢代的反映”。而許宏認為漢帝國的社會形態更接近于西周王朝，因此漢長安城的“跨周法”是對“大都無城”的西周王朝都城的繼承，而不是“對禮崩樂壞、亂世爭防的東周城郭形態的模仿”。

除漢長安城跨時代繼承西周都城形態以外，書中提到的另一個跨時代繼承的情況是殷墟對二里頭的繼承。許宏認為，屬于殷墟文化初期階段的洹北城“在繼承了鄭州城、偃師城的某些布局特征的同時”，又“具有開創具有洹南殷墟模式先河的意義”。其實發掘者認為洹北城遺址有夯土城墻，而許宏認為所謂“封閉的方形夯土城墻的基槽”遺跡其實是“填壕”，并沒有夯筑城墻。這樣一來，洹北商城似乎就處在一個承前啟后的位置上了。另外，尚處于二里崗末期的小雙橋遺址是一座高規格的都邑性聚落，但未在遺址范圍內發現城垣遺存，許宏以為此時可能就已揭開殷墟時代“大都無城”的序幕。綜上，商晚期殷墟的“大都無城”表面上是跨時代繼承了二里頭文化，但小雙橋、洹北城在商代前期（以鄭州城、偃師城為代表）與商代后期（殷墟）之間的過渡，減弱了時代跨越感，讓人更加關注它們的聯系。至于跨越了西周、春秋、戰國的齊都臨淄、魯都曲阜等，雖然城郭形態發生了變化，但它們顯然是有承接關系的。而殷墟是否繼承了二里頭的都城形態，不能僅僅通過它們都是“大都無城”形態而下定論，許宏也指出，關于洹南殷墟未筑城原因的一種推想是殷墟的“族邑模式”[12]。

動態解讀都邑可以幫助理解發展傳承的規律，而通過分析已有的考古資料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都城之間或承前啟后，或跨時代繼承的關系。但對城市形態、城和郭的形態的觀察并不是全部。譬如書中講到關于漢長安城的“跨周法”，學者們還注意到思想觀念的影響。值得肯定的是，“大都無城”概念提出后，所有都城都能放進可以清晰區分的城郭形態類別中，并由此梳理出一條城郭形態演變線索，這條線索讓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解讀都城的演變。雖然這種角度未必全面和精確，且只能基于已發現的考古材料，但它至少為我們觀察古都的發展歷史提供了一種思路和視角。

[1]許宏.大都無城：論中國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態[J].文物，2013（1）.

[2]許宏.“大都無城”的余緒：對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態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三代考古：六.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3]許宏.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M].北京：生活?x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4]許宏.最早的中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5]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6]楊寬.西漢長安布局結構的探討[J].文博，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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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許宏.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0]劉瑞.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線與南郊禮制建筑[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2―45.

第5篇：中國古代建筑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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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陳龍海.東方美學視野下的中國書法[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45（1）：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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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易中天.中國藝術精神的美學構成[OL]..

第6篇：中國古代建筑論文范文

關鍵詞 古典園林設計；景觀綠化；現代化園區建設

一、概況

我國近年房地產的經營理念不斷的變化，地產的營銷主題出現了很多變化如圍繞環保、景觀設計、智能等主題的地產不斷出現，園區的景觀設計是建筑設計中永恒的主題。與傳統的居住區景觀設計相比，現在的景觀建設更強調的是共享性、自然環境設計、人造景觀設計等，人們主要傾向安全安靜、環境優美等要素豐富院落空間。因此我們要崇尚古典園林的設計風格來結合現代化園區景觀建設的設計特點，強調環境景觀與古典園林特點的藝術性。21世紀后，居住區環境與景觀審美需求越來越高出現多元化的發展，提倡古典的景觀設計風格，被人們欣賞的同時還要物盡其用，創造古典、舒適、宜人的居住區景觀設計的風格，更是今后設計理念的一個新趨勢。

隨著我們現代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城市化建設的不斷加快，在關注建筑的戶型和外形舒適外，更多的是關注周邊的生活環境特別是對居住區的建設越來越高。我們在設計中要融入中國園林傳統風格與古典建筑特色將一些中式特色的元素融入到景觀設計當中，設計出全新的設計意境的古典江南風景。

