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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09-0250-01

《消費者行為學》是市場營銷專業的一門必修課程，是一門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學科，是把心理學應用于市場營銷而形成的一門綜合性的應用管理科學。隨著人們健康意識的增強以及人口老齡化的到來，新的醫藥消費情況層出不窮，醫藥消費的時間、地點、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了更好的把握醫藥消費者的特點，專門針對醫藥消費行為進行研究，中醫藥院校的市場營銷專業專門開設了《醫藥消費者行為學》這門課程。除了系統學習消費者行為的相關理論，《醫藥消費者行為學》更注重突出醫藥消費特色，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作為中醫藥院校的市場營銷專業的學生來說，以后從事的主要是醫藥市場營銷方向，如何更好的學習《醫藥消費者行為學》這門課程，培養和提高學生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筆者認為我們在教學時必須從中醫藥院校市場營銷專業學生的能力特點出發，結合所授課程的特點，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上加以改進，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為未來的實際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教學內容強調醫藥消費特色

由于中醫藥院校市場營銷專業的學生以后就業時面對的主要是醫藥消費者，包括醫藥批發商、商、醫院、零售藥店以及個人醫藥消費者。作為醫藥商業企業的批發商、商以及醫院，他們最終面對的還是個人醫藥消費者，所以歸根究底都要特別了解最終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而醫藥消費者行為是一種特殊的消費行為，主要是指為了治療、預防疾病，維護身體健康，通過市場交換而進行的醫藥商品及服務的消費行為。由于醫藥商品及服務是與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關，具有社會公共性，因此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消費的特殊性。為了更好的了解醫藥消費的特殊之處，我們在教學內容的安排上特別強調醫藥特色，除了在每個章節的消費者行為理論教學中講解醫藥消費者的相關特點，還專門增加了“不同醫療保險方式消費者群體的行為特征”、“Rx與OTC消費者群體的行為特征”、“中國傳統文化對醫藥消費行為的影響”、“國家政策與醫藥消費者行為”等內容。

二、教學方法講究綜合運用

要想使《醫藥消費者行為學》這門課程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就要改革傳統、單一的教學方法。首先，應當注重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充分調動和發揮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師生互動的良好氣氛。其次，在教學過程中，必須優化教學方法，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和提高學生的職業能力和綜合素質。具體來說，可以綜合使用以下幾種方法：（1）課堂講授法：主要用于講授消費者行為學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在講授過程中要注意與啟發式教學方法結合起來，適當配合使用文字語言、肢體動作和面部表情等手段，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調動學生的學習情緒，進而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2）案例教學法：主要通過引導學生對有關案例進行閱讀、分析、討論和發言，學習相應的知識點，鍛煉和提高學生運用相關理論和知識解釋消費者行為的現象，指導并引導消費者理性地進行購買決策，制定適應消費者行為的營銷對策的能力，從而增強企業在市場營銷中的競爭力。（3）情景模擬法：教師通過設置一定的消費、銷售情景，讓學生分別扮演各種可能的消費者角色、營銷或銷售人員角色，在更接近于真實情景的環境中處理一些相關問題。通過演練過程的體驗，包括感覺、知覺、注意、記憶、情緒、情感、態度等內容來感受角色的心理變化，有利于激發學生的主動參與意識和學習興趣，加深對消費行為學知識的理解，學會換位思考，并靈活運用所學知識。（4）操作實訓法：通過課后對自己進行醫藥消費經歷的總結，在購買和使用產品過程中對醫藥消費者進行觀察，對零售藥店以及醫院的布局設計進行調查，了解不同氣質、性格的消費者在購買活動中的表現以及營銷人員的接待方式，從感覺、知覺、注意和情緒、情感角度思考零售藥店的店內布置和陳列、醫院的布局設計是否有利于消費者購買活動，指出其長處和不足，并提出改進建議，進一步培養學生觀察分析和運用的能力，為將來的實際工作打下基礎。

三、考核方式采用多元化

第2篇：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

1、準備充分，巧選教具

一堂好課要有充分的教具準備，材料簡單、易行。一節課有一套好的材料，就注定了會是一堂精彩的課。給我們展示科學課堂的其中一位，任洪老師，他在材料的選擇上獨具匠心。任老師上的是六年級上冊《拱形的力量》這一課。在這節課中，同學們要做的實驗是測量拱形的承重能力，材料看似簡單，就紙拱、墊圈，但需要斟酌的問題非常多。比如：紙拱多少長合適，多少寬合適，用什么材質，紙拱的跨度是多少，墊圈多少大，跨度值與紙拱的高度多少比例合適，墊圈選用多少重量，墊圈在紙拱上是并排放還是疊放，等等，還有抵住物--小木塊有多重，多大的變化才能有明顯的數據差異，甚至，做好一個紙拱也需要費腦筋。但是，任洪老師巧妙地選取了商店兩塊八一疊的紙以及自己女兒的玩具，用作實驗器材，材料簡單、易行，實驗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教具的準備非常重要，它是一堂好課的前提。

