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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哲學論文范文

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模式”為人們反省全球范圍內環境與生態危機問題提供了總體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態模式”是指維護文化生態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這一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與現代西方以強調人和自然的二元對立為基本特征的世界圖式、以通過對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為基本理論特質的文化生態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近年來，與全球范圍內對環境與生態危機的深入反省密切相關，中國哲學的“生態意蘊”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我們認為，要進一步深入討論這一問題，應當從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模式”的角度加強總體性的思考。這里所謂“文化生態”，是指由構成文化系統的諸內、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態關系。“文化生態模式”則是指維護文化生態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

由于人是以類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會動物，一個文化系統的文化生態必然涉及到人與終極實在、人與自然宇宙、個人與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間的關系。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特定文化系統的基本存在形態，亦即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

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中國哲學看待天地宇宙以及萬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覺地把天地宇宙以及萬物均看作是類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這在作為中國哲學之思想源頭的《周易》哲學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構起了一個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萬物”、“范圍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貫之的機體網絡系統。沿著《周易》哲學所開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為主體的中國哲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一以生命典范貫通天地萬物的世界圖式，從而形成了“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論”。在這一世界圖式中，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既各自構成相對獨立的系統，又共同構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它們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種內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構成了萬物的存在根源，同時也是貫通萬物的內在本性。以生命體存在的萬物統領于“道”或“天道”，共同構成了充滿生機的大化流行。

在這一圖式中，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強調，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人是內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萬物的。《周易》哲學從兩方面突顯了天地萬物對人的內在性。其一，天地萬物構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確指出：“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這顯然是把天地萬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價值之源，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結果。這從《系辭》“生生之謂易”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論斷中即可清楚地見出：“生”不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態，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為人類提供了價值的源頭。由此，《周易》開啟了后儒以“生”釋“仁”，將人之本質屬性與天地之德相聯系，以為之確立形上根據的基本精神方向。與此同時，人作為大宇長宙中唯一具有靈明者，又不是完全類同于其他萬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種特殊使命，即只有通過人的存在而不僅更為充分地實現天地之道，而且使之發揚光大。《中庸》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言明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人雖有著與其他萬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歸根結底依然是為了實現天地萬物自身本有的內在價值。

立足于“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的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

追求和諧是中國哲學中包括《周易》哲學、儒家哲學與道家哲學共同具有的價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對普遍和諧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這一理論意向經后儒的不斷發明推廣而成為儒家基本的價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明確地表示，建立在“中”這一天下之大本基礎上的“和”是天下之達道，人能夠達致天下之達道，則可以使天地萬物達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學中“和諧”與“生生”又是緊密相連的。擴而大之，亦可以說，“生生”與“和諧”的一體，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想。

所謂平衡性，即將萬物走向和諧看作是一個趨向于生機平衡即事物的構成要素之間和諧共處、共生并形成相對穩定、協調之均勢的過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間萬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們均是由既相區別又相滲透從而形成相對穩定均勢的兩方面即陰陽構成的。在中國哲學家看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無一不是陰陽二氣的產物。陰陽二氣又是互相滲透的。陰陽互滲互透，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需、調協而生化萬物，成為中國哲學世界圖式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本身即是相互滲透的陰陽之間的協調、平衡被看作是天地萬物得以存在的一個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發展變化的過程來看，亦體現為陰陽之間在相互對待的平衡中通過此消彼長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過程。換言之，亦即將事物的變化發展看作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中國哲學的這一理論特質在作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觀念框架的“陰陽五行”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其三，就對事物發展趨勢的價值取向來看，中國哲學特別注重“中”，即構成事物的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狀態。《周易》開啟了中國哲學“尚中”的價值取向，在日后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學說和理念。如果說中國哲學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話，那么，“中庸”則至少包含了為人處世以“適度”（無過無不及）為原則、通過各種不同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上的和諧統一（和而不同）、隨時而中（時中）等方面的基本內容。這其中所追求的，不僅是有機的平衡，而且是動態的平衡。

第2篇：文化哲學論文范文

哲學大眾化主要說的是將理論以各種形式普及到群眾當中，讓理論與人們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馬克思理論普及的手段有理論宣傳、理論普及等。有很多學者對大眾化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比如說黃明理認為大眾化并不只是簡單地將外在的理論轉化為內在的信仰，而是要深度地挖掘并展示將要大眾化對象的本身魅力;尚慶飛認為哲學大眾化是哲學的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體或由深奧到通俗的過程，它決定了中國未來發展命運。總的來說，哲學大眾化包含幾個層面的含義，即理論層面、理論與群眾的關系層面、理論與實踐關系層面［2］。

2．哲學大眾化的緊迫性和實現路徑、方法

2．1哲學大眾化的緊迫性

我國社會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而且實現經濟全球化也是我國的重要社會目標之一，這些都凸顯了哲學大眾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由于哲學難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實際，所以哲學大眾化的實現存在一定的挑戰。在國內很多青年不熱愛哲學、普通群眾不懂哲學，這使得中國哲學越來越受冷落，而最終導致越來越多的人不理解哲學，很多人慢慢地出現了信仰危機，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了很多人沒有把哲學看作為真正的哲學;其中也包含了中國的歷史因素。有研究人員對當代理論教育教材進行分析，發現現階段的教材還存在需要改進的地方，這些問題都極大地削弱了的指導意義，所以必須加快哲學大眾化的進程［3］。

