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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禪文化論文范文

要深入理解產業傳播的概念和內涵，首先就要了解產業和傳播的概念。根據經濟學的觀點，產業是介于國民經濟和企業之間的一個中觀概念，指的是具有某種同類屬性的經濟活動的集合或系統。國內外不少學者都對傳播進行過定義，如霍夫蘭認為傳播是某個人(傳播者)傳遞刺激(通常是語言的)以影響另一些人(接受者)行為的過程;邵培仁則認為傳播是人類通過符號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發生相應變化的活動，等等。這些定義均是學者們出于不同研究目的需要而得出的，各有各的側重點。出于本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了郭慶光的定義，即傳播是指社會信息的傳遞或社會信息系統的運行。信息是傳播的內容。傳播的根本目的是傳遞信息，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通過有意義的符號進行信息傳遞、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饋活動的總稱［2］。在綜合了上述學者的觀點以后，本文認為產業傳播是指具有某種同類屬性的經濟活動系統將自身的信息在系統內、外部進行擴散、反饋的過程。產業信息在系統內部擴散及反饋的過程，為系統內各個企業相互學習提供了便利條件，是整個產業的發展與壯大的內部動力。產業信息在系統與社會之間的流動過程，一方面是產業擴大社會影響力、拓展市場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整個產業系統向周邊環境學習的過程，是整個產業發展的外生動力。因此，積極開展產業傳播活動，對于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新生產業的發展很有必要。

二、川西北民族文化產業的傳播現狀

(一)川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產業利用傳統媒體進行傳播的現狀

川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產業依靠自身獨特的民族資源稟賦和政府的支持，已具備了相對完善的產業體系和一定的產業規模。然而，在產業傳播方面，由于受到傳播意識落后、區域交通條件差、傳播人員素質相對較低等因素的限制，民族文化產業的傳播大多還處于較為原始的人際傳播狀態，產業信息大面積快速擴散的效應還沒有形成。大眾傳媒因其具有傳播范圍廣、速度快的特點，在其誕生后便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工具。也正因為此，大眾傳媒便成為了川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產業傳播的另一重要途徑。如報紙媒體《阿壩日報》、《甘孜日報》，均同時發行漢文版與藏文版，相關欄目多層次全方位地反映全州的民族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傳播產業所需的各類信息。在廣電傳播方面，阿壩州人民廣播電臺節目覆蓋全州43個鄉鎮，覆蓋人口32萬人，人口覆蓋率35%，電視臺節目覆蓋101個鄉鎮，覆蓋人口49萬人，人口覆蓋率54%，把富有阿壩州民族特色的廣播電視節目提供給廣大農牧民，傳承和發展民族文化及產業。甘孜也建成了州級平臺、康定和道孚縣級節目傳輸平臺、30個鄉級無線發射基站和19個村級無線發射基站等，傳播的農牧民人口覆蓋率接近50%。隨著互聯網覆蓋率的進一步提升，川西北地區也開始利用網絡傳播自己的民族文化產業。中國羌族網、羌岷網等網站上，都對當地特色文化進行了分欄展示，囊括羌族音樂、視頻短片、民族學術、人物專欄、組織機構等板塊，詳盡介紹飲食、建筑、歌舞、醫藥、文學、歷史、宗教等內容，展示該地區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情況。

(二)川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產業利用新媒體進行傳播的現狀

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最早出現于美國國CBS(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技術研究所所長P．Goldmark發表的一份關于開發EVR商品的計劃書［3］。國內一般認為新媒體是指基于互聯網技術及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基礎上產生的媒體新形態，包括在線的網絡媒體和離線的其他數字媒體形式［4］。本文所指的新媒體主要指相關的網站、網頁、微博、論壇等。下表即是目前收集到的有關川西北民族文化產業利用新媒體傳播的狀況。從上表可知看，著重傳播川西北民族文化產業的網站數量不少，但是從這些網頁的微博粉絲數、網頁點擊率看，發現受眾對此的關注度極低。與作為旅游產業傳播的微博代表“九寨溝管理局“的160多萬粉絲數量相比，這些文化產業網站的微博粉絲數目微不足道，微博賬號一般也未能得到“認證”。此類網站作為展示民族文化產業的窗口，理應成為民族文化宣傳與品牌塑造的重要渠道，但并未取得理想的傳播效果。如中國羌族網，它的目標致力于打造全國最大的羌文化交流平臺，其內容豐富，涉及學術交流、社會聚焦、文藝空間等多個板塊，并設有“爾瑪論壇”供羌文化愛好者溝通。但是論壇會員不足400人，帖子更新速度緩慢，部分板塊幾天才能看見新帖。網站同時提供“爾瑪商城”供民族文化產品交易，但打開商城頁面，它只對“珉玉”文化及工藝進行展示，不見其余產品，無疑是對交易平臺的極大浪費。此外，個別網站訪問量嚴重低下，部分板塊文章一個月內點擊量不足20次，甚至也沒開通微博、論壇、貼吧等交流平臺。雖然這些網站在頁面下端設置了友情鏈接，但是所鏈接網站的情況基本與自身無異，少人問津。

三、川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產業傳播中存在問題分析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知，找準川西北民族文化產業傳播中存在的問題，是盡快提升民族文化產業傳播水平的關鍵。首先，傳播主體對民族文化產業傳播的重視程度不夠。就政府而言，由于民族文化產業起步晚、企業規模小、集約化程度低、效益相對較差等因素，所以政府更加倚重旅游產業的傳播，不愿意將傳播經費過多地投入到民族文化產業;就民族文化企業而論，自身對于產業傳播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也不愿意從本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經費進行產業傳播。大多數企業或作坊在對外提品或服務時還是在走傳統的銷售路徑，無意通過時下熱門的傳播新渠道來宣傳自身的品牌與形象;就媒體工作者層面講，由于川西北民族地區地勢險峻、交通不便、信息不暢，導致媒體宣傳報道該地民族文化產業發展所需支付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較高。正是出于成本的考慮，媒體寧可選擇把采訪、報道的目光聚焦于九寨溝、黃龍等少數著名旅游景點，加大受眾對旅游產業的關注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眾媒體對民族文化產業的傳播。其次，民族文化產業的信息傳播手段亟待更新。近年，隨著媒介技術的更新，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移動數字電視、車載電視等一系列新媒體，不斷促進其它產業的傳播。然而，這些新媒體在川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產業的傳播中卻受到了限制。一方面，由于川西北民族地區熟悉新媒體業務的人員有限，缺乏既懂新聞傳播規律又懂網絡傳播的人才，加上該地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支持日常工作，在對新媒體的建設經費投入上自身存在不足，導致新媒體事業發展緩慢。另一方面，當地傳播民族文化產業的紙質媒體發展定位不清晰，還未能與網絡媒體有效整合，電子版、網絡版的新聞稿件更新緩慢，不能用網絡語言、網絡新聞表現產業傳播的中心工作，在發揮新媒體的整合和集聚效應方面做得不夠充分。因此，各傳播主體對民族文化產業的傳播只能停留在地市級的傳統媒體，傳播的范圍也多局限于本地受眾。

四、關于提升川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產業傳播效果的幾點思考

(一)平臺建設是提升川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產

業傳播效果的關鍵產業傳播與企業宣傳不同，它更多是在宏觀層面上關注區域范圍內產業整體的傳播狀況，而不僅僅是企業個體的營銷宣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它體現的是地方政府或行業協會的公共服務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積極構建民族文化產業傳播平臺。民族文化產業傳播平臺應該由以下要素構成:管理要素、信息要素、技術要素。首先是管理要素。在政府指導下，建立相應的民族文化產業的指導和協調機構，負責對民族文化產業傳播平臺及產業發展的規劃、引導和組織工作，為平臺建設提供相應的組織保證;其次是信息要素。由政府專門機構負責為民族文化產業傳播平臺建設及產業發展提供相關的扶持政策、配套政策及全面、細致文化市場信息，產業傳播平臺建設提供政策和信息支撐;最后是技術要素。要利用政府提供的資金、稅收等優惠政策支持，加大引進民族文化產業傳播的高新技術，加快原有的技術更新和設備改造［5］。產業傳播平臺構建以后，通過現代科學技術以及傳播手段，能讓川西北民族文化其相關產業得以有效的傳播，使得整個產業的傳播活動更加整體、統一，更有利于在現代市場中傳播，更能加強對川西北民族文化的繼承及其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人才隊伍建設”是提升川西北地區民族

