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產值和稅收的關系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

高新技術產品產值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分析如果一組非平穩時間序列存在一個平穩的線性組合，即該組合不具隨機趨勢，那么這組序列就是協整的，為了進一步了解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對經濟增長(GDP)的影響，以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為自變量、GDP實際值為因變量，先取對數，然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進行回歸，其回歸方程如下:（式略）在5%顯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單位根，為平穩序列。再對殘差序列進行相關性、異方差和正態分布檢驗，發現不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且為正態分布，說明該回歸方程不是偽回歸。因而在其它條件不變情況下，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增加1%，GDP實際值將增加0.49%。

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1994年不變價)與銷售收入、減免稅收、產品數、企業數的關系，了解影響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的主要因素。先對這5個變量(具體數據見表1)進行相關系數分析，具體結果。5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至少都是0.87以上，這表明5個變量是高度相關的。然后以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為因變量，企業數、銷售收入、減免稅收、產品數為自變量，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得到回歸方程(2)，其F值檢驗(Prob(F－statistic))顯著，擬合度也很高，D.W.也很好，但是自變量中除銷售收入t值顯著外，其它3個自變量t值都不顯著，這表明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為避免多重共線性的影響，本文把銷售收入、減免稅收、產品數、企業數4個變量分別與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進行研究。高新技術產品銷售收入對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的影響先把高新技術產品銷售入和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都取對數，然后進行單位根檢驗，看是否為非平穩序列。檢驗結果表明兩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變量，存在協整的可能。以高新技術產品銷售收入為自變量、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為因變量，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得到如下回歸方程:（方程略）對殘差序列ecm1進行平穩性檢驗、正態分布、自相關和異方差檢驗，都通過檢驗。該回歸方程表明高新技術產品銷售收入增加1%，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將增加0.98%。減免稅收政策對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的促進作用先把減免稅收取對數，然后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斷其是否為非平穩性序列。檢驗結果表明其是一階單整變量，與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之間存在協整的可能。以減免稅收為自變量、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為因變量，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得到如下回歸方程:（方程略）對殘差序列ecm2進行平穩性檢驗、正態分布、自相關和異方差檢驗，都通過檢驗。該回歸方程表明高新技術產品享受的減免稅收增加1%，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將增加1.31%。與方程(3)中的銷售收入相比，減免稅收的政策對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的作用更大。企業數、高新技術產品數對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的影響把企業數、高新技術產品數先取對數，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其為一階單整變量、兩變量與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之間存在協整的可能。(1)以企業數為自變量、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得到如下回歸方程:（方程略）對殘差序列ecm3進行平穩性檢驗、正態分布、自相關和異方差檢驗，都通過檢驗。由于該回歸方程為一階滯后回歸方程，當其達到均衡時，Ln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Ln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1)代入方程(5)中移項化簡后可得如下回歸方程:Ln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1.21Ln企業數+ecm3(6)該回歸方程表明生產高新技術產品的企業數增加1%，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將增加1.21%。(2)以產品數為自變量、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得到如下回歸方程:（方程略）對殘差序列ecm4進行平穩性檢驗、正態分布、自相關和異方差檢驗，都通過檢驗。該回歸方程表明生產高新技術產品的產品數增加1%，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將增加1.81%。與方程(6)中的企業數對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的影響相比，產品數對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的影響更大。根據上述4個回歸方程可知，對高新技術產品實際產值影響的4個因素中，產品數是最重要的，其次為減免稅收，然后是企業數和銷售收入，這4個因素對高新技術產品實際值彈性系數分別為1.81、1.31、1.21、0.98。

第2篇：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 縣域經濟； 招商引資； 財稅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4）11-0065-05

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發展是硬道理。為了做大經濟總量，建立開發區招商引資成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從縣域經濟發展看，無一例外地采用財稅優惠政策吸引外地資金，但對其財政績效研究較為薄弱。進入新世紀以來，發達國家講求績效的先進理念引入我國，財政領域逐步重視支出績效評價，并以此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降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成本。招商引資作為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很有必要研究其績效問題。本文以廣西武鳴縣為例對招商引資的財政績效進行分析。

一、武鳴縣開發區現狀及比較分析

（一）工業園區招商引資優惠政策概況

武鳴縣伊嶺工業區位于縣城附近，規劃面積為50平方公里，2002年起建立工業區，2010年被確定為廣西A類產業園區。該縣是經濟社會較發達的縣份，先后被評為全國科普示范縣、全國科技工作先進縣、全國民政工作先進縣、全國村民自治模范縣。近年來，該縣提出了“工業富縣”的發展戰略，努力把工業區培育成新的經濟增長極，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招商引資工作不斷上新臺階，工業區對全縣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

為吸引投資，工業區在頭五年實行了較為優惠的財稅扶持政策，主要有：按國家規定執行全部稅收減免；實行財政扶持金、財政貼息和財政獎勵政策；按成本價收取土地出讓金，但對投資方三年內納稅額（地方所得部分）超過地價總額的，給予等同于地價款的獎勵；按下限收取各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免收基本建設項目規劃咨詢費，減半征收小城鎮建設配套費；幫助爭取上級各項扶持資金，如中小企業發展資金、技改補助、淘汰落后產能獎勵資金、貸款額度；給予投資者在交通、通訊、就醫和子女入學、就業等與本地居民同等待遇；設立招商引資服務專窗，經營及居住滿一年的，可辦理城鎮常住戶口。

2009年起，武鳴縣適當調整了招商引資優惠政策，總體上優惠力度有所減弱。具體來說，提高了給予財政扶持金的條件，如給予30%財政扶持金的條件由對縣本級稅收貢獻5—20（含）萬元提高到20—50（含）萬元，其他各檔也相應提高；不再實行固定資產投資貸款財政貼息政策以及對技術改造及新產品開發企業新增稅收5萬元以上給予30%獎勵的政策；享受優惠政策的期限由自企業投產之日起五年內縮短為自企業投產之日起三年內。

（二）武鳴縣工業區與周邊工業區優惠政策比較

比較其他相鄰工業區的優惠措施，可以發現，南寧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作為國家級高新區，有著地處市區、財力較多等優勢，給出了稅收獎勵、配套資金扶持、改制工作經費補助、上市工作經費補助、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風險補償、培育創業投資補貼、搬遷補助、自建廠房補助、租賃廠房補助、物流費用補助、聯網審批管理補助等多項扶持措施。其稅收獎勵措施有：入園企業自認定為軟件企業之日起三年內，企業增值稅進高新區財政部分的50%及所得稅、營業稅進高新區財政部分第一年達到5 000元人民幣以上、后兩年達到一萬元人民幣以上時，經軟件園管理中心審核后，由高新區財政分別等額獎勵給企業。最有特色的是創建“無費區”，免收環保審查費、企業代碼證及培訓費等17項行政事業性收費。

靈山縣則對五年內交納“兩稅”50萬元以上的企業分別給予該部分稅金8%～17%的累進財政扶持。此外，靈山縣采取了一廠一策的做法，給予各個工業區內企業數額不等的財政扶持資金，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外來投資，提高本地的經濟實力，也提高本地區在與其他地區競爭中的話語權。

總體而言，武鳴縣的財政扶持金力度是很大的，但限于縣級政府的權限和財力，已經是傾其所有了。從中可以看出這樣一些特點：縣域招商引資財稅優惠以獎勵為主，獎勵往往與產值、完成投資、稅收貢獻掛鉤；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免；獎勵政策較少與就業、技術引進、培育企業壯大規模掛鉤，其政策導向是做大產值、稅基。而作為國家級開發區的高新區則側重軟件產業、上市企業、技術創新，其行業導向比較明顯。

（三）武鳴縣工業區與周邊工業區生產要素比較

除此之外，筆者還對這幾個工業區的投資成本進行了比較，具體見表1。運輸成本方面沒有太大差別，武鳴縣工業區水價較高，電價沒有優勢，地價比市區便宜，但高于靈山縣。從對企業的問卷調查看，入園企業到這里投資落戶主要看中的是地理位置好、政策優惠、自然資源豐富；企業所享受的優惠政策以土地價格優惠、稅收優惠最受投資者青睞；對于投資環境，普遍認為比較好，并認為全部或多數兌現了所承諾的優惠政策；從政策期望看，多數企業希望增加和完善優惠政策、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加強招商項目策劃與包裝。

二、武鳴縣開發區財稅績效的具體分析

（一）園區企業基本情況

1.企業情況

2002年至今，工業區共引入企業144家。目前已投產105家，在建39家。按年銷售收入2 000萬元標準計算，2009年規模以上企業6家；按年銷售收入500萬元標準計算，2009年規模以上企業26家；2010年產值達億元以上企業9家。從行業分布看，林產品加工業、農副產品加工業最多，合計超過50%（表2）。

從調查情況看，有些企業很有發展潛力，福建、浙江等地客商投資的陶瓷企業共有7家，靠近消費市場，技術比較先進，生產、銷售情況良好，都表示將繼續擴大生產，增加生產線。

2.資金到位情況

據統計，入駐的144家企業協議合同投資額608 353萬元，2010年實際投資額327 715 萬元，資金到位率53.87%。

3.實現產值情況

按照工業區的統計數據，入駐的144家企業協議合同產值1 266 794 萬元，近三年實際產值及占協議合同產值的比例見表3，各行業產值比重見表4。從表3、表4可以看到實際產值占協議合同產值的比例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各行業每畝創造產值相差較大。

（二）工業區引資成本分析

招商引資成本包括稅收減免、財政扶持、財政獎勵、征用土地補償、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區管委會工作經費等方面。2003年至2010年，各項財政投入及稅收減免合計為16 792萬元。

（三）工業區稅收貢獻分析

總體來說，匯總2002年以來的數據計算，工業區企業協議產值稅收貢獻率為3.78%，2009年、2010年產值實現率分別為25.05%、34.98%，產值稅收率分別為0.74%、0.71%。

1.上繳稅收情況

按照協議合同，達產稅收貢獻額為47 879萬元，2008年、2009年、2010年實際繳納稅收（不含耕地占用稅）分別為2 088.44、2 343.96、3 136.57萬元，分別為協議合同達產稅收額的4.36%、4.89%、6.55%，呈現上升態勢。2008—2010年三年均無稅收的有14家。近三年工業區企業繳納稅收占全縣本級稅收收入的比重分別為15.56%、11.62%、12.55%，尚未發揮支柱作用。

從工業區單個企業的稅收貢獻看，2008年繳納稅收超過100萬元的企業有3家，占當時全部入園企業（125家）的2.4%；繳納稅收超過10萬元的有42家，占企業總數的33.6%。2009年稅收超過100萬元的有6家，占2009年入園企業（135家）的4.44%；超10萬元的有39家，占28.89%。2010年稅收超過100萬元的有9家，占2009年入園企業（144家）的6.25%；超10萬元的50家，占34.72%。

2.稅收行業結構

從各行業的稅收貢獻看，建材業、林產品加工業提供的稅收較多，且比較穩定，而制藥業提供的稅收呈現下降趨勢，農副產品加工業提供的稅收比重最低，紙塑包裝業提供的稅收尚不穩定，機械制造業的稅收貢獻率上升較快，潛力較大（見表5）。按國稅、地稅分，以國稅系統征收的稅收為主，2002—2010年，繳入國稅系統的稅收收入為5 932.48萬元，占工業區企業全部稅收貢獻額的80.6%。但從變化趨勢看，工業區企業對地稅系統的貢獻率逐步提高，這對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件好事。

剔除耕地占用稅，2006—2010年工業區企業繳納稅收合計為10 911.50萬元，與2003年以來的財政投入及稅收減免額相比，相當于招商引資成本的64.98%（沒有考慮其他各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這與進入園區企業頭幾年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有關，也與園區建設初期基礎設施投入較大有關。

3.分行業稅收貢獻率

根據武鳴縣財稅部門及工業區提供的統計數據，分別計算了有比較完整統計數據的2008—2010年分行業產值稅收貢獻率、銷售收入稅收貢獻率（見表6）。從表6中數據可以看到，六大支柱行業近三年的產值稅收率大多不到1%；銷售收入稅收率絕大多數高于1%，甚至達到兩位數。為了評價工業區這些支柱行業的稅收貢獻指標，借鑒了相關研究機構提供的增值稅行業平均稅負率，按對應行業比較后發現，武鳴縣工業區農副產品加工業、生物制藥業、機械制造業的稅收貢獻率尚未達到全國同行業的平均水平，而建材業則高于全國同行業的平均水平，林產品加工業沒有同類參考數據。

三、存在不足及原因分析

（一）工業區的產業集聚效應尚不明顯

比較武鳴縣工業區“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可以看到所規劃的六大主要行業已經發生變化，而實際形成產業集群的尚沒有，反映出縣域對園區發展長遠目標的前瞻性研究相對薄弱。由于武鳴縣地處西部地區，縣域經濟基礎無法與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類比，往往是根據實際招商的情況來“總結”產業定位，而難以事先科學地確定發展方向。

從工業區的六大主要行業看，有的產業關聯度不夠高，企業間的交易占全部企業銷售額的比重也有待提高。產業集聚理論認為，大量聯系密切的上下游企業以及相關的支撐機構在空間上的集聚有利于經濟要素的集約和優化配置，有利于企業、行業間的相互協作、融合和提高，有利于資源的共享和循環利用，是提升區域競爭力的有效途徑。發展工業區理應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提高集約化發展水平，但多數縣域在行業選擇上，在園區發展初期更多地考慮增加企業的數量，難以完全做到“招商選資”。

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與地方政府所處的兩難境地有著密切關系，也與政績評價體系緊密相關。一方面，科學發展觀要求地方政府改變單純依靠資源投入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另一方面，一些省級政府按招商引資的產值、投資額等總量指標獎勵市縣政府，按GDP、固定資產投資額、財政收入等總量指標對市縣政府排隊和獎勵的做法仍然比較普遍。在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下，市場自身的選擇機制就難以發揮作用。從根本上說，只有科學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完全建立起來，形成引導縣域經濟科學發展、關注財政績效的經濟激勵機制，建立起包括官方評價、社會評價在內的多元化評價機制，才能改變這一狀況。

