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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內經濟增長范文

【關鍵詞】就業增長，經濟增長，資本積累

一、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相關性的現狀分析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由于人口基數大，每年新增加的勞動力就有1000萬左右，加上每年轉移的剩余農村勞動力、企業破產產生的失業人員以及由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排出的大量富余人員，我國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約為2000萬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依靠經濟擴張拉動就業增長。20世紀80年代，我國GDP平均增長率為9.75%，平均就業增長率為3.03%；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經濟增速基本保持穩定，為9.26%（2000—2008年），但是就業增長率卻下降為0.89%，比80年代減少了2.14個百分點。雖然我國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速，但每年創造的就業也只有900萬個左右。上世紀八十年代，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我國就業崗位就能增加200萬個，而到了本世紀，僅能增加60萬個崗位左右。經濟增長對就業增長的促進已經越來越乏力了。

二、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原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指出，在資本積累中，如果資本有機構成不變，可變資本就會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會相應擴大。上世紀80年代，由于改革開放，我國經濟處于快速的量的擴張階段，資本總量的迅速擴大導致可變資本的絕對量的增加，從而吸收了大量勞動力。

整個80年代我國將輕工業確定為主導產業，由于輕工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有機構成低，所以隨著資本量的擴大就業人數也大大增加。而90年代后，由于世界技術革命對我國的滲透和擴張，以及我國國內技術改造和進步的作用，我國經濟逐步從量的快速擴張向質量提高與規模積極方向發展，我國第二產業從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主導產業為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這使我國資本的有機構成大大提高，從而大大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我國就業增長率的下降。

三、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對促進我國就業增長的啟示

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不斷發展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生產效率是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內在要求，而這無疑是失業產生的基礎，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到技術進步對就業產生擠出效應的片面觀，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積累的增進雖然使資本可變部分的相對量減少，但是決不因此排斥它的絕對量的增加。”從單個生產部門看，只要該部門資本總量的增長快于資本構成的提高，就業人數也是會絕對增加的。此外，在資本積累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往往是由于新機器的使用，“雖然機器在應用它的勞動部門必然排擠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勞動部門就業的增加。”因為，大工業下機器的使用會創造新的物質文化需求和新的產業部門，還會創造配套的產業服務，使產品生產呈現多元化，擴大社會的就業需求，從而對就業產生創造效應。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我國就業增長。

（一）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要保證我國就業的穩定增長，首先必須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因為，只有資本總量擴大了，可變資本才會增加，進而才有勞動力需求增加的可能性。因此，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從而保證資本總量的絕對增加，是就業增長的前提。

（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資本積累中生產效率的提高會使被用于非生產勞動和仆役階級的人數增加。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也會從簡單的物質需求向更高層次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精神需要發展。所以，勞動力從農業、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而第三產業主要是資本有機構成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把它作為我國今后主要的就業增長點對擴大我國就業容量具有重要意義。

（三）大力發展知識信息產業等新興產業，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積累中，技術進步會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和新產業的誕生，從而創造出巨大的就業需求。進入21世紀，知識經濟產業蓬勃興起，正在替代工業經濟主導著經濟發展。根據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顯示，在總體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形下，各技術等級崗位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較大的是高級技師、高級工程師等。因此，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同時加大對人力資本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提高勞動者素質，減少結構性失業，對促進我國就業增長和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都具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

[2]秦興方.《資本論》中技術進步與就業關系的理論闡釋[J].當代經濟研究.2008，8.

[3]于林.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對稱性分析與建議[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2.

[4]崔友平.利用技術進步增加就業[J].當代經濟研究.2001，10.

第2篇：國內經濟增長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誤差修正模型；格蘭特因果檢驗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70156

1引言

內蒙古經濟曾經連續多年保持全國增速第一，2002―2013年內蒙古經濟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652%。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內蒙古的能源消費也在持續增加，從2002年的519012萬噸標準煤增加到2013年的2265749萬噸標準煤，增幅達326倍。然而，內蒙古經濟發展面臨著經濟產值主要依靠煤炭產業增長拉動的困境，在國家大力提倡節能減排、優化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如何降低經濟增長中的能源消耗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內蒙古“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將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15%的目標，因此，本文基于內蒙古從向多元發展、多極支撐的目標進行產業轉型與升級的發展實際，探討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為貫徹落實“8337”發展思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制定科學的能源政策提供理論與現實參考。

2文獻綜述

關于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國外學者一般從時間序列和面板數據兩個視角進行分析，在時間序列方面，Cole（1997）認為OECD國家在1970―1992年的人均交通能源消費會隨經濟增長而增加[1]。Oh和Lee（2004）研究得出韓國1970―1990年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2]。在面板數據方面，Lee（2005）采用18個發展中國家的面板數據分析出無論在長期還是在短期都存在生產總值到能源消費的單向因果關系[3]。Lee和Chang（2008）采用16個亞洲國家的面板數據分析出短期內能源消費與生產總值間不存在因果關系，長期內只存在能源消費到生產總值的單向因果關系[4]。Apergis和Payne（2010）在面板協整框架下考察15個新興國家1980―2006年煤炭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指出短期和長期煤消費與經濟增長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5]。

在國內研究方面，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但分析路徑與以往國外學者的研究有所不同，有代表性的學者包括王思斯和崔慶軍等（2011），楊子暉（2011），史亞東（2011），趙湘蓮、李巖巖和陸敏（2012），陳紅梅、寧云才（2012），以及徐盈之、王進（2013）等[6-11]。

通過梳理國內外關于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關系的研究成果發現，現階段國內外研究結果并未取得一致性的結論，目前達成共識的觀點主要有三點：一是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存在不確定性；二是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二者之間如果存在因果關系，可能是雙向因果也可能是單向因果；三是由于選取樣本和選擇時期的差別，不同經濟體或者不同時期的同一經濟體，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二者之間存在不同的關系，并存在很強的規律性。

鑒于此，本文利用1985―2013年內蒙古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的統計數據，基于誤差修正模型的研究方法分析內蒙古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從而得出相關結論和啟示，旨在為相關部門制定經濟發展和產業調整方面的相關決策提供具有一定價值的參考與借鑒。

