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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 貨幣危機 銀行危機 債務危機

一、引言

2008年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升級為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大量銀行面臨嚴重虧損甚至倒閉。隨后歐洲債務危機又接連爆發，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相繼向歐盟請求援助，歐洲多個國家的信用評級接連被下調。

面對這接踵而至的危機，我們需要再次去認識歷次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特征及兩者之問的關系。雖然世界各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在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從歷次危機中通常都表現出以下規律：債務危機是一個周期性發生的現象；銀行危機常先于或者伴隨債務危機發生；私人債務和短期債務比重會在銀行危機前上升，政府常常存在遠高于記錄水平的隱性債務。

二、債務危機

債務危機是一種周期性發生的現象，歷次危機本質上是相同的。Wynne(1951)通過對八個國家的研究，即指出這些國家的違約雖然從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本質上是一致的結論。Lindert和Morton(1989)從19世紀以來國家債務違約的歷史數據中也同樣發現了這種周而復始的違約現象并分析了國際借款行為的長期規律。Reinhart和Rogoff(2008)從70個國家兩個世紀的債務違約歷史中更加全面清晰地描述了這一現象。

政府常常存在遠高于記錄水平的隱性債務。winkler(1933)關于外債的經典研究中就提到了隱藏債務的問題。Kletzer(1984)解釋了由于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道德風險問題。

三、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主要包括貨幣危機(通脹和貶值)和銀行危機，如何定義這兩者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Cagan(1956)在其經典研究中將超級通脹定義為月通脹率高于50％的情況。Frankel和Rose(1996)只用(名義)匯率貶值來定義貨幣危機。Kaminsky和Reinhart(1999)則對貨幣危機進行了詳細的定義，把外匯儲備損失與實際匯率貶值也作為衡量貨幣危機的因素。Caprio和Klingebiel(2005)以事件的發生為標志對1970年后的銀行危機進行了權威性的定義。Reinhart和Rogoff(2008)把銀行危機具體的定義為發生銀行擠兌或者重要金融機構倒閉、合并、被接管或受到政府的援助。

Karainsky和Reinhart(1998)指出銀行危機通常會先于貨幣危機而發生，而貨幣危機會則進一步加深銀行危機。

四、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關系的研究

銀行危機通常先于或者伴隨債務危機發生。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對此Diaz Alejandro(1985)認為在拉美金融自由化之后，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政府大量依靠從私人銀行借款削弱了其償還能力，因此當銀行危機發生時往往會伴隨著發生債務危機。Velasco(1986)指出南方共同市場的國內銀行部門是外資流入的中介，政府向這些銀行大量借款導致了當外資撤離時銀行危機與政府債務危機的先后發生。

在銀行危機之前，通常可以發現私人債務激增的現象。Rodrik和Velasco(2000)通過外部借款期限與成本的聯立模型指出，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的比例可以有效地預測銀行危機。Calvo，Izquierdo和Loo-Kung(2006)對銀行危機前資本流入陡增的現象進行了論證。

短期債務的比重會在銀行危機前上升。Diamond和Dybvig(1983)構造了銀行擠兌問題的一個經典模型，通過分析對銀行擠兌有預防作用的存款合同指出了在銀行危機發生之前，投資者因為對流動性的需求會提高短期借款的比例。Kaminsky和Reinhart(1999)研究了銀行危機(以及貨幣危機)前國內信貸總量的擴張和隨后的收縮，認為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與金融自由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第2篇：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關系范文

論文提要：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

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總而言之,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主要參考文獻:

第3篇：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關系范文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繁爆發：先是在1992年爆發了英鎊危機，然后是1994年12月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最為嚴重的是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充滿了戲劇性：當1997年泰國政府動用外匯儲備保衛泰銖的艱難戰役失敗而不得不讓其貶值的時候，許多人甚至在地圖上找不到這個偏僻小國的位置，但是，風起于青萍之末，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沒有預測到，一場規模浩大的金融危機爆發了。金融危機如颶風一般席卷東南亞各國，然后順勢北上，在1998年波及剛剛加入OECD的韓國。這場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國。

回顧動蕩的90年代，我們可以發現金融危機的一些新特征：首先，這些金融危機的爆發是在經濟全球化大踏步前進的過程中爆發的。整個20世紀80年代是經濟自由主義在各國獲得全面勝利的年代。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鼓吹下，經濟自由主義幾乎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意識形態。1989年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更使得資本主義國家彈冠相慶。從較為嚴格的意義上說，全球化只能從冷戰結束之后算起，因為在冷戰時期全球經濟格局仍然沒有擺脫斯大林所說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平行市場”。東亞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化的步伐開始放慢，反對全球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許多跡象表明全球化可能會進入低潮。同時，東亞金融危機也使得經濟學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許多經濟自由主義教條。比如，東亞金融危機之后，許多一流的經濟學家都對原來的“華盛頓共識”提出了批評；其次，這次金融危機的破壞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說是從貨幣危機肇始，并次第演化為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甚至是政治危機。如果僅僅表現為貨幣危機，則其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是有限的，因為貨幣危機往往是由經常項目出現異常逆差而導致，但是貨幣貶值有助于提高本國產品的競爭力，這便改善了本國的國際收支。金融危機的范圍比貨幣危機更廣，金融危機包括發生在銀行業的擠兌危機，發生在股票市場的崩盤危機等等。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并不一定同時爆發，但是這次東亞金融危機卻表現出來“孿生危機”的形式，所以其危害為烈，遠遠超過單純的貨幣危機。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東亞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收入下降、貧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務業萎縮、教育和衛生條件惡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個別例子之外，90年代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大多是新興市場。所謂新興市場是指那些已經實現了對外開放，與國際資本市場有密切聯系的發展中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發達國家的利率較低，導致大量資金轉向海外尋找新的投資機會，新興市場因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進入90年代之后新興市場頻繁爆發金融危機，不由得引起人們的思考。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教授曾經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榮和進步之路。為什么新興市場易于爆發金融危機？這可以從新興市場金融體系的內在脆弱性、新興市場之間的傳染效應，以及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無政府狀態這三個方面來討論。

按照傳統的貨幣危機理論，一國之所以會爆發貨幣危機，一定是因為其宏觀經濟的基本面出現了問題。以克魯格曼1979年的論文為代表的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往往會過度揮霍而導致財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發國債或增發貨幣的方式彌補其財政赤字，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這將給一國的貨幣帶來貶值的壓力。如果投資者預期該國貨幣早晚要貶值，他們不會等待該國貨幣循序漸進地慢慢貶值，而是將一起拋出該國貨幣，導致該國政府的外匯儲備幾乎在一夜之間耗盡，該國的貨幣突然大幅度貶值。由此可見，判斷一國是否將爆發貨幣危機的預警指標應該包括預算赤字、通貨膨脹率和國內儲蓄等。然而，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完全不能解釋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比如說，在危機之前，東亞各經濟體的預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債務有限、通貨膨脹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數以內、國內儲蓄和國內投資都很高、經濟增長率較高。最近的金融危機理論指出，新興市場的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脆弱性，這才是金融危機的真正根源。