二、居住區景觀綠地建設與古典園林設計及發展趨勢

1、居住區景觀綠地建設理念

居住區的綠化是現代居住區建設不可缺少的部分，國家提倡低碳環保和綠地建設。這樣的建設可以改善我們居住環境的小氣候，調節空氣的濕度與氣溫、減少灰塵和噪音、降低居住區的風速、美化我們居住的空間。

居民區綠地特殊性：（1）居住區的綠地設計與公園的古典園林設計不同，居民區綠地更貼近居民的生活，被居民利用率最高的綠地，在設計上更要貼近人們的生活，在居民區景觀的設計要在人們的鍛煉身體上、孩子的游玩上、一起談天下棋上設計出符合符合古典園林風格的設計，看見涓涓的流水與荷塘的景色這樣的設計可以使居住的人們徹底放松自己的身心。（2）居民區的綠化建設是城市規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居住區的建設上要設計出有花、有草、有樹、有亭臺樓閣、有假山池塘河流的古典風格設計，使人們喜愛自己生活居住的區域。

2、古典園林設計的作用及發展趨勢

（1）古典園林設計概況

首先，我們要以自然山水為設計基本的原則，中國的園林設計特點是在建筑和自然景觀設計中達到和諧統一的效果。在設計上不要去刻意的模仿古代人設計風格，我們要在設計上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巧妙的將自然美與人工美相互結合，在園區建設中要做到因地制宜的設計，有效利用現有的自然條件在建造過程中使人工建設與自然環境緊密結合，做到“虛實相間，以虛為主”的建筑群體，設計的重點是建筑物與院落之間是否緊密結合。其次，山石的設計是古典園林最有情趣的創造，山石不僅可以點綴景觀空間，而且還可以起到遮擋事先與圍合空間的作用。最后，在園林景觀設計中建設水是最基礎要素之一，在設計總要以池塘作為設計的中心，沿著水池對四周的建筑進行設計形成向心、內聚的格局，這樣的布局建設可以使有限的空間具有寬敞的感覺。我們還可以將水面分割成相互連接的小塊，采用化整為零的設計方法在池塘上設計出形式各異的自然水景。

（2）古典園林設計發展趨勢

中國古典園林是由山水、花木、建筑等組合的建筑設計作品，具有詩意的建筑設計可以豐富我們的文化底蘊陶冶我們的情操。而近年隨著我們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居住區的園林設計迅速升溫，一股中式風格的景觀設計悄悄的走進了我們的設計趨勢中，設計中采用大量中國古典庭院中花壇的設計，園林設計師不在追求歐式的人居文化，更加注重設計幾千年中國古代傳統居住文化建設。

將中國古典園林設計手法與元素進行延伸和發展，在現代化居住區中城市園林綠化是國家關注的重點，對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與環境質量起到一定的作用，更可以有效的增進居民的身心健康。一個國家的居住環境的建設與設計水平是提現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建設發展的重要標志，隨著我國城市現代化進程的不斷發展，居民對自己居住的環境和園區建設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居住區園林設計的質量是最重要的設計任務。

從園林設計手法出發探討出全新的設計思路是我們現代化設計的發展趨勢，作為一個被廣泛應用的設計專業，現代景觀設計中出現的素材與傳統園林設計素材進行有象征性意義的結合。在居住區園林設計植物的景觀設計已經不在占主導地位，而它只是可供設計者選擇的景觀材料，在景觀設計總我們將土地、磚、巖石、水、鋼、木頭、混凝土、瓦、玻璃等自然與人工素材在現代化的景觀設計得到充分的利用。居民區的建設與現代園林景觀設計是未來設計發展的主流。創造出新的具有古典意義的設計、追求優美的自然主義設計、追求清晰的結構古典設計等，給人一種新視覺的簡約主義和后現代主義。

居住區景觀設計作為城市景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各種設計手法與設計元素在此被發揮的淋漓盡致。然而，作為人類感知的自然媒介，園林景觀設計具有一定的美學性、社會性、自然性，這樣的景觀設計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體現了社會的公平。

三、居住區景觀綠化環境與園林設計原則、設計理念、內容及手法

居住區景觀設計要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才能進行合理的合計，景觀設計規劃要布局合理、因地制宜、創意突出、符合一定的生態要求等，在規劃設計中要有植物譬如春天要有花草、夏天要有樹蔭、秋天要有果實、冬天要有綠色的景色，設計者要創造出清晰、自然、舒適的園區綠化環境。

