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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福利制度范文

【關鍵詞】 北歐模式社會福利制度；貧富均化；勞動力不足

中圖分類號：D5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4-003-01

北歐四國（芬蘭、丹麥、挪威和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以“高稅費、高福利”的北歐斯堪的納維亞模式著稱于世，是當今世界上社會保障制度幾種主要類型之一。研究北歐國家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分析其中的優缺點，可以啟發和指導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建設。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將有助于提高完善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相關工作的效率。出于這個目的，本文對北歐模式社會福利制度展開了相關的研究。

一、北歐模式社會福利制度建立與發展的社會經濟背景

北歐模式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以其經濟社會發展為基礎的。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維持社會保障制度正常運轉的前提和基礎。以瑞典全國人人為例,在瑞典,全民都能享受到養老金,然而只有在每年經濟增長率在3%以上時，它才能維持一個收支平衡的平衡，否則將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

二、北歐模式社會福利制度的特點

浙江財經學院經貿學院的王翔將北歐模式社會福利制度的特征概括如下：

1.福利范圍的廣泛性。與其他國家相比,北歐國家提供的各種社會福利范圍更廣,包括教育援助、下崗救濟、免費醫療、殘疾人救助、養老金支付、單親父母援助津貼、家庭和兒童保護措施等方面。

2.福利包容的普遍性。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建立在普遍受益的原則之上,這意味著所有居民都被給予社會保障福利和服務,而不管他們在勞動市場上的地位如何。

3.福利享受的平等性。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不依階級、階層、性別的不同而區別對待, 高收入者、低收入者以及無收入者均被融入同樣的福利體系之中。

4.福利政策的強制性。在所有的社會福利領域，北歐國家都有強力的政府管理力量。

5. 福利體系的有效性。推行福利制度所帶來的政治穩定、社會安寧、人民團結等種種正面效應,也是提升國際競爭力的積極因素。

6. 福利制度的穩定性。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得到了本國民眾的廣泛支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北歐模式根本改變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三、北歐模式社會福利制度面臨的問題

北歐國家推行的高補貼、高福利、高稅收和高保護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弱者，抑制了貧富分化，具有政治上的進步意義，但在經濟上削弱了市場機制的力量，妨礙了競爭，嚴重制約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北歐模式社會福利制度存在如下缺陷。

（一）失業率居高不下

目前北歐國家最為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 是失業率比較高。在北歐福利模式中, 實現充分就業一直是一個至高目標, 這不僅因為充分就業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 同時也因為這是國家能夠提供福利服務和收入轉付的先決條件。失業率居高不下對北歐國家而言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二）勞動力嚴重不足

與失業率居高不下相伴而生的, 是北歐國家的勞動力供給不足。高福利和福利平均化造成了“不勞而獲”甚至“少勞多得”的現象，致使公眾的工作熱情降低，職工怠工現象嚴重，出現了動力真空。這既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也敗壞了社會風氣和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競爭精神。

（三）沉重的財政負擔和通貨膨脹

在北歐國家，全民福利的實行使社會福利計劃的各項開支過分膨脹，使其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斷提高。同時，人口老齡化等問題的日益嚴重也使北歐各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下降，有些國家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導致財政不堪重負。從而引發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

（四）高福利使公平與效率雙重失衡

福利制度表面上縮短了社會成員的貧富差距，體現了社會公平，但在平均的背后隱藏著不平等。如缺陷2所述，不愿就業、厭惡勞動的現象在這些國家極為普遍。這種情況的存在又導致了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從而使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收入水平下降，貧困現象增多，陷入了公平與效率雙重失衡的惡性循環。

北歐模式社會福利制度建立的基礎是其高度發達的經濟水平，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維持社會保障制度正常運轉的前提和基礎。分析相關調查結果發現，北歐國家推行的高補貼、高福利、高稅收和高保護政策，其福利制度具有廣泛性、普遍性、平等性、強制性、有效性和穩定性六大特征。

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北歐模式福利制度存在著明顯缺陷。這一制度雖然一定程度地抑制了貧富分化，但在經濟上削弱了市場機制的力量，妨礙了競爭，造成了高失業率下的勞動力不足等社會問題，嚴重制約了生產效率的提高。

第2篇：社會福利制度范文

首先，經濟發展未必和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必然的關聯。并不存在這么一條相關曲線，隨著人均國民產值增加，社會福利的發展水平就會立即水漲船高，相應地增加。比如在發達國家內部，美國的人均國民產值高于許多歐洲國家，但是美國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水平卻遠遠低于大多數西歐和北歐國家。美國常常被研究社會福利的專家稱為“社會福利領域的第三世界國家”。同樣，日本也比一些歐洲國家更加富裕，但是社會福利水平也低于許多歐洲國家。

其次，在發展中國家內部，有非常多的例子顯示，一些國家在很早的階段或是在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就成功地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比如中國在1951年極為落后的年代就開始建立城市里的公共醫療、事故保障和退休金制度，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將合作醫療擴展到90Uo以上的農村地區。其他的例子還有斯里蘭卡、古巴、博茨瓦納、印度的克拉拉邦，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們在經濟水平極低的條件下建立了覆蓋面很廣，甚至是覆蓋全民的社會福利系統。

第三，經濟發展可能與社會福利發展是同步進行的，但也可能是不同步的，甚至有時候雙方的發展趨勢相反，也就是經濟發展了，社會福利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了。比如英國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由于新自由主義開始大行其道，英國逐步取得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是在同一時候，社會福利和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減，貧困人口特別是老年貧苦人口迅速上升。美國在里根政府的執政下也出現過同樣的局面。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是一段時間在某些社會福利和公共產品領域，卻沒有同步的發展，比如農村的合作醫療系統在改革開放初期覆蓋90％以上的農業人口，但是在1989年卻迅速下降到覆蓋不足10％的農業人口，整個農村合作醫療系統幾乎解體。90年代的教育產業化浪潮也讓中國的公共教育制度出現偏差。以上的事實說明了經濟發展和經濟繁榮未必會讓全民獲利，或是未必能讓最貧困階層的百姓從中獲利，這是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四，一些國家在很貧窮的條件下發展了社會福利制度；一些國家很富裕，但是在社會領域卻相對比較落后，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簡單機械地用經濟決定論來解釋社會福利系統的發展。一個國家主導文化、主流意識形態、社會觀念和團結觀念是否普及，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斯里蘭卡受到佛教思想影響非常大，對社會的關注程度受到佛教普世文化和精神的影響，而印度的克拉拉邦也長期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非常注重社會再分配。而美國由于個人主義觀念、市場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達爾文思想非常流行，這也影響到國家精英階層對社會團結目標的理解。除了文化和主流思想以外，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力量結構也會影響到社會再分配力度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西歐國家和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由于工會力量、社會黨勢力比較強大，這就使得左派力量在政府執政期間可以把左派政黨的理念和政策貫徹實施(歐洲國家的左派跟我國政治環境里的左派是有很大區別的，一般是中間偏左的政黨)，比如在瑞典，社會實現了長期執政，這對于瑞典建立社會福利國家創造了很有利的條件。在政府長期執政的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影響。此外，歐洲國家工會的組織力量遠遠強于美國，這也是為什么歐洲國家福利制度更加健全的原因。

第3篇：社會福利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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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eter Wheeler．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M］．Office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2008：242-244．

［6］王翔. 北歐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觀察與思考［J］．財經論叢，2003，6：10．

［7］潘屹. 國家福利功能的演變及啟示［J］．東岳論叢.2012，10：15．

［8］Gunnar Heckscher.福利國家及其未來［M］．美國總統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 1984：44．