2、循循善誘，引出主題

良好的導入，可以充分激發學生的興趣。沈亞萍老師在上《推理》一課時，為了引出“推理”，首先設置了一個場景：雙休日，學校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人把教室里一些破損的桌椅全部修好了，這個人在現場留下了一個腳印。沈老師利用這個場景做導入，讓學生們都當了一回“偵探”，引起了學生的興趣。接著，沈老師讓學生們測量腳印，并且通過發現腳長和身高的關系，推理這個人是誰。同學們因此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有了探究學習的動力。

3、把握課堂，收放自如

根據學生的情況，進行適當的“收”、“放”，引導學生順利走向教學目標。任洪老師在得知自己所借班級的學生實驗能力比較弱的情況下，采取了比較“收”的方式。先讓學生討論怎么做實驗，實驗的步驟，以及這樣設計的理由。最后老師自己再重新提出實驗的步驟，注意點。在保證實驗的規范性，嚴謹性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引導學生去探究。

4、隨機應變，有效“生成”

充分利用教學活動中的情境，創設生成性內容。在實驗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實驗結果與其他小組不一致的情況下，老師可以借助這個情境，創設生成性內容。例如，可以請其他小組的同學來推理，比較，為什么會造成這樣一個實驗結果。讓學生們自己來說，這樣一來，學生們對知識的印象會更加深刻。

5、給予空間，體驗探究

給學生整塊的時間，讓他們進行有效的研究，建立科學概念，鍛煉動手能力。設計一個更加情境化的環節，使問題更加情境化。一個問題拋出來之后，能夠給孩子一個更多的自主、設計、探究、研究這樣的一個空間。李霞老師在上《黑盒子的秘密》這一課時，給了學生們三次整塊的時間，讓學生去探究黑盒子內部的結構。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學生去理性的面對自己要研究的問題。也讓他們意識到，做研究需要時間，需要投入精力，深刻體驗到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要很細致。

6、學以致用，聯系生活

教學內容應緊密聯系生活。在李禎忠老師的《看誰造的高》一課上，李老師引入了“價格”一說。他在寫有實驗材料的清單上標注了各材料價格，將節約設計成本的理念融入到教學中，提高學生節約的意識。這就是教學內容緊密聯系實際的一個體現。

7、準確定位，分層達標

以學生能夠接受的方式傳授知識，使教學內容淺顯易懂，生動形象。例如沈老師的課，她把伽利略那么多年的研究深入淺出地拿到課堂上，一步一步地深入，讓學生感受這樣一個知識發生的過程。這調動了學生們對科學探究那種向往和深層次思維思考時候所產生的內心沖動和興奮。老師如何能夠將一個復雜的、深奧的知識深入淺出地傳授給學生？學生的現有水平與老師要求學生們達成的目標之間有一定的跨度。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老師要鋪設幾個子問題。如果子問題設計的好的話，就會有水到渠成的感覺，就會覺著孩子不累，老師輕松。

8、關注對話，靜心傾聽

在學生回答問題時，教師靜下心傾聽，幫助學生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意思。當碰到一個學生，當他站起來用他不流暢的語言表達他思想的時候，教師更加要靜下心來幫助他。語言是思維的外殼，孩子們能把自己的思想去表達出來，這需要一個過程。它是一個再抽象和再概括的過程，是很難的。所以在這個時候，教師不要慌也不要急，靜下心去聽孩子們想要說什么。一個老師，他給孩子們創設了一種溫和的，心理安全的一個交流環境的話，孩子們的心靈是會解放的。

9、巧用暗示，循序漸進

在李霞老師的《黑盒子的秘密》課上，剛開始就出現了暗示。李老師拿出兩個小盒子，盒子里面兩個小球。兩個小球是不一樣的，一個橡皮，一個是鋼珠。然后李老師就暗示：“要是用磁鐵呢，就知道里面是鋼珠。”這給后面學生自己研究黑盒子內部有什么時做了伏筆，這就是一個暗示教學。李老師的暗示是正向的，它能夠讓孩子意識到，想知道里邊是什么球，就可以用磁鐵吸一吸來判斷。因此，適當的暗示也是非常重要的。

10、控制時間，合理安排

第3篇：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

【關鍵詞】幼兒園；創意紙工；折紙教學；思考

幼兒折紙活動是美術活動中的一部分，也是小朋友們非常喜歡的藝術活動，通過折紙活動，能鍛煉手的觸感和動作的準確性，培養小朋友的注意力；通過紙張的千變萬化，可以培養兒童的創造性思維能力和對自然界事物的模仿和概括能力；由于折紙的過程是將點、角、線等反復重合折疊，構成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各種形狀，也有益于兒童建立幾何和數理概念，增強對三維空間的理解和想象。許多國家開始重視折紙教育對幼兒的影響，紛紛開設了有關折紙的課程，學前教育創始人，德國的杰出的教育大師FriedrichFroebel認為折紙能夠非常好的啟迪智慧，并把折紙與自己的教育學說結合起來，在他創辦的世界第一所幼兒園――勃蘭登堡幼兒園中開設折紙課程，這種做法后來被推廣到全世界。今天折紙雖然普遍于世界各地，然而最普及的地方還是日本，日本人把折紙當做自己國粹，中小學開設必修的折紙課程。但在我國，確忽視了這種教育，并且在折紙過程中由于缺乏一定的經驗，遇到了許多問題，例如：1、幼兒沒有折紙的興趣。2、折紙活動難度大，費了很大的功夫，可最后往往只有幾個孩子能掌握，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到最后，孩子和老師都失去了信心。3、折紙不靈活，過分依賴老師的示范和指導。因此，在折紙的教育過程中要找到一種合適幼兒學習的方法。那怎么樣才能使幼兒喜歡上折紙，愿意折紙，并且能一步一步的把它折好呢？在多次的觀察和積累中，讓我感覺到折紙不是一朝一夕能練就的技能，必須從小開始以激發孩子折紙的熱情為目的，并根據不同幼兒年齡階段的特點出發，有針對的采取一些措施。

