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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縣培養選拔女干部工作基本情況
近年來,我縣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省、市關于做好培養選拔女干部工作的指示精神,按照培養選拔女干部的規定,結合我縣實際,采取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措施,不斷改進領導班子和領導隊伍的結構,為女干部的成長成才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使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女干部相繼走上了領導崗位。目前,全縣共有女公務員423人,占全縣干部總數的14 %,其中正科以上61 人,副科214人。在鄉鎮黨政機關及縣直機關單位任正科實職的女干部16人,占正科總數的26 %。在縣直黨政機關中有50%的班子配備了女干部,全縣女干部參政議政水平有了明顯提高。
二、女干部培養選拔中面臨的問題
一是思維模式禁錮了女干部的能力提升。相對于男同志來說,女性過于感性,缺乏理性思維。形象思維強,抽象思維相對較弱,缺乏從宏觀上把握事物的整體思維,因此在思考處理問題時,過于求穩求平的保守觀念大大影響了女干部的宏觀分析概括能力,遇到那些需要發揮創造力、想象力,需要打破常規的新思路、新舉措,女干部便略顯功力不足。同時,在調查研究中,發現80%的女干部安于現狀,開拓創新意識不強,愿意從事辦公、人事等事務性工作,對挑戰大、發展空間大的崗位,不敢問津或不愿意嘗試。在機關工作的女干部,75%對目前工作比較滿意,不愿下基層工作,不愿輪崗交流,在一個崗位一干就是幾年、十幾年,工作經歷單一,實踐鍛煉機會少,接觸面不寬,基層工作經驗欠缺,群眾對她們了解不夠。在基層工作的女干部,83%的對工作現狀不滿意,認為基層工作環境差,工作壓力大,待遇福利差,工作上不安心,希望能早點進機關。
二是傳統觀念制約了女干部的成長進步。現實生活中,傳統的“男尊女卑”、男強女弱思想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使社會對女性家庭角色的期望大于對社會角色的期望,女性進入政治、經濟等社會主導性活動領域的難度增大,進而造成了男女從政的社會環境不平等。在調查研究中發現,60%的家庭對女性從政特別是走上主職領導崗位不贊成甚至堅決反對,以來自丈夫與公婆的反對聲猶為強烈。在對各單位的男同志進行女干部培養選拔工作調查了解時,95%的男干部認為要加大女干部的選拔力度,提高女干部的任職比例,但對于女干部擔任單位主職,其中卻有58%以上不接受,認為“女不如男”、女同志“只能當配角、不能當主角”。從我縣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全縣教育、林業、公安、水利等22個縣直單位的黨政班子里,沒有配備女干部。因此,婦女參政的意義還沒有完全被社會真正認識,在實際工作中仍然流露出了“重男輕女”的落后思想,從總體上影響了女干部的選拔和使用。
三是家庭因素影響了女干部的創業熱情。有資料調查,家務勞動中 80%以上是由女性來做,婦女每天用于做家務的時間為232.75分鐘,比男性多150.85分鐘。從政女性必須肩負事業與家庭雙重擔子,她們既要為事業傾注全力,又要為家庭盡職盡責。在單位是領導,要勝任崗位職責,在家是家庭主婦,要做“賢妻良母”,要承擔“做飯”、“洗碗”、“洗衣服”、“收拾屋子、搞衛生”、“日常家庭采購”、“照料孩子”等日常家務勞動。家庭、事業的超負荷運轉和巨大的精神壓力,也抑制了女性從政水平的發揮。因此,如何處理好工作與家庭的關系,已成為制約女干部成長和發展的瓶頸問題。
關鍵詞:休閑漁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6.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1)-05-0305-2
休閑漁業是以漁業為基礎、以漁業生產者為主體,對水產資源、環境資源和旅游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將漁業與旅游、觀光、健身、餐飲等服務行業有機結合,以提高經濟效益、發展區域經濟和文化為目的的一種新興產業。是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相結合體,通過水產產業鏈向旅游業的延伸并與之相耦合,使旅游業增加了新的特色、內容更為豐富。我國休閑漁業的發展起步較晚,尚處在初級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2000年農業部做出了關于調整漁業產業結構的部署,“漁業發展相適應的第三產業要大力發展,在有條件的地方應積極鼓勵、引導發展休閑漁業”。《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也提出“要把漁業資源增值與休閑漁業結合起來,積極發展不同類型的休閑漁業”,由于近年來政府的大力扶持,使得休閑漁業得到快速發展。從我國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條件及國外發展狀況來看,休閑漁業在我國的發展仍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和空間,只要合理地利用好優良的環境、遵循科學發展規律,休閑漁業將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1 我國自然水域環境條件為休閑漁業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從海洋水域條件看,我國擁有渤、黃、東、南海4大海區,南北跨越近40個緯度,海岸線達18000km、海域的管轄區域300萬km2,島嶼6500多個,島嶼岸線14000km,形成許多優良海灣。水深200m以內的大陸架寬闊,達150萬km2,是日本的4.6倍。多條內陸河流入海,有機營養鹽豐富、水質肥沃,形成海洋動植物棲息、生長、繁殖的良好場所,15m等深線以內的淺海區及潮間帶蝦、蟹、貝、藻等十分豐富,海洋魚類2000多種。淺海灘涂約有2億畝,可利用海水養殖利用的約有2000多萬畝。