1.1 游園型的設計原則

游園的設計原則是對于老人和兒童服務的，要依據居住者的年齡不同設計出布局緊湊互、不干擾的活動區域。兒童活動的地方要采用草坪鋪地盡量采用海綿塑膠面磚鋪地，園區的道路可兼做跑道可供園區的人們進行跑步鍛煉，通往亭臺的路面采用卵石或毛石鋪砌。在園區園林建筑與設施方面設施要獨具特色、小巧玲瓏、位置擺放適當，要池塘和亭臺位置設立共人們休息的坐椅、旁邊設立花壇、園燈以及園區的宣傳欄。

1.2 住宅型庭院設計原則

住宅區比較密集的園區因建筑物多而密造成的陰暗處比較多，所以要選擇耐的蔭樹種。對于居住環境是否安靜也是園區建設的重要任務，植籬可以降低園區的噪音其寬度1米、高度在2米的隔音效果好。園區建設的空間尺度和樹種的高低與園區住宅的層次相稱，居室的窗外盡量種植一些喬木類的植物，避開地下管線進行栽種。

1.3居住區綠地中所需的樹種選擇

在我國古代園林的設計中資料表明要選擇生長健壯方便管理的樹種、選擇冠大葉茂的落葉闊葉喬木。利用樹木的特點在夏季可以為園區的人們大面積遮蔭，在冬季不遮陽光、改變空氣濕度、吸附灰塵、降低噪聲，還要選擇耐蔭的植物。

四、結語

世界的園林建筑設計中的中國傳統古典園林具有它特有的文化底蘊和內涵，體現了一個地區的本土地文化。中國現代景觀園林的不斷發展離不開本土風景園林師的設計，現代化的園區的古代園林設計遵從中國古代園林設計特點結合西方的園林設計的表現形式，是現代居住區景觀設計的必然趨勢。對古今中國古代的造園藝術以和美學思想進行探討吸取中國古典園林設計中的精華，創造出具有現代中國特色的園林設計理念，傳承中國古典園林精髓與現代之韻相結合，創造出更高層次、舒適宜人的居住區景觀設計風格，再創中國園林設計的新輝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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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中國古代建筑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主要從4個方面分析了場地設計的基本理論與中國傳統建筑理論的相似之處，旨在說明場地設計以及中國傳統建筑理論所追求的宗旨，強調人、建筑、環境和諧共處的重要性。

  場地設計雖多見于工程技術層面，但在場地設計的實踐中，其理論體系與中國傳統建筑理念卻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甚至可以說在某些方面同出一轍。

  場地設計是從宏觀的角度把握具體建設項目所處的地段環境，為滿足一個建設項目的要求，以基地現狀條件和相關的法規、規范為基礎，有效地組織場地中各要素之間關系的設計活動。其根本目的是通過設計使場地中各要素，尤其是建筑物與其他要素能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從工作內容上看，場地設計即整個建筑設計中除建筑物單體的詳細設計外所有的設計活動，一般包括建筑物、交通設施、綠化景園設施、場地豎向、工程設施等的總體安排以及交通設施(道路、廣場、停車場等)、綠化景園設施(綠化、景園小品等)、場地豎向與工程設施(工程管線)的詳細設計。從建設流程來看:實際建設流程中，一般首先是業主確定一個建設項目，并取得了相應的用地，然后再委托建筑師來設計，建筑師是在業主所提出的設計任務和基地條件的基礎上開始工作的。設計者在進行具體的設計一前要做細化和完善設計任務的工作。

  城市規劃也影響著場地設計，城市規劃對場地設計的要求如下:1)體現在城市總體規劃對于城市用地的發展方向和布局結構的控制之上。2)體現在控制性詳細規劃中，控制性詳細規劃的要求是具體性的，對場地設計一有更直接的影響，場地設計對控制性詳細規劃之中的土地使用和建筑布置等各項細則必須做出恰當切實的反映。比較二者，場地設計在現代建筑理論指導下偏重于工程實踐;而中國傳統建筑是人們在理想環境追求的指導下，通過工程實踐來營建詩意的空間。二者雖然采取了不同的過程，但我覺得在指導思想上是一致的。