文化產業傳播效果的保障人才是產業發展的根本。沒有足夠數量的產業傳播人才，川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產業的傳播狀況就不可能得到改善。要想盡快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努力提高民族文化產業全行業領導干部、員工的傳播意識與媒介素養。特別要重視對企業領導、營銷人員等涉及傳播活動的從業人員的教育培訓，不斷提高他們的職業道德、服務水平和傳播能力。第二，注重培養符合民族文化產業傳播發展需要的復合型人才，讓他們能夠盡快掌握新媒體技術、業務和信息傳播規律，在對外的產業傳播活動中“獨當一面”。第三，與高校的新聞傳播類專業合作，建立一批復合型傳播人才實踐基地，促進高等院校對相關人才的培養。川西北民族文化產業的傳播主體應與高等院校中的新聞傳播類專業以及新聞媒體加強合作，共同制訂人才培養方案，既可以為自身提供所需的產業傳播人才也可以盡快提升產業對外傳播效果。

(三)“借船出海”是提升川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產業傳播效果的捷徑

第2篇：禪文化論文范文

重新認識馬克思的文化生產力思想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文化與經濟、文化與科技的關系，也必須重新認識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產力的問題。經典作家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發現，這就是大生產力觀和精神生產力理論。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從而生產的某種新的方式和生產的某種對象就會產生，“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頁）

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物質生產力以物的形式——物質產品或物質成果表現出來，而工具則往往代表著這一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在工具上，無疑凝聚著人類精神上、理論思維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精細，社會生產便日益明顯地區分為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兩大部分。社會分工促成了物質生產者與精神生產者的分化，兩種生產力因而在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內在特征的生產力形態。物質生產力主要面對人同自然的物質關系，具有實用的、基礎的、物質形態的主導品格；而文化生產力則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產力”。馬克思將語言、文學、技術能力等歸于其中，使其顯現出更偏重于人類社會人文關系的特征和品格。當代不少學者將之稱為文化力。顯然，馬克思區分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產力，表明了他對社會生產力這兩個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區別把握和分類描述。

但是兩種生產力又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馬克思還看到了二者之間的多重聯系，看到兩種生產力之間相互交融、共為一體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產力具有其精神生產的獨特性，它是社會意識、社會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發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識形態特征。同時，在文化生產力中，生產主體以其“對象化的獨特方式”，將自身強烈的主觀因素，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滲透于全部文化生產過程。所以，馬克思把語言、文學、技術能力歸入這種“精神方面的生產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產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備非意識形態的物質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產力其實具有明顯的物質性。文化生產同其他生產一樣，也具有一般實踐活動的特征，即由實踐主體通過勞動，將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產的過程也表現為一個物化的過程。它也要改變物質的現實形態，獲得物質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學藝術這類最富精神性的生產也有一個物質的技術的制作過程，即由實踐主體通過特定方式的勞動，改造某種材料而造成一個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產品必須具備物質的依托方式。如文學作品，必須經過作家的物質性（紙、筆、電腦等）寫作，經過編輯、出版、印刷、發行等等環節，才能以書籍這種物質形式存在下來。繪畫、雕刻也要通過對一定的物質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態承載其藝術內涵。黑格爾在《美學》中指出，在藝術創作中有一個純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業。一個藝術家必須具有這種熟練的技巧，才能駕馭外在的材料。

馬克思的大生產力觀念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馬克思肯定了生產力中包含著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兩種生產力，這就一方面從根本上否定了那種機械的、庸俗的舊唯物主義的物質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種孤立的、片面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精神決定論。

其次，文化生產力的觀念表明，文化是一種生產，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成為大規模的社會生產。它天然地具有社會生產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換、消費等基本環節，具有市場條件下經濟運作的全部過程，而不僅僅是某個藝術家的內在的獨創的心理活動。多年來我們對馬克思精神生產、藝術生產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馬克思提出這一理論的歷史背景，而對之作了一種純粹精神的、美學的研究。而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產或藝術生產必然含有商品經濟時代特別是當時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時代的生產的全部特征。當代文化生產已不完全是個體性的生產方式，而日益成為一種巨大的復雜的社會化大生產。隨著傳播媒介的高速發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文化生產已日益成為當代經濟生活的一部分，成為復雜的現代化大生產的一部分。像電視、電影、出版、音像、文藝演出、工藝美術、體育比賽，乃至廣告、信息、傳播、娛樂等產業，已越來越發展為龐大的產業集團，成為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成為許多國家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再次，文化藝術作為一種精神方面的生產力，必然內含著自身獨特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它有自己獨特的發生、發展史，有形成自身的歷史過程，有對精神生產者的精神創造能力的內在要求，也有對生產對象的內在要求。同時，它還受到生產條件包括物質技術水平的限制。因此，藝術家不能只關心藝術的精神層面，也要關心藝術生產的方式和工具。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是文化生產力內涵中的重要內容。在當今的文化生產力中，文化生產所達到的科技化和社會化程度，是判定其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數。世界經濟中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趨勢

從二戰以后，人類開始進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時期，這就是發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智能生產力時期。這一生產力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文化與經濟嶄新關系的建立。如果說以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是以經濟生產與文化藝術的對立、分離為特征的話，那么智能化生產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文化化”，以及由之產生的當代文化經濟一體化趨勢。面對這一趨勢，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文化的經濟功能和經濟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它已成為世界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之一。據報道，20世紀90年代，國際旅游已同汽車工業、石油工業一樣，成為當代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產業，而且正以迅猛發展的勢頭成長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業。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等高科技及其相關產業的迅猛發展為標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識經濟或文化經濟時代的到來。1997年世界500強企業中，科技、文化、信息產業越來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計算機信息產業，在1997年世界經濟和產業發展中獨占鰲頭，數家企業躋身世界前10強。近年風靡世界的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號》創下十幾個億美元的票房價值。美國《讀者文摘》已發展成年收入25億美元的國際性大企業。據稱，美國的視聽產品已經成為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換匯產業。文化產業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新的增長點，也將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

所謂經濟的文化化，是說現代經濟發展中文化的、科學技術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農業經濟的時代，全社會95％以上的人在為基本的生存條件——糧食而工作，而在發達國家僅有2％—3％的人口從事農業，便可滿足社會的需要。從日本的就業人員構成比來看，其第三產業就業者占總人數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國競爭力大會”上對1929—1980年的美國經濟做了數量分析。他測出，在這期間美國生產力的增長中，40％是由知識和技術創新獲得的，有12％是由勞動力的知識文化素質的提高獲得的。在工業發達國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進入企業，使當代產業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經濟中的科技、文化知識因素已日益躍居重要地位。腦力勞動者的數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國“白領”職員與“藍領”工人就業結構比已為5∶4，到1980年，美國第一產業即農業和礦業中的從業人員僅占總比例的29％，第二產業即各種制造業降到31．6％，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產業中，科技管理人員也超過直接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無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自然要將重心轉移到服務、知識、信息等第三產業方面。

經濟文化化的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它代表著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社會需要不斷提高。在基本的物質需要滿足的基礎上，人們更多地關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質層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與文化結合起來了。今日的主流經濟學已在大力關注知識、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總之，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已成為當代世界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趨向。文化與經濟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輔相成，形成一個有機的發展過程。