（二）單位土地面積的投資強度尚待提高

投資強度，即固定資產投資額（包括廠房、設備和地價款）除以土地面積，是衡量開發區土地利用率的重要標準。根據國家相關規定，武鳴縣土地屬于四類第十等，在有統計數據且行業歸屬明確的72家企業中，有20家尚未達到國土資源部2008年《工業項目建設用地控制指標》規定的單位土地投資強度要求。全部144家企業中，有83家提供了實際投資額數據，平均每畝投資強度為57萬元，低于廣西2007年《關于進一步推進工業園區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中規定的“其他工業園區（集中區）一般不低于80萬元”的標準。

在土地資源有限，國家拉緊土地供應閘門，引導地方走節約土地、集約化開發道路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面臨著擴大招商與土地供應不足的矛盾?？h域工業區在園區級別、知名度、優惠政策、公共服務設施等方面無法與大城市中的國家級、省級開發區競爭，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把企業拉進來，招商質量讓位于數量。

（三）財稅貢獻率有待提高

從上面分析的數據看，工業區的財稅貢獻率還有待提高，工業區企業繳納稅收占全縣本級稅收收入的比重也迫切需要提高。遍觀全國縣域經濟發展的狀況，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優惠政策，輕財源管理的傾向，財稅部門對給予企業的稅收優惠還沒有建立全面、準確的核算制度，過多的稅收優惠將使企業產生嚴重依賴，影響經濟發展內部自我激勵機制正常發揮作用。多年以來，稅務部門通過下達收入任務來推動工作，地方稅務部門重視完成收入任務、輕視政策導向和財政績效的現象有待改變。

（四）引進資金與引進人才、引進技術不夠同步

截至目前，武鳴縣工業園區還沒有高新技術企業，引進企業及產品的技術含量有待提高，林產品加工業及農副產品加工業占園區企業家數的一半，但主要是粗加工，附加值不高。從勞動力需求看，技術人員都是投資者從外地帶來，員工多數從本地招聘，主要是當地農民。這種現象既與縣域生活環境比不上城市有關，也與科研院所改革滯后有密切關系。大量科研機構、高等院校集中在城市里，享受著準公務員待遇，沒有發揮出應有作用。

（五）部門間尚需建立緊密協作的工作機制

從調研中發現，招商、財政、稅務、發改委、國土、環保等部門之間還沒有建立定期會商分析機制。各部門依據本系統的標準對入園企業進行審批，信息溝通與交流相對不足，垂直管理部門與當地政府部門即“條條”與“塊塊”之間不同的部門利益影響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四、完善現行政策的基本思路

（一）加強園區發展的研究與規劃

科學發展離不開科學決策，縣域經濟發展只有突出特色，才能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應立足當地自然條件、產業基礎、資源優勢，發展優勢特色產業。

放眼未來，必須淡化GDP目標，從外延式的單純增加資金、人力、能源、土地的發展模式向內涵式發展模式轉變，提高勞動生產率。面對附近園區相互競爭的實際情況，應避免同質競爭，打造特色與優勢，實現科學發展?？梢钥紤]與高校、各類研究機構合作，采取技術入股、土地入股等方式共同研制新產品，在部分行業取得突破，走出一條創新發展道路。

（二）建立包括財稅貢獻率在內的園區準入評價指標體系

以往開發區招商引資主要通過發改委、環保、工商、國土等部門設置前置條件審批，忽略了財稅貢獻指標。應綜合考慮招商引資對宏觀經濟的推動作用，制定科學、系統的進入門檻（指標體系），從經濟增長、財政增收、就業、外貿創匯、增加商品供應、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等提高要素經濟效益方面科學設定園區準入標準。建議建立包括企業規模、財政收入貢獻、提供就業、納稅誠信、科技創新能力、產業帶動能力等多方面的項目準入評價指標體系，在審批項目階段、項目進駐階段、項目成熟期分別進行科學的評價考核，確保引資質量和投資效益。通過招商、財政貼息、信貸擔保等方式支持社會資金參與園區基礎設施、教育、文化、商業設施建設，加快完善配套條件，促進園區健康發展。拓寬籌資途徑，創新籌資方式，加快工業區員工宿舍、超市、公交車站等配套公共設施的建設步伐，幫助企業盡快擴大投資，實現達產目標，提高工業區的財稅貢獻率。

（三）建立考核機制和引進項目退出機制

一是在項目進駐的各個階段做好考核目標設定、組織考核工作。二是建立完善引進項目退出機制、企業經營的市場淘汰機制，對于規定年限內沒有達到設定的單位土地面積財稅貢獻的，停止享受優惠政策，補繳土地出讓金等費用，或者加倍繳納，通過經濟措施迫使其退出園區，提高園區土地使用效率。

從長遠來看，價高稅大產品仍是招商引資的首要選擇，引進項目的重點應轉向高新技術產業，主要吸引產業關聯度高、對上下游帶動作用大的行業；對投資強度較低的木材加工等企業逐步鼓勵做大做強；對土地利用率低，對經濟、財稅貢獻較低的企業收回土地，或征收較高的土地使用稅、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收回減免的各項稅費，取消所有優惠政策。

（四）加強財稅管理

一是建立招商、財政、稅務、發改委、國土、環保等部門定期會商分析機制，實現信息共享。二是加強對稅收優惠的核算、稅式支出預測與管理，改變片面濫用稅收優惠政策的做法。三是除了加強招商力度、引進新的企業外，更重要的是繼續培育已經入園的企業。工業區管委會、財稅部門需站在做大做強園區財源的角度，加強園區項目及企業的財稅管理。

（五）做好配套改革

一是用好、用活現有優惠政策，幫助企業積極爭取上級中小企業發展資金、企業技改資金、技改貸款貼息、科技發展資金、節能減排專項資金、風險投資基金等專項補助。二是通過外引、現有企業重組改造等方式，吸引廣西科學院、廣西農業科學院、廣西大學的科研院所入園開展科技成果轉化，提高園區企業的科技含量。三是鼓勵、推動企業重組聯合，做大做強。財稅優惠政策不僅瞄準項目引進，而且引導企業不斷做大規模，通過制定實施累進式扶持政策，培育若干龍頭支柱企業，形成帶動效應。四是上級扶持應與招商引資財稅績效掛鉤，引導縣域經濟科學發展。五是加快科技、教育等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激發科技人員的活力，鼓勵他們到縣域經濟中創業，發揮其積極性、創造性。

【參考文獻】

[1] 馬海濤，牛文安.當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存在的問題與根源[J].中國發展觀察，2010（5）.

第3篇：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

一、*市個體私營經濟的基本情況和主要特點

20*年，*市個體私營企業達36171戶，全市個體私營企業實現國內生產總值98.2億元，比上年增長12.49%；工業產值112億元，增長21.70%；出*貨值42.62億元，增長9.60%；入庫稅收6.64億元，增長61.40%；新增投資11.54億元。

*市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

1、發展越來越快。20*年，全市個體私營企業的戶數比1997年增加7178戶，增長24。8%；當年實現的國內總產值、工業產值和稅收收入，分別比*年增長1*.*%，173.17%和309.24%；比同期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和稅收總額的增幅高出44.23%，91.35%和2*.24%。

2、地位越來越高。20*年，全市個體私營企業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值、工業產值和稅收入，分別占當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和稅收收入總額的52.95%，67.50%和61.50%。個體私營經濟已經成為全市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

3、規模越來越大。經過幾年的發展，規模以上私營企業增加較多，私營企業的發展狀況已由過去單純的總體數量擴張向個體規模擴張的方向轉變，一些企業不斷增資擴產，經營規模不斷擴大。在現有7574戶工業企業中，年產值500—1000萬元的有86戶、10*—5000萬元的有145戶、50*—1000萬元以上的有19戶、億元以上的有9戶。

4、層次越來越高。私營企業家不但投資興辦工業，而且投資家業和其它產業，進一步拓寬經營領域，構筑了以第二產業為主，一、二、三產業全方位發展的私營企業體系。

5、外向型企業越來越多。一是企業出*貨值增加。20*年，全市私營企業出*貨值42.62億元，占私營企業工業總產值的38.*%，比*年增長64.87%。*市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狀況調查報告

收藏到網摘:

-

20*年4月9日至4月12日，*民營經濟調查組一行6人對位于粵西山區的*市三縣（市）一區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新趨勢作了為期4天的調查和了解。1997年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五大召開以后，*市委、市政府緊緊抓住機遇，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堅定不移地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使個體私營經濟迅速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成為*最具生機和活力的經濟增長點之一，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其經驗作法對我省其它地區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具有很大的借鑒和啟迪作用?，F將有關情況匯報如下：

一、*市個體私營經濟的基本情況和主要特點

20*年，*市個體私營企業達36171戶，全市個體私營企業實現國內生產總值98.2億元，比上年增長12.49%；工業產值112億元，增長21.70%；出*貨值42.62億元，增長9.60%；入庫稅收6.64億元，增長61.40%；新增投資11.54億元。

*市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

1、發展越來越快。20*年，全市個體私營企業的戶數比1997年增加7178戶，增長24。8%；當年實現的國內總產值、工業產值和稅收收入，分別比*年增長1*.*%，173.17%和309.24%；比同期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和稅收總額的增幅高出44.23%，91.35%和2*.24%。

2、地位越來越高。20*年，全市個體私營企業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值、工業產值和稅收入，分別占當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和稅收收入總額的52.95%，67.50%和61.50%。個體私營經濟已經成為全市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

3、規模越來越大。經過幾年的發展，規模以上私營企業增加較多，私營企業的發展狀況已由過去單純的總體數量擴張向個體規模擴張的方向轉變，一些企業不斷增資擴產，經營規模不斷擴大。在現有7574戶工業企業中，年產值500—1000萬元的有86戶、10*—5000萬元的有145戶、50*—1000萬元以上的有19戶、億元以上的有9戶。

4、層次越來越高。私營企業家不但投資興辦工業，而且投資家業和其它產業，進一步拓寬經營領域，構筑了以第二產業為主，一、二、三產業全方位發展的私營企業體系。

5、外向型企業越來越多。一是企業出*貨值增加。20*年，全市私營企業出*貨值42.62億元，占私營企業工業總產值的38.*%，比*年增長64.87%。挑戰，主動融入世界經濟潮流，積極開拓國內國際市場。所以，在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同時，積極引導個體私營企業面向市場，以市場為導向，做好市場分析和市場預測，加快市場營銷營網絡建設。目前，全市重點私營工業企業普遍建立了全國性的營銷網絡。比如喜之郎集團，從市場調研到產品設計，從生產制造到網絡銷售，構筑了一條龍的工程體系，形成了“消費者需要什么，我們便做什么；我們做了什么，消費者就喜歡什么”的良性互動關系，產生了良好的規模效益，企業的生產規模和產品市場占有率在同行中居于世界第一位，產品遠銷英國、北美等海外市場。

二、*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障礙

*市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同時還創造了一套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成功經驗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對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思想和觀念還要進一步解決。“補充論”、“社資論”的觀念在少數部門和少數干部中還有定的存在。一是前置審批過多。二是個別部門和干部服務意識不強、辦事效率不高。

（二）行業結構不合理，規模經濟發展速度較慢。一是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產業多，高新技術產業少。二是產品結構不合理。低附加值產品多，高附加值產品少。三是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生產集中度低。小型企業多，大型企業少；勞動密集型企業多，技術密集型企業少。四是資本結構不合理。絕大多數私營企業的資本結構仍以家族式資本為主，實行家長式的管理，難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難以建立完整的社會信譽，從而影響有效的融資和資本擴張，并最終影響企業的資本運營效果和經營規模，限制了企業的優化升級。

（三）個體私營經濟融資困難。銀企之間良性互動的正常關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私營企業融資渠道較為狹窄，缺乏有效的融資管道。

（四）管理模式滯后，影響自身發展。私營企業普遍存在家庭式管理和家長式決策。這種模式適應不了企業再擴大、再發展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和致命的弱點，導致企業決策科學性、準確性差。

（五）人才嚴重缺乏。私營企業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數企業缺乏管理和技術人才，加上未能建立一支掌握現代管理知識和先進科學技術的人才隊伍，造成企業素質不高，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能力薄弱。

三、推動個體私營經濟上規模、上檔次、上水平的對策建議

目前，我省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共同發展的局面基本確立，但在國民經濟三大構成中，民營企業這一塊發展不太理想，針對上述原因，結合形勢發展的要求，我們認為，要促進個體私營經濟上規模、上檔次、上水平，就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優化環境，加強指導，打好“品牌”，營造政治上認同，社會上尊重，政策上支持，有利于民營企業成長的良好氛圍和環境。因此，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武器，大力營造發展私營經濟的良好氛圍。各級黨委、政府要進一步做好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工作，優化發展環境。一是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對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在內的不同所有制企業采取統一的市場準入標準，打破行業壟斷。二是依法規范行政行為。以改革和加入“世貿”為契機，進一步理清政府的審批事項，可由企業自主決定、市場自行調節和社會中介組織辦理的審批事項一律取消。三是改善融資環境。金融機構應按照對各種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的要求，解決好對個體私營企業的信貸投入問題。四是加大維權保護力度。進一步加強對各類市場主體的監督管理，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依法查處制假售假、走私販私、偷稅逃稅及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依法保護個體私營企業的知識產權和其它合法行為。五是加強和改進對個體私營企業的服務。在內容上，拓寬服務領域，從技術支持、人才引進、教育培訓、信息咨詢、創業輔導、市場拓展、對外合作、資本運作、安全生產、法律咨詢等方面提供良好的服務。

