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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文學范文

原始文學到民族文學再到世界文學，是文學發展從低到高的一種趨勢。民族文學是否被世界文學取代，要看全球化在各個領域延伸的程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世界文學必然取代民族文學，但不是現代，而且非常遙遠。毫無疑問，世界文學具有世界性，而民族文學具有民族性。它們是截然不同的，但卻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民族性是構成世界文學豐富性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和表現形態。民族性在世界文學的整體框架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識別，在世界文學的交流中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而世界性的推進有賴于民族文學的不斷深入。兩種屬性在抗爭和融合的張力中，文學創新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文學同質越來越少，文學新質越來越多。錢中文認為文學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學既是開放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開放的。龍云在《愛默生和世界文學》一文中指出，愛默生在歌德思想的啟發下，主張民族意識和世界意識互動的動態聯系，明確了世界文學和民族文學是一種并存而非替代關系。當今是民族文學和世界文學共存的時代。世界文學與遼寧民族文學的關系實際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在多重交流中，在更為廣闊的時空中尋求自我豐富、揚棄和發展。其次，民族自我認同是民族文學建構的核心。民族認同表示個體對所屬群體的歸屬感，即一個民族中的人們對于自己所屬民族的歸屬意識。認同問題關系到一個個體或族群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確定自身身份的尺度，民族文化身份關涉到“我是誰”、“我走向何方”、“我有什么認同”等重要問題。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四海一家、包容天下的文化傳統。中國人堅忍、自強、變通和包容的民族特性在不斷更新和轉化著自己的民族文化。增強民族自我認同為民族文學建構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民族文學一旦具有了自我身份的認同，就能保證在與世界相處時的明確的方向定位，否則，就會產生不知所措和無法應對的感覺。民族認同解體則是一種深刻的文化危機，這種危機的必然趨勢是民族主體意識和民族自我身份的喪失，并進一步形成對全球性帝國霸權的文化特征的認同和依賴。毫無疑問，遼寧民族文學建構需要民族自我認同作為思想核心，尋求自我，肯定自我。

二、遼寧民族文學建構的策略共存

除了意識共識之外，遼寧民族文學建構需要“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策略共存。“全球本土化”策略是指以民族文化為根基，而“本土全球化”策略是指去民族文化根基化。兩者都強調，借鑒世界文學的多重屬性，保持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情況下，形成形式上的新、思想上的深和新，獲得民族文學民族性、現代性、文學性的有機融合。兩種策略中，民族文學獨特性依然存在，一直貫穿于文學創作之中，不會消失，但不是一成不變、固定僵化的，而是創新的、有生命力的。盡管，一定程度上，民族文學特征模糊性不可避免，但是，過分擔憂民族文學特征消失的顧慮是沒有必要的。這兩種策略，本質上，在變化中尋求發展，不斷創新，促使文學新質產生。那么，為什么“全球本土化”策略的實施是非常必要的呢？因為強調民族文化的發揚和傳承是一個思想意識的內化過程。只有通過這種途徑，才能把民族文學思想意識觀念內化為人們固有的、自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盡管這種策略具有一定的僵硬性，但是確實對促進民族文學的成長意義重大，是文學發展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中國的尋根文學是“全球本土化”策略創作上最好的表現。尋根文學超越傳統政治形態的束縛，立足母體文化本位，強調外來技巧的借鑒和文學表現本土內容的有機融合。2012年10月中國作家莫言喜獲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委員會給其的頒獎詞為：莫言“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莫言以高密東北鄉的民族文化為根基，運用天馬行空、行云流水、荒誕怪異的敘事手法，囊括了地域風情、詭異的人性、精神的奧秘等多層意蘊，展示出他卓爾不群的獨家風范，其小說對本土文化的融合令人敬重。

那么對于“本土全球化”策略的問題呢？因為，隨著后現代思潮的影響，個體主體地位的凸現和主體意識的增強，人們對“全球本土化”策略的抗拒和排斥心理加大。這樣的背景下，去根基化，呼吁多元、平等和尊重，實現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的“本土全球化”策略同樣蘊含著時代意義和當代價值。不論是“全球本土化”還是“本土全球化”策略都是民族文學向世界文學轉型的動態過程。他們同時存在，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現階段，“全球本土化”策略是必不可少的，遙遠的未來，可能它將被“本土全球化”策略取代。遼寧民族文學“全球本土化”策略和“本土全球化”策略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共同存在的。兩種民族文學策略建構都是世界文學視域下必然存在的結果。在策略建構中，遼寧民族文學要如何借助世界文學的超民族性、經典性、流通性、普世性和相對性等屬性來完善其內涵？第一，超民族性方面，遼寧民族文學要超越本民族內文化的局限，與漢族文化、其他少數民族文化多向互動，進行積極對話和交流。第二，經典性方面，遼寧民族文學走向經典化，成為作家創作自覺的目標。民族文學要改變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的傳統經典模式，嘗試具有現代性的多重模式，即主流作家的超經典、非主流作家的反經典、退出歷史的影子經典、處于經典次要地位的次經典。第三，流通性方面，遼寧民族文學要加強傳播疆域的拓展，走出本民族、走出國門。第四，翻譯性方面，翻譯是民族文學走向世界獲得新生的必要渠道。遼寧民族文學要加強翻譯的工作，否則，其始終處于死亡或“邊緣化”的境地。第五，普世性方面，遼寧民族文學要彰顯普世理想，呼喊真善美的人類普世價值，考察人類普遍關注的人性、道德和宗教精神問題，為世界文化的豐富發展、人類道德的回歸做出貢獻。第六，在相對性方面，遼寧民族文學要考慮民族差異性，保持和尊重各民族基本文化特征。可見，這樣的建構可以使遼寧民族文學具有現代性、文學性和民族性，很好地把它們融合，相信遼寧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指日可待。

三、結論

第2篇：世界文學范文

〔關鍵詞〕 世界文學；國際視野；歌德

〔中圖分類號〕I1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5-0035-05

世界文學不僅在歐美，而且在中國、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在蓬勃發展，為全球范圍內的文學研究注入活力。世界文學正迅速發展成為一種新的范式。它為不同文學傳統的研究提供的不是時尚的理論趨勢，而是恢宏的國際視野。時下的理論多發端于文學以外的其他學科，如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分析、社會學或哲學等。其結果是批評話語因為遠離文學本身，而喪失了文學研究的本質。許多學者和批評家都已逐漸意識到，當下主要的問題是理論脫離文學。

作為今天的語言學家，你不一定要了解很多的語言，盡管在過去這是“語言學家”一詞的內在含義：在過去的五六十年，語言學形成了一套無關語言細節，自成一體的研究項目。與此類似的是，在過去幾十年間，文學研究也似乎再無需提及文學作品。〔1〕

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文學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為回歸文本閱讀提供了令人翹首的機會。無論是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還是遠距離閱讀（distant reading），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閱讀、欣賞及闡釋正在為批評實踐和理論探究提供新的機會。世界文學讓文學研究者們認識到，他們要做的，或者應該做的是，首先讓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文學作品走出狹義的語言學或民族的疆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產生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講，世界文學的興起也是對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19世紀20年代闡述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概念的復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歌德建構這一概念的相關背景。歌德正是在與約翰?彼得?愛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談及他讀到的一部中文小說譯本時，做出了這一著名的斷言“……詩歌是人類共有的財富。民族文學如今已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詞匯，世界文學的時代即將來臨。每個人都必須為這一天的早日到來而努力”。〔2〕普適詩歌的概念不僅使歌德成為歐洲傳統的偉大詩人，也成為了世界詩人。然而，歌德的普適主義并非只局限于歐洲文學經驗。從中我們或許不難發現約翰? 戈特弗利德? 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影響。赫爾德認為，人們不同的聲音可以通過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學形式表達出來。歌德提出的概念則涵蓋了世界上所有文學表達，包括非歐洲文學。他在關注文學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同時，也給予了共同人性同樣的欣賞。盡管異域文本存在陌生性，但正是文化的類同感告訴歌德，有一條潛在的紐帶連接著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學作品，構成了偉大的世界文學。事實上，與大多數同齡人相比，歌德對歐洲之外的文學作品表現出了更為廣泛的興趣，這不僅從他對中國小說的閱讀中可見一斑，也體現在他對波斯詩人哈菲茲哈菲茲（本名沙姆斯丁?，約1315年-約1390年），著名波斯抒情詩人，常被譽為“詩人的詩人”。據統計他的詩集在伊朗的發行量僅次于《古蘭經》。哈菲茲為其筆名，意為“《古蘭經》背誦者”。他還有許多其他稱號如“神舌”“天意表達者”“色拉子夜鶯”等。在伊朗，10月12日為哈菲茲日。――譯者注的贊賞中。正是哈菲茲的加扎勒（Ghazal）加扎勒（Ghazal）是一種抒發愛情的詩歌體裁，多采用對歌的形式，由韻文與副歌組成。公元1000年左右產生于波斯，有著很深的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蘇菲禁欲神秘主義-Sufism）的根基。因為愛是神圣的（最高境界的“愛”是同真主的精神結合），理想的Ghazal應該有三層“愛”的含義：、神秘和哲理。在詩歌的意境里Ghazal多采用擬人或暗喻的表現手法，來表達愛的情感和思緒。――譯者注激發了歌德的靈感，使他得以創作出《西東詩集》（Weststlicher Diwan，1814-1819）。歌德的世界文學因此展現出真正的國際視野。