一、學齡前幼兒折紙活動的心理特征分析：

1、他們主要只滿足于折紙的過程，而不是結果。折紙一般沒有目的。

2、由于手指動作較差，常常還未折出物體，就已將紙弄破。

3、折紙的興趣持續不長，易被其它事物所轉移。

二、傳統折紙教學方法及其弊端

1.小朋友和老師各拿折紙，老師折一步，孩子跟著折一步，直至完成。可這樣的結果導致孩子下次拿紙的時候沒有老師的帶領就不知所措的結果。

2.老師先教會孩子認識什么是折線，什么是粘貼線，什么是對邊折，什么是對角折，這樣的確可以提高孩子的能力，以便于孩子掌握折紙的方法，達到自己能獨立看圖折紙的能力。可是這樣的方法對中班的孩子來說難度過大，對能力強的孩子還行，可對能力較弱孩子結果往往會讓孩子對折紙失去了興趣，覺得折紙枯燥無味，如果讓孩子對一件事失去了興趣，且不談折紙的技能能否掌握？還談什么創造呢？

三、根據幼兒的年齡特點，采取適應他們的方法進行教學

1做一些色彩鮮艷、形狀較大的折紙動物作品讓孩子玩。在玩的過程中，培養孩子紙折的興趣。記得有一次下午，主班老師帶班的時候，我因為布置環境的需要，試著照書上折一只小兔子，沒想到過了一會，竟然有好幾個孩子在旁邊聚精會神的看我折紙，我沒有打斷他們，而是不斷的拿出各種各樣的彩色的折紙折出不同的動物，我沒想到小班孩子能這么投入的看了半個多鐘頭。并將這些折好的動物給他們欣賞和玩弄。以后我也發現孩子們經常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動我的彩色折紙，我知道一定是他們對這些色彩鮮艷的折紙產生了興趣。

2根據孩子愛模仿的特點，成人可讓孩子和自己一起用紙進行簡單的折疊，如邊對邊折、角對角折等，在教孩子折紙時，可采用游戲的口吻。如把正方形的四角向中心折時，說成是“中心媽媽”親吻“四個寶寶”。孩子在親切的氣氛中不知不覺地學到本領。《孩子對折紙有了強烈的好奇心之后，我決定嘗試讓他們先試試，于是我讓孩子們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的折紙，給他們自由的空間，“你想折什么就折什么？”果然，孩子們熱火如潮的折了起來，當他們拿著自己的“成果”得意的向同伴們介紹自己折的什么的時候，我很清楚，孩子們的折紙熱情已經大大的增加了。可是單單的讓他們自由的折紙，不久他們也許就厭倦了。當孩子已經不滿足于自己那不象的“成果”時，于是我教他們“變戲法”，將正方形變成三角形（對角折），將三角形上畫出鼻子，眼睛，胡須，馬上又變成小花貓，小兔了。然后我們又拿著自己的小花貓玩〈小貓抓老鼠〉的游戲。孩子們別提有多開心了.這樣的折紙活動才符合孩子們的年齡特點和生理特點。

3、學齡前幼兒注意力保持時間不長。因此，成人不要太長時間的進行折紙游戲。防止孩子不感興趣的方法是經常變換折紙的方式方法，可以讓孩子折好頭兩步，后面幾步由成人折好，將折好的玩具給孩子玩，可增強孩子對紙工的興趣。

第4篇：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

【關鍵詞】威廉·福克納；意識流小說；《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哲學思考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美國文學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西方意識流小說派代表之一，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創作了多部長篇小說和大量的短篇小說，因其少年時閱讀了許多莎士比亞、巴爾扎克、康拉德等人的文學作品，故在文學寫作活動中深受大師們的影響，對于文學語言的運用嫻熟，并具有自己獨特的寫作風格。威廉·福克納的代表作品有《喧嘩與騷動》、《圣殿》、《我彌留之際》、《八月之光》等。威廉·福克納擅長于通過對人物意識狀態的描寫來表現人物內心活動變化，從細膩的心理活動對人物形象進行精準的形象刻畫，正因如此，威廉·福克納在寫作過程中在對于人物內心活動的描述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寫作特點和風格，即意識流文學風格。威廉·福克納將文學作品中人物的主觀感受真實、客觀的表現出來，并以此來表達人物及作者在所經歷事件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威廉·福克納的文學作品中，意識流文學寫作技巧使其作品對于人物形象的刻畫更加生動、具體，同時對于人類、世界、社會等方面的多角度的哲理思考更加深刻。本文以《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為實例，探尋威廉·福克納意識流文學的藝術特征，展示作者深刻的哲學思考以及威廉·福克納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一、威廉·福克納意識流小說中的藝術特征