3實證分析

31數據說明和方法介紹

本文研究使用的統計數據來源于《內蒙古統計年鑒2014》。選取內蒙古地區生產總值（Y）作為被解釋變量（單位：億元），能源消費總量（C）作為解釋變量（單位：萬噸標準煤）。考慮到價格因素對生產總值的影響，本文以1985年為基期（1985=100），將1986―2013年各年的生產總值換算到1985年水平。另外，為使生產總值與能源消費總量時間序列更加平穩，對變量Y和C分別進行了取對數處理，記為lnY和lnC。

由于現實中的大部分經濟時間序列均是非平穩的，如果直接建模會產生“偽回歸”現象，因此對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在檢驗的基礎上，采用誤差修正模型分析時間序列的均衡關系，采用格蘭特檢驗方法分析時間序列的因果關系。

32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

通過采用ADF檢驗的方法來判斷時間序列是否為平穩序列，得出如圖1和表1所示的檢驗結果。如圖1所示，（a）圖為生產總值和能源消費總量的原始序列的平穩性，可知并未表現出平穩性；（b）圖為生產總值和能源消費總量的一階差分序列的平穩性，可知其具有平穩性；采用ADF方法進行平穩性檢驗，也可以驗證圖1的結論，結果如表1所示。因此，生產總值和能源消費均是一階單整序列，可以對其進行協整檢驗與格蘭特因果關系檢驗。

通過誤差修正模型中的差分項可知，生產總值的短期波動受能源消費波動的影響，而且受偏離長期均衡的影響。通過誤差修正模型可知，內蒙古能源消費變動將會引起生產總值的同方向變動，能源消費每增加1%，生產總值則會增加01046%。另外，誤差修正系數（-04405）顯著，說明當能源消費短期偏離均衡狀態時，誤差修正項將使其向長期均衡狀態收斂，即存在誤差修正機制。

35格蘭特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只能說明時間序列之間具有長期均衡關系，但這種關系是否為因果關系，還需要進行格蘭特因果關系檢驗。內蒙古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檢驗結果顯示，內蒙古經濟增長與生產總值之間均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也就是說能源消費的增加會引起生產總值的增加；反之，生產總值的增加同樣會帶來能源消費的增加。

4結論與政策啟示

41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可得出以下結論：①通過分析二者之間的長期均衡與短期動態關系，結果顯示：在短期內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存在波動關系，但是在長期內二者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內蒙古能源消費變動將會引起生產總值的同方向變動，能源消費每增加1%，生產總值則會增加01046%。②格蘭特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內蒙古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這與Oh、Lee（2004），韓智勇（2004）等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一致，說明內蒙古經濟增長存在較強的“能源依賴”特征。

42啟示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得出三點啟示：①面對建設“兩型社會”的發展要求，結合內蒙古對經濟增長和能源中長期需求的預測，制定科學合理的能源發展規劃與能源政策；②根據內蒙古“8337”發展思路，調整產業結構，把清潔能源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著力點，促進能源可持續發展；③針對“資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發展現狀，應該加快發展高效、清潔的能源轉換技術，提高能源技術創新和進步水平，進而著力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參考文獻：

[1]Cole， M. A.， A. J. Rayner， and J. M. Bate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2（4）： 433-450.

[2]Oh W.， and K. Le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DP Revisited： the case of Korea 1970―1999 [J].Energy Economics， 2004， 26 （1）： 51-59.

[3]Lee， C. C.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D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 integrated Panel Analysis [J]. Energy Economics， 2005， 27（3）： 415-426.

[4]Chen-Chang Lee， and Chun-Ping Cha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n Economi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Using Panel Data [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08， 30（1）： 50-65.

[5]Apergis， N.， and J. E.， Payne. The Causal Dynamics between Coal Consumption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J]. Applied Energy， 2010， 87（6）： 1972-1977.

[6]王思斯，崔慶軍，蔣月星，等. 基于ARDL模型的我國三次產業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J]. 軟科學，2011（5）：74-76，90.

[7]楊子暉. 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與二氧化碳排放的動態關系研究[J]. 世界經濟，2011（6）：100-125.

[8]史亞東. 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溢出效應的差異分析――以人均消費作為減排門限的實證檢驗[J]. 經濟評論，2011（6）：121-129.

[9]趙湘蓮，李巖巖，陸敏我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空間計量分析[J]. 軟科學，2012（3）：33-38.

第3篇：國內經濟增長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綜述

2007年美國次級債引起的金融危機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經濟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們不禁要問：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有怎樣的影響?什么樣的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有利?怎樣建立一個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有利的金融體系?本文將對國內外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歷程和現狀作一系統介紹和比較。

一、金融發展的內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論中的貨幣》一書中，明確表達了金融發展的概念，認為金融發展主要指各類金融資產和各種金融機構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結構論把金融發展視為金融結構的變化。麥金農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論將金融發展看作是金融市場的形成與完善過程。金融結構的優化包括了兩層含義：一是金融工具種類與規模的擴張。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種類與規模的擴張反映了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以及金融對社會經濟的更深層次的參與和影響。二是金融機構類別與構成的優化。金融機構類別的擴展與構成上的此消彼長，反映了金融領域影響社會經濟的力量生長和金融服務日趨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也包括兩層含義：一是金融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兩種效率的提高又依賴于金融市場制度的變革和金融結構的優化。金融結構和金融市場在實際金融發展過程中是相互滲透的，金融結構的優化離不開金融市場的健全，金融結構的扭曲總是伴隨著金融市場的不完善。

二、國外研究歷程

(一)貨幣經濟發展理論

有關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論述可追溯到英國重商學派理論。在重商主義者看來，貨幣就是財富，因而與經濟聯系在一起。在重商主義解體時期，蘇格蘭經濟學者約翰?羅(John Law)系統地論述了貨幣金融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約翰?羅認為，經濟的發展有賴于貿易的發展，貿易的發展又有賴于貨幣放人增加，金屬貨幣的增加將受到金屬供應量的束縛，無法適應貿易擴大的需要。因此，羅主張由國家創辦銀行，發行紙幣，以推進生產貿易的發展。

重商學派之后，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貨幣本身對經濟發展沒有實質性影響，但與貨幣聯系的各種信用活動，特別是銀行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充分肯定了銀行券與信用活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指出：慎重的銀行活動可以增進一國產業，但增進產業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國資本，而在于使本無所用的資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約翰?穆勒完全繼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論，認為信用沒有創造資本，但促進資本流轉到更能在生產上有效利用資本的人手中。因此，雖然現有資本數量實際上沒有增加，但使用的資本數量卻由此增加，從而使社會總產量相應地增加。

