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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一、FDI與市場結構相互影響的理論回顧

（一）市場結構的決定理論

在產業經濟理論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貝恩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統化地提出了進入壁壘的概念，并將進入壁壘的形式概括為三大類：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優勢、規模經濟優勢（Bain，1956）。斯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就是指在每一產量或部分產量中，必須由尋求進入的廠商承受而已有廠商不必承擔的生產成本。即已有廠商相對于新進入廠商所擁有的優勢（如在市場需求、成本條件等方面）就是進入壁壘的表現形式，且是已有廠商擁有長期壟斷性收益的基礎。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市場條件的不對稱，已有廠商和新進入廠商所面臨的需求和經營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會存在行業的進入壁壘（Stigler，1968）。

德姆賽茲則將進入壁壘的存在與政府的行為、勢力相聯系。他認為，結果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任何限制都會產生進入壁壘，或換句話說，凡不是由市場自然產生的政府限制活動所造成的經營成本的額外增加，就表明存在進入壁壘（Demsets，1982）。德姆賽茲還提出“所有權進入壁壘”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只要產權存在，壁壘就存在，壁壘的撤除有可能損害原有廠商，而這一損害并不是天然正當的，德姆賽茲認為“所有權進入壁壘”不是保護原有廠商，就是保護新進入廠商，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有這種保護，而在于以總效率提高為標準，判斷給予哪一方以什么樣的保護。以泰勒爾《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出版為標志，產業組織理論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論（Tirole，1988）。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作為以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個體間競爭和沖突為基本分析對象的數學理論，博弈論為研究廠商的市場行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別對寡占行業尤為合適。近年來，博弈論模型已幾乎觸及到了市場研究的各個方面，如市場卡特爾和價格聯盟、價格歧視、一體比、產品差異、不完全信息、技術創新競爭和市場出清機制等，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二）FDI與市場結構相互關系

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的發展，產業組織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更加廣泛。以產業組織理論為指導，探索FDI和市場結構相互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相關研究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FDI與市場集中。普遍的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直接投資進入與東道國的目標產業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跡象更為明顯。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較看，在同樣的FDI進入下，發達國家市場集中度要略弱于發展中國家（張紀康，1998）。

2.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進入壁壘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進入壁壘方面研究還比較新。鄧寧（J.Dunning）1975年首先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效應分成了兩個部分：直接投資進入對廠商數量、規模格局、進入壁壘的影響；進入之后導致的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包括在母國市場的反饋效應和東道國的前饋效應）。1993年，鄧寧就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3.伴隨FDI的市場結構跨國傳導。凱夫斯認為，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通過投資而建立起來的雙邊相互依賴使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有向東道國傳導的趨勢（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場中寡頭間的相互依賴格局隨著寡頭們向相同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跨越了國界。

4.FDI進入后的東道國市場結構變遷。弗農按照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一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產業市場結構動態轉換模型（Vernon，1977）。即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后憑借各種優勢建立起來的最初壟斷地位，將隨著跟隨者的進入（包括其他國外廠商及較晚進入的當地廠商）而會轉為寡頭壟斷或競爭；然后再隨著當地廠商的工藝模仿、走向成熟而使東道國市場最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5.直接投資進入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東道國產業市場結構的變化，在有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東道國原有的產業市場結構。外資進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資或兼并收購進入、初次進入或第二階段進入。就初次進入而言，弗農認為，東道國原有廠商的市場份額將隨著來自國外的進入發生而下降，但勞爾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勞爾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管是初次進入還是第二階段進入，都將因其擁有的更大規模、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術、工藝、更多樣化的產品及在融資、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優勢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更高份額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貝爾曼和鄧寧等列舉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目的：尋求自然資源、占領當地市場、尋求經營的高效率、競爭策略的考慮（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進外資是中國開放經濟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一國能否有效引進外資，除了取決于該國的政局穩定程度、資源豐裕程度、勞動力價格、市場規模等因素之外，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壟斷為特征的FDI進入必然對我國相關行業的市場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一）FDI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達到有效的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會推動市場集中，政策決策者的目標是既要利用規模經濟，又要保持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市場需求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FDI的進入，行業內在位企業數量增加，平均的企業規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場開放除了帶來外來的直接投資之外，也帶來了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需求。更新的技術使生產可能性曲線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則從需求方面為擴大規模提供了條件。因此，FDI對國內規模經濟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

關于FDI對規模經濟影響的典型案例是汽車產業。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如美國通用在上海的投資10多億美元生產別克轎車，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輛，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規模。

（二）FDI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FDI進入之初一般都會使國內市場集中度降低，從而促進市場競爭。

同時，在我國有兩種情況導致跨國公司在華新建投資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一是跨國公司的產量超過國內廠商所生產的數量，二是因為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在國內是全新的產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計算機產業為例，90年代初國內廠商還無力進行自主開發，結果國外產品迅速搶占了我國計算機市場，跨國公司大有壟斷我國計算機市場的趨勢。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內聯想等廠商引進和自主開發之后才開始改觀。另外，我國的汽車工業也是一個典型的幼稚行業，FDI所帶來的產品一般都是國內空白的產品，如80年代德國大眾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之時，基本上壟斷了我國的中檔轎車市場，90年代末，三資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約占整個行業的65％，創造的利潤占整個汽車行業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國公司把目標主要集中在處于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在外資并購過程中，這些企業大量讓渡股權，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的進入門坎，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同行業的國內其他企業面前樹起了競爭巨人。如柯達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我國除樂凱之外的感光材料實行了全行業的兼并，從而很快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而且我國政府承諾在4年內不批準其他國外廠商在中國的投資?？逻_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達到了37.4％，超過了富士（25.6％），整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也隨之提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對東道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還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規模以及持續增長的能力、跨國公司的市場績效以及對當地廠商長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影響、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貿易品的進入、東道國本地廠商對FDI的反應以及本地廠商的技術開發和模仿學習的能力、東道國市場其他競爭者的數量和規模。

由于中國市場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之后，其他跨國公司也會采取跟進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沒有賦予跨國公司獨占權，單一的跨國公司不可能長期控制我國的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市場。如通訊行業，國際著名程控交換機廠商紛紛加盟中國市場的競爭，如AT&T、愛立信、北方電信、西門子、NEC、三星、阿爾卡特、諾基亞等國外廠商都在中國搶占灘頭陣地，到1995年底這些企業的年生產能力占到了全國程控交換機生產能力的70％，市場占有率達到了90％以上。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競爭的同時，民族企業奮力抗爭，積極利用跨國公司之間殘酷競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國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在程控交換機行業，國內技術最早實現突破，發展最為成熟。大唐、華為、金鵬、中興、巨龍等公司具備了一定的自主開發能力，不斷推出新產品。1998年以后，國內廠商不斷從國外廠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場份額開始大幅提高，國外廠商壟斷我國程控交換機市場的局面開始被突破。

在跨國公司剛剛開始進入，我國一個行業中只有一兩家跨國投資企業時，的確存在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度很高的問題。例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較長時間內幾乎是我國中檔轎車的唯一生產企業，產品價格也處于相對高位，但是隨著眾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它們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汽捷達、二汽富康都與上海桑塔納展開競爭，桑塔納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降。

從彩電業看，在大屏幕彩電上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曾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以長虹為首的國內彩電廠商不斷提高技術開發能力，努力推出新產品、提高質量、完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奪回了市場。到1998年，我國彩電市場集中度CR4達到63.3％，國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國產品牌占領。

（三）FDI對進入壁壘的影響

市場進入壁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壘，另一方面是來自在位企業的經濟性壁壘。

隨著FDI大量增加，來自各方的力量會促使我國不斷地降低對外商的政策性壁壘，減少對外商進入的限制，從而大大促進市場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市場進入壁壘也會同時隨著FDI增加而提高。

1.FDI進入提高與成本有關的進入壁壘

先期進入的跨國公司憑借其龐大的自有資本優勢和多渠道的融資渠道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提高了行業的平均必要資本規模，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要想達到在位廠商相同的成本，其資本必要規模至少要達到在位者的規模。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如果沒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內廠商要想進入高檔轎車市場必須達到通用生產規模，否則會面臨成本的競爭劣勢。與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前相比，這同樣也提高了國外廠商進入我國高檔轎車市場的進入壁壘，雖然相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具有壟斷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的跨國公司更易于跨越這些壁壘。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以及高度垂直一體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關鍵的資源，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優勢在供應資源上享有價格優勢，FDI可以提高絕對成本壁壘。如我國計算機產業關鍵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在我國進行生產的跨國公司幾乎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電子產品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因而在我國生產計算機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的分工取得廉價的中間產品，對于在國際市場采購關鍵中間產品的國內廠商來說必然在這些中間產品上存在成本劣勢。