意識流文學興起于20世紀初的西方，并開始應用于涉及到現代哲學和現代心理學的文學作品中，其中以小說類文學作品最為突出。20世紀20年代起，意識流技巧在文學創作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并形成為新的文學流派，與此同時，意識流小說也應運而生。與傳統文學小說創作不同，意識流小說打破了傳統小說創作中對于人物所處的時間空間、家世背景等內容的詳細介紹，同時對于事件的描述也不再按照時間先后順序或敘事邏輯的順序進行。意識流小說的創作相對于傳統文學小說創作而言，更具有多變性和跳躍性的藝術特點，即在對時間和空間的表述上跳躍、多變，不受傳統時間、邏輯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威廉·福克納作為西方意識流文學流派的代表人物，其意識流小說中意識流文學的藝術特征極為顯著。

例如《喧嘩與騷動》中，威廉·福克納先后從班吉、昆丁與杰生的視角來講述自己的故事，而并非是用統一的視角和時間熟順序對故事進行描述。在對于故事情節的敘述中，威廉·福克納除了對人物的正常的思想活動進行描寫，還對其潛意識，下意識等意識活動進行描述，于是在《喧嘩與騷動》中，威廉·福克納常用“當前”、“那天”作為標記，以方便讀者的閱讀，同時生動的表現出了敘述者思緒的跳躍和視角的轉換。又例如，在《我彌留之際》中，威廉·福克納對各個人物的內心獨白和內心分析進行了細致的描寫，全書共59節，每一節都是一個人物的內心獨白，都是從該人物的視角對故事情節的某一部分進行闡述和解讀。當然，在威廉·福克納的文學作品中，作者除了運用了內心獨白，內心分析等文學藝術技巧之外，還十分注重自由聯想，時間和空間的蒙太奇等寫作技巧的運用，這使其文學作品充滿了詩性和音樂性，使作品主題的表達更加突出明顯。

二、威廉·福克納意識流小說中深刻的哲學思考

作為意識流作家，威廉·福克納的文學作品中運用了大量的“時序顛倒”、“對位式結構”、“象征隱喻”等“多視角”的藝術手法，以表現內容中對于現實世界的反應和表達作者所要抒發的思想感情。在威廉·福克納的意識流小說中，無論是凌亂的故事結構安排，還是大段的類似于囈語的內心獨白，都充分的體現了作者對于現實世界、人類、人生等諸多方面的深刻的哲學思考。

例如，在《喧嘩與騷動》中，當“昆丁”這個人物形象正是出現在作品中的時候，昆丁首先提到的是時間，是他爺爺留下的那塊表，“這只表是一切希望和欲望的陵墓”。縱觀全文，在《喧嘩與騷動》中，康普生太太長久以來作為“身份”的化身，自私冷漠，終于成為整個家庭的拖累、負擔和噩夢；女兒凱蒂在常年得不到關懷愛護，又日夜受到古板教條的束縛的情況下，終于成為了輕佻放蕩的女子。正如文中對于“表”的象征的描述，一切先前的美好希望都在時間的長河中一點點的磨滅、死去，然后又被時間所掩埋。又例如《我彌留之際》中，所有的“苦難”并不是外界客觀原因附加于人的，而皆是源自于人類人性的雙重性和人類自己本身的選擇，于是艾迪帶著“認罪和贖罪”死去；大兒子失去了一條腿；二兒子瘋了；三兒子失去了心愛的馬；女兒墮胎失敗，墮胎錢也被父親要走了；一家之主配了副假牙，還娶了新的太太……

綜上所述，從文學藝術技巧方面講，威廉·福克納的意識流文學作品成功的顛覆了傳統的寫作模式，無論是寫作順序還是對于人物內心活動的刻畫；從文學作品的思想意義方面講，威廉·福克納在作品中所闡述的哲學性的思考，無論是關于現實世界還是人類本身都值得人們認真對待并引以為戒。艾倫·泰特認為，威廉·福克納“是亨利·詹姆斯之后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福克納是國際小說流派的偉大的楷模之一，這一流派一個多世紀以來已經把亞里士多德的關于悲劇是行動而不是品質的教條顛倒過來……我認為威廉·福克納和他本國的霍桑和詹姆斯并駕齊驅。”這大概是對威廉·福克納最大的肯定和贊譽。

參考文獻：

[1]威廉·福克納.喧嘩與騷動[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7.

[2]威廉·福克納.我彌留之際[M].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6.