第4篇：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6年我國的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包括國有、集體、股份、外資、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總數一共有五十萬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業有7057家，占總數的1。3％，中型企業有16870家，占總數的3。3％，小型企業有482518家，占總數的95。3％。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同其它所有制類型企業的規模結構相比較，具有明顯的趨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共有86982家，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7％，其中大型企業有4946家，占我國全部大型工業企業總數的70％，中型企業有10817家，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數的64％，小型企業有71219家，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數的14％。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比較，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構成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主體，是我國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從工業產值方面進行考察，1996年，我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為27289億元，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43％，其中國有大型企業的總產值為1728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5％，占我國全部大型企業總產值的69％，國有中型企業的總產值為522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3％，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產值的54％，國有小型企業的總產值為477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6％，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產值的16。7％。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為8742億元，占我國全部工業企業創造增加值的48％，其中國有大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76％，國有中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57。8％，國有小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17。6％。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創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職工工資、社會福利、資本積累和上繳利稅等，國有工業企業創造的增加值比重，明顯超過其創造的產值比重，不僅體現了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的巨大貢獻，而且也體現了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相比之下，我國集體工業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國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30％和28％，股份制經濟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5。2％和％5。2％，外商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9。49％和8。5％，港澳臺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業的創造增加值比重，與產值比重大體持平之外，集體、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創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顯低于其產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據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進行比較分析。1995年，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大型企業的比重為73％，三資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11％，集體大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為8。2％，其中鄉鎮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3。3％；國有中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中型企業的比重為66％，三資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7。8％，集體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21％，其中鄉鎮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8。5％；國有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1％和69％，中型企業分別占20％和16％，小型企業分別占18％和14％；三資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27％和32％，中型企業分別占9。6％和8。7％，小型企業分別占63％和58％；集體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2和6。3％，中型企業分別占13。6％和12。7％，小型企業分別占80％和81％；鄉鎮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4。6％和4。8％，中型企業分別占10。4％和9。9％，小型企業分別占85％和85％。從上述數據中可看出，國有企業的生產集中程度和規模經濟水平，遠遠高于其它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集體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低，主要因大批鄉鎮企業的平均生產規模較小，城鎮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高于鄉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則介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②

二、“二元”分化趨勢及負面影響

盡管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其規模經濟水平和生產集中程度，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英、美等國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一般呈現企業規模大型化和生產集中化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趨向分散化的態勢。這種趨勢的形成有許多的經濟原因，其中包括鄉鎮、私人、三資企業的迅猛增長，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從93年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的趨勢加劇，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均面臨嚴重困難，其它各類企業的虧損面也呈擴大趨勢，私人、鄉鎮、三資企業集中進入的產業，多屬于所需投資較少和企業規模較小的領域，特別是生產過剩的輕紡、家電制造行業，從而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效應，包括企業經營困難和虧損狀況不斷惡化，職工下崗大幅度增長影響社會穩定，銀行債權和政府稅源遭受重大損失，等等。因此，對于企業的規模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經濟效益的種種影響，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來龍去脈以及治理對策。

解放前，我國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很慢，難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期間，我國利用公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規模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許多行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八十年代，我國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政策，鄉鎮、個體和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工業的規模結構開始呈現小型化趨勢。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從1971年的51％，逐漸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認為上述趨勢不符合西方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應該采取組建大企業集團等措施加以糾正。實際上，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上述規模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明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工業化早期，私人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而生產分散，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工業化歷程，企業規模和生產集中才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國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業，有利于利用規模經濟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但是，社會資源利用過于集中于少數大企業，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展經濟，因此，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八十年代，我國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的同時，各類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仍不斷擴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從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96倍，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29倍；化工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26倍，機械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2。34倍，建材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46倍，紡織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結構規模的小型化，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發展造成太大影響，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工業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80至1988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134％，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102％，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172％，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133％，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稅總額增長了95％，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稅規模增長了69％。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全面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于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稅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于10％。1991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56％，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稅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158％，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稅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220％。由于企業承擔稅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稅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說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是因為盡管規模結構出現了“二元”分化，仍然較好協調了各類企業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采取了漸進方式，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的同時，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計劃調節，因此，國民經濟始終保持了均衡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89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87年三資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2％，適度競爭沒有沖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范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當然，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對國有企業的效益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主要是鄉鎮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增長過快，僅鄉辦企業就從77年的13萬家，迅猛增長到87年的24萬家，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鄉鎮企業集中進入盈利高的制造行業，導致了這些行業出現了市場過度競爭。例如，87年以前紡織行業的經濟效益很好，86年行業資金利稅率為22％，超過了20。4％的工業平均利稅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為19％，略低于20。5的工業平均資金利稅率，90年代在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情況下，各地仍在不斷創辦新的紡織企業，盡管許多中小企業利用淘汰的落后設備，仍能利用稅收優惠和地方保護主義生存，最終導致了紡織行業全行業的嚴重虧損。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工業的規模結構的變化趨勢，具有更為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征。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這一時期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變遷，同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變化有密切關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91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4。8％，1995年迅猛增長到了15％，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91年的不足5％增長為95年的13。2％，國有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則從1991年的56％，下降為1995年的32％，集體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91年的33％增長為95年的35％。1995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為568萬家，占全部工業企業數量的78％，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數量分別占19％和1。2％，但是，國有企業的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32倍，相當于集體企業的12倍，集體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1倍。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占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92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于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④

90年代，隨著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80年代初，由于“”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20％，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為9％，88年為10％，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82年虧損率僅為7％，85年為4％，88年為8％。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891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81億元。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占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665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16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20％，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639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157億元，上升幅度達到32％。1996，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412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253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8％，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790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151億元，上升幅度達到23％，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凈虧損378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137億元。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80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1988年下降了64％，虧損總額卻比88年上升了9。7倍，虧損面比88年上升了358％，虧損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1998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112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總額為339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稅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盡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凈產值率和利稅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⑤

為何80年代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沒有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而90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關鍵問題是“二元”結構的實質內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現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于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后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80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系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沖擊，而且還通過示范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工業企業的“二元”規模結構，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92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80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80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后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后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采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系失調。從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3倍，外商和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5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系，私營、外商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80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制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剩現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盡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稅總額，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95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稅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150％，超過私營工業企業330％，超過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160％。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占全國大中型企業占60％至70％，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并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臺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愿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周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采取先合資后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稅負遠遠低于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80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于”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閑置和職工紛紛下崗，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著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采取各種途徑逃避稅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稅收，政府進行稅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稅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業陷入虧損，有25％的私有化企業實際已經破產，80％以上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的行為，還有相當多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從來不納稅，97年企業上繳稅收不到財政預算一半，俄政府因稅源萎縮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甚至軍隊發工資也需依靠舉借高利息外債，正成為醞釀一場新的金融風暴的發源地。當前，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即將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包括導致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的惡化，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和政府調控困難，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家稅收減少和銀行貸款壞帳增長，等等。

三、協調“二元”結構關系有效改善經濟效益

近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業改制、破產兼產、產權重組等等，在推動企業走向市場方面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并未緩解，而且效益滑坡趨勢還有繼續惡化的跡象。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關系經濟命脈的大中型企業，同時對數量眾多的小型企業放開經營，實行多種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組、出售、承包等等?！白ゴ蠓判　备母镆呀泴嵤┝硕嗄辏龠M了許多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競爭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無論國有大中型企業或小型企業，經濟效益依然持續下降，98年實現利潤甚至出現了大幅度滑坡。許多人認為對國有小企業放開經營，就能像鄉鎮、三資企業一樣具有競爭活力，實際上鄉鎮、三資企業的相對競爭活力，也來自國有企業為保證經濟協調發展所作的貢獻，包括服從了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上繳大量財政稅收和承擔各種社會義務等等，當前我國面臨著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需求萎縮，“二元”結構加劇了比例失調和生產過剩，這種情況下不應簡單強調依靠市場調節，放開經營和推向市場并不能搞活國有企業，反而可能導致企業效益和社會失業進一步惡化。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復雜的分工合作關系，大型企業需要依靠眾多中小企業進行配套生產，國有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遠遠超過其它類型企業，這樣有利于協調利益關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單純抓少數大企業不利于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倘若國有小企業因銷路不暢而被迫轉產或出售，經濟擴張時期大中型企業會失去合作伙伴，因無法組織配套生產喪失市場或被迫重新建廠。一些地方出現了大中型企業被政府管的“過死”，而小型企業卻過于“放任自流”的傾向。八十年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一直良好，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數量多并非是困難原因，政府的適當監督和計劃協調有利于企業經營，關鍵是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協調不同規模國有企業的分工關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隨著市場變化和企業經驗積累逐漸調整，防止政府對企業的“過多干預”或“放任自流”。

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實行股份制改造，廣泛籌集社會資金加快技術改造，促進轉換經營機制和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擴大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的水平，但是，這種改革形式要求企業具有良好效益，否則難以吸收廣泛來源的社會資金，許多地方紛紛對困難企業進行“包裝上市”，這種辦法欺騙了股民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也進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資產負債率，但是，這種改革形式的適用范圍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資一般僅適合效益良好的企業，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顯改善國有企業困難，一些企業甚至還要求退出改革試點。許多國有小型企業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籌集資金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體操作辦法往往很不規范，甚至以剝奪勞動權利來威脅強迫職工入股，有些企業通過籌集資金暫時緩解了經營困難，但是，后來因經營不善或市場疲軟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職工的長期積蓄也因此遭受了損失。近年來各地雖然采取了上述多種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惡化，于是各地紛紛出現了嚴重的“破產逃債”現象，甚至廉價拍賣或直接贈送盈利的國有企業。企業破產雖然有“優勝劣汰”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市場疲軟時會引起強烈的反應，加劇社會失業困難和市場需求萎縮，甚至引起連鎖破產風潮和銀行信用危機。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1996年國有企業的實現利潤為412億元，不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虧損額為790億元，不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1996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分別比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實現利潤本身竟變成了負112億元，比較97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額為399億元，比較97年同期增長了40％，均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實際上，國有企業的困難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于國有企業，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現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于統計不嚴格和浮夸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市場萎縮的沖擊，甚至出現了60％至80％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于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采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爆發金融危機的覆轍。

倘若我們未能及時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對策，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繼續持續下去，各地繼續推行“破產逃債”和“廉價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將進一步下降，導致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不斷繼續惡化，企業虧損和社會失業的狀況將更趨嚴重，甚至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

1）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和市場需求萎縮，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市場均出現生產過剩，全國的產品庫存積壓高達三萬億元，各類企業虧損和職工下崗狀況更趨嚴重，職工下崗人數比上一年增長了40％，許多地方私營、三資企業也大面積虧損。

2）我國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國有企業，隨著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導致銀行壞帳猛增，貸款總額中大約20％成為了呆賬，銀行為避免壞帳被迫縮小貸款規模，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資金困難和虧損狀況，一旦銀行因壞帳積累出現了信用危機，廣大人民和各類企業的存款都會遭受損失，股票市場也會因經濟形勢惡化出現崩潰，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之中。

3）我國國有企業單位產值上繳的財政稅收，相當于私營、外資企業的兩、三倍，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長期持續下去，國家財政的比重甚至稅收的絕對規模，都有可能因稅源減少出現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國的工商稅收下降了2％，國有企業效益長期滑坡將會觸發財政危機，政府、軍隊和科教人員將失去工資保證，甚至導致事業單位的大批職工被迫下崗。

4）倘若我們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國有企業，私營、外資企業崛起形成的“二元”規模結構，將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類似于我國解放前和許多不發達國家的情形，私營企業的規模水平遠低于國有企業，更加難以同西方大跨國公司的進行競爭，外國資本控制國內盈利高的正規產業部門，私人資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規產業部門，分散在市場夾縫中小規模生產低檔的產品，社會財富集中于跨國公司和少數富人，兩極分化導致人民貧困和社會購買力低下。社會經濟“二元”分化趨勢發展下去，還會誘發政治多元化和社會動蕩，新興資產階級力量薄弱難以維護國家，西方跨國公司也曾屢屢干涉別國內政，國內外敵對勢力可能趁機制造國家分裂，從而形成對國家和的威脅。

倘若我們不能及時地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制止國有企業紛紛破產或被廉價出售，防止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趨勢，很可能給廣大人民造成巨大社會災難，甚至重演我國解放前和拉美國家的悲劇。我國解放前工業發展緩慢，外國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業行業，民族私營企業規模小難以抵抗外國競爭，許多次在外國競爭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滅，如抗戰勝利后美國向我國大舉傾銷過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營企業有60％破產。拉美國家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過程中，外資企業打垮了民族工業并壟斷了當地市場，西方誘迫推行的非國有化變成了非民族化，外資企業采取不適用技術雇傭人數很少，出現了少量外企高級雇員構成的富裕階層，以及廣大人民構成的社會貧困階層，貧富懸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外資控制了當地的主要產業和銀行體系，本國政府甚至喪失了制訂經濟政策的。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并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93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復建設，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不過數萬億元，流動資產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經濟的損失仿佛“人體失血幾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包括企業嚴重虧損和三角債拖欠危機。美國29年股票泡沫破滅之后，引起了企業破產風潮和社會失業危機，我國由于國有企業以社會責任為重，不輕易廣泛采取解雇、破產的辦法，大大緩解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后遺癥一般采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稅賦、放松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93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后沒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但是，由于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周轉困難，提高稅賦消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雇職工，各地普遍采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稅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倘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正處于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于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繼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經驗，以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經營責任制創新為主，產權制度等生產關系的改革則應采取穩妥方式，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需要長期漸進進行，防止急于下放資產處置權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避免產權結構的過快多元化導致經營秩序混亂，糾正監督松弛造成“權力失控”和“責任虛置”。俄羅斯的產權改革未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經營混亂和“責任虛置”問題，98年俄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竟然高達70%，我們應充分吸取俄羅斯企業產權改革失敗的教訓。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機造成物資、土地價格猛漲，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占壓資金數千億元，投機漲價還誤導企業進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資。有些經濟學家認為92年出現的“經濟泡沫”問題不大，這種觀點低估了泡沫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失，八十年代國有企業的全部虧損額為五百多億元，而92-93年泡沫經濟兩年中就造成了數千億元的損失，比較國有企業十年的全部虧損還要高出十倍以上，這正是為什么國有企業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來卻陷入嚴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許多善于經營的著名國有和民營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舉投資和兼并擴張。由此可見，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遠遠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西方國家因泡沫經濟破滅出現的經濟蕭條，必然導致資源浪費和破壞社會生產力，如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僅僅一年中，韓國有70％的私人小企業陷入破產，大量閑置的企業售價猛跌為原來的幾分之一。我國93年因泡沫經濟過熱被迫進行調整后，國有企業具有的各種社會穩定功能，大大延緩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但是，倘若我們忽視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功能，強迫其推行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劇社會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趨勢，延緩的泡沫經濟后遺癥連鎖反應可能重新爆發，甚至引起企業銀行連鎖破產和社會失業危機。近年來，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如破產兼并、減員增效、出售拍賣等等，但是，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仍不斷惡化，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這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經濟后遺癥的有效宏觀調控對策。