2．2哲學大眾化的實現方法和路徑

方法和路徑是推行大眾化的關鍵，而哲學在不同國家推行時所采用的方法是有所區別的。有學者認為，在采用推行哲學大眾化時不能太傳統，可以更好地利用現代傳媒手段，不能只是采用單一的方法來推行哲學大眾化，而要采用綜合的、有效的手段;還有學者認為要想推行哲學大眾化就需要加深對大眾化的了解，這樣可以更好地拓展哲學的包容性;還有學者指出要想更好地實現哲學大眾化就要做好具體的事，比如說用具體的、大眾的、通俗的語言來詮釋抽象理論;同時還要以大眾化的哲學來指導實踐，這樣才能更好地將哲學與實踐更好地結合起來;而且要盡可能地采用多種多樣的哲學普及和宣傳方式。另外，還有學者認為推行哲學大眾化需要以中國國情為基礎。總之，推行哲學大眾化的途徑和方法歸結為四個方面，即加工理論，讓群眾更好地掌握;調動群眾積極性，讓群眾更多的參與;恰當地選擇宣傳方法，讓理論與群眾更好地融合;建立有效的運轉機制。只有做好這幾方面的工作，才能最終實現哲學大眾化。

3．哲學大眾化應注意的問題

實現哲學大眾化具有很大的難度，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為了能夠更加順利地實現哲學大眾化就需要注意一些問題。很多學者對此都做出了闡述，孫亮認為在推行哲學大眾化時要注意增強哲學的說服力;而且在哲學大眾化推行過程中要更加注重群眾的自覺內化;同時還要注重哲學通俗讀物的建設、深化哲學;郭建寧認為在推行哲學大眾化過程中一定要防止庸俗化，這就需要掌握哲學大眾化發展的邏輯;而且在推行哲學大眾化時要注重其與時代特征和社會現實的緊密結合;同時還需要注意加強哲學的學術質量管理。總之，在推行哲學大眾化過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問題，只有把握這些問題才能盡快地實現哲學大眾化［3］。

4．結語

第3篇：文化哲學論文范文

文化哲學是20世紀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從文化角度看待人類生存問題的一種方法論視角，在我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為哲學界頗有影響的研究領域之一。學者們對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相同或不同的思考結果。當今人類社會發展日新月異，不斷出現的新的文化現象、生存方式和問題，對文化哲學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促使我們對文化哲學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本期學術筆談發表的三篇文章，是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文化哲學的思考和闡發，希望能對讀者有所啟迪。

一

我國整個人文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界對文化哲學的興趣由來已久。從20世紀第二個十年間的“”起，對“文化”的研究就被作為一種以整體論、主體論的“哲學方法”解讀當時的“中國問題”的思路。自此起近百年間，這種研究借鑒和吸收了不少西方學者的思想資料和研究構架，同時也承接和延續了中國近代學術傳統，形成了自身的哲學特色，諸多先賢的這種努力已有累累成果。現在回頭靜心細讀，對我們今天的研究當具有“重新裝備”和“重新奠基”的意義。另一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文化眼光”考量社會現實，以“文化戰略”籌劃社會發展，已經蔚然成風。正是上述兩種歷史性的文化學術條件，催生了20世紀90年代“文化哲學”研究的興起。新起的研究潮流中，各家的“學科”依據不盡相同，視角和方法也各有異樣，但大多都注重從哲學層面對國人當代十分復雜的思想情緒和文化執著進行學理分析和心理“制引”，確也顯出有效有益的業績。各家論著的被引用和被關注或是明證。

面對目前我國社會的文化思想態勢，我認為，文化哲學研究者的學術任務，應該主要著力于兩個問題：一個是對文化哲學形上建構的進一步探索；另一個是對解決當前文化現實問題的探索性的哲學式嘗試。

在前一個問題上，我們似乎還是應該“再一次地”回到我們的核心主題詞——“文化”上，對它進行新一輪的“哲學復述”。

關于“什么是文化”，我們不必再重復泰勒等的幾百種“文化學”的（其實大多都是“人類學”的和“社會學”的）文化定義。從哲學的高度，我們可以以對象化的思維方式直覺到文化是一種“存在著的”精神“氛圍”或者“彌漫”。而對于“他在”的觀察者來說，我們（作為剛才的觀察者）實際上也是他（周圍“場”中）的氛圍和彌漫。我們與他者的“共在”就這樣在互置和互融中構成一個統一的“場”。這就是我們與他者共同形成的“更大的我們”的“存在”之場。這“存在”包括了下述五個“領域”（或者組成部分）：1、作為我們的“原初的氛圍”的自然界；2、我們在自然界養育下所創造的“文化的物質世界”；3、我們在自然界的昭示和支撐下所建構的我們的“社會”（即各個級別、不同規模和不同模態的人類文化共同體）；4、我們不斷培養和教化著的人的“自身的身體和心靈”；5、人類不斷擴展著的共同的整個精神世界。這個存在是一個“整體的存在”，它是我們人的“生命之所依”，也就是我們“生命自身”。這個“存在”就是“我們的文化”，或者說，這個“文化”就是“我們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也僅僅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存在哲學”就是“文化哲學”：就我們的生命本身及其氛圍而言，沒有任何“存在”不具有文化的性質；沒有任何存在在我們談及它的時候可以不談到文化。文化就這樣“覆蓋著”我們的生命，它就是我們的“存在之場”。它就是“存在”。

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其具體內容上把形上的存在開顯為“此在”。此在就與生存（或者“實存”）在“形”的層面具有了同樣的意義。所以，文化本身兼具存在與此在的兩種性質。它既具“生之變道”，又顯為“萬象之形”。