第5篇：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

糖尿病是一種常見的代謝紊亂性內分泌疾病，具有遺傳傾向。肥胖、飲食習慣、妊娠、感染及情感波動等應激狀態為其誘因，絕對或相對胰島素分泌不足所引起的糖代謝紊亂為其病理中心環節。涉及到脂肪代謝和蛋白質代謝，晚期還可影響水電解質代謝及酸堿平衡。

糖尿病屬祖國醫學中“消渴”的范疇。《內經·陰陽別論》說：“二陽結為之消”。《金匱要略》中則立“消渴”專篇。

糖尿病初期常常出現血糖動態調節及不穩定現象，使血糖動態變化超過正常生理范圍，影響細胞膜功能發生改變。反之，細胞膜功能紊亂之后，又可阻礙血糖通過細胞膜進入細胞內，造成血糖維持升高。血糖超過生理范圍的動態變化的速度越快，對細胞功能的影響越大。久之或多次的反復，便可引起細胞代謝失調，嚴重時部分細胞凋亡、器官功能下降，各器官并發癥相繼出現［1］。

經過大量的臨床實踐觀察，筆者就糖尿病病人的血糖水平結合中醫辨證觀思考如下。

1 糖尿病病人血糖升高的初期階段

糖尿病病人血糖開始升高伴隨而來的血液滲透壓亦升高，而組織液和細胞內滲透壓尚處正常或相對低滲壓狀態。結果三者的滲透壓要維持平衡，其細胞內和組織間液的水平就不斷地向血液中滲透，血糖不斷升高，來自組織液和細胞內的水分就不斷地進入血液，使血液容量增加，形成高容量性高血壓或者多尿。同時，組織間隙和細胞脫水，細胞皺縮，細胞膜和細胞代謝障礙。臨床病人顯示出口渴、多飲、咽干、多尿、體重下降等表現。中醫辨證，倘行合參其特點為一派陰虛內熱的現象，治宜養陰清熱，方以增液湯加減。

2 糖尿病病人的高血糖持續階段

糖尿病病人血糖升高到一定的水平時，由于病人自行飲水和飲食的調節，會使血糖維持在高水平狀態。這時血液細胞間液和細胞內液處于相對高滲透壓的平衡中。可是，這種高滲透壓對血液細胞和組織細胞維持正常代謝都是非常不利的。降低了細胞膜的功能，抑制了細胞的正常新陳代謝，導致細胞缺氧，缺少能量供給，陷于“饑餓”狀態。臨床表現為除上述口渴、咽干、多飲、多尿外，病人出現疲乏無力、懶動、嗜臥等，有時感頭昏無力。倘行合參其特點多為氣陰兩虛、脾胃不和、升降失調、絡脈於阻證，治宜益氣扶正、養陰清熱、升清降濁，方以《醫學中衷參西錄》名方玉液湯加減［2］。

3 血糖由高水平逐漸回落至正常階段

糖尿病病人由于飲食的調控和治療，血糖由高水平下降，伴隨而來的血漿滲透壓和血漿粘度亦開始下降。倘血糖下降過快，則會出現血液滲透壓較低，而組織滲透壓和細胞內滲透壓仍處于高滲透壓狀態，則水分不斷的大量進入組織間隙和細胞內，導致細胞內和細胞間容量增加。其容量增加的速度與血糖下降的速度成比例。血糖下降的速度愈快，其細胞內液體容量增加的愈快。嚴重時造成細胞水腫，細胞水腫也同樣影響細胞膜的功能和細胞的代謝活動。其臨床表現口渴、多飲、多尿現象逐漸減輕，出現口渴不思飲現象、周身浮腫發緊，舌苔白厚膩，脈緩而濡，中醫辨證為濕阻中焦、漸成腫滿證，治以淡滲利濕、消腫利尿，方以五苓散加減［3］。

4 小結

糖尿病初起三多癥狀常同時并見，不能截然分開。所以臨床上不可拘泥于“三消”臨床分型，而應抓住“陰虛陽亢、津涸熱”的病機。以上糖尿病病人血糖水平從細胞滲透壓角度出發結合中醫辨證觀進行中醫辨證治療，僅為個人所思，不到之處敬請指教。

【參考文獻】

1 苗述楷，蔣惠文.糖尿病并發癥防治學.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0，1-23.

第6篇：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

1.堅持“主體”與“客體”的辯證統一，營造和諧關系

唯物論認為，主體與客體之間是認識與被認識、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主體是能動的改造者，對客體施加積極主動的影響，使客體的認知發生變化；同時，客體以自身的屬性制約著主體的活動范圍、方式、性質，從而反作用于主體。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貫徹“以人為本”的要求，必須正確處理主客體的關系，在營造兩者間和諧關系上下工夫。一是要端正主體。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就是一個主體改造客體、客體影響主體的過程，這個過程持續發生著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的雙向運動。教育組織者既是具有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和實踐經驗的主體，又是受群眾認識水平、興趣愛好制約的客體；群眾既是接受教育的主體，又是制約教育組織者實施的客體。他們具有雙重身份，扮演雙面角色，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辯證統一體，教育過程中只有兩者共同發揮作用，才有利于教育目標的實現。二是要體現平等關系。當前，隨著群眾民主意識的增強，追求平等的愿望日趨強烈，也促使群眾的主體地位得到提高。要調動群眾參與教育的積極性，就要在教育中遵循民主平等原則，做到尊重群眾、理解群眾、關心群眾、愛護群眾和相信群眾，變單向的“權威式”“命令式”“硬灌式”為雙向的“研究式”“啟發式”“討論式”交流，在互動中啟發他們參與的自覺性、主動性。三是要明確主導地位。主導并不是對群眾主體地位的否定，而是對教育者主導地位的認同，教育者作為教育活動中把握方向、確立標準、組織實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如果放棄主導地位，一切按群眾意愿開展教育，則既不利于給群眾灌輸正確的思想，也不利于群眾自身人格的完善和綜合素質的提高。所以，強化“以人為本”教育理念，就應當理性認清教育者的主導地位，力求給群眾灌輸正確的思想，促進其成才成長。

