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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發展分析范文

【摘要】湖北省在全國經濟發展水平上形成區域性滯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經濟區位上的不利地位,而是落后的經濟發展方式。只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才是湖北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湖北省發展方式全要素生產率產業升級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推動湖北經濟實現跨躍式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近30年來,湖北省的經濟特別是制造業保持了較快速度的增長。GDP年均增長10.4%,2007年達9230.8億元,人均GDP已達2279美元;工業主導經濟增長,經過多年發展和結構調整,湖北省已建設了以大型企業為骨干,以汽車、鋼鐵、石化、紡織、食品、電力、機械、化工部門為主體的制造業體系。高科技產業發展迅速,光纖光纜、光通信、激光加工、3C和3S軟件、生物醫藥、電動汽車領域在全國領先,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全省工業的三分之一,“中國光谷”產值有望趕超千億元。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湖北省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與沿海發達地區差距沒有縮小,而且在中部周邊幾省橫向比較亦不占領先位置。2005年湖北GDP總值全國排位13位,人均GDP排19位。2006年,全省GDP增長率為12.4%,是近十年來最高增速,但在全國只居16位,中部六省排第3位。與經濟增長、發展、經濟效益有關大部分指標,湖北省也落后于周邊各省。建國前30多年,湖北省的農業、制造業,在全國處于較領先地位,然而現在湖北經濟發展水平只居中間,甚至中等偏下的地位。如果這種情況任其發展下去,湖北省要實現中部率先崛起的戰略目標就會越來越困難。

根據經濟增長、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一個較長時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必然形成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平衡。湖北經濟發展的這種相對滯后,是由經濟發展(增長)區域不平衡規律所決定的。只有客觀、深入分析湖北省與沿海發達地區、周邊各省經濟不平衡發展各種因素,才能形成一套使湖北經濟走出區域發展滯后的困境實現跨越發展的正確的思路與對策。有一種主流的看法認為,決定經濟發展區域不均衡基本因素在于是否存在區位優勢。當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已成為全球市場體系的重要力量,中國內地形成了三個具有全球影響經濟增長中心區域:即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圈,以廣州、深圳為主的珠三角經濟圈,京津唐為軸心的環勃海經濟帶。湖北省地理位置使其置身于這些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區域的外部。政策上看,湖北既沒有享受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優惠政策,也沒有被納入中央西部大開發政策體系之中。應當承認,湖北省的這種地理位置是造成其經濟發展地域上相對滯后的不可忽視的原因。然而,決定經濟增長地域差距根本因素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模式。近十年來,國內一些學者運用西方新古典經濟增長公式及全要素生產率理論分析決定國內各省份之間經濟增長差距的因素。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尤其是人均GDP增長率取決于要素投入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因此,導致湖北經濟發展水平區域性差距主要原因是生產率方面的差距。具體來說,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相比,湖北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落后,是由以下具體原因引起的。

一是效率或生產率的差別。據統計,2005年湖北經濟發展總指標為109分,其中經濟發展效率由全國第10位降至第14位,效率得分由46分減至38分;從單位能耗GDP看,其指標排在全國第18位;單位GDP用水消耗指標由2004年17位跌至27位;固定資產投資彈性系數從2004年0.62降至2005年0.58,排名由10位跌至15位。而最重要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率的統計,湖北省在全國幾乎是最差的。1996年—2003年,除中部湖北、安徽、西部、貴州、青海、外,其他省區域TFP均在提高,而湖北下降了1.3%。2005年湖北工業經濟綜合效益為166.66,比全國平均值低10.5個百分點,大部分指標落后于周邊省份。

二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換代的問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湖北產業結構特點是:第一產業比重過重,高出全國平均比重4.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低1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也低1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內部重工業比重高達73%;第三產業內部金融、保險業發展較慢。湖北是農業大省,但不是強省,農業的現代水平、產業化水平低、生產方式落后、農業的投入產出率難以提高,制造業是湖北經濟的骨干、中心,但也是老工業基地,面臨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換代的繁重任務。

三是湖北作為農業大省,其城鄉分割、二元化結構所帶來的三農問題,比沿海地區嚴重得多。2003年湖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雖然達到2567元,但比全國平均水平少55元,不到浙江的50%,并只相當于江蘇的61%、廣東的63%。據測算,在做若干扣除后,湖北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差距為7倍,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大。2006年以前,農村每年新增勞動力44萬人,富余勞動力規模達600萬,農民就業形勢極為嚴峻,農村產業化水平、市場化水平、龍頭企業,農副產品加工、轉換、增殖能力與沿海發達地區有較大差距。縣市財政實力嚴重不足、農村債務問題嚴重,村莊衰落、農村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生產條件、社會保障欠債較多。

四是潛在的比較優勢在發展中沒有得到應有的、充分的利用或發揮。湖北省高等院校林立、科研院所實力雄厚,但湖北省的科技進步水平卻不高。雖然與2004—2005年相比,湖北科技進步指數有所提高,但各項指標均低于全國,位列全國中等水平;科研院所的成果轉換率較低;各類人力資源的利用率遠低于沿海地區;制造業,尤其是重工業是湖北產業發展主體,相比西部地區以自然資源豐裕優勢,以及沿海相當區域的制造業以加工貿易、帖牌生產為模式為主,它是具有一定優勢的;但這一產業上優勢,由于仍推行粗放的增長方式或發展方式,也沒有得到很好發揮。

可以看出,正是粗放、外延型、經濟增長方式以及不合理發展方式等導致了湖北省與沿海發達地區發展水平差距擴大。因此,只有盡一切努力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才能真正促進湖北經濟實現跨越性發展,實現在中部率先崛起的目標。

二、促進經濟增長模式由要素投入為主轉變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為主是湖北省經濟實現跨躍式發展的基本途徑

雖然經濟發展方式內容上只是包含增長方式,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無疑是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任務。通過分析我們發現,全要素生產水平的差距是造成湖北省經濟發展區域性滯后的主要原因。要盡一切努力提高工業企業TFP,轉變增長方式,即逐漸放棄要素投入為主的增長模式改變為全要素生產增長為主的增長模式。有學者對比研究了湖北和廣東在大中型工業增長方式的差異。1995—2004年廣東省大中型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長7.2%,勞動力年平均增長18.6%,工業增加值平均增長19.8%,其中TFP的貢獻為13.6%,要素投入增長僅為6.2%。在TFP增長的貢獻中,技術進步的效應為11.6%,技術效率的貢獻為2%。投入的要素6.2%貢獻中,資本的貢獻為1.6%,勞動的貢獻為4.7%。而湖北省,10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平均為14.3%,勞動力平均增長率為-5.7%,工業增加值平均增長率為11.5%。其中TFP增長的貢獻僅為1.3%,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為10.2%。可以看出,廣東工業增長的源泉主要是生產率,特別是技術進步的提高,而湖北工業增長高度依賴于資本的投入。那么導致湖北省與沿海發達地區TFP增長差異的具體因素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投資、制度化、市場化水平。在技術進步方面,2001年上海的企業研發費用、專利人數、引進技術個數分別22625萬元、212777個、1126884萬美元;湖北省為105236萬元、4322個、141431萬元美元。除了企業研發投資費用外,后兩項指標上海一個市就比湖北省高近百倍、十倍;人力資本方面,2001—2002年,上海人均教育經費1244元,湖北為285.59元,每10萬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數上海為6534個,湖北為1566個,盡管湖北省無論在中等普通教育還是高等教育水平在全國應居于前位,但比起上海市仍相差很遠。從市場水平的全國排序上,1999年上海排第8,而湖北排16位;從非公有制所占比重看,上海也遠高于湖北省。這就決定了上海的TFP增長率遠高于湖北(1996—2003年間,上海TFP增長9.05%,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80%;湖北TFP增長率僅為3.81%,貢獻率為40%左右)。

通過分析可以明確,湖北省與上海、廣東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實質是經濟增長模式的差異。湖北經濟是典型的高投入、低產出模式,其固定資本投資增長率比廣東高一倍,其產業增長率則低了80%左右。為了推動湖北省經濟增長方式,尤其是工業企業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應當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湖北武漢市是“兩型社會改革試驗區”的機遇,大力推動工業企業,尤其是骨干龍頭企業、重點行業的節能、降耗、節水、減排,提高資源的循環利用率的工作。湖北是能源、資源生產短缺的省,重點部門如鋼鐵、汽車、石油、化工等行業又都是資源消耗高、對環保要求和資源循環利用要求極高的行業。政府有關部門及相關行業協會,要對湖北的節能降耗減排、資源循環利用的現狀進行深入清查,制定相應目標、規劃;在投資項目、招商引資、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工作上,對項目、企業設置相應門坎,制定相應標準。各企業要注意從設計、工藝、設備更新、管理各個環節著眼于節能、降耗、減排及資源循環利用水平。每個重點行業都要樹立這樣觀念,節能、降耗、減排、資源循環利用是市場競爭的關鍵。汽車部門就要按全球先進標準大力開發低能耗、低排放、混合動力的產品;石化部門要將治污、治廢當作提升企業競爭力的基本工作。政府有關部門要為各企業推廣一些成熟、先進的節能技術為節水工藝、降耗、循環利用、減排新技術創造條件,為企業搞好服務;并將此項工作作為企業考核、評價的主要內容之一。當前,湖北工業企業當務之急是淘汰各種落后、過剩的生產能力,加大固定資本更新、技術改造的力度,爭取在不太長時間內淘汰省內各工業企業一切落后生產力成份。要建立新建項目的技術標準和準入制;同時政府要采取財政、金融措施,消除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工藝更新的所有顧慮。

二是充分利用湖北省科技資源、人才資源豐富的優勢,大力鼓勵工業企業提升技術創新能力。更新創新組織,大型企業都要設專門技術、新產品研發機構,建立企業、大專院校、科研院所聯合的股份合作方式的企業研發機構;鼓勵科技人員創辦科技企業,為中高端技術、研發人才的自主創業提供方便,建立并完善對科技創新成果轉換的激勵機制,對企業的技術尖子、對技術進步發揮重大作用的人要考慮比照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相同甚至更高的報酬,對技術成果可以予以價值評估,并轉作企業的股份;高度重視人力資本投資、重視企業基層技術人才及中高級技師的培養,采取措施鼓勵員工學技術,搞好企業技術培訓。要大幅提高科技創新、技術進步,培訓方面的投入。

三是努力提高湖北省的市場化水平及民營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民營經濟發展水平是制約TFP增長率的制度性原因。在這兩個方面要下大功夫: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市場體系建設,加強市場的一體化、競爭性程度建設,杜絕地方保護主義;另一方面要更進一步重視非公有制經濟成份的發展。當前,湖北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可以有以下具體路徑:結合中小企業成長推動非公有經濟;縣域經濟要以民營企業的發展為主;鼓勵全員自主創業;擴大民營資本能夠進入的產業領域范圍;利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機會,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政府要完善對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服務體系,解決中小企業、非公企業融資難問題;在稅收、勞動法執行等諸方面加強對民營企業監督管理,提高民營企業的綜合素質。

四是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在穩定投資率、投資成長率情形下,要千方百計地提高投資本身的效率。通過強化增強投資成本及其約束機制,規范投資主體、行為,抑制投資沖動;改善、加強對全省基建項目的管理,對項目市場前景、投資預算、建設周期、施工質量,要予以關注;根據產業需要、產業結構調整要求,調整投資結構,提高投資質量;進一步深化投融資體制,項目決策評估制度改革。各政府、黨政部門要從投資主體、主導者角色中退出,不要關注“招商引資”這類事情,努力提升政府的服務力、執行力。

三、從三個方面推動湖北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為了促進湖北經濟跨越式發展,達成中部率先崛起之目標,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前提條件下,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1、調整工業經濟結構,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換代