1相同的自然觀—道法自然

  場地設計所賴以依存的對象是自然。作為人類營造家園的工程活動必須以大的自然環境為基礎，不能妄想去征服自然。人類作為一個生于自然，根植于自然，受自然哺育的群體，只在乎用自然的方法去尋找并發展與自然系統一致的法則。應該說，自然法則指導和奠定所有合理的規劃思想。當然，這種與自然的互動要通過一定的要素才能體現出來。場地設計中對諸要素的綜合考慮必須放在人與自然相互協調作用的前提之下。

這種思想不僅體現于中國傳統建筑的創作過程之中，而且始終貫穿于華夏文化與傳統建筑的觀念之中。作為中國所特有的宇宙觀，它的特點主要表現在有機整體性上，不僅認為認識自然的組成部分與人是平等的，而且認為天地運動往往直接與人有關，人與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在這種宇宙觀念的指導下，“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總原則。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認識論，從天、地、人與自然結合的觀念去看待事物并且長期影響人們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我們民族崇尚自然的風尚。同時，“道法自然”又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的依據，正如老子《道德經》中所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成為我們日常行為活動的最高指導原則。

2相同的有機整體觀

  如果說城市規劃是從更大的范圍考慮城市各元素之間，城市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那么場地設計則是從建筑具體地段環境來協調各方關系，但整體性的觀念、和諧的觀念始終貫穿其中。在尊重具體地段自然環境的前提下，協調氣候、土地、水、植物、建筑、人及道路、管網等之間的關系，使它們與具體地段相呼應，成為一個具有自身景觀特點的有機整體。

  在場地規劃的實踐中，它既包括了整個建筑項目與地段環境的協調，盡可能少破壞自然環境，利用已有的自然環境;或采用合理的方式適當改造地段的環境使之符合人的理想環境要求，同時也包括了建筑與自然環境、建筑與人工環境、建筑與室內外空間的相互貫通和交融，效仿自然界有機理念，創造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意境。

  中國的風水學與場地設計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它是中國古代一種有關建筑環境的基址選擇與規劃設計的理論，又稱“地理學”。中國古代建筑成就矚目，恰恰是風水學術中記載的規劃、設計、建設的理論和方法，為中國建筑的輝煌助有一臂之力。古代風水師也承擔了建筑師、規劃師、設計師的角色，研究風水淵源、沿革、流派、宗旨、方法及其成就，關聯了中國古代城市、村鎮、住宅、陵墓等，其中包括地理、地質、生態、小氣候、綠化、建筑群及外部空間設計、心理學、倫理學、哲學和美學等方面的話題。

3具體處理手法上的一致性

  在具體場地設計的過程中，首先需要觀察地形、地貌，了解當地的氣候條件，植被以及水文資料，作出合理的判斷，進而形成符合具體地段環境場地的規劃設計。與此同時，在中國傳統建筑理論的相地理論里也同樣講究望、景、觀、卜，“望”是從遠處觀看地形、地貌;“景”是考察地段與太陽高度角、風向的關系;“觀”是去實地考察植被、水文情況;“卜”是指用龜背等器具來進行占卜。古人在進行完這些程序之后才具體來規劃用地建造房屋。

  在上述“天人合一”的認識論，“道法自然”的方法論及有機整體論的指導下，場地設計在具體的處理手法上，例如建筑的處理、樹木的處理、水體的處理、道路的處理以及景觀視覺處理都與中。國古典園林的營建方式極其相似。中國古典園林的最高原則講究“雖由人做，宛若天開”，因此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中國古典園林對于樹木、建筑、水體及其道路的營建都極力模仿自然有機形式，恢復人對自然共生本性的回歸，創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空間環境。

4建筑的處理—與環境共鳴的人工環境

  建筑往往是一個基址上最重要的人工環境，是精神與物質的載體。物質可以通過具體的建造來完成，而精神需要與環境的共鳴設計來達到。西蒙茲認為理想的居所是自然場址和景觀環境的最佳組合，并把這一目標的實現程度作為衡量居住成敗以及居住者適應性、健康程度的標準。于是在建筑具體處理上往往通過分析場地，結合地形恰當布置田園和建筑，適應地質構造，盡量減少對現存生態系統的干擾，反映氣候條件并且考慮景觀的布局，強調最佳的效果，整合各種要素，營造理想的人居環境。