發展經濟學家早就注意到，東亞各經濟體在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在這些經濟體中，政府往往有著強烈的發展經濟的愿望，并普遍實行了趕超戰略。為此，政府對生產活動和資源配置積極干預，保護國內產業，并對私人投資活動和銀行貸款進行隱含的擔保。關系貸款盛行。這些做法在特定的條件下強有力地刺激了本國的工業化，同時又在高速經濟增長時期維持了社會秩序的穩定。但是，潛在的弊端逐漸開始顯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銀企不分導致不良貸款如同滾雪球般越積越多。由于政府的隱含擔保，企業傾向于過度借債，導致東亞經濟中負債率非常之高。1996年韓國負債率高達355%，泰國是236%，菲律賓是128%。沒有受到金融危機肆虐的國家也存在這一問題，如中國的負債率高達155%，日本為221%。高度負債的結果是銀行不良貸款比率極高。1999年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不良貸款比率分別為55%和52%，馬來西亞為25%，韓國為16%。解決銀行不良貸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亞為29%，韓國為17.5%，泰國為32%，馬來西亞為18%。當這些經濟體仍然實行資本管制，對外借債的規模較小的時候，這種發展模式中的潛在的問題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們開放了本國的金融體系，將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國際資本市場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開了。

事實上，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前景就有了惡化的苗頭。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經濟在經濟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匯率制度的東亞經濟出口競爭力受損；1996年日元貶值更使得與日本經濟唇齒相依的東亞經濟深受其害；中國的崛起也影響到東亞各經濟體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已經提醒了投資者新興市場的潛在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東亞各經濟體政府采用政府擔保的方式，試圖繼續挽留國際資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諾，流入東亞經濟的國際資本并沒有放緩，但是更加謹慎。國際資本更多地轉為以短期資本為主，一有風吹草動，馬上全身而退。危機前夕，泰國引入的外資中屬于直接投資的只占5.5％，商業銀行借款達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韓國的外債中2/3屬于短期外債。這就帶來了“雙重錯配”的問題。首先，由于這些經濟體國內金融體系不發達，往往依賴國際資本為國內投資融資，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幣，但只能夠借入外幣，這就帶來了“貨幣錯配”（currencymismatch）。“貨幣錯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償還外幣時的外匯風險。但是，由于東亞各經濟體普遍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政府承諾維持匯率穩定，所以這帶來了“敗德風險”，借外債的企業和銀行都不關心匯率風險，于是出現了過度借債的現象，并積累了大量未做對沖的外債。由于東亞各經濟體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債為長期投資項目融資，這便帶來了第二種錯配即“期限錯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錯配”使得東亞經濟更容易出現“流動性危機”（liquiditycrisis）。“流動性危機”和“資不抵債危機”（insolvencycrisis）是兩個值得區分的概念。比如說，一家銀行可能會因為經營不善而資不抵債，即從技術上講已經破產了，但是，只要暫時沒有發生儲戶擠兌，這家銀行仍然能夠維持正常運轉。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銀行經營狀況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儲戶同時來提錢，這家銀行一定會因為缺少流動性而關門倒閉。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前，短期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東亞，金融危機之后，這些資本又大量流出。這使得許多經營狀況本來良好的企業資產負債表急劇惡化，紛紛破產。盡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和東亞經濟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在國內金融體系不發達，易于出現“雙重錯配”這一點上是相似的。這就是為什么新興市場一旦爆發貨幣危機，很容易進一步轉化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原因。

第4篇：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貨幣錯配，匯率風險，金融危機

一、建立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必要性

貨幣錯配是指經濟主體擁有的資產和承擔的債務用不同的貨幣計值，或者其業務經營活動中收入與支付用不同的貨幣計價，并且沒有采取任何工具或手段規避匯率風險的現象。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貨幣錯配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轉軌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分析20世紀80年代拉美的債務危機、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1世紀初巴西及俄羅斯的金融動蕩均可以發現，這些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匯率急劇波動甚至貨幣危機，而貨幣錯配是匯率風險產生的前提，國內出現嚴重的貨幣錯配既是導致這些國家出現匯率不穩定的重要根源，也是這些國家在危機之后經濟不能很快恢復起來的重要原因。在所有發生過危機的國家中，銀行部門的外匯風險敞口(近似貨幣錯配)都有顯著上升，見表1。阿爾巴(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不僅銀行部門的貨幣錯配程度在上升，在韓國、印尼和泰國，它們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外幣負債也快速上升。伯恩塞德、艾克鮑姆和雷貝羅(1999)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等國在危機前夕，存款貨幣銀行、其他金融機構以及非金融企業存在大規模的貨幣錯配(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叫。

貨幣錯配對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除了增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和提高化解金融危機的成本以外，它還影響一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匯率制度的選擇，它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匯率制度選擇上出現“浮動恐懼”，并最終被迫走上美元化道路的重要原因。從我國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貨幣錯配程度相當輕微，再加上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貨幣錯配對經濟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但自從2000年之后，隨著對外貿易的擴大以及FDI的不斷增長，我國近年遭遇一種新型的貨幣錯配即債權型貨幣錯配，同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出現的債務型貨幣錯配一樣，債權型貨幣錯配對我國宏觀經濟、貨幣政策、匯率制度改革以及金融業的穩健運行都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為此，通過構建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可以全面及時地把握我國銀行體系的貨幣錯配狀況，一旦出現異常變化，相關部門可以據之迅速做出反應，將貨幣錯配控制在一個相對安全的范圍之內。這對保障銀行部門的安全營運和預防金融危機的發生均具有重要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國出現貨幣危機或者本幣急劇升值時，較低的貨幣錯配程度有助于經濟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到正常水平。

二、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與金融危機預警體系的關系

貨幣錯配風險預警系統與金融危機預警系統的目標是不同的。金融危機預警的目標是根據相關指標值的變化以及經驗數據預測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為決策當局采取措施預防金融危機的發生提供決策參考。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目標是準確測量我國商業銀行貨幣錯配的程度，為匯率政策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為監管當局了解銀行系統的外匯風險并對銀行危機的發生進行提前預警。正由于它們的目標不同，因而功能上也存在差異。貨幣錯配風險預警系統主要功能在于識別和揭示銀行體系中蘊含的外匯風險，它不能預測金融危機的發生，但它能為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的經濟重建提供十分有用的信息。與金融危機預警體系強調全面性不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僅關注銀行與企業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的幣種匹配情況，或者說只關注經濟的貨幣層面，而金融危機預警系統不僅關注經濟的貨幣面，而且關注經濟的基本面。