從內陸水域條件看,我國是世界上內陸水域面積最多的國家,約為17.6萬km,占國土面積的1.8%。江河、湖泊、水庫、池塘繁多,河流占39%,湖泊占42.2%,水庫占11.67%,池塘占8.01%,共有湖泊24800多個、河流5800多條。我國也是世界上內陸漁業最為發達的國家,多年來內陸漁業的產量位于世界各國之首,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2005年我國內陸漁業產量約占全球內陸漁業產量的59.1%。加之大部分國土為溫帶、亞熱帶、熱帶,沿海區多處于溫帶或亞熱帶。水溫適應于生物生長,為開發休閑漁業提供良好的環境條件。
2 我國的漁業形勢促進休閑漁業的發展
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增長,我國的海、淡水漁業也隨之快速發展,但是,漁業的發展形勢卻十分嚴峻。一是漁業生產者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忽視了漁業資源特點,盲目追求產量,提高捕撈強度,使捕撈能力的增長遠遠超過漁業資源的再生能力,造成漁業資源匱乏,捕撈力量嚴重過剩,大量漁船面臨減船轉產的嚴重局面。二是由于漁業水域環境污染,影響魚類的繁殖、生長、甚至死亡。由于上述主要原因,使漁業生態系統遭到破壞、漁業資源嚴重衰退。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漁業事務副主席聲稱,目前約有52%的魚類捕撈過于集中,16%的魚類存在過度捕撈問題,另有7%的魚類已經面臨種群滅絕的危險。在目前的形勢下,必須開發新的漁業產業項目以保持我國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休閑漁業即是其中的重要產業之一。
3 國外休閑漁業的發展為我國提供了可靠經驗
美國休閑漁業的發展歷史久遠,早在19世紀初,美國大西洋沿岸地區就出現了以垂釣俱樂部為主的、有別于商業漁業行為的垂釣組織,以會員和家庭的形式在湖泊、河流或近海海域中開展放松身心、休閑度假的娛樂垂釣活動。到了50年代,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用于休閑娛樂目的的私家船艇大量涌現,為美國休閑漁業的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據估計,美國全國專供游釣的游艇(船)現在已達1800萬艘,年收入達380億美元,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參與了水上垂釣等休閑漁業活動。休閑漁業的發展也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澳大利亞的休閑漁業的興起是近十幾年的時間。據2003年澳大利亞所做的全國休閑漁業和本土漁業的調查,參加垂釣活動的游釣者越來越多,花在釣魚活動中的費用達18億澳元。澳大利亞政府每年都進行了一系列專項經濟研究。帶紋旗魚是新南威爾士重要的比賽魚種,僅這一品種在休閑漁業中所產生的經濟價值相當于這種魚在延繩釣業中價值的27倍。休閑漁業產生的價值比一般漁業生產創造的價值要高得多,通過資源的再分配,推動休閑漁業的發展可以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
日本是個漁業大國,70年代開始發展休閑漁業,日本政府提出了“面向海洋,多面利用”的發展戰略,實施了沿岸和近海漁場的整治和“漁港漁村綜合整備事業”,并采取各種措施,發展休閑漁業。日本在休閑漁業發展中非常注重發揮科研的指導作用,開發出許多有效的污染監測手段和治理方法,使漁業水域環境得到顯著改善。人工漁礁的投放,從根本上限制了底拖網作業,再加上人工放流各種魚苗,使原本日趨衰退的近海漁業資源得到了恢復性增長,為休閑漁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4 發展休閑漁業是國民經濟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休閑漁業是水產經濟活動與文化活動的有機結合。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斷提高,在需要物質的同時也需要精神文明的沐浴。我國有著龐大的消費群體,特別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群體已經具備了休閑時間和條件,對休閑娛樂需求日益增長,假日經濟的商機巨大。我國是水產養殖大國,群眾漁業是我國漁業生產的傳統,捕魚、養魚、吃魚、玩魚既是休閑漁業的需求市場也是休閑漁業的供給市場。
我國休閑漁業的發展只經歷了十幾年的時間,仍處于初步發展時期,從自然條件、漁業發展現狀及國民經濟水平方面宏觀分析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只要認真總結國內外的先進經驗、進行科學管理,休閑漁業在我國就能得到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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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長角色的轉型方向:從“管理者”到“治理者”
角色是處于一定社會地位的個體,依據社會的客觀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觀能力適應社會環境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模式。[4]就校長角色而言,概括來看,目前中小學校長角色的界定有三種代表性的說法。第一,中小學校長角色是組織管理者、師生服務者、教改推動者、經費籌集者、公關開展者、教學領導者和其他等。[5]第二,現代校長角色是指一個人在被任命為校長之后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社會和校長本人對校長行為的期待。在實踐中,校長在不同的情境下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管理者角色、領導者角色、監督者角色、教師角色和教學領導者角色,等等。第三,從校長角色職業化的角度來看,有學者指出,職業化校長的實質是校長的專業化發展。所有立足于校長專業化、職業化的各類研究,從宏觀上展示了校長目前的三項主要工作――學校的組織和管理、教學的監督和領導、學校―社區關系的協調和維護,從而形成了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行政干部這三種基本的校長角色表征。[6]