貫徹省委、省政府“產業第一”、“工業興省”戰略,抓住機遇,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工業企業發展是制約全國經濟發展區域差距的主要因素。近幾年來,湖北在工業經濟結構調整方式上,取得了很大成績。主要表現在:中小企業成長迅速,全省規模以上企業單位2008年突破1萬家,達10660家,比2007年新增1600家;規模經濟水平提升迅速,全省千億元行業已達6個,汽車、鋼鐵、石化、電力、食品,形成還包括光電子信息產業、紡織幾大重點產業部門。經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受沖擊較大的廣東省、浙江省開始下決心實行產業升級,而湖北省許多地方、部門的官員,似乎沒有意識到現在又到了決定湖北經濟發展命運的關鍵時期。我們應當牢牢抓住機遇,下決心將湖北工業經濟發展中心工作轉到產業升級上來,否則我們不僅無法縮小與上海、廣東、浙江的差距,而且相比周邊各省也會越來落后。要樹立這樣觀念:實現“彎道超越”或跨越式發展,并不取決于要素投入有多高、項目上馬有多快,靠繼續維持目前這種粗放的、外延型發展方式支撐湖北經濟的發展,要實現跨越是不可能的。要素投入增長會抑制TFP的增長;投資增長是有界限,且不可長久、持續的,要素投入的下降是一個必然趨勢。進行產業升級主要圍繞六大重點行業,鋼鐵、汽車、石化、食品、紡織、光電子信息產業,實行以下產業升級換代的戰略舉措:上規模,即擴大重點行業規模、骨干龍頭企業的規模;促配套、興集群,圍繞骨干企業、項目采取措施推動關聯企業的發展;重點行業、企業要圍繞產業鏈,盡最大力量拓寬產業鏈,力爭更多部門發展空間;同時,要以提升核心競爭力(包括核心技術、核心人力資源、差異性競爭能力)為手段,進一步開發高附加值產品,力爭占據各行業部門全球產業鏈的高端位置;重點行業,企業要高度重視品牌經營,爭取有更多全國知名品牌產生,爭取產生世界知名品牌。推動產業升級要逐漸放棄低成本擴張戰略。改革工資制度,企業要建立合理工資分配政策,建立企業員工正常加薪制度;改進企業管理,逐步形成以人為本、以員工為本、以客戶為中心的民主化、合理化的企業管理和經營體系。

2、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消除城鄉二元化分割帶來的日趨嚴重三農問題

近幾年來,湖北省抓住“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一機遇,為解決湖北三農問題,推出一系列重要舉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據湖北省“三農”的實際情況,為了推動湖北經濟發展方式徹底轉變,可以實行以下舉措。

(1)實行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2008年以來,根據四川成都、重慶市的有關經驗,湖北的鄂州市,武漢的漢南區及襄樊、荊門等地區紛紛開始了“城鄉一體化發展和改革”的試點,取得了一些有益經驗。現在,應當在全省各地逐步推開這些經驗,要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真正實現城鄉互動,以城市化、工業化帶動農村發展,就要將農村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文化教育發展、政治發展,納入到城市發展的統一架構之中。加速城鄉之間資本、人力資源及其他生產要素互相流動;構建統一城鎮發展體系,努力發展小城鎮,并形成一大批強村、中心村。

(2)進行制度創新,從土地、金融、財政、人力資源四個方面,消除或緩解“三農”問題。農村集體所有制土地制度改革是當前農村體制改革的重心。土地股份合作制應當是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這項改革要確保土地集體所有權屬不變,保護村集體(農民)土地上的權益,首先是土地的收益權即集體土地出租、入股收益。應允許集體土地有權以股份方式參與任何土地非農業開發,大幅提高土地征用費,減少直止土地征購,使農民有權享有土地市場化交易形成的增值收入的相當部分;同時要使村集體對土地流轉使用真正具有支配、控制權,對土地使用有自主決策權,使農民有能力保護自己利益;鼓勵農村信用合作機構,村鎮銀行小額信貸公司及一些民間專項投資(基金)、保險機構的發展,恢復并重建鎮村金融體系。為了重建村級自主公共財政,需要創造條件鼓勵集體經濟、合作經濟大力發展,這是解決村集體收入或自主公共財政空殼村現象,重建村鎮公共服務體系、社會保障及農村文化事業發展唯一可行的辦法。農業經濟要有較大的發展。圍繞地域資源狀況,大力發展板塊農業、基地農業、規模農業、品牌農業,發展扶持農副產品加工龍頭企業,使農民能夠據有農業產業鏈各個鏈條上獲得增殖的空間;從根本上消除用農副產品剪刀差、土地交易、農村金融資源、人力資源流失所產生的農村整體貧困化趨勢的漫延。推進小城鎮建設,深化新農村建設的各項工作。進一步加快“農村社區建設”,“百鎮千村工程”及區域一體化試驗區步伐,探索解決新農村建設各種具體問題。

第2篇：經濟發展分析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能源；策略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2－0020－02

一、低碳經濟的提出

低碳經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低碳技術涉及電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門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等領域開發的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新技術。英國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之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該白皮書從英國對進口能源高度依賴和作為京都議定書締約國有義務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實際需要出發，著眼于降低對化石能源依賴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提出了英國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以建立低碳經濟社會的目標。英國政府在繼2003年能源白皮書之后，于2006年10月《氣候變化的經濟學：斯特恩報告》，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作了比較權威的定量評估，指出如果目前全球以每年GDP1%的減排成本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5%～20%的GDP損失，呼吁全球盡早向低碳經濟轉型。

二、低碳經濟與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可持續發展戰略不僅表明我國經濟在今后的若干年持續不斷的發展，同時，可持續經濟發展是一種合理經濟發展形態。這種模式本質上是現代生態經濟發展模式，它正確地在經濟圈、社會圈、生物圈的不同層次中力求達到經濟、社會、生態三個子系統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使生產、消費、流通都符合可持續經濟發展要求。中國進行可持續發展，解決能源和降低能源消耗是關鍵，因此，向低碳經濟發展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中國現有的石油資源可夠開采13年，天然氣可采40年，煤炭可采60年。2007年我國能源消耗總量為27億噸左右，列全球第二，能源消費處于高結構狀態，化學能源約占92%，其中煤炭占68.2%，電力生產78%依靠煤炭，可再生能源僅占8%，其中，水力、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比重較低。由于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所占的比重較大，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也相對較高。我國的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的比重超過2／3，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3以上。中國以煤炭等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

能源問題是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保證，解決能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才能保障國家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中國實現向低碳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潛在優勢

1.改進空間大

由于我國第二產業消費結構處于高能耗階段，節能技術水平較低，能源管理漏洞較多，使得中國的能耗強度和能源效率與國外同類企業相比明顯偏低。有研究表明，中國的能源系統效率為37．6%，比國際先進水平低10%～15%，電力、鋼鐵、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八個行業主要產品單位能耗平均比國際先進水平高30～40%，機動車油耗水平比歐洲高22～27%，比日本高30%，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能耗相當于氣候條件相近發達國家的1.7～2.5倍。因此，通過結構調整、技術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徑，實現節能減排的余地較大。

2.改進成本低

相對于發達國家，中國的減排成本比較低。從國際上看，框架公約規定每噸成本超過30美元，中國的成本大體在15美元。2006年，全球碳交易和清潔生產機制（CDM）碳交易市場達到300億美元。目前，全球已有50多家金融機構加入全球氣候變化投資網絡，投資額達到了13萬億美元。截至2008年2月，中國CDM項目獲得聯合國CDM項目執行理事會簽發的核證減排信用（CERs）達到3 637萬噸，占聯合國目前核定CERS總量的31.33％，首次超過印度成為最大的CDM碳交易量國家。

3.技術合作潛力大

一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在低碳技術方面還存在較大落差。中國的電力行業生產主要以煤生電為主，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術方面，與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有不小差距。在交通領域的汽車燃油經濟性問題，冶金、化工、建筑等領域的節能和提高能效技術，也有較大改進余地。另一方面，低碳技術國際合作的機會在增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由于涉及知識產權、商業利益等諸多原因，中國目前仍不得不主要依靠商業渠道引進技術。

（二）向低碳經濟轉變面臨的制約因素

低碳經濟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是國際社會長期發展的趨勢。但結合中國現階段發展的實際情況，我們必須客觀地認識到向低碳經濟轉型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1.發展過程

中國目前正經歷著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人口增長、消費結構升級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對能源的需求以及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長。更重要的是我國正在經歷快速的城鎮化，今后30年內將新建約400億平方米的新建筑，能否推行低碳城市發展模式，將是溫室氣體減排的決定性因素。

2.發展方式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大部分行業呈現粗放式的特點，對能源和資源依賴度較高，單位GDP能耗和主要產品能耗大大高于主要能源消費國家的平均水平。雖然，我們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要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十多年過去了，以粗放型為主的增長方式仍然沒有根本改變，這其中有著深刻的體制根源，也有各地政府為GDP增長對資源的掠奪性使用的緣故。

3.資源分配

在中國能源探明儲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氣占0．6%，這種“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結構，決定了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格局將長期存在。過去20多年，中國努力促進能源結構的多樣化，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費比重從1980年的72．2％下降到2001年的66．7％。但近年隨著國際石油和天然氣價格攀升以及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又有回升的勢頭，2006年達到69．4％。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他化石燃料要高得多，單位能源燃煤釋放的二氧化碳是天然氣的近兩倍，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必然會產生較高的排放強度，因此，必須高度重視持續發展與能源消耗和高強度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

三、中國向低碳經濟轉型的策略

為應對上述挑戰，把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中國應該選擇合適的策略，以實現發展與低碳的雙贏。

（一）堅持國家利益，正確評估中國溫室氣體減排的義務和責任

中國的碳排放增長不僅要考慮中國特定的發展階段因素，更要考慮現代貿易和投資引發的轉移性因素。要把中國特定發展階段所產生的“生存和發展”的必然性與發達國家的排放相區別，并要求出口的需求方為由出口產品造成的排放買單，從而減少中國在減排溫室氣體上面臨的國際壓力，避免陷入發達國家借氣候問題給中國設計的陷阱。

（二）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重視低碳經濟的發展，實現發展與減排的良性循環

面對日益嚴峻的能源和環境約束，必須高度重視向低碳經濟轉型。有必要把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中，摒棄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從前瞻、長遠和全局的角度，部署低碳經濟的發展思路，尋找低碳經濟與國家發展戰略的結合點，從而在產業結構調整、區域布局、技術進步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為向低碳經濟轉型創造條件。

（三）優化能源結構，大力發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低碳經濟的實現形式是合理調整能源結構，優化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積極開發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近期，我國應把節能和煤炭的清潔利用作為重點，不斷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快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低碳和固碳技術的研發；在中期要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進氫燃料電池等新能源技術以及碳收集與埋存技術的應用；更長遠看，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潔凈煤、先進核能等為主體的可持續能源體系，以發展低碳經濟為契機來解決我國能源問題。通過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積極調整工業結構、優化用能結構，加快構建節能型產業體系。

（四）積極研發低碳技術，形成低碳技術體系

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必須注重科技創新和先進低碳技術的推廣，同時保護知識產權。應高度重視能效提高技術和低碳技術的戰略意義，通過推廣和應用新型低碳經濟技術方式，引領中國向新低碳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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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經濟發展分析范文

我國經濟自改革開放后得以快速發展，農業經濟也隨之發展，現在我國的重點工作之一便是使農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通過一系列管理手段，調控市場經濟，發展現代化農業，提高農民群眾構建新農村的積極性。

 

1農業經濟管理對農村經濟的影響作用

 

農業經濟管理對農村經濟發展中存在問題提出了有效的管理措施，為農村現實需求提供了細致的分析，使用科學的管理手段促使農村經濟得到發展，也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理論指導，解決發展中的遇到的問題。

 

1.1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結合農村目前的經濟情況來看，農業經濟管理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通過農業經濟管理，并結合農村的經濟狀況和現有條件，產生了具有獨特風格的發展制度，形成了符合實際情況的發展方式，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時也使得農村經濟發展更科學、更規范。合理的制度能夠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完善農業經濟管理制度，保證了農村經濟不斷發展的速度。

 

1.2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農業經濟管理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點明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方向，使農業有目的性的進行發展，確立了農業在市場的地位，更有利于找準農業的發展方向。

 

1.3為農村經濟的發展解決制約問題

 

農業經濟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或緩解農村經濟存在的眾多制約問題，提出可行性的解決方案，并對農村未來發展進行合理規劃，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與利用，實現可持續性發展，保護環境，保證農村經濟快速而平穩發展。

 

2促進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措施

 

2.1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21世紀是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全面建設的新時期。目前中國社會保障體主要涉及到三個方面：一是新農保，即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它是以保障農村居民年老時的基本生活為目的，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籌資模式，養老待遇由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為老年農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二是新農合，即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是指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使農民可以擺脫因病致貧并得不到有效治療的情況。三是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農村中喪失勞動能力、因災因病致貧的特困人口以及傳統意義上的“五保戶”得到有效的供養。