比較文學的發展起步于19世紀歐洲，但卻是根植于民族文學。在方法上局限于從歷史和傳記的角度觀照作品的影響和接受，注重實證，即讓-瑪麗?卡雷（JeanMarie Carré）①所謂的“事實聯系”（rapports de fait）。〔3〕在19世紀到20世紀早期，鑒于對語言學能力及文化類同性的要求，以及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社會政治背景，比較文學在發展之初并沒有實現歌德概念中的全球視野。比較文學法國學派注重影響研究，對于揭示文學歷史，文學作品的傳播接受，及媒介、翻譯、出版商的作用等，的確功不可沒，但其概念是建立在民族，甚至是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因此，其研究傾向于關注采用歐洲主流語言寫作的主流作家對其他弱勢語言文化作家的影響。從16世紀開始，法國國力日漸興盛，產生了極強的語言文學的民族自豪感。文學文化上典型的高盧中心主義對法國比較文學的概念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正如克勞迪奧?紀廉（Claudio Guillen）②指出的，歌德堅信“沒有所謂愛國主義的藝術和科學”。〔4〕相反，基亞（Marius-Francois Guyard）③則認為，“法國學派”是影響研究。〔5〕他甚至在其撰寫的一本初級讀物中，特別列出了一個圖表，以具體標明法國對其他文學的影響，并指出未來比較研究需要填補的空缺在于證明法國作家的全球影響和聲譽。這種愛國主義自豪感并非只存在于法國或歐洲的知識界，所以，不管我們談論的是比較文學還是世界文學，我們都需要警惕學術研究中的種族中心主義偏見及民族主義傾向。

民族主義和實證主義在戰后的學術研究中受到了質疑。由此，比較文學逐漸將重點放到平行研究，特別是基亞所說的“美國時代（American Hour）”④，以期通過觀念、形象和主題的類比，開啟新的研究空間。不同文學藝術作品都存在類同性，然而這些作品之間卻不一定有實際的接觸或影響。〔6〕一個作家或一種文學對另一種文學的影響很難成為文學生成的決定性因素。畢竟，沒有一部莎劇是純粹原創，或者說莎士比亞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出處并受到前人或前期作品影響的。詩人只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獨特的再創造而已。因此，對影響源頭的探尋，嚴重地制約了比較文學研究。韋勒克（René Wellek）甚至將其譏諷為“文學外貿”。⑤然而，鑒于西方國家與其他國家全球政治經濟領域中依然存在著權力的不均衡，時至今日，歌德世界文學中所蘊涵的全球視野依舊是未能實現的理想；東西方文學的比較依舊匱乏，比較文學也仍然是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在新的世界文學概念中確實表達了超越歐洲中心論的愿望，當下的一些討論卻仍籠罩在歐洲中心論的陰影下。比如，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所描述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國（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她的著作《文字的世界共和國》（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里為人們描述了一個不受政治經濟法規制約的，高度自治的世界文學國度。根據布迪厄文化生產理論，卡薩諾瓦提出邊緣作家只有通過作品在大城市的流通，融入世界文學當中。在卡薩諾瓦看來，世界文學的生成經歷了拉丁語，法語和德語三個重要時期。――譯者注，及其形成擴展的歷史過程，便是一例：

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因富于拉丁文化遺產而成為了第一個被認可的文學強國。接下來是法國。16世紀中期七星詩社興起，開始挑戰拉丁的霸權以及意大利語的推進，從而形成了跨國文學空間的第一個試驗性框架。隨后西班牙、英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也相繼加入到文學“資產”（assets）和傳統的比拼當中。到了19世紀，民族運動在歐洲中部興起，同時北美，拉美也登上了國際文學舞臺，由此宣稱了新的文學存在。最后，隨著去殖民化，非洲國家，印度次大陸以及亞洲也開始要求認可其文學的存在和合法性。〔7〕

在卡薩諾瓦的呈現中，世界文學始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而后隨著19世紀歐洲列強的擴張，以及20世紀非洲和亞洲的去殖民化，而漸次向世界其他地區遷徙。她尤其強調了巴黎作為文字世界共和國首都的地位。在她看來，以巴黎為中心的文學空間是建立在歷史事實基礎上的：“……聲稱巴黎是文學的首都，并非基于高盧中心論，而是細致的歷史分析的結果。事實表明，幾個世紀以來，文學資源在巴黎的聚集，逐漸成就了它作為文學世界中心的地位”。〔8〕然而，人類的歷史顯然遠比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時期更久遠，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有多個重要的中心，這些中心也遠比巴黎更大。我們不禁會好奇，對于希臘羅馬的文學或是古舊的圣經文學，卡薩諾瓦會說些什么？我們也不禁要問，她是否意識到歐洲以外還存在著其他強大的文化文學中心，如波斯、奧斯曼帝國或中國？它們早在歐洲文藝復興前很久，就已經是東亞的中心了。筆者以為如此基本的史實脈絡即便是法國高中也是要講授的吧。那“細致的歷史分析”又怎么會疏漏掉這些事實，對法國以外的世界視而不見呢？卡薩諾瓦的著作頗受熱捧，被批評界視為對世界文學研究的重要貢獻。或許這樣的評價并不為過，但只是希望她眼中的世界文學空間能與可靠的世界歷史地圖更加吻合才好。

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意大利裔學者，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他認為文學批評是一門科學而非藝術，要想對文學有全面的認識，則必須拋棄文本細讀。由此，他提出了“遠距離閱讀”的概念，即通過收集分析文學大數據來理解文學。他的《遠距離閱讀》一書獲得國家圖書批評界獎（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基于這一理念，2010年莫瑞提創立了斯坦福大學文學實驗室，通過計算機分析進行文學分析。――譯者注是另一位世界文學研究的巨匠，他所提出的“遠距離閱讀”為完成浩瀚的世界文學閱讀提供了一劑良方。世界文學之多，浩若煙海，即便是讀完其中一小部分也是不可能的。莫瑞提認為“遠距離閱讀能讓你關注到比原文本更細微或者更宏大的部分：技巧、主題、比喻，抑或類別和體系”。〔9〕遠距離閱讀有助于辨析這些單元的模式，不過遠距離閱讀也必須輔以文本細讀，以便給予每個文本及文本細節足夠的關注。莫瑞提最大的貢獻在于敘事小說領域，特別是將現代文學作為一種文學類別進行研究。他認為在世界不同的文學中，小說的發展都遵循著同樣的模式，即從注重都市文化的歐洲中心過渡到非歐洲的邊緣。“……作為西方正統影響（通常指法國和英國的影響）和‘本土材料’相妥協的結果”。〔10〕這種中心-邊緣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實用，但如果機械地照搬，則會使小說與本土語境間復雜的關系愈加模糊。小說作為文學形式是從西方引進的，但本土的語境有其固有的敘事傳統，不能簡單地被視為依據現代小說的形式進行被動造型的“本土材料”。

例如，中國著名的小說《三國演義》和《水滸》早在14世紀就已經出現，比《唐吉柯德》還早200年。中國18世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也稱《石頭記》）幾乎對所有中國現代作家都產生了影響。現代小說作為舶來之物對中國20世紀的文學實則沒有太大的影響，倒是古典的傳統，特別是本土方言小說構成了中國文學這棵勃發的大樹的根莖，成為外來形式得以嫁接的基礎。即便是20世紀早期，中最激進的知識戰將們也沒有把小說視為西方正統影響而全盤接受。因為離開了本土傳統的滋養，小說根本無法生長。魯迅（1881-1936）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中國最早的小說史之一。他那些頗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就是古典與現代的巧妙融合。（1891-1962）倡導重新審視中國古典傳統，從而開啟了紅樓夢研究的新方法，直至今日仍頗具影響力。因此，邊緣地區的現代小說史不僅是關于舶來的西方形式如何改變當地文學面貌的故事，更是，或許更有意義的是，西方形式自身在遭遇本土敘事傳統時，如何被改變，以及小說作為一種動態形式如何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故事。正如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h）所觀察到的，“……文學作品通過異質文化空間的接受而成為了世界文學。這一文化空間在很多方面是由本土文化的民族傳統及其作家的現今需求所定義的”。〔11〕這一觀點不僅適用于文學類別也適用于個體文學作品。

顯而易見卻又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世界文學”中的“世界”是一個地理學術語，它涵蓋的是全球，而不只是某個部分或某個區域，無論是歐洲、美洲、亞洲、非洲還是其他地區。嚴肅地對待世界文學中的“世界”意味著兩點：其一，任何關于世界文學的研究必須走出同源或從屬的語言文化區域，如歐洲或東亞語言體系，以覆蓋更廣闊的領域；同時必須考慮到來自各大洲的文學。要確保提出的言論并非局隅于某一個區域，文化地圖學就尤為重要。這就引出了第二點，即翻譯在世界文學中至關重要的作用。閱讀并充分理解不同語言譜系的作品必然面臨語言學困境，要解決這個問題，翻譯的作用不容小覷。達姆羅什認為，世界文學就是“在翻譯中實現的寫作”。〔12〕的確，正是翻譯使一部文學作品能夠走出其最初的民族語境與讀者對話，從而在不同的語言社區獲得新的一席之地。這就意味著翻譯是世界文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世界文學關注的不是不可翻譯性及（具有誤導性的）文化的不可通約性，或是翻譯者的主觀性及（具有誤導性的）翻譯晦澀性的理論爭辯，而是實際的翻譯與質量的關系，是翻譯與原文的對等，以及翻譯如何在不同程度上達到對等的問題。世界文學將引發關于翻譯的全新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文學翻譯的真正貢獻、面臨的挑戰、翻譯的功能性及其創造性。