隨著治理理念在教育領域的進一步實踐,校長實現了由“管理者”到“治理者”的轉變。以治理理念管理學校事務,建立多維度的治理機制,是學校發展的內在要求。
(一)校長管理者角色與校長治理者角色的差異
有別于西方校長的公開聘任或民主選舉,我國校長屬于政府派任,其權利由政府賦予,必然形成校長縱向垂直型的集權管理結構。[7]這一管理結構是以規章制度為依據運轉的層級化、專業化的金字塔式封閉系統[8],該系統下傳統的校長管理理念及管理方式,必然無法契合教育治理對校長的要求。校長作為學校的一級管理者,承擔著全面負責學校行政、教學以及文化建設的職責。在我國全面實踐教育治理的背景下,校長不能僅僅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而應該以治理者的思維來規范管理行為。在傳統管理定位及新型治理角色定位下的校長角色,亦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見表1)。
(二)校長治理者角色的特征
教育治理的典型特征是民主化,這種民主是微觀層次上的參與式民主。[3]校長在學校內部以教育治理的理念開展管理工作,更偏向于多元主體對于行政事務的參與和自治。校長在扮演治理者角色的過程中,最突出的改變在于角色的職業化以及分權化。
1.角色的職業化
在我國,學校依附于政府開展教學活動,學校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均由上級行政部門控制,同時我國校長的聘任取決于行政指令。因此,校長角色政治化色彩極其濃重,校長的職業性特征被行政功能擠占了。在這種背景下,校長自主辦學和管理的權利被嚴重削弱,校長不能真正履行自身角色的職業職能,難以形成本土化、個性化的辦學思想和教育理念,難以形成校本化的辦學特色和學校自身的“生長圈”。[9]隨著教育治理的實踐,政府進一步向學校放權,學校辦學自獲得了擴大,學校事務和校長工作逐漸擺脫了對政府的依賴和控制。在這一過程中,校長所承擔的職責也日益明晰,其職業化程度逐步加深,校長角色不再局限于行政領域,而是一種蘊含了更多專業成分的專業角色,包括課程領導、教學領導、學校人力資源開發,校長將會更加注重自身專業水平的提升。[10]
2.角色的分權化
建構教育治理體系的關鍵是參與權、決策權的結構性調整,教育治理的目的在于通過社會的廣泛參與,構建多方利益主體共同參與的利益表達平臺和決策參與渠道。[3]目前,我國教育管理領域的突出問題是社會力量參與不夠、學校辦學自過小、學校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隨著政府對學校的權力下放,學校需要二次分權,校長依據各崗位職責將新增權力向下、向外分享。實行分權共治機制下的校長權力將由管理權力轉向領導權力[11],讓校長從繁雜的學校管理事務中解放出來,并從“決策者―執行者”轉變為“決策者”。
二、校長管理者角色的現實困境
對校長專業標準進行分析,根據校長的工作行為,可以將校長角色分為領導者、教育者和管理者三個維度,相比于英美國家把校長領導者的角色和教育者的角色置于管理者的角色之前,我國校長的管理者角色被過度強調了,校長忙于事務性的管理工作,對學校發展缺乏長遠規劃,戰略管理能力較差。[11]有學者指出,從管理者的角色來看,我國校長當前應該重點做好的工作行為分別是人事管理、財物資源管理以及公共關系管理。[12]而校長的角色定位,與教育治理理念很不適應。在教育領域改革的環境中,校長面臨著許多的困境。
(一)人事管理方面
校長在人事管理方面的工作應包括:選拔和聘用教師,關心和激勵教職工,評價、監督教職工工作,鼓勵和規劃教師在職進修。[12]事實上,校長對于教師的選拔和聘任并未獲得充分的自主性,而在教師評價方面,卻容易出現評價過程的隨意性。教師繼續學習的規劃有時候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校長的情感態度。
(二)財物資源管理方面
校長在財物資源管理方面的工作應包括:校園建筑規劃,學校財政的編制與預算,學校財產的安全使用與監督,以及學校資源分配。自上而下的集權式管理方式,使得校長承擔著來自于上級教育行政部門的指令性任務,以及學校基層的教學事務壓力。在學校財政的編制與預算,以及學校資源分配方面,由于學校辦學經費的主體來源是公共財政。因此,校長對于經費的規劃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教育行政部門領導對于學校一線的實際情況缺乏了解,這有可能導致教育經費的使用偏離學校的實際需要。且由于目前中小學財務在預算編制上遵循著“二上二下”的流程,財政部門對學校財務的編制審核周期會導致中小學資源使用的拖延,校長在這一過程中缺乏辦學自。而在學校財產的安全使用與監督方面,由于校長事務的繁雜,因此進行了二次分權,強化學校和群體的權力勢在必行。
(三)公共關系管理方面
校長在公共關系管理方面的工作應包括:學習和落實政策法規,維持與上級機關的良好關系,與家長建立密切聯系以及構建校際合作伙伴關系。從目前校長工作的實踐來看,大部分中小學校長更多的是實現了維持與上級機關的良好關系這一目標,而在家校合作方面尚顯不足。這表現在,學校權力的高度集中,學校管理呈現為“校長+教師+學生”的狀態,缺乏家長和社區成員的參與,家長委員會作用發揮缺乏動力。
三、校長角色轉型的實現路徑
由于校長管理這一角色在實踐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困境。對校長角色的定位,應該從“管理”轉到“治理”的思路上來,這一轉型的實現途徑包括校長自身工作方式的改變以及制度建設兩方面。
(一)校長工作方式的改變
1.從“既掌舵又劃槳”走向“掌舵而不劃槳”