 

2.2制定科學完善的農村經濟發展政策

 

針對上文提到了農產品市場供需不合理問題，國家政府機關需全面落實惠農惠民政策，鼓勵農民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推動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進程。此外，針對農村中出現的占用耕地、低價強制出售土地等問題，國家要堅決打擊。

 

2.3重視教育，推動農村文化建設

 

首先，注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推動農村文化發展。國家必須在政策、財政、法律法規等方面加大對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投資，在緊抓農村經濟建設和生產力建設的同時，開展“講文明、講科學、講衛生、樹新風”活動，豐富農民的業余生活，開展豐富多彩的娛樂健身活動，舉辦農民藝術節、鄉村青年文化節，從而促進農村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其次，重視農民素質教育和科技教育。政府要加大對農村基礎文化設施和教育設施投入，比如建立農村書屋、構建農村計算機互聯網系統，鼓勵農民參加專業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最后大力發展現代化高科技農業，促進農業增產增效。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機械設備，開發有實力、有品牌效應的農產品，從而引導農業向現代化、旅游化、綠色化的生態農業前進。

 

2.4加大資金投入，縮小城鄉差距

 

在農業經濟發展體制上，結合當地的地理資源和環境優勢，極力縮小城鄉差距，拓展農民增收的途徑。此外當地農村政府應該詳細調查農村經濟的現狀，理出農村經濟發展存在區域差異的原因，然后找出優勢，適時抓住機遇，帶頭招商引資，加快農村資源優勢轉化為農業經濟發展優勢。此外當地農村政府要善于引進人才，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資金投入，重視科技運用。

 

2.5對農村債務進行合理處理

 

為進一步保障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有序發展，利用精簡機構、費用包干等方法減少農村資金的指出。為了避免出現新的經費或者債務，還要實現對村級集體經濟的管理，建立完善的審批制度。對于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還需要針對發展需求建設工程，保證管理費用的具體化以及精細化，還要對農村經費支出進行預算與評估，避免出現浪費現象，還能節約公共管理經費。此外，還要采取激勵政策，為農村經濟管理工作制定一個科學的激勵機制，實現考核工作，保證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開展。

 

2.6加強農業產業化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優化

 

農村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的主體是農戶，但現階段我國農村地區的大部分農戶普遍存在生產規模小、技術水平低及經營分散的特點，在此基礎上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不僅發展緩慢，也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快速轉移。因此，要加強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步伐，將產業化作為地區經濟結構優化的“牽引點”，進而“以點帶面”，實現地區經濟結構的優化發展。農業產業化發展能夠有效地將市場信息、農業科學技術和銷售渠道等優勢快速、直接地帶給農民，讓農村經濟加快與市場經濟接軌的步伐，讓農民在圍繞市場進行生產經營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實現經濟結構調整。

 

3結語

 

綜上所述，農村經濟管理工作是保障農村經濟活動的基礎，并且也是提高社會經濟發展的有效因素。積極加強農村經濟管理工作能夠實現農村經濟的良性發展。在本文中筆者從多個角度探析當前農村經濟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有效的解決措施。其中要組建一批高素質的農村經濟管理人員，要從農村財務管理、土地承包等多個方面出發，不斷提高農村經濟管理水平，只有如此，才能為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奠定基礎。

第4篇：經濟發展分析范文

關鍵詞：韓國；經濟；影響

一、韓國經濟背景

韓國的國土面積非常小、人口基數大、資源比較稀缺，同時也是一個戰爭頻發的國家。但朝鮮戰爭后，韓國很快開始了工業化歷程，并在不到30年的時間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江漢奇跡”，一躍跨入“新型”工業化國家的行列。韓國的成功固然與美國的援助有關，但更主要的是韓國所采取的產業政策及工業管理體制。這些都是韓國能夠發展的前提，并發展為亞洲“四小龍”的基礎

二、韓國經濟特點

1、創新意識至上，打造民族特色品牌

韓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引進，重點不在于仿造，而在于吸收、消化、創新，有資料提及，韓國人連國外先進設備的螺絲都研究一番。從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起，韓國就建立和完善了以創新和自主開發為主的體制和機制。韓國人將科技創新比作國家找飯吃，建立適合科技創新的體制就是用于盛飯的碗。正是由于如此高的全民創新意識和創新體制、機制的相互作用，使韓國在高新技術領域嶄露頭角。如三星等半導體企業能在國際半導體市場三分天下有其一，現代重化工業公司等造船企業能站在造船技術世界之巔，并占據40％的市場份額，都源于自主創新。

2、促進出口

韓國政府為確立以工業為中心的產業結構，實施了促進出口、抑制進口的二元貿易政策。過去30年問一直實行的工業產品出口促進政策為工業結構的升級提供了必要的外匯保障，也使國內產業的技術水平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因而，長期以來培育起來的出口產業具備了可以抵御風險的國際競爭力。為了促進出口，韓國政府動用了包括基本性政策和介入性政策在內的等有的競爭手段，即根據需要而靈活采取減免稅收、金融支持、降低匯率、退稅、技術支持、促進海外市場開發等各種政策。進口政策基本上是作為擴大出口政策的輔助手段，實際上為保護出口一直對進口采取抑制政策，但這種進口抑制政策自80年代中期以來受到了來自國際上要求韓國開放國內市場的強大壓力。尤其是韓國加入WTO以后，旨在保護國內產業的進口限制政策開始松動了。

3、經濟限制的放寬

過去，韓國政府為了推動經濟發展，保障了少數企業在特定市場的壟斷地位。對于經濟規模小、民營經濟還未發達的尚處于經濟發展初期階段的韓國經濟，這一規定顯然是有效的。但是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和民營經濟的成熟，政府對市場的介入就開始成為經濟有效發展的障礙。這種低效的政府限制使政府開始制定全面放寬經濟限制的政策。政府對經濟的過分限制被指認為腐敗和政經勾結的政治性元兇。

三、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借鑒

1、產業促進方面的借鑒

審時度勢，不斷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是韓國經濟騰飛的一項重要經驗。從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產業結構基本上都是沿著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軌跡不斷演進的，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也應如此。但由于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素質相對較低、基礎設施落后、外部經濟援助缺乏，這就決定我們現階段一方面要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逐步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優化產業結構，提升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著力解決眼前及將來相當長時間存在的兩億多農民工和每年幾百萬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政府承載著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一、二、三產業健康協調快速發展的重任。除政策引導外，政府更多的工作應該是起促進作用，一是經濟上扶持，二是政策上優惠，三是法規上強制。

2、自主創新方面的借鑒

技術進步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技術進步可以通過技術引進來實行，但更重要的是自主創新。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通過技術引進并加以消化吸收，在此基礎上，進行本土化的改造創新，不失為一條推動技術進步的捷徑。自主創新的主體是企業，企業要把技術創新放在突出位置，加大研發投入，加強人才培養等。但政府要為企業自主創新創造良好條件，包括：培育技術中介服務機構，建立公共技術支持平臺，開放科研設施，加強技術信息服務，營造公平的人才發展環境，減免稅收，資金支持等。

3、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

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極其重要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韓國的例子中得到很好的印證。在韓國經濟出現困境的時候，政府提出了“穩定、效率、均衡”的口號，開始對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將“政府主導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引導到“民間主導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實行自由化政策，同時，產業結構由資本密集型想技術密集型轉變，發揮了市場體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在推行自由化政策方面，韓國自1983年以后，加快了取消進口限制的步伐，進一步開放市場，促進貿易自由化。在接受外資方面，韓國政府修訂了外資引進法。放寬了外國人在韓國投資的限制。韓國政府還通過減少了對信貸資金分配的干預，允許外國銀行的進入，提高非金融機構的地位等措施提高了金融自由化程度。

4、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

韓國在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培育了一些大型企業，這些企業使韓國提升了國際競爭力，對其今年估計的發展起到了刺激作用。我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缺乏一些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企業，沒有培育獨具特色，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這一方面可以借鑒韓國的經驗。只有這樣，才能改善我國產業過于分散、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使我國產業成規模、產品上檔次、企業具有競爭力。

參考文獻：

[1]金圣壽：韓國經濟的理解一一理論與實際[M]，韓國學文社，1995.

[2]李泊溪：產業政策與各國經濟[M]，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0.

第5篇：經濟發展分析范文

(一)章丘市工業經濟當前規模水平

工業生產效益總體較好。20n年實現工業總產值1243.7億元，完成工業增加值287.2億元，比上年增長15.5%。實現銷售收入976.3億元，比上年增長17.7%;利稅88.2億元，增長18.5%;利潤抖.1億元，增長20.0%。骨干企業發展勢頭良好。2011年全市共有新口徑規模以上工業企業402家，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1039.7億元，銷售收入過億元企業達160家，規模企業主營業務收入993.3億元，同比增長21.2%;實現利潤47.46億元，增長31.6%;實現稅收11.62億元，增長23.8%。全市利稅過千萬元以上工業企業188家。有圣泉l家企業入圍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主導產業支撐帶動作用明顯。形成了交通裝備、機械制造、食品飲料、精細化工四大主導產業。20n年四大主導產業實現產品銷售收入783.42億元，同比增長20.0%，占工業總收入的80.3%。實現利潤49.23億元，增長24.0%;實現利稅76.13億元，增長23.2%。其中交通裝備產業實現銷售收入2鄧.3億元，占全市工業總收入的26.5%;機械制造產業實現銷售收入275.3億元，占全市工業總收入的28.2%;食品飲料產業實現銷售收入46.9億元，占全市工業總收入的4.8%;精細化工產業實現銷售收入202.9億元，占全市工業總收入的20.80/0。四大新興產業增勢強勁。初步形成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電子信息四大新興產業，實現銷售收入刃.6億元，同比增長35.120/0，占全市比重6.10/0。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較好。全市高新技術產業企業137家，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34.1%;高新技術產業企業實現產值487.6億元，比上年增長9.3%，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比重為46.9%。擁有濟南市級以上企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9家、企業技術中心27家。

(二)章丘工業發展的主要路徑

(l)興辦園區助推工業經濟騰飛。章丘搶抓機遇，1992年12月經省政府批準設立省級經濟開發區—山東明水經濟開發區，經過20年的建設發展，明水經濟開發區成為國家級新型工業化產業示范基地、國家級先進機械制造業特色產業基地、國家級重型汽車特色產業基地、國家級有機高分子材料基地、山東省科學發展示范園區。2012年10月順利升格為國家級開發區。一是開放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截至20n年，明水經濟技術開發區累計引進項目410個，合同投資人民幣96叮乙元，實際到位資金68叮乙元，世界印明雖企業中有5家在章丘投資興辦企業。開發區現有重點出口企業34家，產品出口到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二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勢頭良好。開發區現有國家級技術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4家，省級工程研究中心和技術中心13家;省級技術創新服務平臺2個;先后承擔國家科技計劃16項，96項科技成果達到國內領先水平;經國家新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到79家。三是特色產業集聚效應明顯。開發區現已形成交通裝備、機械制造、精細化工、食品飲料四大主導產業。四大主導產業銷售收入占開發區總銷售收入的85%以上。四是園區企業不斷做大做強。開發區現有規模以上企業217家，47家企業納稅過千萬;全區生產各類工業產品400多種，其中有5個為中國名牌產品，濟南圣泉集團、銀鷹集團、華凌電纜有限公司擁有中國馳名商標，擁有省著名商標11個，省名牌產品10個;山東章鼓的羅茨風機、天力干燥公司的干燥設備國內市場占有率處于全國首位;圣泉集團生產的高效空心防熱材料為神州八號飛船成功返回發揮了保駕護航的關鍵作用。五是園區發展環境日益優化。開發區累計投資近100億元，實現了路網、電網、水網、汽網、場地等“十通一平”，為項目建設和企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區內排水、排污管網完善，已規劃建設污水處理廠3個，日處理能力巧萬立方。

(2)招商引資支撐工業經濟發展。重點抓招商引資，項目支撐作用明顯增強。黨政主要領導親自抓招商，成立專門的招商隊伍，瞄準世界50明雖和國內500強的企業招商，主動叩門招商，強化招商引資的激勵機制，不斷優化環境。堅持“三個并舉”:即數量與質量并舉、規模與效益并舉、引資與引智并舉，以商招商、專業招商、中介招商、對接招商等方式方法廣泛得到應用。