卡明斯基等人通過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危機的研究，得出如下結論：有效的貨幣危機預警系統應當包括一套廣泛的指標，并能獲得充分的統計支持。他們認為，可以作為貨幣危機先行指標的變量是：國際儲備下降數量、貨幣升值、信貸擴張、持續的通脹率、貿易賬戶惡化、出口表現、實際GDP增長率、貨幣供給增長速度的上升、廣義貨幣與總儲備的比值、財政赤字。基本上不能用于危機預測的變量是：對外債務、經常賬戶。而其他變量與危機的關系難以確定。從他們的研究來看，貨幣危機的先行指標如貿易賬戶惡化、出口表現以及廣義貨幣與總儲備的比值等已經考慮到了貨幣錯配問題，換言之，貨幣錯配指標應該是金融危機預警指標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也說明，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可以作為金融危機預警體系的重要補充。值得注意的是貨幣錯配風險預警系統并非可有可無，因為貨幣錯配風險預警側重于測量銀行部門的外匯風險，為監管部門實施有效監管提供決策參考。

應該說，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是金融危機預警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國內外有關金融危機預警系統的設計來看，不同程度地考慮到了貨幣錯配問題，其相應指標主要由外債余額、外匯儲備及其同其他國民經濟總量指標如GDP、進出口總額之比而構成。從這些總量指標上很難看出結構性問題尤其是銀行體系貨幣錯配的嚴重程度，因而是不全面的。此外，這些指標中不涉及企業貨幣錯配情況，其實企業部門如果存在嚴重的貨幣錯配，同樣會給銀行帶來不利的影響(主要是信用風險)。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彌補金融危機預警系統存在的這些問題。

三、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目標功能及主要內容

建立銀行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目標是準確測量我國商業銀行貨幣錯配的程度，為匯率政策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決策參考，并為防范系統性風險和對銀行危機進行提前預警。銀行總體貨幣錯配風險預警體系的功能是，通過對整個商業銀行體系貨幣錯配的密切監控，對銀行體系系統性的外匯風險提出預警，并提出相應的對策，最大限度地化解危機風險。同時，作為金融危機預警體系的一個子系統，與其他系統或指標相結合為監管當局提供金融危機預警。銀行總體貨幣錯配風險預警系統至少應包括三個模塊：(1)銀行貨幣錯配測算指標模塊；(2)風險預警信號模塊；(3)對策反應模塊。第一個模塊是為了準確測量銀行體系作為一個整體所具有的貨幣錯配程度，為風險預警做準備。第二個模塊主要是設計銀行貨幣錯配指標的臨界值，對銀行貨幣錯配風險程度做出判斷，這些判斷將是下一步采取應對措施的依據。第三個模塊設計的目的是針對不同的貨幣錯配程度，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防范可能出現的系統性風險。

預警系統構建的關鍵是銀行貨幣錯配指標的選擇。筆者將結合相關貨幣錯配指標及本國的實際情況嘗試建立銀行總體貨幣錯配指標體系，期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作用。銀行貨幣錯配的測算指標應包括總量指標和結構性指標，還要包括直接貨幣錯配指標和間接貨幣錯配指標。具體說，指標的選取應堅持以下原則：一是相關性，即選擇的指標與貨幣錯配具有高度關聯性；二是數據可得性，即指標中涉及到的數據能從一定渠道獲得，最好來自國民經濟統計與金融統計；三是互補性，即指標之間能相互補充，從而全面反映貨幣錯配狀況。銀行貨幣錯配測算指標體系如圖1：

銀行貨幣錯配測算指標體系分兩大類：

一是直接貨幣錯配指標，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指標：(1)全部銀行凈外幣資產總額與銀行總資產之比，這一指標反映了銀行資產幣種結構，在債權型貨幣錯配情況下，這一指標非常有效，比值越高說明債權型貨幣錯配越嚴重；(2)外幣存款占全部存款之比(即貨幣替代指標)，這一部分刻畫國內的外幣化程度，比值越大，表示債務型貨幣錯配越嚴重；(3)國外負債占全部負債之比，反映國內銀行承擔的外債水平，比值越高，同樣表明債務型貨幣錯配越嚴重；(4)全部銀行凈外匯敞口頭寸與全部銀行資本金之比，反映銀行承受外匯風險的能力，其比值越高，越容易出現系統性的外匯風險；(5)表外業務未抵補外匯合約總值，是針對銀行表外業務快速發展而設立的一個參考指標，表外業務中涉及外匯的部分增長越快，貨幣錯配的可能性越大，同樣給銀行帶來的外匯風險也越大。

第5篇：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貨幣危機；匯率；理論

中圖分類號：F82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5-0069-04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世界各地頻繁爆發貨幣危機。近幾年，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又有波蘭、匈牙利、烏克蘭、俄羅斯、印度、韓國、越南等多個國家先后爆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會對東道國的經濟增長造成沉重打擊，致使企業倒閉、物價上漲、股市暴跌、失業驟增，部分國家甚至會出現社會動蕩 [1-3]。因此，對貨幣危機理論及相關的匯率理論進行回顧與分析，能夠為學者們開展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礎，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貨幣危機理論及發展動態分析

（一）貨幣危機理論

貨幣危機的發生機理長期以來都是國際經濟學的研究熱點之一 [4-5]，迄今為止，共發展了三代貨幣危機理論。

1.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

1979 年，Krugman [6] 建立了非線性的投機性貨幣危機模型；1984 年，Flood 和Garber [7]通過構建線性模型對投機性貨幣危機模型進行拓展和簡化，逐漸形成了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該理論主要探討投機沖擊和固定匯率制崩潰之間的內在聯系，分析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經濟基本面不斷惡化條件下政府與投機者之間的博弈，經濟基本面惡化與固定匯率制難以維系之間的內在矛盾引致了投機沖擊。該理論能夠較好地解釋拉美債務危機，但是不能很好地解釋1992―1993年的歐洲匯率機制危機。

2.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

Obstfeld（1994，1996） [8-9] 和Esquivel （1998）等[10] 認為，投機者之所以對貨幣發起攻擊，并不是由于經濟基本面的惡化，而是由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所導致的，政府與公眾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是多重均衡的出現，從而建立了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1992―1993年的歐洲匯率機制危機，但是無論第一代模型還是第二代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解釋1997年的東南亞貨幣危機，由此催生了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

3.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

沿著第一論的邏輯，“道德風險”假說（Corsetti，1999；Burnside，2000） [11，12] 始終把貨幣危機的發生與一國實體經濟中的基本面相聯系，但是視角已由原來的宏觀基本面進入到了一國的微觀基本面，特別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有關制度的扭曲上；而沿著第二論的邏輯，“金融恐慌”假說（Chang and Velasco，1998） [13-14] 依然堅持了市場多重均衡假設前提，雖然承認脆弱的金融體系使得盯住匯率制度容易遭受沖擊，但仍然認為貨幣危機主要是由資本市場的不穩定性以及投資者的“金融恐慌”心理所造成的。