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緊迫經濟矛盾，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發調節，原因是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普遍存在過剩，企業和銀行采取單純追求盈利的行為，將會導致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美國29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私有企業面對嚴重的生產過剩，采取了削減工人和工資成本的辦法，商業銀行則縮小信貸規模以避免壞債危機，壟斷資本趁機對中小企業實行破產兼并，結果導致了社會市場需求急劇萎縮，企業開工不足和虧損狀況也更趨嚴重，出現了嚴重的企業銀行連鎖破產風潮，大大加深和延長了經濟衰退。當前，我國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擴大社會基礎建設增加社會有效需求，矯正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比例失調，利用大量過剩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以及大量的企業閑置設備和人力資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環保等方面建設，盡快促進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我國貫徹擴大基建投資啟動經濟的戰略，國有大中型企業必須發揮主力軍作用，因為，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采取有利于矯正經濟失衡的“反周期”行為。無論從工業產值、投資和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關鍵行業，能夠通過廣泛的產業間聯系產生強大輻射作用，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經濟疲軟的困境。盡管社會基礎建設獲得的投資收益較低，私營、鄉鎮和外商企業一般不愿意進入，但是，政府通過計劃調節和國有企業的積極配合，能夠重新啟動大量閑置的人力、物力資源，幫助矯正國民經濟的嚴重比例失調，通過產業間聯系和乘數效應刺激工業生產，企業開工不足和職工下崗狀況將明顯緩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需求將大幅度增長，不同類型企業的經濟效益都將顯著提高，政府稅收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明顯改善。我國今后設計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應該堅持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注重協調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系，才能防止國民經濟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擾。關于政府調節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我們不應該受西方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西方國際經濟組織從維護壟斷資本利益出發，大肆宣傳“科斯產權理論”以貶低國有企業，誘迫前和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導致這些國家民族工業陷入了嚴重困境，但是，事實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蕭條中，政府曾對瀕臨破產的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保護了社會生產力并且緩解了經濟蕭條，二戰后西方國家迫于冷戰的壓力，推行了政府干預和國有化的政策，出現了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相對緩解了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貧富差距。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右翼推行的放棄政府干預和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工業衰退和嚴重的社會失業，政府稅收減少和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我們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壟斷媒介的宣傳，追隨壟斷資本誘迫推行的災難性“私有化潮流”。

我國還應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會經濟“二元”分化的趨勢，包括扶植國有、集體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良好協作的關系，加強政府對城鄉集體企業的監督和指導，防止許多行業的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狀況，協調國有、集體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對私營、外資企業采取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政策，等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但是，必須有眾多國有中小企業進行配合，否則大中型企業難以集中力量，發展專業化生產和提高規模經濟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發展道路。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加強社會基礎建設，需要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之間密切分工合作，對于國有中小企業不應采取“放任自流”的辦法，必須堅決剎住各地廉價出售國有中小企業的風潮，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采取廉價賣光國有中小企業的錯誤作法，地方政府將失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經濟基礎。對于陷入嚴重困難的國有大中小型企業，也不應簡單采取破產清算或出售拍賣政策，而應提供特殊的破產整頓保護政策，包括減免稅收和暫停支付債務負擔，恢復行之有效的扭虧增盈承包優惠政策，以促使企業恢復經營秩序和償債能力，幫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難的企業，防止政府稅源和銀行債權的重大損失，保護社會生產力和廣大職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業發展經濟的主張，難以搞活國民經濟和解決社會失業，因為，這些企業集中在過度競爭的非關鍵性行業，難以產生啟動國民經濟的廣泛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全部吸納完畢前，不會舍棄自身利益雇傭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

我國的城鎮、農村集體工業企業，不應該將暫時的經營困難歸于公有產權，也不應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應該繼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經驗，繼續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加強職工監督和參與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導并承擔社會義務，促進社區的全面發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鄉鎮集體企業應協調同國有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接受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指導，避免出現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尖銳矛盾，集中力量發展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項目，糾正許多行業的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狀況。我國應該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包括餐飲、服務、小型商業等等，還應鼓勵私營經濟生產拾遺補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進入生產過剩的消費品行業，以免加重國有、集體工業企業的經營困難，還應限制其進入市場潛力大的高盈利行業，以保證國家財政和社會事業的經費來源，以及財政稅收的比重不會下降；特別應嚴格禁止其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以及逃避交納稅收或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還應限制其進入容易產生負外部效應的行業，如破壞礦產資源或造成環境污染的行業。我國應對利用外商投資政策進行適當調整，繼承以前“有保護漸進開放”的成功經驗，吸取92年盲目競爭引近外資的教訓。我們應該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糾正引進外資多多益善的慣性思維，辯證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資的利弊得失。我們既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正面效應，如引進資金技術和促進產值增長，也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負面效應，如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程度，相應的稅收、就業和增長潛力等損失?？鐕緸榱吮３旨夹g優勢和高額利潤，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產過程，僅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原件組裝，并且通過轉移價格等各種手段逃避稅收，因此，為我國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和稅收較少，難以通過產業間聯系廣泛地促進經濟增長，一旦通過擠占國內市場沖垮了國有企業，我國將喪失長遠的經濟發展利益，甚至還會觸發社會失業和財政金融的危機。我們應該吸取東南亞過度依賴外資的教訓，正視跨國公司控制國內市場的戰略企圖。我們應該根據不同行業和產品的情況，設計相應的利用外商投資的控制配額限制，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和股權比例限制，以及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額度，既要適度利用引進資金和競爭的正效應，也要限制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例如，對于產品成熟但市場接近飽和的行業，較多限制外商投資的數額和股權比例，保證國內企業充分收回長期投資的效益，防止出現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的狀況；對于擁有廣泛產業聯系的戰略性行業，應該確保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主導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引進外資應以合資形式和國內控股為主，規定重要產品的零部件的國產化水平，適度利用引進競爭的激勵和示范作用，嚴格防止跨國公司沖擊和控制國內市場；對于國內暫時無法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為鼓勵外商投資容許成立獨資企業，但應考慮限制獨資企業的數量和投資額，以為國內企業保留充分的開拓市場空間。

總而言之，我們在鼓勵各種類型所有制企業發展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糾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強調發展私營、外資企業，一方面輕視公有制企業甚至搞私有化的錯誤傾向，正如同志論述我國現階段的改革任務時，強調不能只講“初級階段”而忘記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國有、集體企業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是貫徹政府制定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注釋：

①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

②數據引自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資料。

③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編《統計摘要》1992年。

第5篇：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

一、立足浙江實際，努力夯實提升稅源管理能力的基礎

經濟是稅源的基礎，經濟發展是稅源增長的基本前提。提升稅源管理能力，必須立足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深入分析稅源變化的新情況、新問題，認真查找稅源管理工作的薄弱環節，不斷提高稅收征管水平，夯實提升稅源管理能力的基礎。

（一）浙江國稅稅源的基本特點。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事業全面進步，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2003―2007年，全省GDP均保持在12%以上的年增長速度，財政一般預算總收入、進出口總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等主要指標連年大幅增長。2007年全省GDP18638億元，人均37128元，均居全國第4位。全省進出口總額1768.4億美元，其中外貿出口1283億美元。全省財政一般預算總收入3239.89億元。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265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連續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連續23年居全國各省區第1位，主要經濟指標持續好于全國平均水平。

1.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20世紀90年代以來，浙江民營經濟飛速發展，成為推動浙江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力量。據統計，2006年浙江省民營經濟增加值為9898.85億元，占全省GDP的62.9%。在2006年全國工商聯公布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203席，上榜企業總數已連續9年居全國首位。

2.發達的區域塊狀經濟和完善的專業市場體系。改革開放30年來，浙江逐步形成了一批以區域特色產業為支柱、具有產業集群特征、與專業市場良性互動的塊狀經濟形態，如紹興紡織、義烏小商品、永康五金、海寧皮革、嵊州領帶等區塊，已經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相關產品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同時，相當一部分塊狀經濟已經開始轉化為現代產業集群。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全省共有年產值超過億元的塊狀經濟601個，總產值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64%，其中最大的紹興紡織區塊年產值超過1000億元。與區域塊狀經濟相對應的是發展完善的專業市場體系，2007年全省共有各類專業市場4096個，年成交額9325億元，其中年成交額在億元以上的市場574個，10億元以上的市場133個，百億元以上的市場15個。義烏中國小商品城、紹興中國輕紡城2007年成交額分別達348億元和332億元，在全國名列前茅，其中義烏中國小商品城連續17年居全國工業品市場之首。

3.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浙江的中小企業取得了長足進步，部分中小企業做深專業化，成為“專精特新”的“小巨人”企業。統計資料表明，目前浙江企業中，絕大多數都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成了推動浙江經濟發展和稅收增長的主力軍。

4.高速增長的外向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對外貿易持續高速增長，全省進出口總額從2003年的614.2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1768.4億美元，增長近2倍。即使考慮人民幣升值因素，2007年全省外貿依存度依然高達69.3%，比2003年上升了14個百分點，其中出口依存度為50.3%，比2003年上升了12.6個百分點。

（二）浙江國稅系統加強稅源管理的主要做法。近年來，浙江國稅系統緊緊圍繞提高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這一目標，著力推進稅源管理“六化”工程。

一是管理機制一體化。通過推行稅源一體化管理，加強稅源管理、稅收分析、納稅評估和稅務稽查各環節之間的聯動，建立和完善各部門之間橫向的綜合協調機制和各層級之間縱向的任務分配機制，有效提高了稅收征管的整體效能，減輕了納稅人和基層稅務機關的負擔。

二是監控手段信息化。以綜合征管軟件V2.0為基礎，提高集中數據的應用水平，建立定期數據分析制度，推廣應用稅收征管輔助系統、征管質量監控查詢系統、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監控分析系統、個體工商戶計算機核定定額系統等應用系統，形成了對稅源的綜合有效監控。

三是納稅評估模型化。建立行業稅源監控評估模型，根據行業的生產工藝流程和投入產出規律及指標，測算出產品產出數量，并結合庫存變化，計算出銷售數量、銷售收入及應納稅額，并與納稅人實際納稅額進行比較，對其是否足額納稅進行評估。實施納稅評估模型化，創新了納稅評估方法，提升了稅源管理手段，實現了堵漏增收，促進了減負增效，降低了執法風險，推進了納稅評估的規范化和稅源管理的精細化，為整個稅收征管工作理念帶來了革命性的轉折。

四是基礎管理規范化。通過落實稅收管理員制度，建立稅收管理員工作平臺，加強戶籍管理，推行屬地管理基礎上的分類管理，稅源管理的基礎不斷得到夯實。

五是管理協作社會化。通過推行部門間數據交換共享、國地稅聯合辦理稅務登記、聯合評定納稅信用等級、稅務工商“一窗式”辦證等手段，加大部門協作力度，積極發揮社會中介組織、行業協會的協稅護稅作用，協同開展稅源管理工作，形成了稅源管理的合力。

六是管理創新制度化。緊緊圍繞稅源管理和納稅服務工作重點，大力開展管理創新活動，通過對創新成果的評審、宣傳、表彰和推廣，營造更加濃厚的抓創新、強管理、求實效的工作氛圍，推動了全省國稅系統整體征管水平的提高。

“六化”工程的有效實施，促進了稅源管理能力的不斷提升，推動了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顯著提高，確保了國稅稅收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2007年浙江國稅征管質量主要指標繼續保持較高水平，其中登記率、申報率、入庫率、欠稅增減率分別為100%、99.73%、99.86%、-8.52%，滯納金加收率按戶次和金額均為100%，處罰率按戶次和金額分別為99.81%和66.74%。全省國稅收入從2003年的1139.61億元增長到2007年的2525.18億元，年均增幅達24.32%，遠遠高于GDP的增長速度。

二、當前稅源管理工作存在的問題

1．“一多一少”、“一高一低”的矛盾比較突出?！耙欢嘁簧佟笔侵讣{稅人戶數多而稅收管理人員少，“一高一低”是指稅源管理要求高而稅收管理員整體素質較低。2003年以來，浙江省納稅人戶數連續突破了90萬、100萬、110萬和120萬戶大關。截至2008年6月底，全省國稅系統共有各類納稅人122.74萬戶，稅收管理員4300余人，稅收管理員人均管戶達280余戶，部分區域經濟比較發達的市縣局人均管戶甚至超過了700戶，稅收管理員的工作嚴重超負荷，致使管戶工作難以到位。同時，目前的稅收管理員隊伍普遍存在年齡偏大、文化水平不高、經驗不足等問題，與管理員的高要求不相適應。

2.稅源管理的基礎有待進一步夯實。從稅收管理員制度落實情況看，一是稅收管理員的工作職責不夠清晰，工作規程不夠規范；二是管戶制度不夠健全，分類管理的要求落實不夠，“淡化責任、疏于管理”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三是作為稅收管理員工作平臺的稅收征管輔助系統在地區之間應用程度不平衡；四是缺乏科學合理的稅收管理員考核評價制度。從征管質量考核制度情況分析，現有的稅收征管質量考核側重于登記率、申報率、入庫率、欠稅增減率、滯納金加收率和處罰率等“六率”，但“六率”并不能完全反映稅務機關掌握納稅人納稅申報和納稅能力的真實情況、宏觀稅負和行業稅負水平、納稅評估開展等情況。