2.堅持“共性”與“個性”的辯證統一，科學設置內容

個性是共性的基礎，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教育內容只有善于從個性之中發現共性，透過偶然預見必然，把握共性兼顧個性，充分考慮群眾的認知水平、個體需求、接受能力和個性差異，才能使教育效果最大化。一是發揮共性指導作用，搞好結合靈活實施。“以人為本”中的“人”指的是全體人，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強教育實效，就必須考慮受教育者的共性特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法規制度，借鑒運用成熟的經驗做法。二是著眼群眾成才需要，促進自身價值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要體現群眾至上、服務群眾的理念，就要充分考慮群眾的成長成才需要，將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統一起來，既努力創造條件滿足群眾成長成才要求，又多方創造條件引導他們全面發展.

3.堅持“形式”與“內容”的辯證統一，創新方式方法

形式與內容是對立的，又是相互統一的，只有處理好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使兩者相得益彰，“以人為本”的理念才能落實到位。一是靠形式保障落實。靠形式保障落實就是要重視發揮管理機制的保障作用，要認識到思想政治教育對象是一個群體，對這樣一個群體的思想行為施加影響，必須建立有效的教育管理機制，使教育進入組織管理和組織生活，從而發揮剛性的力量去約束它、影響它，使其接受思想的洗禮。例如，可通過建立健全學習教育制度，定期組織體會交流、述職述學，靠制度機制強化教育的效果，確保教育的長效。二是靠形式深化內容。好的內容要靠形式去表達、去體現，思想政治教育體現以人為本，就要廣泛應用群眾喜聞樂見、生動活潑的教育形式，運用具有時代氣息的信息、網絡資源和媒體設備，使教育內容寓于豐富多彩的形式之中，常搞常新。三是靠內容支撐形式。形式固然重要，但形式是由內容決定，為內容服務的，因此，“以人為本”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應著力使內容科學化、有效化。當前開展教育的手段雖然多了.途徑更加廣泛了，但是有的卻脫離了群眾的思想實際，言之無物，思想性降低了。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組織者，必須堅決糾正“多媒體設備用了、網絡設備有了，教育實效就有了”的錯誤認識，更不能把形式花哨當成“以人為本”。應把充實教育內容作為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環節，認真做好備課準備，抓好授課各個環節內容的落實，在講出精辟見解、寫出精彩內容上下工夫，力爭做到融知識性、思想性、趣味性于一體，用真、善、美陶冶群眾情操。

4.堅持“內因”與“外因”的辯證統一，內外形成合力

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外因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確保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實效，內因與外因必須共同發揮作用。一是要深挖潛力，啟發自我教育。“以人為本”是把人看作既是全面發展的人、又是自我實現的人。促進自我實現，必須把作用于群眾身上由教育目的造成的外部壓力轉化為群眾的內在動力，將群眾的求知熱情激發出來，這樣才能觸及群眾的心理層面。只有把理論的重要性及其科學內涵講清弄明，才能增強主動學習的自覺性，變被動的“要我學”為主動的“我要學”。二是要善借外力，搞好環境熏陶。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忽視外因的作用。要重視搞好單位文化建設，利用標語、櫥窗、板報等創設主題鮮明的政治環境，充分發揮環境的熏陶作用，形成“處處是課堂”的文化氛圍，讓群眾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啟發。三是積極贊賞，重視情感激勵。積極的贊賞是思想政治教育順利開展的有效途徑，是主客體間溝通磨合的劑，也是主客體間有效互動的粘貼劑。要通過肯定群眾的優點和成績，使群眾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從而將內因和外因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避免或減少抵觸和對抗情緒，把教育中煥發出來的熱情轉化為認真履行職責的強大動力。

第7篇：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

[關鍵詞] 中醫藥；高血壓；頸動脈IMT

[中圖分類號]R544.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3-7210（2007）12（c）-145-01

近年來隨著對高血壓研究的進展，高血壓病的治療觀念和目標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患者除了具有高血壓本身有關癥狀外，長期高血壓可以引起多種心血管疾病，成為多種心腦血管病的重要危險因素。根據近年來國內外大量有關高血壓流行病學及臨床研究結果，并經國內心血管等相關領域專家反復討論，中國高血壓聯盟制定了2004年《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對比1999年《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在影響高血壓病預后因素中，除危險因素外，是否存在靶器官損害至關重要。其中就增加了超聲檢測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頸動脈IMT的增厚(IMT≥0.9 mm)是高血壓靶器官損害的較早期表現。測量頸動脈IMT可作為早期AS可靠的替代指標[1] 。