世界文學方興未艾，它正隨著我們居住的世界不斷改變。文學文化與政治經濟的相關性不容否認。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會一方面對歐洲中心論頗有微詞，一方面又津津樂道于現今亞洲經濟的騰飛，南半球地位的提升，特別是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上的蒸蒸日上。然而，將文化的嬗變僅僅看作是全球政治經濟現狀的蒼白投射，卻是一種淺薄的誤解。狹隘的民族主義無論何時出現都是危險的。擺脫歐洲中心論的關鍵不是用中國中心論或是其他種族中心論取而代之。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需要重提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及其國際愿景，這將幫助我們建構全球視野，多元世界觀，認識到所有的文學具有同等的意義，從而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去理解欣賞不同的文學作品。這是局隅于民族疆界，孤立地看待文學作品時所無法實現的。如果說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一直在力圖超越民族文學的局限，那么，當今的世界文學則在為迎接全球視野下的文學研究而蓄勢待發。世界文學概念上的開放性和靈活性使以往被孤立，被忽視的區域的優秀作品進入文學經典成為可能，它正擴展著我們的視野，有效地改變著我們對世界文學文化豐富性的認識。我們在當今世界所急需的國際視野正是世界文學這一概念所涵蓋的相關性。

〔參考文獻〕

〔1〕Saussy， Haun. 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M〕// 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6： 12.

〔2〕von Goethe， Johann Wolfgang. 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M〕. Trans. and ed. by John Oxenfor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83： 212-213.

〔3〕Carré， JeanMarie.Foreword. Marius Franois Guyard.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5-6.

〔4〕〔6〕Guillén， Claudio.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M〕. Trans.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1， 60-68.

〔5〕Guyard， Marius Franois.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57.

〔7〕〔8〕Casanova， Pascale.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M〕. Trans.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46-47.

第3篇：世界文學范文

一、現狀分析

眾所周知，學科建設在高等學校各項工作中可謂是“龍頭”工程。因為，學科建設是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基礎，學科綜合實力體現著高等學校的水平。學科建設，無論是本科教育還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學科建設是一項基礎性和長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斷創新。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是高等學校設置最早、最普及、影響最廣泛的學科之一。全國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只不過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從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中單列了出來。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相對于許多綜合性大學、師范院校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而言，在人才培養、師資隊伍、專業建設、教學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問題，更面臨著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內部，由于強調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對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重視不夠，無論是經費或者是項目等方面都很難向其傾斜;第二，民族高校內部一味強調應用性、實用性的學科，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基礎性、應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該學科對其他那些應用性、實用性學科的支撐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往往又不被全國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主流學術界所認可，處于幾近邊緣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在校內被忽略，在校外被邊緣。有感于被忽略、被邊緣的尷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學才在2008年11月年發起并舉辦了“全國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區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科建設研討會”［1］。此次研討會由國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學主辦，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承辦。

在首屆研討會上，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2010年6月更名為“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對于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提出了“堅守與突破”的主張。“堅守”指的是雖然我們是民族高校的中國語言文學，多民族語言文學是我們的特色，但我們必須堅守全國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則和共同追求，否則我們就無法融入主流學術界;“突破”指的是我們在遵守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主流學術界有關規則的同時，必須在我們自身的學科建設上做出特色、突出優勢，從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被忽略、被邊緣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主辦的“全國民族院校與民族地區高校中文學科及相關專業教材建設研討會”在中央民族大學召開;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連民族學院文法學院、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共同主辦的“全國民族院校與民族地區高校中文學科及相關專業教材建設研討會(第二次會議)”在大連民族學院召開;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和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多維視野下的文藝學學科發展暨文學理論教材建設研討會”在廣西民族大學召開;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舉辦的“全國民族大學及邊疆院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在云南民族大學召開。這些研討會，使民族高校學人在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上，達成了許多共識，做了大量實實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的現狀，與我國眾多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生活、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等對人才的需求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還任重而道遠。

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于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舉辦的“全國民族大學及邊疆院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上，同行專家學者就“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的地位及特色”“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的模式及發展”“少數民族文學與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和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全國民族大學及邊疆院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教材建設及編寫”等十項議題進行了研討，共商民族大學及邊疆院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與發展問題。我認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和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是一種唇齒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于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其他二級學科具有輻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有關理論、方法、理念、思路運用到文藝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等學科研究中，可能促進這些學科在傳統研究領域之外開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領域，從而產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較的價值和意義就是異中見同，同中見異，從而認識某一或某類事物的特殊本質和共同本質。”

而比較文學最根本的性質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學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們自覺地有意識地把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闡釋”等理論、方法、理念、思路運用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下屬其他二級學科的研究當中，可能會促進這些二級學科的研究有新的突破、質的飛躍。比如我們可以在“視域融合”的基礎上，來尋覓人類共有的“詩心”，發現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征和基本規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觀、更理想的文學觀念，建立更科學、更完善的文學理論。又譬如我們在從事語言學的研究時，如果有意識地進行比較分析，把不同語系的語料放在一起進行對比研究，找出它們在語音、詞匯、語法、修辭等方面的異同或對應關系，從而可能加深對研究對象的理解與把握。再有，現在不少青年學人談到中國古代文學時都說可供研究的對象和領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識地把比較文學的理論、方法、理念、思路運用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當中，我們不僅可以繼續對大家已經熟悉的文本的情節內容、人物形象、表現手法等方面進行研究，還可以對過去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藝思潮、文學團體、文類結構、美學風格、原型母題等諸多方面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這樣也許會發現新的研究領域，使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空間得到拓展。尤其要強調的是，有意識地將比較文學的理論、方法、理念、思路等運用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之中，更應該成為民族高校從事民族文學研究學人自覺的學術理念和為學意識。我們曾撰文指出“文學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較文學的性質和特征，決定了多民族國家內部自成體系的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屬比較文學范疇，從而內在地決定了民族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聯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員也曾說:“只有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審視民族文學，才能使民族文學研究不斷深入。這就是說，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更緊密地聯系起來，對提高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學術理論水平，會產生重要影響。”［3］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湯曉青教授曾說:“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屬于比較文學的范圍”。

甚至有學者指出:“中國民族文學史更應該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較文學史”。比較文學的理論、方法、理念、思路等運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已經有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問世。如果我們進一步自覺地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置于比較視域，有意識地開展研究，肯定能開拓新的研究空間，結出更加豐碩的果實。其次，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有關理論、方法、理念、思路的運用，可以整合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其他二級學科，形成教學科研團隊，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人才隊伍建設。近年，國務院對我國高等教育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就是實施“2011計劃”即“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這一戰略計劃是以協同創新中心建設為載體，緊密圍繞國家急需的戰略性問題、科學技術尖端領域的前瞻性問題以及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公益性問題，集聚創新團隊，形成創新氛圍，鞏固創新成果，培養創新人才。“2011協同創新中心”主要有四種類型:以自然科學為主體的面向科學前沿的協同創新中心、以哲學社會科學為主體的面向文化傳承創新的協同創新中心、以工程技術學科為主體的面向行業產業的協同創新中心、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面向區域發展的協同創新中心。這一戰略計劃，逼使高等學校尤其是高等學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須更新觀念，打破專業甚至學科界限和壁壘，跨專業跨學科組建科研團隊，協同攻關。“‘跨越性’是比較文學的根本屬性和區別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較文學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沒有跨越性，比較文學也就無從存在，這在目前國外和國內比較文學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

至于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學術實踐中，是遵循跨國界、跨民族、跨語言，抑或是堅持跨學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這幾者，學界與學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們完全贊同陳惇教授的觀點:“如果從研究實踐來講，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進入了比較研究的領域，不可能要求每一個課題每一項研究都同時跨越這四種界限”。［7］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樣一種“跨越性”的思維、理念，可以啟發我們在當下的教學和研究，尤其是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中，跨越專業界限，消除學科壁壘，多專業甚至多學科地組建教學科研團隊，組建以哲學社會科學為主體的面向文化傳承創新的協同創新中心，聯合申報項目，握緊拳頭，齊心協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就有意識地跨專業跨學院組建了創新團隊，推動科研和學科建設上新臺階。2013年“中國文論傳統的民族性與文論研究的范式轉型”成功申報西南民族大學學術創新團隊項目。當年，在此基礎上又成功申報四川省省屬高校科研創新團隊建設計劃項目。2014年“中國多民族文論傳統的本體性研究”成功申報西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優秀科研團隊及重大孵化項目”。我們組建科研團隊集體申報項目，取得了明顯的實效。這幾個團隊，由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博士生導師等擔綱領軍人物，成員以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的老師為主，同時還有來自學校辦公室、研究生院、科技處、彝學學院、藏學學院、外國語學院等單位從事中國語言文學教學與研究的老師，范圍幾乎涵蓋了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所屬全部二級學科。由于我們打破專業界線，跨越學科壁壘，根據項目研究和學科建設的需要來組建科研團隊，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推動了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和發展。

