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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分析范文

一、資源的稀缺性是低碳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

資源的稀缺性是經濟學分析的前提，而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其產生也正因為資源的稀缺性。此處資源的稀缺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能源的稀缺性。能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在過去100 多年里，發達國家先后完成了工業化，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化石能源資源。當今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主要依賴于傳統的化石能源，全球總能耗的74%來自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礦物能源。化石能源的應用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由于其不可再生性，化石能源資源正在日益被耗盡。世界上一些地方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已被采光或即將采光已是不爭的事實。而經濟的發展，社會對于能源的需求卻絲毫沒有減少，需求的無限性和資源的有限性造成了化石能源的稀缺性。二是環境資源的稀缺性。化石能源的無節制使用，在日益耗盡資源的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問題。使用化石燃料這種高碳能源是產生這種生態環境災難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地球生態系統自凈二氧化碳的能力每年只有30 億噸，全世界每年約剩下200 多億噸殘留在大氣層中，使地球生態系統不堪重負。長此下去，氣候將更為反復無常，生態環境災害范圍更大、更頻繁和更嚴重，直接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然而，隨著環境問題日趨嚴重，人們對于美好環境的需求卻是不斷增加的，這就造成了環境資源的稀缺性。

資源稀缺的約束使得企業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持續大量耗費的不可再生資源已經不能支撐原有的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當不可再生資源越來越稀缺的時候，如果不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企業就難以生存，整個社會就難以發展。另一方面，隨著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重，控制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緩解全球氣候變暖，是現代人類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迫切需要，以至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2008 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為“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不管是從能源稀缺還是環境資源稀缺的角度看都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實施低碳經濟。因此，能源資源和環境資源的稀缺就成為低碳經濟產生的根源。

二、外部性是低碳經濟學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關交易的情況下，當社會成員從事經濟活動時，其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的福利，卻沒有得到相應補償或承擔相應義務的經濟行為。低碳經濟中存在著外部性，當一個國家積極植樹造林，增加碳匯時，就會產生正的外部性；另外負的外部性可以明顯地表現為消費者或生產廠商向大氣中排放溫室效應氣體時，所產生的溫室效應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外部性經濟損失構成了社會總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經濟中的外部性同樣存在一些特征。首先，在低碳經濟外部性產生前，是無法產生任何交易行為的。例如，企業排放溫室氣體前不會與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受害者進行討價還價，以確定這種經濟行為的產權形式和交易方式，對于外部性的范圍和補償支付，雙方當事人也沒在事前進行任何的談判。其次，低碳經濟中外部性存在產權缺失，使事后的補償和談判存在困難。在外部性的情況下，每個人對自己的權利和責任的界定是模糊的。環境資源具有不可分割性，即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排他性消費、生產環境資源以及附屬污染物。因此，當企業將未經嚴格處理的廢氣排入大氣中時，企業污染的空氣很難定義其產權，而這種產權的缺失卻使排污者過度使用這些物品，不考慮其他人的公共權利。再次，存在個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產生負外部性的產業的產量，比社會最優狀態下要高；而產生正外部性產業的產量，比社會最優狀態下要低。當存在正的外部性時，邊際社會收益高于邊際個人收益，社會的最優產量高于企業最優產量，當植樹造林造成的碳匯，其所產生的邊際社會收益會高于邊際個人收益；然而當存在負的外部性時，存在邊際社會成本高于邊際私人成本，社會的最優產量低于產業的最優產量。低碳經濟中存在的外部性是負的，當汽車排出的廢氣污染了空氣，這種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業的成本就構成社會總成本，環境污染的邊際社會成本高于碳排放企業的邊際個人成本。

由于公共物品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可以認為公共物品是外部性的一種特殊形式，公共物品不能僅僅依靠市場力量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非競爭性使配置資源的價格機制失去作用。例如，由于公共資源和環境的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能會過度地使用公共的資源和清潔的環境，這就產生了“公地悲劇”。公共品也會使消費者產生“搭便車”動機，即理性的個人降低或隱瞞自己對集體消費品的偏好的動機，依靠分散決策的價格機制無法使集體消費的公共品的數量保持在最優水平，以價格為核心的市場機制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出現了“失靈”。因此，由于低碳經濟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這就很容易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為什么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起了氣候變化如此明顯的“公共悲劇”，而且由于“搭便車”的動機存在，使減排的國際談判往往陷入僵局，難以形成一致意見。要解決低碳經濟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帶來的不利后果，目前要做的主要是政府的干預和產權交易。

第2篇：經濟學分析范文

【論文摘要】：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老齡經濟學研究上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對我們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文章重點對計量標準和經濟狀況兩個方面的研究進行綜述。

目前我國老齡經濟學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我們對老齡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和數據的收集，以及研究中碰到的難題和結癥等問題還沒有充分的認識，老齡經濟學的研究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政府決策的需要，因此，加強老齡經濟學的研究迫在眉睫。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老齡經濟學研究上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一、老人經濟福利的計量

我們做研究，首先要搞清楚所使用的計量單位和概念問題。克雷斯托對老齡經濟學研究中遇到的計量問題進行了細致的梳理。他認為，從已經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來看，對老年人以及比較老年人與其他年齡人口所擁有的經濟資源的估計量存在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是由于選擇使用的概念和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必須考慮的計量問題包括：（1）計量收入積蓄的層面概念，即是用個人、家庭還是用家庭戶為計量單位。（2）分析單位和對“老年人”單位的界定，即老年人為戶主的平均家庭戶收入與只有老年人的平均家庭戶收入是不同的。（3）調查數據來源的選擇。（4）按家庭或家庭戶規模、資產對老人經濟福利的貢獻，以及實物收入，對在可使用的調查數據中，一些收入類型的低報進行調整。（5）集中趨勢計量單位的選擇，即用平均數還是用中位數。（6）橫截面視角對縱向視角，即用橫截面數據還是用縱向數據。

1. 分析單位和收入概念

美國大多數消費收入和資產統計基于普查局調查的數據，如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和SIPP調查等，在分析這些數據時，分析單位可以是家庭戶、家庭或個人。這同樣適用于分析老年人收入時所使用的概念，例如，個人層面的分析可以側重于個人收入、家庭收入或家庭戶收入的分析。由于相對少量的老年人家庭包括非家庭成員，家庭戶和家庭收入計量非常相似。許多研究使用家庭戶作為分析單位，比較老年人為戶主和非老年人為戶主的家庭戶資產，因為，在這種分析中，以老人為戶主的家庭戶權數是相同的，不管這樣的家庭戶是否包含一個、兩個或更多的老人。與有配偶老人相比，關于獨居老人的數據被大大地加權。而那些住在非老人戶主家庭戶中的老人則沒有被體現出來，因此，這樣的數據在統計上不能代表老年人口。家庭戶收入作為簡明扼要的計量單位僅僅反映部分情況：關于個人收入的信息同樣重要，因為，用家庭戶或家庭為計量單位的關于“經濟資源共享”假設充其量只是對復雜現實的粗略估計。為了比較不同老年亞群體以及老年人群與其他年輕人群的經濟福利，我們必須根據不同家庭戶收入差異和消費這些收入的人數的差異，確定可以比較的家庭生活水平。通常按照未調整的家庭戶收入，用戶主的年齡對家庭戶進行比較：這種比較特別指出，老年戶主家庭戶顯然不如非老人戶主的家庭戶富有。

2. 貧困計量

一些研究者認為，試圖按照一個絕對的、不隨時間和收入分配的變化而變化的計量標準測量貧困是不適當的，而且會夸大老年人經濟改善情況。他們建議使用一個相對計量標準，如收入中位數的50%為貧困線。另外，官方的貧困統計以現金為基礎，沒有反映實物補助的變化，因而可能低估了改善情況。爭論的結果建議貧困計量標準使用更寬泛的收入概念，例如在收入中包括醫療補助等。由于許多老年人聚集在接近按官方定義的貧困線區域附近，有關低于貧困線的老人和非老年人的比例變化趨勢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過分樂觀的老年人經濟狀況改善的畫面。盡管研究者對使用官方貧困線尚存在相當大的不滿，但對于使用一個恰當的貧困概念還沒有達成共識。然而研究結果證明，在現有的貧困標準框架內，運用不同的貧困線進行比較為我們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

3. 資產對經濟福利的貢獻

像現金收入一樣，對資產的所有權代表著對經濟資源的支配權，即使這些資產在即定的年份沒有兌現成現金的收入。有研究者采用幾種方法來分析資產對經濟福利的貢獻，特別是探討了資產的全部或部分凈值，因為它是在個人晚年生活中可以分配的年收入。住宅資產受到特別的關注，因為它是一種相對固定的資產。住宅資產提供居住資源，在西方國家它的價值可以被折算為“估算的房租”。顯然，在比較經濟福利時，完全忽視住宅資產是說不過去的。萊德勒也將財富納入分年齡別的經濟福利比較之中。考慮到在計量方法上缺少共識，他提供了幾種可供選擇的估計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將財富定義為全部凈價值（包括100%住宅資產），其它僅按金融資產概念來定義財富。調整后的收入概念包括非財產收入加上1/3財富。通過這種方法，將資產適當考慮進來后，老年人的經濟狀況相對改善了。這反映了這樣一種事實：老年人的財富遠遠超過了非老年人，不管其凈值或金融資產是否被用來定義財富概念。