所以，以文化哲學對形上的研究，導致對“存在”的進一步解釋。存在就是生命；而生命具有兩個相互制約、而不可對任何一方做任何棄舍的方面：“生命之動”與“生命之形”。

“生命之動”就是生命活力。它就是生命由于“生”（“活著”并“活得更好”）的欲望和追求所表現出的“活生生”的朝氣蓬勃的樣子。它是一切人的（民族的）文化運動和“存在”樣式變動不居的“原動力”。人（民族）之所以能夠“創造歷史”，正是人（民族）的活躍著的“生命力”在創造歷史；如果人（民族）的生命力萎縮了、衰弱了，甚至連“活著”的興趣和勇氣都沒有了，他就不可能創造歷史。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進步的”歷史。反之，只有那些具有生命朝氣和對生活有更好、更高追求的人（民族），才是文化的人（民族），才能創造歷史，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生命之形”就是生命通過自我意識的自我教化塑造自我實體形象和活動的實體制度。也就是說，生命是活動的，而活動必然要落實到“形式上”，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規則來進行，同時，生命活動也必然以外在的形式（質料之物或者符號之物）為其活動的直接目的，或者為其活動的工具。也就是說，生命本身必然要用“形式”把自己“表現”出來。在嚴格意義上說，任何生命本身都是“形式的”，個體的生命形式就是“身體”。沒有無形式的生命。生命以自己的“生命力之動”永遠在“為自己塑形”，這“形”就是處于歷史流變“不定”中的暫時的“定”，由于“定”都是由生命自己規制（建構規則和制度，或者按照生命心靈的外在性活動規則設置）出來的，所以就叫做“規定”。

所以，人類的各個歷史時期，人的存在就都表現為人把自己文化（向文雅、文明而變化）的過程。之所以形成連續不斷的序列，就是因為人的生命欲望和對生活得更美好的從不間斷的、且日益強烈的追求；而這個連續不斷的過程，都無一例外地是以人類的各種暫時性的制度和“創造物”（形式）的不斷新舊更替所表現出來的。一方面是文化活力，另一方面是不斷更替的各種各樣的實體的文化形式。歷史的發展在其實質上就是文化生命力總要以其前所未有的活躍和力度（在發生學意義上）創造出新的“文化形態”（制度和符號），或者（在歷史學意義上）否定和摧毀舊有的“文化形態”（制度和符號）而創立新的“文化形態”。

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實際上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兩種相互聯結、且相互作用的特點的表現：以生命力的活躍來推動和實現自己的發展，而以對實體的文明形式的創制來一步步把自己的發展“落到實處”。歷史就是人不斷鼓舞、激揚自己的生命的“文化活躍性”并同時也就以此來為自己創建新的“文化形態”、文明的總體過程。

二

生命力的活躍和旺盛，靠的是人（民族）以一種“狂歡”和“沖動”的態度來激發自身。中國文化的“樂”中包含了這種態度，而西方文化中的“酒神精神”直接就是這種態度。在一定意義上，這種狂歡的態度伸展人（民族）的可能的“自由”程度，沖決一切對人（民族）的“生命優化”欲望的限制性形式。這就是人（民族）的“文化創造精神”，它是一種相對于固定成型的文化形式來說的否定性力量、批判性力量。人正是靠生命的這種活躍性來不斷發展和提升自己的。

而生命的形態化（即文明化），靠的是人對制度和符號的自我創設能力。這種創設在最初的意義上有兩種方式：被動的創設和主動的創設。被動的創設結果就是“禁忌”的形成，這就是人為自己規定“不應該做什么”；而主動的創設結果就是圖騰的形成，這就是人為自己規定“應該做什么”。在此基礎上，文化史形成了這兩種創設的漫長系列。泛而言之，中國文化中的“禮”與“教”和“為”與“不為”，西方文化中的“阿波羅精神”和“理性”精神等，都與這種創設能力及其成果有關。在一定意義上，這種創設能力建構人（民族）所賴以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界（天地）環境“框架”、社會（共同體）“制度”、人（民族）自身的行動和思想“規范”，以及人（民族）的精神生活“境界”。人正是靠生命的這種創制能力來籌劃、落實自己的人生愿望和理想。

第4篇：文化哲學論文范文

2. 植物材料應附正確的拉丁學名、產地、數量和制備方法。

3. 化學結構圖須另頁繪制，基團標注無誤，在文稿內注明插圖位置。常見化合物的結構不必給出。表插人文中適當位置，圖表應附相應的英文。

4. 參考文獻按出現的先后順序在文中注明，著錄格式見本刊“征稿簡則”，其中，英文期刊名的縮寫參照CA,但不加點，不可隨意縮寫，如：Phytochem(正確為Phytochemistry)，Tetra(正確為Tetrahedron)。

5. 實驗部分必須簡明扼要，但要使實驗化學家能夠據此重復出該實驗，可以省略的一些實驗細節:（1>常規衍生物(如乙酰化物)的制備方法；(2)化合物分離的細節，如裝柱，TLC板，柱子及分餾的大小等；(3)儀器（不包括型號）及化學試劑的商業來源。

6. 新化合物采用IUPAC命名規則給出一個完整的系統名，若有必要可再取一個得體的俗名。文中化合物第一次出現時若注有編號，下文均以編號代表。

7. 每個化合物盡可能標出得率，如：化合物3 (510mg；0.0031%)。結晶須指明所用溶劑，如：白色針晶（MeOH),熔點的表示法，如：mp259—261°C。液體化合物的折射率表示法，如ngl.653?

8. 元素分析表示法，如：已知化合物(Found: C,62.9;H,5.4.Calc,forC13H)3ON4：C,62.9;H,5.3%)。新化合物(Found:C,62.9；H,5.4.C13H13ON4requires：C,62.9；H,5.3%)。

9. 比旋度的表示法：[a]??測定值° (所用溶劑；c指100ml溶劑里化合物的克數)，如[a]2D3+32.2°(EtOHiC0.32-10).