  中國園林中的建筑既要滿足各種園林活動和使用上的要求，又是園林景物之一，園林建筑是與園林環境及自然景致充分結合的建筑，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地形及環境的有利條件。任何建筑設計時都應考慮環境，而園林建筑更甚。建筑在環境中的比重及分量應按環境構圖要求權衡確定，環境是建筑創作的出發點。我國古典園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為景觀構圖的主題，建筑只為觀賞風景和點綴風景而設置。

  園林建筑是人工因素，它與自然因素之間是有對立的一面，但如果處理得當，也可統一起來，可以在自然環境中增添情趣，增添生活氣息。園林建筑只是整體環境中的一個協調、有機的組成部分，它的責任只能是突出自然的美，增添自然環境的美。

第8篇：中國古代建筑論文范文

【關鍵詞】蒙元文化 旅游景觀 特色創新 歷史文化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08)09(a)-0203-01

1 蒙元文化概述(蒙元文化定義和基本精神)

蒙元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原文化、中外文化交融的產物,是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和邊塞文化的聚集、融合、傳承和積淀,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體系。其中,蒙古族帝王文化、宮廷文化、祭祀文化、民俗文化,正是蒙元文化的核心部分。每個民族的文藝理論思想和審美意識,無不積淀著該民族的文化精神。蒙元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作為蒙古族傳統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英雄精神,乃是由普遍流行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的英雄崇拜上升凝聚而來的。在那樣的時代里,人們需要英雄人物的保護,這些英雄化的神不僅能從精神上給他們以安慰,同時更能使其從心理上得到激勵和鼓舞,讓人們在體驗著英雄經歷的同時,也在努力想要成為英雄那樣的人物,受到尊敬和崇拜。

其二,蒙元文化中的自由精神是從其社會、經濟、文化內部自發形成的,蒙古人在生存空間上的自由行動為其內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一個客觀的物質基礎,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以個人為主體的文化生活又為其提供了一種制度上的保證和精神上的享受。

其二,務實精神對于古代蒙古人來說,即是反對玄想空談,崇尚腳踏實地。在嚴酷的自然環境沖擊下,面對現實,直面人生是他們最基本的人生信條。古代蒙古人能夠極好的適應自然環境,為自己選擇一種最為恰當的生存方式,這體現的是一種務實的生活態度,無論是作為主業的畜牧業,還是作為副業的狩獵業,都是他們基于現實環境需要、及生存需要而做出的最切合實際的選擇。

其三,開拓精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的性格特征:好奇、冒險、易于接受新鮮事物、不斷地尋找機會并且創造機會,這就是一種典型的開拓精神。對于蒙古人來說,這種精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從生存的角度來講,遷徙活動是開拓精神最初的行為基礎,為了尋找合適的牧場、水源以及居住地,牧民不斷的進行著遷徙,這是最基本、最原始的開拓行為。另外,從發展的較高層次來講,這種開拓精神則體現在一系列征服戰爭中。通過這種戰爭,他們既獲得了廣大的生存空間,也獲得了豐厚的經濟利益,所以,戰爭行為早期是以經濟目的為主,后來才發展至政治、軍事等方面。靠著這種精神,蒙古人不僅為自己開拓了生存之路,而且為部落、民族、國家開拓出了發展壯大之路。

2 蒙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歷史地位

“蒙元文化”的多元性特征造就了這一地區人民具有寬闊的胸懷、對異文化包容,并主動學習和汲取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元朝統一中國后,中原與邊疆地區關系日益緊密,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以中原傳統文化為主的多民族文化和諧并存、共同發展,形成了蒙元文化一大特色,因此被歐洲人稱為“世界上最大的奇跡”。

蒙元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思想文化禁錮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它不僅沒有從官方角度提出“避違"制度,而且蒙元時期的文化禁令相比較于明清兩朝,僅是它們的幾十分之一。另外,它還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明確提出自由的朝代,薩滿教是匈奴、突厥、蒙古固有的生態宗教,是古代蒙古高原傳統思想的基石。在十三世紀蒙古人仍信仰薩滿教的同時,接納了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并在蒙古高原形成了具有地區特點、民族特點的綜合性宗教體系。