(二)傳統金融發展理論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綜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的概念。他認為，金融發展是指金融結構的變化，因此研究金融發展就是研究金融結構的變化過程和趨勢。通過對近百年金融發展和當代35個國家貨幣制度狀況的比較研究，得出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是同步進行的這一結論。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機構誘發增長的作用只能產生于儲蓄和投資總量的增長或者投資的邊際收益率的增長中的一個，它通過把儲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潛在的投資項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國金融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首次將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系統闡述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

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肖(Shaw)和羅納德?麥金農(Mckinnon)分別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進一步發展了金融發展理論。愛德華，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認為推行金融深化戰略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這主要來自于金融深化的儲蓄效應、投資效應、就業效應和收入效應。作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經濟增長。麥金農(Mckinnon)著重討論了“金融抑制”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不能過分長期依賴外國資本，必須而且可以通過金融自由化求得資金上的自給，而金融自由化必須與外貿體制和財政體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論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彌補了一般貨幣理論研究過程中忽略發展中國家貨幣特征的缺陷，為發展中國家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推行貨幣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新金融發展理論

以麥金農－肖(Mckimon and Shaw)為代表的傳統金融發展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礙了儲蓄動員和經濟增長，因而主張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們的理論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實施，但結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國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發了金融危機。嚴峻的現實使人們不得不對傳統理論進行反思。以金(Kjng)和萊文(R.Levme)等人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摒棄了傳統金融發展理論框架，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最優化方法來重新分析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紀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也稱為新金融發展理論)。他們在汲取內生增長理論的最新成果的基礎上，對金融發展理論作了進一步發展，并突破了麥金農－肖框架，把內生增長和內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并入金融發展模型中。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體系形成和發展。

金(K1ng)和萊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尤其是對全要素生產力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計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King和Levine設計了4個金融中介的指標。來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務：一是Depth出指標，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規模；二是Bmk指標用于衡量一國商業銀行相對于中央銀行的規模，等于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中央銀行國內資產)；三是Pfivate指標，用于衡量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等于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國

內信貸總量一銀行間貸款)；四是Pfq指標，等于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GDP。另外，金和萊文提出了四個“經濟增長”指標：①GYP－人均實際GDP增長率；②GK－物質資本積累率；③INV－國內總投資與GDP的比率；④EFF－經濟效率增進，即物質資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國內研究現狀

(一)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在國內，關于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實證層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談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關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季度數據，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進行線形回歸分析，檢驗結果證明，結果表明金融中介體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韓廷春(2001)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金融深化理論與利率政策必須與經濟發展過程相適應；不能單純追求金融發展與資本市場的數量擴張，應更加重視金融體系的效率與質量。譚艷芝、彭文平(2003)將引起經濟增長的因素分為量(儲蓄、投資、資本積累)和質(投資效率、TVP)兩類，采用1978-2001年的數據實證分析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結果表明，金融發展對投資和資本積累的影響顯著為正，但對經濟增長的質的因素影響顯著為負或不顯著，因而綜合起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不顯著。

(二)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

國內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大都在國家宏觀層次上，單獨考察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曉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農村地區金融發展與其經濟增長相互影響的內生增長模型，運用相關數據分析衡量了我國農村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程度。她們的實證結果表明，金融支持對農村經濟增長具有推動作用。姚耀軍(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協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對中國農村1978～2002年間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做出實證研究。他的研究發現，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農村經濟增長并不是農村金融發展的Granger原因。

(三)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國內學者越來越把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具體到地區層面，按區域進行的實證研究從而更具有針對性。周立、王子明(2002)將研究的范圍擴展到省區層面上，通過對中國各地區1978～2002年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金融發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釋中國各地區經濟增長差距。劉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發展狀況，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構建了描述地區金融發展的指標和理論體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搭配問題。王景武(2005)的研究發現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東部存在正向因果關系，而西部則相互抑制。張海波、吳陶(2005)在《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對我國31個省、直轄市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得出我國各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各地區應繼續深化金融改革、促進金融發展，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的結論。陳福中和吳秋口(2008)以長三角為例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發現，金融相關率、證券及保險市場發展程度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

第4篇：國內經濟增長范文

關鍵詞：能源消費 經濟增長 Granger因果關系 煤炭消費

問題的提出

進入21世紀以來，能源、環境和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戰略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而中國作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全球能源消費大國。統計數據顯示，我國2010年能源消費總量居世界第二，溫室氣體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綜合能源效率比國際先進水平低10%，單位產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這說明我國能源消費現狀中存在能源效率偏低的問題。研究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為政府的各項經濟政策和能源政策提供理論和實證依據，具有現實意義。

能源在一個經濟體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需求方面看，能源是消費者用來擴大其效用的社會終端產品之一；從供給方面看，能源跟資本、勞動力和原材料構成終端產品的關鍵生產要素。能源作為決定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上升的決定性變量，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這意味著能源消費與國民收入或者GDP之間必然具有一種相互影響的關系。

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研究很早就是國內外學者們研究并重視的問題，但一直不能形成共識。不同的文獻利用的模型不同，國別和地區不同，樣本數據不同，參數估計和假設檢驗的方法不同，時間間隔不同，研究結論會產生顯著性的差異。J·Kraft（1978）等人分析美國1947-1974年GDP到能源消費的單向因果關系，成為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先驅。Nachane等人（1988）使用E-G兩步法考察了11個發展中國家和5個發達國家二者之間的協整關系，打開了對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之門。近十年來，國內外大批學者熱衷于運用協整和Granger檢驗研究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部分學者從面板數據和空間計量的角度分析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此外，隨著計量方法的進步，也有學者從非線性和動態角度分析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趙進文從非線性角度運用LSTR2模型，張琳等人（2009）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和脈沖響應函數探究和測算中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

本文運用格蘭杰因果關系理論，以我國1978-2010年的能源消費總量和經濟增長的相關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檢驗我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內在因果關系。基于對能源消費總量內部結構和GDP內部構成結構的現實考慮，在檢驗能源消費總量和實際GDP之間的因果關系基礎上，進一步檢驗煤炭消費總量與實際GDP，工業增加值與能源消費總量，煤炭消費總量與工業增加值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這種基于各自內部構成結構討論能源消費總量與GDP之間因果關系的研究思路算是本文的創新之處。