認真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產業

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國文化建設一直采用計劃經濟下由國家統一規劃、統一領導、統一步調的“事業型”模式。現在看來，這種國家財政撥款的文化投資遠遠滿足不了當代文化高速發展的需要。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正式采用與世界多數國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國民生產總值來核算國家經濟發展的程度，按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來劃分各個行業。而文化作為第三產業的一個重要部分，開始了由“事業模式”向“產業模式”的重大轉變。這場變革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文化觀念，將文化與現實經濟聯系在一起。

我國文化市場的建立、發育和文化產業的發生、發展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相應的文化產業機制和文化發展規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有了持續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之相應的文化產業發展則相對滯后。與發達國家甚至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產出仍有很大差距。這一方面表現為對文化產業已成為當代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認識不足，沒有從根本上轉變“事業型”的傳統思路和行政機制；另一方面，對文化與經濟的長遠協調發展認識不足，沒有看到文化滯后對今后經濟發展的嚴重制約。現實迫切需要并呼喚新的文化發展的總體戰略、管理方式、產業機制和市場運作體系。另外，經濟流通的世界化和當代傳媒的高度發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要求我們批判地借鑒其市場運作的方式，以適應并掌握當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經濟規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市場與文化產業體制。其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會表現出日益高漲的文化需求。這種需求，一是規模巨大，數量驚人。我國當代社會對文化產品的需要無論在數量上、強度上、實現方式（規模、途徑、媒介）上都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層次多方位。從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從大眾娛樂到藝術精品，各種不同層次的文化消費者表現出對不同種類的文化產品的強烈需求。三是一輪接一輪的文化時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轉換。很明顯，這種全社會日益高漲的大規模、多層次、快節奏的文化需求，單靠原先文化事業的“統管”模式已根本無法滿足，它歷史地要求與之相應的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運作模式。

這就要求我們處理好文化市場機制發展中的眾多矛盾，比如文化產品的商品性與非商品性的矛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市場運作方式與精神文明建設的矛盾，市場規律與文化藝術自身規律的矛盾，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矛盾等等。在眾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當代市場條件下文化發展的產業性與文化性之間的矛盾。

第3篇：禪文化論文范文

長江下游三角洲從河姆渡、羅家角、崧澤至良渚文化為止的新石器時期農業，已連續綿延達3000年以上，稻的種植始終貫串整個過程，便利漁獵采集的比重逐漸有所下降，稻米為主的糧食供應的比重逐漸增加，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而穩定的食物來源，促進了原始社會人們的勞動分工，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當時全社會的物質生活供應之基礎的稻作農業及生產工具本身也經歷著相應的變化和發展，成為良渚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本文擬就這一時期稻作的生產問題，作一些配合的探討，以供交流。

良渚時期的生產生活用具顯然較崧澤、馬家浜時期有了很大的演進，表現為：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如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錛、石鐮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制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還有一種因類似現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稱為“耘田器”，類似現在的千篰而被稱為“千篰”。陶器方面，由馬家浜時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轉向輪制的薄胎陶器發展，而且種類繁多，有的還是精細刻劃花紋和鏤孔，或施用彩繪。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藝水平較馬家浜時期有很大的改進。據對余杭新石器遺址47處的出土炊器的分別統計，鼎有18處，占總數的38.29%，釜僅一處，占2.12%；其余的豆、壺、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裝飾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生活工藝品方面有發達的竹編、麻織和絲織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編織方面的顯著演進，是與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同步進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產為代表的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眾多的種類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論文對此已作了詳盡的分類鑒定和探討，并提出了兩者各自具體操作方式的推論，很有說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河姆渡、羅家角的耜耕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崧澤時期出現的小型石犁則是這一轉折的中間過程。從良渚以后便慢慢轉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現為我國犁耕起源的演進歷史提供了關鍵的實證。筆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國學者的座談中，一位美國學者說，據他所知，中國的犁是從歐洲傳入的，筆者即簡單介紹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說明對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國外多作介紹。

根據農具種類的增加和工藝技術的改進，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率有關的石犁和破土器的應用，并參考現今少數民族原始農業農展階段的一般規律，可以對良渚時期的稻作生產技術及其生產水平試作一些分析討論。

我們知道，原始農業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種），然后轉到耜耕或鋤耕。刀耕的要點是燒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種，而進行翻土，因而必須年年或隔年就要放棄，另找新地，要等到棄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復生長，才能進行第二次的刀耕。為此，刀耕農業的一個單位的播種面積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積作為后備，以資輪轉，一個人一生砍燒同一塊土地只不過三四次。[6]進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連續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長了，因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和肥力，并改以休閑取代不斷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進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為耜耕或鋤耕是間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連續性的翻土，人拉犁頭可以一直向前行進，土塊隨著陸續翻起，中間沒有間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牛可耕14擔田[7]這雖然是侗族50年代的資料，但因為所處的耕作階段與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們參考，且很有啟發。

在良渚出土的農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兩個問題。“耘田器”以其形狀酷似現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農業所達到的水平時，就徑直認為良渚時期已使用耘田器進行耘田的先進技術。

首先，我們要問，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還是移栽的？我想答案應是直播。現代南方的稻田絕大多數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間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術，有文字或物證可考的，最早見于漢朝，漢代的南方考古發掘表明，像廣東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畫像磚，[9]都有農夫彎腰在水田中雙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長棍用足薅秧，就是沒有使用類似耘田器的工具。現今杭嘉湖寧紹一帶的農民也多以手薅為最常見，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漢代一樣。所以，很難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發明使用耘田器這樣先進的工具。又，耘田是與插秧配套的，上述廣東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來有這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點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長大起來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無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點播，技術又很精確，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這在4000年前是還做不到的。可舉日本彌生時期的稻田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發時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遺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諸如田埂、溝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跡，為國內所未見。筆者在日本參觀過好幾處這類遺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內里八丁遺址最為典型。該遺址經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現代一樣的大片稻田，由小塊小塊的田埂圍成，每塊稻田中的稻叢殲穴，歷歷可數，并可用電腦繪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塊稻田的穴數，一穴不漏地顯示出來，以供進一步的面積、產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這些殘存下來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間隔距離又極不一致。緊密處兩叢稻之間不足10厘米，疏遠處兩叢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沒有規則可言。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這樣的稻田，不問其為移栽或是直播，是無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內行走，進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說明那時候還沒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這一環節。內里八丁遺址屬彌生晚期，相當于中國的三國西晉時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漢前由吳越人傳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沒有規范化，可見行株距的規范改進是很緩慢的，這也可供我們參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來的稻作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日里，都還是實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殺草。如西晉時的鄮縣（今浙江鄞縣），其稻作水平還是：“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10]如果良渚時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認為有史以來西晉時的鄞縣稻作是一個大倒退。

海南島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積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復踩松軟，即撒上秀種，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長起來，則用水淹之。[11]由此看來，出土的“耘田器”當是另有用途，比如開溝之類，而不是相當于現今的稻田耘田。

關于千篰的問題，與耘田器有些類似。因其形制同現今農村使用的相似，從而推測當時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為稻田肥料。我們知道，河泥是一種緩效性有機肥，通常是在冬春時捻取，作為桑園及稻田基肥，這在明末《沈氏農書》中有詳細敘述。根據文獻記載和肥料史的知識，肥料種類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規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礎肥是家畜糞和人糞，然后是綠肥、餅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遲利用的是河泥。因為捻河泥的勞力最費，數量很大而肥效較低，在肥源十分緊張的時候才開始利用。文獻上出現捻河泥是在宋朝，這是因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戰亂，大量北人南下），對糧食和衣著的需求壓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麥兩熟和發展蠶桑，凡此都需要開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對農閑，捻取河泥以作桑園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所以不見于宋以前的文獻。4000多年前的原始農業，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連續種植幾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換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糞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況下，很難想象會先使用起河泥來。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種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時期的稻作已開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勞動生產率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當時的水稻產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總量增加，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擴大耕種的面積，即使在單產不變的情況下，也可提高總產量；如果是指單位面積產量較之耜耕階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這種提高在整個良渚時期是比較緩慢而穩定的，不會有大幅度的突破。