治理作為一個宏觀分析框架,引入學校內部管理中[11],意味著校長必須轉變職能,突出其責任的有限度,責任有限并不意味著校長職能和權力的萎縮,而是要求校長正確地使用和分配教育權力。奧斯?本和蓋布勒對集權與分權機構做了比較,他們認為分權機構具有四個優點:(1)較大靈活性,對于面臨的情況和顧客需求的變化能迅速地作出反應;(2)更有效率;(3)更具有創新精神;(4)更高士氣,更強的責任感,更高的效率。[18]因此,在學校辦學方面,校長應充分尊重家長委員會、學代會、教代會等各方利益主體的意見。
2.從“管制型”走向“服務型”
教育治理對校長提出的本質性要求是樹立“服務型”校長的工作理念。所謂服務型校長,是指校長將自己放在公仆的位置,運用管理和技術等有效手段,積極努力地提供社會需要的教育產品。將“服務型”的概念落實到學校管理層面,關鍵在于管理權力在校長、教師、學生以及社會間的分配。在審視校長與其他利益主體的關系上,需要重新界定各方的管理權限,重塑校長在學校管理中的角色。校長管理方式轉變的核心要求就是由微觀管理走向宏觀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間接管理,由管理向服務轉變。另外,校長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要協調好其“服務”與“管理”之間的平衡關系,在管理方式上,應采用治理理論所提出的,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對話與協調。[8]
(二)內外部制度的構建
1.教育“管辦評”體系構建
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要以轉變職能和簡政放權為重點,以減少行政審批作為轉變職能的突破口,通過政府對教育的宏觀調控,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務體系,維護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20]
“管辦評”體系的構建,要求加強頂層設計實施戰略規劃。協調國家戰略、學校發展以及社會需求的利益關系,編制實施教育規劃,并加強法律和制度保障;根據教育規劃,創新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教師配置標準和辦法,強化學校的用人自;加強教師隊伍薪酬激勵和管理服務;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教育評價和督導機制。
2.建立學校內部橫向治理機制
學校內部治理結構的完善有助于規范學校的組織體系,保障學校組織的有序運轉。校長角色應在原有的縱向系統治理基礎上,再建立適宜校長專業發展的、橫向靈活的治理機制。機制構建的核心工作在于優化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結構,全面保障中小學校辦學自,保障中小學校在課程教學、教師評聘和學生管理等方面的自主。學校分權共治具體包括完善集體決策制度,充分聽取利益相關者和專業機構的意見,要進行可行性評估、集體決策;健全師生參與學校治理的制度,擴大教職工對學校領導和管理部門的評議權、考核權,落實學生的民主選舉權、自主決策權;建立健全家長參與學校治理的制度,完善中小學家長委員會制度,使家長參與學校管理,監督學校管理,促進家校合作。[3]
不同的校長角色形象與思維會給學校的發展帶來不同的影響,[22]校長通過踐行教育治理理念,吸納多元主體參與學校管理,最終可以達成教育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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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勞動力;培訓;生態學
作者簡介:郭靖(1986-),女,山東青島人,浙江師范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職業技術教育學;劉超(1985-),男,安徽碭山人,浙江師范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職業技術教育。
基金項目:教育部重點項目“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實效研究――基于‘云和師傅’的個案分析”(項目編號:DKA110298),主持人:劉克勤。
中圖分類號:G7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09-0037-05
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范式是一個成熟的科學共同體在某段時間內所接納的研究方法、問題領域和解題標準的源頭活水?!标P于范式可以說是基于一定學術立場的研究方法。本文試圖運用生態學范式來分析和解釋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特點和規律,為培訓活動注入新的活力和內涵。而且,也已有學者對生態學是否適切教育研究作出分析,認為自然、社會和教育系統有共同遵循的生態學原則,在和諧價值觀的觀照下,生態智慧可以應用于教育研究,生態思維模式本身更貼近教育形態[1]。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系統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活動同自然生態系統相似,也可以看作一個各組因子相互作用的有機系統。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這樣一個假設:對于需要培訓或已接受培訓的農村勞動力而言,轉移培訓是一種消費品,農村勞動力群體在培訓實施的過程中扮演著消費者的角色。提供和承擔培訓服務的各級各類教育機構是培訓的載體,供給農村勞動力所需的各類培訓,在培訓生態系統中的充當生產者角色。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是影響培訓的重要外界因素,好比自然系統中的太陽、空氣、水和土壤,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發展不可或缺的宏觀因素。轉移培訓這一系統的良好運作,離不開各個成分的有效協作。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系統特點分析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是一個綜合培訓環境、培訓生產者和培訓消費者等各組成分,彼此相互聯系、相互發生作用的生態系統。這個系統具有多樣性、開放性和動態性等特點。