(3)規模發展提升工業竟爭力。大力實施規模發展戰略，全市2011年銷售收入超億元的企業有160家，其中過100億、5叮乙元各有l家。其中重汽屬地收入突破190億元，圣泉集團收入近6對乙元，過2叮乙元、10億元企業分別達到7家和l家。注重抓大項目和龍頭企業，支柱產業逐步形成。一是制定出臺扶持骨干企業的優惠政策;二是重點扶持大企業集團(2011年以來，章丘新增中國馳名商標2件);三是幫助企業拓展資本市場，成立企業上市領導小組。一大批規模企業成立了股份公司作為上市后備資源，現在深交所已上市企業有l家，上市辦理中的后備上市企業已達到了20家，預計到“十二五”末，上市公司將達到5家。

(4)科技創新激活工業經濟發展內在動力。多年來，章丘堅持走科技興企之路，牢固確立傳統產業高新化、傳統產品高端化、高新產業規模化發展戰略。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規模工業比重達到51.2%。(勻扶持本土企業避免產業空心化。一是規模檔次不斷提升。經過多年的發展，涌現出一大批規模大、創新能力強、成長能力突出的本土企業。圣泉集團的銷售收入和利稅從2006年的9.5億和1.7億增長到去年的64.8億元和8.5億元，5年間分別增長了7倍和5倍，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鄉鎮企業成長為亞洲地區同行業最大生產廠家;伊萊特重工幾年間由一個手工作坊成長為年銷售收入對乙多、利稅近8000萬元，在國際風電相關領域有話語權的國際性企業。二是財稅貢獻越來越大。目前章丘已形成機械加工、鑄造鍛打、建筑塔機、羅茨風機、汽車裝備配件、炊具機械等本土企業集群。2011年，全市機械鑄鍛企業已達13刃家，產值7叮乙元，利稅8億元;建筑塔機企業46家，產值6叮乙元，利稅7億元;風機企業108家，產值4叮乙元，利稅5億元;炊具機械企業86家，產值8億元，利稅1.6億元;汽車配件企業42家，產值22億元，利稅4.6億元。三是創新能力日益增強。目前，全市初步建立起以圣泉、華凌2家國家級技術中心、9家省級技術中心(本土企業6家)、5家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l家省級工業設計中心(銀鷹炊具)為支撐的國家、省、市、縣四級企業技術中心體系，優秀本土企業已步入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發展軌道。四是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在本土企業發展過程中，涌現出像圣泉集團的唐一林、伊萊特重工的牛余剛、華民鑄鍛的侯宇氓等一大批有思想、有魄力，開拓進取、善抓機遇的企業家群體。目前，本土企業擁有的各類人才中，碩士以上學歷15人、正高職稱10人、享受政府津貼l人。

(5)優化環境拓展工業經濟發展能力。一是制定優惠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工業發展的優惠政策;二是搞好服務。實行市級領導和部門包抓重點工業企業制度。所有服務部門全部進入政務大廳，為中小企業提供“一條龍”服務;三是積極營造規范有序的市場環境。通過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減少收費項目，基本掃除了影響投資環境的政策障礙。

二、章丘工業經濟轉型升級面臨的問題

1.工業經濟總量不夠大，發展質量總體不高。章丘是濟南的工業重鎮，也是一個人口大市，工業經濟總量占到了濟南市的近10%，排縣域第一位。在濟南來看，章丘的工業有一定的特色，有較高的地位，有較強的實力。但放眼全省全國，可看到明顯差距。從上表可以看出，章丘市工業發展各項指標都不靠前:GDP排全省第11，規模以上工業產值比最少的平度還少8對乙元;固定資產投資僅高于鄒平;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收入還沒有過千億，還不到鄒平、龍口的一半;規模企業利潤不到龍口的三分之一，新泰的一半。與國內先進地區相比，差距則更大。昆山市2011年工業總產值7001.29億元，比上年增長20.6%。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6530.86億元;利稅總額512.16億元;利潤總額412.00億元;產品銷售率99.1%;規模以上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211.4%。江陰市2011年工業企業實現產值5976.6億元，比上年增長18.2%。規模以上工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942.4億元;實現利稅578.對乙元;利潤430.9億元。紹興縣2011年工業總產值達到3459.80元，比上年增長21.6%。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達到2939.23億元，增長28.9%，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均保持較快增長。通過橫向對比，我們發現，章丘工業經濟總量還不夠大，整體竟爭力不強的現狀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觀，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強市。與發達地區相比，工業投入力度不夠、質量不高。“十一五”期間全市工業投入年均增長7.2%，工業增加值、銷售收入、利稅、利潤等指標年均增幅僅在20%左右，自2003年工業投入總量首次超過利稅總額以來，幾年差距逐步拉大，到2011年工業投入總量高出利稅總額23.7億元，這說明章丘仍未擺脫粗放型的增長模式。

2.產業集聚水平有限，大項目拉動作用不強。目前章丘僅交通裝備產業、機械制造、精細化工產業過百億，2011年的銷售收入分別達到2鄧.3億元、275.3億元和202.9億元，全市各門類工業的產業集中度和產業規模化經營水平函待提高。而昆山市已形成了l個千億級產業集群和8個百億級產業集群，其中千億級集群IT產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實現產值3282.41億元。章丘工業企業規模小，帶動力弱。大企業不多，尤其是缺少頂天立地的大企業，拉動力不強。章丘全部工業單位總數為9845個，其中規模以上為402個，僅占4.0%，與省內部分工業強縣相比，差距十分明顯。龍口全部工業單位總數只有2548個，規模以上有310個，雖然比章丘少，但比重為12.0%，遠超章丘的4%;規模以上工業產值為2180.1億元，是章丘的兩倍。與榮成、鄒城、膠州等市比較，在規模以上企業個數、比重、規模以上工業產值等方面比較，差距也比較大。章丘傳統產業、傳統產品所占比重較大，市場竟爭力不強。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部分企業出現產品滯銷、庫存增加，導致開工不足、不能滿負荷運轉。四大主導產業除食品飲料外，產業效益下滑明顯，對章丘工業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

3.經濟結構不盡合理，結構調整壓力巨大。從產業結構來看，傳統工業比重大，新興工業發展相對緩慢。從企業組織結構來看，銷售收入過億元的企業僅占規模以上企業的39.8%，大部分企業規模偏小、抗風險能力差。從企業技術結構看，相當一部分企業技術裝備和工藝水平落后，主要依靠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來支撐企業發展。

4.科技創新能力薄弱，高新技術企業偏少。目前，省級以上企業技術中心僅有11家，數量少，企業普遍存在技術開發資金投入不足，缺乏人才等方面問題，導致產品技術含量和檔次不高，附加值低，產品竟爭力不強。(l)企業開展科技創新的比例偏低。在402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大中型企業只有犯家，其中大型企業只有3家(不包括濟鋼、重汽)，還沒有形成理想的“紡錘型”優勢。面對激烈的市場竟爭，前景不容樂觀。(2)高技術產業研發投入不足，科技含量有待提高。工業經濟增長的方式仍為粗放式，高技術行業科技產出與先進水平差距較大。2011年全市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31.980/0，比重還比較小。(3)創新要素供給不足。特別是技術人才嚴重缺乏，影響了章丘工業企業科技創新的開展。在全部科技創新活動人員中，擁有高中級技術職稱的人員比例偏小，直接影響企業的創新能力。(4)工業企業重引進、輕消化，自有知識產權不多。在技術引進中，章丘企業對核心技術的引進不夠，大部分還是引進硬件，對技術及設計圖紙工藝專利的引進還很少。

5.對外開放程度不高。受地域、自然條件、思想觀念等因素的影響，對外開放度不高，利用外資偏少，經濟外向度較低。除與沿海幾個區市進出口、實際利用外資比較處于劣勢外，與新泰、鄒平、諸城相比，差距也比較大。

6.企業融資困難，導致發展后勁不足。2011年全市金融機構各項人民幣貸款余額190.6億元，而其中個體私營貸款比重非常小。了.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瓶頸急需破解。一方面土地供應指標緊缺，再加上存量土地相對不足，項目用地的實際需求得不到滿足;另一方面土地利用比較粗放。目前工業用地基準價都在10萬元/畝左右，遠低于土地開發成本，也比沿海等地低很多。跟發達地區比，章丘的土地利用效率仍然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三、加快章丘縣域工業經濟轉型升級的對策建議

(一)培育園區特色，整合優勢資源，壯大工業經濟規模1.打造特色專業園區，夯實產業發展載體。一是加強一區四園建設管理。要乘著明水經濟技術開發區升級為國家級開發區的東風，對開發區項目區加大基礎設施規劃建設力度。二是持續打造特色園區。加快規劃建設濟南高端制造服務園區和章丘電子信息產業園，吸引一批域外新興產業項目落戶園區，發展電子信息、新能源、節能環保、新材料和生物制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新興產業規模，打造工業經濟轉型升級的新載體。三是著力引導集聚發展。支持中小企業較多的鎮(街道)規劃建設工業園區，積極引導中小企業進園區，打造中小企業集聚發展的新載體。2.整合優勢資源，促進集群發展。以大型優勢企業為核心，發展關聯及配套企業，堅持打造大型優勢企業與發展中小企業并重，推動產業升級與擴張產業規模并舉，爭取形成有特色、有優勢的縣域“塊狀經濟”與產業集群。3.壯大工業經濟規模，實現產業擴規提效。一是提升傳統產業。章丘要抓緊抓實四大主導產業提升行動。發揮資源優勢和品牌效應，引進龍頭項目，拉長產業鏈條，提升產業層次，做大做強交通裝備、機械制造、精細化工、食品飲料四大主導產業，確保主導產業銷售收入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穩定在80%左右。二是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章丘工業要以實施四大新興產業培育行動為契機，立足產業基礎和發展趨勢，加強政策扶持引導，重點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生物制藥產業，力爭“十二五”末，新興產業銷售收入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到10%以上。三是振興優勢產業。加快技術設備升級，加大品牌創新力度，改造提升以章丘重型鍛造等為龍頭的鑄鍛鑄造產業，以大漢建機等為龍頭的起動機械產業，以華明水泥等為龍頭的建工建材產業，以泉永印務等為龍頭的印刷包裝產業，力爭“十二五”末，實現銷售收入200億元以上。四是“保姆式”服務呵護優質實體項目。堅持和完善重點企業、重點項目“三定四包”責任制(即定項目、定責任、定時限，包項目建設進度、包問題協調解決、包政策落實到位、包項目產出效益)，對市級領導包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進展情況，實行定期調度、超期督辦和結果公示，每月一調度、一通報。4.加大上市推進力度，實現借力資本市場發展。一是找準市場定位，科學制定上市規劃。加快民企股份制改造，指導重點企業盡快上市，對已進入輔導期的企業，做好指導、協調、溝通工作;二是加大民營企業上市扶持力度。支持行業龍頭民營企業重組發展、做大做強。5.強化以企招商，實現現有企業增資擴股。做大做強現有企業，鼓勵企業重組整合。通過合資合作、股權收購等方式建立新的生產基地和子公司，開發新產業、培育新品牌、開拓新市場，引導現有企業通過增資擴股來做大做強，促進產業鏈的延伸，促進資源的高效集約利用，不斷放大現有企業的輻射帶動效應。