第4篇：禪文化論文范文

本文選取的投入指標為：文化產業年末從業人員數量（人）、文化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萬元）、文化產業法人單位數（個）；產出指標為：文化產業增加值（千元）、利潤總額（千元）。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文化產業，剔除了文化事業的相應數據，因此，有關相應的數據相比《中國統計年鑒》要小了很多。其中文化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轉變為資本存量，本文采用“永續盤存法”，參照張軍等人的研究成果，對當期投資額進行折算，折舊率為9.6%。以上數據來自于2005—2013年《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

二、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利用DEA中的CCR模型測算我國31個省份的文化產業效率，將區域分為東、中、西、東北部四個區域進行對比，得到全國及四個區域的效率評價結果。從全國范圍來看，我國文化產業平均效率在9年間整體提高，呈現“先升后降再升”的變化趨勢。具體表現為2004—2007年為上升階段，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又開始上升。從四大區域看，東部地區效率最高，中部地區次之，然后是東北部地區，西部地區效率最低，東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平均值為0.7631，效率總體處于上升趨勢，總體增長幅度為10.33%，中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平均值為0.6499，效率總體處于上升趨勢，整體上升幅度為11.38%，東北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平均值為0.5438，高于西部地區，在三大區域中排名第三。西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最低，平均值為0.4992，文化產業效率總體處于上升趨勢，且上升趨勢相對其他三個區域最明顯，說明西部地區文化產業近些年來發展較快，資源利用狀況越來越好。由此看來，我國文化產業區域間存在差異。為了研究這種區域差異的內部變化，本文通過用σ收斂來分析我國區域文化產業效率的收斂性，如圖3.3所示，可以看出，2004—2012年，全國范圍內的文化產業效率變化不大，全國范圍內的文化產業效率之間的差異逐漸縮小，呈現出總體σ收斂的特征。2004—2012年間東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的波動幅度比全國范圍內的波動幅度稍小，總體呈σ收斂，2004—2012年間，中部、東北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區域間差異變大，但變大程度不大，西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差異變動幅度較大，內部差異逐漸縮小，呈現總體σ收斂的特征。

三、區域文化產業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在學者們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出影響文化產業效率的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的發展會使產業的投入和產出規模增加，進而促進文化產業效率的提高，本文用人均GDP代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2.文化產業政策。

制定與文化產業相關的產業政策，對文化產業發展規劃作出科學的統籌，可以健全產業相關配套管理政策，本文在此主要研究國家對文化事業的直接財政投入對文化產業效率的影響，從而看出文化體制改革對文化產業的作用，本文假設，文化產業政策對文化產業效率有正向影響，本文用國家財政對文化、體育及娛樂的支出表示。

3.人力資本。

文化產業需要高素質人才，地區人才越多，越有利于知識的傳遞和溢出，進而形成創意，產生較高的生產力，一個地區的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對文化產業的人才供給就越大，因此，本文假設地區人力資本受教育水平與文化產業效率正相關。本文用地區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表示地區人力資本水平。

4．市場需求。

文化產業是規模收益遞增的行業，地區較高的文化產品市場需求，會推動地區文化產業的集聚與文化產業的專業化水平，進而產生由于專業化分工的高生產率。因此，本文假設文化市場需求與文化產業效率的提高成正比例關系。本文用地區地區人均文化消費支出表示市場需求。

5.科技投入。

科技投入可以使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提高文化產業的要素利用率，改善生產技術流程，逐步改進生產要素的質量，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從而提高產業技術效率。本文假設，文化產業效率與科技投入成正比。本文用國家R&D投入來代表科學技術投入。以上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年鑒》、《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為識別以上因素對文化產業效率的影響，設計計量模型為：TEit=β0＋β1PGDPit＋β2FIit＋β3HCit＋β4MDit＋β5R&DitTE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文化產業綜合技術效率；PGDP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人均生產總值；FI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文化國家對文化、體育及娛樂的財政投入；HC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人力資本受教育水平；MD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文化市場需求；R&D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科技投入。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面板數據模型主要有變截距、變系數和混合模型。本文選擇的截面單元是全國31個省（市），因此采用變截距更為合適，在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的選擇上，本文是用Hausman檢驗實現，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他因素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較好，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財政支出、人力資本受教育程度、市場需求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科技投入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因為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產品技術含量較低，產品附加值低，仍然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國家對科技的投入效果不明顯，許多科技投入或研發并未應用到文化產業上，導致了產業技術效率不能有效提高。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力資本受教育程度、市場需求對文化產業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響，而國家財政對文化、體育及娛樂的投入對文化產業效率的提升有負向影響。

四、政策建議

1.推進文化產業集聚。

形成有效的文化產業集聚，推廣和延伸文化產業鏈條，可以形成文化產業集聚規模、提高產業規模效應、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政府可以建立文化產業園區，推動產業鏈條向下游延伸，形成以市場為導向、以創意為核心的完整文化產業鏈條。

2.推動文化體制改革。

政府可以適度削減對文化、體育及娛樂業的財政扶持，完善產業融資政策，營造良好的金融環境，使企業依靠市場機制和社會資本發展文化產業，從而提高文化產業效率。

3.加強文化產業人才隊伍建設。

第5篇：禪文化論文范文

“文化創意產業”又稱“創意經濟”、“創意工業”，是一種在全球經濟、技術與文化背景中發展起來的，推崇創新、強調依靠人的創造力、技巧及天賦,來創造財富、促進經濟增長的產業形式。

從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界定中，我們可以知道，文化創意產業首先是一種產業，它必須具備產業的共性，在生產、交換、流通和消費四個環節順暢運作，有較好的發展環境和相對完整的法律保護體系，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并擁有進行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另外，它還具有其特殊的內涵。

1.1文化需求性

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的著名的層次需要理論指出，當人的缺失性需要得到滿足之后，人的發展性需要就被上升到更高的高度。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純粹的物質性和經濟性的需求就會相對減少，文化性的精神層面的需求將會不斷增加，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文化可以說是發展創意產業的靈魂。文化創意源于文化并高于文化，是對文化資源創造性的開發和利用，是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滲透力、影響力的拓展和挖掘。創意產業正是有了文化，才顯出了靈氣和品位，從而才有有了更強的競爭力。

1.2技術創新性

文化要展現自身的巨大價值，單靠傳統的傳播方式是很難的，必須依靠技術手段進行加工處理。文化創意產業是把與文化有關的信息服務技術都納入其范疇，借助于高科技對傳統文化資源的再創造、再提高、再包裝，而非簡單的復制。可見，技術創新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關鍵，它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創新方式和創新渠道。

1.3收益高額性

文化創意產品，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是用于滿足消費者的多樣性和特殊性需求，涵蓋了科技和文化的因素，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較高的附加價值。同時，好的創意能夠大幅度提高企業知名度，擴大市場占有率，并使許多傳統產業和傳統產品煥發新的生機，獲取高額利潤。

2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現狀分析

2.1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而相應的教育水平及科研投入也在不斷地增長，這對我國加大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投入具有很大的意義，它可以創造適宜創意產業發展的良好的社會環境；同時，隨著我國教育水平的提高，創意人才增多，一方面有利于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同時也對創意產品產生了更多的需求；另外，擁有13億人口的大陸市場，潛力巨大，易于吸引各種創意產品；最后，我國廉價的勞動力以及低廉的生產成品也是其發展的一大優勢。

2.2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劣勢

我國的起步較晚，創意觀念較為落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沿海與內陸對創意產品的需求不同；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相對薄弱，創意產業政策保護確定；創意人才的相對匱乏使得大陸的核心技術創新能力相對不足，產品的競爭力不強；另外，企業缺乏長遠的發展戰略和整體規劃也是其一大劣勢。