指標選取

（一）經濟增長水平指標

本文選取1978-2010年的年度GDP數據，并根據以1978=100的GDP指數調整為實際GDP（RGDP）。此外，從能源消費的部門構成來看，我國的能源消費以工業部門為主，基本上在70%上下浮動，其他部門所占比例很少。因此，為了進一步考察能源消費與工業生產值的因果關系，根據1978-2010年的GDP各部門構成百分比數據折算出第二產業的實際產值（RSEC02）代表工業生產值。以上數據均來自中國資訊行-高校財經數據庫。

（二）能源消費水平指標

本文選取1978-2010年的按照發電煤耗計算法計算的年度能源消費總量數據（EC）。從總體上看，煤在我國能源消費構成中的比重一直保有絕對優勢。因此，在考察能源消費總量與經濟增加值的因果關系基礎上，本文根據統計數據中1978-2010年的能源消費總量種類構成百分比數據，折算出1978-2010年的煤炭消費總量（COAL），考察煤炭消費總量與經濟增加值之間的內在關系。具體指標變量如表1所示。

實證分析

本文采用擴展的Dickey-Fuller(ADF)檢驗，運用Eviews5.0檢驗EC、COAL、RGDP、RSEC02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2。根據EC、COAL、DEC、DCOAL的線型時序圖和RGDP、RSEC02、DRGDP、DRSEC02的線型時間序圖可以看出，應該采用帶有常數項、時間趨勢、最優滯后階數采用AIC和SC準則自動選擇的ADF檢驗法檢驗EC、COAL、RGDP、RSEC02的序列平穩性。

第5篇：國內經濟增長范文

中圖分類號:f120.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0-0005-03

就fdi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新古典增長模型,后經內生增長理論及新貿易理論的發展和完善,逐漸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而就fdi與東道國國內投資的研究也散落在這些研究成果之中,目前從國內外研究現狀看,尚無形成統一的結論。

macdougall(1960)在研究fdi的一般福利效應時,首次把技術外溢效應作為fdi的一個重要現象進行了分析,認為fdi對國內投資具有技術示范效應,有利于國內投資的技術效率提升。koizumi&kopecky(1980)構建了一個國際資本長期流動的模型,用于研究fdi對一國經濟增長和國內投資的影響。該模型假設外資中內含的技術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能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和國內投資的積累。而e.borenszatein、j.de gre-gorio、j-w lee(1998)等學者建立了一個動態均衡分析模型,他們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有著明顯的擠出效應。markesan和venables(1997)發現fdi與國內的投資具有互補性。由fdi帶來的革新將增加而不是減少原有的技術租金,即通過知識的外溢總體上會提高要素的報酬,國內投資對應的產出也將擴大。

國內學者諸如陸建軍(2003),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存在“擠入”效應。楊柳勇、沈國良(2002)認為,fdi對內資存在“擠出”效應。王志鵬、李子奈(2004)認為,在

盡管fdi對

eipou=工業增加值/工業固定資產投資(4)

第6篇：國內經濟增長范文

【關鍵詞】內生技術進步，經濟增長，人力資本，R&D經費支出

一、引言

新增長理論最先提出內生技術進步是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國內學者關于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的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一部分學者是從全國的角度來考察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中大部分學者都是對二者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并采取了不同的計量方法。

王榮、楊曉明（2007）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蘇方（2006）運用協整理論和VAR模型、姜慶華（2006）利用灰色關聯度方法分析了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另一部分學者則是從地區的角度實證分析二者的關系，李靖、張貴（2008）基于內生增長理論模型，分析天津市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王貴雙（2006）采用CES生產函數和索洛余值法，對河北省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行實證分析；李武威、張志宏等（2007）運用灰色關聯度方法分析了科技投入與河南省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本文主要從全國的角度基于內生增長理論來實證分析內生技術進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變量的選取、模型的建立和數據來源

（一）變量的選取。對于經濟增長，本文選取GDP這一指標對其進行衡量。對于內生技術進步，本文選取人力資本、三利申請授權量、R&D經費支出以及進口量來表示。這四個指標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著技術進步。其中人力資本將以平均教育年限來表示，本文的平均教育年限的計算方法：平均教育年限=∑（該組人數*該組的教育年限）/∑各組人數。其中賦予的年數：文盲半文盲0年；小學畢業6年；初中畢業9年；高中畢業12年；大專及以上學歷16年。選取進口量來表示內生技術進步是因為進口貿易包含知識和技術的外溢效應，因而對我國技術進步有一定的推進作用。

（二）模型的建立。本文借鑒王德勁在《要素投入、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中的內生技術進步經濟增長模型，并在此基礎上做一定改動，為了避免異方差現象，本文將對各變量取對數，因此本文所要建立的模型如下：

lnY=a0+a1lnX1+a2lnX2+a3lnX3+a4lnX4+u

其中，Y表示GDP；X1表示人力資本；X2表示三利申請授權量；X3表示R&D經費支出；X4表示進口量。

（三）數據來源。本文選取了1989-2012年的數據，其中經濟增長率主要由GDP來衡量，該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人力資本可由平均教育年限表示，該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教育年鑒》；三利申請授權量、R&D經費支出和進口量也都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三、實證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OLS對1989-201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對上述模型進行最小二乘分析，實證一開始出現了多重共線性的情況，這表明選取的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很可能是三利申請授權量和R&D經費支出之間存在著較強的相關性。為了消除多重共線性，本文采用剔除變量的方法，將三利申請授權量X2刪除。然后再對剩下的變量進行分析，建立模型：

lnY=a0+a1lnX1+a3lnX3+a4lnX4+u。再利用OLS對該模型進行分析，

得到的估計方程為：

LnY=7.9543+0.5758*LnX1+0.4792*LnX3+0.3662*LnX4

實證結果中的R2=0.98933，說明該模型的擬合度非常好，F值非常大，t值較小說明已消除了多重共線性的情況。

四、實證結果

從上述模型估計方程來看，人力資本、R&D經費支出和進口量都和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性。這三個變量對我國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但存在一定的差異。其中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大，人力資本即平均教育年限每增加1%，導致我國經濟增長增加0.5758%；R&D經費支出次之，R&D經費支出每增加1%，導致我國經濟增長增加0.4792%；進口量最小，進口量每增加1%，導致我國經濟增長增加0.3662%。1989-2012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穩步上升，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國家逐步加強對教育的重視，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我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增長，人們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不斷進行創新，推進技術進步；當今世界各國間的競爭實質上是科技和人才的競爭，我國逐漸強化對科技的重視，加大研發經費支出，大力支持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研究表明進口貿易存在知識和技術溢出效應，對進口國的技術進步起到推動作用。進口國在進口后可以通過學習效應對進口的產品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以推動我國技術取得更大的發展和突破。由此可見，技術進步與我國經濟增長密切相關。

五、結論

本文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人力資本即平均教育年限、R&D經費支出以及進口量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顯著，但又存在一定差別，其中人力資本的促進作用最大，R&D經費支出次之，進口量的促進作用最小。國家要加大科技方面的投入以及鼓勵進口來促進我國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德勁，向蓉美. 要素投入、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J].云南財貿學院學報.2005（21）.