2.FDI提高了國內市場的產品差別化壁壘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跨國公司全產品系列化的投資在產品空間上構筑起了對潛在進入者的高進入壁壘。一是因為進入者進入時難以找到足夠的產品空間，擠入已有的產品空間必須付出比在位廠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為在位廠商的多樣化產品可以進行風險成本的轉移，在競爭對手進入之時可以采取靈活的競爭手段以阻止進入者的進入。比如漢高公司在華建立了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品、化妝美容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已來到中國。

（2）FDI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實行多品牌的戰略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以我國的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為例，自從美國寶潔公司在1988年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長時期處于市場主導地位，占據了最大的市場份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寶潔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戰略形成了產品差別化壁壘?！昂ｏw絲”、“飄柔”、“潘婷”、“沙宣”等，這幾大品牌占據了洗發護發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間，品牌之間既有競爭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協同保護的功能。潛在進入者要想在這已有多種品牌占據的特性空間找到能獲利的需求空間難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織地對特性空間的占有使進入者的滲透成本很高。

（3）FDI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忠誠而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必然花費更多的廣告推廣費用才能把消費者從跨國公司吸引過來。如可口可樂進入我國之后的碳酸飲料市場。

3.FDI提高研發、廣告上的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研發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復制和在跨國公司內部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國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發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化銷售中分散研發的成本。同樣，在廣告上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對于某些標準化的產品，廣告可以向子公司的產品延伸。因此，跨國公司不僅本來在研發實力上強于國內廠商，而且進入我國市場時可以利用研發和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在我國市場上構筑進入壁壘，在相同條件下，潛在進入者要以更高的研發和廣告支出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三、結論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場結構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雙重影響的關系。一方面，市場結構的構成要素（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度、交易成本等）是決定貿易流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FDI的進入也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至于具體影響的程度，則有賴于進一步以數據來進行更深入的實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詳細的研究。

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十分注重其理論的政策含義的研究。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促進國內市場結構合理化，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競爭條件（規模、技術、成本、信息、資本獲得性等）不同，導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樣。為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防止部分企業濫用壟斷勢力，必須設計一套適合WTO要求和中國國情的競爭政策。

【參考文獻】

[1]李太勇：《跨國公司投資對我國市場結構的影響》.[北京]《中國工業經濟》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國外商投資報告——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3]楊沐：《產業政策研究》.上海三聯出版社1989年版。

[4]張紀康：《國際直接投資：壁壘.進入.效應》.[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5]Bain.J.，1956：BarrierstoNeu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6]Behrman.J.N.，1972：TheRoleofInternationalCompaniesinLatin.America：AutosandPetro-Chemicals.Lexington.MA：LexingtonBooks.

[7]Caves.R.E.，1974：IndustrialOrganization.inJ.H.Dunning，ed.，EconomicAnalysis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NewYork.Praeger.

[8]Demsets.H.，1982：BarrierstoEntry.AmericanEconomicReview.72：47-57.

[9]Dunning.J.H.，1993：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hatheGlobalEconomy.Workingham：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

[10]Lall.S.，1979：MultinationalsandStructureinonOpenDevelopingEconomy：TheCaseofMalaysia.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r，115.

[11]Stigler.G.J.，1968：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D.Irwin.

第2篇：國際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維農(1966)在其重要論文《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中，提出了獨具特色的產品生命周期學說。他將碩士論文企業的壟斷優勢，產品的生命周期和區位因素結合起來，從動態的角度考察企業海外投資的動因以及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相關關系。

上世紀80年代后，fdi和貿易的實證研究與此前相比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大量的統計檢驗結果表明，這兩者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關系。日本學者小島清(20世紀70年代末)根據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以此說明fdi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著互補效應。他認為:fdi可以在東道國和投資國之間創造新的貿易機會，使貿易在更大規模上進行。

李普西、維斯(lipsey，robert，1984)依據美國70年代的統計數據研究發現，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的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

胡弗鮑爾等人(hufbauer.g.c，1994)重點研究了美國80年代以來的情況。他們將美國1980、1985和1990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和出口總量作比較，發現在整個時間跨度中，出口總量和fdi保持著正相關關系。

馬提亞(matthiaslucke，1999)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不僅比較了eu和cees之間的fdi的外溢效應，而且實證分析了fdi對cees的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從而得出fdi對全球貿易有影響的結論。他利用“引力模型”以評估歐盟與東歐國家的一體化的深化，提供了中東歐國家系統的估計預期的長期外國直接投資的水平。

費雷拉、安娜保拉  (manuelaferreirama卿h助s，八刀  apaulaafrieano，2007研究調查了股市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地理格局的貿易流量與葡萄牙的經濟的關系。引力模型使用的是葡萄牙經合組織國家加上巴西從1998年到2000年兩國之間的貿易。研究發現，出口對貿易平衡產生積極影響，且大于進口對貿易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解釋上述的“正?！背隹趶暮蜻x國到歐盟低于“正?！钡倪M口的原因。

炳民(byungs.min，2004)指出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fdi和貿易都經歷了重大的改變。出口的迅速增加在危機爆發有助于改善韓國的外匯儲備，亦有助經濟復蘇。盡管存在著危機，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己逐漸上升。危機后外商直接投資急劇上升，這種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歐盟服務業投資是較高的，這和fdi流入的財富效應假說相符合。與此同時，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資下降導致了制造業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減少。但是，由于大幅增加并購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干涸，外商直接投資的預期溢出效應值得爭論。

近些年來，我國學者也對這方面展開了深入的研究。趙偉、賈玉平在《產業結構、要素察賦與中日貿易模式—1990年代以來的發展與趨向》一文中以非對稱經濟增長下兩國貿易規模擴張為出發點，就90年代以來中日貿易擴張的特征、基礎、貿易模式及其變化趨向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提出如下看法:(l)產業結構差異與產業競爭力差異是中日貿易擴張的基礎;(2)目前的中日貿易模式帶有強烈的“李嘉圖模式”特征，屬于發展層次不同經濟之間的貿易，但以規模經濟為基礎的貿易模式正在抬頭;(3)促使中日貿易模式變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察賦變化，而在兩國相對要素察賦的變化中，要素流動尤其是直接投資流動起了重要作用。

楊逸(2000)、賴明勇(加01)、丁文麗(加01)分別使用相關系數檢驗、協整分析技術和誤差修正模型的回歸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均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影響顯著大于對初級產品出口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改善了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

張小蒂、李曉鐘(2001)利用統計數據分析了1983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量及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前者對后者有重要促進作用。鄧蘭蘭(2001)指出開放政策較快利用了中國的比較優勢，促進了出口的迅速增長。在開放條件下，特別是“入世”后，靜態比較優勢的貿易模式將是自然的選擇。中國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實現更快的發展，應該大力促進國內內生比較優勢的形成，加快出口比較優勢的升級。

第3篇：國際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貿易結構;貿易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3-0110-03

1江蘇外商直接投資的概況

經濟飛速發展的21世紀,作為當今世界經濟活動中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國際直接投資開始迅速發展,國際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他國的生產經營并掌握一定的經營控制權的投資活動。它是資本國際流動的主要方式之一。資本國際流動不僅彌補和緩解了東道國的投資缺口,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帶動了其他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從而促進了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直接投資在不斷發展的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己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同時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江蘇是個經濟大省,積極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利用外資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截至2008年度,江蘇省累計實有外商投資企業38554戶,投資總額為4159.30億美元,注冊資本為2203.10億美元,分別占全國總量的13.45%、17.9%、16.9%。江蘇省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仍好于全國其他省市和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已超過廣東省,躍居全國第一。在外資流入不斷增長的同時,江蘇外貿出口從1985年的15.86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80.4億美元,增長了近150倍。顯然二者發展是具有同步性的。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出口貿易發展的具體影響有多大?造成這種影響的因素有哪些?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內容,通過分析,得出相應結論,找出利用外資存在的問題。

2FDI與江蘇省對外貿易關系實證分析

2.1FDI對江蘇省進出口總量影響

外資企業1995年進出口金額為67.28億美元,2008年為3035.6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進出口的比例也從1995年的41%增加到2008年的77%。2008年全省出口總額達到3922.7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1749.6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74%。數據顯示,總體來說,總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

表1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江蘇省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充