4. 其它概念問題

在計量經濟福利當中，老年醫療保險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另一個分析問題是集中趨勢計量方法的選擇，因為晚年收入存在偏態分布，平均數受到高收入人口分布的影響很強（高收入人群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強烈地影響了平均數）。一些分析家認為，分年齡組進行比較時，應當主要使用中位數而不是平均數作為比較的基礎。假使老年人收入分布不均勻，集中趨勢的任何單個計量方法都不足以為比較不同群體收入提供根據。因此，必須用其它有關收入分布的信息補充集中趨勢的計量分析的不足。

二、經濟狀況

在過去幾十年里，老年人的經濟福利一直是公眾爭論的焦點。赫德認為，抱著眾多目的，分析老年人經濟狀況的研究結果發現，測量經濟福利比只測量收入統計數據效果要好，用這種計量方法能確定老年人的經濟狀況是否得到改善，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經濟狀況改善得更快，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經濟地位更高。這些研究最終的社會目標是評價非老年人對老年人的轉移支付是否充足，以及是否有現實的政策意義。

1. 收入的來源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認為，在美國，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社會保障金已經成為老年人收入最主要的來源，但隨著社會保障受益人其它收入的增加，社會保障金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額急劇下降。舒爾茲分析了1996年65+老人的收入來源構成：社會保障是主要來源，占40%，資產收入占18%，養老金占19%，工資占20%。西方學者指出老年人通常是通貨膨脹的受害者。舒爾茲列舉了老年人可能受到通貨膨脹不利影響五個主要方面。（1）沒有隨通貨膨脹調整的資產價值會貶值。（2）轉移支付的收入或其它收入的調整滯后于通貨膨脹，其實際收入會減少。（3）工資水平的調整滯后于通貨膨脹，實際工資會減少。（4）實際稅收負擔的增加。（5）如果通貨膨脹針對構成老年人預算支出的大部分項目，特別是用于計量和調整各種收入來源的指數不能準確反映老年人購買模式，那么老年群體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2. 收入趨勢

赫德認為，沒有一項的調查或研究能夠得到對家庭戶規模和收入進行調整后的令人滿意的收入結構。他首次運用一種規模調整方法，然后將這種調整方法應用于某一個年份，假定調整的結果具有穩定性，把這兩種方法合并，就可以看出完全調整后的收入趨勢。

3. 收入分配

舒爾茲分析了美國老年人家庭的總貨幣收入情況，另外，還分析了1998年不同年齡戶主的中位數家庭收入，45-54歲為61，833美元，55-64歲為52，577美元，65-74歲為34，719美元，75+歲為27，717美元，可見，中位數收入變化還是很大的。盡管美國的社會保障是老年人收入重要來源，并且通過社會保障累進制減少了收入不平等，但老年人的收入分配比非老年人更加不平等。

克雷斯托分析了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現象，早年經濟機會和經濟資源是導致晚年經濟不平等的因素，預測退休后影響經濟福利的要素與預測退休前影響經濟福的利要素是一樣的。福切斯認為，65歲以上的收入狀況比65歲以下的要平等得多，65歲以上的收入差距減少的主要原因是社會保障金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勞動性收入明顯減小，前者的分配比后者更平等。經驗研究結果取決于所使用的方法。例如，克雷斯托和希爾用吉尼系數比較1984年SIPP調查中不同年齡組的不平等狀況，使用的收入概念是家庭戶收入，并對家庭戶規模、低報和資產等數據進行了調整。結果顯示，65-74歲的收入不平等比之前的任何年齡組都高，而75+歲最高。克雷斯托和希爾提醒說，這種分析沒有告訴我們退休前處于有利經濟地位的人和退休后處于有利的地位的人是不是同樣的人。這樣的分析則需要使用縱向數據而不是橫截面數據。他們還認為，生命事件如健康狀況變化或喪偶可能引起老人經濟狀況的改變，未來研究老年人經濟狀況一個主要的挑戰，是深入理解這種事件的財政金融影響以及退休計劃項目能否為避免這些影響提供保護的程度。受教育程度也是研究老年人經濟狀況一個社會經濟指標。一項研究表明，與中青年相比，受教育程度更好地解釋了65歲以上人的經濟資源的變化情況。

4. 貧困

老年人貧困一直是老齡研究的一個重點和熱點，因為貧困問題給老年人造成很大的麻煩，老年人陷入貧困的時間比非老年人更持久，解決的辦法也很有限。在美國65歲以上的老人中，收入低于官方貧困線的人數從1959年的550萬下降到1976年330萬，比例（貧困老人人數占老年人總數）從35.2%下降到15.0%，老年家庭的貧困率下降得尤為顯著，從27%下降到8%。萊德勒認為，伴隨者收入增加，老年人貧困率急劇下降。美國普查局198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考慮非貨幣收入等因素，貧困率會顯著降低。美國勞動統計署在1998年做了一項研究表明：用一般通用的方法計算1995年美國65歲以上老人貧困比例為10.5%，用美國科學院（NAS）建議的方法計算為24.2%，兩個結果相差很大。

女性喪偶老人的貧困率也下降了，但比起總人口和其他老年人的貧困率還是高，原因很復雜。一種解釋認為，不同收入水平的死亡率存在差異，貧困家庭丈夫比富有家庭的丈夫死得早，經常的情況是貧困家庭的女性喪偶老人繼續遭受貧困。另一種解釋是，當丈夫死后，一些收入來源中斷了，一些財富減少了。第三種解釋是，死亡率與財富水平有影響，丈夫死亡時財富構成的變化為女性喪偶老人的高貧困率提供一些解釋。由于橫截面的貧困數據存在同批人效應，目前還不清楚貧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作為個人年老時花費的資產造成的。

5. 財富

赫德認為，盡管收入實際上是計量老年人經濟狀況唯一使用的標準，但生命周期理論告訴我們，至少對于老年人來說，財富卻是測量消費機會更好的計量標準。基于收入的代際比較要改成用財富來比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在職人員大部分財富是觀察不到的未來的收入。由于預期壽命的變化，我們甚至不能直接比較不同年齡的退休老人的財富。盡管存在這些問題，但財富數據對收入數據是一種有意義的替代和補充。如前所述，單獨的收入數據只能部分地理解老年人經濟資源的擁有量，財富也是一項極為重要的資源。所以，有必要研究老年人的財富分配。由于財富分配比收入分配的偏態分布更嚴重，在分析中忽視老年人持有的財富會低估晚年生活實際的經濟不平等程度。

第3篇：經濟學分析范文

所謂循環經濟，就是把上一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料變為下一生產過程的原料（生產要素），使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生產過程實現環狀式的有機組合，變成幾乎無廢料的生產。這是一種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最大限度地提升資源利用率的經濟增長模式。

在人類歷史上，早期的采集業和農業的生產是一種基本上不交易、生產規模十分有限、以生物原料的投入為特征的循環經濟。工業經濟的顯著特征是大規模投入不可再生資源、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整個經濟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難以循環的線性狀態。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特別是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的報告以后，經濟發展的軌跡又開始轉向循環經濟，而且是一種層次更高的循環經濟。

那么，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使得經濟發展又重新而且是在更高層次上回歸循環經濟呢？首先是資源約束條件的改變，是被持續大量耗費的不可再生資源已經不能支撐粗放的、不循環的經濟增長模式。當不可再生資源越來越稀缺的時候，靈敏而準確的市場價格會及時地顯示這種生產模式對企業來說已經不劃算，如果不轉換成可以替代的原料、可以循環的增長模式，企業就難以生存。其次是社會約束條件的改變，即社會要求企業與社會和諧相處，要求企業善待員工、保護環境、節約資源，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以使人類有一個更好的生存空間和生活質量。最后是企業制度的約束。市場經濟下的競爭性企業，莫不以贏利為目的。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會通過市場價格對資源約束狀況的變化作出靈敏而及時的反應。根據現代經濟學的研究，企業會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當資源成本大大增加的時候，不發展循環經濟就會喪失競爭力。相反，如果污染環境、浪費資源對企業來說是一種投入最小、收效最大的生產方式，循環經濟就很難成為企業的自覺選擇。

這些約束條件，也決定著技術創新的方向。通常而言，技術創新的目的在于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性問題。例如，當土地資源豐富甚至土地所有權也沒有明確的時候，人們會選擇廣種薄收的粗放經營。而一旦土地資源稀缺，人們則通過技術創新，提升單位土地面積的產量。又如，18世紀以后的西歐，技術發展的方向是用機器代替勞動力，因為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今天，當不可再生資源越來越稀缺的時候，技術創新的方向是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變廢為寶，以及創造出替代不可再生資源的資源。于是，一方面旨在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節約資源的技術得到重視，另一方面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又催生了一系列可替代、可循環的資源能源。在這種情況下，循環經濟就水到渠成了。

目前，我國相當多的行業、企業并不缺少循環經濟的技術，如把煤矸石做成磚的技術、用瓦斯發電的技術等，而是缺少發展循環經濟的機制、環境和內在動力。就機制而言，主要是價格不能準確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換言之，粗放經營、不循環是有利可圖的。就企業制度和管理制度而言，現有的企業制度和管理制度很難使環境污染的成本內部化，即企業會很方便地把本來應該由自己承擔的污染治理成本轉化為社會的負擔。顯然，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發展循環經濟，僅僅停留在號召的層面上是遠遠不夠的，而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讓市場價格準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讓企業對資源價格和污染環境的成本有靈敏反應，以制度的力量迫使經濟增長模式從不能循環轉變為能循環以至更高層次的循環。

第4篇：經濟學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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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這里的賣房者指有房源需要出售的房屋所有者，而非進行房屋宣傳銷售的中介機構。

③ 我們假定連續搜尋的成本非常高，以至于這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④ 假定信息不靈通的消費者不具有任何中介機構要價的信息。因此，他們去任何中介機構的可能性都是相同的。