[2]李靖，張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理.2008（1）.

第7篇：國內經濟增長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制度變革

前言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迅猛發展，長期保持穩定、快速的經濟增長態勢，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GDP全年總值為3650億元，而2014年全年GDP總值達到了635910億元，與1978年相比較，增長了約8.14%。與此同時，國內經濟發展同樣遭遇一系列問題，面對著愈發嚴峻的挑戰，在國際化形勢下，如何保證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價值，而在經濟發展的的過程中，國內制度的變革同樣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可規避的影響。

一、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

（一）儲蓄率及投資率的增加刺激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后，國內固定資產投資份額不斷加大，資本的累積與形成愈發迅速，國內物質資本的增強對經濟發展的刺激愈發強烈，對國內經濟增長作出顯著貢獻。資本快速累積與我國銀行儲蓄比例長期呈現出上升趨勢，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因素是人均收入不斷增加，同時受到就業、養老、購房、醫療保險等復雜的不確定因素影響。據2013年數據顯示，中國儲蓄率位于世界第三位，由此可見，傳統消費觀念仍在社會中占據主要位置，國內資本市場相對欠發達。此外，在國際化形勢下，國內吸收外部投資比例不斷增加，使國內經濟得到較為持久的發展。

（二）勞動力變動趨勢

目前，國內勞動力趨勢整體仍呈現出供給過量的趨勢，受生產力水平提升、城鄉經濟差異等因素影響，我國出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且農村剩余勞動力正朝向城市進行轉移，而勞動力的變動同樣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刺激。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勞動力人口受教育水平整體較低，國內人均受教育年限較短，進入1990年后，這一情況有所好轉，但是具備高中及以上教育學歷的勞動力人數仍占據較低比例。而隨著物質經濟水平的長久發展，國內教育事業日益成熟，大專、本科院校擴招，人均受教育時間提升。從整體而言，對人力資源進行投資，可獲取的回報率應大于物力資本的投入，人才的已經成為市場競爭的重要內容。

（三）資源與環境的關系

在工業革命后，國際經濟發展邁入全新局面中，機械化使生產效率大幅度提升，但在同時，對環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峻、資源浪費嚴重，而這也是中國過去一段時間內，為追求經濟發展，而付出的代價。在上個世紀末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已經證實，一年內對環境損失價值最高可占據GDP水平的10%，2012年，中國僅環境污染造成的僅僅損失達到國內GDP的6%，經濟損失超過2萬億元人民幣。盡管近年來人們已經認識到環境污染以及資源浪費的嚴重危害性，但就現階段而言，仍舊缺乏有效的解決辦法和策略，長期以往，人類生存環境受損，同樣無法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制度的變革

（一）國有企業改革

改革開放后，國有企業的經濟發展形勢相對而言，面對更為嚴峻的壓力和挑戰，且與非國有企業比較，可以發現，經濟發展態勢不容樂觀。上個世紀末期至本世紀初，國有企業的經濟發展有所好轉，但這主要與國家利率調整等外部因素相關，整體上來看，在改革開放后，我國國有經濟所占據的份額持下滑趨勢。盡管如此，在國內經濟結構中，對于國有企業的投資依舊保持較高水平，而恰恰是對國企的高投入、低產出體現出國內資源分配的不合理性，對經濟發展以及金融安全存在一定的威脅。為改善這一局面，國家近年來相繼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頓，防止國企拖經濟發展的后腿。積極對國企進行改革，引入員工激勵機制以及獎懲體制，激發員工工作積極性，同時使員工具有風險意識，能夠對個人及崗位負責。同時加大對國企管理層的監督，以減少。在對國企進行制度改革后，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有企業缺乏活力的情況，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需進一步加大整改力度。

（二）非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作出的貢獻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非國有制企業發展迅猛，對國內經濟發展做出十分矚目的貢獻，其中鄉鎮企業的發展尤為引人關注。在非國有部門中，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私企均在國內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在國內GDP的快速增長中占據較大份額。改革開放后，國內經濟制度發生變化，而這正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與此同時，政府應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適當進行調控。

（三）中小型企業的融資困境與金融改革

長期以來，市場經濟對國內經濟發展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和效果，但與此同時，國內中小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仍舊面對著制度上的障礙，尤其是我國的金融制度對國內中小企業的進一步成熟與發展，造成一定的阻礙和局限。在本世紀初，工商銀行的短期貸款中，主要面向國有企業，僅有約20%左右為非國有企業所占據的份額，其中中小型企業占據的比例不足1%，而這與中小企業所創造的GDP嚴重不符。面對這一形勢，國家持續進行金融改革，擴大中小企業生存空間，2016年，我國全面推行營改增稅務改革，對中小企業而言，具有一定的正面影響。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家應當在加大市場監管力度的同時，為中小企業提供制度保障。

第8篇：國內經濟增長范文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東盟國家經濟增長出現了較大的波動起伏。1997年東盟國家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8年各國經濟普遍陷入嚴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卻出現快速復蘇或強勁反彈，而到2001年多數國家經濟又急轉直下，甚至呈現負增長。2002年初，東盟國家經濟再次出現復蘇的態勢。在戰后東盟經濟發展歷程中，這種經濟增長的軌跡是不多見的。