蒙古族善于同兄弟民族相互學習,成吉思汗利用維吾爾人創制了回紇蒙古文字,元世祖忽必烈利用人創制了八思巴蒙古文字,額爾德尼利用回紇蒙古文字創制了滿洲文字。蒙古語曾經是世界上第一種國際語,十三世紀用回紇蒙古文撰寫的世界名著《蒙元秘史》還保留至今,這是一部研究古代游牧文明的獨一無二的珍貴史料。

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曲(散曲和雜劇)也是在兼容的文化環境下形成的。元曲的誕生與繁榮,主要得益于蒙元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寬松。元曲包括散曲和戲劇(雜劇、南戲),在元代文學中成就最高,被視為元代文化的精華。自此,后人把元曲、唐詩和宋詞并列,視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瑰寶。

在建筑方面,規模宏偉、富麗堂皇的上都城,就是一座具有漢式宮殿樓閣和草原氈帳風格的新興城市,充分反映了兩種建筑文化的特色。蒙古宮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結構完全吸收了漢族的傳統,但在技術、結構、材料以及建筑裝飾方面都有了新的創造,普遍運用色彩絢麗的琉璃作為建筑的裝飾,宮殿平面一般均采取“工”字形,即在宮殿與宮殿之間用柱廊連接。殿內布置普遍使用壁衣和地毯,凡屬木結構的部分都用織造物遮蓋起來,具有濃郁的蒙古宮帳的特點。此外,在鄂爾多斯等地方所新建的許多佛寺、廟宇,也都吸收了建筑藝術的精華。將寺廟中的佛像、壁畫、唐卡裝飾與蒙、漢、藏的雕塑和繪畫藝術有機地融為一體。

蒙元時期,東亞、中亞、西亞、歐洲的部分地區相繼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之下。戰爭帶來消極影響的同時,在客觀上也帶來了積極影響。它使歐亞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壁壘被打破。官方鼓勵通商的開放政策,便利安全的交通驛站,拉近歐亞之間的距離,使各種文化之間的直接對話成為現實,各地區之間縮短了因發展不平衡造成的文明進程的差距,尤其是文化交流讓中國認識了世界,世界也認識了中國,東西方間的神秘面紗被揭開,世界文明史由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3 結語

穿過歷史的塵湮,審視“蒙元文化”這朵中華民族百花園里的奇葩,會發覺它是如此悠久、絢爛、獨具魅力。蒙元文化吸納多種文化的有益成分,達到歷史性的高度,具有了顯著的多元性和空前的繁榮。蒙元時期,中華版圖橫跨歐亞地域和眾多民族的大一統局面使得文化的發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內涵。作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對社會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對世界的文化發展和人類的文明產生了不容忽視的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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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國古代建筑論文范文

【關鍵詞】神話；中國皇家園林；歷史流變

中圖分類號：TU9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6-278-02

中國古典園林從形成至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以其精湛的技術和獨特的風格在世界園林藝術體系中獨樹一幟。“皇家園林、私家園林與寺廟園林為中國古典園林中三大主要流派”。其中皇家園林外觀上規模宏大、皇權氣勢雄厚，內在設計精致、技術水平高超，成為了古代園林建設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園林。

歷代王朝都建有自己的皇家園林，因此中國皇家園林隨著朝代的變更而呈現不同的發展階段（圖1）。皇家園林的發展是收到很多因素影響的，包括當時社會的文化、藝術思潮等，其中神話在皇家園林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一、神話傳說與皇家園林

自古以來，人們通過向神明祈禱、祭祀等方法期盼來年的好收成，家人的健康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百姓對神即信仰又崇拜。統治者為了更好的控制百姓，將神權與政權結合，開始了封建統治，佛教的廣泛傳播使中華民族對神的信仰又加深了一層。而神話無疑是神論傳播的重要載體，反映古代人們對世界起源、自然現象及社會生活的原始理解，承載著中華民族的豐富的想象力和無窮的創造力，代表著華夏民族的精神財富。