⑤ 可能還有買房者與賣房者的共同利益夾雜其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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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經濟學分析范文

[關鍵詞]網上購物；信息搜索；經濟機制

[中圖分類號]F7133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4）01-0119-02

[作者簡介]崔亞坤（1990-），男，漢族，河南商丘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規制、網絡經濟等。近年來，網上購物在我國快速發展。根據艾瑞咨詢2012年中國網購十大熱門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首次突破10000億大關，達13040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62%。2011年中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為77356億，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43%，2012年較2011年交易規模同比增長68%。但網上購物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資金安全、信用和物流等諸多問題，如何規范網上購物，促進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是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網購優勢的經濟學分析

西方經濟學一般假定，市場中的信息是完全的，市場的參與者擁有其所需的全部信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很難或者幾乎不可能得到所需的全部信息。根據信息經濟學的理論，一方面，信息作為一種稀缺資源可以給市場參與者帶來收益。所以，人們總是希望獲得盡可能多的信息而進行信息搜索。但是，另一方面，信息的獲得也需要付出成本。因此，信息搜索不會無限制進行下去。在信息的搜索過程中，市場參與者一般會在獲取信息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停止，因為，此時效用可以達到最大。

（一）買家的市場行為

對于買家來說，如果選擇傳統的購物方式，為了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買家需要搜索足夠多的商品信息以及不同賣家的價格及質量信息，也就是所謂的“貨比三家”。我們假定，市場上的商品是同質的，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商店出售商品的價格不同。這時，買家就是通過搜索不同商店的不同售價以得到最低的售價。此時，傳統購物方式的信息搜索的收益與成本用圖1來表示：

圖1傳統購物方式下的信息搜索收益與成本曲線圖1中，橫軸代表信息搜索的范圍，用Q表示。縱軸代表信息搜索所獲得的收益或者付出的成本，用M表示。曲線C表示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曲線R表示搜索信息所獲得的收益。在信息搜索的起始階段，隨著搜索范圍的擴大，花費時間的增加，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增長較緩慢，但是隨著搜索范圍的進一步擴大，搜索所花費的成本迅速增加。而收益曲線則正好相反。這可以理解為，在信息搜索的起始階段，人們總是先從自己所熟知的商店，或者距離較近的商店開始，這樣，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并不高。但是隨著搜索范圍的擴大，我們就會去自己不熟悉或者距離較遠的商店去獲得商品信息，這就會增加信息搜索的交通成本。同時，隨著信息搜索所花費的時間的增加，買家的不耐煩也會加劇。所以，隨著搜索范圍的擴大，買家信息搜索所花費的成本增加得越來越快。同理，在信息搜索的起始階段，買家總是先從最可能買到最低價商品的商店開始搜索信息，所以，在信息搜索的起始階段，小范圍搜索所獲得的收益增加很快。不過，隨著搜索范圍的擴大，買家會轉向不太可能買到最低價格的商店，這就意味著信息搜索所獲得的邊際收益越來越少，即收益曲線上升得緩慢。但是，信息搜索不會無限度地進行下去，在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時，買家會停止信息搜索，此時效用最大化。由收益曲線與邊際收益的關系可知，收益曲線的斜率就是邊際收益（圖1未畫出邊際收益曲線）。同理，成本曲線的斜率也就是邊際成本（圖1未畫出）。在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也就是收益曲線的斜率等于成本曲線的斜率時，買家的效用可以達到最大化。如圖1所示，在E點和F點時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此時買家效用最大，即線段EF最長。

如果買家選擇網上購物，那么買家為了效用最大化仍然需要進行信息搜索。仍然有上述假定，這時，網上購物的信息搜索成本與收益如圖2所示：

圖2網購方式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曲線圖2中，橫軸Q代表信息搜索的范圍。縱軸M代表成本或者收益。曲線R代表信息搜索所獲得的收益。曲線C表示傳統購物方式下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曲線表示網購方式下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相對于傳統購物方式的成本曲線C，網購方式下的成本曲線在相當長的范圍內上升都比較緩慢。這是因為，網上購物時，買家利用電腦或手機就可以獲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不需要支出交通成本或者較大的體力。同時，信息的獲得也不需要花費過多的時間，所以，買家的不耐煩也相對較低。因此，在網購方式下，信息搜索的成本曲線上升得比較緩慢。不過，隨著信息搜索范圍的不斷擴大，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也會不斷上升，邊際成本終究會等于邊際收益。表現在圖2上就是，在G點和H點時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此時，買家的效用達到了最大化，即線段GH最長。

從圖2可以看出，相較于傳統購物方式下的信息搜索范圍，網上購物方式下的搜索范圍更大，所獲得的信息更多，所獲得的收益也就更大（即線段GH的長度大于線段EF的長度）。也就是說，買家的效用可以更大。

（二）賣家的市場行為

在網上開店的賣家，可以省去經營實體店的房屋租金、導購等銷售人員的工資以及稅收等支出，從而降低了固定成本和平均成本。所以，賣家的利潤相較于實體店的利潤更大。換言之，在相同的成本下，賣家所提供的商品更多。另外，利用互聯網對市場信息的及時反饋，賣家可以適時調整經營戰略，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和國際競爭力。因此，以后會有越來越多的賣家選擇在網上開店。

綜上所述，無論是買家還是賣家，網上購物都具有很大的優勢，因此，這種新興的消費方式才會得以快速發展。

二、網上購物存在的問題

網上購物過程中買家與賣家不是直接面對面地進行交易，而且在收到貨之前，買家無法準確掌握實物狀態。買家與賣家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由此會引發實物與賣家描述不符、資金不安全、快遞配送的速度慢及安全性差、售后服務不到位等一系列道德風險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不但損害了買家的利益，還嚴重制約了網上購物的健康發展。

三、對策建議

1建立健全網上購物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隨著網上購物的興起，通過網絡等方式發生的消費行為并未得到應有保障，因此應建立健全相關法律體系，明確退換貨天數，對更多產品實行“三包規定”切實保護消費者信息安全。對于實物與賣家描述不相符的情況，可以建立買家的反饋機制，并且對不如實描述的賣家加以懲罰。對于資金不安全的情況，可以引入第三方支付平臺。在買家選好商品后，先由買家把資金打入第三方支付平臺，第三方支付平臺在收到付款后通知賣家發貨，買家收到貨后再確認把資金打給賣家。這樣，既可以保護買家的資金安全，又可以保障賣家的利益。

2規范快遞行業發展，加強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由于買家與賣家空間上的距離，網上購物離不開快遞行業的支持。但是，目前我國快遞行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比如暴力分拆、快件丟失、偏遠地區交通不夠發達等。這些問題不但制約著快遞行業的發展，也嚴重影響到網上購物擴大。所以，應出臺有效措施規范快遞行業的發展，制定科學完善的快遞行業標準，加強對快遞行業從業人員的職業培訓。同時，繼續加強偏遠地區特別是偏遠農村的物流基礎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1]艾瑞咨詢：2012年中國網購十大熱門數據盤點

[2]淘寶網，ctr：中國消費風向標報告2012

[3]張彬陽網購的經濟學分析[J]現代商業，2013（7）

第6篇：經濟學分析范文

[關鍵詞]審計模式 管理審計 必要性

綜觀審計的發展史，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是審計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原因。現代經濟結構的最顯著特征之一就是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當財產所有者把他們所擁有的財產委托給他人代管或經營時，二者之間就產生了委托關系。

委托關系一般可定義為委托人（如企業所有者）授權人(如企業的管理者)為實現委托人的利益而從事某項活動的一種契約關系。然而在現實中人往往不能按契約的規定完全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這一方面是雙方利益的非完全一致性，由于經營者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沒有任何理由或證據可以表明他們是無私的，或者會天然地與股東的利益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信息完全的假設背離了客觀現實，因為人只有有限理性，不可能擁有完全的信息，而且信息的分布在個體之間是不對稱的，這導致了信息的非對稱性（又稱“信息不對稱”）。這樣就可能導致人利用信息優勢在契約達成前，千方百計誘使委托人簽訂對自己有利的契約，或者在契約達成后利用委托人無法觀察和監管的情況，利用信息優勢而不履約或不按契約要求履約，問題隨之產生，即產生所謂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等損害委托人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

人可能存在的機會主義行為會降低企業的價值，給資產所有者造成損失，即“成本”。根據理論，成本是指委托人基于委托關系產生的各種成本的總稱。資產所有者希望獲得最大的投資回報，管理者以獲取高額報酬為目標。在委托人觀察不到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無法監督人的工作過程同時又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委托人往往要求人向其報告經營業績。如果人沒有機會主義傾向，委托人就會相信人的報告，并按報告的結果和合約的約定支付給人報酬。在存在人機會主義傾向的情況下，委托人需要對人的報告進行判斷，將人的報酬建立在自己對人工作努力程度的計量上。所有者直接監督考核管理者的途徑有限或成本太高，通常會實行各種措施力求緩解和消除沖突，降低成本，制止道德風險。為此，股東會考慮將管理者的報酬直接與其工作業績掛鉤，以刺激管理者的積極性，但也產生了管理者虛報業績的可能，如效益差時，管理者試圖粉飾財務報告以獲得高額報酬，效益好時，他可能隱瞞收入，侵吞所有者的財產；而如果給管理者固定的報酬，那么，雖然管理者沒有必要虛報業績，其機會主義傾向將使其選擇偷懶，因為努力工作對他來說是負效用，這同樣對股東利益不利。由此可知，人追求的自身利益與委托人利益的不一致、雙方契約的不完備以及報告制度與內部激勵與約束制度的缺陷使得對人的監督成為必要，即委托人須“通過對人進行適當激勵，以及通過承擔用以約束人越軌活動的監督費用來使其利益偏差有限”。