旋光每散譜(ORD)可用一系列不同波長下的[a]值或分子比旋[0]值表示。

園二色散譜（CD)可用分子橢率值如[0]256+21780，[0]307-16113或微分子色散吸收值如Ae253-1.02(MeOH；c0.164)表示。

10. NMR表示為4NMR或13CNMR,須注明儀器的頻率，溶劑及內標物。化學位移以<5值(對TMS)表示，注明峰形，如:單峰(s),寬單峰(brs)，雙峰(d),雙二重峰(dd)，復峰(m)等。l3CNMR及1HNMR數所須注明所對應的碳和氫的位置，采用IUPAC定位，標為C-l，C-2;H-l，H-2。例如：I3CNMR(21.15Mz,CDC13)：<530.l(t,C-5),74.1(d,C-6),121.3(d,C-3),144.2(s,C-4).'HNMR(100MHz,CDC13)：<50.681(3H,S,H-18),0.884(6H,d,J=6.0Hz,H-26andH-27),0.901(3H,d,J=5.0Hz,H-21),4.342(1H,q,J6a,7a=4.5Hz,J6a,7^=2.0Hz,H-6),4.211(1H，m,Wl/2=18.0Hz,H-3a)?所用儀器頻率及溶劑若在實驗部分的總論中已注明，則以下皆可省略。

11. 質譜須注明所用的方法，如(EIMS, CIMS,GC-MS,FABMS等)及離解能，只須給出分子離f-峰及重要的特征碎片峰（相對強度），如：EIMS(70eVm/z(%)：386[M+](36)，368[M-H20]+(100),275[M-111]+(35)等。髙分辯質譜(HRMS)若有必要可多給一些信息。

12. 紫外光譜表示法，如UV/CGxHnm(lge):203(4.17)。

13. 紅外光譜表示法，如IR<aB丨cnT1: 1740。官能團的指定放在圓括號內，如：1740(>C=0)?若要標明吸收帶的強度,則采用以下縮寫符號:w(弱)，m(中等)，v(可變)，s(強)，vs(很強)。

14. 有機化合物和無機化合物及有關的縮寫符號須規范化(參考CA)，如氘代溶劑CDC13, DMSO-d5,D20,pyridine-d5等。常見化學試劑在文中均以化學符號表示，如：MeOH,EtOH,n-BuOH,PrOH,iso-PrOH,PhOH(苯酚)，petrol(石油醚)，CHC13,CC14,C6C6,Et20,Me2CO,HOAc,EtOAc,THF,Ac20.NaOMe,CH2N2,HC02H(甲酸)，TCA(三氣乙酸)，TFA(三氟乙酸)，NaOAc,NaOH,HC1,H,S04,CO,,H, B03.nh3,N2等。

15. 制備薄層析須注明(1)薄層厚度;⑵樣品的量;(3)確定帶的方法;⑷從吸附劑上洗脫下化合物所用的溶劑。特殊TLC的吸附劑須注明，如:AgN03-硅膠(1:9)。

16. 氣相色譜(GC)須注明檢測器(FID，EC等)，載氣及流速，操作溫度，柱子情況等。

第5篇：文化哲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哲學

一．哲學是什么？

教材上的定義是：哲學是對具體科學知識的歸納和總結。我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卻說：哲學就是對人生有系統的反思。兩者的論述不同是因為角度不同。前者是從哲學的構成方面來說的，后者則強調了哲學對人生意義。相比之下，我更喜歡馮友蘭先生的觀點。學習哲學的目的是指導人生，只有學以致用才是哲學最高的境界。

二．比較各哲學流派，我覺得，哲學對人生的指導意義最為直接有效。

下面，我將簡單論述哲學對人生的指導意義。

哲學開宗明義，他強調：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可以反作用于物質。他要求我們的實踐活動都要堅持物質第一性，客觀看待我們的世界。可以說，馬克思的唯物論思想是對唯心主義最徹底的打擊。他對人們的思考方式，實踐方式都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人生是一個實踐的過程，而實踐的前提是認識我們的世界。有人把實踐建立在“想當然”的基礎上，因此有了空中樓閣這樣的鬧劇；有人把實踐的成敗寄托給“神仙魔法”，于是有了這樣的社會毒瘤。可見，認識的偏失直接導致實踐的失誤。好在，用強有力的證據向我們展示了科學的認識方法，他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是物質的，沒有神仙魔法，要改變世界，要完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去實踐。因此，我相信，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才會有能力科學的規劃自己的人生，而清醒的標準是什么？是能看清世界的本質，正確認識自我。可以說，唯物辯證法是哲學的精華。他不但指出了事物的聯系，還提出了科學的方法論。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都表明唯物辯證法有著科學的本質和驚人的魅力。對人生而言，辨證的看待人生，規劃人生也極為重要。比如，眼下正處于高中階段的我，我要知道我所面對的主要矛盾是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我要學會抓住知識的重點；學科之間要統籌兼顧，清楚不同學科，不同知識點之間的聯系，還要有舉一反三的創新能力和發散思維。勿容置疑，生活里處處都是哲學，處處都有辯證法。

歷史也告訴我們，一個人如果可以理解并運用這些辯證法，按規律辦事，勢必會有所斬獲的。錢學森先生曾在一封信里說，哲學對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起到了很大的指導作用。由此可見，一個懂得規劃人生的人，就要辨證的看待自己的人生，為人生的不同階段制定不同的目標，在不同人生的環境里用不同的方式自我發展。