2.2FDI與江蘇省對外貿易的實證分析

(1)所需變量及分析指標。

根據進出口方向的不同年度分為以下具體變量: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2);出口額(EX)、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進口額(IM)、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選用1999年至2008年這1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的數據進行分析。運用的分析軟件為SPSS13.0。

(2)FDI與進口出口量相關性實證分析。

FDI為當年江蘇外商實際直接投資總額,FDIC為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因為一般經驗認為FDI當年的流入并不會立即引起出口增長,因為FDI企業建廠初期有籌備、引進設備然后再進行生產的過程,所以FDI對出口有一個滯后效應,又考慮到資本的累積效應,因此在對FDI對江蘇出口總量影響的分析中運用FDI-2,FDIC兩個變量,EX為當年江蘇對海外的出口額,IM為江蘇當年從海外的進口額。

根據表2所列數據,運用SPSS軟件分析對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前兩年外商投資額與進出口額的相關性。

表21999-2008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額情況 (單位:億美元)

注: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2)、出口額(EX)、進口額(IM)。

從輸出結果表3中,每個變量都有三行數據:第一行為該變量與相應列上變量的簡單相關系數;第二行為相關系數檢驗的相伴概率值;第三行為參與計算的觀察值個數。從表第二行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前兩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江蘇的出口額和進口額都具有某種線性相關性,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相比前兩年的外商投資額與進出口的相關性更強,簡單相關系數達到了0.944,0.926,而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出口的相關性又超過了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相關系數達到了0.950,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進口的相關性超過了當年外商直接投資額,相關系數達到了0.927,且在顯著性水平為0.01時,都通過了統計檢驗,都呈現出了明顯的線性相關關系。首先說明了江蘇外商直接投資額對江蘇的進出口都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我們看到FDIC,FDI-2與進出口的相關系數更大的現象,這說明了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存在時滯性的特點。之外我們可以觀察到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對當年的出口促進作用大于進口。

表3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口量、出口量的相關系數

表4中所列數據為1999-2008年江蘇省各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情況。我們通過相關性分析,發現由于時滯性強,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相關性比較大,因而為了改進研究結果,除了選用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當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以外,還選用了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作為研究對象,以FDI-1來表示。

先研究年度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的相關系數。其次以出口為例,選取FDI-1與EXM,EXP,EX分別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對直接投資額與初級產品出口額,制成品出口額,出口總額作回歸分析,分別以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制成品出口額(EXM),出口總額(EX)為被解釋變量,以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為解釋變量。

表41999-2008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對外貿易結構(單位:億美元)

注:年度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

如表5所示,外商直接投資中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上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初級產品的進出口均呈現較大的相關性,出口商品中的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的比重與外商直接投資有著很高的正相關關系,尤其是當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這反映了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江蘇省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優化具有重要意義。

表5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商品結構的相關系數

由此可得方程:EX=339.467+0.674FDI-1(3)

以上的三個方程FDI-1的系數的T值都比較大,在顯著性水平a=0.05下,大于t檢驗的臨界值,表明系數都很顯著,可以用來解釋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在(1)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工業制成品出口就提高0.667倍,在(2)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初級產品出口就提高0.007倍。在(3)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總出口就提高0.674倍。這表明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改善了工業制成品出口結構,對初級產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影響。其主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資要從國外進口大量機器和設備?？梢?相對于初級產品來說,外商直接投資更能促進工業制成品貿易規模的擴大。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江蘇省對外貿易結構有顯著的改善和優化作用,而且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3總結與建議

3.1總結

由于長三角經濟帶造成的磁場效應,再加上江蘇良好的投資環境,來江蘇投資的國家(地區)越來越多,突破了先前以港、澳、臺為主的局面,并且在加入WTO后歐美發達國家在江蘇的投資逐步擴大。

外資在江蘇以制造業為切入口,向商業、證券、保險銀行等服務業和多領域滲透的步伐明顯加快。

FDI在江蘇省三大區域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均衡增長,是江蘇省三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FDI對江蘇省區域經濟發展有短期的需求拉動效應,也有長期的供給創造和溢出效應,但長期效應小于短期效應。因此,合理借助FDI的區域分布來逐步消除江蘇省區域經濟不均衡發展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3.2相關建議

(1)應進一步加強投資環境建設,努力營造地區聚集效應。

首先,要重視投資的硬環境建設。江蘇在投資硬環境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如昆山地區開發區先后投入30多億元用于交通、通訊、供水、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次,在投資軟環境上,應特別強調樹立服務意識,實行“親商”政策,始終使外商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形成有利于FDI發展的外資來源國家和地區的集聚效應。最后,蘇中、蘇北地區土地、勞動力資源豐富,是吸引FDI的有利因素。蘇中、蘇北地區要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包括加強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和實行,發展為FDI服務的配套產業,增強為FDI服務的意識。

(2)發揮產業政策引導作用,引導外資流向。

目前,在外商投資的具體行業上,制造業投資比重仍然較大,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等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以及化學、紡織、機械、冶金等產值比重排列前位的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的重點。江蘇省應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往第一、三產業延伸。對于第二產業,關鍵是要注意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實現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升級換代,實現長遠發展。因此,在引資政策制定上,應該有所側重,有所選擇,有所鼓勵,積極引導外資進入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部門,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領域。

(3)加強內資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自身技術研發能力。

中國過去多年引進外資的教訓之一就是以“以市場換技術”方針的失效,多數外商愿意轉讓的標準化技術不但無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反而導致低水平建設的重復,而重化工業賴以升級的先進技術,外商要么不予轉讓,要么作為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外商獨占技術秘密,把中方人員嚴格地隔離出來。因此,對江蘇內資企業來說難以通過這種利用外資方式達到學習目的,只能造成國內產業發育、壯大的市場基礎喪失。而對于一些先進的技術,由于內資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強,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僅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反而造成其對國內市場的壟斷。內資企業要取得技術的根本性突破,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強其自身的研發能力。進而,即可以提高企業自身的技術水平,也可以促使外資企業采用更高的技術水平,擴大其技術溢出效應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研發合作,加大內外資企業人員之間的流動,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指導,從而保證內資企業可以有效提高消化、吸收能力,最終增強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

(4)促進自主品牌成長。

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最終都體現在產品的競爭能力上。充分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優勢,通過延伸產品的加工深度、精度,提高最終產品和中高檔產品的比重,實現“以質取勝”,創自己的品牌。政府應把保護知識產權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加快科技創新的載體建設,結合國家知識產權局啟動的全國專利技術產業工程的一系列政策,配合出臺有關地方措施,優化專利市場環境,采取各種方式,讓專利的擁有者與需求對接,促進專利技術的轉化和實施。對外貿易要進一步推動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優先發展和扶持技術密集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重點扶持具有自主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實施以質取

勝策略,狠抓出口商品質量;實施出口品牌戰略,推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加快形成品牌優勢,最終提高外貿企業競爭力。

參考文獻

[1]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白承彪.外商直接投資與江蘇省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D].江蘇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3]李志森.FDI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4]梁穎.FDI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結構影響的實證研究[D].哈爾濱工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5]任為.我國FDI國際貿易效應的實證分析[J].海南金融,2008,(9).

[6]李海波.FDI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J].財經科學,2008,(10).

[7]霍愛英.FDI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效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8,(18).

[8]林杰斌,劉明德.SPSS10.0與統計模式建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9]梁瑞.外商直接投資的出口貿易效應分析――以1994-2003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為例[J].經濟與管理,2008,(11).