(一)培訓系統多樣性
培訓系統的多樣性首先體現在培訓消費者的多樣性,農村勞動力作為一個異質群體,根據其工作地域的差異性,可以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已經長期居住在城市,擁有一定技能的農村勞動力;一部分是由于生產的季節性和就業的不穩定性造成的需要在城市與農村“候鳥式”遷移的兼業型勞動力;另外一部分是仍愿生活在農村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
其次,培訓多樣性表現在培訓生產者的多樣性,培訓生產者會根據培訓消費者不同社會需求不同提供多樣化的培訓產品。從培訓提供者分析,目前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部門,有教育部制定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計劃”、農業部提供的“陽光工程”和“雨露計劃”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署的“農村勞動力技能就業計劃”。從培訓活動的實施載體來看,有教育部門機構,包括:職業高中、中等專業學校、成人中專和農村化技術培訓學校等。此外,還有隸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及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轉移培訓中心、成人教育中心校、計算機培訓中心、美容美發學學校、職業技能培訓中心、農廣校、農機校等。從參與培訓的機構的性質分,可以分為公辦和民辦學校。多樣性的培訓可以提供與之最匹配的培訓類型,滿足不同文化層次的農村勞動力對培訓的需求。對于想接受培訓的人員,政府應該營造這樣一個環境,不能因為客觀條件而剝奪他們繼續學習的機會。
再次是培訓環境的多樣性,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生態環境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以培訓為中心,綜合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價值環境組成的生態系統;第二層次是以單個培訓機構或組織為中心的整個培訓系統內部的相互關系;第三層次是以單個培訓者、外部自然、社會及精神文化氛圍構成的外部環境。這三種層次的生態環境構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系統。此外,還有不屬于任何一層次,涉及培訓的虛擬網絡環境,比如獲取培訓資料的互聯網絡。
培訓系統的多樣性不局限于培訓對象、培訓類型和培訓環境,還涉及深入培訓系統內部的各個方面,例如,培訓教師的身份和來源渠道的多樣性,培訓內容的多樣性,培訓地點的多樣性等諸多方面。多樣性發展可以滿足農村勞動力對培訓的需求,而且可以保持培訓持久的生命力,正如生態系統中物種的多樣性可以保證食物鏈的供應,脆弱的生態系統往往經不起外界環境的巨大變化。
(二)培訓系統動態性
培訓系統的動態性是系統本身的性質和特點的決定的。眾所周知,生態系統的最優狀態是各部分處于一種平衡狀態,但這種平衡不是靜止的平衡,也不是持久的平衡,而是一種動態化的,表現為系統一直在平衡和失衡之間不停的波動。在從一種狀態的平衡到一個下一個平衡,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會出現失衡現象,但都處于合理的、可控的范圍內,其動力機制是矛盾的出現和沖突的化解。培訓系統的動態變化是一種常態,動態性也推動了系統的進化。
培訓系統的動態變化可以分為兩種:被動變化和主動變化。培訓系統自身無時無刻不與外界環境進行者信息、能量的交換,外界環境也時時刻刻發生著變化,外界環境的這種變化必然會影響到信息和能量交換的過程,培訓系統本身必須對這種變化做出回應,這種有外界因素變化而引起的變動,稱為“被動變化”。最為典型的例子則是教育政策的變動將直接影響到培訓的經費投入。更多的情況是培訓系統自身意識到目前自身的狀況已經不能較好的適應后續發展的需要或是已經開始阻礙發展,必須根據現狀,適時變革,主動的適應環境,發揮其主動作用,稱為“主動變化”。例如,對培訓經費的使用,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可能會出現不足局面,甚至導致培訓活動停止,這是培訓的決策者就會意識到現在的做法難以為繼,必須果斷改革。簡而言之,引起被動變化的多是外因,主動變化的多是內因。
引起系統動態性變化的因素有多種,其一是經濟社會的周期性發展規律會影響培訓學員的數量變化。經濟發展態勢良好的情況下,企業、工廠對勞動力的需求量也就較大,甚至會出現“技工荒”局面。對于農村勞動力而言,稍微有點技術的勞動力也會充分就業,不愿放下工作,接受培訓,他們認為這樣不太劃算,機會成本太高,導致培訓的生源不足。其二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升級也要求培訓內容做出改變。培訓的本質就是將農村勞動力從剩余的一次產業轉移到二三次產業,產業變化也會對培訓內容的更新起到導向作用。為了匹配產業需要,防止培訓的學員與經濟發展的要求脫節,轉移培訓必須立足經濟發展的方向,以開放性的姿態迎接這種變化,實現與社會經濟的協同發展。
(三)培訓系統開放性