3推動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3.1成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政府管理機構

至今為止，我國還未明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政府管理機構，創意產業的發展仍處于自發狀態，這樣，其發展就會受到制約，難以形成系統化、規范化以及規模化的產業體系。因此，我們應該加快組織機構建設的步伐。筆者認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政府管理機構至少應具備以下幾個方面主要職能，包括：基于本國實際，以國際化的視野，合理規劃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戰略，引導其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明確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科學劃分文化創意產業體系；制定文化創意產業的行政審批手續，完善文化創意產業市場規則；建立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行業協會，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務；形成各省市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意見和要求。總之，政府應當全面加強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認識，著力理順產業體制,積極打造適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制度平臺,從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創意產業鏈,培育出有國際影響的文化創意品牌。

3.2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最大限度地整合各個地區的資源，建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形成區域文化創意產業鏈，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創意產業園區是產業集聚的載體，不僅僅是傳統的舊廠房與藝術家的簡單組合,我們不能只是簡單的模仿外國的做法，而應該以現有的地區資源為基礎，加強行業間的協調合作，從完善創意產業鏈和優化資源配置出發，進行系統、科學的規劃和資源整合，建立起具有地區特色的創意產業園區。該園區應包括從事文化創意設計、技術支持、人才培訓、產品生產與交易、信息咨詢等方面的企業的集合體。上海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建設走在全國的前列，我們可以借鑒。上海市政府通過整合當地資源,制定創意產業園區的發展目標及策略，逐步形成以“上海市創意產業中心”為平臺、各個設計創意產業園區為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架構。比如上海張江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園區就結合了浦東軟件園，整合分散在各區的動漫和網絡游戲業、多媒體內容產業和影視后期制作業，集中體現了“研發、培訓、孵化、展示、交易”五大功能，形成優勢，實現共贏。

3.3提供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必需的資金支持

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缺乏充足的資金支持，一切的發展都只是空談。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投資主體相對單一，需要進一步拓寬投融資渠道，這可以從兩方面來實行。一方面，設立政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引導基金，放寬貸款政策，為文化創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政府可以通過設立引導基金，降低新興文化創意企業貸款利率或進行政府貼息，支持區域中小型文化創意企業發展，扶持符合區域發展定位及特色的文化創意產業做大做強，塑造區域文化創意知名品牌。另一方面，完善投融資環境，吸引企業、民間和外商資本投入文化創意產業。通過制定吸引文化創意產業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社會資本對創意產業進行投資經營,吸引更多的企業加入到文化創意產品的生產中來，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和社會化，從而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形成集聚的效應。

摘要：處在知識經濟時代，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最大的使用效率與價值，成為各國積極思考的產業策略模式。在這種趨勢下，以高創意附加價值、結合創意、文化、藝術元素的文化創意產業也日漸成為中國選定發展或已頗具規模的新產業形態。探討了文化創意產業定義及特點，并結合我國現狀，提出了發展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對策措施。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業；特點；措施

參考文獻

［1］王素彎.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J］.經濟前瞻，2006,(9).

［2］李非.論兩岸創意經濟的發展和合作［J］.臺灣研究•兩岸經貿，2005,(4).

第6篇：禪文化論文范文

1、都江堰文化遺產是古代人類文明經典，屬性是水利文明

《公約》對文化遺產的定義：

建筑群類：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觀結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單獨或關聯的建筑群。

對可以被批準為文化遺產的建筑必須的條件：

“可以作為一種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類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

“能夠在一定時期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對建筑藝術、紀念物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涉及方面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

“能夠為一種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

都江堰既是一座遠在紀元前就在中國統一事業中發揮過巨大作用，在中國

和世界有著悠久歷史意義的水利工程，又是一座生機勃勃科學美妙和自然造化人工斧鑿相結合的渾然天成的建筑物；其巨大的效益一直延續至今的宏偉建筑，被公認為效益巨大，對環境有良好作用的“五好工程”的代表。80年代由中國水利學會水利史研究會推薦并被批準為水利工程中的第一座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些都足以證明的都江堰的歷史地位，并具備上述條件。

我們認為都江堰文化遺產是古代人類文明的典型，其內涵屬性是水利文明，應從如下角度予以評價：

（1）都江堰水利工程創造了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水利型式，創造出獨特的水工建筑藝術，并影響中國南方廣大地域。

古代都江堰渠首及以下的各級渠道均為無壩引水工程，與天然河道類似的渠系布置蜿蜒曲折，而以石木和竹為主的建筑材料和工程結構均直接源于自然。

這類與自然和諧的工程型式展示了古代水利規劃思想自然觀的精髓，國外環境水利專家譽為：“親自然的水利工程”。

無壩引水水利工程曾經是古代中國最普遍的水利型式。20世紀以來，現代水利技術逐漸取代了這一水利型式。許多天然河流被混凝土大壩截斷，缺乏科學規劃而盲目興建一些供水工程甚至導致河流下游斷流、地下水枯竭。在都江堰灌區變化則表現在順應河流水沙特性的魚嘴分水工程和湃缺控制工程，紛紛為閘門取代；近似于天然河流的渠道被混凝土的水渠取代。到20世紀末人們對現代水利工程負面后果開始反思，并謀求水利工程效益的充分發揮與環境保護的有效結合。都江堰正好是留下的唯一這類工程的實例。

目前為止，世界上古老的灌溉文明基本消失，在大江大河上只有都江堰渠首還基本保留了無壩引水工程的建筑藝術特點，展示著古代文明中人與自然互相融合的建筑藝術的魅力。

（2）都江堰創造了成都平原的水環境，并對古代成都及周邊城鎮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有潛在的影響，是蜀文化的的特殊見證。

古代都江堰灌區的堰或河既是灌溉輸水渠、排水渠也是水路通道，它們塑造了成都平原河流，為成都及周邊14個縣城及集鎮供水、水運、環境和防洪的多種需求，并對城市規劃和發展有潛在的影響，如成都以河流為骨架的街區格局便是例證。都江堰水系為成都平原提供了質量較高的景觀環境、人居環境和生態環境。隨著城市化進程，今后都江堰的工程效益和社會效益將在城市供水和環境保障方面有更大的發揮。

（3）都江堰豐富和衍生了其他文化，是多種古代文化的集中體現。

都江堰是世界唯一有2000多年歷史而至今尚在發揮重要作用的古代水利工程。在某種意義上，都江堰得以延續，實際是管理的延續。都江堰的集權和專業化管理機制是歷史時期形成的，是工程延續的基本保證。歷史的傳承表現了國家政治文化的某一側面。古代都江堰在國家專業管理機構和灌區管理的社會組織之間的紐帶就是宗教神權。青城山道教文化與政治文化相互滲透，形成了二郎廟和青城山道教獨特的文化現象，至今尚存的二王廟內有關工程管理的碑刻不乏這樣的例證。

都江堰的歷史價值還體現在集中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的精華。由于都江堰管理需要，各時期興建的建筑群落，如二郎廟、伏龍觀，水利廳衙門均是古建筑精美的遺產。作為川西門戶的都江堰市也與都江堰有不可分割的歷史淵源，城市建筑與山與水相應成趣，極富特色。玉壘關、觀瀾亭以及索橋、南橋則是古代建筑藝術的精華。這些點面的建筑藝術與岷江與都江堰工程與河流共同構成了文化遺產主體。

2、都江堰文化遺產保護的難點與必要性

都江堰一直作為成都平原的灌溉工程持續發展和不斷改造，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灌溉面積大幅擴展，渠首工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是，至今仍基本保留的都江堰正面臨完全消失的厄運。

據了解，都江堰魚嘴以上300米以遠即將開工的紫坪鋪電站和魚嘴引水樞紐，恰好均在都江堰文化遺產保護區的范圍內。這就引發出三個沖突：都江堰作為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作為正在運用的重要水利工程之間的沖突；都江堰景區范圍與都江堰工程法定管理范圍的沖突；都江堰三大工程（魚嘴、飛沙堰、寶瓶口與紫坪鋪水利樞紐工程的沖突。