第4篇：國際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 中澳雙邊貿易 外商直接投資 協整分析

中圖分類號：F813. 6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2010 年2 月24 日到26 日，中斷一年多的中國和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區（FTA）談判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重啟。這是第14 輪中澳自貿區談判，談判的重點是投資和農產品問題。據澳國際經濟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兩國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將在未來20 年內為澳經濟創造價值1460億澳元的收入，中澳貿易合作的健康快速發展對于兩國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澳大利亞一直以來被稱為是騎在羊背上的國家，這主要是因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產品之一便是羊毛與羊毛制品。然而實際上他們盛產的不僅是羊毛畜牧產品，原材料鐵礦石才是他們出口換匯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亞是中國主要原料供應國之一，這兩年來兩國因為鐵礦石談判而貿易摩擦不斷，受其影響兩國之間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貿易談判便斷斷續續，時緊時松，難以有真正的進展。

而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聯系極為密切，有關國際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一直是理論界研究和討論的熱點問題。本文將在中澳雙邊貿易談判的大背景下，通過對中澳貿易、FDI的數據的實證分析，探討中澳貿易與投資效應，說明其對中澳雙邊貿易的意義。

二、文獻綜述

關于FDI貿易效應的研究，從國外的研究結果來看，主要的結論有三類：一類認為FDI與貿易之間存在著替代效應，一類認為FDI與貿易之間存在著互補效應，還有一類認為東道國利用FDI與其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是難以確定的。Svensson（1996）認為國外生產對于母國最終產品的出口具有替代效應，同時促進了中間品的出口，但是凈效應是替代。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不確定。Markuson和Svensson（1985）采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貿易和要素流動之間的相互關系，指出他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的合作關系如何，如是合作關系，則商品的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將表現為一種互補關系，否則就表現為一種替代關系。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尤其以研究中國總體FDI貿易效應的文獻居多。秦臻、陳繼勇（2006）采用貿易引力模型，對1992―2004年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對中國商品進出口、出口、進口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孫綱（2010）運用1987―2007年的數據對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對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競爭力的關系進行了相關性分析。還有些學者從國別的角度出發，研究具體某個國家對華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

三、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所用到的數據源自《中國統計年鑒》，選取的區間是1987年到2012年。分別選取了中澳的進出口額以及澳對華的FDI，在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前進行對數化處理，處理后的數據用LNEXP和LNIMP，LNFDI表示。

（二）實證分析。

要研究澳對華直接投資與中澳貿易的關系，建立模型，首先要對論文中所涉及的變量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如果變量是平穩的，還需要檢驗這些變量之間是不是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下面對FDI和中國對澳出口和進口額做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

1、單位根檢驗。

論文利用各樣本數據的對數值，對原序列和一階差分序列進行ADF檢驗，結果如表1。

上表中給出了所有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對于澳對華的FDI、進出口額的一階差分序列，ADF檢驗都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所以本文中出現的所有變量都是單整變量，這說明FDI和進出口額之間可能存在著協整關系。

2、協整分析。

下面通過對這些數據做協整檢驗來驗證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本文將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來檢驗澳對華的FDI和進出口額之間的協整關系，故先通過基于VAR模型 最優滯后期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比較相應的AIC值和SC值來確定最優滯后期，由此可得出最優滯后期為5。

表2 VAR模型最優滯后期結果

由于本文VAR模型選擇的最優滯后期為5，所以協整檢驗的滯后期確定為4。本文選擇“序列不含確定性趨勢，而協整方程含截距但不含趨勢項"的模型形式對LNEXP、LNIMP和LNFDI兩序列進行協整檢驗，得到如表3所示結果。

表3 LNSH與LNEX協整關系檢驗結果

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都分別大于各自的臨界值，拒絕了并不存在協整方程的原假設；在最多存在兩個個協整方程的假設下，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均小于5%顯著性水平上的臨界值，這表明LNEXP、LNIMP和LNFDI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存在2個協整關系。根據協整檢驗結果，可將LNEXP、LNIMP和LNFDI之間的這種長期均衡關系用協整方程表示：

LNFDI=3.382636LNEXP--2.229940LNIMP

（0.44482） （0.62686）

其中括號內為標準差。從協整方程中標準化的協整系數符號可以看出，LNFDI和LNEXP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與LNIMP存在負相關關系，也即澳對華直接投資有利于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出口，而與澳大利亞對中國的進口存在負相關關系。綜上所述，1988-2007年，FDI與出口、進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出口對FDI產生積極地影響，EXP每增加1個百分點，出口增加3.382636個百分點；進口前的系數是― 2.229940，說明進口對FDI產生消極的影響，進口與FDI之間是一種負向的關系，即進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FDI減少-2.229940個百分點。

四、結論

以上分析結果表明：

首先，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流量對中國對澳出口貿易初期存在替代效應影響。其次，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存量與中國對澳出口貿易之間存在互補效應，存在著推動作用。

再次，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流量與中國對澳進口貿易之間初期存在互補效應，這是由于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在初始期要從澳大利亞引進技術和進口大量機器設備以及用于進口加工的零部件、原材料等，從而帶動了中國對澳進口的增加。

最后，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存量與中國對澳進口貿易之間存在替代效應，這是由于中國對澳進口的產品主要以初級產品為主，澳大利亞外商所生產的產品與中國對澳的進口需求比較接近，所以引進技術和設備的創造效應部分地被這種替代效應所抵消。

綜上所述，長期內，出口將帶動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進口將減少其對華直接的增長。因而，我國應當積極促進中澳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增加對澳出口，從而帶動FDI的增長，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加，提高我國人民的福利水平。同時對于進口也應采取明智而合理的措施，盡可能進口一些對本國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能產生比較大的促進作用的東西。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碩士（學歷），研究方向：國際金融）

參考文獻：

[1]張鵬，滕大星. FDI對貿易的影響：國外實證研究綜述[J].生產力研究，2009（5）

第5篇：國際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國際收支,順差,FDI,資源配置

一、國際收支概況及成因

國家外匯管理局最新的數據顯示，2006年，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格局。經常項目順差249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55％。其中，貨物貿易順差2177億美元，增長62％；服務貿易逆差88億美元，下降6％；收益順差118億美元，增長11％；經常轉移順差292億美元，增長15％。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100億美元，較上年下降84％。其中，直接投資順差603億美元，下降11％；證券投資逆差676億美元，增長12.7倍；其他投資順差133億美元，上年為逆差40億美元。2006年末國家外匯儲備比上年末增加2475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截至2007年3月，國家外匯儲備已達1.2萬億美元。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至1990年開始，總體上呈現出不斷強化的趨勢，而且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還將繼續保持，這種情況引起了國內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從我國內外經濟情況分析，不難發現當前經濟內外部失衡是造成我國國際收支長期失衡的主要原因，簡單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鼓勵政策。論文大全。長期以來，我國政府為了解決資金、外匯短缺的問題，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經濟。

2、 國內金融市場的低效率。由于教育、醫療、住房等成本不斷提高和社會保障的缺口，加之金融體系不發達，我國居民和企業都被迫過度儲蓄，而資本市場的落后使得儲蓄無法通過其它渠道轉化為國內投資。

3、 外資政策的扭曲。我國各省、市引進外資過程中存在嚴重的過度投資與重復建設，以長江三角地區為例，其產業結構趨同率高達70%，不但是資源的嚴重浪費，而且對我國經濟結構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4、 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轉移和全球經濟金融不平衡迅猛發展。原來亞洲設在其他幾個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已經大量轉移到我國，同時主要發達國家長期保持“低儲蓄、高消費、高負債”，導致其貿易逆差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較大的貿易順差，后者再通過輸出資本彌補了發達國家國內儲蓄不足，這種格局可能還將持續。

除此之外，我國宏觀經濟前景看好、人民幣升值預期、以及國際流動性過剩等問題都是造成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這種不合理結構的原因。這種體制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對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項目進行深層次的結構分析，不難發現這一問題的出現主要落腳到FDI的引進和儲蓄與投資的關系上。

二、FDI流入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

FDI（對外直接投資）是現代的資本國際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定義，國際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FDI）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它國的生產或經營，并掌握一定經營控制權的投資行為。也可以說是一國（地區）的居民實體（對外直接投資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國（地區）以外的另一國的企業（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分支企業或國外分支機構）中建立長期關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對之進行控制的投資，這種投資既涉及兩個實體之間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間以及不論是聯合的還是非聯合的國外分支機構之間的所有后續交易。從1979-2004的25年間，中國實際利用外資超過5000億美元，FDI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但由于對外資及外資技術的過度依賴，中國制造的平面同質性擴張以及大量出口導致的貿易摩擦等負面作用逐漸顯現出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反思FDI戰略。

2006年數據顯示，與德國、日本等主要貿易大國相比，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高出3－4個百分點，僅低于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商投資企業占據對外貿易的半壁江山，2006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占外貿總額的58.9%，其順差占貿易總順差的51.4%，但產品技術含量低，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附加值低。