3.稅源管理的工具手段相對落后。一是漏征漏管戶仍然存在；二是納稅評估不深、不細、不實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三是普通發票管理手段落后，制售假發票和非法代開發票違法犯罪活動猖獗，嚴重擾亂了社會經濟秩序；四是征管信息化建設統籌性差，資源共享度低，數據管理和應用水平不高。再者，《征管法》及相關配套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

4.傳統手段對新興經濟活動的稅收管理相對乏力。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各種新興經濟活動不斷涌現，用傳統的稅收管理手段對新興經濟活動進行管理很難奏效。同時，各行各業經營業務創新層出不窮，給稅源監控、稅基確認、稅法適用等帶來了不確定性，特別是許多業務的創新和金融領域的創新交織在一起，使得稅收事項更加復雜，加大了稅收管理的難度。在組織形式的創新方面，隨著企業經營規模的壯大及經營業務的多元化，企業集團越來越多，如何加強對母子公司、總分機構、連鎖經營等形式納稅人的管理，成了稅收管理的新課題。

三、緊扣發展主題，正確把握三個關系

（一）正確把握科學化與專業化、精細化的關系?？茖W化管理就是要從征管實際出發，不斷探索和掌握稅收征管的客觀規律，建立健全稅收征管制度體系，與時俱進地應用各種先進的技術手段、管理理念和方法，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規范征管工作，提高稅收管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專業化、精細化管理就是要在科學化的指導下，把各項制度、辦法落實到各級、各部門的職責中，按照精確、細致、深入的要求，明確職責分工，優化業務流程，完善崗責體系，加強協調配合，嚴格環節考核，避免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實現稅收管理的“零缺陷”。在強調按照科學化、專業化、精細化要求加強稅源管理中，必須堅持以科學化為目標，專業化為途經，精細化為手段，本著“有利于加強征管、有利于優化服務、有利于方便納稅人和基層稅務機關”的要求，堅持實事求是，以人為本，防止簡單地將精細化理解為精耕細作，將精細化演變為繁瑣化。通過目標的科學化、程序的專業化和考核的精細化，提高稅收征管的整體效能，最終實現執法規范、征收率高、成本降低、社會滿意的稅收征管目標。

第6篇：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綠色經濟；綠色制造；綠色裝備制造業

收稿日期：2011-04-18

基金項目：江蘇綠色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戰略項目資助

作者簡介：王惠清（1980―），女，江蘇南京人，講師,主要從事經濟學的教學及研究工作。

中圖分類號：F423.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1）06-0227-02

1 引言

當前全球環境的惡化程度與日劇增,對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造成了嚴重威脅。制造業在將制造資源轉變為產品的制造過程中,以及產品的使用和處理過程中,會同時產生廢棄物,形成制造業對環境的主要污染源。由于制造業量大面廣,因而對環境的總體影響很大。制造業一方面是創造人類財富的支柱產業,但同時又是環境污染的主要源頭。如何使制造業盡可能少地產生環境污染是當前環境問題研究的主要方面,于是綠色制造的嶄新概念應運而生。裝備制造業是制造業的核心,裝備制造業的綠色化也就顯得尤為重要。

2 江蘇裝備制造業的現狀

我國機械裝備制造業的地區分布結構大致分6大塊，包括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環渤海地區（京津地區）、東北地區、華中地區和西南地區。長三角地區是我國機械裝備制造業總量最大、產品水平最高、經濟效益最好的地區,正在成為國際機械裝備制造業的中心之一。江蘇機械裝備制造業的經濟總量已連續24年居全國前列。

進入“十一五”以來,江蘇機械裝備制造業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2006～2009年的年均增速均高于20%以上的速度,高于江蘇GDP的增長速度,江蘇機械裝備制造業無論是規模,還是產品的數量和檔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綜合經濟實力明顯增強。

2008年,全省規模以上機械行業完成現價工業總產值14 135.92億元,銷售產值13 813.28億元,成為江蘇省第一個工業總產值和銷售產值過萬億元的工業行業。2009年江蘇機械裝備工業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工業總產值達到17 136.6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6.34%；工業銷售產值16 774.91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6.49%,增長速度高出全國0.3%。

江蘇省裝備制造業總量規模很大,企業單位數、總資產和增加值總量均居全國第一,但仍然沒有擺脫粗放型的發展模式,不符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要發展綠色裝備制造業就需要提高裝備制造企業自身的技術能力,從技術節能、培育清潔能源產業、淘汰落后設備3方面推進裝備制造業產業升級。

3 營造促進江蘇綠色裝備制造業發展的政策環境

3.1 強化產業政策引導,加快發展綠色裝備制造業

制定和組織實施綠色裝備制造業產業政策,引導綠色裝備制造業發展方向。根據中央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建立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鼓勵采用先進綠色技術、工藝和裝備,限制、淘汰技術水平低、役齡超過一定期限、耗能高、污染嚴重的工藝裝備。加快裝備制造業結構調整,促進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培育具有系統設計、設備成套、工程施工、調試運行和管理一條龍服務的總承包公司,提供專業化配套服務。依托省設備成套局、省裝備集團和擁有核心技術的骨干企業或科研院所,對重大裝備項目實行技術總承包,承建重大成套設備工程,提高成套裝備集成能力。實施大企業和企業集團發展戰略,實現綠色裝備制造業規?；洜I。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通過上市、兼并、聯合、重組等形式,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競爭力強的大企業和企業集團,提高綠色裝備制造業的規模效益和市場競爭力。

3.2 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扶持綠色裝備制造業發展基金

鑒于江蘇省裝備制造業的現狀,省級財政應拿出一定資金,建立扶持綠色裝備制造業發展基金。對重大綠色技術裝備研發和引進消化項目,省有關部門要在技術創新、技術改造方面給予重點支持。按照“突出重點,集中使用,效率優先”原則,主要用于支持接近世界先進水平或在國內行業中處于領先水平,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生產前景好的重點企業、重點產品和重點項目的補貼；用于支持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研究開發資助及獎勵基金；用于人才引進和培訓,重點企業、引進重點人才的補貼,攻克重大科研成果人員的獎勵。

3.3 實行積極的融資信貸政策

圍繞綠色裝備制造業發展重點,設立重大綠色技術改造貸款財政貼息專項資金,并以此來廣泛吸引銀行和社會資金投入綠色裝備制造業。鼓勵企業運用資本運營方式,采取股權置換、債轉股、發行企業債券等形式,多渠道募集發展基金。對于國有企業債務負擔,采取打捆縮水還債方法,由政府出面一并與銀行共同協商解決。對出口綠色技術裝備給予優惠貸款和貼息貸款。改善融資渠道。除關系國家安全和必須由國家壟斷的領域外,其余領域都允許外資和民營資本進入,鼓勵外資和民營資本參與綠色裝備制造業戰略調整。國有、集體工業企業及國有、集體企業控股并從事工業生產經營的股份制企業、聯營企業的綠色技術研發費不受比例限制在管理費中據實列支,并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前扣除。鼓勵企業通過加速折舊,加快自籌資本積累,提高投融資能力。

3.4 深化稅制改革,用稅收杠桿振興綠色裝備制造業

（1）借鑒國外經驗,適當開征環境保護稅種,擴大綠色裝備制造業的市場需求。可以開征垃圾稅,促使企業更多地采用垃圾處理裝備,比如垃圾發電裝備、秸桿回收與利用裝備等。垃圾稅的開征,能夠促使產生垃圾的企業更多地采用綠色裝備,由此擴大了部分綠色裝備的市場需求。還可以開征廢氣排放稅、水污染稅等,促使各類企業使用環保技術裝備。

在開征這些環境保護稅種的同時,各國政府也分別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激勵環境保護的優惠稅收政策。比如,荷蘭政府規定綠色投資免稅。美國稅制中有一系列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體現在直接稅收減免、投資稅收抵免、加速折舊等稅收優惠措施上。我國也可以采取類似的優惠稅收政策,這些優惠稅收政策的制定更能刺激各類企業使用綠色裝備。

（2）完善稅收優惠措施。除繼續保留原有的減稅免稅和零稅率等稅收優惠形式外,還應針對不同優惠對象的具體情況,分別采取多種稅收優惠形式。主要包括對于綠色裝備制造企業要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適當地減免一部分增值稅、所得稅等相關稅收。在增值稅制度中增加對企業購置的用于消煙、除塵、污水處理等方面的環境保護設備、風力發電設備、太陽能發電設備等綠色裝備允許抵扣進項增值稅額的規定。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制度中增加對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為治理污染而調整產品結構、改革工藝、改進生產設備發生的投資,給予稅收抵免的規定。在企業所得稅制度中增加對實行企業化管理的采用綠色裝備的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場）實行加速折舊的規定。在關稅中增加與綠色裝備有關的附加條款。其課稅對象可分為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兩類。進口商品征稅主要針對有嚴重污染或預期污染又難以治理的機械裝備,要增加其稅負；出口商品主要針對風力發電、環保裝備、秸桿回收利用裝備等綠色裝備,要全額退稅,甚至給予適當財政補貼。

3.5 實行土地使用優惠政策

土地供應年度計劃和建設用地計劃應適當優先安排綠色裝備制造業項目用地,對綠色裝備制造業大項目、綠色技術項目用地實行更為優先原則。建議政府每年從經營性土地出讓金收入中,按適當的比例提取綠色裝備制造業用地成本調節資金,并設立專戶管理,專項用于各類綠色裝備制造業企業配套基礎設施建設,調節、補貼綠色裝備制造業項目用地地價。

3.6 加快建立綠色裝備制造業公共服務和支撐體系

支持重點綠色裝備制造業企業建立省級以上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充分發揮中介組織在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開展調查研究,搞好咨詢服務,組織技術推廣,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成立省綠色裝備制造業專家咨詢機構,聘請國內外著名的專家、學者,對全省綠色裝備工業重點項目進行評估、論證和指導,搞好綠色裝備制造業戰略研究,有關技術、市場、政策等方面的信息,為政府和企業決策提供服務。

3.7 加強人才隊伍建設

發展綠色機械裝備工業,人才是關鍵。針對現有機械制造業人才隊伍的現狀,應緊緊抓住“培養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個主要環節,努力建設好高素質的企業經營管理者隊伍、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和高技能制造人才隊伍。充分發揮和調動現有機械裝備制造業人才的積極性,鼓勵企業建立和完善人才培養與激勵機制,挖掘現有人才的潛力。進一步強化崗位技能培訓,提高整體素質,建設一支綠色機械裝備制造產業工人隊伍。盡快研究制定引進綠色機械裝備制造業各類技術專才的政策措施,多形式、多渠道引進綠色裝備制造業急需的人才與智力,特別是在引進綠色裝備制造業急需的綠色產品技術研發人才,并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創業和生活環境。

參考文獻：

［1］ 馬于晨.抓住綠色經濟發展的命脈［J］.創造,2005（2）:17～18.

第7篇：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貧困地區公共服務產業結構稅制改革

貴州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現狀

用居民實際享有的公共服務水平作為衡量指標，得出我國各地區教育、醫療、交通設施以及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項目差異狀況，由此可知貴州公共服務水平與全國相比差距很大。

（一）教育發展相對滯后

從義務教育普及率看，貴州中小學入學率分別達到98.3%和98.7%，但是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低于全國99.15%的水平，中小學入學率離我國“普九”人口覆蓋率達到100%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從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看，2005年全國小學為1327.24元，中學為1498.25元，而貴州分別為885.91元和1010.96元，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66.7%和67.5%。全國最高的上海是貴州的9倍和8.3倍。

（二）衛生醫療條件較差

2005年全國平均每千人醫生1.52人，貴州僅為0.91人；全國平均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3.5人，貴州僅為1.98人；全國每千人醫院、衛生院床位數2.45張，貴州僅為1.50張。貴州衛生機構人員數、衛生機構數以及醫療機構床位數占全國同類指標的比重分別為1.75%、2.20%和1.84%，同期貴州人口占全國的比重為3%，貴州衛生醫療條件三項指標都低于人口指標，在全國所占份額很少。

（三）社會基礎設施和生產基礎設施落后

從城市公共基礎設施水平看，貴州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較還存在較大差距。用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用氣普及率、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人均擁有道路面積、人均公共綠地面積、每萬人擁有公共廁所七項指標來衡量，2005年貴州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78.1%、97.0%、66.5%、70.2%、55.4%、67.4%、68.8%，七項指標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四）社會保障水平較低

2005年貴州養老、失業和醫療三項保險參保人數僅為493.6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13.2%；而全國三項保險參保人數為41917.6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32.1%。2005年貴州參加養老、失業和醫療三項保險職工人數占全國三項保險參保人數比重分別為1.05%、1.21%和1.31%，三項保險的參保人數比重均較大幅度地低于人口比重，貴州社會保障參保人數在全國所占份額過低，覆蓋范圍十分有限。

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要靠公共財政的財力支持。但是貧困地區捉襟見肘的財政能力，難以支撐公共服務龐大的投資需求。在中央財力有限、轉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的狀況下，等、靠、要終究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發展滯后，是導致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存在較大落差的根本原因。因此歷練內功，優化地區產業結構，提高經濟自給率是貧困地區走出公共服務低水平困境的長期戰略選擇。

產業結構不合理制約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實現

（一）導致公共服務產品供給難

三大產業中生產總值比重結構不合理，導致經濟發展滯后，地方財政收入水平低，難以保障公共服務產品的正常供給。經濟發展一方面是GDP等經濟總量的不斷增長；另一方面則是與總量增長相伴隨的產業結構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的演進。世界經濟發展進程顯示，三次產業結構的演進過程是產業結構升級、工業化加快的過程。從我國學者根據世界100多個國家的資料計算結果看，人均收入水平600美元時，世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在第