第4篇：社會福利制度范文

1國內外研究現狀概述

1．1國外對社會公共服務管理的研究

在國外。關于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管理體系的研究并不多。l9世紀后半葉，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代納(Wagner)初步提出了公共服務的概念l_。美國教授湯瑪斯伯尼斯頓研究了農村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財政問題．指出在農村和城市實施不同的教育、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產生城鄉差距和城鄉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21。Knight等認為戶籍制度賦予了城市居民在住房、醫療、養老及教育等方面的利益，勞動力的流動依然難以緩解城鄉收人差距。Carter研究認為，城市傾向政策由于部門傾斜的收入轉移以及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均等，都將對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利網。

1．2國內對社會公共服務管理的研究

關于新公共管理理論。朱米均等[41提出以采用私人部門管理的理論、方法及技術，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務質量為特征。關于新公共服務理論。馬英l5}認為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在對公共管理學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和建立的。關于治理理論。李軍鵬[61認為，應著重研究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方式與體制，主張建立政府與社會合作的公共管理模式．主張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與政府一道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馬國芳等【提出了關于社會公共服務新趨勢理論，認為政府理念應企業化，引進績效目標管理。覃俊波等(2008)提出了關于社會公共服務管理“第i條道路”理論。田自學1、陸明遠19]等學者也分別提出社會公共服務管理職能問題、體制機制創新趨勢理論。關于城鄉公共服務統籌供給問題。國家行政學院課題組㈣在考察了西方公共服務制度的安排后，對我國農村公共服務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提出改革意見。姜巖等…]指出從城市偏向政策向城鄉關系平等和兩個部門均衡發展轉變關鍵點在于農民人數的大幅度減少以及城市居民占人口比重的提高。

1．3國內外研究存在不足的地方

總體來看，目前對城鄉公共服務體系構建方面所做的研究還有很多沒有涉及到或研究不夠深入的問題最關鍵的如用實證方法或調研方法來論證社會公共服務演進路徑及評價機制這一塊的研究。但還處于空白或只能說是起步階段。此外，對城鄉公共服務的演進路徑發掘不夠．缺乏對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的系統理論及演進路徑分析．并且對于如何建立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尚需進一步理順并形成詳細而清晰的政策思路。

2構建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管理體系的重要性

本選題立足于對城鄉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的完善，立足于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為構建城鄉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提出切實可行的理論依據，以解決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所提出的“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為目標。本選題旨在學習借鑒圍內外城市管理模式借鑒先進的城市管理理念、演進路徑及成功經驗，提升我國及廣東省城鄉建設和管理機制水平，構建具有廣東特色的城鄉管理服務體系，對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及幸福廣東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2．1對于解決我國城鄉統籌發展關鍵問題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本研究以新公共服務理論、系統論及比較優勢理論為研究理論基礎，對國外發達國家大城市成熟完善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管理體系進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在政策體制、制度管理、運作實施等方面汲取、借鑒其成功的做法及經驗。同時系統深人梳理我國有代表性的城鄉地區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管理體系的發展現狀、政策環境、制度建設等方面的優勢與不足，從而構建基于我國國情特色的城鄉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理論體系以及評價指標體系，對于指導我國未來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及全面構建小康社會有著深遠的戰略意義和重要的理論價值。

2．2為相關政府部門提供城鄉發展體制管理的政策決策參考

本研究切合“十二五”時期繼續推進城鄉管理公共服務建設的內在要求，對于未來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社會公共服務、公共管理方面，包括區域政策、發展戰略、運行機制、制度保障、管理體制等政府政策及重大決策的制訂及出臺，均有著戰略性的理論指導意義及深遠的政策指導意義。

2．3對于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管理制度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本研究將對我國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管理進一步規范化、標準化、均等化、法制化提供重要的政策決策參考，對于建設小康社會的理論發展、戰略指導、政策制定等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以及廣闊的應用前景。

3研究思路

本研究通過文獻分析、實證分析、指標體系構建法等多種先進研究方法相結合．一方面，選取華盛頓、倫敦、東京等l0多個國外發達城市．全面、系統地對國外發達國家大城市在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方面的成功經驗及成熟做法，逐一進行剖析，探明其政策涵義、運作機制、制度管理及不同公共服務領域的差異化管理模式，以期對我國未來實施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探索社會公共服務體制、機制及政策、制度制訂提供參考。另一方面，從現實的層面，選取我國有代表性的多個城鄉地區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進行抽絲剝繭式的摸底，包括科教文衛、公共交通、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的公共服務體系運作及構建，系統解析當前我國存在服務不均等、發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根本原因，并應用新公共服務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系統論等科學手段，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特色的城鄉社會公共服務評價指標體系：同時，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建議，構建集區域政策、發展戰略、運行機制、制度保障、管理體制等于一體的城鄉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圖1)。

4對策建議

隨著經濟能量在一定區域的相對集中，我國城市群的形成與發展速度加快，沿海沿江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群迅速崛起，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三大城市群逐漸走向成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鄉社會的管理是否科學對我國城鄉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不同社會經濟發展區域，因發展規模、地理位置、自然環境、人口規模等的差異，而需制定符合當地的社會管理對策。根據本課題調研情況，將部分重要研究對策成果報道如下。

4．1以人為本．實現人性化管理

國外城鄉社會管理的經驗之一是堅持以人為本，彰顯民眾意愿、充滿人情味，城鄉社會和諧發展。如華盛頓的市政管理建立在“小政府、大社會”的基礎上，以為民服務為核心，政府的管理職能主要集中于關注市場規則的完善和環境維護，市政管理的人性化凸顯服務意識。城市的主體是人．營造城市的目的在于有利于人的工作、方便人的生活。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人手，把以人為本的積極理念貫穿于社會管理的全過程。因此，城鄉社會的人性化管理可在社會沖突、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體現。如天津在治理“五亂”時，以溝通為主，對違規商販進行勸說與教導，改變暴力解決的手段．也是人性化管理的體現之一。

4．2科學規劃．確保規劃的順利執行

國外城鄉規劃從科學的角度出發，規劃程序嚴格，執行也非常嚴格，以確保規劃的順利開展。如美國大多數城市有50年以上的總體規劃，規劃一旦確定后，難隨意更改，執行效率非常高。柏林政府從事規劃編制的人員專業性強，配備充足，為規劃提供科學的保障，規劃出臺后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必須嚴格執行。新加坡以高標準、高起點開展城市規劃的編制與研究工作，建立了一整套科學、嚴謹、規范的規劃編制、規劃執行、規劃管理體系，為新加坡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的規劃支撐。

4．3完善公共設施建設。提供優質、高效的社會公共服務

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為保障城市有效運轉，需要不斷配置各類公共設施，提供各種社會化服務。對普通居民而言，公共設施是其享受便利、多樣化城市生活的保障。因而政府應加大城鄉公共設施的投入．如完善路燈建設、安全通道、停車場、公交停站點、公共游樂場等。如廣州人口密集，公共設施建設仍存在許多不足的地方，例如需要加強公廁的建設．改善以往“百里不見公廁的現象”，提高垃圾分類回收的成效，增設BRT站點，在偏遠的地方建設公交停站點，開發地鐵其他線路等。隨著城鄉公共基礎設施的改善，必將進一步改善城鄉的市容環境，為我國城鄉民眾提供溫馨的社會公共服務，為城鄉的多元化發展提供巨大動力。

4．4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

一是投入機制。要深化財政體制改革，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教育、衛生等公共產品的供給，不斷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和補貼力度，從體制、機制上確保新農村建設的穩定的資金來源。二是保護機制。要徹底消除農民進城務工的歧視性政策和障礙．把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充分就業納入政府的服務和管理軌道．努力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市場，為農民工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要給予農民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轉讓和處置的完整權益，使農民有財產權力的基礎：徹底改革戶籍制度．給農民自由遷移的權利，讓農民有發展和增加收入的機會。三是保障機制。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保貧閑人口脫貧和低收入農業人口的基本生活來源；要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加快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建立新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改善農民“看不起病”的境況。四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有利于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工作機制。要加快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組織體系，改變過去城鎮政府職能部門只管城鎮不管農民的城鄉分割、基層管理薄弱的管理體制，從行政管理的體制和工作機制上確保城鄉經濟社會的統籌與協調發展。