實際上，委托人為確保人提供的財務信息的真實性可采取的監督措施有以下兩個方案可以選擇：方式一是由財產所有者自己進行監督檢查；方式二是聘用專職審計師實施審查鑒證。顯然，聘用專職審計師是一種比較經濟的選擇。現代企業的股東不止一個，如果每個股東都親自去查帳，勢必造成重復監督，監督成本上升，聘請專職審計師代表全體股東進行監督，監督成本降低，監督效率更高。這樣，基干減少成本的目的，委托人就會要求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能，并與委托人和人都沒有直接利益聯系的獨立的第三人對人（經營者）履行受托責任的情況進行鑒證，而人為了避免委托人出于合理預期而對其報酬進行逆向調整，也會主動地要求獨立的第三方對其報告業績進行確認，上述獨立的第三人就是注冊會計師。詹森和麥克林（Jensen＆Meckling）指出：“審計是提高企業價值的一種監督活動，它可以作為減少成本的一種外部治理機制”。[1]

由此可知，在兩權分離的企業制度安排下，為了消除和減輕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CPA審計市場便應運而生。財產所有者與經營者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問題產生了對CPA審計服務的需求，CPA審計制度就是為了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做出的制度安排。

信息不對稱問題使整個市場類似“lemon市場”。因為通常情況下，如果消費者能夠區分質量好的產品和質量差的產品，他們就愿意支付高于平均質量產品的價格去購買質量最好的產品，從而質量最好的產品的社會價值就大于平均質量產品的社會價值。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看，由于高質量產品能夠獲得好的價格，就愿意提供高質量產品。但是，在購買者不能確定產品質量的情況上，他們最多只愿意支付平均價格，從而高質量的產品也只能降價出售，獲得低于其價值的社會認同，結果，在同一個價格之下銷售價值較高產品的銷售者將會退出市場以逃避損失，而一些價值較低產品的銷售者會利用這種機會占據市場，形成“劣質產品驅逐優質產品”現象，從而導致市場崩潰。

目前，委托市場所需求的主要還是財務及部分管理方面的信息，但隨著經濟及社會的發展，委托人對信息的需求在不斷發生變化，導致了受托責任從受托財務責任到受托管理責任的演進，委托人不僅需要了解受托企業的財務信息，還需要充分了解受企業管理方面的信息，從而產生了管理審計[2]（管理審計不僅包括對管理行為的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的審計，還應包括對管理者管理素質的綜合評價）

目前，由于諸多原因，我國企業管理水平相對很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損害委托人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更加嚴重。這種狀況的長期存在與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很不相適應，客觀上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是我們不得不面對和解決的。因此是否有必要對企業進行管理審計以及如何有效的進行管理審計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兩個問題。本文運用經濟學的相關知識和理論對第一個問題進行了分析。

一、分析的假設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萊賓斯坦(H.Leibenstein,1996)提出的X（低）效率理論，即使在投入（資本）與技術水平給定的條件下，并不一定能實現效益的極大化。這是因為投入與產出不完全取決于單純的資金與技術因素，還存在著組織(organization)與動機(motivation)因素，當組織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率或組織內部人員的動機存在問題時，企業就會產生非配置型低效率現象[3]。從前面的分析知道，由于委托者與受托者之間在信息的掌握上的不對稱性，受托者在信息的掌握上占據著絕對的優勢，這樣客觀上極有可能導致道德風險的產生[4]。此外，我們還可從前面的分析知道，對企業的審計既包括財務審計，也包括管理審計，其中財務審計主要是針對受托財務責任所進行的審計，應用于企業中時主要目的是確保受托財務責任的有效履行。而管理審計是針對受托管理責任所進行的審計，管理審計有多種類型，其中有對管理的審計(to management)和為管理進行的審計(for management)[5]，本論文中對委托者和受托者層面的審計是立足于對管理的審計，即針對企業的管理狀況和管理人員的管理素質進行的審計。

此外，由于影響企業經營效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當企業經營效益好時，委托者將不能完全判定這是由于受托者管理素質高引起的，還是完全由其它因素引起的；而當企業經營效益不好時，委托者也不能完全判定這是由于管理者素質差引起的，還是完全由其它因素引起的。也就是說委托者不能僅憑企業的經營效益對管理者的管理素質作出評判。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委托者將依據什么標準給予受托者報酬。

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中將委托者設為A，而受托者設定為B，并做出如下的假設：

1.我們假定委托者付給受托者的報酬是按照企業的效益支付。即受托者的收益是企業經營效益的函數。且委托者和受托者均是風險中性的；

2.為簡化分析過程，假定審計市場不存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且通過管理審計能夠對管理者的管理素質作出合理的評價。

3.假定A沒有對B進行管理審計，這有兩種情形：

①B的管理素質為eH(管理素質不僅包括管理水平，還包括努力程度，因為素質的體現不僅要有水平，還得發揮出水平，eH為較高的管理素質)。此時影響企業經營效益的其它因素（除管理素質外其它所有影響企業經營效益的因素集合θ，我們把這些因素對企業經營效益的影響設定為高和低兩種，分別用θH和θL表示）則A第0期可能的收益為：[л0(eH,θH)+л0(eH,θL)]/2。

此種情況下B第0期的收益為：{ω[л0(eH,θH)] +ω[л0(eH,θL)]}/2 (為貨幣收入與發展前途的效用總和)。

在此種情況下，由于B的收益{ω[л0(eH,θH)] +ω[л0(eH,θL)]}/2〈ω[л0(eH,θH)]，因此高素質的管理者有很可能選擇解除委托―關系，或者在以后增加自己的閑暇，同時降低管理水平，這樣以后各期A的收益就變為：[лi(eL,θL)+лi(eL,θH)]/2，而B的收益變為：{ω[лi(eL,θL)]+ω[лi(eL,θH)]}/2+ω0（ω0為B在此種情況下獲得的額外收益，包括增加的閑暇和將一部分精力花在別的工作上而獲得的收益等，這一部分是不為委托者所知的。且ω[лi(eL,θH)]+ω0大于ω[лi(eH,θH)]，ω[лi(eL,θL)]+ω0大于ω[лi(eH,θL)]）；

②B的管理素質為eL(eL為較差的管理素質)，則第i期A可能的收益為：[лi(eL,θL)+лi(eL,θH)]/2。

此種情況下B的收益為：{ω[лi(eL,θL)]+ω[лi(eL,θH)]}/2+ω0；

4.進行了管理審計，由于前面我們假定通過管理審計能夠對受托者的管理素質做出合理的評價，因此時委托者將能夠只依據受托者的管理素質高低支付報酬。這也有兩種情形：

①即使進行管理審計，B也可能努力不夠，沒有或不能發揮出高的管理素質，我們假定此種情況下A更換受托者，且更換的受托者具有且能夠發揮出較高的管理素質（我們做出這一假設是基于，委托者發現受托者不具有較高的管理素質或不能發揮出高的管理素質時就會更換受托者這一假設），則第0期的可能收益是：[л0(eL,θL)+л0(eL,θH)]/2-c，以后各期收益為：[лi(eH,θH)+лi(eH,θL)]/2-c，c為進行管理審計而發生的相關費用或產生的成本，為分析的方便，我們假定其為一定值。

此種情況下B在第0期的收益為：ω[л0(eL)]+ω0，以后各期收益為0；

②如果管理審計結果發現B體現出了很好的管理素質，則A第i期可能的收益為：

[лi(eH,θH)+лi(eH,θL)]/2-c。

此種情況下B的收益為：ω[лi(eH)]；

(5)假定B沒有或不能發揮出很好管理素質的概率為α, A進行管理審計的概率為β；

(6)各指標數值均大于零（我們這個假設是基于收益和成本不得為負得出的，因為如果收益為負，委托―關系便不會發生，而如果成本為負，則變成正的收益）。當A沒有進行管理審計，則不能評價B的管理素質，由此可能在更長的時期里讓B承擔受托管理的責任，我們假定B承擔受托責任的時期數為n；

二、管理審計的成本―效益分析

為分析的方便，在進行分析之前，我們再做一個假設，即假設лi(eL,θL)= л(eL,θL), лi(eL,θH)=л(eL,θH), лi(eH,θH)=л(eH,θH), лi(eH,θL)=л(eH,θL)。

1.針對委托者的成本―效益分析

1.1若進行管理審計，則第0期A可能的收益為：

U01=α{[л0(eL,θL)+л0(eL,θH)]/2-c}+(1-α){[л0(eH,θH)+л0(eH,θL)]/2-c}

以后各期可能收益分別為：[лi(eH,θH)+лi(eH,θL)]/2-c

n期的收益共為：

U1=∑Ui1+U01=∑{[лi(eH,θH)+лi(eH,θL)]/2-c}+α{[л0(eL,θL)+л0(eL,θH)]/2-c}+

(1-α){[л0(eH,θH)+л0(eH,θL)]/2-c}

=(n+1-α)л(eH,θH)/2+(n+1-α)л(eH,θL)/2-(n+1)c+

αл(eL,θL)/2+αл(eL,θH)/2

(i=1,2,…,n) (3.1)