一、

二、三產業的比重大致依次為21.8∶29.0∶49.2；人均收入水平1000美元時，該比重依次為18.6∶31.4∶50.0。

從GDP在三大產業中的分布看，與上述指標相比，當前貴州經濟結構矛盾突出，第

一、

二、三產業產值比重不合理。2005年，貴州三大產業比重為18.6∶41.8∶39.6，同期全國三大產業結構比例為12.6∶47.5∶39.9，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貴州GDP第一產業比重過大，第二產業比重明顯過低，第三產業比重雖然與全國基本相當，但與世界各國600美元時（2005年貴州全省人均GDP折算約合626美元）第三產業的比重49.2%相比低了近10個百分點，差距仍然很大。2005年

二、三產業產值比重合計全國平均為87.4%，貴州為81.4%，低了6個百分點。有研究表明，

二、三產業產值比重高，對稅收的貢獻度大，第一產業產值再高也不能提供太多的稅收。另外，產業結構優化程度不夠，導致經濟發展水平滯后，進而導致地方財政收支水平過低。2005年貴州人均GDP5052元，人均地方財政收入464.26元，人均地方財政支出1324.68元，三項指標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6.0%、19%和51%，在全國名列倒數第

一、第三和第二，財政自給率僅為35%，財政支出65%依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社會經濟發展滯后，財政能力薄弱，地方政府不得不以犧牲公共服務供給來應對財政困難局面。

（二）造成稅負高與收入低的矛盾

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地區宏觀稅負高與地方財政收入低的矛盾現象并存，推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存在困難。

1.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宏觀稅負過重。世界銀行1987年的一項調查資料顯示：一國宏觀稅負與該國人均GDP呈正相關關系，人均GDP在750美元以下的國家，最佳稅負水平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國家，最佳稅負水平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的國家，最佳稅負水平為23%左右；人均GDP在10000美元左右的國家，最佳稅負水平為30%-40%。從世界各國人均GDP與宏觀稅負水平的相關關系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趨勢，即人均GDP越高，宏觀稅負水平也越高。而我國有些地區卻呈反向變化，如人均GDP最低的貴州，宏觀稅負卻相對最重。

近年來，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經濟計劃的逐步推進和各項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各地區稅負橫向相比均衡狀況較過去有所改觀，特別是東北三省稅負明顯降低。雖然如此，但用上述世界銀行公布的指標來衡量，與經濟發展水平相比較，我國仍然存在較為嚴重的稅負不公現象。2005年全國、西部地區、東北三省、貴州人均GDP按當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計算，分別為1740美元、1130美元、1792美元、626美元，而同期稅收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6.9%、13.8%、13.0%、16.0%。全國人均GDP平均值是貴州的近3倍，而貴州稅負僅比全國平均水平低0.72個百分點；西部和東北三省人均GDP平均值分別是貴州的1.8倍和2.8倍，而貴州稅負比西部和東北三省分別高出2.2和3個百分點。由于產業結構、稅收結構的分布不同，各地區宏觀稅負也各不相同。貴州地區受資源條件和工業基礎的制約，其產業結構基本上以第二產業中的重工業為主，現行生產型增值稅的實行無疑使貴州承受著較重的宏觀稅負。同時，消費稅的征收范圍所覆蓋的產業，如煙、酒行業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稅率較高，客觀上造成像貴州、云南這樣一些地區宏觀稅負偏重，形成區域性稅負不平衡。

2.現行財政分配體制導致地方財政收入水平低。按常理而言，宏觀稅負較重地區的地方財政收入會相應較充裕。然而，按現行財政分配體制，前述增值稅的75%和消費稅的全部屬中央財政固定收入，須全數集中于中央。因此，形成地區宏觀稅負重，而地方財政收入拮據、財政收支缺口大的反常現象。如前所述，2005年貴州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9%。而通過中央財政補助(包括稅收返還)后，貴州財政支出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2005年人均地方財政支出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51%。貴州無論是地方財政收入還是地方財政支出都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財政困難現狀客觀上使貴州推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財力弱、困難大。

貴州推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的稅改建議

（一）研究消費型增值稅盡快在貴州實施的具體方案

繼2004年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改革試點以后，2007年增值稅轉型試點又擴大到中部六省26個城市六大行業，增值稅轉型在試點地區已經取得顯著成效，促進了試點地區產業結構的良性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升。豐富的資源稟賦決定了貴州要實現工業現代化必須依托資源發展重化工業。貴州是一個資源大省，但技術水平落后，機器設備更新步伐較慢，企業缺乏競爭力，與國內其它省區特別是東部相比，是一個弱勢省份。增值稅轉型所涉及的主要是第二產業，實施增值稅轉型，對第二產業中的采礦業、煤氣電力、自來水生產以及制造業會產生重要影響，資本有機構成高的行業獲益明顯，預期利潤率會隨之提高，會吸引大量社會資金和民間投資流入，必將帶動相關企業加速設備的升級換代。隨著機器設備更新步伐的加快，第三產業中商貿業也會得到提升，從而促進貴州

二、三產的發展。

（二）研究加快貴州第二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

有研究表明，西部地區第三產業增長比東部發達地區更依賴于第二產業的發展。工業化是其它產業發展和就業增長的根本，沒有工業化的發展就不可能有第三產業穩定快速的增長，因此不能忽視第二產業發展對第三產業的拉動作用。對第二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制造業、能延長產業鏈的產業應利用稅收優惠政策，鼓勵其加快發展。比如利用優勢資源進行深加工、延長產業鏈的煤、油化工、精細磷化工和煤電鋁、煤電磷聯營體、減耗降污和環保產品等相關企業，在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資源稅等方面給予一定時期的減免，加快第二產業發展，同時帶動第三產業發展。

（三）研究加快貴州第三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

貴州文化旅游資源非常豐富，具有優良的資源環境、原生態的民族文化優勢、鮮明的地方特色和強大的個性魅力，比較優勢明顯。文化旅游產業具有資本循環周期短、投資效益好、產業關聯度高等特點，是最有希望率先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產業。據統計，2005年貴州文化產業占全省GDP的比重僅為1.5%，落后于全國2.15%的水平，更落后于周邊省區市4%-5%的水平，以文化旅游產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比重太小。通過合理的稅收優惠政策，引導民間資金、外省資金、海外資金向第三產業投資，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吸引相關產業的省外、境外高端人才，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把文化旅游資源優勢變成經濟優勢和發展優勢，可以拉動相關產業和整個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跨越式發展。

參考文獻：

1.謝旭人.發揮稅收職能作用促進和諧社會建設[J].中國稅務，2005.6

2.高培勇.經濟社會發展坐標中的稅收[J].中國稅務，2005.1

第8篇：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

一、經濟發展情況

從1994年以來的10年間，我市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綜合競爭能力不斷增強，經濟實力進一步提升，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國民經濟保持了健康、協調發展的良好態勢。10年滄桑巨變，目前我市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經濟“塊頭”壯大。國內生產總值（現價）由1994年的93.6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343.5億元，年均增長13.8%。工業增加值由1994年的25.2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133億元，年均增長18.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1994年的24.2億元增加到2003年114.5億元，年均增長16.8%。

二是產業結構優化。經過10年的產業結構調整，三大產業的比重由1994年的42.64：29.27：28.08（“一二三”）調整到2003年的23.67：42.29：34.03，呈現“二三一”發展態勢，其中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近20%，第三產業發展壯大，占到經濟總量的1/3，10年內比重上升了近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上升了13%多，第二產業平穩增長，始終在經濟總量中占據主導地位，工業興市戰略初見成效.

三是地方“財力”增加。1994年，我市財政收入不足5億元，至2003年，則增加到18.6億元，增長了2.7倍多，稅收收入從39764萬元增加到139699萬元，增長了2.5倍多，但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卻由1995年的80.35%下降到2003年的75.06%，呈現“稅降費增”的局面。

二、稅收發展情況

與經濟增長保持同步的國稅收入也由1994年的28568萬元增加到2003年的77027萬元，年均增長10.43%。

一是國稅收入總量不斷擴張。十年來，全市國稅收入從1994年的28568萬元，到2003年增長為77026萬元，總量成倍擴張，規模不斷擴大，凈增了48459萬元，累計入庫國稅收入約55億元，其中近90%為地方收入，也就是說有近50億元直接投入到了孝感經濟、社會發展建設之中。國稅收入規模分縣市從2003年完成情況來看，除孝昌之外，其余收入規模都超過了5000萬，其中收入規模過億的有漢川、應城、市直（含市直屬分局和開發區分局,下同），分別達到了24204萬元、14581萬元、12193萬元；云夢縣發展勢頭較好，2003年已突破了7000萬元大關，今年計劃為7850萬元。

二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穩步提高。1994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5.27%，到2003年這一比重上升到5.42%，增加了0.15個百分點。

三是國稅收入保持占財政收入較大比重。國稅收入歷來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保持國稅收入的長期穩定增長對保持財政收入的增長和收支平衡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年來，國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最高達到58.36%以上，最低也保持在41%以上，平均占財政收入比重達到46%，對發展地方經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從國稅收入透視孝感經濟

（一）從國稅收入變化來看，孝感經濟發展的成績可喜。經濟決定稅收，經濟增長的速度、規模和結構直接決定著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規模和結構。

1、國稅收入總量的擴張直接反映了經濟的發展。全市國稅收入的穩步增長，與國稅部門推進依法治稅，深化稅收改革，強化科學管理，加強隊伍建設等有著不可忽視的內在聯系，但決定的因素還是經濟，是經濟的持續發展。1994年，全市GDP總量為93.63億元,其中:第一產業39.93億元,第二產業27.40億元,第三產業26.30億元;2003年,孝感市GDP總量達到343.55億元,增幅達到3.7倍,其中:第一產業81.34億元,第二產業145.29億元,第三產業116.92億元。

2、各經濟成份國稅收入比重反映孝感經濟結構得到優化。以國有、集體、個體經濟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格局已不復存在，私營、聯營、股份制、涉外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如雨后春筍，競相發展。從各經濟成份對國稅收入比重的變化可見一斑。1994年，國稅收入來源基本只有國有、集體、個體三種經濟成份，而且主要依賴于國有經濟，比重分別為68.6%、11.37%、16.44%，除此之外，外資有2.26%。至2003年,國有、集體經濟國稅貢獻率大幅下降,分別只占22.11%、1.91%，而私營、外資、股份制等經濟成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分別占6.13%、21.02%、37.99%，基本形成了股份制、國有、外資等經濟成份并駕齊驅、“三分天下”的格局。

3、民營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可以注意到，直至2002年，全市國有經濟國稅收入貢獻率仍高居第一，占37.17%，與居第二位的外資經濟22.33%，相差達14.84個百分點，地位似乎相當“穩固”，但僅一年時間，國有經濟國稅收入貢獻率便退居第二。與此同時，股份制經濟成份大幅增長，一年之間分別增加了18.62個百分點。表明“公退民進”成效顯著，國有經濟已悄悄讓出了“頭把交椅”，民營經濟來勢較好。云夢縣情況尤其如此，1993年該縣國有、集體經濟國稅貢獻率達73.2%，個體民營經濟（以個體為主）國稅貢獻率為26.2%，至2003年，國有、集體經濟國稅貢獻率下降到18.6%，下降了54.6個百分點，民營經濟國稅貢獻率比重上升到了60.5%。

4、外資經濟成為孝感經濟新的重要增長點。資料反映,自從1991年孝感市征收外資稅收3.8萬元，實現涉外稅收“零”的突破以來，至1994年外資經濟國稅收入比重達到2.25個百分點。至2003年,涉外企業已提供國稅收入16192萬元，占全年國稅收入的21.02%。以云夢縣為例，1994年該縣外資經濟供提供稅收不足11萬元，比重為0.36%，至2003年，外資經濟提供稅已達1578萬元，收入比重達到了21.57%,呈幾何級數增長態勢。

（二）從稅源分布結構情況，折射出區域經濟運行現狀。稅收作為經濟的一面鏡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各地經濟運行質量，從各地經濟稅源提供國稅收入看，稅源集中于經濟活躍地區。

1、第二產業發展狀況，決定了區域國稅收入規模。從地域分布看，我市國稅稅源主要集中于漢川、應城、市直形成“三足鼎立”的稅源格局，2003年共提供國稅收入50979萬元，占我市總收入的66.18%，其中漢川占31.42%、應城占18.93%、15.83%。從經濟運行情況看，這也是我市工業基礎較好，第二產業發展較穩健的區域，以漢川為例，1994年，漢川市第二產業占該市GDP的41%，2003年上升為45.22%，提高了4.22個百分點，其中工業1994年占38.82%，2003年上升為42.61%，提高了3.79個百分點。1994年漢川市稅源共提供國稅收入5833萬元，占全市總收入的20.26%，2003年上升為31.42%，提高了11.16個百分點；而工業基礎較薄弱，第二產業發展不足的區域，在稅收上反映也較明顯。以安陸為例：1994年，安陸市第二產業占該市GDP的36.72%，2003年上升為39.42%，提高了2.7個百分點，其中工業1994年占34.15%，2003年上升為34.69%，僅提高了0.54個百分點。1994年安陸市稅源共提供國稅收入4437萬元，占全市總收入的15.41%，2003年為5783萬元，占我市總收入的7.5%，從數量上看，僅增加了1346萬元，從比重上看，下降了7.91個百分點。

2、經濟發展方向，決定了稅源構成。從目前我市梯級稅源日益擴張稅源結構特點，突出表達了目前做強、做大企業，推出品牌、推出拳頭產品的發展經濟的戰略思路。1994年我市提供國稅收入過千萬元的企業只有大悟煙廠、安陸棉紡廠、省化工廠、漢川電廠四家，四家提供的稅收共占當年總收入的18.24%，基礎上是普遍開花、普遍弱小的稅源結構，經過10年的演變發展，在經濟發展突出重點，特別是近幾年加快招商引資步伐、企業改制盤活，提高企業產品科技含量、市場競爭力的經濟大氣候下影響，稅源構成也發生了相應變化。2003年我市提供國稅收入過4000萬元的企業就有漢新、漢元、湖北雙環3家，1000萬元至4000萬元的有金龍泉啤酒（孝感）有限公司、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孝棉紡織實業有限責任公司、大悟煙廠、湖北省鹽運站、供電、煙草7家企業，2003年全市納稅規模過1000萬元的企業共提供稅收收入33226萬元，占總收入77027萬元的43.14%，比1994年上升了近25個百分點。