4．5加強環保立法．促進城鄉環境的優化

環境保護法是國外城鄉環境管理的法律保障國外環保立法的措施頗有成效。如德國通過頒布了多項法律法規并采取多種措施鼓勵民眾節能，調動了個人和企業環保節能的積極性。美國環保法律對執行部門的要求和授權都很明確，可操作性強，紐約市通過立法，將垃圾再循環定為法律強制性項目。我國可在有條件的地方先行先試。

4．6明確定位。塑造良好的城鄉品牌

城鄉功能定位既是城市品牌營銷的前提，也是建立城鄉品牌的基礎城鄉功能管理的作用之一是對城鄉的發展進行準確的定位，促進城鄉的發展。如美國城市的功能定位十分明確，城市建設管理圍繞其功能定位展開，將華盛頓特區定位為美國的政治文化行政中心．將紐約定位為美國金融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在發展中明顯地表現圍際化、區域化和專業化特征，產生世界性影響巴塞羅那通過對自身的合理定位，在鞏固原有在國內外具競爭力的傳統行業的同時．通過組織行業協會，采取公共與私人投資參股的方式扶持發展新興行業，使得旅游、電子、通訊等獲得巨大發展．成為巴塞羅那的支柱產業。明確定位城市的功能，才能抓住中心，推動發展。

第5篇：社會福利制度范文

第二條不符合《條例》有關生育規定生育子女的中國公民，必須依照本辦法的規定繳納社會，撫養費。

第三條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標準，按照《條例》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執行。

第四條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由縣級或者不設區的地級市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委托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或者縣級以上直屬農林場作出書面征收決定，具體工作由所屬計劃生育工作機構執行。

第五條征收流動人口社會撫養費，按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當事人的生育行為發生在其現居住地的，由現居住地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按照現居住地的征收標準作出征收決定；

(二)當事人的生育行為發生在其戶籍所在地的，由戶籍地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按照戶籍所在地的征收標準作出征收決定；

(三)當事人的生育行為發生時，其現居住地或者戶籍所在地均未發現的，此后由首先發現其生育行為的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按照當地的征收標準作出征收決定；

當事人在一地已經被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實再次被征收社會撫養費。

第六條當事人為了達到少繳社會撫養費的目的，故意規避戶籍所在地的征收，到征收標準低的地方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低的地方的征收機關應當按照當事人戶籍所在地的標準一次性進行征收。

第七條征收社會撫養費程序：

(一)社會撫養費征收機關對當事人要及時發給《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

(二)當事人在接到《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應當在《送達回證》上簽字，并必須在收到征收決定書之日起30日內一次性繳納社會撫養費；當事人一次性繳納社會撫養費確有實際困難的，應當在30日內向征收機關申請簽訂《分期繳納社會撫養費保證書》；

(三)征收社會撫養費時，征收人員必須出示全省統一制發的《廣東省行政執法證》或者《廣東省社會撫養費征收證》；

(四)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機關在收到社會撫養費時，必須同時向當事人出具地級以上市財政部門按省財政廳統一格式印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統一收據。

第八條《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等征收文書由縣級或不設區的地級市計劃生育部門統一印制，并加蓋縣級或不設區的地級市計劃生育部門公章。

第九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有權拒絕交款：

(一)征收機關未發出《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的；

(二)征收人員未出示《廣東省行政執法證》或者《廣東省社會撫養費征收證》的；

（三)未使用地級以上市財政部門按省財政廳統一格式印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統一收據的。

第十條當事人一次繳納社會撫養費確有實際困難的，應當按規定向受委托作出征收決定的機關提出分期繳納申請，分期繳納期限不得超過三年。

第十一條當事人未在規定期限內足額繳納應當繳納的社會撫養費的，自欠繳之日起，按每月加征欠繳額千分之二的滯納金；仍不繳交的，由作出決定的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依法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第十二條當事人對征：收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期間，征收決定不停止執行。但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十三條社會撫養費原則上委托銀行代收款，未具備委托銀行代收款條件的由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或者縣級以上直屬農林場代、收代繳。當事人在《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生效之日起未繳清社會撫養費的，代征代繳的征收機關應當責令當事人按時繳納。

代征代繳的征收機關收到社會撫養費后，必須在三日內將所征收款項全部上繳同級財政部門指定的金融機構的專用帳戶內。

第十四條社會撫養費和滯納金上繳國庫，全部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挪用、貪污和私分。

第十五條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財政、計劃、物價、審計、監察等部門，應當力口強對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工作的監督、檢查。

第十六條當事人所在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或者單位，應當依法配合做好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工作。并將社會撫養費征收情況定期公布，接受群眾監督。

第十七條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擅自增設與計劃生育有關的收費項目或者擅自提高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的，依照國務院《違反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收支兩條線管理規定行政處分暫行規定》處理。

第6篇：社會福利制度范文

關鍵詞：社會福利 政府角色 社會福利社會化

提起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不同的學者和實際工作者會給出很多不同的定義和理解，我國學術界通常把社會福利歸為社會保障的一個子系統，與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優撫安置等并列為社會保障的一部分，也就是民政部門管轄的專為弱者提供的帶有福利性質的社會服務與保障。其實這只是社會福利的狹義理解。而國際通行的對社會福利的認識則多從廣義出發，指國家和社會為實現“社會福利狀態”所做的各種制度安排。在我國一些書籍文件中也能找到類似解釋，如我國權威的社會福利黃皮書中的定義：“社會福利是國家和社會為了增進與完善成員的社會生活而實施的一種社會制度，旨在通過提供資金和服務，保證社會成員一定的生活水平并盡可能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本文所指的就是后者。

福利制度是從西方國家起源和發展起來的，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撫平戰爭創傷，普遍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建成了所謂的“福利國家”。這種福利制度對于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充分就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日益龐雜的福利體系也使西方各國政府普遍感到負擔沉重，其弊端也日益顯現出來，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如失業危機、財政危機、老齡危機、社會危機、觀念危機、制度危機和政治危機等。因此，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開始了對福利制度的改革，將某些福利計劃實行社會化，由原來的國家負責改為社會負責。

一、我國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意義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是中國福利思想的一次歷史性的科學總結。和諧社會的內涵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諧、人與自然的關系和諧、人的內在精神的和諧、社會內部環境的和諧、國家外部環境的和諧等。其中，每個社會成員能夠在滿足基本生活要求的基礎上，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和睦相處是最重要的標志。而福利制度正是這樣一個以效率、公平、發展為核心議題，追求在經濟發展、效率提升的基礎上，又能維護社會公正和整體均衡的制度選擇與安排。國際先進經驗和中國改革實踐都證明了：經濟協調發展，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是中國社會全面進步與國富民安的最佳途徑。因此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對于建設和諧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和諧社會的提出，是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現狀密切相關的。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以每年超過8％的速度快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體制建設進入攻堅階段，各種社會矛盾也日益尖銳和復雜。特別是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和企業改制，不可避免地出現結構性失業和農業勞動力轉移，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已成為一個引起多方警惕的主要社會矛盾。一方面，不協調的社會現狀需要社會福利來協調，經濟轉型需要新型的社會福利制度與之配套；另一方面，我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問題，億萬國民對社會福利的需求又顯著增加，需要通過社會福利的相關措施來緩解。我國福利制度改革面臨巨大挑戰。