（二）發展動態分析

與20世紀90年代的幾起重大的貨幣危機相比，本輪貨幣危機有著顯著的差異。

1.分布范圍廣。危機發生國不僅有歐洲地區的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烏克蘭等，還有亞洲的印度、越南、韓國等國家。

2.時間上的“一致性”。多個國家的貨幣危機都發生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在時間上呈現出“一致性”。

3.機理上的“異質性”。不同于三代貨幣危機理論所分析的危機機理，本輪貨幣危機主要是由于美國次貸危機首先導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進而全球各地的美元回流美國、危機發生國出現資本逆轉所致[4]。

基于此，部分學者將貨幣危機放到全球金融體系的背景下進行分析。蘇多永等（2009） [15]認為，在資本自由流動和金融衍生品大量使用條件下，資本流動逆轉將會導致貨幣危機。黃曉龍（2007） [16]用非瓦爾拉斯均衡方法分析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非均衡性，指出美元利率和匯率調整引發的資本大規模流出和流入，是導致各地發生貨幣危機的直接原因。黃瓊（2010）[17]建立了一個貨幣信貸模型，發現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主要是一場系統性危機，它來自于美元的信貸缺口。劉駿民（2007） [18]認為，美元支柱的虛擬化導致全球的美元流動性過剩，美國可供境外購買的產品和非金融服務的價值量遠遠小于美國境外資產的價值量。這種嚴重的失衡為貨幣危機奠定了基礎。王立榮、劉力臻（2009） [19]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從其他的角度對本輪貨幣危機的機理進行了分析。

韓振國（2008）[5]認為，資本內流存在一個臨界值，一旦資本流入超過臨界值，隨后經濟的演變就會出現貨幣危機。因此，應將資本的內流限制在一定規模。張寶林等（2009）[20]以國民資產負債表為起點，提出了四類資產市場的失衡與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貨幣危機理論。Licchetta（2009）[21]對多個國家的國民資產負債表進行分析后發現，短期債務過高是一個國家發生貨幣危機的重要原因。

總體來看，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貨幣危機的發生機理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豐富的成果，能夠對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貨幣危機進行解釋；但是，基于投機者角度對貨幣危機的發生機理進行研究的報道相對較少。

不同類型的貨幣危機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特征――危機發生國的貨幣匯率在短時期內迅速地、大幅度地下跌[10]；因此，對匯率問題的研究就成為貨幣危機研究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二、匯率理論

匯率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核心經濟變量，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影響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內外經濟平衡。

自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伴隨著全球金融體系的動蕩，匯率問題一直都是國際經濟學界的研究熱點，同時也是一個難點，其產出的文獻數量極為龐大，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局面。但仔細歸納起來，可以發現匯率理論大體沿著兩條邏輯主線發展。

（一）匯率決定理論

1.基本因素分析的匯率決定理論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前，各國普遍實行固定匯率制，國際資本流動性不強，匯率常被視做商品的相對價格，主流的匯率理論為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理論和利率平價 （Interest Rate Parity， IRP） 理論。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實行浮動匯率制，匯率的波動逐漸加大，其不僅受到商品價格的影響，還受到外匯市場的需求與供給的影響，于是資產市場分析法的匯率決定理論相繼被提出，主要包括貨幣模型[23，24]、資產組合模型[25-27]、新聞模型[28]和微觀結構模型[29]等；但這些模型無法解釋外匯市場上的“無關性之謎”、波動聚集效應和“尖峰厚尾”等現象。

2.技術分析的匯率決定理論

基本因素分析的匯率決定理論有著嚴格的假設，難以描述和預測匯率的短期頻繁波動，學者們轉向對匯率變量自身的波動規律進行研究，并相繼提出了ARCH模型[30]、制度轉換模型[31]、神經網絡模型[32]等。其中，神經網絡具有較強的非線性逼近能力，正受到越多越多的重視。

3.異質預期分析的匯率決定理論

傳統的匯率決定理論的“有效市場假說”和“理性預期假說”與經濟現實偏差較大，其線性研究范式與匯率運動的非線性特征不相吻合。Meese 和 Rogoff（1983）[33]研究發現，傳統的匯率決定理論難以經受實證的檢驗，在對匯率短期波動的預測方面甚至不如隨機游走模型。

隨著20世紀80年代行為金融學研究的興起，學者們開始關注外匯市場的異質性。Frankel 和 Froot（1990）[34]通過問卷調查發現，外匯市場上交易者存在異質性預期，主要存在根據外推式預期進行交易的圖表交易者和根據回歸預期的基本面交易者。李曉峰、陳華（2012）[35]基于行為金融學理論建立了包含央行干預的匯率決定模型，使用Unscented 卡爾曼濾波方法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匯改后人民幣外匯市場存在著顯著的異質易者。Paul等（1991） [36] 將基本因素分析的長期模型與基于非線性理論分析的短期模型相結合，提出了匯率決定的混沌貨幣模型。

（二）均衡匯率理論

固定匯率制度下對于匯率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匯率決定理論，在浮動匯率制度產生后，學者們開始關注外匯市場匯率頻繁波動的原因，并研究匯率均衡問題。

均衡匯率是一個中長期的概念，討論的是剔除了價格因素之后的實際匯率[37]。Nurkse （1945）將均衡匯率定義為國際收支平衡和充分就業條件下獲得內外均衡時的匯率。目前測算均衡匯率的影響力較大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基本因素均衡匯率分析方法（FEER） （Williamson， 1983）、自然均衡匯率分析方法（NATREX） （Stein， 1994）、行為均衡匯率分析方法（BEER） （Clark&MacDonald， 1999）、均衡實際匯率分析方法（ERER） （Edwards，1989）和購買力平價分析方法（PPP）等。

購買力平價分析方法則基于匯率變動的長期趨勢，注重商品相對價格或者貨幣的購買力，包括絕對購買力平價、相對購買力平價和基于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Balassa-Samuelson Effect，B-S 效應）擴展的購買力平價方法[38]。

（三）發展動態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是均衡匯率理論的內核與基礎。在均衡匯率的理論分析當中，基本要素均衡匯率、行為均衡匯率、自然均衡匯率和均衡實際匯率實際上是“局部”均衡匯率，與Nurkse的均衡匯率概念之間存在差異；絕對購買力平價方法難以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結構不同的國家之間找到可比較的、合理的一籃子商品；相對購買力平價方法在衡量兩個國家之間匯率變動的流量時簡單實用，卻在合理基期的選擇上陷入了困境；基于B-S效應的擴展購買力平價方法目前使用較為普遍，不過國內外學者對其實證檢驗的結果卻差異很大。雖然理論界較為認同實際匯率在長期將收斂于均衡匯率，然而迄今為止均衡匯率的測算仍未找到行之有效、且被廣泛接受的方法。由于均衡匯率的測算具有重大的政策意義，因此受到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在現有的一系列匯率理論當中，楊長江、鐘寧樺（2012） [39]認為，購買力平價理論有著特殊重要的基礎性地位，是任何其他匯率理論所不能比擬的。MacDonald（2000）[40]也認為它常常成為探求均衡匯率的首選模型。盡管目前關于均衡匯率的理論處于徘徊狀態，但是，順著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方向進一步地深入研究，才有可能獲得實質性的突破。