東道國引進外資的重要收益是利用外資彌補本國儲蓄缺口、外匯缺口和技術缺口。目前，我國國民儲蓄大幅過剩，外匯儲備遠遠高于進口和償還外債的需要，引進外資的收益集中在彌補技術缺口方面。然而實證研究表明，以長江三角為例，FDI技術外溢對經濟增長并沒有表現出顯著的正面效應。一方面，跨國公司擁有較強的研發實力和研發資金，又十分注重技術競爭，2004年我國申請的專利中，國內發明專利的絕對比例數量雖然有不少的上升，但僅占申請總數的23.6%，而國外占86%；同時跨國公司極力抑制其在中國市場的技術擴散，外資企業的獨資化和技術壟斷傾向越來越明顯，在搶占制高點的同時，紛紛成立知識產權部，對其在華知識產權活動進行科學化管理，這使得以前在合資企業中，中方可以分的一定的先進技術的條件越來越難以實現，要通過模仿和借鑒實現也增加了不少困難。另一方面，FDI的大舉進入將中國企業向產業鏈低端排斥，國內企業僅具有對產業低技術部分如組裝的加工能力，自身缺乏產品設計和研發德的創新能力，走資源消耗型的發展道路。第三，跨國公司具有優越的科研環境，對國內企業的科研人才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其實施的人才戰略，是中國企業和科研機構向跨國公司逆向技術擴散，進一步加削弱了本土企業的創新能力。

國際直接投資大量流入導致我國資本項目巨額順差，同時又通過加工貿易等方式引起我國貿易項目持續對外順差。一邊是FDI在中國市場占領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且長期享受國內的優惠政策，進一步實現生產經營活動和所屬國資源的節約化，一邊是中國經濟承擔著產業低端化和重復投資的巨大損失和大額順差的巨大壓力，兩相差距之大，是我國在引進外資這一政策上必須予以重新審視和調整把關的一個重要問題。

三、我國國內資源配置存在的問題

2005年末，我國居民儲蓄余額14.11萬億元，當年GDP為18.23萬億元，儲蓄率高達77.36%，2006年全年，居民戶存款增加2.09萬億元，存款余額高達16.15萬億元，而全國銀行業機構貸款有效需求卻相對不足，2005年僅為2.5萬億元。從消費與投資的比例來看，2002-2005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分別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只有8.8%、9.1%、13.3%和12.9%，二者比例失衡加劇。同時投資也存在結構失衡問題：一邊是大企業的資金過剩，另一邊卻是中小企業流動資金極度緊張；一邊是某些熱門行業重復投資導致產能嚴重過剩，另一邊則是醫療、教育等部門投資嚴重不足；以長三角、珠三角、津京唐為代表的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性問題突出，而廣大中西部資金嚴重不足；城市存在流動性過剩壓力，農村依然資金匱乏。這些問題都突出反映出我國經濟內部失衡的嚴重問題：儲蓄剩余意味著消費不足，同時存在的資本項目持續順差實際也映射出國內儲蓄轉化投資的渠道不暢，民間資本成長緩慢，企業對外投資能力不足，經濟對外資的依賴過大等由于國內金融市場的落后而引起國內資源配置的嚴重扭曲。

由于這些問題的存在，一方面，如余永定指出，許多企業需要資金，但由于信貸規模的限制，于是以各種方式引入外國資金，然后把外匯賣給政府，以換取人民幣資金，從而突破信貸規模，即所謂的“繞信貸規模”，使得外資流入不但沒有以購買外國資本品的方式，即通過經常項目逆差的形式流出，反而用換來的人民幣購買國內資本品，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通過出口產生經常項目順差，從而形成“雙順差”，另一方面，國內儲蓄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讓渡給國外部門使用，這種資源配置的無效性使得我們出現了一個“窮國借給富國資源以供富國超支消費的”諷刺局面。

中國長期苦于資本不足，在總體上是一個資金短缺的國家，幾乎每年都要向國外借新債，但同時中國又是一個資金凈流出國。一邊是外資持續涌入賺取高額回報，推高外匯儲備余額，一邊是中國的資金持續多年凈流出，而投資回報率偏低。可見并不是中國資金嚴重不足，也不是國內企業多得用不了，從根本上說，最關鍵的是由于國內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引起了“雙順差”不斷擴大的局面形成。論文大全。

四、糾正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對策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的出現，糾正我國國際收支失衡問題，應注意以下問題：

1、 對引入的FDI實施嚴格的質量控制，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作為政績考核的標準。減少或禁止一些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大，污染嚴重，產品、產業趨同性強的外國直接投資項目進入，把通過借款或FDI 而得到的外匯用于購買外國資本品、技術、管理和支付其他費用，促進本土產業鏈的技術升級。

2、 深化推進我國人才戰略，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體系，提高我國企業自主研發能力，加強國民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在知識經濟時代里，中國不能只發展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要在學習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成為一個技術大國。

3、 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和投融資體系，以及價格形成體制，使國內儲蓄能順利地轉化為投資的同時，充分反映資源的供求關系。提高金融市場的市場化和透明度，以提高市場的有效性，同時逐步拓寬市場投融資渠道，引導資源流向真正需要并且有發展潛力的部門，促進國民經濟的平衡健康發展。

4、 鼓勵企業在國內上市，同時鼓勵新興企業，中小型企業到海外發行上市。

5、 增加政府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體系、教育體系、縮小地區差異等方面的公共支出，鼓勵合理消費。

結語

我國國際收支長期失衡，加劇了我國的國際風險的同時，也加劇了經濟和產業的不平衡發展。

立足自身找原因，中國想利用FDI的流入來引入外國先進技術、管理和網絡的目的在實際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實現，其實FDI并不是引進先進技術的必要條件，反而擠出了本土技術創新，并加大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中國對資源利用的低效率。論文大全。因此，在全球經濟失衡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在積極觀察、應對國際環境帶來的風險的同時，應認真審視國民經濟內部是否合理地對資源進行了有效的利用。

參考文獻：

[1]茲維.博迪、羅伯特.C.莫頓.金融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余永定.全球國際收支不平衡與中國的對策[J].國際金融研究，2007,(1).

[3]王軍.我國國際收支長期“雙順差”的成因、影響及糾正措施[J].海南金融，2007,(1).

[4]陳柳.長三角地區的FDI技術外溢、本土創新能力與經濟增長[J].世界經濟研究，2007,(1).

[5]翁雪琴.中日巨額外匯儲備的成因及運作比較[J].新金融，2006,(9).

第6篇：國際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投資領域　投資環境　投資貢獻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點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80年興辦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起，目前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統計，截止2004年底，寧波累計批準外商投資項目9153個，總投資371．60億美元，合同利用外資2l1．8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99．6億美元。外商投資成為寧波市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特點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現出以下特點：(1)投資規模：外商實際投資穩步增長，尤其是2000年開始，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呈現新一輪大發展的態勢。大項目投資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資總額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117項。(2)投資方式：已由中外合資經營為主轉向以外商獨資經營為主。2003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合資項目520個，合作項目14個，外商獨資項目達到674個。(3)資金投向：外商投資行業集中度仍然較高，但產業結構有所優化。第二產業吸引了絕大多數的實際外資。200年寧波外商投資項目共1209個，其中第一、第二產業為1154個，第三產業為45個。與此同時，外商投資可持續發展理念日趨顯現。(4)資金來源：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近兩年，日本和韓國對華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增幅明顯。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歐洲的德國、英國，北美的美國、加拿大等，增長較快。(5)地區分布：南北差距比較明顯。鄞州、余姚、慈溪、北侖、鎮海等縣(市)、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要大于南區的奉化、寧海、象山。(6)引資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閑置廠房和土地資源正成為寧波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徑。寧波民營經濟發展快、競爭力強，借助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市場機制和高素質國際化人才，可以提升產業層次，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而民企的不斷壯大，產品、市場的不斷成熟和穩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業與民企合資合作，這是“雙贏”。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蘇州的比較

(一)總量比較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總量上與蘇州存在著很大的差距。2003年寧波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7．3億美元，雖然在長三角16個城市中排名第五，但與排名第一的蘇州的68．05億美元相比，差距達近51億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蘇州累計合同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616．9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232．22億美元，而寧波這兩項指標則分別只有96．5億美元和53．55億美元，不及蘇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可以看出與蘇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還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寧波總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資構成、投向比較

無論是蘇州還是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歐美國家為輔。以2003年為例，在兩地投資處于前十位的國家或地區，有七個國家或地區相同，說明兩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結構單一，外商直接投資來源過度集中。同時寧波和蘇州的外商直接投資投向也較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幅射影響、帶動力比較

從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貢獻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緩解兩地建設資金短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增強國際經濟的參與能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寧波與蘇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寧波市經濟的貢獻度還不高，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還不大。一在涉外稅收占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兩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無論是在絕對值上還是在比重上，蘇州都高于寧波。二在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上，寧波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蘇州這幾年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說明寧波投資增長中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明顯不如蘇州。三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鶯上，寧波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重偏低，長期徘徊在30％左右，而蘇州外商投資企業自營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的比重從1996年開始就達到60％以上，2003年更是達到86．3％。這說明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外貿的拉動作用也明顯不如蘇州。四在三資企業從業人數上，從三資企業從業人員在城鎮從業人數中的比重來看，寧波和蘇州兩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幾年都在40％左右，這說明兩地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就業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面臨的困難