系統之所以是系統,因其具有天然的封閉性,但這種封閉性是相對的。開放性是生態系統賴以實現生態平衡的一個基本特性,生態系統要想維持內外平衡,就必須不斷地與外界環境進行能量、物質和信息交換[2]。開放性系統可以無障礙地與其他系統進行信息和能力的交換,彌補自身的缺陷與不足,正如學習一樣,“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開放性系統還可以拓展信息來源渠道,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克服“孤證不立”。此外,開放性可以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來說,好比建立了一個平臺,不斷吸引更多的個體或群體加入這個組織,從而組建更加多樣化的生態鏈和生態網,形成一個多層次高效率的物質、能量共同網絡。一個有生命力、可持續的系統,可以不需要自身增加投資成本的和風險的前提下,提升系統的可承載能力。琳達?桑福德在《開放性成長》也提出開放性可以使價值鏈得到不斷強化,最終打造一個穩定的商業生態系統。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這個理論同樣適用。
培訓系統的開放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受訓學員的來源及去向,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學員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等級偏低,來自于社會經濟生產的各行各業。接受培訓后的去向也是服務社會各行各業。這就要求勞動力轉移培訓要從多學科、多方位、多層次的研究。
二是培訓類型的開放性,培訓是一個多種教育交叉的領域,與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之間相互銜接,不是割裂的,相互孤立的。對于接受過普通教育的生源,他們沒有機會升入高層次的機構學習或者是不想繼續在學校,面臨走向社會的選擇,培訓恰是一個可以提高他們技能的一個很好的途徑。對于高級技術員,培訓系統中的機構不能再提供他們需要的知識,培訓也難以再發揮其功能,這個時候,高等教育就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培訓系統也必須依賴其開放性獲取全社會的支持,從而避免“經費危機”和“質量危機”等。長遠看,盡管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暫時解決了他們的工作問題,但培訓的層次定位與學員的期望存在著矛盾,培訓系統的開放性是完全有必要的。培訓不僅教育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延伸,也是繼續教育的中轉站。
三是培訓環境的開放性,培訓環境包括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無論何種等級的培訓,都需要外界環境給予支持,脫離這些環境,培訓的存在也就毫無意義可言。培訓系統要保持自身平衡,也要尋求外部環境的支持,培訓僅是解決農村勞動力對技能的需求,他們的就業出口仍然需要就業部門和雇主組織的通力協作。開放性還體現在培訓需要依靠輿論的力量宣傳其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正面作用。系統長久發展也要求必須站在培訓系統之外審視培訓系統本身,以更寬闊的視野處理培訓內部的變化,以達到最優化狀態。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生態學解讀
(一)培訓生態位
生態位源自拉丁文“nidus”,原意為“巢”、“龕”,一般指群落中種群或物種個體占據的一定空間和具有的功能[3]。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系統中,不同性質,不同類型的教育和培訓機構都占據一定的位置,擁有各自的生態位,并與其他部分共同組成生態位體系。這種情況下,同等層次、同樣項目的培訓就可能會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培訓生產者共同利用同一個生態位,造成生態位重疊現象。生態位重疊看似是對資源利用空間或關系上的重合,其實質是本身所發揮功能的重合。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生態位重疊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在培訓系統外部,培訓活動與社會其他部門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生態位相同;二是在培訓內部,不同類型同一層次或同一類型不同層次間培訓子系統之間的生態位重疊。在培訓實踐中,根據生態位重疊程度的高低,還可以分為:完全重疊和部分重疊。完全重疊是指培訓的參與因子生態位完全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二者或多者之間必然會出現激烈的競爭。部分重疊是培訓參與因子生態度有重疊,但沒有達到完全相同的程度。這種情況,雖然存在者競爭,但不足影響系統的平衡,而且適當的競爭有利于系統發展。通常情況下,同一生態位上出現的參與者越豐富,說明其存在可替代因素,這樣系統的穩定性也就越高。
有學者認為占據同一生態位的因子之間的關系是競爭與共生的關系,筆者認為他們之間是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系統中,競爭的分析視角是指在教育資源有限、教育主體生態位重疊的條件下,按照教育主體為謀求發展而開展競相爭斗、相互排斥的關系之預設去認識、整理和看待教育活動和現象[4]。合作與競爭恰恰相悖,是指培訓生產者在滿足培訓消費者對培訓的需求時,各種培訓的生產者可以采取合作的態勢,共同提供服務。在筆者看來,同一生態位因子的競爭側重滿足對質量的要求,而合作的基礎僅是滿足數量層面。大部分情況下,各生產者內部的結構、功能、定位都各不相同,所提供的質量也有區別。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消費者選擇任何一個培訓生產者的概率是相同的,因為這種選擇也是隨機的,依據個人偏好的。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培訓消費者對生產者有這新的認識,曾經的印象也有所改變,信息也會不斷擴散,致使人們會越來越理性的選擇培訓生產者,培訓生產者原本整齊劃一的形象,現在開始變得豐富多次,這時合作的關系就會轉變成競爭關系,各個培訓生產者的所占的份額也將不斷變化,出現強弱分化。強者會愈強,弱者就會淘汰,久而久之,就會完成一個演替的過程,即消失的個體所占的份額會被其他個體吞食,或者出現新的個體來代替。