三、結論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貨幣危機理論與匯率理論的發展相對獨立。雖然貨幣危機是匯率短期大幅度異常下跌的危機，但貨幣危機理論與匯率理論的融合和聯系仍然較少，兩者總體呈現發散態勢。不過，Kaminsky 和 Reinhart（1998）[4]在這方面做了開創性的貢獻，他們研究發現，名義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大幅度偏離預示著貨幣危機的來臨，因此，名義匯率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是危機即將來臨的一個很好的指示器。Goldfajn和Valdes（1997）[33]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們認為貨幣高估是貨幣危機的關鍵決定因素。劉偉（2007）認為，測度一國實際匯率是否偏離均衡匯率即該國貨幣是否失調，并將此作為判斷貨幣危機是否爆發的原因，是一個比較新的課題。但是，相對而言這些研究較為零散，較之流行的貨幣危機理論和匯率理論的研究，其產出文獻數量不足，尚未形成理論體系，且在均衡匯率的測算方面使用方法各不相同，尚未獲得被廣泛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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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關系范文

作者簡介：馬德功，男，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工程系教授，

經濟學博士，碩士生導師;

張暢，男，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馬敏捷，男，四川大學數學學院，應用數學專業本科生。

摘要：概率模型､STV模型､KLR信號分析模型､DCSD預警模型､ANN模型等是國際上最有影響的貨幣危機預警模型。FR 概率模型的準確性､非差異性及所提供的樣本數據受到置疑;STV模型克服了FR概率模型非差異性缺陷，但難于找到相似的樣本國;KLR模型預測準確率較高，缺陷在于非結構化的經濟模型;DCSD模型綜合了FR Probit和KLR特征，但其檢驗并非純粹的樣本外檢驗;ANN模型在定量分析方法上有進展，但也存在系數估計等缺陷。綜合比較與分析，FR模型基礎上的因子-Logistic貨幣危機預警模型比較適用于中國。

關鍵詞：貨幣危機;預警模型;因子-Logistic回歸模型

中圖分類號：F8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7)12-0010-04

一､主要貨幣危機預警模型

目前國際上最有影響的預警模型大致可以分為計量模型和非計量模型兩類，前者有STV橫截面回歸模型､ARCH模型､VAR模型､主成分分析法､相關性分析法､判別分析法模型等，后者有KLR信號分析法､受限因變量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DCSD模型､ANN模型等。

1．FR概率模型，即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該模型由Frankel和Rose于1996年創立，這一模型特別檢驗了資本流入特征與貨幣貶值之間存在聯系的假定。它假設金融事件是離散且有限的，而貨幣危機的發生則是由多種因素引發的。這些因素包括GDP增長率､外國利率､國內信貸增長率､政府預算赤字/GDP､實際匯率高估程度､經常項目/GDP､國際儲備/進口額､外債總額等等。如果用Y表示貨幣危機這個離散變量，向量X表示引發因素，β是相應的參數變量，那么貨幣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就可以用X的聯合概率P來衡量了，具體用公式表示為

2．STV橫截面回歸模型。Sachs，Tornell和Velasco建立了STV橫截面回歸模型考慮了國別差異因素，一定程度上克服了FR模型的局限性。因為該模型使用的數據為橫截面數據，或稱面板數據，然后對這些數據作線性回歸，因此稱之為橫截面回歸模型。該模型在實際回歸模擬時，將自變量設置為6個，包括實際匯率貶值幅度､國內私人貸款增長率和兩個虛擬變量與實際匯率貶值幅度､私人增長率兩兩組合形成的4個新變量，加上截距項，共有7個參數需要估計。關于因變量，該模型將其定義為危機指數，用國際儲備減少的百分比表示。通過一組樣本數據，可估出模型中的7個參數，如果檢驗通過，模型可以建立。然后將引發因素的取值代入模型，就可計算相應的危機指數。

3．KLR信號分析模型。KLR信號分析模型是由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創建的一種重要的預警理論，現在幾乎成為經濟預警中的標準模型了。其核心思想是，選擇一系列指標并根據其歷史數據確定其閾值，當某個指標在某個時點或某段時間偏離均值的程度超過其閾值，就意味著該指標發出了一個危機信號;危機信號發出越多，表示某一個國家在未來24個月內爆發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一個時期內指標預測危機的能力被稱為信號水平時期，這個時期就被定義為危機前的24個月。一個信號顯示后在24個月內出現危機的信號稱為一個好信號，在24個月之內未出現危機的信號則稱為一個壞信號或噪聲。實際發出的壞信號的份額除以實際發出的好信號的份額即為噪聲―信號比率，閾值則被定義為最小化的噪聲―信號比率。預警指標發出危機信號之后，最直接的處理辦法就是將各個預警指標發出的信號數簡單加總。假設共有n個預警指標，第I個指標在第t期發出信號與否用Sit表示，則簡單加總合成指標可表示為

二､危機預警模型的比較與分析

預警模型將貨幣危機定義為名義或實際匯率在短期內發生大幅度變動。這樣的定義容易識別出貨幣危機的發生，有利于貨幣危機樣本的確定。由于Probit模型考慮的樣本眾多，同時把大量可能引起金融危機的經濟､金融指標作為解釋變量納入模型，捕捉了更多的共性。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能夠很容易預測出危機的概率，能夠同時考慮到所有變量，但是這一優點又使其很難識別出單個預警指標的影響。此外，貨幣危機的爆發點正是從穩定走向混亂的分叉點，預警指標在過去超出其閾值的表現將不會得到“延續”，如果系統穩定，那么外推可能會是有效的;如果系統是不穩定的，或者穩定的系統演化到了臨近分叉結點的附近，那么無論預測模型對歷史數據擬合得多好，外推總是不可靠的。

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的局限性表現在：(1)對銀行危機及其傳染效應的影響難于識別，從而影響了該模型的預警效果。(2)“三重估計”導致“信息過度使用”，降低了模型預測的準確性。(3)沒有考慮國別差異性。單純以名義匯率貶值程度確定危機發生與否，沒有考慮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程度不同，各國名義匯率無法比較。在確定引發因素､樣本數據方面對不同的國家沒有區別對待。(4)模型僅預警貨幣危機，研究范圍狹窄限制了模型的應用范圍。

STV模型優點是克服了FR Probit概率模型沒有考慮國別差異的缺陷，其不足則表現為，(1)該模型的應用要求找到一系列相似的樣本國，操作上很難做到;(2)該模型考慮因素范圍過于狹窄，只考慮匯率､國內私人貸款､國際儲備與廣義貨幣比率等因素;(3)該模型在危機指數定義方面有失偏頗，綜合考慮銀行危機､貨幣危機和外債危機，卻將危機指數僅僅用國際儲備減少的百分比來表示。