1.2若不進行管理審計，則第0期A可能的收益為：

U02=α[л0(eL,θL)+л0(eL,θH)]/2+(1-α)[л0(eH,θH)+л0(eH,θL)]/2

以后各期可能收益分別為：[лi(eL,θL)+лi(eL,θH)]/2

則n期的收益共為：

U2=∑Ui2 +U02=∑[лi(eL,θL)+лi(eL,θH)]/2+α[л0(eL,θL)+л0(eL,θH)]/2+

(1-α)[л0(eH,θH)+л0(eH,θL)]/2

=(n+α)л(eL,θL)/2+(n+α)л(eL,θH)/2+(1-α)л(eH,θH)/2+（1-α）л(eH,θL)/2

(i=1,2,…,n)(3.2)

1.3令U1=U2，則有：

[л(eH,θH)+ л(eH,θL)- л(eL,θH)- л(eL,θL)]/2=(n+1)c/n

當n∞時，[л(eH,θH)+ л(eH,θL)- л(eL,θH)- л(eL,θL)]/2=c＊(3.3)

式(3.1)―(3.3)表明，從委托者層面來說，是否開展管理審計的關鍵是看開展展管理審計所帶來的收益是否能夠補償進行管理審計所付出的成本，也就是0

2.針對受托者的成本―效益分析

為了簡化分析過程，我們再次假設ω[лi(eH)]=ω[л(eH)]=ω[л(eH,θH)]，ω[лi(eL)]= ω[лi(eL,θL)]= ω[л(eL)]，當然，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簡單。

2.1 B的管理素質為eH時，n期B的收益共為:

V1=β∑ω[лi(eH)]+βω[л0(eH)]+(1-β){{ω[л0(eH,θH)]+ω[л0(eH,θL)]}/2+∑{ω[лi(eL,θL)]+ω[лi(eL,θH)]}/2+ω0}

(i=1,2,…,n) (3.4)

2.2 B的管理素質為eL時，n期B的收益共為:

V2=β{ω[л0(eL)]+ω0}+(1-β)∑{{ω[лi(eL,θL)]+ω[лi(eL,θH)]}/2+ω0}+

(1-β){{ω[л0(eL,θL)]+ω[л0(eL,θH)]}/2+ω0}

(i=1,2,…,n)(3.5)

2.3 令V1=V2，則：

β＊={ω[л(eH,θH)]+ω[л(eH,θL)]-ω[л(eL,θL)]-ω[л(eL,θH)]-2ω0}/

{ω[л(eL,θL)]-ω[л(eL,θH)]-(2n+1)ω[л(eH,θH)]+ ω[л(eH,θL)]}

(i=1,2,…,n) (3.6)

式(3.4)―(3.6)表明，當委托者不進行管理審計或進行管理審計的可能性很小時，即β≤β＊，此時V2≥V1，則對于B來說，最好的選擇是保持低的管理素質，從而可以獲得最大收益。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整體管理水平不高，經濟效益普遍低下的現實，使得那些經營管理不善、虧損嚴重的企業感到心安理得，并把企業經營狀況不好的原因歸結為各種客觀因素的影響。此外，我國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寬松，企業沒有壓力感和緊迫感，最終導致了經營的低效率。其次，從內部因素看，由于我國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許多企業內部員工往往陷入個人行為的隋性區域，有時甚至表現出集體隋性區，在這一區域內，任何個人都想保持現狀，誰也不想努力工作[6]。這種現象再一次說明了沒有進行管理審計所造成的管理低效率。這是在沒有有效監督下的一種必然現象。

此外，作為現代企業，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主動權，一般都實行“一業為主，多業經營”的經營方式，特別是一些大型企業集團，核算單位多，橫向生產關系較為復雜，有的還要進行跨地區、跨行業、甚至跨國的經營。企業的所有者與管理者面對眾多的縱橫生產經營系統不可能事必躬親地檢查，而評價下屬或聯營企業的經營管理和財務狀況不可能單靠財務審計，而要以管理審計為重點，通過管理審計進行有效的監督檢查，發現管理中的問題，及時分析原因，提出改進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從而實現管理審計的效益。

第7篇：經濟學分析范文

21世紀已經進入以快樂為首的情感消費時代。在物質消費品極大豐富的現代社會，越來越多 的消費者追求情感的滿足。以娛樂為首的快樂消費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組成部分 。消費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娛樂經濟的日益強盛離不開消費者對快樂情感的需求。眾多企業 將快樂當作產業來經營并獲取豐厚利潤。娛樂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催生了一大批為廣大消費者 帶來快樂的品牌。此類品牌不僅包括同娛樂業直接相關聯的娛樂品牌，還包括融入快樂情感 的消費品品牌。如何引入娛樂因素去最大限度地激起消費者的興趣、滿足消費者的情感需求 是企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本文認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類行為的根本出發點。根據品牌經濟學原理，利益既包括物 質利益也包括情感利益，快樂則是情感利益當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快樂經濟學強調快樂 在人類行為中的重要性，從本質上說仍然是對“效用”概念的解釋與補充。快樂情感同物質 利益一樣，都是影響偏好改變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快樂”也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一、快樂的經濟解釋

（一）快樂的內涵

經濟學將效用（用u表示)解釋為對個人心理滿足感[1］(19)的一種描述。滿足感 （效用） 表示個體對利益刺激的偏好反應的描述。若滿足感能夠計量，個體心理存在一種平衡狀態， 即在快樂與痛苦之間有個零點，快樂為正，痛苦為負（如圖1所示）。

所謂快樂，是指個體從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當中獲得的滿足感之和大于零的狀態。作為影響 效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快樂同樣是主觀心理滿足感的一種表現形式。如圖1中，如果消 費者通過某種物質或者精神利益獲取的滿足感處于零點的右方，u>0，他（她）將獲得快樂 的體驗，并隨著滿足感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反之則獲得痛苦的情感體驗。當滿足感u=0時， 消費者處于無偏好的均衡狀態，既感受不到快樂也感受不到痛苦。任何能讓人獲得更大快樂 或者更大痛苦的事情，都會改變決策行為，這種變化會對經濟運行產生深遠影響。

假定物質利益（消費者從物質當中獲取的淺層次的生理滿足程度）通過商品數量q（多多益 善）影響消費者滿足感，情感利益通過情感系數θ影響消費者滿足感，則有：

u=u(q,θ)=um(q)+ue(θ)[JY]（1）

[SX(]u[]q[SX)]0,[SX(]u[]θ[SX)]0[JY]（2）

其中，u表示消費者從物質利益與情感利益當中獲得的滿足感，θ為情感系數（消費者對情 感利益的心理敏感程度），q為商品數量。

由公式（1）可知，消費者偏好取決于從物質利益與情感利益當中獲得的滿足感的總和。在 不考慮產品物質利益的條件下，消費者滿足感取決于情感利益的大小。當θ>0，即消費者從 產品當中獲得正向心理滿足（快樂）時，u>0；當θ

（二）快樂的特征

1．快樂是一種情感

人類對情感的追求與生俱來。隨著基本生理生存需求的滿足，追求內心情感需求的欲望會更 加強烈。情感已經成為今天人們首先考慮的需求乃至渴求。例如，娛樂消費就是消費者在基 本生活有保障的條件下，由“追求快樂”的欲望推動而產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在人類快 樂情感需求增加的時代，如何使品牌與產品直達消費者內心深處并產生快樂共鳴成為企業的 核心競爭力。

情感具有遞減性。一般說來，隨著時間的逐漸推移，消費者內心由某種短期的外部利益刺激 產生的情感由強漸弱，同時會對已有刺激習以為常。若要保持情感強度不變，需要不斷提高 刺激程度，或者更多的新刺激。20世紀70年代末，心理學家Brickman發現，為了持續獲得滿 足感，人們必須不斷尋找更為刺激的挑戰。[1］(19) 如圖2所示，i表示情感強度，s表示刺激強度，t表示時間。隨著時間t由0轉移到t1，情感 強度由i0增加到i1，在此之后逐漸減少到i2。由此推測，若不采取任何措施，i將最 終消失。如果要使情感強度保持在i1的水平，需要不斷增加刺激強度，即由s1增加到s 2，甚至更高。

2．快樂能夠無限延伸

通過各種不同的消費行為獲得較高的滿足感時，消費者都感受到快樂。當消費者得到對美的 需求的滿足時會感受到快樂，例如到風景名勝區觀光游覽；而當消費者得到自我價值實現、 自我發展需求的滿足時同樣會感受到快樂。

消費者在每次購物決策中都在尋找快樂因素并將其歸并其中。換言之，他們在尋求某種信息 來找到這類產品并最大程度用于滿足快樂所需。因此，不同的消費行為又表現為消費者對 不同商品和品牌的決策選擇。在物質產品過剩的后工業時代，人們對快樂的追求永無止境， 凡是能夠為消費者帶來快樂感受的產品與品牌沒有領域和產量的限制。因為情感消費的量可 以無限上漲，情感消費的范圍可以無限擴大，從而為企業產品及品牌帶來無限的發展機遇。 （三）快樂的來源

1．快樂與金錢無密切關聯

研究發現，基本需求（生存條件）一旦被滿足，我們的注意力將從物質東西轉向深層次的內 心情感，金錢、權勢等并不能增加快樂或者滿足感。消費者真正的支出增長更多來自于能給 生活帶來感覺舒適和歡樂的產品和服務。例如，隨著后工業時代的發展，緊張的學習、工作 及競爭壓力使得人們產生新的情感需求，更加渴望歸屬感，渴望體驗放松、充滿刺激的娛樂 產品。樂趣導向消費在“快樂驅動”的作用下成為滿足消費者生理和心理趨樂欲望和精神愉 悅需要的消費行為。[2］(44) 2．快樂與消費心理密切相關