再者，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有關理論、方法、理念、思路運用到文藝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等學科研究中，所獲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發展和建設。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不可能離開文藝學、外國文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等學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撐。我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界許多知名學者，或是在文藝學、或是在中國古代文學、或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等領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詣，然后才成為海內外知名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家。比如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原副主席、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原會長樂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學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基礎上走向比較文學;又譬如，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國家級教學名師獎獲得者、博士生導師曹順慶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復旦大學讀書時，是古典文學熱愛者，1980年畢業時報考了四川大學的研究生，成為著名學者、龍學泰斗楊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碩士研究生，再后來成為我國第一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博士，明顯地表現出從古代文論到比較文學的學術轉向，從最初的碩士論文《〈文心雕龍〉中的靈感論》到后來的博士論文《中西比較詩學》，再到教育部比較文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和現在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曹順慶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邊大學舉行的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百年回顧與展望”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11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當選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無數學界大家成功的學術經歷明白地昭示我們，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所屬其他二級學科所獲得的新成果，能夠很好地反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發展和建設。

三、結語

第4篇：世界文學范文

關鍵詞：課程設置；教學內容體系；世界文學史

1997年國家教育部進行學科調整，將中國語言文學之下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合并為二級學科后，許多學者和高校紛紛開始新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建設和教學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出現了好些優秀教材。但這一學科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內容體系的形成也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探討。其中，有兩個突出的問題需要解決：一是如何適應文科專業課程體系的整體改革，將有限的教學資源進行整合，最大限度加以利用。二是如何通過極其有限的專業授課時數，讓這門囊括了全球范圍、知識信息量非常大的學科教學效果達到最優化，

為解決上述問題，我們首先從課程體系建設入手，將“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學科知識分解成不同層次進行教學。整體課程體系由三個學習階段組成：第一階段為“外國文學作品選”，以講解外國文學經典為主。致力于學生藝術審美能力和人文素質的培養。該課程適用于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對外漢語專業、新聞專業等基礎課程，在大學低年級開設。第二階段的“外國文學史”課程主要適用于漢語言文學、對外漢語專業，在大學高年級開設。這一階段主要體現本學科知識的系統性，啟迪學生的專業興趣，拓展學生的學術視野。第三階段是在專業基礎課的基礎上，再開設專業選修課：如“比較文學”、“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東方文學專題研究”、“近現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專業選修課可根據學校師資特點和優勢，靈活開設。其主要目的是進一步提高學生理性思維水平，進行一定的學術訓練，在專業選修課中一般將“比較文學”作為必選課。因為雖然外國文學史的教學必須運用比較的方法，但比較的方法并不等于比較文學課程。“比較文學”作為一門課程，更偏重于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的系統介紹，同時對比較文學的典型個案進行分析研究。這三個階段的課程講授的內容和知識體系各個不同，各有側重，但有一個總體的目標，就是通過學習，讓學生具備文化創新能力，為從事現代文化工作打下堅實基礎。同時提高人文素養，培養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精神。

依據上述課程體系，我們需要打破過去將文學史和作品解讀一鍋燴的教學內容體系，重構上述三級課程體系中每一門課程的教學內容體系。其中難度最大的是“外國文學史”。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外國文學教材越編越厚，所涉及的知識面越來越寬，對知識點的羅列愈來愈多。絕大多數評論，對教材的這種變化給予充分的肯定甚至高度的贊賞，以“既……又……”這樣的句式來概括之，以示教材涉及知識的全面甚至無所不包。但筆者認為，這種趨勢并不值得倡導，因為所有的教材都面臨對知識信息的篩選問題，落實在課程的教學中更是如此。教學內容體系無論如何不可能囊括學科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知識，必須通過一定的價值觀為學科知識進行定位，確立在教學體系中有效的知識。而且，還須進一步對知識運用到教學中的“度、位、量”，進行提示說明，才能體現教學內容體系對學生學習的指導性作用。

目前在“外國文學史”這一學科的教學過程中，許多老師經過教學改革實踐，基本上在兩個問題上達成共識：一是外國文學史中必須運用比較的方法進行知識組合；二是要破除過去教材編寫和課堂講授中的“西方中心論”，東、西方文學應該并舉，同時得到重視。根據這些共識，現有的教材編寫在知識內容的更新和東、西方文學結構體例上有重大突破。特別是大量引進了中、西方文學交流等“影響研究”方面的內容。但在實際的教學中，卻仍然沿襲著兩種基本教學模式：一是將東、西方文學分離，用大概2/3的時間講授西方文學，用1/3的課時講授東方文學，或者因課時的原因，干脆在必修課中省略東方文學，而將東方文學作為選修課。二是雖然同時講授東西方文學，但東、西方文學實際上是互不相干的兩張“皮”；或者將“世界文學史”講成“中西比較文學”。

為避免上述兩種模式的缺陷，已有學者呼吁：“應站在人類總體文學的高度，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文化傳統的比照，尋找在文學中蘊藉的人類文化本源，探討世界文學發展的共同規律和總體特征，描繪出人類總體文學的基本構架。”應當說，上述見解描繪出了學科建設的理想狀態。但這些有益的見解如何落實到具體的教學內容體系中去呢?

筆者認為在外國文學課程講授中，應該著重于整個世界文學總體發展的文學路徑的描述，就像繪制文學地圖一樣，在各民族文學總體特征的比較、概括中，注重不同的文學形態的類型劃分和對比，注重不同民族文化心理對文學作品表現內容和方式的制約。通過深入研究，盡量廓清世界文化發展總體線索。不僅做到東、西方文學并舉，更重要的是，以比較的方法，打通東西方文學的共時性聯系和差異，以宏觀的視野，引發學生對人類文學發展的關注與思考，

因此，需要大膽調整世界文學史的分期，打破外國文學對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的陳舊分類法，以嶄新的理念和邏輯框架對外國文學知識元素進行重組和定位。在教學內容體系中，世界文學史分期不一定完全以社會形態和階級屬性線索作為標準，且宜粗不宜細。可以將東、西方文學放在同一時空中進行比較，把整個世界文學史參照歷史分期劃分為四個時期：上古文學、中古文學、近代文學(17――19世紀)、現代文學(20世紀文學)。對過去劃分比較混亂的中古文學和近代文學大刀闊斧地進行重新整理、分類、合并。將中古東、西方文學的下限統一劃在16世紀末。以便將中古時期的東方文學和西方文學放在同一時限下考察研究。將17世紀到19世紀東、西方文學統一合并為近代文學。這種劃分， 目的是為了更連貫地理清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發生、發展與文化、文學發展進程之間的聯系，在世界文化總體格局下，考察東、西方文學的總體規律。這樣的教學內容體系避免了對外國文學支離破碎的講授，讓學生形成宏觀文化視野，并對世界文學的演進過程作規律性的把握。

除了對世界文學史分期進行調整外，對每一時期中東、西方文學現象作共時性的比較考察。例如古代文學時期，我們不一定為了證明教學體系的博大厚重，就一定要從幾大文明古國所有文化現象說起。可以直接從文學起源及最早的文學要樣式入手，以口頭文學的主要樣式：神話、詩歌、戲劇發展過程為線索，在文學樣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以東、西方文學都存在的典型樣式進行比較研究，比如神話，我們可以將埃及、巴比倫、印度、希伯來、古希臘神話進行總體研究，既總結出各民族神話的共性，又尋求制約著不同體系的神話的思維模式和文化心理。同時從希伯宋文化與巴比倫文化之間

的血緣傳承和變異中，比較巴比倫神話與希伯萊神話相似的基因以及變異，而史詩和戲劇，則同時以希臘史詩、戲劇和印度史詩、戲劇及其他民族早期史詩相比較，或以“平行研究”，或以“影響研究”來了解世界史詩文學存在的不同形態。這樣的比較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定勢。說明東、西方文學之間，并非是截然劃分，互不相干的文學形態，而一開始就是互相影響、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在處理史詩問題時，由于過去的教材和教學內容體系都預設了古希臘史詩的標桿作用，一直以來，學者們費盡心機去闡釋中國為什么缺乏史詩性作品。其實，站在世界文學這一整體的角度，這個問題也可以倒過來問，為什么西方缺乏中國那樣的抒情性短詩?在詩歌起源、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東、西方民族特性的不同，出現了哪些典型的詩歌形態?在這樣視角的提問下，就可以認定古希臘的敘事性史詩和中國的抒情性短詩分屬于的不同典型的詩歌形態，而且各自成為自己民族文學的源泉。這樣，中國的《詩經》和荷馬史詩，就無所謂優劣，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典范性。

這里涉及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這一學科疆界的新問題，即在外國文學教學中，中國文學作為比較對象和世界文學史的對象，是否應該進入該課程?如果要進入，應放在什么樣的位置講授?筆者的看法是：從世界文學總體發展格局中，對于世界文學多元存在和發展，中國文學對此起到過什么樣的重要作用，做出過什么樣的貢獻，在哪些方面具有典范性?如果關涉上述問題，中國文學現象就可以進入世界文學，如果與上述問題沒有聯系，則不必在世界文學的知識框架中涉及中國文學。不然就很可能就將世界文學史講成了中、西比較文學。