KLR信號分析法較之前兩種方法較為完善，操作性較強，預警準確性也較高。首先，該模型給出了投機性攻擊的定義，不僅包括成功的攻擊也包括失敗的攻擊。同時，該模型還針對通貨膨脹的問題選擇了不同的方法，在高通貨膨脹時期(即連續六個月通貨膨脹高于150%)使用了不同的標準來定義貨幣危機。其次，KLR信號分析模型選擇了較多的指標，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經過Kaminsky的完善，增加了引發銀行業危機的一些指標，綜合考慮了貨幣危機與銀行業危機的預警問題。此外，在預警模型建立方面，信號分析模型更具說服力，特別是合成指標將干擾/信號比率作為權重，更能反映單個指標對危機發生的作用程度。

KLR信號分析模型的局限性體現在：(1)主要以宏觀經濟環境為背景，沒有考慮到政治性事件與一些外生事件對貨幣危機爆發時間選擇的影響。(2)通常都無法獲得反映金融機構特征的高頻月度數據，如銀行資本的充足性與銀行監管的力度等，從而該模型不能表明引發貨幣或銀行業危機的長遠因素。(3)該模型不是一個結構化的經濟模型，而是一個不精確的､簡化形式的關系式，從而不能獲得為什么或如何影響危機概率的信息。如在貨幣危機發生前通常會出現匯率的過度高估，但我們并不知道這一匯率高估是由于為了穩定通貨膨脹而實施的匯率計劃還是由于私人資本流入量劇增所導致。(4)盡管信號分析模型可以預測出一個國家(地區)在未來24個月內發生危機的可能性，但這并不代表在未來24個月內發生危機的可能性一成不變。實際情況是某幾個月發生危機的可能性比預測的要大，而另外幾個月發生危機的可能性要比預測的小。

DCSD預警模型綜合了FR方法與KLR方法的優點，同時相互抵消了一部分各自的不足之處，利用月度數據來確定哪些變量決定了未來24個月內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并通過運用類似FR的經濟框架中的方法，DCSD模型最大程度地利用了KLR模型提供的月度預警指標的預測能力。該模型優點表現為：(1)考慮到不同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模型可以更好地將不同變量整合為一個綜合概率;(2)該模型允許危機風險相對預測變量線性增長;(3)從樣本外預測績效的角度來分析，DCSD模型的樣本外表現明顯較好。

較之前面四種方法，ANN模型具有大規模并行處理､自適應自組織､聯想記憶功能及容錯和穩健性等特點因此它在貨幣危機預警系統中的應用，無論是從思想上還是從技術上都是對傳統貨幣危機預警系統的一種拓寬和突破，解決了傳統模型難以處理高度非線性的､關系不明確的､復雜的以至于難以用數學模型描述的問題。ANN模型的主要優勢是其靈活的規則和捕捉變量間復雜的相互關系的能力。然而，這種靈活性也可能成為一種缺陷，在數據數目較多和需要一定的網絡層數來模擬數據的前提下，這種方法會比其他方法有更大的過度適應的風險。該模型的另一缺陷是，ANN模型的“黑箱”特性。因為無法進行系數估計，而且變量間的相互關系非常復雜，就很難確定哪一個指標出現異常及指標的預測能力。此外，ANN模型在應用過程中容易陷入局部最優，從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評價結果的準確性。

三､我國貨幣危機預警模型設計

比較上述各類模型的優缺點及其在我國的可適用性，本文選擇在FR Logit模型基礎上嘗試構建我國的貨幣危機預警模型――因子-Logistic預警模型。

通常把貨幣危機發生的情況定義為Y =1，貨幣危機未發生的情況定義為Y =0，這樣取值為0､1 的因變量可以寫為：

其中，是與諸因素xi無關的常數項，是回歸系數行列的轉換，它表示諸因素xi對p的貢獻量。即我們只需用因子得分作自變量進行回歸。這樣既解決了多重共線性問題，又不過多損失有關信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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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文章編號：1003-4625（2000）01-0049-02中圖分類號：F821.5文獻標識碼：A

嚴兵（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福建廈門361005）

［收稿日期］1999-10-20

［作者簡介］嚴兵（1977-），男，湖北荊門人，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在讀碩士研究生，攻讀國際經濟貿易專業。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第8篇：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原因；表現形式；對策

在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中，金融危機居首位，經濟的快速發展使金融與經濟關系緊密聯系，經濟越來越容易受到金融的影響。

一、金融危機的概念與特點

金融資產或金融市場的危機稱為金融危機，常表現為金融資產價格大幅下跌或股票債券市場暴跌等。根據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可以將金融危機進行分類，如貨幣危機、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等。近年來，金融危機呈現出多種危機形式混合的特點。

二、金融產生的原因

誘發金融危機的原因具有多樣性，如信用風險、經濟政策等。以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為例，美國社會住房需求逐漸降低導致銀行提高短期利率，造成次級抵押貸款的還款利率不斷提升，無形中增加購房者的還款負擔。住房需求降低，買房者數量變小，使房屋難以出售，以抵押住房進行融資的方式變的難以實施。大批還款人不能按時向銀行還款，導致銀行等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的資不抵債情況，只能宣告破產，大批金融機構倒閉成為金融風暴形成的導火線，隨之金融風暴席卷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盡管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一定的抵御金融風險能力，但是金融危機還是給我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使國內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不斷增大。商業銀行是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金融危機下，其面臨的主要金融風險就是信用風險。從美國次貸危機可以看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就是信用風險，因此必須從金融危機中總結經驗，對我國金融信用風險管理進行改革。

三、金融危機的危害

金融危機猶如狂風暴雨，毫不留情的襲擊著所有的金融市場。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不同層面上遭到波及和影響。國際貿易中進出口實業在很大程度上遭受損害，而伴隨經濟危機而來的卻遠遠不止這些，許多國家的公民沒有了消費信息，不敢再消費；一些中小企業因為信用不夠而拿不到貸款，這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無疑是雪上加霜，本就是勢單力薄無法同許多大型企業相抗衡，此時無法從銀行貸款來緩解資金鏈的壓力，更使他們舉步維艱；根據實際調查，公民的生活受經濟危機的損害也較為嚴重，生活質量下跌，個人幸福指數降至冰點，這些是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雙重打擊與危害。我們所看到的金融危機，猶如不知饜足的野獸，時時刻刻準備侵吞國家、企業、個人的金錢、精力、時間，甚至一切。由于金融危機破產的企業和個人數不勝數，傾家蕩產生活無以為繼的的人也不勝枚舉，各個企業單位的裁員風波不斷，這些因素和問題也僅僅是我們看到的而已。看不到的還有更多，數十年經濟發展如霜打的茄子萎縮，這對國家、社會和整個世界的負面影響都是難以估量的。