從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可以知道，福利制度是把雙刃劍，科學的福利模式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是社會的“安全網”和“穩定器”，不合理的福利模式會對經濟及社會產生消極影響。而福利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在其中的定位及作用機制，也就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社會福利及提供什么樣的制度水平。從歷史上看，各國政府在各自國家的社會福利方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各國的歷史背景、發展水平、現實條件、價值取向的不同，它們的作用機制也不同，有的扮演次要角色，采取剩余型(補救型)福利模式，有的扮演主要角色，采取制度型(機制型)福利模式。有的提供較高的福利水平，采取普遍型(全民型)福利模式，有的只負責最困難人群，采取選擇型(定向型)福利模式。正如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中所說：“政府怎樣才能以更有效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社會目標，政府必須在幾種行動方案中作出選擇。它可以直接做某些事，也可以為私人部門做某些事提供動力，還可以命令私人部門做某些事，或者采取包括這三種方式的某種混合方式。”因此研究政府在我國福利制度中的地位與角色成為研究福利模式的關鍵問題，而我國在這方面恰恰非常薄弱，尤其是經濟轉型與福利制度改革過程中，政府應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一直以來都很模糊。

二、政府在我國福利制度改革中的職能定位

無論經濟理論還是凱恩斯主義都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能提高效率、創造財富，但無法消除貧困和維護社會公平。“市場失靈”的客觀存在決定了政府必須通過福利體系對社會經濟進行調節，以化解階層分化帶來的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社會福利正是這樣一種責無旁貸的、“制度化的政府責任”。因此福利制度必須由政府主導，發揮其強有力的管理職能和監督職能。但政府主導并不意味著事事都要由政府承辦和投入。特別是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政府的財力相對有限，單靠政府難以應對巨大的社會福利需求。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不可能走西方那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道路，而必須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

我國目前的社會福利體系，由于過于強調政府的責任，把過去分散在企業、單位的保障責任轉向政府，已經出現了企業依賴政府、地方依賴中央的現象。這種政府包辦的福利模式，往往會導致財政困難，效率低下，同時會助長國民惰性，削弱企業及國家的競爭力。西方福利國家出現的“福利陷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從社會福利的國際發展看，從“普遍性原則”向“選擇性原則”過渡，從“國家包辦”向多元化、市場化、民營化過渡已成為大勢所趨。所謂多元化就是將某些原來由國家負擔的社會福利改由家庭、社區、社會團體、慈善機關、工會、企業等分擔；市場化、民營化就是將某些社會福利項目需要的資金由國家負擔轉變為私人負擔；某些福利服務

由原國家提供轉變為私人提供；有些盈利利服務機構和設施可以交給企業經營運作，在保證社會效益的同時兼顧企業經濟效益。

在我國福利制度改革中政府作用應該也是多元化、多層次的。不同類別的物品政府的作用應該是不同的。公共經濟學中有純公共物品、準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分。對于私人物品，可以由市場提供，依靠市場機制自動調節，在該領域就要避免政府過多的行政干預；而純公共物品具有社會性、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免費性等特點，決定了它必須由政府提供，政府在該領域要承擔起更多的工作；準公共物品介于二者之間，在強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的同時可以引導企業積極參與。正如凱恩斯所說：“對政府來說重要的不是去做那些私人已經正在做的事情，把它做得更好一些或者更壞一些，而是去做那些根本沒人做的事情。”

具體到福利體系的子系統，政府角色也應加以區別。例如在社會救助中，政府應承擔主體責任，對老年人、殘疾人、兒童等弱勢群體提供救濟，對在意外事故或自然災害中生存面臨困難的人提供物質援助，這是所有國家社會福利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管福利模式或政府角色如何轉變，政府不會也不可能放棄這部分責任。而在社會保險中，政府應該逐漸放棄直接管理的責任，更多的擔任政策的制訂者和監督者，為諸如個人、企業、市場等社會力量的參與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就福利水平來講，若政府提供的福利水平過高會造成財政困難，若福利不足又會削弱保障的功能，難以解決一些社會性問題。為了保證公平，政府應把需求的滿足定位在平均水平，超出這一水平之上的特殊或過高的需求，政府不再直接承擔所有的供款和管理等責任，而是作為引導者調動企業、個人、社會等多方面的力量提供保障。

三、政府在我國福利制度改革中的具體責任

公共管理學理論認為，政府的公共行政職能應該定位在掌舵而非劃槳上面。隨著國家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將逐步退出經營性領域，把工作重心和財力放在社會公共需求上，這為社會福利事業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支撐條件。轉型后的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中主要承擔制度設計、監管以及籌措財力、財政兜底等責任。

1、制度設計。我國社會福利制度還存在很多問題，主要表現在城鄉有別的二元福利特征明顯。社會福利局限于城市居民，將廣大農民排除在外，這在當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尚有七億多農業勞動者的情況下，會影響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會使社會福利追求社會平等和公平的目標發生扭曲，人為加重中國二元經濟的分化程度。我國傳統的福利制度不僅是為城鎮人口設計的，而且與單位福利密不可分，很長一段時間，單位福利概念都高于社會福利，“單位”福利差別之大可以用“天壤之別”來形容。這也造成公共福利事業極不發達，同時加重了企業負擔。我國福利制度中種種不合理的缺陷需要政府加快福利制度改革的步伐，從長遠著眼，根據我國國情統一規劃，科學設計。從制度設計層面上，促進和保證社會福利事業的持續發展。

2、法規建設和監管。有了良好的制度設計，還應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我國也應該像西方國家一樣，努力將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建立在比較完善的立法基礎上，使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有關社會福利的基本立法還很不完善，缺乏系統性，有些法規還未能及時建立；社會福利體制運行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如頒發通知、規定等來進行管理。可見，政府在加快社會福利法制建設，完善福利制度的法律法規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3、籌措財力，發揮托底作用。國家發展的目標是不斷提高和改善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增進社會福利就是主要途徑之一。政府對社會福利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它是福利資金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我們經濟的快速增長與國家財政實力的快速增強已使我們具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可以支撐起一個水平不是很高的社會福利體系。但是我國人口眾多，經濟轉型造成的結構性失業，農村勞動力過剩，加上老齡化的提早到來形成了巨大的福利需求。因此，政府對福利事業的投入應當隨著經濟發展和國家財力增長而不斷增長。即便這樣，僅靠政府資金供給也難以應對所有的問題，還應千方百計的動員社會資金，采取多種措施擴大福利資金的來源，同時鼓勵單位和個人進行自我保障。政府資金在福利制度中的作用，主要是托底，以少量的資金發揮乘數效應和帶動效應。

總體上講，我國福利制度改革中政府的主要任務不是逐步退位．而是使其定位和責任更加明確，做到有進有退，應弱化政府全權管理和直接供款等責任，強化制度設計、引導和監管等方面的責任。只有政府職能科學定位，才能理順各種關系，充分調動各種資源，兼顧各方利益，促進社會福利事業健康發展，真正成為社會的“穩定器”和“安全網”。

四、社會福利社會辦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政府在福利制度中的定位與角色，我國近年來提出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改革趨勢，由此解決政府責任過于集中，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

社會福利社會化是指從原來政府包辦一切社會福利轉為只承擔部分職能，提倡和鼓勵社會辦福利。其內容包括服務對象的社會化，資金來源的社會化，管理的社會化，服務設施的社會化，服務隊伍的社會化。它表明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中職能和角色的轉變。

社會福利社會辦中的“社會”，顯得有些空泛，似乎沒有明確究竟哪些力量可以擔此重任。其實從實踐來看，它主要指的政府以外的企事業單位、社團、社區等一些具體的社會組織。這里著重強調的是非政府組織和群眾性社會服務團體等一些非營利性組織在其中的作用。非營利性組織在公共經濟學上被稱為繼政府、企業(營利組織)之后的“第三部門”，它是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一種有效的組織創新。