(二)調整工業結構，加快技術改造，推進循環經濟發展1.重視本土企業的發展，推動本土企業轉型升級。一是像伊萊特重工那樣拿出優勢資源尋求對外合資合作，在引進國內外資金、技術的同時，拓展市場;二是像章鼓那樣對企業進行包裝實施境內外上市，吸納更多資金，增強轉型升級能力;三是像圣泉那樣發揮自身資金、人才等優勢，利用國家產業政策，加強產品研發和技術改造，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品，實現內生擴張、自我轉型提升。2.深入推進“兩化”融合，實現信息化引領發展。一是提升企業信息化應用水平。加強企業內部研發、生產、管理、銷售等關鍵業務的綜合集成應用，集中打造“兩化”融合標桿企業;二是加強信息資源共享。加強信息技術培訓，使之適應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信息資源共享創造有利條件;三是加強重點領域信息技術應用。3.突出企業管理創新，實現提質增效發展。一是加強戰略管理的創新。調整企業內部價值鏈，加快品牌升級;二是重視精細化管理。企業要增強自我創新能力，在管理模式、業務流程、關鍵控制點、授權機制、監督機制、反饋機制、評估機制、分析模型等方面進行管理研究，要敢于進行業務模式重組(BMR);三是加強企業文化建設。營造一種知識分享、員工之間和諧相處的氣氛，創建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4.著力抓好市場開拓，實現促銷擴銷發展。一是多措并舉拓市場。突出抓好分公司營銷部所在地的客戶服務部建設，保持完善現有的客戶服務部;二是利用展會放大品牌。企業根據自身的需要，瞄準目標市場，積極搭建企業對外宣傳展示的平臺。5.抓好節能降耗，實現綠色低碳發展。一是以科技進步及創新提高節能效率。重點抓好關鍵技術開發、陳舊設備及落后工藝技術的更新改造工作，督促企業采用先進技術和節能措施;二是拉長產業鏈，加強資源的綜合利用。打造強的核心產業和企業，吸引各地更多的中小企業主動與之配套等;三是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以高新技術促進工業結構升級。大力實施四大優勢產業振興行動。加快技術設備升級，加大品牌創新力度，改造提升以章丘重型鍛造等為龍頭的鑄鍛鑄造產業，以大漢建機等為龍頭的起動機械產業，以華明水泥等為龍頭的建工建材產業，以泉永印務等為龍頭的印刷包裝產業，力爭“十二五”末，實現銷售收入20叮乙元以上。

(三)提升創新能力，注重人才培養，實現創新驅動發展一是堅持走產學研相互合作的研發途徑。高校、科研單位和企業形成技術創新聯盟，雙方進行緊密合作，優勢互補，有利于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企業自身也要加大對研發的投入，以爭取在合作中占優勢。二是通過海外購并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企業可以通過收購、兼并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或科研單位，從而獲得這個企業的技術創新成果和能力，將企業外部的技術資源轉為企業的內部資源。三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積極打造自己的第一品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技術創新活動建設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保護企業技術創新的合法權益。大力實施品牌戰略，將品牌創建工作納入企業重要發展目標來重點落實。四是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切實加強吸收凝聚海外高層次人才和創新團隊工作，重視引進戰略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引進緊缺人才和特需人才，特別要重視吸引出國留學人員和華人科學家。

(四)拓展開放空間，優化發展環境，完善各項配套體制機制一是優化軟環境。努力營造面向各類投資者公平、透明、穩定的竟爭環境，努力營造高效率、低成本、無障礙的開放環境，努力營造全社會積極支持和參與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濃厚人文環境，營造適合外企發展的社會環境。二是優化硬環境。繼續搞好交通、能源、通訊、供水等投資硬環境建設。加強土地政策性的扶持力度。建立健全政府方面的土地審批制度，加大對優質項目的土地供應量，切實保障開放型經濟健康持續的發展。三要大力培育和引進大企業。通過兼并重組大力實施大企業大集團戰略。依托優勢產業加強與國內外大型企業集團對接合作，重點引進一批產業關聯度高、科技含量高的項目。四是以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建設為重點，加大引資引智力度。大力推進縣域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建設，以開發區和工業園區為招商引資的主要載體，采取靈活多樣的招商形式。

第6篇：經濟發展分析范文

關鍵詞 經濟發展；資源；環境；壓力指數

中圖分類號 F06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8-0152-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25

近年來，安徽經濟增長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1995年，安徽省人均GDP為3 065.8元，經過15年的發展，到2010年，人均GDP值為20 008元，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3.32%。目前，安徽省經濟已經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經濟發展正面臨著重大轉折。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安徽省社會經濟發展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尤其是資源、環境方面的約束進一步加劇。因此，定量研究安徽省目前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及其產生原因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環境壓力的問題，國內外已進行了比較多的研究。張文和從水污染、空氣質量污染等方面定性分析環境壓力現狀［1］；劉昕、熊曉波等人運用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dprint）分析法分析了社會經濟因素對中部地區環境壓力的影響［2］；李小燕則分別運用了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分析法和“壓力―狀態―響應”（PSR）法測算了區域生態環境壓力的動態變化［3］；徐福留、趙珊珊等人提出了運用生態環境壓力指數的方法來評價中國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壓力狀況［4］。

研究大多集中于定性或定量評價生態環境壓力的現狀，對生態環境壓力的發展趨勢和產生的根源進行深入分析的研究較少。本文在充分吸收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運用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壓力指數法定量分析安徽省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環境的壓力，分析了安徽省資源環境壓力偏大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1 分析方法

1.1 生態環境壓力指數（ESI）

生態環境壓力指數法是一種實用的評價區域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造成壓力大小的方法 ［4］。其基本原理是：設計一個0-1連續尺度的生態環境壓力指數（ESI），定義當ESI為0時，壓力最小；當ESI為1時，壓力最大。將0-1的連續間隔由小到大分為五段：0-0.2,0.2-0.4,0.4-0.6,0.6-0.8和0.8-1，分別對應于壓力很小、小、中等、大、很大五種狀態。生態環境壓力指數（ESI）由兩個分指數構成，即資源能源消耗分指數（RECI）和環境壓力分指數(EPI)。其計算公式如下：

ESI=RECI×W1+EPI×W2

式中，ESI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生態環境壓力指數，RECI表示資源消耗分指數，EPI表示環境污染分指數，W1和W2分別為這兩個分指數的權重。

其中，資源消耗分指數（RECI）及環境污染分指數（EPI）的計算公式分別如下：RECI=∑ni=1RNCIi×Pi，EPI=∑mj=1EPIj×Pj，RECIi表示第i個資源消耗指標的指標值，Pi為第i個資源消耗指標的權重；EPIj表示第j個環境污染指標的指數值，Pj為第j個環境污染指標的權重。

生態環境壓力指數法既考慮了環境污染又考慮了資源能源消耗，綜合性較強，且計算簡便，相比于其他評價方法，直觀性很強。但該方法沒有考慮資源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也沒有將經濟發展同時納入分析的框架，不足以反映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壓力的雙向關系。為此，李孝坤［5］按照生態環境壓力指數的設計思路和方法，提出了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壓力指數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生態環境壓力指數法的缺陷。

江永紅等：安徽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分析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年 第8期1.2 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壓力指數［5］

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壓力指數主要包括經濟增長指數（EDI）、資源壓力指數（RPI）、環境壓力指數（EPI）、資源環境壓力綜合指數（REPI）。其計算公式分別如下：

EDI=∑nk=1D′k•ωk;RPI=∑nh=1R′h•ωh;EPI=∑nl=1E′l•ωl;

對于經濟增長指數EDI，取值越大，反映經濟增長水平越高。而對于資源壓力指數RPI、環境壓力指數EPI和資源環境壓力指數REPI，取值越大，則壓力越大；值為0時，資源與環境壓力最小；值為1時，資源與環境壓力最大。同時，將指數值在0-1之間劃分成5個區間：（0.00-0.20）、（0.20-0.40）、（0.40-0.60）、（0.60-0.80）、（0.80-1.00），分別表示經濟增長水平很低、低、中等、高、很高 5個層次，或分別表示資源、環境或資源環境壓力很小、小、中等、大、很大 5個狀態。現應用這一方法評價安徽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的壓力狀況。

2 1999-2008年安徽省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壓力評價2.1 指標體系的構建

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壓力影響因素眾多，指標體系設計中不可能包羅萬象，本研究遵循科學有效性、客觀性、靈敏性、易獲得性、可比性、簡明性等原則，選擇經濟增長總量、結構量和人均量、資源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量、環境污染水平等領域指標，構建指標體系，見表1。

鑒于各指標的計量單位及對指數的影響方向不同，對各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方法如下：對于經濟增長指標，有利的指標即指標值越大越好時，采用公式zij=xij/max(xij)進行標準化；不利的指標即指標越小越好時采用公式

zij=min(xij)/xij進行標準化。對于資源壓力指標和環境壓力指標，則加大壓力的指標即指標值越大資源消耗越大或者環境破壞程度越大，采用公式zij=xij/min(xij)進行標準化；減少壓力的指標即指標值越大資源消耗越少或環境破壞越小，如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采用公式zij=max(xij)/xij進行標準化。式中xij為指標實際值，max(xij)為指標最大值，min(xij)為指標最小值。

2.2指標權重系數的確定

指標權重可利用經驗法、專家咨詢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確定。為了克服單一方法的不足，提高確定權重的精度，我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各指標的初始權重，通過經驗法確定各指標的最終權重，見表1。

2.3 數據整理與標準化處理

根據確定的指標體系，以《安徽統計年鑒》和《安徽環境統計年報》為數據來源，收集整理1999-2008年安徽省的相關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到各指標的標準化值，見表2。

2.4 安徽省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壓力狀態及分析

2.4.1 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壓力測定結果

將各指標標準化值和權重值代入公式（1）計算得到安徽省的EDI、RPI、EPI；計算REPI時利用公式（2），由于經濟增長對資源與環境的影響程度可以認為是相同的，因此作等權處理，計算結果如表3，同時，我們給出各指數的平面趨勢圖（見圖1）。

由表3和圖1得到如下結果：1999年-2008年間，經濟增長指數（EDI）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從1999年的中等水平0.429 9增加到2008年的高水平0.984 3，說明這10年來經濟增長較快，經濟水平提高，經濟實力增強。從總體上來看，資源壓力指數（RPI）在這10年里一直大于0.6，呈現小幅下降的趨勢，即從1999年的0.759 3下降到2008年的0.649 2，但是自2006年開始又有上升趨向，說明經濟增長的資源壓力雖然有減緩趨向，但仍處于高壓力階段，并且近年來有壓力增加趨勢。環境壓力指數（EPI）在這10年里一直大于0.66，總體上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從1999年的0.739 8波動上升到2008年的0.754 3，說明經濟增長的環境壓力一直較大，并且在這幾年還有上升趨勢。資源環境壓力指數（REPI）在這10年里也一直大于0.66，總體上呈現波動下降趨勢，從1999年的0.749 5波動下降到2006年的0.665 3，表明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有緩和跡象，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緩慢增強，這是因為隨著經濟迅速發展，經濟實力增強，環保投入大幅增加，并不斷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但是，2008年REPI為0.701 8，資源環境壓力也出現了上升趨勢。

分析顯示，安徽省在1999年以來的10年中，經濟增長的同時，資源環境壓力始終較大，尤其是環境壓力還有逐步加大的趨勢。

3 資源環境壓力偏大的原因分析

3.1 產業結構偏重是安徽資源環境壓力偏大的根源

世界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轉變的關系表明，人均GDP在1 500-10 000美元的地區，處于重工業化階段，對經濟增長起主要推動作用的則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為以重化工為主的資本密集型產業。2008年，安徽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4 484.9元，按人民幣匯率6.8換算，接近2 130美元，說明安徽省目前正處于重工業化階段初期，正在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過渡。

重工業的發展離不開資源消耗，也必將帶來環境污染問題。分析安徽省2008年工業分行業資源消耗及環境污染狀況見表4。

由表4，安徽省工業總產值前十位的行業為：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制品制造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器機械及機器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和煙草制品業，累計工業總產值比重達到77.6%，是安徽省的主要經濟來源。但同時這些產業也是安徽省資源能源消耗最多的產業。2008年，其累計水資源消耗比例約54.299 8%，累計能源消耗比例高達66.21%。

另外，我們發現安徽省“三廢”排放比重較大的行業也主要為重化工業：化學原料及制品制造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造紙和紙制品制造業、食品制造業。其中，造紙和紙制品制造業和食品制造業所占的工業總產值比重不到3%，但卻排放了20%的廢水；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則是工業廢氣的主要污染源，其累計工業廢氣排放比重為89.25%，而其累計工業總產值僅為32.4%；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黑色金屬礦采選

數據來源：《2008年安徽省統計年鑒》及《2008年安徽環境統計年報》中相關數據計算獲得。

注：①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②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③煤炭開采和洗選業；④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⑤化學原料及制品制造業；⑥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⑦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⑧非金屬礦物制品業；⑨通用設備制造業；⑩煙草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飲料制造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紡織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食品制造業；金屬制品業；橡膠制品業；造紙及紙制品業。

業及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是工業固體廢物的主要污染源，其累計排放比重為79.89%，而其累計工業總產值僅為37.18%。

這也反映了安徽省工業結構出現了較為明顯的重化傾向，高能耗、高污染型的重工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過大，會產生較高的能源消耗需求和環境污染，由此產生的結構性資源緊缺和環境污染很難在短時間內消除。這是造成安徽省資源環境壓力偏大的根源。因此，必須以此作為解決壓力偏大的切入點，才能順利解決工業發展面臨的資源供應緊張和環境容量不足等不協調問題。