另外，中古時期是世界格局變化最劇烈、最動蕩的時期，也是文學從思想內容到表現形態變化最難以捉摸的時期。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將文藝復興運動從中古時期分離出去， 自成一體，其依據是以社會性質和階級屬性，來強調人文主義文學作為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形成的劃時代意義。但這樣卻完全割裂了宗教文學與人文主義文學之間的聯系，將西方從宗教改革運動中滋生的人文主義文學的演化過程，分離成靜態孤立的現象。這樣便無法從縱向發展的角度講清文學與其他意識形態領域的密切關系，也割裂了一些文學類型之間的有機聯系，如英雄史詩、騎士文學共同的基督教色彩。事實上，基督教文化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信仰與理性、神性與人性之間此起彼落的矛盾張力。西方人文主義文學的興起，不應視做完全是與宗教文學的對立，而是基督教文學內部矛盾運動的結果，人文主義文學對“人性”的大力張揚，實際上也是在基督教信仰的籠罩下展開的。從這一角度，我們就能順理成章地闡釋《神曲》作為基督教文學的經典之作的價值意義，而不會有“落后的基督教因素和先進的人文主義思想的矛盾對立”之迷惑。因此不宜將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為不同質的文學，硬性劃分出去。

一般的文學史還將中古東方文學延續至19世紀，給人的印象是東方文學輝煌一段時期后，就進入漫漫的落后時期。由于中古西方文學與東方文學在時間劃分上的不一致，就無法在一個時空的橫向比較中，把握其世界文學的基本格局和總體特征。從實際教學效果來看，整個東方文學從14世紀到18世紀幾乎完全缺席、失語，形成教學和研究的空白。因此，將東、西方文學的下限統一到16世紀之后，有利于在世界整體格局中把握其內在聯系。

應當說，在中古時期，世界三大宗教先后確立、發展和擴張，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與政治形成或者是政教合一、或者是政教分離的緊密關系。東、西方的主要地區，以三大宗教為紐帶，大致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因此，當時東、西方文學中不管是哪一種類型，都呈現出深厚的宗教色彩，這是中古世界文學的總體特色之一。

同時，隨著三大宗教的發展和擴張，在三大文化圈之間，形成劇烈的沖撞，特別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更是戰爭不斷，基督教文化圈的擴張帶來東、西方文學劇烈的震蕩，在此過程中，基督教世界雖然多次進行，以武力征服了東方，給東方人民巨大的災難，但東方文化反過來給西方文化以極大的刺激。文藝復興運動的產生其實包含著大量的東方因素。碰撞過程中的交融也就包含著東學西漸和西學東漸的過程。不同文化圈的東、西方文學交流與影響也前所未有地處于活躍狀態。相同的文化圈內，不同民族文學的影響、交融也同樣如此。如在佛教文化圈內，雖然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步衰落，但它播散到亞洲各民族之后，與本土文化融合，又產生變異。從這個角度認識當時的很多具體作品，我們也許可以重新發掘《堂吉訶德》、《源式物語》、《一千零一夜》、《西游記》這些作為世界經典著作的跨文化價值。因此，東方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具有先導性質，而且在彼此的滲透、融合中，促使西方文學從內容到表現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是中古世界文學的總體特色之二。

17世紀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學中理性與情感因素，越出宗教藩籬，輪番主宰文壇，成為近代社會主導性趨勢，也成為文學的主旋律。這一趨勢在歷經18世紀之后，在19世紀達到了高峰，之后的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則又有一次大回旋和反撥。在此運動過程中，宗教的軀殼褪盡脫落了，但基督教信仰中“神秘”和“愛”卻一直融鑄成西方文化之魂，成為文學表現的最高境界。

近代文學時期，可以吸收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不以國別文學為主要線索，而從文化圈理論入手，找到這一階段文學史構架的基本思路。文化圈的碰撞，不僅是中古時期的文化特征，也是近現代甚至當今時代的文化特征。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政治、軍事、擴張，以西方傳教士為先頭隊伍的西學東漸形成強大的文化擴張態勢。大量珍貴的文物和文獻資料通過各種途徑流到了西方，許多實用技術也被西方吸收運用。憑借殖民擴張的強勢，西方文學確實前所未有地影響了東方文學。但即便如此，東方和西方的關系也并非僅僅是沖擊與回應模式。“東學西漸”的狀況仍大量存在。東方文學作為與西方文學形態迥異的獨特類型，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如果我們承認西方文學在表現人的本能欲望和心理深度方面，有東方文學無法企及的先天優勢，那么，東方文學在意蘊、哲思表現方面，在感性與理性完美結合方面、與西方文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泰戈爾、紀伯倫、曹雪芹、川端康成等人的創作，從世界藝術水準和體現東方美學的最高境界而言，并不亞于托爾斯泰、喬依斯、愛略特等文學大師的創造價值。因此，在教學中，如何重點選擇聯結東、西文學的典型個案，將能夠聯結東、西方文學的重大文學現象和重要作家作為教學重點，是有效整合東、西方文學的關鍵，比如日本文學在西方文學和亞洲文學中發揮的“橋梁”作用。還有在傳統和現代劇烈沖突中探索前進的阿拉伯地區文學。

第5篇：世界文學范文

關鍵詞：英語文學 文化疆界 形象闡釋

英語文學是指使用英語寫作的文學，作者并非是來自使用英語的國家。它是一種文化融合促進的體現。英語文學發展歷史悠久，影響甚廣。許多英語文學名著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在世界范圍內廣為流傳。英語文學有一定的文化疆界與形象闡釋，下面我們將就英語文學文化與形象闡釋展開話題討論。

一、英語文學的文化疆界概況

（一）傳統的英語文學文化疆界

諾貝爾世界文學獎是世界文學界的“奧斯卡”，獲獎者是世界不負盛名的作家。相當一段時間，世界文學獎項被歐美白人所包攬，這不僅體現出英語文學對世界文學所做的突出貢獻，體現出英語文學的蓬勃發展態勢。在傳統的英語文學中出現了許多星光熠熠的作家與文學作家。英語文學作為一種文化，它研究的不僅是英語語言藝術，而是對文學藝術的一種闡述。文藝復興是14世紀中葉至17世紀初在意大利興起的遍及歐洲的思想文化運動，掀起了歐洲大范圍的文學藝術的改革，這也正是歐洲等使用英語的國家地區英語文學如此旺盛的原因。但丁、莎士比亞是文藝復興時期杰出的代表。但丁被稱為舊時代的最后一位詩人，莎士比亞是英國乃至全世界的文學巨匠。

（二）當代英語文學文化疆界發展變化

英語文學的繁榮，為世界眾多文學家效仿，許多作家也積極投身于英語文學寫作當中。當代英語文學不僅被歐美地區獨占鰲頭，而且也波及到亞非拉一些國家地區。亞非拉及其他國家的作家憑借其英語文學作品逐漸走向國際，逐漸在國際文學獎項上嶄露頭角。印度的泰戈爾是近些年來英語文學作家的代表，它的《飛鳥集》是當代英語文學中的一個代表作品之一。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也因此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他的作品大膽創新，別具一格，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英語文學的形象闡釋

英語文學有很多內容，在世界上廣為傳播。英語文學具有民族性的特征，文學具有時代性，文學是社會時代的產物。英語文學也是當時時代人們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如文藝復興誕生的背景是資本主義萌芽與封建教皇教會的黑暗統治，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以宣傳資本主義制度與批判封建教皇統治為主。

莎士比亞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巨匠，他的作品帶有強烈的批判性，批判了歐洲中世紀以來的黑暗統治與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哈姆雷特》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具有批判性的戲劇作品為英語文學的繁榮注入了新鮮的血液[2]。哈姆雷特是一個悲情式的英雄，他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即使充滿了復仇的怒火，他也不濫用暴力。他對生活由充滿信心到迷茫到再次堅定，在磨煉的過程中他通過親身的經歷和自己的思考來提升自己。在磨煉中他變得堅強，變得不再猶豫，做事果斷，他要通過自己的奮斗來改變命運。最終他雖然為父親報了仇，但還是為了正義被奸人所害，他的愿想也就落空了。他是為正義而死，死得偉大，但是也讓人感到遺憾和惋惜[3]。

第6篇：世界文學范文

在我們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回顧一下本世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當會產生一種學術上的迫切感，那就是這種研究不能總是囿限在傳統的文獻范圍做文章，新一代學人應當把視野擴展到全世界，應當從歷史角度回溯中國古典文學由近而遠地走向世界的軌跡，而且應當站在當代學術的高度，來審視不同的文化傳統如何觸及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這一特異的文化現象。近幾百年來，特別是本世紀以來，東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固有精神和價值的探索，實際上可以說是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認識和補充。這也構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豐富繁復的圖像。尤其是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它的悠久的歷史文化被世界所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日益深化，這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課題。而對于中國學者來說，更是開拓學術領域，提高學術境界，使之成為中國文學的傳統研究與世界現代文明相協調、相接軌的必要途徑。

雖說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必然趨勢，但像中國古典文學這樣外播如此廣泛而持久、影響如此巨大而深遠者，實在并不多見。也許只有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學庶幾可比，——不過，照英國著名漢學家霍克思的話說：“希臘衰微了，羅馬傾覆了，中國卻跟我們同在，而且它的文學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如潮水般地涌現著……”縱觀中國古典文學的外播歷程，不難看出，實際存在著近播鄰國和遠播歐美兩大潮流。它的流播所至，影響所及，也正是所謂同質文化和異質文化或者說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兩個領域。