社會福利社會辦的關鍵就是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和壯大。因為如果非營利組織發育不健全，不能很好地承擔社會福利服務提供者的責任，那么離開政府投入社會懷抱的社會福利將失去支撐，處于瀕臨死亡的境地。目前我國很多非營利組織發展還很不充分，多數仍隸屬于政府，要獨立發揮作用，真正成為社會福利領域的主力軍，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加快第三部門的發展是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過程中一個迫切的任務。政府必須首先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為我國“第三部門”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鼓勵第三部門加快發展。如扶持民辦福利事業，對民辦福利設施給予政策優惠和適當的財政投入；鼓勵社會公益事業組織的建設與發展，使之成為主要的、社會化的福利實施機構；推進社區服務，通過社區服務中心提供各種免費或低費服務等。

綜上所述，社會福利社會辦的含義就是在政府發揮主導功能，承擔主體責任的同時，將某些營利性的、能夠按市場規律運作的服務交給企業辦，在社會福利管理中引入市場經營原則和相應的利潤導向、價格調節、成本控制等觀念，實行市場化的運作，提高社會福利的供給效率；將另一些非營利性的服務更多地交給第三部門去辦。要調動企業、非營利組織、社區、家庭等各方面的積極性，充分調動各種資源，形成政府、企業、個人、第三部門共同分擔的機制。這是社會福利社會化和政府角色轉變的關鍵所在。

總之，我國福利制度改革中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明確職能，分清責任。這里只作一個初步的討論，還有待于實踐的進一步探索和學者們的進一步研究。

本文作者：

孫 昀　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

第7篇：社會福利制度范文

【關鍵詞】亞洲國家；福利制度；發展趨勢

眾所周知。要將亞洲視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考察是十分困難的事，因為亞洲不僅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而且各國之間發展極不平衡．影響社會福利制度的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等均有很大差異。如日本早已是公認的發達國家．其不僅穩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近半個世紀，而且福利制度伴隨經濟發展而日臻完善；韓國等亦在上世紀80年代即進入新興工業化國家行列，國民福利亦得到了較快發展；其他多數國家還屬于較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然而，亞洲多數國家畢竟有著相似的文化傳統與價值取向．并且大多處于快速工業化進程之中，我們依然可以從宏觀上加以考察，并獲得一些基本的結論。

通過對亞洲一些國家福利制度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一些現象：

1．普遍奉行經濟增長優先與低福利政策的取向。與歐洲發達國家社會福利水平通常伴隨著經濟發展而同步提高的規律相比較，亞洲除日本外，大多數國家并未遵循這一規律。例如。戰后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作為率先工業化的亞洲“四小龍”，就一直追求高經濟增長而忽略社會福利的改善，長期將發展經濟視為重中之重，注重儲蓄與發展，以小規模的社會福利公共開支作為其發展經濟的優勢。后來進入快速發展軌道的中國大陸地區、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家，亦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經濟增長優先的低福利政策取向。在增長優先戰略的指導下，人們將社會福利看成經濟增長的負擔，認為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會降低勞動生產率、削弱國際競爭力，甚至將福利與養懶漢等同起來，并將相對忽略正式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保持低福利政策視為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們看到的現象，便是在最近幾十年間，亞洲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在持續快速增長，而社會福利制度卻進展緩慢，國民福利依然處于低水平狀態。據亞洲開發銀行在2008年5月14日的一份對亞洲各國政府社會福利開支的比較研究報告《社會保護指數》顯示，亞洲各國用于社會福利的平均開支低于GDP的5％，給予失業人口、老人、窮人和殘疾人的財政資助平均水平僅達到聯合國規定的35％。可見，增長優先與低福利政策取向的直接后果，即是社會福利支出嚴重偏低，對國民福利保障嚴重不足。

2．社會保障覆蓋率低。普惠性弱，不公平性突出。除日本、韓國等極少數國家外，亞洲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覆蓋率都很低。以中國為例，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只占應參加養老保險人數的20％，領取養老金的人數亦在同齡人口中只占20％左右；即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亦僅有5％左右的人口直接受益；醫療保障體系建設步伐雖然在加快，但還有3億左右的城鄉人口缺乏醫療保障，而在農村參加了合作醫療的鄉村居民實際得到的醫療保障待遇不足其醫療支出的1／3。在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蒙古等國家，均可以發現類似的情形。與覆蓋率低并存的另一現象，是亞洲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非常突出。各國的公務員普遍享有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但普通勞動者享受的福利保障卻非常有限，高水平福利保障、低水平福利保障與缺乏福利保障的群體現象．在同一個亞洲國家往往并存，其體現的往往是強者優先、弱者居后的順序。折射出來的同樣是增長優先戰略。

3．與就業、收入密切關聯而與公民權的關系并不緊密。盡管歐洲國家早期的社會保障是與就業、收入密切關聯的制度安排，但戰后卻日益與就業、收入有了距離，而與公民權直接相關。基于公民權的福利制度安排，必然是普惠的、公平的制度安排。然而，亞洲國家的社會保障普遍以社會保險為中心。以勞動者甚至只以公職人員為核心，國民獲得社會保障的最佳途徑是通過就業或者其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生存條件，而且往往是正規就業才較易獲得相應的社會保障，這樣的制度安排其實同樣是基于增長優先、效率優先的發展取向，從而很自然地難以實現社會公平。

4．福利制度的多樣性特征非常明顯。與歐洲國家相比，亞洲各國的福利制度其實有很大的差異。日本是一種亞洲型的福利國家，新加坡選擇了獨特的公積金模式．中國正在形成自己的混合型福利制度，其他國家在福利制度安排方面亦有很大差異。這一方面表明了亞洲國家在建設自己的福利制度時沒有盲從發達國家，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同的國情對福利制度的客觀制約作用很大。

5．家庭保障和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傳統影響深遠。盡管在快速工業化進程中，全球化思潮對亞洲人的影響非常大，但家庭保障作為亞洲共同的文化傳統，依然深刻地影響著社會成員的行為，進而影響著福利制度安排及其政策取向。在中國，占總人口60％以上的鄉村人口就主要依靠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保障，無論自愿與否和是否具備保障能力，家庭都必須承擔起保障家庭成員的責任，在其他多數亞洲國家也是如此。這種傳統文化的積極影響是可以進一步發揮家庭內部的保障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增進親情關系，但它也直接制約著福利制度的社會化與普惠化。并通常構成亞洲一些國家延緩建立正式社會保障制度的最好理由。而在缺乏正式社會保障制度或者正式社會保障制度覆蓋率低、保障極為有限的條件下，人們不得不將家庭作為最主要的保障資源，并且完全可能因為維護一個家庭成員的生存與發展而損害另一個家庭成員的正常權益．從而從另一個側面造成對社會公正的損害。

6．人口老齡化與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擴大化．構成了亞洲國家福利制度的新挑戰。盡管亞洲總體上屬于年輕型，但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正在步日本后塵而進入老年型社會，中國于2000年進入老年社會，少子高齡化現象正在由日本等少數國家向更多的亞洲國家蔓延，同時鄉村的老齡化明顯快于城市老齡化，這是亞洲國家工業化進程加快的必然結果。以中國為例，以億計的鄉村年輕人離開農村而遷入城鎮，老年人口在農村居民中的比重急劇上升；類似的現象在泰國、蒙古、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同樣在大規模出現，并必然向更多的亞洲國家蔓延。然而，這些亞洲國家還未能夠為老年社會的到來做好相應的財政與服務體系的準備。而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經濟的增長，亞洲多數國家的城鄉差距與貧富差距在持續擴大。中國的情形就十分明顯，正在快速發展中的其他亞洲國家也是如此。這些都是亞洲國家必須應對的挑戰。