3.2 環保投入不足嚴重制約了環境污染的治理

10年來，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能源消耗的大幅度增加，安徽省把環境污染治理逐步擺到了突出位置，環境污染治理投入總額不斷加大，從1999年的43 543萬元增加到2008年的115 431萬元。但是，從總體上來說，環保投入仍然與經濟發展快速增長不相適應，2008年全省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為1.3%，仍然偏低。

據聯合國預測，要使污染基本得到控制，環保投入一般應保持在GDP的1％-2％的水平；若上升到占GDP的5％，可以達到完全控制；上升到占GDP的8％-10％，方可開始良性循環。目前安徽省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可以使污染基本得到控制，要想改變環境污染狀況還需加大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力度。

3.3 承接產業轉移是資源環境壓力的潛在誘因

產業轉移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是由于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引起發達區域的部分企業順應區域比較優勢的變化趨勢，將部分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地區，從而在產業的空間分布上表現出該產業由發達區域向發展中地區轉移的過程和現象。近幾年，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快速推進，逐漸融入長三角的安徽省從產業轉移中獲益匪淺。2007年，安徽省來自滬蘇浙的千萬元以上項目投資就達868.7億元，目前全省55%以上的省外資金來自長三角。然而，隨之而來的是轉入產業的良莠不齊。一方面，對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而言，當地政府往往想方設法留住優勢產業，對具有高新科技含量的產業更是大力給予優惠政策，這導致流出上述地區的產業往往是高能耗、資源密集或勞動密集型產業。另一方面，中西部有些經濟欠發達區域為了謀求發展，往往不愿也沒有能力選擇承接的產業，發達地區轉出什么，就承接什么，區域獲得了一時利益，卻留下了高能耗、高污染的多重隱患。

4 對策建議

4.1 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首先要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轉化，減少高污染、高能耗行業在安徽省區域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但是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部門或基礎部門，例如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則要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生產過程中的資源浪費，同時使用先進的污染治理設備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在保證該行業的基礎作用發揮的前提下又不會產生嚴重的環境危害。對于其他規模較大、污染排放量大的重工業部門，更要加強科學技術的推動作用，同時可以考慮將難以克服嚴重污染問題的一些傳統工業行業進行梯度轉移，以保護安徽省脆弱的生態環境，增加其他行業的發展空間。尤其對于工業總產值貢獻較小，污染嚴重的行業，如造紙和紙制品制造業和食品制造業，則要嚴格控制其發展，淘汰落后產能。

占安徽地區份額較小的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以及家具制造業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小、資源消耗較低，從降低能耗和減少污染的角度出發，都應該積極擴大生產規模，并通過對其傳統生產工藝進行技術改造，引進新的管理手段，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提高科技含量，從而增加這類行業在安徽省的工業總產值比重。

4.2 加大環保投入，完善環保政策體系

加大環保投入，首先要準確判斷經濟和環境形勢，有針對性地加大環境保護投資力度，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其次，鼓勵社會綠色消費、政府綠色采購的有關政策，完善節能環保的財稅體系和綠色信貸政策，建立多元化的環保投融資機制，擴大環境保護投資，建立“以獎促治”、“以獎代補”的農村環保政策，不斷完善促進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環保政策體系。再次，建立科學的政績考核體系。安徽省在對市、區、縣的工作目標責任制考核中，盡管設置了生態建設方面的考核指標，但所占比重不高，內容也不夠全面和完善。因此，必須建立一套科學的干部政績考核體系，防止急功近利，不顧生態環境約束而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行為。

4.3 審慎對待產業轉移，重點發展節約型產業

當前，江蘇、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正在進行新一輪的產業升級換代，大量低層次的企業需要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其中不乏一些高污染、高排放型企業，在安徽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安徽必須要有選擇性的承接轉移過來的企業，不能再盲目的招商引資。通過引進一些好的企業和項目，形成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而絕不能帶來更為嚴重的污染。要在承接轉移的同時完善產業的配套升級，重點發展節能、生態、環保的產業，把產業變成低污染，低耗能的清潔型產業，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效率，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4.4 優化能源結構，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安徽現有的能源主要是煤炭和通過燃燒煤、石油、天然氣等化學燃料的方式生產的常規電力，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仍未得到有效推廣，能源結構不能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當前，我們可以主要從兩方面來優化能源結構：一方面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充分發揮農業大省的資源優勢，積極發展秸稈等生物質能發電，將具備條件的燃煤小火電機組改造為秸稈發電機組。在規模畜禽養殖場、工業廢水排放重點企業和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大中型沼氣工程，并配套安裝沼氣發電設施；另一方面，積極開發利用太陽能。大力推廣使用太陽能光伏電源，在大中城市推廣普及太陽能一體化建筑、太陽能集中供熱水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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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ess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p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Anhui Province

JIANG Yong-hong1 LIU Dong-ping2

(1.Economics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2.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61, China)

第7篇：經濟發展分析范文

林卡，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研究方向：社會政策、社會保障、社會工作。

主要著作：《社會政策的理論和研究范式》（合著）、《國際經驗和中國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論文）、《中國社會的發展戰略和前景：從提升生活質量走向增進社會質量》（論文）等。

摘要 目前，中國經濟正在由快速發展的經濟騰飛階段向常態發展的階段演進。經濟高速發展有助于提升國民生產總值、擴大產業規模和促進行業發展，也由于“滴漏效應”而給民眾形成了進步主義的印象。經濟成長速度的放緩會導致人們對于發展前景的預期降低和利益群體之間的沖突加劇，使一些社會矛盾“顯化”。為此，我們要根據變化了的國內外環境條件和形勢調整發展目標，以常態發展的假設來指導政策設計，把對數量的追求轉向質的提升。

關鍵詞 經濟增長 政策分析 適度發展 社會政策 發展研究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持續了20年的時間。其年均GDP增長率在“十五”期間為9.8%，到“十一五”期間為11.2%，平均超過10%。在一些國外評論者看來，這種高速發展的態勢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奇跡”，但對于許多身處其中的中國人來說，這種發展速度已經被人們看作是“常態”，并影響了人們對于經濟發展的期望。然而，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歐洲金融危機及其所面對的經濟發展困境，給中國發展外向型經濟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引發了人們普遍關注和爭論。本文力圖從社會分析的角度來評估經濟發展速度快慢的社會效應并探索所涉及的一些關鍵因素，為政策分析提供一些可資借鑒的理論導引。

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及其效應評估

一般說來，經濟增長可以為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并提升人民生活的總體水平。但是，當對這一假設進行探究時，我們必須意識到經濟成長的積極或消極效用要通過各種制度背景、組織因素和階級結構等的“折射”而達成。由此，經濟增長的社會效應與該國的發展環境和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系。以拉美為例，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在發展中國家的比較中，人均收入、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都很高，但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導致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及發展的“拉美陷阱”。①因此，當我們詢問發展進程的社會效益和成本時，我們有必要詢問向什么方向發展，以什么樣的代價發展，在什么樣的環境中發展，發展的成果是否為各階級和社會群體所共享，抑或是否強化了階級分化和差距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都與發展戰略的設計相關。

在中國，自1994年以后我們逐漸培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并在市場的驅動和公共財政的刺激下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的態勢。這種高速增長對于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貢獻很大。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指標，城市居民的收入從1995年的4283元增長到2011年的2181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也從1578元增長到6977元。②但是，人們對于這一增長所導致的許多弊病和后遺癥提出了批評，包括社會發展滯后、環境代價、勞工代價、粗放型生長、技術更新換代滯后、追求數量不求質量等。針對這種情況，中央在2004年后提出了新的發展戰略，并在200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又好又快，“把好放在第一位”，用科學發展觀取代以往追求量的增加的發展觀。這些努力對于緩解由經濟快速增長所造成的消極結果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但自2009年以來，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出現了大幅度下滑。在2009年第一季度，增長速度一度降低到6.1%（根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4月16日的數據）。在2010年，這一速度出現了反彈（10.3%），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經濟增長目標定為8%后，其實際增長速度仍然超出這一目標，達到9.2%。目前，隨著對房地產等行業的調控等宏觀經濟政策的采用和國內外發展環境因素的變化，國民經濟的增長速率在逐漸下降，并引發了經濟發展快和慢這兩種發展導向孰是孰非的爭議。一些人從消極的意義上評論這一下降現象，認為低增長率意味著經濟運行狀況的惡化而不是優化。③

在對于這一狀況的討論中，我們要關注以下三方面問題：

首先是發展速度與發展的社會效應的聯系。在快速增長的情況下，我們會習慣于把追求速度和數量作為追求目標而無暇顧及如何提高產品的質量和品質、降低污染、培育核心技術，實現生產方式的轉化等任務。目前，那種以勞動力的代價和環境資源的代價來換取高速GDP增長的做法已經招致人們的詬病，而“可持續發展”的口號正在得到人們的積極回應。這一理念要求我們降低污染和能耗，鼓勵以經濟發展的低速度來應對目前所面臨的環境危機、城市膨脹以及過度消費的危機。這一發展理念對于評估經濟發展的速率具有借鑒意義。

其次，對于經濟發展速度“常態”的理解。我們要正視并探索由中速發展所形成的社會效應，并重新審視“常態”這一問題。這一要求為以下原因所強化：第一，近30年的跳躍性發展本身并不是“常態”狀況，而是經濟發展處在工業化“起飛”階段的特征；當經濟發展上了臺階以后，發展速度就會放緩。第二，經濟總量的擴大使保持高速度發展日益困難，因為每個經濟增長點所代表的實際數值很大。第三，國際金融環境和經濟生態也在發生變化，特別是歐洲經濟體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對于中國的出口和貿易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第四，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企業生產環境改造方面成本的增加。第五，民營經濟的驅動力正在弱化，企業創新能力在下降，并出現民營企業家群體大量外流的現象，等等。這些因素都要求我們降低對發展速度的期望，把中速發展作為“常態”狀況進行假設，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對策分析。

最后，達成高速增長所采取的手段。在反思經濟增長速度問題時，我們也要把關注點放在實現高速增長的手段、途徑、所具有的成本和代價，以及其所具有的社會效應這些問題上。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政府固然可以采取公共投資作為刺激政策來調整經濟運行的速度。例如在美國，政府投入就成為緩解金融危機的重要手段，但其效用招致了諸如茶黨等方面的批評。④在中國，近年來四萬億的投資促進了公共開支的增長，但也引致通貨膨脹的威脅。⑤而且，由于這些費用中的許多部分進入了公共開支領域，從而強化了公共部門的經濟力量而弱化了民營經濟的力量，強化了官本位體系而弱化了民間企業創新的能力和動力，強化了社會“管控”的色彩而弱化了社會生活多樣化的訴求。因此，我們要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效應來研究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所造成的社會效果。

由此，經濟發展快和慢問題本身是一個量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考察要與質的方面的評估聯系起來。經濟的低速發展可能對社會發展進程造成困難，但也促使人們在提升競爭力、提高產品品質以及發展的可持續方面進行更多的努力。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由10%以上逐漸降到8%左右（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2年第一季度GDP增速為8.1%，第二季度為7.6%）。這種中速發展的態勢就要求企業改變經營方式，由以往的粗放型經營轉向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提升產品質量的方向；而依靠大量的公共投入來刺激經濟增長，不僅會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也會形成一些消極的社會效應。在此意義上，遵從市場規律，保持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中速發展），將具有積極意義。

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發展階段：國際經驗

在國際背景下討論經濟成長的階段性，有助于我們從更為廣泛的視野來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快慢及其社會影響力問題。經濟發展是有周期的，也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歐洲，許多工業化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中遭受兩次石油危機的打擊后，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進入低速增長的時期。⑥一些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的GDP增長速度甚至低于3%。在21世紀中，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一些歐洲國家的經濟和金融體系到了崩潰的邊緣。如2009年發端于希臘的歐債危機，使得債務蔓延歐洲，世界銀行更是預測歐元區2012年經濟增速為負0.3%。這使歐洲的政策討論的焦點由福利國家的再分配效應轉向工作福利和移民問題，并倡導生產主義的社會政策 。⑦可以理解的是，當經濟增速下滑時，人們對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的積極聯系給予更多的關注。這種情形與10年前相比具有一定的差異：在20世紀90年代，許多歐洲學者仍然強調社會政策不能成為經濟政策的附庸，而不是強調積極的相互促進的關系。