四、化解金融危機風險的具體對策

1.加強政府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是政府調節市場經濟的重要手段，有利于社會再生產協調發展。市場經濟的固有缺陷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可以人為的調節市場供應與需求，確保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國家可以采取許多宏觀調控手段，例如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以化解金融危機風險。經濟手段方面通常可利用價格、稅收、信貸及工資等調控經濟。法律方面可以制定相關的經濟、金融政策，維護市場秩序。行政手段方面可以采取強制性命令直接控制市場，宏觀調控是控制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可以有效化解金融風險。

2.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

金融危機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了市場的自由性和調控能力，政府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能拉動消費推動經濟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各方商業人員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更有利于打開市場，擴大內需和外需，對中小企業的建立和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只要市場活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金融風險的到來。健康有序、活潑自由和自我調節能力強的市場對化解金融危機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由此可知，政府要根據實際國情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科學有效地利用貨幣政策來化解難題。

3.大力發展經濟，不斷提高生產力

經濟的發展在當今社會成為一切的焦點，如何規劃經濟、搞好經濟、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都顯得至關重要。可以說，經濟是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強大推動力，經濟帶來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世界的滿足是其他任何事物都難以替代的。而發展經濟當務之急和必經途徑就是提高生產力，生產力的大幅度上升是經濟健康飛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生產力上去了，經濟就搞上去了,兩者之間的關系我們都要清楚的認識到，誰都離不開誰，二者密切相關、互相作用。

五、結語

第9篇：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資本賬戶開放 金融危機 資本控制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8)02-052-04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墨西哥比索危機、巴西貨幣危機、阿根廷經濟危機都伴隨著危機之前危機發生國資本賬戶的大幅開放，因此很多人認為資本賬戶的開放是促成危機的一個因素而由此提出應謹慎開放資本賬戶，甚至提倡采取較嚴格的資本控制來避免危機的發生。然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逐漸開放資本賬戶已是大勢所趨。究竟資本賬戶開放在金融危機的發生與傳染的過程中起到何種作用，已成為當前政策制定者、投資者以及廣大民眾關心的熱點問題之一。

國際上對資本管制、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的研究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大量的文獻討論了資本管制與金融危機的關系。是否應該放松資本管制既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但關于資本管制的利弊至今仍無定論。而且這些研究對資本控制和金融危機的關系也存在著分歧，主要分為兩類。一類認為實行資本控制可以限制國內私人部門參與國際資本市場交易，控制資本流的規模和組成，從而減少投機攻擊發生的可能性，延遲甚至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另一類認為實行資本控制會導致資本的低效運作，不利于一國的經濟長遠發展，甚至還可能引起公眾以為不利的宏觀經濟基本面導致資本控制政策的實行，從而促進自我實現危機的發生。

本文重點圍繞資本賬戶開放在金融危機發生和傳染中的作用，從資本賬戶開放的利弊以及我國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做一簡要回顧，在此基礎上分析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利弊，并對我國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提供相應的建議。

二、資本賬戶開放支持論

認為開放資本賬戶可以減少甚至避免危機發生的學者主要從兩方面進行研究：一方面，從理論上看，資本賬戶開放可使全球儲蓄獲得有效分配，導致儲蓄流向生產效率最高的經濟體，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通過開放資本賬戶，可以減少信息的不對稱和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資源的分配，促進一國的對外貿易和金融體系的發展。因此，資本賬戶開放可以從許多方面促進經濟的發展，從而大大改善一國的經濟基本面，減少危機發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實證研究表明，資本控制并不是避免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危機發生的必要條件。相反地，資本控制可能會造成一國的經濟低效，資源配置不當，降低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等，從而不利于一國的經濟發展，還會加大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

（一）相關的理論分析

有的文獻研究表明，資本控制不但不是防止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且會給一國的經濟帶來很多危害，損害一國的經濟基本面，從而更易引發金融危機。多利和伊莎德（Dooley, Isard, 1980）認為資本管制并不是防止金融危機所必須的，資本管制的弊大于利。他們指出，雖然資本管制可以有效地防止投資者隨意撤回資金，但另一方面將會導致該國外來資本的減少。戴拉斯和斯德克曼（Dellas, Stockman, 1993）研究表明，實行資本控制可能會使公眾預期政府實行資本控制政策可能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等原因引起的，從而導致私人部門的資本外逃。因此，可預期的將實行的資本控制政策增加了自我實現攻擊的可能性。格雷利等（V Grill, GM Milesi-Ferretti , 1995）研究了一些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對資本流動的限制，認為雖然一些國家在國內利率低的情況下用資本管制限制了資本市場的國際套利，但同時資本管制對國際借貸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效應。多利（Dooley, 1996）認為資本控制在產生收益差，掩蓋匯率風險上有效，但卻無力阻止市場上不連續的投機攻擊。

還有些學者認為資本控制并不是避免危機發生的原因，不能因此放慢資本賬戶開放的腳步。愛德華茲（Edwards,1999）認為，智利在1990年代避免了貨幣危機的原因在于它嚴厲的銀行監管而不是資本管制政策。費希爾（Stanley Fisher,1997）甚至認為，資本賬戶開放的好處大于其潛在成本；由于國際資本流動對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和銀行體系的穩健性敏感，開放資本賬戶可對資金內流國的宏觀政策施加紀律約束。

（二）相關的實證分析

采用多國的時間序列或者面板數據對資本賬戶開放與金融危機的關系進行經驗分析的論文也很多。格利克等（Glick, Hutchison, 2000）通過對69個國家1975-1997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結果表明與習慣相反的是，對資本流實行控制不是減低而是增加了一個的投機攻擊概率。波頓等（Bordo et al. , 2001）通過分析了21個國家1880-1997年階段以及51個國家1973-1997年階段的數據，認為金融危機更容易發生在實行資本控制的國家。

勒布朗（Leblang, 2003）使用probit模型對90個國家1985－－1998年之間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資本控制使貨幣危機更可能發生。格利克（Reuven Glick et al, 2004）通過采用配對和傾向打分的方法來消除樣本選擇偏差，得到的無偏估計表明資本帳戶開放的國家發生貨幣危機的概率較低。

三、資本控制支持論

持否定觀點的學者認為，取消資本控制有可能造成資本大量外流，國內金融市場容易發生動蕩，而且容易受到別國危機的傳染從而引發本國的經濟危機。而實行資本控制可以防止短期資本的頻繁、劇烈流動，杜絕匯率的不斷波動，維持正常的對外經濟秩序，保障本國銀行系統安全。因此，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資本管制能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機，在一國的金融市場尚未完善之前，盲目地開放資本賬戶將會引發金融危機。