那么，當人類進入21世紀以后，亞洲國家的福利制度何去何從?是仿效歐洲國家，還是向美國靠攏，抑或是走出自己的新路來?合理的答案，只能是在遵循福利制度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尋求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福利發展之路。

人類已經進入了21世紀，21世紀被稱為亞洲的世紀。在亞洲各國經濟都在向前發展的大背景下，亞洲國家福利制度的未來發展亦必然表現出一些共同的趨勢。筆者認為，有五個趨勢將不可逆轉：

1．調整發展理念，將經濟發展成果轉化為國民福利，并將人民帶入福利社會的趨勢不可逆轉。日本早已是一個具有較高水平的福利社會。韓國、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國家也正在將國民福利與國民經濟同步增長列為國家發展的追求目標。中國則明確提出科學發展觀、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近幾年中國執政黨與中央政府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高度重視，整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進入了快車道。多個東盟國家亦在擴大自己的福利支出。所有這些，都表明亞洲國家正在向歐洲健全的能夠體現民主和公民權益的福利制度靠攏。新自由主義取向的發展理念正在亞洲許多國家遭到挫折。這一方面是因為人民的要求總是持續向上、向好的，民生問題升級的主要標志就是對社會安全網的要求不斷攀升；另一方面也是亞洲國家長期奉行的增長優先與低福利政策取向雖然在經濟發展初期具有必要性，但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會引發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不同社會階層與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加劇等，這些問題必然直接影響著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經濟社會的協調和諧發展。

2．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大幅度擴大社會福利開支．努力提高全民生活質量的趨勢不可逆轉。基于多數亞洲國家過去長期采取低福利政策并導致保障不足的現實格局，人民對生活質量持續提升的強烈要求與愿望，以及人口老齡化加速行進與家庭保障功能的持續弱化，再加上各國對公民權的日益認同、民主化進程加快和國家財力的增強，可以肯定亞洲國家未來必定大幅度擴大社會福利開支，并通過建設健全的福利制度來達到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發展目標。保障水平低下、覆蓋率低、不公平性等局面將會逐漸得到改變。

3．遵循公平、正義、共享的新價值觀，將大量被排斥在外的非正式部門就業人口和鄉村人口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不可逆轉。從亞洲大多數國家的實踐可以看到，在非正式部門就業的人口和鄉村人口往往被排斥在正式的社會保障制度之外，這種排斥不僅進一步放大了貧富差距與城鄉差距．而且嚴重違背了社會公平，并最終會損害效率，因此．公平、正義、共享將成為新世紀亞洲國家共同追求的核心價值．而統籌正式部門就業人口與非正式部門就業人口的福利制度，統籌城鄉的福利制度，即是消除社會不公和實現公平、正義、共享核心價值的必由之路。因此，盡管將非正式部門就業人口和鄉村人口納入正式社會保障體系面臨著諸多困難甚至障礙，但其趨勢已經不可逆轉。

4．理性選擇福利制度．努力實現可持續福利社會的趨勢不可逆轉。從亞洲各國對待福利制度異常小心謹慎來看．并不完全是排斥福利的結果，而是包含了理性選擇福利制度的成分在內．因為福利的剛性增長規律和歐洲部分國家因福利水平過高而造成的一些并不完全正面的影響，客觀上告誡亞洲國家在設計自己的福利制度時需要理性。中國走漸進改革的道路，強調尊重國情，其實也有著理性的考慮因素。因此，簡單模仿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理性尋求可持續的福利社會發展道路的時代已經到來。

第8篇：社會福利制度范文

關鍵詞：歐債危機；福利制度；養老金；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4-0057-03

債務危機，是指國家代表本國向國際或區域金融組織、外國金融機構或其他金融市場的投資者借貸或為他人的借貸提供擔保而形成的，并以國家信用保證償付本金和利息的特殊類型債務，而一旦該國家不能按照約定期限歸還本金和利息，就會發生債務違約，爆發債務危機。

一、歐債危機的發展歷程及誘因

（一）歐債危機的爆發及演變

歐債危機簡單來說就是歐洲債務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希臘出現債務危機，持續到2009年10月，疲軟的經濟發展和高額的財政支出終于將希臘拖入了債務危機的深淵；2010年11月愛爾蘭債務危機爆發；2011年3月，葡萄牙債務危機爆發；2011年6月和10月，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先后被卷進了債務危機的漩渦。這場發端于希臘，最終席卷PIIGS五國并引發市場巨大恐慌的債務危機終于演變成了轟轟烈烈的歐洲債務危機。面對如此嚴重的債務危機，歐盟（EU）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先后啟動救援機制，分別出臺了1100億歐元和7500億歐元的貸款支持；歐洲中央銀行（ECB）也在二級市場上出手釋放市場流動性；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規模擴容至約1萬億歐元后更是擔當了危機處理的主角；各危機國家也不同程度的進行了“自救”并按照外部救援要求相應調整國內政策。對歐債危機的救助曾一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是，綜觀歐債危機持續兩年多以來的表現，期間出現了向核心國蔓延的趨勢，發生危機的各國在債務泥潭中越陷越深，經濟社會矛盾全面爆發。2012年底，德國總理默克爾還公開直言歐債危機“至少還要再持續5年”。歐債危機還遠沒有結束。

（二）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是歐債危機的深層制度原因

對于此次歐債危機的原因，市場上有多種說辭：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長期過度負債行為，是造成這場危機的直接原因；PIIGS五國政府面對如此嚴重的危機，動作遲緩、不作為甚至在大選中的“愚民政策”等失職行為助推了歐債危機[1]；“歐洲貨幣聯盟的建立使得各成員國失去了采取靈活措施來應對經濟衰退和財政赤字等問題的能力”[2]；日益膨脹的財政支出對歐元區經濟實力較弱國家的財政收入的壓力；國際金融主導力量竭力“唱空”歐元以及對歐元區實力薄弱成員的狙擊；某些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惡意降低歐元區成員國的債務等級。

上述各種，固然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導致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其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深層制度原因，那就是危機前備受青睞危機后卻廣受詬病地在歐洲各國盛行的社會生活方式――福利國家制度。

20世紀二戰以后，隨著很多歐洲國家經濟快速增長、軍費支出大幅下降和社會福利觀念的發展，社會福利制度日益完善。歐洲國家的經濟經過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高速增長，到70年代中期進入穩定發展時期。經濟發展的豐碩成果使得歐洲國家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為高額的福利支出提供了強大的財力支持。最終歐洲國家普遍建立了所謂“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其最大特點就是制度完備、涵蓋面廣、福利優厚。幾十年來，歐洲一直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級大國”自居，高福利也一直是歐洲社會的顯要標志。

歐洲國家的福利水平到底有多高？從宏觀的福利負擔水平來看，歐盟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9%，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生產總值的25%，而福利開支卻占到了世界福利總開支的50%。過去20年，歐洲的良好發展使得歐洲各國過度自信，過度消費，高消費的格局必須由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體系來支撐，歐洲國家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都用于轉移支付，維持社會福利制度。

從橫向比較來看，截至歐債危機爆發前夕，歐盟27個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達26.4%，歐元區國家的這一比重則高達27.5%[3]。另外，根據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統計，全球薪酬最高的三個國家都在歐洲，幾乎全覆蓋的免費醫療、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總支出的50%左右，其中法國甚至高達70%[4]。縱向地看，以2003―2005的三年為例，歐盟成員國的社會保障支出分別占據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7.4%、27.3%和27.2%，多年來居高不下的社會保障支出一直持續到歐債危機爆發。