關于都江堰的定位問題由來已久。大約在1982年由婁溥禮總工程師主持審查四川省水利廳和都江堰管理局提出的都江堰渠首改建規劃。該規劃包括寶瓶口建閘、內外江建閘、紫坪鋪電站等工程，如果實施將基本改變都江堰無壩引水的工程型式。該規劃因為水科院專家陳述都江堰的價值定位中歷史文化遺產的不可替代性而作罷。目前紫坪鋪電站前期工程已經開工。紫坪鋪電站建成之后對都江堰歷史面貌的破壞將是徹底的，魚嘴自流分水的景觀蕩然無存。因為電站運行的尾水將提高水位而魚嘴將長期處于水下淹沒狀態。可以想見這是都江堰文化遺產的浩劫，我們不應該忽略由此引起的惡劣影響和來自各方面的譴責。難道我們真的就缺這一座水電站嗎？

水利工程對生態環境和景觀環境是全新的營造或者有深刻的影響。已往我們水利工程建設及其管理運用對工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結合考慮不足，而對它的環境效益、社會效益更思考不多。具有悠久歷史的水利工程，其文化和歷史價值也是資源的重要組成，是重要的民族和人類財富，對其實行合理利用和保護，是水利管理部門應有的責任。因為對水利遺產文化內涵的恰當定位，對社會效益、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兼顧，需要科學地運用水利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來實現。達到都江堰的保護與利用目標，不是單純地方政府或文物部門可以做到的。此外，水利部門對都江堰水利文明的保護和利用有效介入，也將有助于社會對水利事業的全面認識。

岷江水力資源開發和都江堰灌溉效益的保持和發展，是可以找到替代方案的，并不必以犧牲都江堰的文化價值為代價。為此，我們建議水利部對其發展規劃予以關注，以避免今后不可挽回的遺憾在都江堰重演。

3建議

建設一處水利工程在現代是不難做到的，古代都江堰建筑藝術卻是世界獨有的，一經消失將永遠難以恢復。因此，都江堰這座現存歷史最為悠久的古代水利工程應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得到應有的保護。

都江堰功能的定位：歷史文化遺產和當代水利工程兩位一體。我們認為，解決二者之間矛盾的焦點首先在于實行水價值觀念的轉變。岷江水的綜合效益、長遠效益與環境效益的綜合價值都要遠勝于目前主要著眼于增加灌溉面積來得顯著，尤其是灌溉用水還可以從區域水資源開發、節水型農業工程、改變作物品種等方面來彌補。

為此，建議針對即將上馬的紫坪鋪水電站和魚嘴引水樞紐，有關部門應組織各方面專家立即予以全面周到的再評估。都江堰及灌區的長遠發展，也應從都江堰的文化和歷史價值定位，任何改造方案都應以不切斷其歷史延續性為出發點。

第7篇：禪文化論文范文

靳埭強自幼受祖父靳耀生熏陶，愛好繪畫。1957年定居香港，投身為學徒，滿師后當裁縫師，如此十年之久。1964年開始隨伯父靳微天學習素描及水彩畫。其后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攻讀由呂壽餛教授的水墨畫課程及王無邪主持的設計課程。1967年開始從事設計工作，屢獲獎項，享負盛名。1976年開始創辦設計公司，作品受高度評價，成為馳名中外的設計師及畫家。他的設計作品獲獎數百，被眾多美術館、博物館收藏。在國際賽事上獲獎的香港著名的設計師靳埭強把中國元素與平面設計融合得天衣無縫、恰到好處，在張力中盡享中國文化、傳統、色彩的博大精深。而正是因為中國設計師一直把中國元素融合與平面設計中，讓更多的人通過絢麗、優雅、大氣的設計作品認識中國、認識中國文化的厚重。

二、中國傳統元素

1.中國書法

中國書法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包含著無窮豐富的文化內涵，它是含而不露的，隱而不顯的。現代平面設計通常以直線和幾何圖形構成元素對書法進行解讀，以創作出富有現代氣息和視覺沖擊力強的作品。書法的平面設計通常是以點、線、面、形、色和質感等視覺要素的綜合運用。書法藝術源遠流長，它不僅僅是記錄歷史的文字，也是一種藝術，一種美的享受。靳埭強設計了在其設計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件設計作品——中國銀行標志，該標志設計是將古錢與“中”字結合，賦予簡潔的現代造型，表現了中國資本、銀行服務、現代國際化的主題。中國銀行標志的造型完美大方，符合國家專業銀行的身份，更包含著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企業文化。這個標志可謂是靳埭強融貫東西方理念的經典之作，也是現代設計中傳統元素的經典之作。元素的再造不僅僅局限于舊有造型元素，對于現今可利用的視覺造型的改良與再造對于傳統文化亦有其重要的意義。其次，對于傳統造型元素、民間造型元素的應用，我們還是應該以客觀冷靜的眼光去看待。由于，歐美真正意義上的平面設計發展可追述至十八世紀的字體設計與印刷革命，體系的完善與設計上日趨規范化與標準化，使得設計師愈來愈多地將古典元素看齊。這種極力擺脫現代設計模式的束縛的現象是建筑在一定的基礎上的。而反觀中國的平面設計，我們不得不承認其不完善與不成熟，如果一味對于舊有元素情獨鐘、迎合西方的獵奇心態的話，不僅不會造就傳統元素的設計氛圍，更會造成千人一面的雷同局面。顯然這是不利于我國平面設計理論體系與形式體系的完善與健全．而從在元素的利用上來講也是不符合設計上可持續發展的觀念。靳埭強先生的設計是平面設計傳統文化與設計元素再造成功的典范。利用傳統文化設計觀念對于舊有造形元素進行改良和取舍，使之成為載體，傳達現代社會的特質，這是我們的平面設計較之歐美平面設計個性的詮釋。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國度，我們擁有五千年的文化，而五千年所形成的傳統的慣性使我們不可能拋棄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任何一種藝術門類都是如此。五千年來的文化沉淀于我們來說就有如是寶藏、有如是肥沃的創作土壤；但也有如包袱。面對傳統舊有元素的改造，我們則必須先對文化遺產中的精華加以吸收、消化才能繼承和發揚。

2.中國水墨山水畫

水墨畫用簡單的色彩描繪萬千世界，用神韻傳遞情感；中國傳統建筑宏偉高大，高低錯落有致，有很高的藝術水平。由于書法的特殊功能、特殊形式和特殊的創作規律，它對客觀事物線條的反映比之舞蹈、雕塑、繪畫等藝術的反映有著更大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在書法藝術的線條中，基本上看不到對客觀事物線條的直接模擬，而是通過形象思維活動，撇開客觀事物的線條所必然帶有的種種限制，專門攝取其具有美學含義的特征，并使之融化在書法藝術本身所獨有的形式之中。中國水墨畫“以形寫神、神形兼備”，通過線條和墨色的變化來象征性的抒情達意，將傳統禮俗中追求自然、含蓄的文化價值觀和審美取向寓于繪畫筆法和意境之中。根據產品特點而在表現手法中借用國畫之“形”與“神”的廣告創意，尤為獨具傳統禮俗文化之神韻。

3.中國吉祥圖案

吉祥圖案的出現源于吉祥意識的產生。吉祥意識是人類追求美好幸福，祈望吉祥平安的一種意識，來源于古人對生活的不安定感。吉祥圖案將天、地、人、藝術、道德等作為有機的整體，題材和構思來自于現實，其表現往往超越現實，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它是中國人對萬事萬物乞求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反映了圖案至善至美的本質。象“龍”這種被人們創造出來的自然中沒有的吉祥物還有很多，如鳳、麒麟、辟邪、朱雀、玄武等。此外，傳統吉祥圖案及紋樣還有方勝、云紋、如意紋、回紋、水紋、太極八卦、中國結等，這些傳統吉祥圖案在經歷了數千年的風雨后，開出一朵朵奇葩，透出情感的細膩……