另外，哲學對人格塑造也極有幫助。馬克思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生的真正價值是貢獻。歷史也證明，任何違背人民意愿，傷害人民利益的行為都會被人民的力量所消滅。因此，教會我們如何去做一個有價值的人，如何去實現人生價值。作為一名普通的公民，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員，我很欣賞里根總統的那句名言：不要問祖國給了你什么，先問問自己為祖國做過什么。是呀，當我們這樣或那樣抱怨我們的社會時，我們問過自己的責任嗎？問過我們為國家貢獻過什么嗎？如果一個人的人生追求只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這樣的人生還算有意義嗎？古往今來，死去的王侯將相多得多，但能被人記起的又有幾人。能被人們記住是大義凌然的民族英雄，是甘于奉獻的正人君子。

三．哲學是賦予人生以目的和意義的世界觀。

哲學是人類心靈深層的偉大創造，其主旨即在于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斷地升華，在精神境界的升華中崇高起來。哲學的修養與創造，是人們追求崇高的過程，也是使人們自己崇高起來的過程。

參考文獻：

《哲學常識》——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6篇：文化哲學論文范文

一、會計國際化的必然性

從哲學角度來看，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事物之間及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必然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普遍聯系的有機整體，沒有任何一個事物能夠孤立地存在。會計國際化是世界各國之間聯系日益緊密的必然結果，是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必然要求。當今世界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各國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貿易等各個方面的聯系更加緊密。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以及跨國公司均呈現良好的發展趨勢，全球企業兼并的步伐加大，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明顯加快，使得減少各國會計準則的差異，推動各國會計準則的趨同對于提供可比透明的財務信息至關重要，對世界通用商業語言會計的要求也就更為迫切。

二、當今會計國際化面臨的困難

(一)各國環境的獨特性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各國發展的一致趨勢，但各國的會計環境不可能是絕對一致的，必然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會計作為一種管理活動，深深根植于各國政治、經濟、法律、思想、文化等社會因素中，因而具有會計國家化的一面。各國政治、經濟、法律體系、文化教育與科學技術等各項因素必然影響和制約其會計的發展。因此，要在各個環境不相同的國家實施統一的會計準則與模式，是當今會計全球化的一大困難。

(二)各國利益的沖突

在國際會計化進程中，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與修正是一個政治化過程，其實質是各國利益的斗爭與碰撞。因為會計準則規范不同的計量實務和信息披露要求，將影響不同的利益團體的利益，它總會或多或少地有利于某些國家，不利于另外一些國家。國際會計準則由誰制定，其內容是更多地體現英、美國家(包括歐洲)會計準則的精神，還是體現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國際會計準則的內容更多地體現的是英、美國家會計準則的精神，那么英、美國家在這場會計國際化運動中將大受其益，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將需要耗費大量的成本去實現其本國會計標準與國際會計準則之間的協調，該進程中所發生的大量改革成本和風險也將主要由這些國家來承擔。即使在發達國家內部，仍存在著不同的會計模式。因此，推行世界會計的本質是對各國利益的協調。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新事物在發展過程中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新事物的成長總要經歷一個由弱小到強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過程，甚至在發展中暴露出一些缺點和不足也是在所難免的，但新事物戰勝舊事物卻是必然的。滿腔熱情地支持新生事物，為其發展開辟道路是我們對待新生事物的正確態度。會計全球化作為一種新事物其要被所有環境和利益各不相同的國家和地區認可和接受還需要時間的磨合，雖然目前會計全球化困難重重，但會計始終是國際化的會計，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強，會計國際化的趨勢在不斷增強，會計國際化是歷史的必然。我們對此必須有清醒認識，并在實際中把握會計準則國際化的準確路徑。

三、我國應對會計國際化的態度

(一)積極參與會計國際化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的發展是內因與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外因只是事物發展的條件，它只能加速或延緩事物發展的進程，內因才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因此在會計國際化過程中，我國要積極吸收國際上有用的準則，以推動我國的會計準則建設和會計實務的發展。但更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我國完整的準則體系，推動我國會計實務的進步。最根本的是要爭取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權，維護我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會計國際化應當是雙向性的。我國一方面要遵循國際會計慣例，另一方面，我國會計也要成為國際化會計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僅局限于遵守國際會計慣例，而應該積極參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使得國際會計準則能在一定程序上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為會計不僅僅是學術問題，更重要的是國家利益問題。現在印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經過改組，主要為英美國家所控制，這是一個很不利的局面。我們已經獲得了國際會計準則咨詢委員會的一個席位，應該把握好這個機會，不僅要針對國際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提出恰當、中肯的意見，而且要建議采用一些有利于我國的做法，爭取在國際會計準則中出現一些屬于我們的東西。我們應不斷提高學術研究水平，培養一批在國際上有較高知名度的會計學家，擴大對國際會計界的影響力。

(二)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會計國際化道路

根據哲學的矛盾論，矛盾的普遍性是指各種矛盾的共同點、共同性，或稱“共同本質”：矛盾的特殊性是不同事物各自的特點、特性，或稱“特殊本質”。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是辯證統一的。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過特殊性表現出來，沒有特殊性就沒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特殊性也離不開普遍性，任何事物總是和同類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處，總要服從于這一類事物的一般規律，不包括特殊性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這一原理要求我們分析任何問題都要堅持矛盾分析法。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國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面臨著很多共同的問題，存在著很多共同的利益，因此必須要參與到國際化的大趨勢中來。但在國際化過程中，我們必須要重視我國特殊的國情和現階段經濟發展的特定環境。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處于初級階段，市場體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資本市場的規模和容量都還較小，會計人員整體素質不高，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會計傳統也與其它國家不一致。故應該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忽視我國的實際去談會計國際化只會在國際化過程中迷失方向，