消費者選擇某種產品或者品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她）能夠從中感受到快樂。消費者可能 會喜歡那些他們熟知的公司的名字貼在其上面的東西，但是，這些新提供的東西必須能滿足 其 需求或提供給他們一種不同的愉快體驗。例如，ESPN之所以能夠成為消費者忠實的電視體育 娛樂品牌，就在于它同觀眾建立起的心理親近感。娛樂經濟的產生歸因于消費者對心理情感 的 需求。在產品同質化的市場情況下，誰能在提品和服務的同時也提供含有娛樂因素的附 加值的服務，誰就能吸引顧客，誘之消費，并占有該產品的市場。過去那種只用其表現產品 物質特征的概念已被新概念所替代，即品牌是某種情感的表達，通過產品向消費者傳遞快樂 情感。這也是品牌擁有消費者信任和忠誠的關鍵點。

3．快樂與文化密切相關

能夠為消費者帶來快樂體驗的產品的生產和制造與各種快樂資源息息相關。這些資源的重要 性首先體現在它屬于一種文化領域的資源。文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 、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文化是一種社會現 象，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淀物。同普通產 品與品牌相比，包含獨特文化價值的產品與品牌更容易直達消費者內心深處。一種產品除本 身的使用功能外，同時還能帶給人快樂，那么，消費者往往會樂于選擇它而不是去挑選一 個毫無修飾的具有類似功能的產品。

4．快樂與創意密切相關

精神行為學研究發現，富有創造性和挑戰性的事物可以刺激多巴胺和皮質醇的分泌，使人獲 得滿足感。產品與品牌能否吸引消費者的關鍵在于其中蘊含的創意和挑戰程度的高低。能夠 為消費者帶來快樂體驗的資源不僅是文化資源，更是一種有創意的文化資源。對于企業來講 ，通過產品與品牌創造合適的氛圍和內涵，使合適的能量集中于轟動性產品的創造中，甚至 由此帶來文化上的經典性創新。創新是企業生存之本，持續的創新和搶得先機對于處在經濟 浪潮中的企業是至關重要的。相對于提高產品物質利益的領域，諸如技術或管理科學等，產 品在情感利益領域的創新，諸如具有原創性的、更具挑戰性的文化創意，使其具有更高的附 加價值和吸引力。

此外，消費者對已有刺激容易產生“疲勞”心理。換言之，人們對第一次出現的事物感到新 鮮，再次出現之時則感覺不到新鮮了。消費者的“疲勞”心理對企業而言是一種巨大的挑戰 。企業只有不斷生產出更富有創造性和挑戰性的產品以消除消費者“疲勞”心理，從而保持 其信任與忠誠。

（四）快樂與社會福利水平

消費者剩余是消費者為消費某種商品而愿意付出的代價與購買該商品實際付出的代價的差額 ，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意味著整個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產品或品牌在滿足消費者物質利益需 求的同時，如果能夠滿足其更高的快樂情感利益需求，將有助于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

如圖3所示，假定在某一市場中，某品牌x的產品在僅滿足消費者物質利益需求時的需求曲 線為D1，當產品價格為p1時，消費者購買為q1，此時的消費者剩余為Ap1B的面積。 該品牌在滿足消費者物質利益的同時，通過文化創新，賦予品牌及產品“令人快樂”的情感 內涵，成功實現與消費者的情感共鳴。在產品市場價格保持p1不變的條件下，消費者購買 由q1增加到q2，需求曲線由D1移動到D2，此時的消費者剩余為Cp1E的面積。由于 Cp1E>Ap1B，消費者剩余增加。換言之，快樂情感的引入使得該市場上的社會福利整體 水平得以提高。

二、快樂品牌的經濟學分析

依據品牌經濟學原理，品牌不同于法律符號商標，它是通過確立品類，滿足目標顧客物質利 益和情感利益的同時，降低其選擇成本（擇優過程所消耗的時間和精力）。[3]融 入快樂元 素的娛樂品牌及消費品牌成功的共同點在于它們皆以“快樂”情感利益作為品牌對目標顧客 的承諾，并在品牌信用建設過程中正確的運用同信用密切相關的各種要素。下面以娛樂品牌 迪士尼為例，運用品牌經濟學理論進行具體解釋。

（一）品類單一

品類單一是指品牌只向目標消費者提供單一利益點。迪士尼品牌是快樂的締造者與傳播者， 迪士尼早已成為消費者心目中“快樂”的代名詞。盡管迪士尼品牌產品廣泛涉及各種領域， 但其核心理念始終保持高度一致，即讓目標顧客感受到快樂。

品類單一能夠保證消費者選擇成本最低。假設某商標包含n個利益點，則構成利益點的集合B s：{Bs1，Bs2，…，Bsn}，即代表多功能。每個消費者在選擇時，對 每個利益點進行權重排序，得出權重集λ：{λs1，λs2，…，λsn}， 確定權重集λ所需要的時間費用就是選擇成本。反之，如果某商標只有單一利益點，則利益 點集合為{Bsk}，某個消費者的選擇集合是［0,1］，即要么需要，要么不需要，不存 在建立對多個利益點進行排序的選擇成本。消費者選擇成本（Cc）的函數關系為：

其中，γ為待定系數。

選擇成本與單一利益性之間的關系為：

隨著品牌利益單一性的提高，即Bs越大，選擇成本越低，反之則越高。當Bs=1，選擇成 本Cc=0，即該商標具有高度單一的利益點時，消費者選擇成本為零。當消費者需要該利益 點時，將會毫不猶豫的選擇該品牌。

（二）品類需求敏感

品類敏感性，是指消費者對該利益點需求的真實性、迫切性和替代性。人類對快樂情感的追 求與生俱來，并且隨著基本生理生存需求的滿足，追求內心情感需求的欲望會更加強烈。快 樂情感具有強烈的品類需求敏感性。迪士尼以“快樂”作為品牌品類，符合品牌信用對品類 需求敏感性特征，通過各種產品巧妙地將“快樂”傳遞給目標顧客，提升品牌在消費者心目 中的情感價值。盡管迪士尼許多產品與其它品牌的產品都能滿足消費者對物質利益的需求， 而情感利益的提升使迪士尼與眾不同。

某一品類的單一利益點一般包含物質利益和情感利益。物質利益是產品本身所具有的使用價 值，能夠滿足消費者對物質利益的需求，而情感利益則是產品為消費者帶來的附加價值，與 消費者產生情感共鳴，滿足其情感需求。在物質利益點沒有差異或差異極其微弱時，情感利 益點就顯得尤其重要。情感利益點的存在使得品牌在選擇品類時具有空間無限擴展的可能， 因為消費者對情感的需求是敏感、多樣和無限的。

假設有利益點集合Bs：{Bs1，Bs2，…，Bsn}，則存在品類敏感集D s：{Ds1，Ds2，…，Dsn}，，求Max Dsi=Dsk，（其中i=1 ，2，…，n）。則對應的單一利益點Bsk就是品類需求最敏感的。消費者選擇成本函 數關系為：

其中，δ為待定系數。

則選擇成本與品牌品類敏感性之間的關系為：

隨著品牌品類需求敏感度的提高，即Ds越大，選擇成本越低，反之則越高。當Ds=1，選 擇成本Cc=0，即該品牌品類在同類產品品類中敏感度最高，消費者選擇成本為零。

品類由物質利益（m）和情感利益（e）兩方面構成，那么品類需求敏感度函數關系可以表示 為：

其中，μ為待定系數，α為物質利益點數量，β為情感利益點數量。

品類需求敏感度與物質利益、情感利益之間的關系為：

品類需求敏感度與品牌所包含的物質利益點和情感利益點正相關，即隨著品牌物質利益和情 感利益的提高，品類的需求敏感度將提高。因此，品牌帶給消費者的物質利益和情感利益越 高，該品類的需求敏感度就越高，越能夠降低消費者選擇成本。企業要想爭取更多的消費者 ，必須提高產品帶給消費者的物質利益和情感利益需求，要么提高產品質量，要么增強品牌 與消費者的情感共鳴。實踐證明，在競爭日趨激烈、產品同質化嚴重的市場中，像迪士尼品 牌這樣，通過提升品牌情感利益，滿足消費者的情感需求來增加市場份額是一種優勢策略。

（三）記憶持久

信息具有隨時間推移逐漸消逝的特征，保證消費者對品牌情感記憶的持久性是聯系企業與目 標顧客的重要紐帶。迪士尼通過品牌延伸策略成功實現消費者對其品牌與快樂之間的記憶持 久性。迪士尼可愛的卡通形象深入人心，為保持目標顧客對卡通動畫及品牌的喜愛，其在進 行卡通形象設計與制作時，始終保持“可愛”的風格和詼諧有趣的故事情節。此外，迪士尼 還利用主題文化和資本，開發系列產品（有線電視頻道和節目、兒童教材、與動畫有關的配 套產品、服裝、文具、背包、迪士尼品牌專賣店、廣播業、電視業及網絡公司等）。有趣的 產品源源不斷的涌向市場，消費者對迪士尼自然記憶持久且深刻。

假定記憶度為R，記憶持續時間為t，已有信息為f(A)，記憶函數為：R=f(A)t

選擇成本與記憶度之間的關系為： Cc=[SX(]α(1-R)[]R[SX)]，其中α為待定參數，R∈［0，1］

由上式可知，記憶的持久度越高，選擇成本越低，反之則越高；當持久度達到1時，選擇成 本為零，選擇效率最高。

三、結 論

隨著科技進步、社會發展和物質的極大豐富，人追求快樂的本性將會顯露得越來越充分。 娛樂正侵入經濟的各個領域，許多與娛樂毫不相干的產業，也學著融入娛樂內容。在功能與 服務同質的條件下，消費者更樂于接受帶有娛樂性的品牌和產品。快樂是主觀心理滿足感的 一種表現形式。快樂與消費心理、文化創意密切相關。快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會福利 水平。快樂作為人類的基本情感之一，快樂能夠無限延伸。研究發現，成功的快樂品牌滿足 消費者對“快樂”需求的單一利益點，快樂情感的特性決定品牌品類具有高度敏感性，正確 的品牌延伸策略使得目標顧客對品牌記憶持久。事實證明，企業想要在激烈的市場中更具有 競爭力，提升品牌情感內涵是一種有效的策略。

注 釋：

① 美國埃默里大學精神級行為科學專家格里高利•伯恩斯在其著作《人生的真諦即是滿足 》中認為人類對某種行為的癡迷，是人們追求享樂，即滿足感的結果。滿足感是一種積極的 、實實在在的情感。

主要參考文獻：

［1］董國明.想快樂，就要不停地找“刺激”［J］.養生大世界. 2006(5).