（三）從國稅收入與相關指標比較來看，孝感經濟發展尚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

主要表現為,全市國稅收入與同期財政收入、GDP聯系起來看,所占比重呈下滑趨勢，未能與同期財政收入、GDP增長保持同步。

1、全市國稅收入占GDP比重下滑。從全市國稅收入增長速度與GDP增長速度比較來看,國稅收入增長速度比GDP增長速度要慢;從國稅收入占GDP的比重來看，1994年到2003年,國稅收入占GDP的比重總體水平只有2.42，1994年比重最高為3.1,總體呈現逐年下滑態勢,2003年比重只有2.24。據相關資料反映，湖北省1994年至2003年國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分別為5.0、4.5、4.1、4.1、4.3、4.4、4.3、4.6、4.8、5.0。孝感與全省平均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在2點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第一產業比重較大，第二產業中支農免、三稅產品占較大比重，僅066基地軍工企業、黃麥嶺磷礦、雙環科技、飼料等企業每年免稅額達數千萬元。

2、國稅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下降。從國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來看，1994年占58.36%,至2003年逐步降至41.38%,而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1994年為5.27%,2003年為5.42%,反而有所上升,這表明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國稅收入和綜合財力得到不斷增強，但國稅收入卻相對滯后于同期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見表二）;從全市國稅收入增長速度與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比較來看,1994年至2003年國稅收入增長速度明顯要慢,財政年均增長14.9%,比國稅收入年均增長速度要快4.47個百分點。

3、百元GDP“兩稅含量”下降。從百元GDP兩稅含量來看，也呈總體下降趨勢。1994年百元GDP兩稅含量為2.79元,為十年最高值,至2003年，百元GDP兩稅含量下降到1.96元,為十年最低值，十年共下降了0.83個百分點。

4、稅收收入彈性系數“異?！?。從理論上講，稅收彈性系數應在1左右，是最為理想的，因為稅收源于經濟，經濟增長了稅收才有了增長的基礎，如果稅收彈性系數大于1，則說明稅收增長快于經濟增長，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國家新出臺增收的稅收政策，如，開征個人利息所得稅；二是提供稅收的產業發展快速，而其非稅產業發展較緩；三是非即期稅收入庫較多，如，清理歷欠、查補稅收等；四是預征、空轉等非正常方式組織稅收，形成當期虛假稅；五是其它因素增加稅收，不增加GDP，或對稅收的增加程度較多。如果稅收彈性系數小于1，則說明稅收增長慢于經濟增長，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國家新出臺減收的稅收政策，如，提高起征點等；二是提供稅收的產業發展慢，而其非稅產業發展較快；三是消化歷年稅收包袱，影響當年稅收增長速度；四是其它因素影響稅收，增加GDP，或對稅收的影響程度較大。一般都是多種因素同時對稅收彈性系數進行影響，因此很難得到理論的稅收彈性系數1，實際較為理想的稅收彈性系數在0.8----1.2之間。從我市近年的稅收彈性系數看，我市稅收彈性系數漸近線波峰過高，最高年度為2000年，達2.01，波谷偏低，最低的為2002年為0.11。

5、增值稅綜合稅負偏低。從理論上講，經濟指標中的工業增加值與計算工業增值稅稅負的增值額最為接近，因此我們把工業增加值作為工業增值稅的“經濟稅基”，從我們對近10年數據測算情況看，我市國稅工業增值稅10年平均稅負為4.44%，最高年度為1994年，稅負為6.86%，最低年度為2003年，稅負為3.68%。雖然我市整體工業環節增值稅稅負偏低，但還是有個別行業稅負偏高現象存在，從稅收調查數據分析，我市非金屬礦產業增值稅負擔率比企業實際稅負明顯偏高，主要有非金屬礦產業以及部分電力等行業。經過分析，我們認為造成這些行業的增值稅負擔率明顯偏高的原因有兩點：一是行業經濟不景氣，市場疲軟，市場需求趨于飽和狀態，產品銷路不暢，毛利率低，導致企業資金困難，造成國家稅收難以收回，實際稅負偏低；二是歷史原因和我國現行的企業運行機制，造成企業負擔過重，難以擔負起沉重的包袱；三是固定資產購進不能抵扣，進項稅額減少，造成理論稅負過高，增加了企業的負擔，使企業的納稅難度加大，導致欠稅過大，形成實際稅負比理論稅負低。如應城的鹽礦、石膏礦以及電廠等生產及供應業；商業環節增值稅稅負為1.91%，最高年度為1994年，為3.75%，最低年度為2003年為1.35%，商業環節增值稅每年呈遞減態勢。商業環節增值稅稅負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商家之間競爭激烈，一些商業企業為了加速資金周轉和擴大銷售，往往采取薄利多銷，增值稅稅負也隨之下降；二是商業企業容易鉆稅收的空子，管理難度較大，偷逃增值稅的情況較為普遍；三是商業企業面廣戶多，經營方式靈活，經營品種繁雜，財務核算較工業企業差，稅收征管較之工業企業要困難得多。

從我們調查分析情況，結合我市經濟實際情況分析，我市整體增值稅稅負偏低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稅收含量低的經濟總量顯現出強勁勢頭。以工業總產值為標準，將全民所有制和年工業總產值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經濟的實體稱“規模以上”經濟，否則稱謂“規模以下”經濟。按工業總產值統計，近幾年來，規模以上的經濟正在不斷縮小，而規模以下的經濟得到較快發展。由于實體規模小，內部管理不規范，給稅收征收管理帶來一定困難，也是形成稅收與經濟不同步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緩慢。一個區域經濟是否活躍、是否有潛在能力，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水平至關重要。我市高新技術增加值在起點低、規模小的前提下難以撐起區域經濟的一片天地。

三是稅收優惠與藏富于民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實。，我國“兩稅”的優惠政策主要體現在減免稅的兩個方面：一是開放開發型的減免，他既包括沿海、沿江、沿邊地區，也包括各類經濟開發區等等的稅收優惠性的減免；二是扶貧救困性的減免，如貧困山區、三線轉移減免，校辦、民政、福利型企業減免，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免、抵、調、退等等的優惠。隨著這類企業的發展，稅收優惠的額度在不斷增大。2003年全市減免稅額達1.7億元。落實增值稅起征點的政策，2003年減少稅收1000余萬元，2004年進一步提高起征點，將會影響稅收減少1100余萬元。

四是非稅收入名目繁多。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普遍表現為“吃飯型”財政體制，它一方面要求稅收多收，另一方面又必須將應納入財政預算的資金轉嫁給地方部門自行解決，各類經濟實體承擔著稅費的雙重壓力，超出一定范圍的壓力，就會形成費大于稅，費擠占稅的現象。

五是統計數據內含“水分”。經濟指標是宏觀決策的重要依據，經濟指標也是代表著一個地區的經濟形象，為宣染環境氣份，提升區域經濟發展規模，顯示工作業績，很容易在統計數據上下工夫，形成“水分”GDP。因此很難客觀、準確分析稅收與經濟指標之間的各種內在關系，也給我們尋找經濟與稅收合協發展的途徑增加了難度。

經濟結構決定GDP結構，而GDP結構又決定國稅收入構成。因此，經濟結構對國稅收入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前，受經濟結構中不合理因素的制約，孝感市國稅收入增長難以與GDP增長保持同步。主要表現在：

1、工業化水平較低。工業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化工業文明轉變的過程，也是經濟總體實力提高的象征。孝感市產業結構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不斷調整，取得了較好效果，結構順序已由一二三轉換為二三一(見圖二)。先看第二產業：2003年湖北省第二產業比重為47.8%,孝感第二產業比重為42.29%,比全省低5.51%,基本相當于湖北省1994年的水平43.2%;聯系第一產業分析,從1994年至2003年，孝感市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已由此42.65%降到了23.68%，2003年全省第一產業比重為14.7%,孝感高出了近9%;按錢納里模型，當第一產業比重下降到20%以下，二產業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產業時，工業化進入了中期階段。這說明全省平均已達到工業化中期階段，而孝感仍處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階段，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全省比較還屬農業大市；其次看第一產業：孝感第一產業的產業化程度較低，與國稅收入增長關聯度較低的無稅或低稅產值占了相當大的成分，即使這一期間第一產業提供的GDP由39.93億元增加到了81.34億元，凈增41.41億元，但對國稅收入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卻幾幾乎為零；再看第三產業：第三產業中與國稅收入相關的商業企業本身稅收較少，增長不可能很快，并且飲食服務等快速增長部分，又與國稅收入不相關聯，反映到國稅收入上總量上升，比重反而會下降。例如，2000年第三產業的GDP占GDP總量的比值為32.65%，2003年為34.03%，四年間上升了1.38個百分點，但提供的國稅收入由2000年的22.11%到2003年的23.22%,僅上升了1.11%;第三產業提供國稅收入占GDP比重也呈下降趨勢,分別為2.33%、2.07%、1.97%、1.8%。由以上分析，第二產業發展不夠，工業化水平較低，成為制約國稅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2、第二產業整體素質不高。行業產品結構合理化是工業企業綜合素質的反映，工業產品的盈利能力、競爭能力、開發能力、創稅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行業產品結構是否合理。從行業結構來看，目前孝感市行業結構具有偏重、偏老、偏初、偏加工的特點，經濟與稅收均屬偏重型，傳統行業、加工型行業仍占主導地位；從產品結構狀況來看，其特點可以概括為三多三少，即：老產品多，新產品少，一般產品多，名牌產品少，粗放產品多，精密產品少。從孝感品牌的知名度和競爭力上可見一般。這樣，產品的技術含量低，檔次質量差，決定了產品市場擴張能力及稅源增長潛力均顯不足。2000年至2003年,從第二產業產值及提供的國稅收入關系上看，2000年全市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為39.84%，2003年上升到42.29%，增加了2.45%，提供國稅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70.29%升至2003年72.70%,僅增加了2.41%；第二產業提供國稅收入占GDP比重也呈下降趨勢,分別為4.49%、4.39%、3.95%、3.85%。這說明我市第二產業的素質不高，傳統工業比重偏大，具有較高稅收含量的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小，不僅導致第二產業的創新能力弱小，且高產出、低創稅現象尤為突出。

3、企業規模結構的影響。我市的企業規模結構不夠合理。從戶數來看：大的不多，小的太多，大中型企業的比重在全省處于比較低的位次上，難以充分發揮規模效應。以2003年為例，全市稅收過5000萬的只有2戶，1000萬至5000萬的只有8戶，500萬至1000萬的只有9戶，50萬至500萬的有92戶。全市50萬以上的只有110戶，不到納稅人總戶數的0.4%；從產值來看：以2002年為例，據資料反映，孝感大中型企業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6.1%，而全省平均為13.7%,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均產值0.59億元,孝感只有0.36億元,這也說明孝感工業企業規模結構狀況是“小而弱”、“小而散”；從提供國稅收入來看：2003年全市110家重點企業提供國稅收入占總收入的60.41%，而其它占總戶數99.6%的納稅人只提供了不足40%的稅收，呈“兩極分化”。

4、區域結構的影響。當前經濟發展的大方向是農村向鄉鎮轉移，鄉鎮向縣城轉移，縣城向大中城市轉移。從經濟、稅源、稅收三個要素的分布狀況看，孝感各縣市主要集中于各地城區，鄉鎮一級基本沒有大的稅源企業，多數鄉鎮國稅收入依賴個體稅收，鄉鎮國稅收入比重很低，各地城區國稅收入總量要占全市國稅收入總量的90%以上；從區域來看，主要集中于孝感城區(含市直屬分局、開發區、孝南)、漢川、應城三地，從2003年來看，這三地收入占全市的73.85%,接近全市國稅收入的四分之三，區域分布極不均衡。以孝昌為例，盡管10年來其國稅收入年均增幅高達11.77%，但這只是低基數的增長，至2003年總規模還不到2000萬，總收入中有近50%為個體稅收，工業企業提供稅收還不到300萬元，年納稅50萬以上企業只有3家，還沒有年納稅過200萬的企業。

四、關于經濟與國稅收入合協發展的若干建議

1、堅持新型“工業化立市”，提高經濟稅源的“含金量”。要大力發展工業，尤其要發展科技含量高、原材料和能耗低、環境污染低或沒有污染的“朝陽產業”。要重點加強和提升第二產業，有計劃分步驟鞏固和充實第一產業，調整和發展第三產業。要不斷加大科技含量，提高創新能力，徹底改變第二產業高產出低稅收的現狀。要加強工業園區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大硬件投入力度，做到路網硬化、亮化、綠化、美化，配套設施建設，如水、天然氣、電信、電力、有線電視等管網也要到位。

2、樹立經濟發展觀。稅收來源于經濟，沒有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就不可能有稅收的穩定、快速增長。因此，作為稅務部門要始終樹立稅收經濟觀，把促進經濟的發展作為稅務工作的第一要務，堅定不移地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培育新的稅收增長點。加大對高附加值產業的投入，著力培育潛在稅源和后續稅源?，F階段一是要立足現有重點稅源，加大科技投入，運用高科技手段"嫁接"轉化老弱稅源，不斷形成新的稅收增長點；二是對傳統產業進行機制轉換，設備更新和技術升級，產品換代，盤大有限的經濟存量，拓展產業發展空間。

3、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的力度。要進一步加快改制步伐，努力培養一批在全省有地位的民營企業排頭兵。要堅持以人為本，看準人才，為改制企業選準人才，把企業交給可靠的人，培養一批高素質的企業家隊伍。