在東亞，在經濟“起飛”的20世紀70、80和90年代，東亞國家盛行生產主義的社會政策理念，采取以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為導向的發展模式。⑧從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到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到90年代的中國大陸，都出現了以追求GDP增長為目標的生產主義發展導向。⑨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發展目標從“人均800美元”到“翻兩番”，從“小康”到“全面小康”，這些目標與其他東亞國家實施的“生產主義”的發展戰略十分接近。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和老齡化問題的加速，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不斷減緩。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長率僅為 1%～2%，大部分時期處于“零增長”狀態。⑩韓國在21世紀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但其速度也有所下降。2010年其GDP增速為6.1%，2011年為3.6% ，而IMF預測韓國2012年增長率有可能進一步下降至3.25%。在中國，直到 2010年其經濟增速仍保持在10%以上，但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經濟增速也有所下降，2011年為9.2%。

伴隨著經濟增長階段的演化，社會環境也發生重大變化。在經濟騰飛和高速成長時期，人們往往具有進步主義的傾向和對社會前景的樂觀主義的看法，因而國家的發展戰略容易贏得民意的支持。在社會政策上，由高速發展帶來的“滴漏效應”使全體民眾得益于這一發展過程，并把生活改善的可能寄望于高速發展成果的分享。在此過程中，社會所有群體都有可能通過“滴漏效應”而得益（即經濟成長的好處也能為下層階層所分享），從而使社會底層群體和弱勢群體也能夠對生產主義的發展戰略持積極支持的態度。盡管這一戰略會強化國家對于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個人的生活自由和民間力量成長的空間，但成功的經濟運作使人們容易接受威權主義的國家治理。這一邏輯已經為東亞國家的發展進程所驗證。

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其所具有的“滴漏效應”已逐漸消失，而社會所存在的現有的和潛在的矛盾也會“顯化”。這就使低速的經濟發展成為誘導和激化各種社會矛盾的催化劑，也為解決這些問題帶來了社會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人們對于權利分配和利益分化的抵觸情緒會不斷增強而形成一定的民主壓力。在這一背景中，許多東北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超越了高速成長的階段后，都相繼進入民主化的進程中，其發展戰略也進行了轉變。在中國，我們也要意識到在經濟成長進入新階段后需要建立一種與常態發展相適應的發展機制。這一機制將由來自于各方面的驅動力所構成，而國家的政策制定也有必要鼓勵這一機制的發展以回應民生的需求，形成多元化的發展動力機制。

在這一發展的新階段，社會保障體系將成為社會穩定器來保障這兩個階段的平穩過渡。在采取生產主義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東亞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是滯后的。社會開支（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較小，社會服務的供給也十分缺乏。但在快速經濟增長階段，民眾對發展社會保障體系的社會壓力還十分有限，部分是由于良好的市場環境提供許多就業機會，部分是由于“滴漏效應”的影響。在跨越了經濟快速發展的“起飛階段”后，民眾的社會保障訴求會不斷增強，而經濟的中速或低速發展也有可能給一些民眾的生活帶來一定的困難，從而強化了這些要求。因此，從東亞各國的情況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與國家福利的擴張是同步進行的；這些進程也伴隨著民主化的進程。

歐洲的情況與東亞國家的情況十分不同：其經濟發展速度放緩與國家福利的削減同步進行。這是由于在歐洲福利國家，其社會保障體系在國家經濟增長時期具有較為充分的發展，因而與奉行“生產主義”戰略的東亞國家不同，大多不存在福利發展程度過低的“補課”任務。相反，它們所面臨的是如何應對經濟成長低速度所造成的對社會生活的挑戰和實行福利緊縮政策進行量的縮減。在2011年，德國、英國、法國和丹麥的增長率分別為2.9%、0.7%、1.6%、1.2%，而希臘的經濟增長率則為負5.5% 。由此，在政策討論中，人們把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積極互動關系作為討論的中心議題，并力圖從東亞的生產主義的政策導向借鑒經驗。即便如此，與20世紀90年代不同，此次金融危機并未誘發人們對于福利國家體系的合法性的質疑，因為發生危機的主要是低福利的南歐國家，而高福利的北歐國家則顯示出很強的抗風險性。事實上，正是由于福利國家體制的運行才使得這些國家能夠在如此低的經濟增長率中仍然得以生存。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下滑，至今一直處于經濟增長的疲軟階段。但與歐洲的許多國家有所不同，日本的高度老齡化社會的壓力使其仍然保持著高額的公共開支，并由老齡化問題導致國家福利的繼續擴張。這一擴張也與近年來政治生態環境的變化有明顯的相關性。隨著1993年自民黨下臺在野黨上臺，政府對于推進福利事業以應對政治需求和社會訴求加大了努力。這表明社會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隨著經濟增長的變化而機械地變化，也與老齡化和政治環境有著直接的聯系。在東亞，許多國家和區域已經形成了民主化變革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而來自民生的呼聲和來自于生活多樣化、社會多元化的挑戰壓力也在不斷強化。

根據以上國際經驗我們可以看到，經濟發展具有其自身的規律。歐洲、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都經歷了從起飛到繁榮到中速或低速增長的演進。盡管人們對于經濟發展的速度常常具有高增長的期望，但經濟發展的快慢狀況最終要取決于市場條件和經濟狀況。我們不能以為政府的作用或干預是萬能的，從而把經濟發展看作是由政府決策所決定的。其次，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兩個平行而又相互關聯的發展進程。快速的經濟增長可以對社會發展產生積極的效用，但在東亞各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起飛階段并沒有像西歐國家一樣伴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快速發展，這一發展出現在經濟增長進入中速發展的階段。再次，當經濟發展速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一些國家會出現社會群體之間的紛爭加劇，從而導致一定的社會動蕩。但在許多西歐國家，盡管其經濟的低速增長也導致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的壓力，其福利國家體系依然保護了社會體系的常規運作。

幾點討論和結論

基于這些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結論。首先，發展速度的快慢由很多國際國內因素的影響所造成（在一些時候，甚至受偶然因素的影響），因而快慢問題并不能完全由我們的政策行為所決定，因為影響這一進程的因素很多，許多甚至是不可控的。在此意義上，我們不得不面對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在社會分析中，許多問題是“無解的”，因為其結果取決于在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同時，對于快慢問題的評估，則要以社會效應的好壞和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標準。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快速的經濟發展可以擴大貧富差別，加劇貧富分化的程度。因此，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好壞的標準并不取決于速度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更要關注反映社會狀況的質性指標。

在此，我們也看到政府的公共投入對于市場發展能夠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在美國金融危機中，政府就曾采用加大投資刺激經濟的手段來緩解金融危機，取得了成功的經驗。在以往的3年中，中國政府也通過4萬億的公共投資來強化經濟活力。這些努力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但也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造成大量資金涌入公共部門，影響民間和企業經濟活力和創新動力衰減等消極的后果。在社會關系和體制方面，這種公共投入常常進入公共部門或與政府相關的部門，助長了官本位體制，弱化了市民社會的力量，從而形成許多消極的影響。因此，在市場經濟運行的今天，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要避免對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運作形成沖擊或弱化其活力。

對于經濟發展快慢和階段性的討論也涉及發展理念和民眾對于發展戰略的支持狀況。在經濟發展超越了“起飛階段”而進入常態發展的階段時，由快速發展所形成的發展主義光環也逐漸消失，與此相應的“滴漏效應”正在失去。這一態勢會鼓勵我們以理性的眼光來看待經濟發展，由對速度追求的激情轉向理性和常態的規范。這些變化有助于杜絕“假大空”的流行病，使之落向更為實在的質量標準。在觀念上，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社會發展的需求會不斷更新，從而導向社會發展的新環境。這些變化要求我們重建對于發展的期望，對于經濟發展速度的理性理解和平和的國民心態，改變我們的發展導向，把適度發展理解為一種常態，并采用多元化和多樣性的標準作為我們對生活的追求目標和對于發展的期望。

從發展動力來看，經濟增長的低水平常常會催生社會矛盾，從而增大社會壓力，強化社會穩定的需求；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的低速度也為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氛圍和環境，要求政策制定者注重資方利益，強化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對社會政策發展的影響。它也要求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人們觀念的轉化、社會組織形式的調整和強化各級政府解決新問題的能力。必須強調，在經濟騰飛（快速發展）時期與其后的穩定發展（中速或低速）時期，其發展的驅動力、民意支持、社會觀念、社會組織的期望都會各不相同。由于快速發展所導致的“滴漏效應”，以及民眾對于發展的期望和支持高速發展的政治力量都在逐漸消失，我們有必要形成新的動力機制來推動社會發展。

同時，我們也要在新的基礎和發展預期中來評估發展戰略。由于經濟運行會有上升區間也會有下降區間，我們要避免把快速增長作為常態模式看待，而要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快和慢兩種狀況。以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為例，目前我們所形成的社會保障體制是在近10年的快速經濟發展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它也與良好的地方財政能力相適應。在此背景中，我們近年來設立了許多社會保障項目以保障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村群體的基本需要，并且以公共財政補貼作為基本政策手段來推行適度普惠的政策。這些政策獲得了農民的支持，取得了很大成功。特別是地方財政的貢獻將農村社會福利推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了許多社會政策創新實踐。但一旦出現經濟增速的下降和地方財政的收縮，這些體系和項目的可持續性和運行推動力將會面臨新的問題。

總之，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新的成長階段。在此階段，經濟騰飛時期的“滴漏效應”正在消失，粗放型經濟發展導向正在向強調質量和標準的導向轉化，不斷弱化的國際經濟環境也會影響我們對于高速度的追求。為此，我們要形成新的目標、理念和機制來推進下一步的發展。在此過程中，我們要把可持續發展或建立常態發展機制作為目標來確定發展戰略，確立適度發展的目標，而不是通過人為的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過低的經濟發展速度（如低于6%）也會造成十分嚴重的社會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影響，更會對人民期望、社會穩定、社會組織相互關系等方面造成重要的影響。因此，保持適度的增長將會是合適的選擇。另外，中國地大物博，區域差異很大。這種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為我們進行政策抉擇提供了很大的空間。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2009年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形成巨大沖擊的時候，中部和西部未受太大影響，陜西等內地省份的經濟發展速度持續加快。這種經濟發展的梯級效應使得中國具有較長的起飛和發展的階段，從而能夠緩解經濟成長快慢所造成的復雜社會效應。事實上，當東部地區的發展階段已經走出“騰飛階段”之后，中部和西部地區可能才剛剛進入這一“騰飛階段”。這種梯級發展的效應擴展了中國高速發展時期的區間，也能對經濟整體發展起到一定的緩沖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社會質量與和諧社會建設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26002-S11103）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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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經濟發展分析范文

依據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利用樣本縣的經濟與金融數據，對鞍山市縣域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信社、城市商業銀行及村鎮銀行等新型金額機構對縣域經濟發展促進作用明顯，而大型國有銀行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弱化。同時，提出加強縣域金融制度與渠道體系創新，金融產品創新，完善擔保體系與政策支持等對策。

關鍵詞：

縣域金融；縣域經濟；實證分析

縣域經濟是以縣域為中心、以產業為紐帶、以市場為導向、以農村為重點、以縣域行政范圍為基礎、以實現生產要素充分流動和產業高度聚合為途徑的，既相對獨立又高度開放的一種經濟形態，是聯系城市與鄉村的紐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1]。據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葉興慶《以創業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數據，中國有2070個縣域經濟單位，縣域國土面積910萬平方公里，占95%；國內生產總值6.1萬億，占59%。全國已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縣域經濟體吸納了65%，其中鄉鎮企業和縣域中小企業吸納了80%[2]。可見，縣域經濟是統籌城鄉發展、推動城鎮化、工業化的重要支撐，是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縣域經濟的狀況對整體國民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3]。改革開放以來，盡管縣域經濟得到迅猛發展，但縣域經濟的發展一直受到資金短缺、縣域金融支持不足的制約，尤其在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在商業化改革并逐步退出縣域的過程中，其服務縣域經濟的職能明顯弱化，信用社在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的同時，地方性商業銀行、村鎮銀行等其它商業銀行也在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了主要作用。尤其是近十年來，在中央政府“三農”政策的指導下，新型縣域金融機構不斷誕生。新型金融機構也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新生力量。本課題選擇鞍山縣域地區（海城、臺安、岫巖三縣區）金融發展水平指標（金融機構貸款與金融機構存款）與縣域經濟發展指標（GDP指標），通過實證分析，揭示縣域金融在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通過剖析縣域金融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為縣域金融更好地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也為政府部門和金融管理部門制定縣域金融發展政策等方面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一、變量選擇與實證檢驗