寧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落后，這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錯綜復雜的主、客觀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思想認識不夠高

對利用外資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長期以來，寧波對利用外資的作用的認識主要停留在解決建設資金不足這一點上，而對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出口創匯和產業創新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不僅領導重視程度明顯偏弱，而且支持、鼓勵利用外資的地方性法規、政策少，與周邊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個節拍。

(二)配套條件不夠強

寧波生產力布局比較分散，生產要素積聚程度較低。外資項目，特別是一些大項目的進入，一般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是當地有沒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靈通，企業配套資金能否保證，相關行業是否發達，市場潛力和輻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產要素供給方面的問題。而寧波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工業布局呈現“低、小、散”的狀況，產業層次低，企業規模小，地區布局分散。1988年財政體制改革后，浙江實行了“省管縣”的財政體制。這種體制雖可調動各縣的積極性，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加劇了生產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縣(市)產業結構雷同、低層次競爭，不利十生產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進程慢，小城鎮數量過多、布局分散、規模偏小。如20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廣東有31個，山東有27個，江蘇有22個，浙江僅有8個。這樣，必然造成浙江工業企業布局重復雷同、生產配套半徑過大、生產成本過高，不利于質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資項目難以落戶。

(三)工作體制不夠順

寧波位于長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經濟圈范圍內，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做好接軌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工作機構不夠穩定，專業招商隊伍力量不足；管理體制不夠統一，項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較分散；招商水平還不高，招商引資的成本較高，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招商網絡不夠健全，招商方法不夠靈活，大項目批準難，公關手段少，變通方法少。

(四)投資環境不夠優

有關政策的科學性不夠，透明度、穩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強，政策編纂不及時，優惠政策承諾隨意性過大；法律制度還難以滿足外商對投資保障的心理要求，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監督不力的現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商的稅外亂收費現象仍時有發生，涉及外商的經濟糾紛發生頻繁，外商投訴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務機構建設上，除寧波開發區、保稅區外，其他各縣(市)區、各級開發區都沒有建立完整的投資服務機構，市里雖然成立了外商投資服務中心，但服務、協調的制約很大。各地重招商、輕服務，不能為外商提供咨詢、注冊、建設、經營全過程、全方位專家式服務。服務工作不夠深，服務效率不夠高。

(五)輿論宣傳效果不夠明顯

與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廣東的招商重點為港澳，福建為臺灣，上海為歐美大公司，江蘇為新加坡，山東為日本、韓國，目標均比較明確。而寧波始終沒有在招商的重點國別上有明確的定位和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隊伍走馬觀花，打一槍換個地方，錢花了不少，效果卻寥寥。在招商項目準備方面，宣傳資料十分簡單，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項目資料也難以集中。由于體制上的原因和部門協調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導向的重大招商引資項目庫，喊了多年始終沒有建立和完善起來。國家級新聞媒體對寧波的宣傳力度與大連、青島、蘇州等城市比相去甚遠，寧波主要媒體很少有外語節目或宣傳國外先進技術信息的專門欄目

四、寧波擴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寬領域有重點地利用國際資本。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投向傳統農業改造、生態農業、綠色食品、農產品加工、水產品養殖加工等特色農業領域；重點吸引外商資金投向電子信息、現代醫藥、石化、紡織、服裝等五大標志性產業，交通運輸設備、先進裝備制造、新型金屬材料及制品、造紙業及紙制品、家用電器及設備、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長性產業；抓住我國開放服務業的契機，加大科研服務、管理咨詢、工業設計、現代物流、金融租賃、教育培訓、文化傳媒等現代生產型服務業和房地產、醫療保健、休閑旅游等新興服務產業領域的引資力度。

(二)做好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的工作。目前寧波的企業建設中，港澳臺中小企業存量投資已經很大，今后引進國際資本的重點應放在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上，爭取更多國家的大公司、大集團來投資設廠，并促進已投資跨國公司積極增資擴股。要制定更為完善合理的激勵政策，促進國外高技術企業來投資，以提升寧波的工業產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優勢。

(三)加快引進國外先進適用技術。政府應提供優惠政策，加快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對能夠提供關鍵技術的外商投資項目實行減稅和利息補貼支持，加速折舊，優先提供政府采購項目合同等，來鼓勵國外大公司、大集團轉讓先進技術。通過實施企業r&d退稅補貼，提高財政科技投資支出比重，優先提供土地、建筑、運輸、電力等政策措施，鼓勵國外大公司、大集團在寧波設立r&d機構或基地。

第7篇：國際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一、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獨資化趨勢

伴隨著紛至沓來的外商投資，一種現象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那就是自1997年以來出現的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獨資化浪潮，加入WTO以后，這一浪潮更為猛烈。1997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數額452.57億美元，其中獨資項目共計161.87億美元，約占外商直接投資數額的35.7%。而近幾年的情況是這樣的：2006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數額630.30億美元，其中獨資項目共計462.81億美元，約占外商直接投資數額的73.4%。2007年第一季度，我國實際利用外資數額158.93億美元，其中獨資項目共計123.38億美元，約占外商直接投資數額的77.6%。從上面具體客觀的數據來看,外商獨資正成為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主流方式。這篇論文

商務部的一項調查表明，2005年～2007年，82%的跨國公司繼續擴大對華投資，57%的跨國公司在生產方面的投資傾向于獨資新建。可見，外商投資獨資化的情形在未來更是會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

二、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獨資化的原因分析

1.外商投資產業政策放寬，市場準入領域擴大

外商在華投資初期，我國對外開放程度較低，合資、合作是外商進入中國的最佳選擇。隨著我國加入WTO，在2002年《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進一步放寬了外商投資的股權限制，對銀行、保險、電信、運輸、旅游、法律咨詢等服務領域的外商獨資經營限制進一步放寬，更多的產業領域允許合資企業中外商持有51％以上的控股權。這項政策的改變起到了鼓勵外商獨資化的作用，不僅新建的外資企業中外商獨資企業比例上升，原先無奈采取合資方式進入中國的外資，也紛紛轉變為獨資化企業。

2.合資企業雙方在管理和文化的沖突

合資企業在二十幾年的發展中，盡管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管理理念不合或因文化差異等原因導致內耗大幅度增加的案例也不在少數。一項國際性的合資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合資企業的成功率一般只有三分之一。很多跨國合資企業在管理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合資雙方在企業管理和文化上的沖突。有了合資關系，就要花很大氣力來協調管理制度和風格，協調成本很高。

3.保持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

依照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是具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其中，所有權優勢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于獨占無形資產所產生的優勢;另一是企業規模經濟所產生的優勢。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主要體現在技術、企業規模、組織管理等方面,尤其以先進技術最為重要,這些是他們相對于東道國競爭者的比較優勢，是企業獲得長期競爭力的核心能力。以契約投資的方式與東道國合伙人共同建立合資企業，將會導致專有性的無形資產迅速擴散。當合資所取得的收益不足以彌補企業為防范其“技術外溢”所花費的成本時，跨國公司寧愿選擇具有較高控制程度的形式，也就是獨資。

三、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獨資化對本土企業的影響

1.減弱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溢出效應

FDI技術外溢主要是指跨國公司在跨國直接投資中，由于在東道國設立子公司或成立合資公司等形式的國際化生產，使技術自愿的或非自愿的向東道國擴散，從而帶動東道國企業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質的提高，促進東道國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和生產力的進步，是經濟外部性的一種表現。其技術溢出效應是對本土企業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然而,隨著獨資化趨勢的加強和自有知識產權的保，這種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擴散的渠道也被封死了，減弱了正的溢出效應，使得本土企業的學習模仿變得更加困難，阻礙了本土企業對先進技術的獲取。這篇論文

2.阻礙本土優勢企業的發展，擠占國內市場份額

通過以往多年的競爭，我國已經形成一批有較強的技術和產品開發能力、有名牌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都有較強的競爭力和場占有率的本土企業。不過，由于諸多制約，這些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相比，實力還有明顯差距。獨資跨國公司通過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和品牌形象,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增強產品競爭力,進一步擴大國內產品與其產品的差距,在市場上居于絕對優勢地位,擠占了本土企業的產品市場,甚至在某些領域中居壟斷地位,從而控制國內市場。目前,國內一些行業的本土企業已被外商控股,特別是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中,不少商品已被外資占有約三分之一的市場份額。