當前我國的會計實務從根本上來講可以分為以下四類，對于不同種類的會計實務應采取不同的國際化策略：

第7篇：文化哲學論文范文

    云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米良認為，華東政法學院的院長何某及該院副教授李某主編的《東南亞七國法律發達史》一書，大量抄襲了他的論文內容，侵犯了其著作權。為此，米良將何某、李某訴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和經濟損失共10萬元。4月26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米良訴稱，今年3月11日，他在書店購買了一本何某和李某主編的《東南亞七國法律發達史》，翻閱該書第八章時他發覺，其很多內容與自己發表的論文和編輯翻譯的書的內容十分相似。于是，他把《東南亞七國法律發達史》第八章越南法的內容，與自己論文《當代越南立法的歷程》（載于《云南法學》2000年第一期），以及自己編輯和翻譯出版的《越南法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越南民法典》（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越南緬甸老撾先行法律選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越南程序法匯編》（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等書進行核對。核對結果令米良十分驚訝，《東南亞七國法律發達史》第八章第二、三、四、六、七節的主要內容，基本上是直接抄襲他的著作而成，其他第一、五、八節中也引用了他著作的內容。《東南亞七國法律發達史》第八章在使用米良的研究成果時，對一小部分內容進行了注釋，但是絕大部分，并沒有注明出處。比較嚴重的是，何某和李某并不是為了研究而合理地引用，而是直接抄襲。米良在《當代越南立法的歷程》一文中對越南當代立法三個階段的劃分，是其經過大量的研究、探求后形成的獨家觀點，但是何某和李某在引用時，非但沒有注明出處，第二節的內容基本上就是抄襲米良的論文而成。另外，兩被告在該書附錄部分的主要參考文獻中，也沒有注明原告的論文和書名。

    此后，《東南亞七國法律發達史》一書又更名為《亞洲七國法律發達史》于2004年5月在臺灣出版，并在香港發行。

    據此，米良認為，兩被告的行為，是對其作品所擁有的著作權的嚴重侵害，兩被告的行為，給他造成了精神和經濟上的損害。因此，米良請求法院判令兩被告立即停止對其著作權的侵害；在國家級媒體及香港、臺灣地區主流媒體上公開向其賠禮道歉；賠償其精神損害撫慰金3萬元人民幣，經濟損失7萬元人民幣。

 中國法院網·王翁陽 魏文靜

第8篇：文化哲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消費者社會化理論

文化消費是人們為了滿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在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方面進行的消費，主要囊括教育、社交娛樂、旅游觀光等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之一。尤其對于正在汲取知識、儲備能量的高校大學生而言，切實把握他們在文化消費方面的現狀，明晰他們的文化消費觀念、掌握影響他們消費行為的因素，對更好地引導其開展文化消費具有深刻的實際意義。

一、研究框架與研究假設

根據消費者社會化理論中的家庭、同伴、大眾媒體等外在變量因素對消費者進行的消費行為起著重要作用，結合大學生消費者自身性別、年級、價值觀念等內在變量，筆者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圖1）。

目前我國大學生文化消費的主要特點在于淺層化、消遣化、娛樂化，因此本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假設均圍繞影響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行為進行展開。

H1：當前大學生文化消費淺層化、娛樂化傾向明顯

H2：男性大學生會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圖1：本文研究模型

H3：高年級大學生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H4：理工科學生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H5：211高校學生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H6a：與父母的溝通頻率越高，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比例越高。

H6b：大學生在從事文化消費時受父母影響程度越高，他們從事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比例越高。

H7a：大學生接觸媒體的時間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呈負相關關系。

H7b：大學生對媒體的認可程度與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呈負相關關系。

H8：同伴的信息作用越明顯，“90后”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比例越高。

二、研究方案設計

此次研究在于分析當前我國大學生在文化消費過程中是否呈現出淺層化、消遣化傾向，同時探索主要的影響因素。對于大學生文化消費現狀，研究采用了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 ELES 模型）進行研究。

關于家庭影響變量的設置，我們采用了Viswanathan，Childers&Moore等人使用的調查問卷，選取其中部分題目，每個題目均以李克特五分法為基礎，但為了避免中國人中庸思想的作祟，選項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設置了6項，分別賦值為1-6。

對同伴影響的調查，研究則借鑒了Bearden 等人（1989）設計的“同齡人影響”問卷，從信息作用方面選取部分題目，每個題目也均以六分法衡量。

關于媒體使用時間的測量，由于當代大學生主要接觸網絡等新媒體，甚少接觸報刊、電視等傳統媒體，所以在調查中僅調查每天使用網絡時間，每天使用時間分為6級，即0-0.5個小時，0.5-1個小時，1-2個小時，2-3個小時，3-4.5個小時，4.5個小時以上，分別賦值1-6。

對媒體的接受程度，借鑒了劉暉（2008）在消費社會化研究中所使用的變量，并結合文化消費的特殊性，對這些題項予以情景化，精選部分題目，以六分法來衡量。

在問卷設計完成后， 筆者以江蘇省南京市某高校的學生為對象開展了一次預調查。隨后，對此次預調查進行了初步的信度、效度及一致性的檢驗，剔除了Cronbach α值小于0.6的部分題項，并根據試調研的結果對問卷中最終題項的表達、題項排列順序等進行了一定的調整。

最終的問卷調查于2013 年9月至2014年6月。我們選取了江蘇省五所不同類型高校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簡單隨機抽樣和分層抽樣相結合的辦法，發放了調查問卷。此次的問卷調查過程中，共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問卷956份，回收率達95.6%。剔除因選項難以識別及審題問題造成的廢卷，實際有效問卷876份，實際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7.6%。運用SPSS統計軟件和EXCEL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處理、統計分析。

三、數據分析

表1是此次調查中的樣本人口統計變量分布情況。從這張表中，我們不難發現樣本具有以下特征：（1）男女比例、年級比例均基本持平，便于驗證相關因素對文化消費的影響；（2）從高校類型及專業類型的比例分布來看，與此次調查中總體選取的高校實際情況基本相似。