據東盟五國的官方統計顯示，1996-2002年，印尼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4.5%、-13.1%、0.8%、4.8%、3.3%、3.7%；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0%、7.3%、-7.4%、6.1%、8.3%、0.4%、4.2%；菲律賓經濟增長率分別為5.8%、5.2%、-0.6%、3.4%、4%、3.4%、4.3%；新加坡經濟增長率分別為7.7%、8.5%、0.1%、5.9%、10.3%、-2%、2.2%；泰國經濟增長率分別為5.9%、-1.4%、-10.8%、4.2%、4.4%、1.8%、3.6%。2003年，據近期各國的預計，印尼經濟增長率為3.5-4%、馬來西亞為4.5%、菲律賓為4-4.5%、新加坡為2-5%、泰國為4.5%。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有關的國際機構和官方部門普遍預測，東盟國家經濟將陷入長期嚴重的經濟衰退，經濟復蘇將是緩慢痛苦的過程。東盟國家經濟將在低谷徘徊較長時間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現U型復蘇。然而，1999年東盟國家經濟竟在短時間里出現迅速復蘇，呈現V型的強勁反彈。不過，當時就有人警告東盟國家經濟V型復蘇的基礎脆弱，隨時有變成V型危機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現W型的經濟波動。因為東盟國家經濟從嚴重衰退到快速復蘇主要是拜世界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的繁榮，特別是全球電子業景氣循環之賜。但是，各國遭受金融危機沖擊后經濟基礎依然脆弱，結構性矛盾仍未解決，國內外投資繼續下降，銀行不良資產居高不下。一旦國際經濟形勢出現逆轉，這些國家經濟將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東盟五國經濟增長率(%)

附圖

2001年，東盟國家經濟急轉直下，再次出現普遍衰退。不過，此次東盟經濟衰退與1997年金融危機時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主要表現在：一是各國經濟衰退的程度不同。1997年金融危機中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是重災區，新加坡所受沖擊相對較小。而2001年新加坡經濟衰退的幅度最大，它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國以來經歷的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據統計，1964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曾出現-4.3%，其后是在1985年經濟萎縮1.6%，而這次經濟衰退的幅度要大于1985年；二是生產和出口部門受沖擊最大。1997年金融危機中受沖擊最大的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而2001年經濟衰退中深陷困境的則是制造業的生產和出口部門。該年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2%，其中制造業部門增長率為-12%。馬來西亞同年的出口貿易下降11.5%，泰國全年出口貿易也下降4.9%；三是電子業衰退尤為嚴重。1997年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國際金融投機，這次經濟衰退則是國際電子產品需求急劇萎縮引起的。目前，東盟國家經濟高度依賴電子業的生產與出口。2000年，馬來西亞電子產品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新加坡為19%、菲律賓為9%。這些國家電子產品生產與出口的驟然下降，必然導致國內經濟的急劇滑坡。

2002年，東盟國家經濟再次出現復蘇的態勢。與1999年該地區的經濟復蘇有所不同，此次東盟經濟復蘇主要得益于美國經濟開始回升和各國采取擴大內需政策效應的雙重作用。由于美國電子信息產品需求的增加，東盟國家電子產品的出口已經趨于回升。在經濟衰退期間，各國采取擴大內需和刺激經濟復蘇的政策已初見成效。許多國家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信貸規模，增加農民收入和擴大農村市場需求。當然，目前各國內需擴大還遠未能成為其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來源，因而其經濟復蘇仍然十分有限。

二、東盟國家經濟增長波動的原因探析

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東盟國家經濟經歷了金融危機后的嚴重衰退、迅速復蘇、再陷衰退和又呈復蘇的增長軌跡。東盟經濟增長的急劇波動，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經濟全球化下受到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周期波動的沖擊和金融危機后國內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的拖累。

首先，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進程的加快，促使東盟國家經濟增長波動增大。

盡管有充分的數據表明參與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較高，但是同時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也增大。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各國經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經濟增長波動的同步性愈益增強。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與發達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相關系數為0.4%。在東盟國家，這種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性更大。例如，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究顯示，美國的經濟增長對新加坡經濟的影響最大，美國經濟每增長1%，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0.96%。（注：新加坡貿工部：《2001年新加坡經濟調查報告》。）另據美國著名的所羅門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經濟增長對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分別為：日本經濟每增長1%，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0.24%、泰國經濟就會增長0.17%、馬來西亞經濟就會增長0.13%。

發達國家的經濟波動向東盟國家的傳導，是通過世界市場擴散的。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在國際商品市場上，發達國家的經濟波動向發展中國家傳導，是通過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變化實現的。但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促進了新的國際分工發展，東盟國家已經成為制成品生產國和出口國，該類產品已占東盟國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國際商品市場的價格傳導已經從初級產品價格為主轉向以制成品為主。近年來，國際市場上制成品價格下降，不但包括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包括高技術產品。東盟國家緊跟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發展新經濟的步伐，大力擴展以芯片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產品生產和出口。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該類產品出口比重分別高達65%和64%，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分別高達25%和19%。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的相應比重也很高。據計算，1992-1999年電子信息產品價格下降對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造成的損失部分相當于它們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部分的6.46%、3.13%、1.03%和0.87%。2000-2001年，全球電子信息產品銷售額從年增長30%到下跌30%，導致東盟國家的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急劇波動。例如，2000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為10.3%，而去年則下降2%，其中約有12個百分比的大幅波動。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究顯示，世界半導體工業每下降1%，新加坡經濟增長就會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導體工業增長波動達60個百分點，它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高達6.8個百分點。同期，美國經濟增長率下降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為2.4個百分點。（注：新加坡貿工部：《2001年新加坡經濟調查報告》。）

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對東盟國家經濟的影響，不僅在于流入這些國家的資本流量減少，更在于金融資產價格，主要是股價和匯率變動的傳導。近年來，東盟國家引進外資的規模持續萎縮，1996-1999年東盟國家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從163億美元降至73億美元，它對以投資—出口推動的東盟國家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同時，近年國際股票市場價格和美、日貨幣匯價的劇烈波動，也引發東盟國家金融市場的動蕩，并危及國內經濟的穩定增長。據美國所羅門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匯率的變動對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分別為：日元每貶值10%，泰國經濟就會下降0.3%、新加坡經濟就會下降0.22%、馬來西亞經濟就會下降0.21%。