三、靳埭強作品中的傳統元素解讀

靳埭強在的設計作品在設計風格上回歸傳統，這中傳統文化精神在設計中的回歸，不是在設計上對傳統圖案的簡單引用，而是升華為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繼承。我們可以在他的這些作品中，感悟到一種神韻、魅力、一種征服人心的力量。他之所以走向成功，不僅因為他有一流的設計意識和頭腦，也由于他在設計中把很中國化的東西，如中國古錢幣、水墨文化、儒家文化，很好地加以理解，并加入一些現代時尚的“調味劑”呈現出來。

1.中國書法的獨到靈妙的運用

他在一組“吃喝玩樂”的設計作品中，將“吃喝玩樂”這四個中國字融入到作品中，這組平面設計作品將獨特的東方語言與直白的概念把東方的美妙恰當地表達出來，對本土文化的思考和渾然天成的運用，對現代設計的理解和對傳統文化的深刻領悟進行了綜合，使得人們一下就記住了這些飽含著濃郁東方情愫的設計作品。視覺發生了奇妙的變化，說是字，又像是畫，造型奇妙，神采飛揚，讓人過目難忘，回味無窮，呈現出書法線條獨特的意境。書法是線條的藝術，以線界形是人類最古老的繪畫方法，是人類為了在平面上表述客觀事物而使用的虛擬性、提示性的視覺語言。他設計的重慶形象標志，此標志創意源于“雙重喜慶”的文化典故，以它為基礎，以兩個歡樂喜悅的人字形重疊成“慶”字，傳達出重慶名稱的歷史由來。同時，標志中張揚的人形也展現了“以人為本”的傳統文化理念，傳遞出重慶人熱情、奔放、“廣”“大”開放的胸懷。標志以漢字“慶”字為切入，并在此基礎上所作的圖形化處理，就使受眾很容易就能識別出城市重慶的個性特征。

第8篇：禪文化論文范文

在貴州省紫云縣麻山苗族地區的一部英雄史詩及其唱誦儀式。自2009年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活動中進入學界的視野，尤其是2011年6月經國務院批準正式入選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來，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文化產業公司對亞魯王文化資本的開發也迅速展開，以期通過舉辦亞魯王文化旅游節等活動提升地方知名度和經濟實力。對此有學者指出“這一文化產業化過程中的部分內容脫離對麻山苗人文化的理解，長此以往必將傷害到《亞魯王》的文化內核，導致文化消解甚至消亡”。針對文化遺產所面臨的“產業化—消損—消亡”的演變過程，我們認為影視藝術的介入并成為產業化的主體或許能夠將亞魯王文化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起來，增進外界對亞魯王文化的了解和認同的同時促進麻山地區人民的樹立文化自信，自覺傳承和發揚本民族文化，走出一條“影視化—繁榮—復興”的新路。首先，從信源角度說，亞魯王文化具有很高的影視傳播價值。作為苗族第一部英雄史詩、國家級非物質遺產、中國六大社科學術事件之一的《亞魯王》口傳史詩的文學內涵及其唱誦儀式為影視藝術創作提供了大量鮮活生動的原始素材。

一方面，從史詩演述的語境來說，葬禮儀式體現著一種麻山苗族獨特的生死觀念，他們認為一個人死后，他的靈魂就要在“老摩公”的指引下沿著祖先遷徙的足跡回到東方的故土，與祖先亞魯團聚而開始新的生活。其中的“砍馬”和“開路”兩個儀式是比較突出的文化樣式。也有學者認為“葬禮實際上是在模擬古代部族國家將相出征之禮”。這種帶有原生態“巫”文化色彩的儀式化演繹是工業文明時代難得一見的族群記憶和寶貴遺產，其中所展現的人文美和歷史感正是紀錄片的基本價值維度和審美追求。

另一方面，從史詩的內容上看，神話色彩中彰顯著民族發展的歷史，兩萬六千余行的宏大敘事體系中不僅有亞魯王與戚鞅部落波瀾壯闊的戰爭場面，也有戚鞅的兒子與亞魯王的女兒凄楚動人的愛情故事，以及十四個王子和兩百多個王族后裔的遷徙故事，其中所蘊含的適應當代大眾文化的影視創作母題十分豐富，為廣大創作者提供了較大的二度創作空間，有利于創作出集民族性、藝術性、思想性的優秀影視作品，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其次，從信道角度說，新媒體時代下的亞魯王文化傳播需要影視藝術。新媒體是人們在交流信息過程中制作、傳播、接受、文化影響等可以用計算機技術實現的互動數字傳播平臺。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影視制作和傳播的方式發生深刻變化，視音頻信息的采集、編輯和加工的手段日漸成熟，以超高清和虛擬現實技術為潮流的制作模式讓受眾在觀影時有“身臨其境”之感，實現再現藝術與表現藝術的結合，從自然生態、建筑風格、歷史文物、民族服飾、史詩故事、唱誦儀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亞魯王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影視符號的世界通用性打破了語言文字隔閡和民族文化壁壘，使各地區交往呈現“地球村”的趨勢，成為新媒體進行跨文化傳播的重要符號系統。與此同時傳統的影視藝術在web3.0時代也呈現出一些新的變化，以“微電影”為代表的新媒體藝術憑借其投資小、效率高、片長短、易觀看的特點贏得了廣大創作者和受眾的認同。近年來以貴州少數民族文化為背景的微電影蓬勃發展，涌現出《緣分西江》《喊寨人》《繡花里的歌謠》等優秀的作品，為樹立民族形象、創立文化品牌發揮了較大作用。我們認為有必要運用微電影藝術傳播亞魯王文化，發掘其當代價值。

二從信宿角度說

第9篇：禪文化論文范文

1．1文化產業當前競爭力系統

一個地區當前文化產業發展狀況是對過去的積累，是該區域產業發展狀況的具體表現。可以反映某地區域文化產業當前競爭力，可以體現包括該地區文化產業規模和文化產業資源條件兩個方面的指標。產業規模方面本文主要選取5個指標: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地區GDP的比重(X1)、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第三產業的比重(X2)、文化事業從業人員占地區第三產業人口比重(X3)［2］、固定資產投資中文化產業固定資產的比重(X4)、旅游外匯收入占GDP的比重(X5)。制約產業發展的條件主要包括初期的生產基礎、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由此，本文選取3個指標來度量區域文化產業發展的資源條件:每萬人人口擁有文化事業機構的數量(X6)，受教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X7)，運輸、通信、批發零售、餐飲住宿等行業在第三產業產值中的比重(X8)。本文按照不同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分類，將各級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權數加權求和，再除以總人數，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計算公式為: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力資本水平)=(大學本科以上文化人口×15+高中文化人口×11+中專及初中文化人口×8+小學文化人口×5)/總人口。

1．2文化產業未來競爭力系統

一個地區產業的長遠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產業自身的成長能力和市場潛力。由于欠缺有關文化產業方面政府撥款的統計數據，本文用政府財政預(決)算中教育經費支出(X9)這一指標來反映地區政府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投入水平。文化產業成長的市場潛力與當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習慣密切相關，也體現在產業發展的自身動力上。相關的指標可以選擇:居民在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等方面的消費支出在總消費中的比重(X10)、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X11)、文化產業發展系數(X12)。在這里，文化產業發展系數=文化產業發展速度/地區生產總值發展速度。

2文化產業發展競爭力評價的實證分析

基于以上指標，本文采用甘肅省十四個地州市2012年數據利用SPSS軟件來構建因子分析模型。各類指標數據分別來源于《甘肅省發展年鑒》《甘肅省教育年鑒》以及甘肅省文化產業經營管理中心的相關統計數據。