［2］［美］愛麗薩•摩西. 全球青少年市場［M］. 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 2004.

［3］孫曰瑤, 劉華軍. 品牌經濟學原理［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7.

第8篇：經濟學分析范文

關鍵詞：民生經濟學 看病難、看病貴 醫療改革

一、淺剖民生經濟學

民生問題永遠是一個令人感到棘手的難題，不同于失業、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等隸屬于經濟研究領域內的傳統課題，這類問題一般超越單一的學科界限，被歸納匯總成為社會問題經濟學，即民生經濟學。

在討論民生問題時，對政府與市場的審視是注定無法回避的。一個以治權民授、人民為基本政治原則的政府必定是以服務人民為宗旨，因此，為了擴大人民的福祉，政府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實例層出不窮。政府采用稅收和補貼、直接供給（壟斷）和監管這三種政策形式對經濟進行干預，這種干預有益于促進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從而在技術約束條件下和資源稀缺狀態中達到福利產品供給的最大化、最優化，并使這些產品和服務在社會成員間的分配具有公正性。然而，由于種種現實問題的存在，市場提供和政府干預都可能出現效率和公平的失靈，因此，在涉及民生的很多重要領域中所實施的改革多具有準市場、混合經濟的特征。

二、永恒的問題——醫療保健

健康決定著人的生活與工作質量，是構成個人福利的重要因素，是人們獲得未來收益的人力資本。在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的現代社會，人們的壓力越來越大，疾病的發生是在所難免的。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對于國家如何提供醫療服務的問題越來越關心，醫療保健也逐漸成為了社會福利政策的焦點。

面對醫藥改革這一“永不消失的難題”，純粹的市場化解決方案產生的高額的治療費用將主要攤在患者身上，使其不堪重負；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對帶有公共產品性質的醫療服務撤除支持，在純市場條件下很難激勵對基礎醫學和疾病防控技術上的創新，也會造成傳染病防治等公共產品的短缺。而另一個極端即醫療服務國家化方案會刺激過度需求和加劇道德風險，國家企圖同時控制醫療價格和醫療供給的情形，又會推動非價格配給制出現，屆時醫療問題就轉化為排隊問題，全民免費醫療服務不僅會造成醫療資源的過度消耗，也可能造成“有病要排隊等死”的怪象。實際上，世界各國在醫療衛生體制上，既不存在一個純粹的市場體制，也不存在一個純粹的政府體制，而都是政府和市場在某種程度上的結合。以政府的集中計劃為導向的體制，便于實現社會公平和宏觀效率；而以競爭市場為導向的體制，便于實現生產的微觀效率和增進消費者的滿意度。近年間世界各國發起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都力圖將這兩種體制的優點有機結合，從而形成能反映共同規律卻又各具特色的醫療衛生體制。

醫療行業是一種知識高度密集型行業，醫務勞動具有高投入、高協作、高技術、高風險的特征，而醫患關系是一種比較復雜的、包含經濟倫理和法律內容的、具有契約性質的專業關系。最近幾年，我國的醫患糾紛現象越來越明顯，很多患者抱怨醫生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小題大做、小病大治。現行醫療體制的各種投入、消費機制和控制措施使得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動收入（如護理費、診療費和手術項目價格等）相對較低，這就導致了醫院中勞務收入偏低、藥品收入偏高的“以藥養醫”狀況的出現，這些問題的存在將會使醫患關系的緊張程度進一步加劇。

三、醫療服務中的“看病難、看病貴”現象

“看病貴、看病難”是對當今醫療服務情況的最佳概括，這反映了醫療費用的增長速度已經超越了現階段公眾的承受能力以及公共財政的支持乏力現狀。此外，醫療資源的城鄉分配不均勻、醫療基礎設施的緩慢完善與醫療需求的不斷增長之間的矛盾等都是無法忽視的問題。

政府的財政收入在積極財政政策淡出以來的這些年實現了天量增長，而這些財政收入確實投入到了包括醫療事業在內的公益事業之中，其最終受益群體是人民群眾。然而，醫改的最關鍵環節在于壓制醫院具有的對藥品銷售的壟斷作用，這種壟斷地位的形成來源于政府的藥品分類管理體制，該體制限制了占國內藥物零售額80%以上的處方類藥物的專有銷售權，導致市場上絕大多數藥品的銷售業務由公立醫院掌控。面對這種局面，單純的將藥房從醫院剝離出去的“醫藥分離”改革顯然無法將問題根治，因為醫藥合一畢竟具有范圍經濟意義上的必要性和其專業上的必須性。因此，如若不放開處方藥品在社會藥店的銷售權，民營機構的發展就得不到有效支持，公費醫療和醫保定點機構的范圍無法擴大，全社會對公立醫院的依賴程度無以降低，那么公立醫院在藥品批發和銷售上的雙重壟斷地位將無法被打破，最終導致看病難、看病貴、藥品價格屢抑屢起的現象永無改觀。

四、總結

醫療衛生市場具有諸多產業特性，需要政府與市場力量的共同作用。“看病難”是由于醫療消費所具有的不可逆性和現代社會中人們對健康的極度重視，更是因為醫療資源和醫療基礎設施布局上存在的嚴重的城鄉非對稱性；“看病貴”主要指的是藥價貴，其體制根源是“以藥養醫”，解決這種問題的關鍵在于打破醫院在藥品供銷過程中的雙重壟斷作用，如果采用單純的醫藥分離政策將于事無補。

參考文獻：

[1]曹東勃.醫療改革的民生經濟學分析.上海財經大學現代經濟哲學研究中心.2010

第9篇：經濟學分析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分析；犯罪；刑罰；局限性

一、概述

法律經濟學習慣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法律制度，為法律規范的權利，義務，法律關系的分配提供最優化的配置。從最能體現社會效率的角度解析法律的存在價值和意義。意在建立新的符合效益的法律結構體系。從而與經濟分析和法律的法理方法論結合起來。波斯納所探討的經濟分析的方法，似乎被其運用到一切法律問題之上。從宏觀的法學理論的角度的研究，也包含對刑法，民法等單個部門法的分析理論。

刑法的經濟分析理論是法律的經濟分析學說在刑法這一法律部門中的運用和體現，在這個學科中波斯納對刑法的分析理論采取了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往運用道德和政治的視角，而使用了一種從一個全新的經濟層面進行分析的手法――以犯罪成本和刑罰成本等概念來剖析刑法，對刑法的意義，存在的依據，犯罪論，刑罰論等有關刑法的具體問題進行論述，構造了一個由經濟學分析法為脈絡的新型刑法理論。按照其效益中心說，建立更加符合利于降低成本的刑事體系，從立法，司法更加符合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目的出發，使得社會資源被更好的分配。

二、犯罪的經濟學分析

（一）刑法存在的根據

在波斯納看來，法律體系就是以刺激效益為目的，用來阻止企圖規避市場的行為的發生。因為，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況下，市場是資源合理配置最有效益的方法，任何規避市場的強制易都是沒有效益或低效益的，因此，法律就是用來對這種行為的阻止。[4]犯罪都不可能導致使資源從低效率轉向高效率的配置（利用）。拿盜竊來說，如果小偷不愿意用交易的方式來獲取一件財物，那么此件財物在小偷手中的效益肯定要比在物品主人的手中要低，因為小偷的取得不需要對價。他以想象中的價值進行銷贓，物品的效益則會貶損。如果法律允許這種犯罪的存在，則會導致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人們受到激勵去占有別人的財產。而這是對效益的極大浪費，人們去占有別人的財產，社會財富沒有增值；相反，人們防止財產被侵占，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

刑法的存在，除了可以防止上述情況的發生，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其在經濟學角度上區別于侵權法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他可以彌補受害人損失和加害人所得的差價。因為刑法可以對犯罪人進行懲罰。因為刑罰的制裁顯然是大于犯罪收益的。刑罰投入需大于犯罪“收益”，也就是指懲罰量給罪犯的實際或預期損失須大于罪犯的犯罪所得或預期收益。而這種投入有些是超過侵害人支付能力的。由此可知，刑法正是因為侵權法最基本的補救措施一一損害賠償無法滿足對付某些需要天文數字般的損害賠償而侵害人無能力支付的危害案件的情況下所采取的法律補救方式。[1]

所以在侵權救濟具有足夠威懾力的情況下，由于包括任何懲罰性損害賠償在內的最佳侵權損害賠償是在潛在被告人的支付能力范圍之內，所以就沒有必要求助于即使在僅僅處以罰金的情況下仍比民事罰款更費成本的刑事處罰了。[3] 刑事制裁從其嚴厲性出發可以彌補侵權賠償中被告無法支付的價款，且最佳賠償額常常將是越來越大。