中國早期的皇家園林便是在神話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皇帝以“天子”自居，乃為天之嫡長子，秉承天意統治世界，居住環境當以“天堂”“仙境”為標準，利用總體的規模和外觀的氣勢來顯示皇權的高貴。可以說早期的古典園林是神話故事的縮影，代表著華夏民族的物質財富。

所以說，神話傳說和皇家園林在歷史的流變中雖并駕齊驅，但又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園林的空間布局、追求的意境、甚至建筑本身的裝飾圖案都深受神話傳說的影響；而另一方面，神話又通過園林這一種特殊方式的以傳承。”

二、主要神話系統

在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話中，有兩個對皇家園林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系統：一個是昆侖神話系統，一個是蓬萊神話系統。

（一）昆侖神話

昆侖神話系統起源于西部的高原地區，最早見于《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與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瑤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間之，將予無死，尚復能來。”昆侖神話雖然后來隨著歷史的發展幾經變遷，但是昆侖神話所發生的環境卻始終離不開“山環水繞”這種景觀模式，“高峻”也一直是昆侖山的顯著特色。因此，昆侖神話是崇拜高山的象征。

昆侖神話對皇家園林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是山環水繞的布局，這成為了后人在選擇園址時的一個首要評判標準。人們認為山水環繞的仙境便是最理想的人居場所，所以模擬仙境，制造出瓊樓玉宇之象，這成為了古典皇家園林的重要象征。其次是臺式建筑，昆侖山高聳的體態，被人們設想為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帝王就模擬仙山，筑臺登高，以期能夠通向神明，將神權與政權結合，統治世界。

（二）蓬萊神話

蓬萊神話系統起源于東海沿海地區，關于蓬萊仙話最早的較為詳細的敘述出現在《史記》中，“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太、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蓬萊神話是在昆侖神話之后，對依山傍水這仙境的進一步理想化和神秘化，記載中的蓬萊神話無不圍繞著水霧彌漫、三山環繞的格局展開，將仙境發揮的淋漓盡致。蓬萊神話則是崇拜大海的象征。

蓬萊神話中由于“不死之藥”的存在，使之其對后世的影響最為深遠。戰國時期便有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仿仙境而不得的記載，秦始皇一統天下后，又派徐福攜千名童男童女入海求不死藥，卻一去不返。到了漢武帝時期，對三仙山的追崇更為狂熱，但一直沒有結果，最終漢武帝只好在建章宮北太液池中，修筑蓬萊、方丈、瀛洲等神洲，聊以。據《史記》記載：“其北治大池，臺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屆此，中國皇家園林中“一池三山”的基本格局形成，并且一直延用，成為了皇家園林中的一個重要布局特點，例如隋唐時期的長安后苑、洛陽東都宮九洲池、宋代艮岳、元明太液池、清朝圓明園、頤和園和避暑山莊等。

三、萌芽階段――意向神話

中國皇家園林的萌芽階段為商、周時期，皇家園林最初出現于三千年女里社會后期的商末周初期，最早見于文字記載的是“囿”和“臺”。

“囿”關涉栽培、圈養，為“中國古代供帝王貴族進行狩獵、游樂的園林形式”。這種園林形式的形成有兩種原因。一是遠古代生產方式落后，人們只能通過獵殺動物來滿足生活需求，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方式漸漸被取代，但是后人想回歸這種方式作為紀念，因此營造了這樣一個環境來再現昔日景象。二是狩獵神話的影響，人們擔心過度的狩獵引來“獵神”的懲罰，因此將動物圈養，以維持長時間的生存需要。

“臺”關涉通天、望天，即是用土筑成的高臺，是最早的園林建筑形式。這種建筑形式的形成主要是受到昆侖神話的影響，昆侖山體量龐大，高聳入云，因此帝王筑臺登高，達到觀天象通神明的作用。最早見于周文王的靈臺和殷紂王建的鹿臺。

由此可以看出，神話促進了中國古典園林的產生。在皇家園林的萌芽階段，園林的思想意境、造園形式等都深受神話色彩的影響，為后來皇家園林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生成階段――再現神話

中國皇家園林的生成階段為秦、漢時期，這個階段園林形式由“囿”演變為“苑”，是園林發展的重要階段，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皇家園林。“苑”是在“囿”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它不僅保留了“囿”原有的天然植被和蓄養的飛禽走獸，同時還建有居住、游樂和宴飲用的宮室建筑群，使園林形式更加人性化。