日本經濟和匯率波動對亞洲經濟的影響  

日本經濟增長1%

日元增值10%

新加坡

+0.24%

+0.22%

馬來西亞

+0.13%

+0.21%

泰國

+0.17%

+0.30%

中國

+0.09%

+0.15%

香港

+0.12%

+0.10%

臺灣

+0.04%

+0.03%

亞洲

+0.10%

+0.16%

資料來源：美國所羅門美邦公司。轉引自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年12月11日。

其次，金融危機后東盟國家經濟的脆弱性，使之難以抵御世界經濟周期波動的沖擊。

在經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之后，東盟國家仍未完全擺脫危機的陰影，各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尖銳。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乏力，國內外投資持續低迷，銀行金融體系重組艱難，國內公司治理進展緩慢，因而政府的反周期經濟政策收效甚微。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全球電子信息產業的蓬勃興起，東盟國家的電子業生產與出口迅速發展，并逐漸成為主導國內經濟增長的關鍵部門。然而，這些國家電子業的發展卻有明顯的脆弱性。它們的對外依賴性強，其零部件與中間原料的進口和電子產品的出口高度依賴美、日等發達國家，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大。這一生產方式也易于被后起國家所取代，如在1997-2000年的短短幾年時間，新加坡電子出口就由世界排名第4位滑落至第9位。同時，由于產業結構調整與技術升級緩慢，東盟國家經濟增長因素中的資本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均下滑。新加坡1990-1998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7.5%，其中資本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分別為4.2%和1.2%，均比80年代低；（注：新加坡統計局singstat.gov.sg/ssn/feat/3Q99/feat  ju  1991.pdf,2002年3月10日。）泰國1997-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中資本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分別為2%和-1.8%，也遠低于1991-1996年的11.8%和4%。（注：IMF  Country  Report  No.01/147,Thailand:Selected  Issues,Aug2001.）東盟國家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滯后，既影響到短期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也制約著中長期經濟發展的后勁。

盡管東盟國家銀行金融機構重組取得一定進展，但國內金融體系仍然十分脆弱。由于銀行和企業結構調整緩慢，國內不良金融資產仍居高不下，據亞洲開發銀行去年4月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印尼和泰國的商業銀行呆帳率已分別從1998年的50%和43%降至2001年底的12%和10%，但若將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已收購而尚未處理的呆帳計算在內，兩國的呆帳率則分別高達50%和25%。而馬來西亞的銀行呆帳率去年1月又回升至12%，大致相當于1998年的水平。菲律賓的銀行呆帳率也從1998年的10%上升至去年1月的18.3%。困擾東盟國家經濟的不良金融資產過高，與國內公司治理進展緩慢密切相關。東盟國家的公司負債率高，如印尼和泰國公司負債率（負債／自有資產）目前仍高達280%，而中小企業眾多加大了債務重組的難度。同時，企業生產結構與管理體制的調整緩慢。因此，東盟國家經濟的微觀結構重組滯后嚴重阻礙金融改革深化和宏觀經濟的穩定。

最后，金融危機后區域國際分工格局的巨變，直接影響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

由于金融危機后區域各經濟體實力的增長，30多年支撐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已發生巨大變化。所謂“雁行模式”是指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群體(NIEs)產生與發展的一種獨特的區域國際分工形態，即率先實現了工業化的日本將成熟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轉移到東盟四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紡織、化工、機械、電子等產業均以這樣的次序轉遞，從而在區域形成了一群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日本、亞洲“四小”和東南亞經濟均受到強烈沖擊。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吸納區域產品的能力下降，對外產業轉移的進程放緩。亞洲“四小”經濟深陷困境，產業升級舉步維艱，對外投資規模銳減。這樣，由日本主導產業轉移過程所決定的區域國際分工格局出現衰變，使得區域內賴以高速發展的增長動力機制和產業循環機制難以順利運行，經濟增長的變數大大增加，從而導致金融危機后東盟國家經濟的急劇波動。

三、東盟國家經濟增長趨勢

進入2003年初，東盟國家經濟已呈現逐漸復蘇的跡象。對今年東盟經濟發展的前景，國際經濟組織一般持謹慎樂觀的態度。據世界銀行新近的預測是，2003年和2004年，印尼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3%和4%，馬來西亞分別為4.2%和5.5%，菲律賓分別為4%和4.5%、新加坡分別為1.7%和4.9%，泰國分別為4.5%和5%。

從中長期看，東盟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將放緩，可能難以再現金融危機前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勢頭。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曾指出，新加坡未來經濟增長要再現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將是不可能。（注：新加坡《聯合早報》2001年8月20日。）內閣資政李光耀也說，如果2003年新加坡實現經濟復蘇，今后每年取得3-5%的經濟增長率，那將是了不起的成就。（注：新加坡《聯合早報》2001年11月12日。）這是因為金融危機后支撐東盟國家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內外條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從國際上，去年世界三大經濟體同時陷入衰退是戰后所不多見的。此后，世界經濟的復蘇緩慢。美國經濟復蘇減慢，歐洲經濟反彈有限，日本經濟衰退仍在谷底，世界經濟可能會進入一個較長的所謂的增長衰退時期。同時，由日本主導產業轉移過程所決定的區域國際分工格局出現巨變，使得區域內賴以高速發展的增長動力機制和產業循環機制難以順利運行。此外，東盟國家經濟還將面臨周邊國家的激烈競爭。從國內看，東盟國家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短期內，各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難以解決，政府推行的宏觀經濟政策成效有限，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非一蹴而就，因而國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尚需時日。許多國家不僅要經歷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痛苦過程，還將面臨國內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拖累，尤其是2004年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將面臨大選。

與此同時，東盟國家經濟增長波動將會有所增大。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各國經濟增長波動的同步性增強，它將直接影響到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美、日等發達國家“高科技泡沫”破裂后，世界的電子工業迅速衰退，國際市場對電子產品的需求急劇萎縮。尤其是全球電子信息產業的生產周期日益縮短，目前一個周期平均只能維持兩年半的時間，這就使得以電子業生產與出口為主導的東盟國家經濟增長周期也將縮短，從而導致國內經濟增長波動起伏加大。

收稿日期：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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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國內經濟增長范文

（云南大學經濟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的新趨勢，考察經濟一體化對促進區域內經濟增長和改善社會福利的影響，是當前學界研究的重點。文章開頭介紹了北美自貿區與歐盟的發展現狀，中間部分采用ADF檢驗、協整回歸、誤差修正模型（ECM），從實證角度分析了北美自貿區與歐盟的經濟增長效應，結論顯示歐盟的經濟增長效應的顯著性高于北美自貿區。