（一）變量選擇依據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縣域產出、勞動力投入數量和資本投入規模3個指標是定量化分析縣域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假設產出為Y，勞動力投入數量為L，資本投入規模為K，因勞動力具有相對富足性，而金融資源具有稀缺性，假設資本為主要的決定因素，因而本課題研究選取產出Y和資本投入規模K兩個指標。本課題以中國人民銀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鞍山市海城、臺安、岫巖三縣區1990-2013年縣域年度數據為基礎，實證分析縣域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支持作用。在變量選擇時，用縣域內的生產總值代表產出，表示縣域地區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發展狀況。用縣域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量代表資本投入規模，表示縣域的金融發展水平。由于縣域內的存款總額也是代表縣域金融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同樣以縣域內的存款總量代表縣域資本投入規模，與縣域內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量共同表示縣域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

（二）實證檢驗首先，對縣域內的生產總值原始數據序列和縣域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量、縣域內的存款總量進行對數平滑處理。對數處理后的縣域內的生產總值用符號GDP表示，縣域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量用符號LOAN表示，縣域內的存款總量用SAV表示。其次，對變量GDP、LOAN和SAV的數據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運用計量經濟學Eview6.2統計軟件，對GDP、SAV、LOAN序列進行了分析。對各統計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的結果是，各統計變量的t統計值均大于t統計量的臨界值，表明原序列存在單位根，是不平穩的。對原序列一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測，檢測結果見表1。從GDP序列一階差分看，因為-2.889400<-3.004861，所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上GDP的一階差分序列拒絕原假設，即GDP一階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從LOAN序列一階差分看，由于-3.332221<-3.632896，所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上拒絕原有假設，LOAN的一階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從SAV序列看，其一階差分序列存在單位根，SAV的二階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的序列。上述分析可知，GDP與SAV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即經濟增長與存款序列之間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GDP與LOAN的一階差分序列均不存在單位根，且同階平穩，存在協整關系。本文基于DHSY模型構建GDP和LOAN之間的基本誤差修正模型。分析模型可以看出，縣域內的前期GDP對當期GDP增長的影響較強，影響系數達到0.846769，表明前期GDP對當期GDP的傳導值達到0.846769倍，說明當期GDP的增長對后期GDP的增長具有較強的帶動作用。金融機構的前期貸款對GDP的影響是正的，且貢獻系數接近18%；而當期貸款對當期GDP的影響為負，表明縣域金融對縣域經濟的推動作用存在一定的時滯性，此結論與經濟現象相吻合。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GDP與LOAN之間是否存在偽相關關系。經檢驗，得到GDP序列和LOAN序列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如表3所示蒽從表3看出，貸款不是GDP成因的概率為0.0320，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縣域金融機構貸款是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原因，縣域金融對縣域經濟的增長具有顯著的支持作用；而GDP不是貸款成因的概率為0.1196，表明GDP增長不是貸款增長的主要原因，但GDP的增長對貸款量增長的影響作用明顯，表明GDP的增長也會帶動LOAN的增長，此結論同樣符合實際經濟現象。國有商業銀行不斷撤出縣域地區，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呈現逐年下降趨勢，縣域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農信社、地方性商業銀行和村鎮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本課題利用中國人民銀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完整的鞍山縣域金融機構1990～2013年的貸款額與縣域GDP數據，構建GDP與縣域金融機構貸款變量間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本模型的相關系數（R）=0.996751022864792，表明變量間的相關性很高。決定系數（DC）=0.993512601582009，表明模型的精度極高。通過上述模型分析可見，x4（建行）的系數a4為負數，表明建行對縣域經濟發展貢獻為負，呈現歷年減少趨勢。除建行以外，其它各商業銀行與農信社的系數均為正值，表明它們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為正向的。其中X1（工行）、X2（農行）、X3（中行）的系數都很小，表明這些銀行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度較小；X2（農行）的系數最小，表明農業銀行在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中沒有發揮與其戰略定位相一致的作用。X5（農發行）的系數為0.1，表明與其它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相比，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在推動縣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比其它國有商業銀行更大的作用。在鞍山地區，農信社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最大，貢獻率到達53%，成為縣域金融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其次是其它商業銀行包括鞍山銀行、郵儲銀行和村鎮銀行，它們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在30%以上。

二、基本結論

（一）縣域金融發展與縣域經濟增長互相促進模型分析看出，縣域GDP與縣域金融機構貸款變量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分析表明，縣域金融發展對縣域經濟的增長具有顯著的支持作用。同時，GDP的增長對貸款量增長的影響作用明顯，這說明縣域金融供給是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GDP的增長對貸款量增長的帶動作用明顯，表明縣域金融的發展不僅能夠有力地支持縣域經濟的增長，反過來，縣域經濟的增長又能帶動縣域金融機構對縣域地區增加資金投放，二者互相促進，良性發展。

（二）大型國有銀行服務縣域經濟的職能弱化模型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與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甚至出現負貢獻的現象，這表明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職能明顯弱化。這一分析結論與鞍山縣域金融服務縣域經濟的實際相吻合。中國人民銀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自1994~2013年，鞍山縣級和縣級以下國有商業銀行營業網點大規模撤并調整，有效性貸款機構大幅度縮減，縣域金融機構對縣域地區的存貸比由1994年的97.8%下降至2013年的34.1%；1994年以前的統計數據顯示，五大國有銀行的存貸比高于1，表明對縣域的貸款投放高于存款的吸收。具體統計數據見表4。五大國有銀行吸收的縣域地區存款一直呈上升趨勢，而對縣域地區的貸款卻呈現出下降趨勢，自2008年開始出現了大幅度地下降。

（三）農信社與其他商業銀行已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在鞍山縣域地區，農信社、城市商業銀行（鞍山銀行）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村鎮銀行共同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模型數據分析表明，在縣域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中，農信社、鞍山銀行與村鎮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發揮了重要作用，對縣域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80%以上。其中，農信社對縣域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就高達50%以上，成為促進鞍山縣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表5顯示，鞍山的農信社與其他商業銀行（鞍山銀行、村鎮銀行）在服務縣域經濟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存貸比基本在50%以上，對縣域的貸款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同時也可以看出，隨縣域存款量的不斷增加，存貸比也隨之增加，表明農信社、鞍山銀行、村鎮銀行等縣域金融機構始終以服務縣域經濟為核心，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三、促進縣域金融發展的對策

實證分析表明，大力發展縣域金融是解決縣域金融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矛盾的關鍵。當前，國有商業銀行不斷退出農村地區，縣域金融服務渠道萎縮不暢、縣域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縣域金融服務縣域經濟的功能弱化、金融產品創新不足等問題突出。為此，對促進縣域金融發展提出如下建議。

（一）加強縣域金融制度創新，促進金融服務渠道體系的創新與完善金融需求的多樣化要求金融資源能夠在管理層實現共享[4]。通過金融制度創新，鼓勵縣域金融機構中的銀行、保險、擔保機構與縣域民間金融進行戰略合作，創新服務渠道形式，探索構建綜合性縣域金融服務渠道體系模式，形成縣域銀行類正式金融服務渠道、民間非正式金融服務渠道、保險與擔保體系統一和諧的多渠道體系兼容的縣域金融服務渠道體系，實現渠道體系資源與結構的優化，有效發揮縣域金融在縣域經濟中的核心作用。通過縣域金融制度創新，促進縣域各類金融服務渠道的融合，創新渠道形式，優化渠道結構，完善服務功能。

（二）構筑完善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已經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5]，為滿足縣域經濟發展的需要，增強縣域資金流動，必須進一步完善縣域金融機構服務體系，構建由國有商業銀行、地方或區域性中小金融機構、合作性金融組織與民間金融組織和諧共存、層次分明、功能補充、結構完善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6]。通過政策引導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服務縣域經濟，大力發展縣域新型中小金融機構，發揮民間金融在服務縣域經濟中的重要補充性作用。積極促進縣域保險、擔保、小額貸款公司等服務縣域經濟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

（三）加快縣域金融服務產品的創新縣域金融機構要適應縣域金融需求的發展，深入研究縣域金融市場特征，不斷創新金融產品，滿足差異化、多元化的縣域金融需求。積極推行各種創新性的信貸模式，設計適合與滿足縣域經濟發展需要的金融產品。政府與金融監管部門要鼓勵金融機構進行戰略合作、錯位競爭、差別服務，避免金融產品與服務同質化的惡性競爭。積極開拓服務縣域的中間業務或理財業務品種，滿足縣域居民更高層次的金融服務需求。

（四）創新擔保方式，建立有效的擔保體系構筑和完善多層次、多形式的信用擔保體系，為暢通縣域金融服務渠道提供有效保障。縣域金融機構要擴大有效擔保品范圍，創新貸款擔保方式，探索發展基于訂單與保單的金融工具。完善多層次、多形式的信用擔保體系。積極推廣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通過探索“銀行+信用村+農戶”“銀行+合作社+社員”“銀行+公司+農戶”或“銀行+擔保公司+農戶”“銀行+特色項目+農戶”等模式，實現商業銀行在支農服務方面多品種“集團作戰”方式，化解市場風險[7]。探索發展由銀行和保險公司參與的多種形式的信用共同體，加快擔保方式創新，建立與完善有效的縣域擔保體系，增強縣域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保障功能。

（五）繼續加大政策支持與扶持力度在中央政府“三農”政策指導下，中國人民銀行要在差別性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等制度支持縣域中小金融機構、新型金融機構服務縣域經濟的同時，還要制定相關政策引導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向縣域地區延伸，發揮大型商業銀行服務縣域經濟的主渠道作用，滿足縣域中小企業來自各類金融機構全方位的金融服務需求，促進縣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劉小利,劉傳富.發展中的縣域經濟呼喚多元化縣域金融服務體系[J].農村經濟,2006(12):73-74.

[2]陳文勝,王文強,陸福興.縣域是中國改革與發展的主戰場[N].光明日報，2014-08-02（5）.

[3]王姣,寧媛媛.遼寧省縣域金融服務功能強化研究[J].農業經濟，2013(8):29-30.

[4]張向民.縣域金融服務創新中存在的困難及建議[J].西部金融,2010(12):34-35.

[5]郭艷玲.縣域金融需求與供給趨勢研究[J].金融發展研究,2012(1):41-44.

[6]馬小寧.縣域農村金融機構的建設與對策[J].經濟研究導刊，2011(18):76-77.

第9篇：經濟發展分析范文

數據選取與實證分析

本文采用中部各省份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其原因是面板數據能夠提供比較大的自由度，而且它結合了截面和時序變量的兩維信息，能夠減少由于缺省變量帶來的弊端［3］2359－2373。另外，由于中部地區各省份發展存在差異，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同時具有時序特征和截面特征［4］2939－2945，所以選用綜合時序－截面特征的面板數據能夠反映出地區差異的不同影響。2．模型選取3．結論說明通過對中部六省1980－2009年期間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1）在這段時期當中，中部地區GDP增長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源消耗量既是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也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的格蘭杰原因；（2）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比較顯著，雖然不同的省份存在一定的個體差異，但都表現為GDP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3）能源消耗帶動GDP增長的效率在逐年上升，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追求低能耗高產出的增長模式；（4）能源消耗的增長直接帶來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把上述實證分析結論結合經濟發展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②，我們發現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環污水平處在一個較高水平，但同時環污率（單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環境污染）卻處在不斷減小階段，從能源消耗帶動GDP增長的效率在逐年上升這一點上能夠充分顯示出來。可以得出結論：中部地區在經濟發展與環境關系正處在靠近環境庫茲涅茲曲線拐點的階段。這也反映出了中部地區政府低碳發展的訴求。毫無疑問，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在越過拐點后部分和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內涵是一致的。加速拐點的到來，實現低碳發展目標，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單位能耗的碳排放，進入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是中部六省在今后發展中必須重視的問題。而該地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環境庫茲涅茲曲線拐點來臨及低碳經濟的起步階段充分地對自身角色及職能進行有效定位。

地區政府角色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