中國文學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學的外播一樣，始自與近鄰的文化交流。韓國史書有箕子入朝、詩書從焉的記載(《東國通鑒》)，這就是說，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車馬舟楫之便，傳入了山水毗連的鄰邦。此后它又東渡扶桑，南至菲越緬泰諸國，對于遠東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進作用。中國文學在鄰國的播揚之中，以東漸日本最為引人注目。公元三世紀(應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經籍由百濟傳入了日本，這是它東播的肇始(見日本《古事記》和《日本書記》)。那時，日本還沒有本國的文字，從外舶來的中國文學便成了惟一的書面文學，也成了以漢字為書寫媒介的“漢文學”的催生劑。關于這種情況，日本學者有所描述：“用這一帝國的共通語——漢語，來表現人類世界所共通的思想與感情，是日本知識階層理所當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戶漢詩》)。日本文學不僅借用語言符號，而且還刻意模仿中國古代詩文的內容和形式：襲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擬題目，采擷成句。隨著文學思潮的興替，漢文學作家追隨中國文苑新說，步入文壇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應制、聚飲唱和、登臨抒懷、傷時感事等等文人習尚，也以中國為摹本。在假名出現以后，日本的和文學應運而生，不過，這種本土文學依然與中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國文學通過訓讀本、訓譯本和意譯本，而擁有了更為廣大的讀者。明治維新以后，西方文學紛至沓來，中國文學的地位相對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傳播，卻借助現代學術而有了新的廣度和深度。總而言之，它對日本和其他鄰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實屬罕見。正如有的西方學者所說：“即使拉丁語和希臘語，也未能像漢語對遠東的影響那樣，占據支配的、正統的地位”(孔雅瑟《亞洲文學》)。

中國與歐美相距迢遙，其間且有關山阻隔，中國文學的西播自然起步較晚。一方面，我國漢代曾經開拓西域，發使“黎軒”(《史記·大宛傳》)，但并沒有把文學帶到歐洲去。另一方面，雖然早在公元前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家就已經提及中國，后來柏朗嘉賓、馬可·波羅等人的報導也給西方人民以多種遐想，但直到十六世紀西班牙學者門多薩撰寫《大史》之時，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國的語言和文學。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完成了明代童蒙讀物《明心寶鑒》的西譯，迄今所知，這是中國文學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傳教士陸續來華，得以親身受到中國文化的熏陶。他們出于傳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譯儒經和其他經典，客觀上卻為中國文學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且通過這些傳教士，在中西文學交流史上出現了許多趣聞和佳話，例如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移植中國戲劇，德國偉大作家歌德稱贊中國小說，英國東方學家威廉·瓊斯爵士翻譯《詩經》，均直接間接地與傳教士的譯介活動有所關聯。進入本世紀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兩次世界大戰對西方傳統信念的震撼，中國作為獨立之邦的復興，西方現代派對異國藝術的孜孜追求，比較文學平行學派的隆然崛起等等——這一切，均給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的西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運，使它繼而影響到了西方的現代文學。諸如意象派、垮掉派、賽珍珠、布萊希特以及其他作家與中國古典文學的結緣，便是它在西播歷程中的新篇章。異質文學姿態別具，彼此間易于截長補短，有著極強的互補性。鑒于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預見，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影響一定會日益廣泛，日益深入。

中國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傳，幾乎無不是通過學者的譯介、注釋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與傳入國的學術息息相關。經過長期的積累，在國外首先形成了綜合研究中國文化的“漢學” (Sinology)；后來漸漸分化，甚至文史、語文的綜合研究也漸漸解體；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終于脫穎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學風格和學派傳統。從橫向來看，如今日韓、俄蘇和歐美的學術，堪稱國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三大板塊。盡管這些學術實體有歷史久暫之分，成果多寡之別，但它們無不是既重視譯介，又重視研究。兩者雙管齊下，互相促進，使中國古典文學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國古典文學內容豐富，卷帙浩繁，學者們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細地分工，去專攻某代文學，某類文學，甚至某個作者。在各個研究領域，從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從文人作品到民間文學，國外漢學界幾乎均有一批各擅勝場的專門家，均撰有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這是國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走向成熟的標志。

這一在特定時空條件下進行的研究，與國內研究相比，明顯具有若干特色。第一，這一研究在將中國文學與本國文學互相比照、證同辨異之時，便自然而然具備了比較文學的性質。跨越國界追尋中外文學間的實際聯系，辨認中外文學間的似與不似，是比較研究關注的焦點。平行學派倡導東西方文學的比較，有利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第二，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試驗田。本世紀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藝思潮，沖擊著各國的學術論壇，中國文學研究亦受其影響。諸如意象派、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等創作主張和批評理論，都用于中國文學研究。另一方面，跨學科的橫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的理論，用于文學研究)也以中國文學為對象，積極地開展起來。凡此種種，無不豐富中國文學的研究方法。第三，國外學者的批評方法、分析角度相對來說較為靈活多變，其文藝觀、價值觀以及趣味好尚又與我們不盡相同，這就決定了這一研究所做的結論，很多在國內論壇實屬罕見。第四，這一研究經常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國文學史，均早于國人的同類著作，是一種開風氣之先的研究。又如國外佚書的著錄和考證，國內學者往往不得其便，這是一種占盡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詩、寒山詩研究，則又常常以不同于國內的文化心態進行觀照。第五，這一研究具有很強的國際性。國外絕少關門閉牖做學問的現象，學者們很注意參考其他國家(包括我國)的研究成果，在著手做某一課題之前，務求資料詳備而后止。他們重視從國際學術的背景上考慮問題，目的是為了避免資料的疏漏、觀點的偏頗或者勞動的重復。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點之外，各個學術板塊相互比較，也可見出不同的特點。日韓的治學方法受我國傳統的影響很深，他們在吸收西方學術的同時，仍以傳統眼光大量做注釋、考證、校勘、索引等學問，并且做得又深又細。西方學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前蘇聯和東歐學者堅持文藝觀，特別重視進步文學的研究，多從社會和歷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階級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歐諸國(尤其是美國)的學者，喜歡嘗試新方法，每每從作品的形式入手，進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蘊，他們明顯有追隨新文藝思潮和學術思想的傾向。總之，國外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觀念、試驗新方法、開辟新領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學術品格具備了現代性與國際性。

既然中國古典文學的外播是一種歷時悠久、橫貫東西、異彩紛呈、底蘊豐富的文化現象，那么，我們如何著手進行考察，才能窺見其全貌，捕捉其精蘊從而獲得有益的借鑒呢?

我們認為，要想全面而又系統地把握這一文化現象，應該采用歷時研究與共時研究兩種方法。所謂歷時研究，就是從縱向角度去梳理中國古典文學向外傳播的歷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質文化圈和異質文化圈里的傳播情況，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對象應該不同對待，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無論遇到的是哪一種情況，我們都應該采用淵源學、媒介學和流傳學的視角，分別描繪出外播的熱點與重心、觸媒與契機、途徑與方式、際遇與影響。民族文學向國外傳播的歷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觀存在的實際事件，而是我們對于與之相關的客觀存在的理性認識。因此，任何一種有關文學外播歷史的描述，都必然與文化觀、歷史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只有站在時代的高度，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才能體察世界文化與文學如百川匯海、既見融合又見分立的總體趨勢，才能明辨異國他邦對中國文學何以采取親疏、迎拒態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過文學與文化交流那種錯綜復雜、千姿百態的表面現象，去把握其潛在的客觀規律。

所謂共時研究，就是從橫向角度去清理國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豐碩成果。由于國外學者的主客觀條件與我們不盡相同，因此，他們必然會對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學問題持有不同的見解。他們也常常采用中國古今學者的定論成說，但即使如此，即使論述的是同一個問題，在那種特殊的學術環境里，也不管其獨有的真知灼見、弘論博識、以及可備一說的論斷。顯而易見，如果單純地依靠縱向梳理中國文學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總結這些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設立專題，分門別類，橫向加以歸納、整理，是一個切實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辦法。而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論，當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應該說針對那些紛紜、新奇的論點，辯明它們是正確還是錯誤，全面還是片面，公允還是偏頗，積極還是消極，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來，這項工作實際上還具有披沙揀金、采珠集玉的性質。

基于上述設想，我們的“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相應地分成了縱向研究和橫向研究兩個系列。前者是關于中國古典文學外播歷史的梳理，按照學術板塊分別加以描述。但為了說明某一影響的性質，也不排斥通過橫向比較進行闡說。后者主要是以文學體裁為單位，整理、歸納比較重要的學術觀點，與此同時，也用一定篇幅來概括說明某一學術研究的發展狀況。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縱一橫、縱橫交織的探索，最終能夠對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這一文化現象，做出系統深入、全面細致的描述。