關鍵詞 ：北美自貿區；歐盟；經濟效應；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7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4）28-0258-04

如圖1所示，2012年歐盟GDP總值達16.67萬億美元（現價美元），人口總數50560萬，歐盟內部服務（不包括政府間服務）貿易額和貨物貿易額分別為101.8萬億美元、363.7萬億美元；圖2則顯示，2012年北美自貿區的GDP總額19.24萬億美元，自貿區對外出口貿易額2.4萬億美元，FDI流入量2256.54億美元。歐盟和北美自貿區作為“北北型”（參與國為發達國家的經濟組織）和“南北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的經濟組織）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典型代表。比較分析歐盟、北美自貿區的運行特點以及區域內經濟增長效應，有助于深層次、客觀真實的反映歐盟和北美自貿區的經濟效應。這對其他正在籌建或已經建成的區域自貿區的建設與運行具有重要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一、歐盟和北美自貿區的經濟效應實證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效應包括經濟增長效應、貿易效應、投資效應、收入分配等多種動態和靜態效應。本文主要研究比較歐盟和北美自貿區的經濟增長效應，因為區域經濟效應主要通過投資、貿易、技術外溢、勞動就業等方式產生。文章選取區內貿易、成員國投資、區內GDP作為分析變量，采用實證模型比較研究歐盟和北美自貿區的經濟增長效應。

（一）實證分析方法介紹

本文運用Eviews軟件對研究北美自貿區經濟增長效應涉及的變量進行ADF檢驗，進而對修正后的變量進行協整分析，研究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本文不僅從長期角度分析變量之間的影響，而且采用誤差修正模型（ECM）分析變量之間的短期影響，力求使實證結果更具說服力。本文只給出了北美自貿區經濟增長效應所涉及的變量ADF檢驗、協整模型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ECM)分析的詳細過程，最后直接給出北美自貿區、歐盟經濟增長效應的比較結果。

（二）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主要選取歐盟、北美自貿區GDP、成員國投資（NT）、區內貿易（NM）經濟指標作為模型變量，其中成員國GDP為被解釋變量，成員國投資（NT）、區內貿易（NM）為解釋變量。為提高歐盟和北美自貿區經濟增長效應對比的規范性和有效性，數據的時間跨度統一設置為1980-2012年。1995年歐盟成員國擴大到15個，1994年北美自貿區成立。因為1995年和1994年離的比較近，所以考察歐盟經濟增長效應所需數據以歐盟15國的數據為樣本數據。模型中的變量GDP、NT、NM代表的數據是歐盟15國或北美自貿區三國單項數據的總和，其中GDP的數據取自IMF數據庫，NT的數據來源于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NM的數據取自UNcomtrade數據庫。

（三）變量ADF檢驗

由于謬誤相關和謬誤回歸問題的存在，檢驗變量的非平穩性就顯得非常重要。單位根檢驗是檢查序列平穩性的標準方法，其中ADF檢驗是最常用的單位根檢驗方法。ADF檢驗通過在回歸方程右邊加入變量уt的滯后差分項來控制高階序列相關.

原假設：序列存在一個單位根；備選假設：不存在單位根的序列уt可能還包含常數項和數據趨勢項。

表3中顯示，各變量的水平序列都是不平穩的，但經過一階差分變換后成為平穩序列。下面繼續采用協整理論對北美自貿區的經濟效應進行定量分析。

（四）協整回歸

協整分析主要是檢驗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在同階單整的條件下，是否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本文采用協整檢驗二階段法：首先，進行協整回歸；其次，對協整回歸得到的殘差序列進行ADF檢驗，若殘差序列平穩，則模型中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回歸結果如下：

由上述協整回歸結果得到的協整方程如下：

將上述方程的殘差序列記為{et}，并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如果序列具有平穩性，則變量LGDP與LNT、LNM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表5顯示，殘差序列{et}的ADF檢驗統計值小于1%顯著水平下的t統計值，可以認為估計殘差序列{et}為平穩序列。這表明協整方程中的變量序列LGDP與LNT、LNM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方程中的變量能夠較好的表達經濟意義，表示北美自貿區成員國投資、貿易每增長1%，會分別引起自貿區內GDP增長23.7%、8.4%。

（五）誤差修正模型（ECM）分析

協整關系描述了經濟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變量之間的關系很少處在均衡點上，它們通常是短期的或非均衡的關系。

假如有如下分布滯后形式：

其中β1為變量t 關于變量x的短期彈性，ecm就是誤差修正項。如果yt-1>a0+a1Xt-1則有ecmt-1>0，使Δyt減少；反之亦然。

本文采用兩步法對誤差修正模型（ECM）進行估計，并以穩定的殘差序列作為誤差修正項，建立如下模型：

上述回歸方程說明短期內北美自貿區內的GDP增長與成員國投資、區內貿易具有重要關系。北美自貿區內的國家投資對GDP增長產生的影響更大，說明自貿區的建立，推動了成員國國內投資的明顯增加。而國內投資又反過來促進了成員國經濟的增長。同時回歸方程顯示，短期內北美自貿區推動了區域內貿易的快速增加，出口貿易的增長對自貿區內的GDP增長也具有重要影響。

二、歐盟與北美自貿區經濟增長效應的實證結果分析

對北美自貿區、歐盟的經濟增長效應構建協整模型，根據協整回歸結果，分析歐盟、北美自貿區建立后成員國投資、區內貿易對區內經濟增長的影響。比較結果如下：

表7顯示，歐盟成員國投資、內部貿易對區內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大于北美自貿區。這主要原因可能是歐盟屬于關稅同盟性質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且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最高，對成員國的約束條件也相對更苛刻。成員國的貿易對象主要是歐盟內國家，并且歐盟內部小型經濟規模的國家眾多，這些國家對歐盟外的貿易量很小，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國內投資、消費等。這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歐盟對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北美自貿區屬于自貿區性質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區域內市場更為開放，成員國對外貿易不僅面向自貿區內，而且自由開展自貿區外的貿易關系，減弱了成員國經濟發展對自貿區的依賴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北美自貿區內貿易對成員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但可以肯定，歐盟、北美自貿區對擴大區域內貿易額、成員國投資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自貿區內貿易的快速增長對自貿區內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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