第9篇：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

一、建筑安裝企業稅務籌劃特點及作用

建筑安裝企業有著明顯區別于其他行業的典型特征，即建設周期長、投資金額大、產品唯一性、業務形式多樣性等。建筑安裝工程的業務形式，有總承包、轉包、分包等，不同的業務形式有著不同的納稅義務。

（一）稅務籌劃 是指依照國家法律法規，在稅收法規允許下、國家政策范圍內進行的策劃，其形式上、實質上都必須順應立法意圖，堅決反對偷稅、漏稅、避稅的行為。偷稅、漏稅，是指違反法律法規，逃避稅收負擔的行為。避稅行為，是指形式上符合法律規定，但其實質上卻是違背立法意圖的，也就是故意鉆稅法上的漏洞的行為。避稅的行為使得無法獲得穩定的稅收利益，稅務部門應通過不斷完善稅法，將避稅行為扼殺在搖籃之中。而對于已獲得的稅收收益，稅務部門能夠通過反避稅調查，調整應納稅事項，將納稅人少納的稅款追繳回來。

（二）稅務籌劃特點 為保證稅收利益的穩定、可靠，必須進行有效的稅務籌劃。

首先，應保證稅務籌劃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進行的，即稅務籌劃應具有合法性，納稅人按照稅法的相關規定繳納自己應繳納的稅款。稅務籌劃必須是合法的，稅務籌劃方案不能夠違背國家稅收法律法規，也不能違背其他法律法規，否則稅務籌劃方案就無法進行實踐操作，也是無效的。

其次，納稅人按照同一經濟活動的不同經營方案應承擔的稅收任務，進行規劃設計，即稅務籌劃應具備籌劃性，綜合衡量多種方案，從而選取對納稅人最有益處的方案。保障企業獲得最大的稅后利潤，是建筑安裝企業進行稅務籌劃的最終目的，即稅務籌劃應具備目的性，選取的納稅方案要符合稅后利潤最大化這個目標。按照稅法的規定，納稅人策劃出多種納稅方案后，為實現企業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實施稅負較低的方案。

（三）稅務籌劃作用 具體有：

（1）稅務籌劃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必然選擇。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競爭激烈程度不斷增加，建筑安裝企業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之中獲得一席之地，尋求更好、更廣闊的發展，就應不斷地加強企業的管理，樹立節能減耗意識，降低原材料的消耗，減少生產成本，積極采用先進技術、應用新工藝、新方法，及時對固定資產進行深層改造，逐步擴大生產規模，加強勞動效率的提高，進一步增加收入。然而現階段，建筑安裝企業要想降低生產成本、增加收入都有著一定的困難，因此，企業必須選擇稅務籌劃的方式，通過降低稅收成本來增加企業效益。

（二）稅務籌劃逐步成為企業生產經營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筑安裝企業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過進行稅務籌劃，對涉及稅收的經濟事項進行統籌安排，發揮了企業獨立自，是企業將社會賦予了它的權利的具體實踐。因此，企業應認真、仔細研究國家的稅收政策，依照企業自身的實際情況，選擇符合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并進行積極的稅務籌劃。而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完善，稅務籌劃已逐漸成為企業生產經營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稅收優惠政策為企業稅務籌劃提供了可能性 我國地區間、部門間存在著發展不平衡現象，而不合理的產業結構也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保證區域之間發展的平衡性，調整產業、產品的結構，我國將稅收的的經濟杠桿作用予以充分發揮，制定了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針對不同的情況可以不征收或者少征收所得稅，企業之間稅率有高有低，稅基大小不一。因此，這就為企業提供了充分的選擇機會，為企業進行稅務籌劃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與廣闊的操作空間。

二、建筑安裝企業稅務籌劃措施

由于建筑安裝企業的稅收具有其他行業不能比的復雜性與獨特性，從而也為企業的稅務籌劃提供了充足的空間。

（一）依法納稅是稅務籌劃的前提 建筑安裝企業進行稅務籌劃必須是合法的，與偷稅、逃稅有著根本性的區別。納稅人在履行納稅義務時，應根據稅法的相關規定及時、積極進行繳納足額的稅款，一切違反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的行為都是違法的，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必須嚴厲杜絕逃稅、漏稅，不納，或是稅款不足額，繳納時間延遲的行為。而稅務籌劃是在依法納稅的前提下，是對稅法及其他法律嚴格遵守的基礎上，采取的一種合法、合理、合情的降低稅負的方案。然而現階段，許多納稅人對稅務籌劃理解不夠準確，片面認為稅務籌劃是為了幫助企業少繳納稅款，甚至不惜違法法律規定，實施偷稅、漏稅的違法行為，導致稅務籌劃工作處于停滯不前的局面，因此建筑安裝企業在進行稅務籌劃時必須做到依法納稅。

（二）對混合業務的稅務籌劃 建筑企業進行綜合性業務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既要銷售建筑產品，又要為客戶提供安裝勞務，因此要予以重點籌劃。建筑安裝企業在從事建筑、修繕、安裝、裝飾等工程作業時，與另一方簽訂工程合同，在銷售自己生產的貨物同時向客戶提供安裝勞務時，并在合同中予以單獨標準寫明安裝勞務價格，若企業擁有建設行政部門批準的建筑施工（安裝）資質，那么建筑安裝企業按照17%的稅收率對其取得的全部收入繳納增值稅。由此可以得出，企業為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減少企業稅務負擔，可以考慮辦理相關資質證明，并在合同訂立時另外單獨標注建筑勞務價格，從而滿足相關規定，減少納稅成本。

（三）原材料稅務籌劃技巧 根據營業稅法，納稅人在從事建筑、裝飾、修繕工程項目時，不管核算方式如何選擇，不管項目工程是包工包料還是包工不包料，工程所用原材料與其他物資、動力價款都包含在營業額內，但是建設方提供的設備價款除外。工程所需原材料的采購渠道不同，企業的計稅依據則會不同。建設單位若是從市場上直接采購材料，則價格較高，這樣施工企業就會在使用原材料時精打細算，加強原材料的管理，對工程原材料的預算開支進行嚴格控制，從而保證原材料及其他材料的使用效率不斷提高。建筑安裝企業與材料供應商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則購買材料的價格相對便宜，因此工程材料物資的價款降低，采用合理、科學、合法的方式方法降低稅負，減少計稅的營業額，實現節稅目標。

例如：建筑安裝公司甲方為一方企業修建廠房，工程承包價款總價為1000萬元，乙方負責購買工程所需各類裝飾材料，材料價格為500萬元，那么建筑安裝公司甲方所應繳納的營業稅為：（1000+500）×3%=45（萬元）。若是建筑安裝公司甲方利用自身優勢，只需花費400萬元就可從市場上采購完善該項工程所需裝飾材料，則建筑安裝公司甲方與企業乙方訂立工程項目承包合同時，就要把采購材料的價款包含在其中，合同總的價款就為1400萬元，那么建筑安裝公司甲方所應繳納的營業稅就是：1400×3%=42萬元。與第一種承包方式相比，建筑安裝企業承擔的稅收額要少3萬元。

（四）安裝工程產值稅務籌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中規定，企業進行安裝工程作業活動時，若安裝工程的產值是以安裝的設備的價值來衡定的，企業的營業額就要包括設備的價值。

根據這項規定，建筑安裝企業在進行安裝工程作業活動時，就要盡可能的避免將設備的價值作為工程的產值。機械設備由工程建設單位負責提供，建筑安裝企業只需對設備進行安裝即可，獲得收入只是購買原材料費與安裝費，因此企業安裝工程的產值就不包括安裝設備的價值，最終實現合理避稅的目的。

例如：企業委托某一建筑安裝公司修建辦公樓，工程承包款總價為5000萬元，訂立的合同中包括了為大樓進行價值500萬元的中央空調的安裝，建筑安裝公司負責提供中央空調，那么建筑安裝公司所需繳納的營業稅則為：

5000×3%=150萬元。

若是建筑安裝公司與企業在訂立合同時，對工程承包總價中不包含安裝中央空調的價格做出明確規定，由乙方負責提供與安裝中央空調，那么建筑安裝則應繳納的營業稅是：

（5000-500）×3%=135萬元。

與前一種形式相比，建筑安裝企業所要繳納的營業稅減少了15萬元。

（五）籌集資金籌劃 建筑安裝企業進行建筑、安裝、裝飾、修繕工程作業時，對資金的需求量很大，而不同的融資方式對企業所承擔的稅負起著不同的影響。例如：建筑企業甲擁有建筑、房地產及相關企業十多家，以往都是由公司統一各金融機構進行貸款，再轉貸于下面控股公司，并向控股公司收取一定的利息。公司從銀行處融資6000萬元，向銀行支付利息360萬元，從其他控股企業中收取信息396萬元。

為減輕企業稅負，企業應進行積極有效的稅務籌劃，選擇最適當的計稅方式。建筑企業甲魚各控股公司簽訂轉貸款合同，甲方向各控股公司收取利息360萬元，與銀行利息相同，同時甲方向各控股收取36萬元管理費。這樣一來，建筑企業甲就不需要繳納營業稅，而各控股公司所繳納的管理費在稅前就進行扣除。各控股公司再向公司總部繳納的利息沒有超過同期的銀行貸款利息，也就沒有涉稅金額。這樣一來，與其他計稅方式相比，建筑企業甲所承擔的稅負明顯的下降，從而實現節稅的目標。

（六）利用納稅時間進行稅務策劃 建筑安裝企業承攬工程任務時，工程項目按照合同完成后一次性結算所有價款，這樣營業稅納稅義務就會以工程合同價款結算的當天來做為發生的時間。

工程項目按照一旬結尾或是月中預支、月終進行結算、工程竣工后進行最終清算的辦法計算工程價款，這樣企業所要履行的營業稅義務則以月份終了清算已完工程價款的當天作為發生的時間。

項目工程根據工程形象的不同進度進行不同階段結算價款，這樣建筑安裝企業所應承擔的營業稅納稅義務則以以月份終了清算已完工程價款的當天作為發生的時間。

工程項目按照企業結算方式的，企業營業稅義務以結算工程價款的當天作為發生時間，而不是建筑安裝企業收到預付材料款與預收工程價款的時間。由此可以看出，建筑安裝企業科學、合理選擇結算方式，結算時間不要以預收款時間為準，而是應將結算時間盡可能的推遲延后，從而促使營業稅繳稅義務發生時間不斷延遲，為企業的有效運轉提供足夠的資金，促使企業進一步獲得資金的時間價值，不斷為建筑安裝企業的經營活動提供便利。

（七）工資資金稅務籌劃辦法 與其他行業相比，建筑業工程周期很長，并且受到季節、氣候的影響較大，因此建筑安裝企業職工與其他行業職工的工資發放形式存在差別。按照稅收法律規定，發放年終獎的形式主要有分月發放、月獎按照比例發放、全年一次性發放。

為實現最好的節稅效果，應將部分作為月獎，剩余的則進行年終發放，而最科學的則是采用月獎按照比例控制發放，這樣都比全年一次性發放的節稅效果好。分月發放的獎金要與每月工資薪金進行合并，使得納稅基數提高，從而讓工資薪金與獎金適用于較高稅率的機會不斷增加。若是將部分獎金作為月獎在每月中發放，則有效降低年終獎適用于較高稅率的可能性，并且保證了月收入適用于最高的稅率不會發生變化，從而獲得比全年一次性發放年終獎時所承擔的更低的稅負。

三、建筑安裝企業稅務籌劃風險防范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競爭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納稅人在關注、重視稅務籌劃，然而稅務籌劃的實踐操作常常是在稅收法規的邊緣，帶有很大的風險性。由此可知，納稅人要想通過有效的稅務籌劃實現預期的減輕稅負的目標，最為關鍵的就是注意防范風險，保證籌劃行為符合稅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規要求。

（一）防范對稅收政策理解錯誤、片面的風險 納稅人在進行具體的稅務籌劃時，必須要全面、準確地理解、把握與之相關的稅收政策的具體內涵。避免由于在一個細小的方面、或是一個環節上出現問題，而致使整個稅務籌劃行為失敗。

（二）防范稅收優惠政策條件要求執行不到位的風險 稅收優惠政策通常有著確定的適用范圍，往往詳細規定了能夠享受這一優惠政策應滿足的基本條件，例如企業類型、特定人員比例、注冊地點等等。要想享受到這項稅收優惠政策，納稅人就應該保證符合這些條件，而且進行實時動態監控，保障隨時都能符合政策規定。

總之，稅務籌劃對于納稅人法律意識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能夠幫助建筑安裝企業有效增加財富，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更好地維護自身權利的具體要求與必然趨勢。建筑安裝企業在進行稅務籌劃時，應明確企業自身的特點，掌握稅務籌劃的特征、作用，從而幫助企業更好地實現稅務籌劃。建筑安裝企業應在稅收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有效的稅務籌劃，從多方面進行思考，如對混合業務進行稅務籌劃，利用工程承包方式進行有效的稅務籌劃，從安裝工程產值方面進行稅務籌劃，利用納稅時間進行稅務策劃，從工資薪金發放上思考稅務籌劃的辦法，并注意防范稅務籌劃的各類風險，從而不斷的降低、減輕稅負，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最終實現企業的利益最大化。

參考文獻：

[1]廖勇：《建筑施工企業營業稅籌劃初探》，《廣西電業》2009年第9期。

[2]陳一杰：《關于施工企業稅務籌劃問題的探討》，《中國總會計師》2006年第12期。

[3]徐蕾：《施工企業營業稅稅務籌劃方案解析》，《山西建筑》2007年第9期。

[4]韓雪梅：《新營業稅政策下轉包工程的稅務籌劃》，《現代商業》2010年第21期。

[5]袁艷紅：《建筑施工企業營業稅的涉稅風險及稅務籌劃》，《建筑與預算》2010年第1期。

[6]劉兆華：《稅務籌劃實務與案例》，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