2．1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簡化眾多的指標變量是因子分析法的最大優勢。這一方法可以篩選處理重復的信息，根據由方差貢獻率大小來決定各綜合因子的權重而不是主觀賦值，使得評價結果唯一，且更為客觀合理。方差越大的變量越重要，越具有較大的權重，說明該因子對研究產生的結果越重要;相反，方差越小的變量所對應的權重也就越小，重要性越低。設有N個樣本，P個指標，數據資料陣為:X=(x1，x2，…，xp)，其中，xj=x1jx2j…xnj()T，j=1，2，…，p，因子分析就是將p個觀測指標綜合為m(m＜p)個新的綜合指標，即:X1=a11F1+a12F2+…+a1mFm+ξ1X2=a21F1+a22F2+…+a2mFm+ξ2……Xp=ap1F1+ap2F2+…+apmFm+ξp上述也可表示為:X=AF+ξ，其中矩陣A=(aij)稱為因子載荷陣。也就是因子分析法中要找出的公因子。式中的ξ為X的特殊因子，在實際中往往忽略不計。先觀察所得到的因子在哪些變量上的載荷大，在哪些變量上載荷小，然后對于載荷大的變量描述其本身的內容以反映因子的含義。本文所采用的因子分析法是在綜合簡化原來提出的所有變量的基礎上，盡可能合成幾個既能充分反映原來的變量所反映的信息，又能使少數變量之間互不相關的綜合型變量(即指標)。通過從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中提取主因子成分，并明確解釋各主要因子的經濟意義，以此來解釋影響甘肅地區文化產業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并針對性的制定各個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策略。另外，為了消除指標間的量綱、數量級或數據變化的差異帶來的影響，需要對樣本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一般按下式進行:X''''ij=Xij－X珔jSj．其中，Xij代表原始數據，珔Xj代表原始數據均值，Sj代表標準差，X''''ij代表標準化后的數據。這一步由SPSS軟件完成。

2．2KMO檢驗和Bartlett檢驗

常用的測度因子分析模型有效性的兩個統計指標是KMO檢驗和Bartlett檢驗(如表2所示)。KMO值反映樣本的充足度，一般介于0到1之間。KMO值小于0．5，說明樣本過小不適合進行因子分析，越接近于1說明越適宜進行因子分析。這里的KMO值為0．690，大于0．5。同時，Bartlett指標用于檢驗相關矩陣是不是單位矩陣(原假設相關矩陣為單位矩陣)，如果是則不適合因子分析。這里Bartlett球形檢驗的P值為0．003，與原假設相逆，證明相關矩陣不是單位矩陣，說明可以進行因子分析。綜上所述，通過以上兩項統計指標的檢驗表明本文研究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2．3因子分析的結果

由于指標較多，為了消除評估指標的多重共線性，避免因賦予主觀權重而使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客觀性受到影響，本文中提取的公因子數目按照主成分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或等于85%的原則確定。經測算后本文得到的5個主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7．765%，表示這5個主因子解釋了原來所有變量絕大部分的信息。其中，第一主因子F1在X10(文化產品市場需求)，X11(消費能力)和X12(產業增長動力)上有較大載荷，這些指標體現的是文化產業的發展潛力，因此可以命名為潛力因子;代表發展資源條件的X7(人力資本)和X8(基礎設施)在第二主因子F2上有較高載荷，可以稱為資源因子;代表產業發展現狀的X1、X2(生產規模)和X4(固定資產投資)在第三主因子F3上有較高載荷，可以稱為規模因子;第四個主因子F4在X6(文化產品資源)和X9(政府扶持力度)上的載荷較大，而這兩個指標代表的是政府興建成立的文化事業單位的數量以及政府財政支持當地文化產業發展的力度，因子稱為支持因子;最后一個主因子F5在X5(旅游外匯收入)上的載荷最大，稱為旅游因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X12(文化產業發展系數)在5個主因子中的載荷都比較高，說明各地區文化產業發展速度是影響地區現有產業水平和未來發展前景的關鍵因素。

2．4各因子得分及綜合排名

依據因子分析模型及計算方法，利用回歸法估計出因子得分，將5個公因子的得分進行加權求和，得到甘肅十四個地州市文化產業發展競爭力的綜合得分ZF并進行排序(表4，表5)，其計算公式為:ZF=41．4%F1+23．4%F2+14%F3+12．5%F4+8．7%F

2．5甘肅十四個地州市競爭力評價及分析

從甘肅十四個地州市文化產業各因子綜合得分來看(表5)，蘭州市文化產業競爭力遙遙領先，其次慶陽市競爭力排名第二，甘南藏族自治州綜合排名為14名，倒數第一。從表中同樣可以注意到，除蘭州、慶陽、酒泉、平涼四地之外，其余各地文化產業競爭力因子綜合得分均為負數，說明其文化產業競爭力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產業發展總體競爭力較弱，競爭力要素優勢發揮的作用不明顯。再從決定綜合得分高低的各個主因子具體得分及排序來看，甘肅省十四個地州市文化產業發展優勢各不相同。在文化產業發展潛力方面，蘭州市排名第一。作為省會城市，居民相對較好的收入水平和對教育文化娛樂消費的較高要求決定了其文化產業發展的市場需求潛力巨大［4］。資源因子方面，酒泉、平涼、天水排名前三。應該是得益于其絕對優勢的文化事業機構和圖書館(博物館)數量，電視電臺節目產出量以及莫高窟、月牙泉、崆峒、麥積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和自然風景區在旅游產業方面的推動貢獻。而排名第四位的慶陽市，由于得天獨厚的民間民俗文化資源加之中國香包刺繡之鄉、道情皮影之鄉、民間剪紙之鄉、窯洞民居之鄉、周祖農耕文化之鄉等一系列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和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的建設，在文化產業資源優勢上也非常突出［5］。規模因子方面，蘭州市因為經濟總量的絕對優勢而占據第一，酒泉和白銀分別排在第二、三兩位。分析其原因應該在于:第一，酒泉市利用豐富的資源優勢，近年來以項目建設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敦煌文化創意產業園、酒泉酒文化博覽園、玉酒泉文化產業園、草圣故里文化產業園等一批重要的投資金額較大的文化產業項目相繼開工或建成使用，極大地促進了地區文化產業規模的擴大。第二，白銀市地處黃河上游，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交匯處，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經過多年的改革發展，已基本形成了涵蓋文化旅游、歌舞娛樂、藝術展演、網絡服務、動漫游藝、音像制品、圖書報刊、印刷復印、藝術培訓、古玩字畫、廣告傳媒等業態的文化產業體系框架，且已經具備一定的產業規模［6］。支持因子方面，定西、慶陽在蘭州之后排在第二、第三位。從統計數據來看，定西、慶陽兩地三年來政府財政支出中文化教育經費支出增速明顯。從兩地近年來的文化產業支持政策來看，也反映出政府在政策引導，經費扶持方面有較大作為。除前面所述，慶陽地區政策支持建立各種產業示范基地以外，定西則專門建立每年500萬元的市級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制定出臺了支持文化企業發展的土地、融資、財稅等政策，動員各級力量，加大文化產業招商引資力度。這些措施推動了文化產業各項工作逐步進入規范化推進的軌道。最后，旅游因子方面，受影響旅游業發展的自然資源的影響，酒泉、平涼、天水因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景區資源和歷史文物資源居于前列。但從各指標的載荷影響來看，基礎設施資源條件對這一因子的影響也比較大。嘉峪關雖然在旅游自然稟賦上并不居于前列，但其在交通、餐飲、商貿零售方面的較好優勢仍然助推其在這一因子上排名第一。臨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各項因子的排名上均處于較后位置。兩地在旅游因子的得分上略為靠前，說明此兩地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優勢還是在于旅游業方面。然而文化產業資源中人力資本與基礎設施的落后，加之財政支持力度較低，是直接導致兩地排名最后的主要原因。

3提升區域文化產業競爭力的措施和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