流行病學研究發現，頸動脈IMT增厚在高血壓患者中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某些心血管領域的大型臨床試驗(如ELSA、PREVENT等)均將頸動脈IMT作為觀察AS的指標。中醫藥治療高血壓病注意辨病與辨證相結合，中醫學把人體看作一個有機整體，以全面調節人體陰陽平衡為目的，而不單純追求降壓，在臨床上我們可以在中醫基礎理論指導下結合西醫研究成果辨證用藥是中醫治療高血壓的趨勢，根據中醫基礎理論、中藥配伍原則、現代藥理研究，然后組方用藥觀察療效。現代醫學對IMT增厚的療效研究已經取得較大進展，而中醫藥對IMT增厚的干預仍然處于初級階段。由于中藥成分復雜，各成分之間相互影響，復方組方各不相同，研究角度、側重點也不盡相同，其作用機制較為復雜，不少中藥同時具有幾個方面的作用。中醫古典醫籍中沒有“高血壓”之名，也沒有“動脈內膜中層厚度”之名，這些年來從中醫藥學的活血化瘀、消食化痰、軟堅散結、通腑化濁理論出發，結合現代醫學和分子生物學的方法進行臨床和實驗研究有了新的進展。有實驗研究證實[2]通心絡膠囊能在短期內(3個月)有效地阻遏及降低CCA-IMT增厚進展，降低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其可能是通過增加血管內皮細胞一氧化氮含量，降低血漿內皮素水平，以改善內皮功能[3]，從而降低IMT增厚的進展。動物實驗也證明了通心絡能明顯抑制兔外周血管球囊損傷后的內膜增生[4]。國內有報道[5]頸動脈粥樣硬化伴血脂異常患者，經麝香保心丸治療后，不僅血脂下降，而且用藥1年后頸動脈IMT變薄有統計學意義，提示麝香保心丸對頸動脈粥樣硬化有良好的治療作用。國內學者曾報道[6]麝香保心丸能抑制動脈內膜增生，有減少粥樣硬化斑形成的趨勢。我們可以根據頸動脈IMT增厚的主要原因是平滑肌細胞（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VSMC）的增殖來初步探討中醫中藥在此領域的可能前景。目前，已有大量報道中藥復方、單味中藥及有效成分有較好的抗VSMC增殖作用，但大多數研究缺乏嚴格的對照，缺乏大樣本的前瞻性觀察，缺乏系統性研究，且研究深度不夠。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根據中醫基礎理論、中藥配伍原則，將現代藥理研究組方運用于臨床，傳統中醫藥將會在減少頸動脈IMT增厚和改善全身AS方面做出較大的貢獻。通過檢測IMT這一客觀指標來評估中醫理法方藥在療效方面的可行性，另外通過檢測IMT這一客觀指標使中醫證候量化，為臨床辨證論治提供客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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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的陰陽之論表明，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筆者在關于《周易》的研究方面，從認識論的角度把“卦”的哲學內涵歸結為“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的形式為陰陽爻表示的“時”和“空”，由此使“卦”無所不包，“卦”作為萬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極”，才能推定“太極”承諾的本體。把“太極”以“太極圖”和“八卦圖”統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論的哲學推定。具體講，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與主體對應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極”或“無”是不能與主體的形式對應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體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體，即本體不能作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體只能以時空進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簡單的討論形而中論的幾個基本問題。新晨

第9篇：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

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　──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 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 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 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 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 “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成人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 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 《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 “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轉貼于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的陰陽之論表明，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 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陰中有陰， 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

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 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　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 “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 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筆者在關于《周易》的研究方面，從認識論的角度把“卦”的哲學內涵歸結為“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的形式為陰陽爻表示的“時”和“空”，由此使“卦”無所不包，“卦”作為萬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極”，才能推定“太極”承諾的本體。把“太極”以“太極圖”和“八卦圖”統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論的哲學推定。具體講，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與主體對應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極”或“無”是不能與主體的形式對應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體形式， 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體，即本體不能作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體只能以時空進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轉貼于

下面簡單的討論形而中論的幾個基本問題。

1，“卦”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形而上者謂之道”

《周易》的一個基本承諾是關于人作為主體對客觀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體的形而中性決定了和中為是。和中為是來源于《周易》的本體論承諾。《易傳》中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推定《周易》本體論承諾的依據。一陰一陽者，太極所生之兩儀也，故，兩儀之所統者，乾、坤者也。關于乾，《周易·乾·彖》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關于坤，《周易·坤·彖》說：“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和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乾坤作為“萬物資始”，太極之生也。所以，“太極”作為本體，是形而中對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體論的哲學承諾以太極生八卦的方式進行推定和以“太極圖”方式的推定，進而以“八卦圖”與“太極圖”的復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數”表達《周易》哲學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數”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觀的意義，其中表達出《周易》關于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這是中國哲學獨具特色的方式之一，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學力圖達到的一種境界，而中國哲學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達到了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但是，對中國哲學的這種推定方式，卻不能以西方哲學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為西方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邏輯形式是與中國哲學不同的，西方哲學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國哲學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學史表明，自亞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體，產生了西方哲學中的不可克服的本體論困難。