秦始皇一統中國后，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秦王朝封建帝國，開始以空前的規模興建離宮別苑。由于秦始皇十分相信神話的存在，以“山環水繞”的布局形式建立上林苑，且規模龐大，南面到西安南面的終南山北坡，北面到渭河。不僅如此，秦始皇曾數次派人去找蓬萊神話中的三仙山求取長生不老藥，但是卻了無音訊，因此便在自己的藍吃供的水池中筑起蓬萊山，表達了對蓬萊仙境的向往。

到了漢武帝時期，對上林苑進行了擴建。漢武帝對蓬萊神話中不死藥的追求更為狂熱，多次尋求而未果，為聊以慰藉，便引渭水為太液池，以池為中心建筑假山，分別設蓬萊、方丈和瀛洲象征東海三仙山，形成了一池三山的布局。

一池三山的布局在此階段形成，并且一直延用至清代，成為了歷代王朝建造王室宮苑的一種模式。這種布局形式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蓬萊神話系統”的影響，打破了湖面單調的景觀，豐富了湖面層次，對后來的園林發展的影響十分深遠。但是該階段的皇家園林多為范山模水，單純的再現大自然風景，以大自然雄偉的景色襯托皇權氣勢，從整體上看是對意向神話的一種再現。

五、發展及成熟階段――兩相融合

皇家園林的發展階段，皇家園林也漸漸擺脫了單純的模擬神話中的仙境和再現自然的形式，趨向于神話與現實結合，寫實與寫意結合，到成熟階段，園林更多的傾向于以寫意的方式含蓄的表達自然風景，神話色彩對于園林的影響也漸漸隱為幕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細微之處觀察到它的韻味。

（一）石獅子――陸沉神話

清朝朱象賢《聞見偶錄》：“今宮殿衙署門外左右，所峙石獸，卷發巨眼，張吻施爪，俗稱為石獅子。”皇家園林的一直在不斷的演變，可石獅子這一建筑形式卻屹立不倒，至今仍在延用，這與神話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廣泛流傳著陸沉神話，內容大體為大陸突然沉沒，最后成為了湖泊，在陸沉之前是有征兆的，這個征兆就是石獅子的眼睛紅了，由于這個原因，只有一個人和他的妹妹幸免于難，正是由于這對兄妹的存在才使得人類得以繁衍生息。所以石獅子便有了避邪納吉、預卜災害的功能。

神話中中國有三大神獸，它們分別是獅子、麒麟、貔貅。獅子代表威嚴、權利；麒麟代表祥和、福貴；貔貅代表財富。因此獅子在中國的皇家園林中廣泛使用。

（二）壺形門――葫蘆神話

葫蘆神話中葫蘆造人的故事給人以深刻地印象，并且由于葫蘆本身適應性強、果實累累等特性，使得葫蘆既是觀賞、收藏、實用的上好佳品，又是中華吉祥文化的代表象征，有“子孫萬代，繁茂吉祥”之意，因此，在中國古典園林中，存在著很多葫蘆形或者壺形的門窗、鋪裝等。

六、結論

中國古代流傳著許多優美的神話傳說，它們雖然是由人們的幻想所構成，但是卻是以現實生活作為基礎的，代表著古代人類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是我們華夏民族珍貴的精神財富，對后世的影響十分深遠。而園林這一特殊形式的存在為這些神話的延續提供了物質基礎，我們可以從皇家園林中捕捉到神話的縮影，神話與皇家園林雖然各領，但又水融。神話對皇家園林的影響可以簡單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1）布局形式：“一池三山”的布局形式成為了皇家園林的一個重要標志，運用掇山理水之術，將人工美與自然美巧妙的結合，形成了“山環水繞”的基本格局。

（2）造園理念：“法天象地”、“天人合一”，利用自然中的藝術裝飾人居環境，以達到人工化的自然，達到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3）園林建筑：園林中的許多建筑，如“臺”、“亭”等都是在神話傳說的基礎之上想象、演變而來，為園林建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當然，神話對皇家園林的作用還有很多，我尚不能全面地分析其對皇家園林形成和發展的影響，但是這篇文章作為課程論文，讓我對其有了初步的了解，希望以后能夠更加深入地對其做出研究與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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