（二）犯罪產生的原因

回避通過合法手段獲利所需支付的成本成為激勵罪犯大膽冒險的重要因素。人犯罪的原因，站在經濟學的角度上分析，即其預期的收益，大于其犯罪成本：包括罪犯時間的機會成本和刑事處罰的預期成本。[2] 市場交易是他從事合法職業通過勞動獲得報酬的交換。如果罪犯認為這種交易給他帶來的成本大于其自身造就交易條件所花費的勞力成本，則其就會通過規避市場交易來節省合法的勞動成本。罪犯通過這種規避市場的強制性轉讓的行為所獲得的的各種不同的有形（金錢獲得性犯罪中）或無形（在所謂的性犯罪中）的滿足則是犯罪收益。[2]

知曉犯罪根源的最重要的貢獻是我們可以通過增加犯罪成本，以及減少犯罪收益的方法來抑制罪惡的發生。最為一個理性人，必然會對做出其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因而當社會穩定沒有動亂之時，人們大多不傾向于進行犯罪，因為犯罪會使他們喪失更多的可得收益。當然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做出的選擇也是截然不同。一個律師犯罪的機會成本顯然大于一個無業游民，如果其犯罪后被逮捕，那么他將會喪失名譽，地位和以后從事律師職業的機會――這些對其價值昂貴的利益。

所以，社會的大環境也會決定一個理性人對于機會成本的考量，越穩定的社會，犯罪成本就越大，相對的犯罪效益就會縮水，理性地考慮會促使想要犯罪的人放棄犯罪行為。動亂的社會，犯罪人不會考慮穩定的收入，美滿的家庭等成本，犯罪幾率便會增加。因此，我們因該造就一個使人們傾向于創造社會財富的大環境，這樣才能降低犯罪的發生。

三、刑罰的經濟學分析

在犯罪模型中，犯罪人考慮的各種成本不僅包括現金支出（購買作案工具）還要考慮犯罪的機會成本和刑事處罰的預期成本。雖然波斯納認為僅僅通過一定量的法律實施活動和懲罰的嚴厲性還不足以控制犯罪活動的水平。[2]而不得不考慮犯罪的其他成本，但是刑罰的確會給犯罪人以相當的威懾。如果對每個犯罪都作出非常詳盡的標準，可能會造成過大的成本，但如果做出的規定是一個普遍的范圍，不過應對其的限制是刑罰不會妨礙價值最大化的偶爾犯罪。[2]譬如說快餓死的人偷了一個饅頭來挽救生命，我們不能運用盜竊罪懲治低成本交易的這種行為，而是可以用緊急避險來進行抗辯。

（一）刑罰的嚴厲程度和刑法確定性和及時性的關系

我們希望從刑罰模式中找尋一種實施刑罰確定性（刑罰幾率）和嚴厲度之間的關系組合，將預期處罰成本加于可能成為罪犯的人，得到刑罰的最大效益。因為增加犯罪的預期刑罰成本，可以在總數上減少犯罪的收益，使得犯罪得不償失。波斯納認為預期刑罰成本是由刑罰嚴厲性與刑罰確定性相乘之值決定。以罰金為例，當預期刑罰成本一定時，最有效的組合是刑法幾率無限趨于零而罰金無限趨于無窮大。[2]原因是：第一，刑罰處罰是無成本的，罰金數額的任何增長都是無成本的。第二，查獲幾率的上升是伴隨著查獲證明罪犯有罪的成本上升的，這包括了對警察公訴人，法官，辯護人更大程度的需求。只要是收取罰金或賠償金的費用很低，懲罰概率的降低（這可以節省用于調查和的資源）就可以以很低的費用通過對被抓獲的（少數）違法者加大懲罰的嚴厲性來補償。[3]在司法實踐中，刑罰確定性的高概率也很難達到，降低其幾率可以節約偵查、審判、監禁的資源，[4]因此，只有提高刑罰的嚴厲性足夠阻止刑法效率的下降。

（二）刑種選擇

對于哪種刑罰最符合經濟學對于效益的追求，波斯納顯然鐘情于適用罰金，對他來說罰金有著徒刑無法比擬的優勢。從罰金自身的優勢來說：1、罰金可以為國家創造收入。由于處罰罰金對于國家來說基本上不會增加成本――沒有行刑費用，而收到的罰金可以作為國家的收入，歸于國庫。2、在執行上，罰金可以通過分期付款的形式來進行。首先，它將支付賠償成為可能，而不會由于罰金超過罪犯的償付能力而始終無法得到實現。其次，以這種方式進行懲罰會減少罪犯的合法活動收入，從而降低了他選擇這種犯罪活動相對的活動的激勵。[2]相對來說似乎徒刑只是取得更多罰金的一種替代性選擇。因為相關的執行成本和管理開支都比罰金要高的多，并且由于罪犯失去人身自由后無法對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加上監獄的各種成本花費，甚至還有刑滿釋放后因恥辱效應缺失的社會網絡和人力資源貶值的危險。所以波斯納希望通過用徒刑對無法支付的罰金進行替代，如果不支付罰金，就會被處于徒刑或更高的刑罰，以求改善罰金的的征收，從而達到一種有效益的“歧視性”平衡。

四、犯罪與刑罰經濟分析的局限性研究

對于經濟學上對犯罪產生和存在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法經濟學家對于理性人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在經濟學中，理性人會追求效益最大化，成本過高和收益過低都會阻礙罪犯對于犯罪行為的實施。這種觀點運用在一些謀利性犯罪上的確具有一定的合理價值。但是這個建立在單個理性人分析的理論割裂了某些犯罪可能帶有的社會階級性和整體性的烙印。當社會這個階級制度成為被蔑視的社會次序，人們采取“犯罪”的方式去將其時，蔑視社會秩序的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5]這時，犯罪就不僅僅是單個個體對于犯罪收益對成本的判斷，或是強制市場交易可以用來解釋的了。“其次，在非財產領域的犯罪，譬如、激憤殺人等罪行經濟學做出的定量經濟分析說服力顯然不足，他們并不像偷竊或是搶劫一般簡單的尋求規避市場交易。在他們實施犯罪行為的那一刻，甚至對于犯罪所產生的效益毫無察覺，運用道德因素似乎更能透析實行這些犯罪可能。所以在用經濟模型分析犯罪的時候，也應該適當考慮道德和政治因素，以彌補單純從理性人的效益出發可能帶來的理解上的困惑。

雖然波斯納自己也認為徒刑會帶來罰金刑所不具備的好處，譬如關押會阻斷罪犯再次實施犯罪的可能，但其依舊明確指出徒刑可能帶來的社會成本過高，而不適于經常適用。但是筆者認為如果徒刑只是做為當罪犯無法支付罰金時的替代，那么會造成窮人和富人在司法領域的不平等對待。假設犯罪情節相同，富人可以支付罰金而避免被關進監獄，而窮人只能犧牲自由支付比富人更高的犯罪成本，這種犧牲掉一部分人利益的做法，并沒有使整個社會財富增長。正如德沃金所言，這種極端的理論品性具有嚴重的“反理論”傾向，從而忽略了對公平、正義、秩序等“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的要求。[6]公平正義的觀點是經濟分析所缺失的，但這會使刑法理論變成效益的游戲而失去最原本維護社會公義的意義。

國家在給定刑罰效益的條件下，實現刑罰嚴厲性與刑罰確定性的最優配置是盡可能降低刑法幾率，而使刑罰嚴厲度最大化，這種理論又是否合理呢？首先，刑罰必須設置上限，因為如果存在一種意外觸犯刑法或法律錯誤的風險，那么非常嚴厲的刑法將會誘導人們處在犯罪活動的邊緣時剔除社會所需要的行為。[2]再者，刑罰過于嚴重的風險是發生的錯誤可能會導致很高的社會成本，因此波斯納自己也承認使刑罰較輕一些以減低避免和錯誤的成本是很有道理的。最后，如果貼現率很高，那么更長的刑期不會比較短的有更強的威懾力。原因是將未來的犯罪成本進行很高的貼現，在貼現率不變的情況下，時間越遠折算的現值就越小，20年比10年的刑期延長部分所產生的威懾力增益不大。既然罪犯對于20年和10年刑期處罰的反映不會相差差太多，因此也不沒有必要設定過于嚴苛的刑罰。就像貝卡里亞大法官所說：“嚴峻的刑罰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罪犯所面臨的惡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規避刑罰，因而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然性，而這一切只有在寬和法制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有益的美德。” [7] 所以國家在制定刑罰的時候除了要考慮效益的因素，也應該做到寬嚴相濟，罪責刑相適應，而不是一味的尋求重刑。

五、結語

由一個全新的角度去分析犯罪和刑罰，在放棄了道德和公義的標準之后，刑法成為了一個數字模型，簡單的公式很理論將其更加明晰。從一個理性人對效益的追求出發，做并不復雜的加減乘除，用可能的高收益來講犯罪的產生，或是刑罰成本來論最佳刑罰制度，雖然不夠盡善盡美，完整精確。這種理論是一種處理問題的思路，它重視與昔日保持連續性，但又是面向未來，有助于我國犯罪理論的發展和刑罰體系的構建。

【參考文獻】

[1]陳正云.波斯納的刑法經濟分析理論述評[J].比較法研究，1996（04）.

[2]（美）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M].蘇力，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292.

[3]（美）波斯納.正義――司法的經濟學[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210.

[4]焦武峰.犯罪與刑罰效益論――波斯納刑法理論解析[J]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12（4）.

[5]（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