把“太極圖”和“八卦圖“結合到一起，一般認為這種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開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極圖，也沒有人將其與八卦結合在一起。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開創了這一推定的方式。把兩者的結合，即把“太極圖”放到“八卦圖”的中心，使“八卦圖”的推定統一于“太極圖”的邏輯推定，這從哲學的承諾和推定而言，“太極圖”是中國哲學中的獨具特色的方式。由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易傳》），故在中國哲學沒有產生象西方哲學的那種被系統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邏輯的方法。在這方面，中國哲學固然缺少主體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為對這一部分的認識是與主體的形下性關聯且發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學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樣。可是，哲學的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當西方哲學的形式化制式以產生自然科學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繼續形式化的努力中卻困難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終結時，以《周易》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國哲學制式就必然成為當代哲學進路的新的發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制式的非統一性，各自的哲學制式只服從自身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用我們已經熟悉了的并“運用自如”的西方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形式作為研究《周易》的方法，將產生二律悖反的結果。由承諾和推定的制式所決定，一種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諾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統一性。所以，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承諾與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獨立的系統。如前所述，對于西方哲學的制式和中國哲學制式進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諾推定法對制式的推定將發現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的各自不同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由于當代的中國哲學研究沒有注意這一問題，使中國的哲學研究產生了嚴重的誤區。

2，“卦”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

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由此承諾了哲學的主體論形式。由形而中者謂之卦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推定出主體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謂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這樣的承諾：卦而上者謂之天，卦而下者謂之地，卦而中者謂之人。顯然，這是指對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可見，主體之人為天地之間的中和者也。如果說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對道的承諾和推定，及其由“卦”來推定主體承諾的方式，那么，主體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謂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謂之用，用而中者謂之真，真而中者謂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間兩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謂之人的這一哲學推定極其重要，他承諾了主體的能動性。這就是說，在具體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因為任何事物的組成和對此所作的判斷都是主體推定的結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發展變化中充分的把握它，應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則，難以掌握對事物的主動權。由于卦而上者謂之天，卦而下者謂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謂之器”，所以，天和地同為有形之物，人對有形之物的認識和把握是不會超過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謂之用，主體推定的形而中者謂之卦承諾了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可以通過卦而推定道。主體要想達到這一高度，就必須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為獨立的主體，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為主體的形式推定，即實現主體方法論和認識論的的統一，就是所謂用而中者謂之真──真的認識只是中的主體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謂之道”。可見，這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中國哲學范疇的體用之論，即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

卦而中者謂之用，是推定“卦”承諾的主體方式。以八經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為卦的主體論承諾和推定的方式。可見，對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即由“形”的承諾推定形而中者謂之卦，對于卦所承諾的主體性而言，有“形”承諾的主體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諾，推定卦而中者謂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統一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是形而中論哲學體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謂之卦，卦而中者謂之用，是主體對事物的對應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體選擇了用的方式，從而為主體服務，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顧事物對主體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規律即對應和中的限度，將適得其反。所以，當我們在現實中看到對某一哲學觀及方法論崇拜并推到絕對時，不但不是正確的方法，而且，還將由于違背對應和中的規律而帶來錯誤的結果。

所以，由形而中論可以推定西方哲學中的所謂的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哲學誤區。尤其當我們以唯心論和唯物論的承諾去推定《周易》的哲學思想時，將失去《周易》的本來面目（實踐說明，用這一方法對待問題的研究，給我們的理性帶來的困難和在實踐中造成的危害實在觸目驚心）。以形而中論推定所謂的唯心唯物之爭，因為器為物，人為中，心為形而中之心，物為形而中之物，所以，無論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這樣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實現了“天下殊途而同歸”（《易傳》）的承諾。所以，以中和為方法，可謂主體行之達道也。西方哲學的唯心論和唯物論之爭的誤區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達到空前的發展，以至于離道越來越遠，最終由于物質社會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對物質的過度掠奪達到危及人類的生存。

形而中者謂之卦和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都是在本體──時間和空間的承諾下推定的結果，因此筆者認為，時間和空間是人類認識的生成方式。（具體見筆者《“卦”的形式及其本體論內涵──兼論《易經》研究的方法》載于段長山主編《現代易學優秀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頁）

顯然，以形而中論作為哲學反思并對中國哲學進行的外化表明，中國哲學是時空對應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論，比較之下，西方哲學是時空對立統一的形式性的“形而上學” ，所以，不能以西學東漸而來的對立統一的形式性的哲學命題、 形式、概念和范疇闡解對應和中的方式性哲學命題、方式、概念和范疇。“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表明，形而中論的方式性能承諾和推定形而下論的形式性，以此顯示出形而中論哲學的強大生命力。歷史將表明，形而中論哲學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之后人類的主導性哲學。由于這一論題不是本文的重點，筆者將另文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