3.導致人才競爭更加激烈,本土企業更難留住人才

企業之間的競爭首先是人才的競爭。在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逐一角逐之后，以知識為標志的人力資本正在成為決定企業命運的關鍵性生產要素，也是企業間爭奪的焦點資源。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憑借良好的知名度、優越的軟硬工作環境以及優厚的薪水待遇,能吸納到國內許多優秀人才為其工作。另一方面,本土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往往由于用人機制不活、待遇不高，在吸納人才方面,本土企業明顯處于劣勢地位。

第8篇：國際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就業問題，農民工，全球化

起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爆發兩周年，國內外各種有關研究和反思這場危機的著作和文章鋪天蓋地般不斷涌現。從中國的角度考察，這場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一方面，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我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出口下降曾帶來農民工大規模失業返鄉的問題；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沿海地區某些出口行業的產業結構偏低和工資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業出現了“民工荒”和“招工難”的問題。

國內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研究和討論非常多，由于觀察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千差萬別。當今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共同體，從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演變的角度來研究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影響并找出應對之策，應成為今后我們重點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一、農民工返鄉和“民工荒”現象都是“開倒車”

20世紀的幾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國家金融政策的失誤和金融市場管制的失靈，而發達國家總是試圖把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轉移給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而言，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直接后果就是歐美國家消費中國產品的能力銳減，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外貿出口。金融危機發生后，南方許多出口加工型企業大量減少員工雇傭數量。據農業部的統計測算，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總量約為1.3億人，2008年，其中約有15.3%的農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人數達2000萬人力資源管理論文，致使大批來自中西部省份的農民工不得不從沿海地區返鄉。這種農民工返鄉的“倒流”現象是極不正常的，將大大減緩我國正在迅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大大減緩我國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們知道，我國政府出臺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勵農村地區開展大規模機械化農業，使留在農村的農民能夠迅速富裕起來，實現中國農村的現代化。農民工返鄉的新情況，導致我國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重新擴大，使未來的農業規模經營變得很困難。這種現象非常不利于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農業的發展，將給我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巨大的阻力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有效的處理方式，這種“開倒車”的形勢在短期內將得不到扭轉，將給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2009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出口形勢出現復蘇增長的較好局面，然而又出現了新的“民工荒”問題，東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業的勞動力嚴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為例，浙江省人力資源市場2009年7月的供求報告顯示，企業需求總人數為60.3萬人，求職總人數為35.4 萬人，用工缺口達25萬人！用工需求無法滿足使出口企業不得不放棄大量海外訂單，企業生產設備大量閑置?！懊窆せ摹眴栴}的根源在于我國沿海地區原來的很多出口企業生產的產品附加價值很低，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吸引力越來越小。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低附加值產品需求的減少，加上未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民工荒”問題可能會愈演愈烈，并將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從宏觀經濟層面考察，我國現階段在農村人口比例依然較高的背景下就過早出現了“民工荒”問題，實際上減緩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開倒車”，應引起國家決策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資本和勞動力要結合起來“走出去”

當前，隨著我國企業資金實力的逐步增強，“走出去”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對外投資的總量和投資的產業也越來越多。但是，由于企業本身屬于贏利性組織，其投資決策的目標主要還是在國際市場上追逐更高的利潤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國內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最終的情況可能是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將打造更多的中國跨國企業財團，使更多的中國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行列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同時卻又導致大量的工作機會流失到海外，而我國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依然居高不下。

資本和勞動力在經濟學上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兩大生產要素。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出現了資本過剩和農村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一方面，國內的過剩資本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機會，大量涌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樓市泡沫，為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數依然較高，“民工荒”現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國就業機會過多，而是能夠提供給農村剩余勞動力預期工資水平的就業機會嚴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國農民收入水平總體上還比較低。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現在的國際投資戰略，也應該緊密結合當前的國內就業問題，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必須以對外投資為依托，在國內就業市場的基礎上去開辟一個更為廣闊的國際就業市場，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就業市場，為農民工出國就業、創業提供服務，將國內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三、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的若干政策建議

從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采取的若干應對措施來看，主要側重于保就業、保增長、保穩定，如果從國內層面分析，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我國的出口行業也出現了企穩回升的勢頭，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長態勢。但我們有必要打開視野，從全球化的角度來進一步研究探討我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和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全球就業問題，讓資本和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變得切實可行。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通過海外直接投資，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出去”創造機會

當前，我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外匯儲備資金主要都是通過國外資本市場進行投資。主權財富基金操作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對美國黑石基金的投資，但投資的效果并沒有我們設想的明顯，投資的風險卻又大大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國龐大的政府外匯儲備主要投資美國國債，雖然能避免較高的投資風險，但這種投資的收益率又比較低。在西方國家資本市場遭受金融危機重創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輕工業、礦產資源開采、服務業等方面的直接投資，這種海外直接投資不僅能夠開辟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夠將我國國內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資中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必將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國際壓力。堅持商業化、市場化運作，將有利于降低我國海外投資面臨的種種國際政治阻力。例如，我國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農墾系統，都是由政府部門具體管理，可以考慮將這些機構逐步改制為大型的農業公司或農業投資公司，通過股份制改造來優化資本結構并同時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然后重點考慮對海外地區進行農業投資，與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開展農業技術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種土地，再招聘國內的農民工去發展規模農業，進而帶動我國農民工出國打工、種地、定居、創業。這種投資以市場化為導向，以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可以很好地解決深層次的經濟體制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國際政治阻力，順利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幫助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海外就業。而且，這種對農業技術項目的投資，有利于吸引廣大農民工在海外長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設項目勞務輸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穩定、臨時性等問題。

（二）提供全方位服務支持，鼓勵國內企業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

從發達國家的國際投資發展路徑來看，來自大型企業的國際投資是主體。目前我們要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同時對于大型國有控股企業而言，其資本結構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必然要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解決我國國內就業問題方面。因而，在指導思想上，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對外投資戰略的目標定位之一應是為國內失去就業機會的農民工開辟一條全球性的就業道路，將資本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

目前，我國很多企業都有強烈的海外投資意愿，但在海外投資實施方面又存在種種顧慮，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經濟法律制度、缺乏國際投資經驗、擔心海外投資中遭遇政治障礙等等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在法律法規制度、金融資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務、信息系統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和支持。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的對外投資應以企業為獨立主體，以市場化運營為基本手段，以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為背景，統籌考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帶動我國的商品、資本、勞動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資源管理論文，這其中，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關注考慮，為國內出現的農民工返鄉問題提供一條新的解決方式。

（三）提供培訓、外交協調、護照辦理等系列服務，切實幫助農民工“走出去”

由于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國內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國際經濟政治知識缺乏了解，在出國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許多現實困難。國內各級政府部門應積極做好信息支持、技術、語言培訓等方面的保障工作，為中國勞動力進入世界就業市場提供全方位服務，同時要在海外使館設立專門的部門，協助解決我國農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種種困難，幫助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穩”，并盡快在海外取得較高的預期經濟收入。

由于中國現在具有比較充沛的外匯儲備、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夢想正在逐步變為現實，但這一趨勢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不愿意看到的?，F在西方國家在宣傳“人權高于主權”等意識形態的同時，又同時利用簽證護照等國家行為限制中國人走向世界，這些都客觀上限制了我國農民工順利走向國際勞務市場。為此，國內外交部門應盡量協調解決農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國家的簽證問題，爭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國家給予中國“免簽證”政策或“落地簽”政策，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也應盡量配合簡化農民工的護照辦理手續和其他出國手續。

（四）提供貸款資金支持與保險保障服務，切實支持農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個農民工要出國就業，辦理包括體檢、培訓、簽證、機票等各項手續的費用，至少要花費1-2萬元，高的甚至可達3-5萬，這筆錢對許多農村勞務工人來說，無疑是非常沉重的經濟負擔。我們建議，為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自籌資金不足的出國打工農民工，可申請不超過10萬元的小額擔保貸款，并由政府財政予以全額貼息，將小額信貸作為出國務工的啟動資金，鼓勵返鄉農民工借助貸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這項鼓勵政策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同時在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的同時，還必須向農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險保障，結合海外勞務輸出現狀，開發在海外推廣適用的保險產品，為外出農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險、醫療險等在內的綜合保險服務。保險服務的提供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建議采取“政府資助引導、商業保險運作”的方式，由政府對出國務工農民購買保險給予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讓農民工以更少的保費支出獲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導農民工積極購買保險，為農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駕護航”；同時還應鼓勵出國務工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對于出國務工期間按時繳納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返鄉后可享受養老保險待遇，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外出務工者的后顧之憂。

既然西方國家把金融危機的影響帶到了中國，那我們也應該在全球視野下考察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為減緩我國國內因為農民工返鄉問題帶來的壓力，確保我國國內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不被中斷，解決我國人口多資源少的矛盾，我們必須統籌安排，從戰略角度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高度考察國內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就業市場的問題，扎扎實實做好“走出去”戰略的引導工作，將國際投資戰略與“走出去”戰略結合，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市場服務，確保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1]黃婧、紀志耿.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民工荒”問題探析——基于小農“生存倫理”的視角[J].經濟問題探索，2010，（2）.