高福利至少從以下三個方面導致了歐洲債務危機的形成。

1.高福利制度拖累了經濟發展，減少了財政收入

從本質上來說，福利制度屬于二次分配的范疇，它是對國民經濟初次分配的修正。但是，高福利制度忽視市場配置機制，過度地扭曲了個人的消費行為，片面地強調提高社會成員的保障水平，加重了歐洲企業的社會稅費負擔，提升了企業的生產成本，使其無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勝出。高福利致使不少歐洲企業不得不將實業轉移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導致了歐洲產業空心化，經濟增長乏力。而財政收入歸根結底來源于經濟發展，經濟不振直接導致財政收入減少。

2.高福利對失業者形成經濟激勵，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高失業率反過來又增加了福利開支

許多經濟學家都指出，高福利制度對放棄較低工資的工作而選擇福利產生了強有力的經濟激勵，并對那些離開福利進入勞動市場者產生了強有力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對于許多工作技能有限和即將進入勞動者行列的年輕人來說，每周工作32～40小時讓他們感覺單調沉悶，并且這部分工作者的報酬一般相對較低，而因為工作又會失去健康保險以及承擔交通費用。但是，高福利卻能保證人們即使不工作也可以享受到并不算差的生活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或者家庭工作時的經濟狀況還不如工作以前，工作就失去了意義。因此，歐洲一些國家的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歐洲平均失業率為11%，即使是經濟比較穩定的法國失業率也達到10%。政府要為那些本可以進入勞動者行列卻因為高福利而放棄找工作的人支付較高的社會福利費，保障這些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高福利使失業者失去尋找工作的動力，失業人口數量上升；失業人口數量上升又反過來要求更多的福利開支。如此惡性循環，其結果是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福利支出節節攀升。

3.養老金過度慷慨使得社會保障支出一再攀升，福利國家不堪重負

歐洲國家的退休和養老制度為現收現付制，即工作的一代繳費來支付已退休一代的養老金。該模式的優勢是具有較好的再分配功能，福利水平較高，覆蓋面比較廣；劣勢則是難以應付老齡化趨勢。在世界各地區中，歐洲的人口老齡化形勢最為嚴峻。歐洲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自然增長率最高的地區，經過二十多年的低出生率，歐洲老齡化問題嚴重。2010年，歐洲老年贍養率（65歲及以上占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高達23.7%，是全球最高的地區，而美國僅為19.5%；到2060年歐洲贍養率將達49.0%，而美國僅為36.8%。人口壽命不斷提高，意大利在2003年平均人口壽命就達到了76歲，而美國在2008年才達到這一水平。退休年齡寬松，一些國家最早52歲就可以享受到養老金福利。2010年，歐洲65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6.5%，遠遠超出了7%的老齡化社會國際警戒線。老年人口多、平均壽命長以及退休年齡寬松使得養老金支出不斷攀升，在歐洲社會保障支出中，養老金支出占到了40%之高。

高福利拖累了經濟的增長水平，歐洲疲軟的增長一直持續到歐債危機爆發前夕。與此同時，由于高失業率和老齡化問題使得福利開支卻不斷上升。舉例來說，2001―2010年間，PIIGS五國中的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的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只有5.6%、3.5%和5.3%。社會保障年平均增長速度卻分別為9.4%、7.8%和11.1%之高。相對緩慢累積而來的經濟成果難以支撐快速膨脹的支出要求，高額的福利開支不斷地侵蝕經濟發展的果實。最終，財政無力滿足巨大的福利支出，政府不得不舉債，財政赤字日益嚴重。

如果能夠成功的削減赤字，問題尚不至發展成為債務危機。但遺憾的是，習慣了優厚福利的歐洲國家民眾難以忍受削減福利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任何試圖縮減民眾福利的做法都要在政治上冒極大的風險，且會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為了能拉倒足夠的選票和維持社會的穩定，歷屆政府不斷地通過提高福利待遇來討好選民。于是，官僚的政治考量和民眾的剛性需求共同推高了福利水平，最終使得國家債務積重難返。2010年，希臘和意大利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24.9%和116.7%。而這一比重的歐洲平均水平為84%，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警戒水平為60%。如此大的反差下，PIIGS五國終于成為債務危機中最薄弱的一環。

此外，盲目攀比也是導致歐債危機的原因之一。近年來，歐洲各國福利水平盲目向德國和法國等老牌強國看齊，企圖以低投資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較高增長，最終適得其反，債臺高筑。隨著歐元區區域一體化的日趨深入，以希臘和葡萄牙為代表的歐元區內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不顧本國的實際情況，盲目的在工資、社會福利和失業救濟等社會保障方面逐漸全力追趕核心國德法，由此導致了支出水平遠遠超過國內產出。支出超過國內生產的部分越來越大，政府不得不舉債度日。然而，由于這些國家過去大多是長期的高負債，其進一步借貸的能力已不能令市場信服了，即使是以政府信譽擔保的國債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當這些國家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長期遠高于警戒水平時，危機的爆發便可想而知了。

二、高福利下的歐債危機對中國福利制度的啟示

福利制度作為調節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矯正初次分配帶來的問題，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和發展進步有著重要意義。但是，福利制度的優越性并不能掩蓋高福利的弊端，歐債危機是對高福利制度的一次示警。福利制度是把雙刃劍。福利制度一旦設立便再也難以降低或者廢除；起初只是針對某一社會階層和群體而設立的福利制度通常會引起其他社會階層和群體也要求享受該福利，最終政府不得不將該福利的受益對象擴至后者。如此，福利水平會越來越高，福利覆蓋面會越來越大，直至建立起覆蓋全社會和社會需要的所有問題，發展成為歐洲式的應保盡保無所不包的“從搖籃到墳墓”式的福利制度，無形中加大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風險。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積極建設福利型社會，高福利制度所帶來的歐債危機可以給中國什么樣的啟示？中國與歐洲的福利制度有著巨大的差別，可以肯定目前尚不存在類似于歐洲式福利的問題，但社會保障建設切不可掉以輕心，應認真研究并吸取歐洲在建設社會福利方面的經驗教訓，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福利制度。

（一）福利水平建設要考慮社會經濟承受能力，建立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特色的福利制度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取得了豐碩的物質成果，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為建立全面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但是，我國人口基數大，城鄉結構具有二元性，社會不同階層和群體對于社會保障的期望不同，社會福利建設面臨很大的困難[5]。我國應在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積極作用的同時，充分考慮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性，既不能急功冒進的實行高水平的福利制度，也不能偏廢福利保障的建設。要做到經濟發展和福利建設協調進行，沒有經濟增長的福利制度是無本之木無法長久，片面追求高福利而不注重經濟發展的做法更不可取。要依據我國現實的經濟基礎，我國現階段進行社會保障建設就是要將覆蓋面由城市擴大到農村、在保障層次上由基本保險擴大展到商業保險以及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逐步提高的社會福利制度。

（二）著重建設好退休和養老金福利制度，防止養老金過多占用福利開支

人口老齡化是歐洲社會保障支出不斷增長的最重要原因和最大壓力。歐洲央行（ECB）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希臘的救助條件中就包括對法定退休年齡的限制和領取全額退休金的工齡年限要求。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已邁入老齡化社會，并呈現出老齡化人口發展速度快、老齡人口規模最大和高齡老年人口最多的特點。老齡人口、人口壽命和退休年齡這三個因素共同影響養老金支出和針對老年人福利的開支，其中前兩項人類社會無法進行技術控制，唯有退休年齡可以人為調節。根據我國老齡化的特點，可以借鑒日本在這方面的做法，采取彈性退休制，鼓勵延長工作時間。根據日本的有關法律規定，日本人可以選擇最早到60歲開始領取養老金，也可以選擇推遲到65歲之后70歲之前開始領取養老金。如果提早領取，養老金將打折給付；如果推遲領取，則增加領取金額以資獎勵。根據法律規定，正常情況下我國目前退休年齡普遍為男滿60周歲、女滿55周歲。按照目前的狀況，如果實行彈性退休制度，有相當大的可操作空間，是可行的。