在培訓系統內部,如何避免出現生態位完全重疊或重疊程度加大的局面,這就要求在制定培訓方案之初就加以考慮。正如我們所了解,當培訓因子在同一生態位重疊過大時,將導致惡性競爭,日積月累就會內耗掉大量精力和發展的能力,不僅不利于系統的穩定與發展,還會降低培訓的實效性。消除這種影響的方法有:一是對培訓因子功能的泛化或是特化,重新進行目標定位。如果該因子的生態位寬泛,則適合泛化處理,生態位狹窄,適合特化處理。二是錯位發展,錯位發展就是利用比較優勢,在發展目標和發揮的功能方面,主動避開重復建和和產品趨同,定位差異化,利用自身優勢去發展特色專業。通過這兩種措施可以適度調節各因子生態位。
(二)培訓生態鏈
從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結構圖上可以清晰看到培訓生態鏈之一。農村剩余勞動力通過接受各級各類培訓,發展為初級技術員、中級技術員和高級技術員。在數量關系上,受培訓勞動力轉變為初級技術員的數量會有所減少,由初級技術人員發展到中級技術人員數量上也會有所減少,中級技術員發展到高級技術員數量同樣也會減少,總體呈金字塔結構。在這一點,培訓生態鏈同自然界中食物鏈相仿。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信息流和能量流的散失,初級技術人員不可能同樣的全部升級為中級技術員,中級技術員也不可能全部轉變為高級技術員。但又有不同食物鏈的地方,食物鏈中能量只能從第一營養級流向第二營養級,再依次流向后面各個營養級,既不能逆向流動,也不能循環流動,究其原因在于生物之間的捕食關系是一定的,能量只能由被捕食者流向捕食者而不能逆流。在技能職稱的升級過程中,這種發展方向是可逆的,培訓的消費者可以發生角色的轉變和更新,在低一級的消費者身上所“富集”或是累積的人力資本存量達到一定的數量級別時,有能力通過技能等級測試,便滿足轉化條件,逐步最后達到金字塔的頂部。對個體受訓者而言,自身以獲取的知識在較長時間內,沒有運用和更新的狀態下,會面臨遺忘和衰減的風險,當再次測評時,如若達不到技術等級要求的標準,為了維護技能資格證書的可信度和權威性,受訓者則面臨降級。因此,受訓者需要不斷強化學習過程。
培訓生態鏈的信息流和能力的富集累積,并不是遵循林德曼提出的10%的數量級,而是同受訓者勞動力的能力、學習動機和教育特點有關。經驗上講,同等努力程度,人力投資的力度越大,轉變的速度就相對越快。教授同樣的內容,受訓者自身的能力越強,其接受的速度也就越快。學習動機越強,對知識的渴求也促進其對知識的獲取。同樣還有諸多影響知識累積的速度。這種天然的生態鏈關系發揮著教育篩選的功能,造成培訓人員數量呈金字塔排列。這并不是帶有輕視的口吻來敘述,培訓的功能是提高人力資本的存量,但培訓本身并不能直接創造就業崗位,接受培訓的學員必須走向市場才能發揮其作用。產業結構需求數以萬計的一線操作員,數以千計的中層技術人員以及相當數量的高級技能人員和管理人員,這恰好與篩選的結果相吻合。
(三)培訓生態承載力
生態承載力指一定條件下生態系統為人類活動和生物生存所能持續提供的最大生態服務能力,特別是資源與環境的最大供容能力。生態承載力包括兩層基本含義:第一層涵義是指生態系統的自我維持與自我調節能力,以及資源與環境子系統的供容能力,為生態承載力的支持部分;第二層涵義是指生態系統內社會經濟子系統的發展能力,為生態承載力的壓力部分。培訓系統的生態承載力具有客觀性、可變性和多層次性??陀^性是培訓系統同自然生態系統一樣,具有客觀存在的承載力,不是主觀臆想的。可變性是指培訓系統的承載力不是一成不變的,是相對穩定的動態性的調節,系統自身會根據參與培訓的主客體變化做出相應的自我調節,并對外界條件變化給與信息反饋。多層次性是系統本身的多樣性和多維度決定的,即對于初級技術培訓、中級技術培訓和高級技術培訓,各種層次的培訓所表現出的承載力也是不同的。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生態承載力就是現有的培訓資源和培訓系統所能承受的最大培訓量。在未達到這一極限值,培訓系統可以自行良好運作,一旦超過這一閾值,系統自身的修復功能將受到破壞,也意味著現有的平衡狀態已經打破,如果繼續增加對培訓系統的壓力,則系統可能會完全崩潰。
另外,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系統生態承載力的因素有:一是制度環境和自身結構。制度環境即堅持以人為本,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需求相統一,堅持多元化的辦學體制,相關利益主體權益與責任統一。庫姆斯認為:必須在任何想通過發展教育來改革社會的努力之前進行,或至少同時進行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改革[5]。制度環境是影響高等教育行為決策、資源配置與辦學效益的最重要的環境變量,對高等教育發展起著決定性的影響作用。
教育資源承載力的大小直接取決于對資源的利用方式與手段[6]。教育目的性通常不是由教育本身孕育的,而是受外界的因素決定的。這種外生性的培訓價值取向也影響到培訓的資源承載力。我國教育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導致教育資源的“非生態”分布,理應得到較多的資源投入的卻沒有得到。農村勞動力轉移應該摒棄長久的“二元結構”格局,系統的成員對資源的獲取機會均等。生態學的理論提示我們,由于所處的自然環境的不同,人們獲取資源的機會不均等,不能僅依靠系統內部力量,還要從系統所處的環境著手。
(四)培訓生態平衡
我國很早就“天人合一”的理念,其實質就是強調平衡,生態平衡是一個理想的狀態,也是自身發展的前提。培訓系統內的各個因子不是孤立的,靜止的、毫無規律可言的聚集在一起,它們之間是相互制約、相互聯系的,共同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俗話說,牽一發而動全身,則意味每一個要素的波動都會影響到整個系統的平衡。生態平衡過程就是如何調整規模、結構、質量和效益的過程。規模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所參與培訓的人員的數量。(超過承載力)是輸入的問題,質量和效應部分是輸出的問題。結構是失衡的問題。