這是一項特殊的信息反饋工作，我們堅信，它能夠帶來多方面的報償。首先，它擴大了我們的學術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來考慮問題。我們在此可以看到普遍流行的“若無中國文學這塊瑰寶，便不得世界文學全璧”的共識，可以看到國外學者矢志破除“東歸東、西歸西”這一頑固觀念的試圖和偉業，也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學在世界各國文學襯托之中的鮮明形象。這些信息不僅啟迪著我們長久弘揚中華文明的設想，而且為我們認識和評價中國古典文學的特質和地位，提供客觀公正、準確無誤的參照和標準。其次，它可以帶我們進入國外學術研究的氛圍，使我們得以窺見形形的研究方法，以及林林總總的具體觀點。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不消說，這些他山之石如能及時引進，一定會有利于我們古典文學研究的學科建設和實際進展。因為在此揭示的新方法、新視角和新觀點，正如中國文學之補益于外國文學，無疑可以開啟我們的思路，成為我們積久成習的思維模式的重要補充。“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切磋研討國際化，自然可得兼聽的好處。所以，對我們而言，學術交流更是文學交流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部分。再次，它可為文學創作提供參考。當代文學創作不可能孤立而存，總要受源遠流長、勢能強大的傳統的制約與激發。而對于傳統，我們又習慣于采取因循的態度，有時竟至于“不識廬山真面目”。國外的研究，因為換了透視的角度，對傳統多有新見。例如，在《詩經》里尋找意識流手法，在夢窗詞里分辨現代派的跳躍式思維，或者否認所謂傳統小說心理描寫不足的說法，而認為它以言談舉止寫心理，更寫得心機畢露，情志昭然……這些探索和觀點，如達于當代作家的視聽，想必會改變對古典文學的傳統看去，或許會促使他們從中汲取創作的營養。最后，它可以反饋多種有關的學術信息，如每外佚書、漢學機構、學者生平、學術會議、研究計劃等等。這些情況或是國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或是它附屬性的種種側面，若對此有所了解，顯然有利于進一步開展中外學術的交流。

第7篇：世界文學范文

東亞文學與世界文學?東亞文明與文化共同體

單看這一議題，就可以理解作家們在思考“為什么寫作”這一問題時的現實環境。近代以來，由于西方經濟發展上的優勢，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顯出強態。隨著新世紀的到來，世界在向著多極化發展。東亞的作家也希望通過寫作發出自己更響亮的聲音，與西方進行平等的對話，進而為世界和人類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作家鐵凝說，文學應該是有光亮的，如燈，照亮人性之美。其實若把文學簡單分為兩類，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學不論是從一個島、一座山、一個村子、一個小鎮、一個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出發，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歷史、文化和時間而抵達人心。東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當今世界實際上是多元的。恰恰是對一小部分東西方文學經典的接觸，使我感到沒有簡單的東和西的對立，所有的人類在許多方面如此相像。不論東方與東方之間還是東方與西方之間，不論我們的文化傳統有多少不同，我們的外表有多大差異，我們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賞彼此間文化的差異。中國作家莫言也表達了同樣的感受，認為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可以超越民族和國界的。

中國作家王宏甲認為，過去的500年來，西方的迅猛發展及其形成的西方文明體系對全球的征服性滲透，已使世界不同文化源流的人們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西方文明觀來評述文明。我們正處在一個需要重新認識文明的時代，首先應當確認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文明源流和不同的文明觀。而東亞國家的文明具有同源性。東亞各國應該在充分珍視自身文明淵源的基礎上加強溝通，互相學習，形成相得益彰的文化共同體。

韓國作家崔允說，全球化已經浸透在我們的生活里，包括文學。在20世紀中期以前，還屬西方文學單方流入亞洲。這樣一來，文學領域的片面全球化要早于經濟領域。如今，亞洲文學也逐漸被翻譯成各國語，當然還存有一些質量上的不均衡。我對如今朝著多中心流動著的全球化頗感興趣，特別對東北亞及其文學抱有期待。具有共通文化的亞洲，必定要肩負重任。亞洲文學也要擁抱世界。

日本作家中澤惠也在發言中表示出對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關注。她說，文學構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文學這一領域受到了文化的明顯影響。盡管世界走向如此的趨勢，但絕不會是同一種色調。毋寧說通過這樣的相互混雜，有可能滋生出具有獨特色彩和形態的文化。

中國作家孫甘露曾被評論界稱為“先鋒小說”的代表性人物，從其作品中可見到不少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孫甘露否認了指引其寫作的立場、觀點、方法是由于西方的現代主義運動，而是自己經驗到的漢語在當下的處境。他說，人們缺少的可能不是生活經驗，而是一種對文體的理解。相似的生活在不同的文體形式下，折射出的藝術之光是不一樣的。一個作家不能照一種方式重復下去，這樣的寫作沒有多少意義。漢語寫作的面貌也是可以改變的。誤讀也是文化傳播的一部分，而誤讀中常常包含了有意思的信息。

中國評論家季紅真認為，世界文學的實踐要早于“世界文學”的理念，只是從模糊到清晰、由狹窄到越來越寬廣而已。在這個逐步擴大持續數百年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世界文學的萌芽成長迅速。而20世紀的世界文學，更是充滿了人類交往中的文化融合。歸根結底，文學本來就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各民族文學的差異，在語言的形式里蘊涵了獨特的人文思想。盡管誤讀是不可避免的，翻譯中會有流失，但面對人類共同的危機，有差異的思想提供著不同的拯救可能。在世界文學的時代，各民族各國度的差異給人類提供了博大的精神情感家園。

韓國作家鄭玄宗談到，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水質和空氣的污染一樣，由噪音引起的精神污染也日益嚴重。這是產業化、城市化、機械化所附帶的不可避免的生存條件。人類似乎在采取“以噪音對付噪音”式的生存戰略。無論是歐美文學還是東方文學，都該對此作出反省。文學語言如果不甘心成為為噪音添油加醋的工作，就要求寫作的人心靜如水，能很好地反映事物的動靜，能跟隨著想像力，發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生動而又意味深長的聲音。這正是文學永恒不變的責任。

故鄉、國家、地域共同體、世界

常言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東亞作家應該寫什么？當然是用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書寫，表達人類共同的理想信念，也為世界文壇的百花園增添亮麗的景色。而作為書寫者，故鄉是內心中最難忘的場景，最真實地傳達出民族性和地域性。在論壇上，各國的作家講起了一個個與故鄉、與自己成長相關并伴隨自己創作理念始終的故事，讓人回味不已。

韓國作家黃皙映誕生在洲時期的中國長春，光復后回到故國平壤，卻又因戰爭來到分裂后韓國首爾的永登浦。他說：“在地圖上，我并不想指定我的故鄉，但是，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使用母語來寫作的一名作家。”

日本作家津島佑子出生在東京、成長在東京、生活在東京，但總覺得“東京”、“日本”不過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地名”而已。這樣想來，“故鄉”也許可以換言為童年時期的記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她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身體和“故鄉”之間的聯系。她說，文學為什么是我們始終追求的呢？我想無論“母國”、“故鄉”有多么了不起，人們作為生命的個體仍然面臨著無法解決的孤獨，而我們只能是和這些個體相伴而生。當我們意識到這樣的生命個體，當我們意識到童年的記憶在蘇醒，這時，我們就要從個體的生命中拋開“日本”、“東京”，這樣才會在“孤獨”中產生出獨特的釋放感，這時我們才會給予他們理解。人原本是具有靈活適應力的生物。這種適應力必定是伴隨著個體的孤獨，并且受到由此產生的想像力的支撐。

中國作家蘇童說，在我的字典里，故鄉常常是被縮小的，有時候僅僅縮小成一條狹窄的街道，有時候故鄉是被壓扁的，它是一片一片記憶的碎片，閃爍著寒冷或者溫暖的光芒。每個人都有故鄉，而我最強烈的感受是，我的故鄉一直在藏匿、在躲閃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問號，什么是故鄉？故鄉在哪里？問號始終打開著，這么多年了，我還在想像故鄉，發現故鄉。

中國作家孫惠芬說，在剛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從沒用心想過“歷史”這個詞跟文學的關系。以后在閱讀學習中，發現那些大寫的歷史知識總是好像被自己身體里的一道屏障天然排斥著，而自己的心思被牽引去的地方卻是屋檐下的鳥去了哪里？母親苞米地里的草有沒有拔完？在孫惠芬那里，身邊的現實總能成為躲避歷史閱讀的避難所。她說，所謂身邊的現實，其實也是由時間流轉做成的現實，時間轉瞬即逝，過去了就成為歷史。只不過它們不在典籍里，而在自己出生成長的這片土地上，在自己觸手可及的生活中。所經歷的鄉村生活，既是現實又是歷史，卻不是書本里的歷史，它經歷了時間的穿梭、過濾和積淀，而成了身邊的現實。所經驗的現實，是城市文明的不斷發展、變化，給鄉下人帶來了無窮盡的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困擾、困惑。實際上，夢想與現實，既是鄉下人的困惑，也是城里人的困惑，它其實是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困境。她說：“不斷地在人的精神困境中探索生存的奧秘、人性的奧秘，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歷史，是我創作永遠的動力所在。”

日本作家星野智幸出生在美國，雖然三歲前就回到了日本，但擁有雙重國籍，其后又有在墨西哥留學的經歷。他說，文學不是要強調與地區社會發生密切聯系的“家”的概念，它要接受成長在這一文化下的和與這一文化相背離的人的歷史，文學要呈現那片土地上生活著的人與土地之間形成了怎樣的關系，又形成了怎樣的共同體。它不是傳統的地區主義的，也不是個人等同于國民的現代主義，而是要表現自立的人們是如何共處于同一個場所的。