（三）社會保障建設要堅持因地制宜原則，杜絕攀比，注重實效

部分歐元實力薄弱的國家盲目與核心國德、法等攀比，試圖在脆弱的經濟發展基礎上實行優厚的社會福利制度，使得財政入不敷出借債度日。歐債危機證明了，福利制度要量力而行，針對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度的社會保障才是可行之計。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各異，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歐元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的情況非常類似，我國應該吸取歐債危機的教訓，切不可搞一刀切式地社會保障建設。各地區宜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參考全國和本地區的平均福利水平，因地制宜地進行社會保障規劃。具體地講，各地在制定養老保障、失業保障、醫療保障和對兒童保障等制度時，要與本地區的經濟水平相適應。總體來說，社會保障水平要有寬覆蓋、可持續，但是也只能是低水平的。我國的國情決定了現階段的社會保障的性質只能是保持在低于社會平均水平上的名副其實的“基本保障”。當然，在此基礎上，可以借鑒西方成功經驗，以第三方保險支付做補充，更能體現各地區的差別。總之，中國的社會保障資源仍然相對緊張，要爭取使得社會保障體系既不排除任何一個應享受社會保障的個人和家庭，也絕不養懶漢，盡力做到應保盡保、不應保不予保。

（四）充分考慮地方政府的負債能力，避免GDP的低效率增長

歐洲債務危機就是由于政府的債務負擔大大超過了自身可承受的范圍而引起的違約風險。據統計數字來看，中國目前的債務占GDP的比重低于20%，遠低于國際警戒線水平的60%。表面上，中國的債務不存在債務危機的問題，短期內不會爆發債務危機。但是，這一統計只包含了中央債務，而未將地方債務考量在內。但中國真正的債務危機恰恰是在地方，自2009年國家放松了地方融資平臺的管制后，地方政府瘋狂發債，目前地方債務融資平臺超過3000個，地方債務總額已超過十萬億元，約相當于GDP的82%[6]。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借貸資金大多被投資于償還能力比較低的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建設項目上。一方面面對巨額債務的不斷膨脹，另一方面卻是收入在不斷地萎縮，一旦不能按期還本付息，地方政府將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國家應制定法律法規，從根源上控制發債權利的過分下移，公債發行權應嚴格掌握在省一級政府；在投資方向上，防止債務收入過多流向低效率的項目。總之，地方政府債務唯一正確的發展方向是透明化、法紀化的“陽光融資”。為了單純的提高GDP的數字，盲目舉債投入效率低下、沒有科技含量和發展前景的產業只能帶來無發展的增長。我們必須量力而行，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要注重科技的進步、效率的提高和生態的保護。

參考文獻：

[1]謝世清.從歐債危機看“中國式債務危機”[J].亞太經濟，2011，（5）.

[2]祿德安.歐債危機與福利制度的反思[J].改革與戰略，2012，（6）.

[3]尚軍.歐盟2005年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27.2%[EB/OL].新華網，[2008-05-10].

[4]李開盛，張冬林.歐債危機與西方福利制度的再審視[J].學習月刊，2012，（7）.

第9篇：社會福利制度范文

一、我市社會福利制度體系建設的現狀

長期以來，與全國大多數地區一樣，市實行的是典型的補缺型社會福利制度，社會福利被分割為城市職工的單位福利（職工福利）、民政（社會）福利和以農村集體經濟為基礎的農村社會福利三部分。三者之間缺乏協調性和穩定性，形成了三個彼此封閉的、隔離的體系。一是城市單位福利。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實行的是“高就業、低收入”的就業政策。由于社會公共福利的缺失，由企事業單位為職工提供醫療、養老、各種生活福利乃至住房、教育等完善的福利待遇。城市單位福利雖具有高福利、普遍化的特征，但以城鎮勞動者就業為前提。二是民政（社會）福利。建國初期，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結合在一起，統稱“社會救濟福利”，主要任務是解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量的流離失所、無依無靠、饑寒交迫的鰥寡孤獨人員、殘疾者、失業人員等的社會救濟、生活和收容安置問題。至20世紀50年代以后，社會福利才與社會救濟分流發展，逐步形成了以“三無”（無依無靠、無家可歸、無生活來源）老人、兒童、殘疾人、精神病患者為主要對象的社會福利體系。三是農村社會福利。農村社會福利以沒有家庭或失去家庭（即無依無靠、無家可歸、無生活來源）為前提，享受對象主要是孤老殘幼和失去勞動能力的人。因此絕大多數的農村社會成員與農村社會福利無緣，享受不到社會福利，而只有極少數的符合條件的“五保”對象才能享受到社會福利待遇，享受“五保”待遇和進入農村的敬老院等福利機構。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年來，適應經濟社會體制改革需要，市積極推進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就業保障、生活保障、養老福利、醫療福利、教育福利和住房福利等制度為主要內容的新型社會福利體系框架，社會福祉水平大幅提高。

（一）就業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失業、工傷保險制度。出臺《市失業保險規定》、《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辦法》、《市職業生育保險規定》、在全市企事業單位普遍建立失業、工傷保險制度。在做實本市企事業單位、民間非營利組織職工工傷保險的基礎上，將外地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范圍。

二是城鎮下崗職工再就業服務制度。建立企業職工下崗申報制度，進一步放寬下崗職工再就業補助政策，對新建勞務派遣組織、社區就業組織招用下崗職工給予一次性專項補助，對社區公益性就業組織安置下崗職工、城鎮失業人員的，給予專項補助。對主動參加再就業培訓的下崗職工給予基本生活費。

三是農民工就業保護制度。創新企業參保模式，積極推進農民工參保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工作，采取強制措施，對于不給建筑業民工上保險的企業最高可給予1萬元的罰款。推行建筑業農民工實名制卡，工人的工資按月發放到實名制卡上。同時把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規劃，逐步解決對外來務工人群和農民工的居住問題。四是大學畢業生就業促進制度。積極采取有力措施，全力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主要措施有：從優秀畢業生中招聘中小學教師；聘用優秀畢業生參與重大科研項目；鼓勵應屆生進一步求學深造；鼓勵高校畢業生到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就業；鼓勵和支持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鼓勵大學生到城鄉社區就業等。

（二）生活保障制度。

一是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0年，我市出臺《市實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辦法》，規定：凡持有本市非農業戶口的城市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當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可以申請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目前城市低保標準為每人每月430元。

二是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2年，我市建立了農村低保制度，凡具有本市正式農業戶口，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戶籍所在地區縣當年低保標準的農村居民均屬保障范圍。目前，我市農村低保年最低標準為2520元。同時，實施農村低保分類救助制度，對農村低保對象中沒有勞動能力的重殘人按城市低保待遇給予救助。積極推進城鄉低保制度并軌，朝陽、海淀、豐臺等區率先實現率城鄉低保標準并軌。

四是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制度。2003年，成立市、區兩級救助事務管理機構，對街頭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救助幫扶，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實現了從強制收容遣送向自愿關愛救助轉變。

五是災民生活救助制度。對遭受地震、洪水、旱災、臺風、冰雪等自然災害的群眾提供住宿、衣被、飲用水、食物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及一定的災害補助金。

六是喪葬經費補助制度。出臺城鄉無喪葬補助居民喪葬補貼辦法，城鄉居民同等享受5000元喪葬補助。全面實施“零百千萬”殯儀服務工程，為群眾提供優質殯儀服務。建成首家城市公益性公墓，對低保對象、重點優撫對象實行免費安葬，對其他市民實行低償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