[2]簡新華，黃錕等.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蒯鵬州.后金融危機下的“民工荒”問題研究[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

第9篇：國際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差異；成因

作者簡介：張發民（1978-），男，河南財經學院工商管理系助教，管理學碩士，研究方向：資本運營。

中圖分類號：F1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9）05-0033-03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在數量迅猛增長的同時，并沒有均衡地進入到我國各個地區，從東、中、西三大區域帶來看，東部地區占據絕對優勢；從各個具體省份來看，FDI的區域分布差異也是非常懸殊。外商直接投資在地理空間上的這種非均衡分布狀況對我國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分布差異的現狀

（一）絕對差異

從表1可以看出，河南明顯落后于山東，在差距較大的2003年達到了20.1倍；和四川相比，差距也較明顯。2004年，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為全國的1.4%，同是中部，卻是江西省的42.7%，湖北省的50%，湖南省的61.6%。這表明，河南利用外資的規模相比于全省的經濟總量和經濟發展需要而言還比較小，這種狀況與其在中部地區的地位是不相稱的，總體上來說還需要大力吸引外資。

（二）增長率差異

從變動速度看（見表2），三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率差異也是比較明顯的，而且波動的幅度較大。2000~2005年，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基本上是一直增加的，2003年達到了最高點72.7%，但2004年卻跌到了最低點-12.8%。而河南和四川的增長率都表現得不很穩定，特別是四川?？偟膩碚f，近兩年河南出現引資增速較快的趨勢，這對縮小與東部地區差距有一定推動作用。

（三）相對規模差異

從相對規模來看，3個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差異更為明顯。如表3所示：

“相對規?！笔呛饬恳粋€地區吸收FDI水平的重要指標，表示的是該地區FDI與當年GDP的比值。2000年，FDI/GDP的全國平均水平為2.41%，3個省份中只有山東超過了平均水平，河南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此外，在全國來看，“相對規?！弊畹偷氖∈?，FDI/GDP比例均低于1%，河南就在其中，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其國內生產總值相比，表現出更大的差距，明顯的表現為引資不足。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業績與潛力差異

FDI的業績指數，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般指一個統計年度），該地區FDI流入量占全國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該地區GDP占全國GDP總量的比例。根據這種方法，選取2000、2005年作為分析的樣本，計算得出這兩年河南省利用FDI的業績指數分別為0.245和0.166。由于樣本年的業績指數值都小于1，可見河南省吸收的FDI與其GDP規模不相稱，或者說，相對于其GDP規模而言，河南省吸引了較少的FDI。

FDI的潛力指數，是指該地區未來吸引FDI的國際競爭力和潛力。依據UNCTAD所采用的方法，選擇7個主要變量作為評價各省市吸引FDI的潛力指標。7個變量分別是：（1）人均GDP；（2）過去10年實際GDP的增長；（3）出口占GDP的比例；（4）人均基礎設施投入；（5）人均商業能源消耗；（6）R&D支出占GDP的比例；（7）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通過計算得出，在2000年和2005年，河南省都屬于落后省份，表明這期間，河南省在利用FDI方面業績變化不大，潛力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河南省利用FDI的潛力逐漸增強，而業績卻是趨于下降的。

以上從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在3個省份的區域分布差異是顯著的，不僅反映在外資規模的絕對差距上，同時更多地表現為增長速度、相對規模等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地域分布上的差異，在我國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差異的形成有它的客觀原因，是各種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二、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性因素的差異

從全國各個區域來看，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地域分布差異。簡單地說，中央政府漸進性的對外開放政策導致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差異分布的格局。最早得到這種政策的地區一旦獲得政策上的優勢，對其發揮潛在的區位優勢將是有很大推動作用的，并且還會形成一種非均衡發展模式下的自我強化力量，這些都使外資傾斜政策的影響更加重要而且持久。

在此方面，東部的山東省率先享受到了國家優先開放沿海城市的優惠政策，對其大量引進外資有很大的帶動作用，這也是山東拉大和河南省等內陸省份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處于西部的四川省也在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后，享受到了一些優惠政策，對該地區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目前，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戰略，這一戰略的提出對中部地區發展經濟來說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優惠，具體對于河南省來說，可以利用這一政策上的有利因素，發揮自身的區位優勢，根據自身的特點，更大、更高質量地吸引外資，以彌補吸引外資方面的不足。

（二）區位因素的差異

宏觀意義上的區位因素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差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就單從狹義的角度來理解區位因素――自然地理位置的差異，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差異問題也和區位因素具有很高的關聯性。比如：山東省的區位優勢可以被具體化為接近港口和對外聯系的便捷運輸條件等。由于我國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初期，主要是發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資，在這種政策的指引下，投資者的理性選擇是在有利于對外經濟貿易的地區進行投資。而地處中部地區的河南在這方面卻不具有任何的優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大多是“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業，正是這種區位因素的作用，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在注重一般性規律的前提下，表現出自身集聚與擴散的規律，并因此也導致了我國在地區分布上吸引外資的差異狀況。

（三）要素稟賦的差異

地區要素稟賦主要包含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方面的內容。具體來說，我國各地區自然資源呈現由東至西優勢度遞增的特點。如果對能源、礦產資源、耕地和氣候資源進行綜合比較和測算，3個地區自然資源綜合優勢度的排序應該是四川居于前列，其次是河南和山東。但是，從目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區域狀況來看，自然資源稟賦的影響作用不是很明顯。

要素稟賦的另一個指標是勞動力資源。從效率工資的角度來看，全國最低的省區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若從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來考察，基本來說東部地區的人口密度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根據2006年數據，目前高于5000萬人口以上的省區中河南位于第一位，其次是山東，四川居后；若從勞動力的教育水平而論，則山東居于全國的前列，河南和四川都較為落后。相對來說，勞動力資源是山東地區所具有的比較優勢。

反映技術資源優勢度的各地區綜合科技水平居于前列的地區有四川、山東，河南較為落后，可見從這方面來說山東仍然占據優勢。這說明要素稟賦差異和我國外資分布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四）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

要素稟賦反映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的差別，是反映各地區靜態差異的一個重要的指標。如果從動態的經濟運行效率角度來看，不同地區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的差異必定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形成產生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說，各地區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與外商直接投資也有著相關性。因為，從任何一個投資者的角度來說，總是希望投資于投資回報率較高的地區。具體就資金這一資源來說，東部地區的山東由于其在吸引投資過程別注重引進產業鏈條長的資金，其吸引的投資企業基本包含有一個行業的上、中、下游企業，因此其投資效率相對較高；而河南省在這方面存在不足，據了解，其產業園區內吸引的投資企業關聯性很小，產業鏈很短，在吸引投資之初，較少考慮投資企業之間的關聯性。這也是造成地區之間引資差異的一個明顯因素。

四、結論

通過分析三省份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我們發現，不管是從絕對量、相對量上還是從增長率、業績與潛力上來說，河南都落后于山東和四川。導致外資在3個省份區域分布差異的原因主要有政策方面的差異、區位差異、要素稟賦差異、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等等。

利用外資的差異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因為FDI不僅僅表現為資本變量，它更多地體現為知識、技術以及經驗的載體。因此，FDI對于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就不是單純的某個方面，它可以滲透到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并發揮作用，其中既有直接效應也有間接效應。

當前，正值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之際，中部地區各省市紛紛出臺各項優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資力度。在中部六省市中，河南具有明顯的資源優勢、區位優勢、市場優勢和后發優勢，基礎條件較好，但是，河南還有人均占有量少、改革滯后、經濟開放度低、高層次人才缺乏、就業壓力大等許多薄弱環節，因此，積極有效地引進FDI對解決上述問題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為此，建議河南在今后引進外資的過程中可以考慮從自身優勢出發并為吸引外資構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責任編輯：郭金宇）

參考文獻：

［1］ 楊特.論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收入差距的影響[D].復旦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08.

［2］ 甄文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的效應分析[D]. 沈陽工業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