表1：樣本人口統計變量分布表

（一）大學生文化消費結構分析。根據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的相關計算公式，我們使用SPSS統計軟件求得模型參數α、β，及各類消費項目的基本需求支出PiXi和總需求支出Ei（見表2）。

經過分析我們發現當前江蘇省大學生的文化消費邊際傾向為0.394。而在三大類文化消費項目的邊際傾向中，娛樂消遣型消費最高（0.216），實用發展型消費最低（0.063）；在八種具體分類中，文化耐用品消費（0.115）、旅游觀光消費（0.092）、娛樂衍生品消費（0.053）等居于前列，都基本驗證了當前大學生文化消費呈現淺層化、娛樂化的狀態。

表2：江蘇省大學生文化消費ELES模型參數估計值

當然，盡管培訓班消費及實用類書報的基本需求支出指數以41.19元和10.18元排在各類文化消費的第一與第三位，但這兩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卻呈現出較低水平，也從另一個方面讓我們了解，當前“是否實用發展”雖然已成為大學生選擇文化消費時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學生對于實用發展型消費卻更多地存在著“必需品”的不當觀點，認為只要自身能達到一般水平就會心滿意足，不會因自身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去主動增多此類型文化消費的數量。換言之，假設H1成立。

（二）大學生個人因素的相關性檢驗。為更好地檢驗上文中提出的各項假設，此次研究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文化消費總額”作為被解釋變量反映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情況。同時，對各項因素包含的變量取均值后進行相關性分析。

經檢驗分析，性別變量在當前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中影響效果并不顯著，因此H2不成立。

年級變量在當前大學生文化消費的過程中對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影響效果也不顯著，H3也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訪對象大多出生于90～94年間，基本具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很少受到年級不同造成的影響；同時，年級變量與其他影響變量可能存在較強相關性，從而導致年級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的相關性變得不是十分顯著。

另外，專業類型及高校類型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均存在顯著相關性，因此假設H4和H5成立。

（三）家庭因素的相關性檢驗。經分析發現，與父母溝通頻率、受父母影響程度均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存在顯著正相關性。結合訪談調查數據，分析原因有以下幾點：（1）與父母進行適度溝通會使大學生消費者感到被關注、被重視，這樣會使他們自身更為關注自己的未來與發展，從而會更多地選擇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2）當代大學生的父母大多為60后，思想較為開明，在與子女溝通時較為注重方法，所以，大學生更為愿意接受來自父母的一些指導意見。因此，假設H6a、H6b成立。

（四）媒體因素的相關性檢驗。在0.05水平下進行雙側檢

驗，媒體接觸時間變量的Pearson系數為-0.440，并呈顯著水平。因此，該變量與因變量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假設H7a成立。但根據表4.7的數據，我們也發現媒體認可程度變量與因變量間不存在顯著負關系，假設H7b不成立，甚至與原有假設相反。結合與相關受訪者的交談，原因可總結如下：（1）目前，大學生一般利用網絡媒體進行娛樂活動或休閑游戲，所以媒體接觸時間越長，越易占用大學生進行其他文化消費的時間，尤其是從事課外培訓、或閱讀課外專業書籍的時間，從而導致他們在實用發展型消費上減少投入；（2）在提出這部分模型假設時，我們預想網絡上投放的廣告大多為淺層化、娛樂化的廣告，而據部分調查者反映這一理論基礎本身就有錯誤，因此造成假設和實際檢驗出現偏差。

（五）媒體因素的相關性檢驗。經檢驗，同伴的信息效應與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見表3），即大學生越傾向于接受所在群體提供的與文化消費相關的信息， 其從事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同伴及環境因素變量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相關性

注：*表示相關系數在0.05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四、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主要結論。當代大學生在進行文化消費時，盡管會將“實用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但在實際消費時，淺層化、娛樂化的文化消費依然占據主流。尤其在生活費充裕的情形下，“90后”大學生更加傾向于娛樂休閑型的文化消費。

正是因為存在這樣的問題，研究針對影響“90后”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因素變得極為有意義。通過相關性檢驗，我們得出了以下結論：

經檢驗，性別、年級變量在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中影響效果并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樣本年齡分布過于集中在90至94年之間，樣本間年級差異本身不是特別明顯，或可能有其他強相關性變量。

專業類型、高校類型變量在大學生文化消費的過程中對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影響較為顯著，為幫助大學生形成更為理性與務實的消費觀念，提供了極具針對性的參考意見。

家庭因素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存在顯著正相關性。父母與子女適度的溝通會使大學生消費者感到被關注、被重視，并且現代的父母思想較為開明，在與子女溝通時極為注重方法，使得大學生在選擇文化消費行為時更愿意接受來自父母的一些指導意見。

媒體接觸時間越長，越易占用大學生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時間。因此，媒體接觸時間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存在顯著負相關性。但媒體認可程度變量與因變量間則不存在顯著負關系，甚至與原有假設相反。這主要是因為，在提出這部分模型假設時，我們預想網絡上投放的廣告大多為淺層化、娛樂化的廣告，而據部分調查者反映這一理論基礎本身可能存在一定錯誤，從而造成偏差。

在與同伴的交往過程中，觀察模仿、從眾心理不斷發生，并對消費行為產生深刻影響。同伴的信息效應與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大學生越傾向于接受所在群體提供的與文化消費相關的信息，其從事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對策與建議。目前，受到外來文化沖擊，很多“90后”大學生形成了享樂、攀比的文化消費觀念，將追求享受、從事無聊庸俗的低層次文化消費作為自己主要的文化消費行為。據此，對于當代大學生自身而言，我們建議其需要樹立正確的文化消費觀念，培養勤儉節約、艱苦務實的消費習慣。同時，建議當今大學生能減少使用網絡進行游戲、娛樂的時間，而是將這些時間更多地花在與身邊同伴的交流活動中來。在這樣的交流互動中，大學生會得到足夠多的信息。