中國作家韓石山說，中國有句俗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這個“一方”，小一點兒說就是你出生的縣和村，大一點兒說就是你所在的這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所在的州。一個人出生在哪里，是不能由自己選擇的。而一個地方與別的地方既然有富饒與貧瘠的差別、文明與蠻荒的分判，那么這出生也就多多少少帶上了幸與不幸的色彩。一個作家在他的一生中，能時時感受到他的國家的劫難與繁榮，能時時感受到他的人民的沉寂與奮起，與之同呼吸共命運，能說不是一種絕大的幸運嗎？

韓國作家申京淑覺得，現在東亞國家的作家們能坐在一起，就是一個奇跡。她說，我們能走得這么近，是得益于文學。在燦爛的文學作品世界里，沒有韓國、中國、日本之分。雖然我們使用的語言不同，但是不管讀者身處何方，只要能接觸到好的文學作品，就會打動讀者，使他們萌發新的思想，渴望自由，挑戰禁忌，鄙視權力，讓廢墟重獲生機，和消滅萬物的時間對峙，與虛無展開激烈的戰斗。文學作品使我們豐富的回憶駐足長留，將來也必定會用更多的方式繼續描繪這幅壯偉宏圖。

文學的未來

在談及面向未來，我們應該怎么進行寫作這一話題時，許多作家不約而同地都說到了信息時代互聯網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以及如何加以應對。

日本作家松浦理英子說，縱觀社會，IT并沒有使人的心靈發生激變。過去也不乏喜愛寫作的人，而網絡的發達使寫作者人數爆炸般劇增。寫文章變成了日常生活，與可以匿名發表的網絡空間有很大關系。網絡空間任何人都可以適應，每個人都可以有多重身份，很多人在網絡上編織虛虛實實的故事。這樣一來，如今觸發寫作動機的人，寫作時不再那樣樸素，具有多元視點和多元意識。我們作為專業作家不能只是擔憂，應該面對現實，向前開拓道路。我希望，能將新時代的新潮流、我所相信的文學主流、我覺得有趣且喜歡的東西，都能吸收到自己的創作中來，極大地豐富我的小說。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永遠只是現在。

韓國作家吳貞姬談到，上世紀90年代，網絡開始普及，多媒體開始激活，文學的生產者與享有者極其自然地發生了巨大的交替，敘述方法變了，視角變了，創作技法也變了。文學產生于所處時代的風貌，但是無論時代風貌和活著的方式怎樣變遷，人間的愛恨情仇與生老病死的本質是不會變的。只要這個本質尚存，文學創作就脫離不開真正的價值追求和人生的意味以及人生的凈化這一古典命題。欣賞過去年代的作品，我們從古時的時代風貌中仍會感到極大的親和力與感染力，這正是因為文學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疏通人與人的隔閡。對我而言，未來的文學即是我的人生閱歷與精神世界所向往的地方，也是我的過去的總和。

中國評論家李敬澤認為，通向未來的最便捷的途徑是回顧過去，未來不會復制過去，但對過去的理解將深刻地影響我們面向未來時的選擇和行動。上世紀末，新的社會條件和傳播條件使得漢語中各種公共語言領域迅速發育；與此同時，網絡帶來了又一場大規模的語言解放。這可能是中國文學幾千年來面臨的最大變局。在此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正視文學面臨的挑戰，才能重新出發去探索它的未來：它在這個時代的可能性、它在我們語言生活中的功能和邊界。也許惟一明確的是，每一個作家都必須獨自確立他的語言策略，或者反過來說，在無數正在書寫和言說的民眾之中，那些有能力令我們屏息靜聽的人，就是未來的作家。

中國作家許龍錫說，不能因為書籍滯銷而怪罪于網絡，更不能因為文學的危機而加以擴大化。就像發明印刷術以后口頭文學轉變為活字媒體文學那樣，眼下只是有部分活字媒體文學正在轉移為數字文學而已。文學是強調敘事結構的藝術，即使活字媒體逐漸萎縮，也會有在新的數字環境中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延續其生命力的。由數字技術創作的文學作品，雖然沒有了書籍的實物性，但是依然保存了半永久性，而且費用低廉，誰都能輕易接受。通過數字文學作品，反而能達到文學的大眾化，也能成為擴展文學領域的機會。

韓國作家羅喜德也沒有對互聯網給文學的影響顯出什么擔心，她說，超文本改變了傳統的作家與讀者的概念，正在摸索著兩者間新的溝通方式。對作家而言，比起無限下載的電子媒介，印刷媒介更能給他們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也可以保護他們的著作權。作家們追求精神上的探索，但在技術面上仍舊相當保守，所以，肯將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新媒介的作家其實并不多。事實表明，網絡上流通的超文本的想像力、結構、文章表述力等都要相差于以印刷媒介流通的小說。所以，倘若不能超越技術的新奇性而提供審美體驗，超文本將失去它的美學特點，難以維系持續的創作與溝通。就目前而言，超文本對傳統的文學還不能構成威脅。無論是再新穎的媒介，它的養分仍然取之于傳統的文學，兩者將維系著共存關系。

日本作家綿矢梨沙算是“80后”，她上高中步入文壇時正逢互聯網的發展壯大，第一部作品出版以后就收到了電子書籍的訂單，后來又收到面向網絡的PDA電子書籍的訂單。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幾乎所有的作品最終都轉化成電子書籍的形式出版了。她說，在網絡電子書籍之后，又出現了專供手機閱讀的電子書籍，使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距離進一步縮短了。但是，現在還不能想像大量的讀者在手機上閱讀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普魯斯特的作品。手機上的故事是在非特定多數人群的真情實感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由此也涌現出了專門為手機寫小說的作者，從這些情況來看，互聯網已經找到了和自身相匹配的獨特的書籍形式。由于任何一方在網絡上都可以平等的傳輸信息，也許今后的網絡文學將和固有的文學分庭抗禮。文學也將隨著媒體一起走向多樣化。

第8篇：世界文學范文

我選來一簇簇壓滿枝頭的桃花圖片，貼在賀卡封面的上下兩角。老師，您可曾看見，“桃李滿天下”，三十多年的執教，一生的執著，今天開得如同天上的繁星，今天開得如此的艷麗，那是您的收獲，是您的驕傲。

我選來一個金色的花瓶圖片，貼在封面的中央，我畫上亮麗生機勃勃的正在怒放的花朵。老師，我想畫58朵，把我們全班同學都裝進您的花瓶里，在您的花瓶里我們吮吸著您知識的營養，我們在您的精心呵護和關愛下茁壯成長。

這么多的花，老師您一定聞到了撲鼻而來的香氣，老師您高興嗎?我給我的賀卡起名叫“花香四溢”!

打開賀卡，老師，您可曾看見那一串串彩色的泡泡，那是我從剪貼畫上剪下來的。是您告訴我們校園生活就如多彩的泡泡，是豐富多彩的;我又剪下兩道彩虹，貼在賀卡上，是您告訴我們人生的路上一定會有彩虹，天空總會晴朗的，要做一個樂觀、向上、勇敢的少年。

第9篇：世界文學范文

那時，幾毛錢一斤的水果，媽媽從來不買，她只買幾分錢一斤的處理水果，在我還沒有到家的時候，把水果上那些爛掉的、壞掉的部分用刀子剜掉，用水洗得干干凈凈，擺在盤子里等我回來一起吃。

有一次，媽媽洗好了、剜好了這樣一盤新買來的小沙果，恰巧，我的幾個學生找到我家來看我，我趕緊把這些小沙果拿進了里屋，我有些不好意思讓學生看見我生活的寒酸。偏偏媽媽沒覺得這樣有什么不好，她從里屋把沙果又端了出來，招待學生們吃。我覺得很傷我的自尊，心里很別扭。

等學生走后，我向媽媽發脾氣，賭氣不吃那盤爛沙果。

媽媽聽著，沒說什么，只是默默地吃著那盤爛沙果。

事后，我有些后悔沖媽媽發脾氣。我雖然親身經歷著生活的艱難，但我并沒有真正懂得生活，我不懂得生活其實是一天接連一天的日子，不管這每一天是苦是樂、是希望著還是失望著、是有人關心還是被人遺忘……都是要過去的，而要過的每一天物質需要最起碼的要求就是節省。節省和節約不一樣，節約，是自己還有一些東西，只不過不要大手大腳一下子用完花光；節省不是這樣，節省是東西本來就這么些，要在短缺局促的方寸之間做道場。節約，像是衣柜里有許多服裝，只是不要光穿那些漂亮的豪華的衣服，要揀些樸素的穿；節省，卻是根本沒有那么些衣服，甚至沒有衣柜，必須要將破舊的衣服補上補丁來穿。因此，我說節約是自我約束的一種品質，節省卻是一門從艱辛生活中學來的學問。在平常的日子里，尤其在富裕的日子里是不會學到的。

那確實是媽媽的一門學問，我是在媽媽這種學問的熏陶中漸漸成熟起來，漸漸懂得了生活。

【閱讀感悟】

勤儉節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節儉不僅顯示了個人的道德觀與生活能力，也與整個人類生存發展密切相關。我們要學會勤儉節約，即使是一頓粥、一頓飯，也應當想到它來得不容易；即使是半根絲、半根線，也要想到勞作的艱辛。

【文中找寶】

1.根據短文填空。媽媽把42元半經營得（ ），（ ）一樣讓每分錢都（ ）地派上用場，讓已經破敗得（ ）的家重新張起了有些生氣的風帆。

2.我覺得很傷我的自尊，心里很（ ）。

A.慚愧 B.難過 C.別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