（一）相關的理論研究

一些研究表明資本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遲危機的發生。龐克等（Wyplosz ,1986; Park, Sachs, 1987）是最早表明資本控制對于延遲危機是有效的。他們認為存在資本控制時，私人部分在國際資本市場的交易是被限制的，而且中央銀行只有在滿足私人部門的商業目的時才兌換國內貨幣為外國資產。因此資本控制減緩了經濟中實際貨幣擁有量的調整過程，從而延遲危機的發生。

眾多研究論文主張在一國金融機構及相關監管機制還不成熟的條件下，應謹慎開放其資本賬戶開放。威廉穆森和德瑞貝克（Williamson and Drabek,1999）發現，有無發生金融危機及金融危機的影響程度取決于是否開放了資本項目。在審慎監管機制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開放資本項目會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或加重其影響，盡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國內的基本面不佳。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8）從實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發，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和條件尚不具備時實現金融自由化增加了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加劇了銀行系統的脆弱性，嚴重時導致危機的發生。巴哥瓦提（Bhagwati,1998）也指出，亞洲金融危機是與亞洲各經濟體放松資本賬戶的控制，從而使銀行和企業能夠在國外融資并由此引發大量國外短期資本的介人分不開的。

（二）相關的實證研究

德米古奇坎特和德特齊奇（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在對53個國家1980-1995 年發生的金融危機研究后發現，在國內銀行體系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條件下，資本賬戶放開及實施其他金融自由化措施之后，銀行容易受到外部沖擊。

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 2005）使用一個廣泛的多國數據集分析了資本控制與外部危機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一些證據對加大的資本流動性會引起宏觀經濟脆弱性的增加這一論斷提出了質疑。他們發現沒有系統的證據表明，比起資本控制較嚴的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程度更高的國家發生危機的次數更多或者面臨更大的發生危機的概率。但他的結果表明，一旦一國發生了危機，資本開放力度更大的國家會面臨更高的增長下降。

四、有關中國資本賬戶開放政策的研究

針對中國的具體情況，很多學者通過分析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及金融體系的現狀認為中國應該謹慎開放其資本賬戶。麥金農（Ronald McKinnon, 1998）認為目前中國不應該開放資本賬戶，開放資本賬戶的成本會超過其收益。卡頓（Cordon, 2002）則認為在資本管制的情況下，保持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將會減少外匯風險、交易費用以及交易投資的不確定性，為外來資本的長期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如果中美貿易在兩國總貿易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兩國從中得到的收益也會增加。俄若炎（Arroyo, 2003）認為，完善的國內市場并不一定能消除資本賬戶開放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因為當一國放松資本管制，它必須放棄匯率穩定或者獨立的貨幣政策，而放棄這兩者之中的任何一個，宏觀的管理將變得更為艱巨。目前中國正面對著失業和社會保障低等宏觀問題，政府還沒有能力完全控制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

麥金農等（Ronald McKinnon, Gunther Schnabl , 2003）引用了日本在1980年代早期的經歷，分析并說明了由政治壓力而改變匯率政策最終會毀了本國經濟，警告中國可能會因為人民幣升值而引起通貨緊縮(當時日本屈從了美國的壓力為了平衡貿易而使得日元迅速升值，給國內經濟帶來了通貨緊縮，導致了貨幣流動陷阱)。同時，他還指出資本項目的放開必須在改革進程的最后，在國內金融自由化、銀行改革和貿易自由化完成之后才能進行。羅娟和唐文進（Juan Luo, Wenjin Tang, 2007）建立了一個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傳染模型，并在此基礎上利用中國的經驗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目前的經濟基本面處于存在多重均衡的薄弱區，如果受到投機攻擊和流言等導致大量資本外流則極易發生危機，故應審慎開放我國的資本賬戶。

五、對我國的啟示

上述眾多的文獻研究表明，資本賬戶開放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十分復雜。資本賬戶開放并不一定會引發金融危機，開放的時間和力度不同，它對經濟的影響大小及方向也不同；研究還表明，資本賬戶的開放過程既伴隨著收益又伴隨著風險，具體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取決于本國經濟的基本面、政治文化狀況以及所處的國際環境，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資本賬戶開放是否會加大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關鍵在于如何把握好度。具體到我國究竟該實行怎樣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需要認真權衡比較資本賬戶開放對我國經濟帶來的利弊，才能制定適當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確保我國經濟金融安全，促進經濟實現又快又好發展。

（一）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收益

就我國實際來看,資本賬戶開放后的收益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提高國內經濟效率,促進經濟發展。資本管制的解除會修正生產要素流動的扭曲機制,使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一方面減少了資本流動的成本,促進資金在全球的流動，進而使得整個經濟體系的資金使用效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商品勞務的國際流通,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開展,從而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2、完善國內金融市場,促進金融效率的提高。資本賬戶的開放將使外匯市場趨于完善,國內外金融業的共同競爭有助于降低國內金融市場的成本,而進一步提高我國金融效率。資金的國內外合理分配也有利于分散資金風險，促進國內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風險

在資本項目開放帶來許多收益的同時，開放資本項目也帶來了不可忽視的潛在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1、由于三角悖論的存在，開放資本賬戶會導致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兩者的沖突。雖然我國現在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由于出口需求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匯率的頻繁大幅浮動增加了進出口的風險，不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因此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對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在這種情況下，開放資本賬戶勢必會削弱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獨立性和有效性。2、資本賬戶開放帶來的國際資本的流動，特別是大量短期資本的頻繁流動，增加了我國金融經濟發展中的風險。一旦受到國內外的沖擊，容易引發金融危機或受到別國危機的傳染。

（三）制訂資本賬戶開放政策應審是度勢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資本賬戶開放的兩面性，是否應該開放我國的資本賬戶應建立在對國內外形勢的具體分析的基礎上。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政策也應因時而變。現在結合國內外的經濟形勢，可以肯定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開放資本賬戶最終實現資本賬戶完全開放是發展經濟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資本賬戶開放存在很大的風險，資本賬戶開放必須先達到一定的前提條件。這些文獻總結的條件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成功的產業結構調整；國內金融體制市場化改革的完成；對金融體系的有效監管。

入世以來，我國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實行資本管制的成本也越來越大，我國逐漸加快資本開放力度的壓力越來越大。逐步放松資本管制，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是目前我國主動適應外向型經濟發展、因應入世要求的客觀選擇。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經濟基本面仍處于多重均衡的薄弱區（羅娟，唐文進，2007 ），離實現資本賬戶完全開放還有一定的距離。再加上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明顯滯后于經濟增長，日益積累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和銀行機構風險威脅著我國金融穩定。若貿然大幅放開對我國資本賬戶的管制，引起資本的大量流動，若再加上此時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如美國利率變化、投機攻擊、貿易伙伴國家或地區發生危機等），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極易受到危機的傳染并引發危機。

因此，我國資本賬戶開放要采取審慎的態度，要與深化國內金融機構改革同步進行，增強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穩妥、有序地放松資本管制，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進一步改善宏觀經濟形勢，使得經濟基本面得以改善而跳出多重均衡區域，防止金融危機在我國的發生和傳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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