父母在子女的消費行為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適度的家庭交流與合理的引導方法，將會引導大學生選擇更為務實有益的文化消費行為。我們建議父母要積極與自己的大學生子女進行交流，對他們在文化消費中存在的困惑進行答疑解難。

對于社會方面，我們建議媒體在廣告中多進行一些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宣傳。盡管在本次研究中，沒有直接證明媒體態度與“90后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消費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但我們亦不能忽視目前各類廣告還是以娛樂休閑型文化消費及文化耐用品消費的宣傳為主。所以，媒體應注重廣告的播放內容，肩負起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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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文化哲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游牧文化；烏桓；鮮卑；研究索引

中圖分類號：K2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8-027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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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楠，《鮮卑族口傳文學的史料價值》，《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09期。

陸剛，《東漢鮮卑立體造型藝術發展脈絡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從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鮮卑服飾反映的漢人意象》，《中國美術研究》2014年09期。

陸剛，《鮮卑立體造型藝術作品構成形式解析》，《美術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與軍事

薛宗正，《關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漢晉護烏桓校尉職官性質演變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龍，《簡論曹魏王朝的鮮卑政策――以王雄刺殺軻比能為中心》，《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會領導者的作用考――以鮮卑君主的地位為中心》，《宋史研究論叢》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戰與慕容垂復燕》，《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4期。

林永強，《漢朝針對降附烏桓的軍政管理措施考論》，《黑龍江民族叢刊》2012年04期。

曹晉，《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鮮卑軍事大聯盟的指揮中心》，《集寧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鮮卑政治發展的地理空間》，《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2年12期。

趙紅梅，《鮮卑朝貢制度構建的歷史軌跡――1―4世紀鮮卑朝貢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學習與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漢魏晉時期東部鮮卑朝貢制度研究》，《學習與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與融合

王華權，《漢語親屬稱謂前綴“阿”成因再探――兼說鮮卑等北方少數民族語對中古漢語的影響》，《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烏桓調整與周邊民族關系的原因及其影響》，《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虛中新探》，《文學評論》2009年09期。

孫玉景，《古代渾河地區民族族系嬗變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論壇》2010年03期。

汪錫鵬，《由太和五銖到北周三品――從錢幣上看北朝鮮卑統治者的漢化進程》，《中國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從六鎮鮮卑看拓跋鮮卑的漢化過程》，《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年06期。

趙秀文、金鋒、包福存，《鮮卑族漢化與諾曼底貴族盎格魯化比較》，《牡丹江大學學報》2010年08期。

莊金秋，《略論段部鮮卑與兩晉的關系》，《東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芻議鮮卑族服飾對南北朝戎服的影響》，《絲綢》2010年10期。

沈波，《對鮮卑族種屬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論慕容鮮卑與西晉的關系》，《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年12期。

高然，《鮮卑豆盧氏世系補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趙紅梅，《烏桓朝貢東漢王朝探微》，《社會科學輯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鐵弗匈奴與拓跋鮮卑關系考略》，《黑龍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鮮卑漢化過程淺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與烏桓的關系考述》，《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論兩漢時期烏桓、鮮卑南遷的原因及對漢匈奴關系的影響》，《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05期。

管芙蓉，《鮮卑族入主中原的意義》，《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6期。

潘慧，《淺析拓跋鮮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與沖突》，《絲綢之路》2012年08期。

趙紅梅，《政治中心的移徙與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鮮卑傳統教育淵源解析》，《學習與探索》2013年02期。

孫泓，《慕容鮮卑遷入朝鮮半島及其影響》，《朝鮮、韓國歷史研究》2013年03期。

鄭亮，《試論東漢與鮮卑的和戰關系》，《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3年09期。

劉彥坤，《淺析鮮卑文化在南北朝時期對民族大融合推動作用》，《商》2014年04期。

孫顥，《高句麗與慕容鮮卑關系解讀――以陶器為視角》，《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6期。

崔向東，《烏桓、鮮卑南遷西進與北方民族關系演變》，《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4年07期。

楊懿，《華裔理殊：永嘉之亂前的慕容鮮卑及其改革動因》，《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黨項鮮卑關系再探討》，《黑龍江民族叢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吳松巖，《早期鮮卑考古學主要發現與研究述評》，《東北史地》2009年01期。

韋正，《鮮卑墓葬研究》，《考古學報》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學科背景與核心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劉海文、馬婧，《內蒙古南寶力皋吐鮮卑墓地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0年06期。

陳孔壇，《“北周三品”錢幣是鮮卑宇文部漢化的物證》，《東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懷順，《河西魏晉墓壁畫少數民族形象初探》，《華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東漢至魏晉早期鮮卑墓葬的特征與演變分析―以性別和年齡差異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實，《論西岔溝古墓群的族屬――兼及烏桓、鮮卑考古文化的探索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04期。

吳葒、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鮮卑因素》，《考古與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長城地帶早期鮮卑遺存文化因素來源分析》，《邊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吳松巖，《拓跋鮮卑一種特殊的合葬類型―二次疊葬墓》，《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2年09期。

謝洪波，《北朝鎮墓獸造型與鮮卑族漢化的關系解析》，《貴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馮雷、郭松雪，《慕容鮮卑早期落腳點“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飛，《北魏鮮卑喪葬習俗考論》，《學術月刊》2013年09期。

張景明，《鮮卑金銀器與草原絲綢之路》，《邊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