秦小云、賀祖斌認為造成高等教育系統生態失衡的原因有兩種,一是系統本身與環境進行物質與能量的輸入輸出失調,二是系統的自身結構與功能的失衡[7],這兩只解釋同時適用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農村勞動力物質和能量的輸入包括培訓生源、培訓師資和培訓資金設備等,輸出即經培訓后達到標準的合格的勞動力以及他們提供的社會服務。目前,供給體現在兩個層面,即供給的數量與需求的數量、供給的質量與需求的質量。主要因為培訓更多的應該體現一個很自然發展規律,是農村勞動力真的覺得需要培訓了,便會產生需求。在我國,這種趨勢更多是受到“人為”的施加因素的影響,體現了國家的意志或是政府的行政性的目的,出現對行政力量的依賴,培訓自我意識薄弱。比如,國家機構常常設定一個人為的、認為合理的比例,然后朝著這個方向努力,至于其中的合不合理,很難有個明確的解釋。
環境因素、生物種類、生物信息系統破壞(培訓是由多種要素構成的具有整體綜合效應的生態系統,本文重點從宏觀分析)……培訓的目的是合理有效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換句話說,就是為社會提供教育產品。通過這種形式完成能量和物質的交換,實現生態鏈的暢通。
培訓生態平衡需多方面考慮,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是伴隨我國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應該具有階段的可持續性。生態學強調持續進化。其中包含兩種含義,一是保持系統的持續發展,二是保持系統的不斷優化。
培訓系統平衡實質是克服生態危機。因為作為個體存在的職業院校是構成職業院校生態系統的基礎,如果其脫離了整個職業院校生態系統,其就不再具有系統的特性和功能,而各院校之間相互聯系、協同發展,就能促進整個職業院校生態系統的性質及其功能的發揮,其自身也就能獲得較好的發展環境[8]。
剔除直接的培訓的生產者,同樣有許多群體對培訓的生產者起扶持作用,他們提供師資等,某些部分可以對培訓的直接生產者替代作用,他們對系統的穩定性和持續性起輔助作用。
培訓的生態平衡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同生態平衡相似,指“在一定的時間內和相對穩定的條件下,生態系統各部分的結構和功能處于相互適應與協調的動態之中。它包括結構上的平衡、功能上的平衡以及輸入與輸出物質上的平衡”[9]。(結構:區域分布、專業設置、學校比例)、輸入與輸出不平衡不是培養數量的不平衡,二是培養結構的不平衡,培訓的學院的能力結構與產業需求存在著差異。
培訓作為滿足農村勞動力文化日益增長的文化的需要的重要方式,應該與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生存空間不應受到積壓。就是要正確處理整體與局部的關系,眼前與長遠的關系,同一與差異的關系、宏觀與微觀的關系。
四、結語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生態學分析實質是討論培訓的應然與實然的問題,具體到人類的社會生活實踐之中,“實然”揭示了客觀事實,是一個客體性概念;“應然”表明了主體的價值取向,是一個主體性概念。主體的價值取向自然要符合主體的利益與需求,同時又須遵循客觀事物的特點和規律。缺乏事實根據的價值取向是毫無生命力可言的[10]。應然與實然是現實性與可能性的統一。本文用生態學的理論分析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目的在于給培訓的政策制定者、承擔者和參與者提供一個全新的角度審視培訓,通過深入發掘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生態結構和生態功能,使各個群體能夠正確、客觀地認識培訓以及培訓內部各個要素的內在關系和深刻的生態規律,樹立有助于培訓的生態意識和生態觀念,有利于提出科學合理的管理策略,只有這樣,才能創造性的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可持續發展,為培訓活動注入新的活力和內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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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高校;創業教育;機遇;資源;團隊;系統化
[中圖分類號] G64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893X(2013)01?0014?05
一、當前創業教育的不足
從1999年至今,我國創業教育經歷了十多年的發展,已初具規模。但現實也告訴我們,目前,我國創業教育的平均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大學生總體的創業比例較低,不到畢業生總數的1%,而發達國家一般占到20%~30%[1]。如何促進創業教育更好、更快發展?如何提高大學生的創業理論和實踐能力,并將其轉化成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作為創業教育研究與實踐的主要陣地,高校承擔起了探究這些問題的重任。
自2002年教育部批準9所高校開展創業教育試點以來,高校對創業教育始終保持較高的熱情,很多高校在開設創業教育課程的同時,通過豐富多彩的創業活動,鼓勵大學生創業。高校創業教育的現狀是怎樣的?通過文獻分析和調研,筆者發現,當前高校對于創業教育的研究和探索仍存在以下幾方面的不足:
首先,重“創業”輕“教育”。經過調查,筆者發現,很多高校在實踐創業教育的過程中,推出的不少舉措往往傾向于關注“創業”本身,而忽視創業教育作為教育的獨特內涵。創業以“業”為核心,而創業教育以“人”為根本,因此,創業≠創業教育。創業行為本身雖然具有部分教育功能,但僅依賴創業競賽等是無法實現創業教育的目標的。創業教育是將創業的相關理念、精神、知識轉化為創業者的創業思想和行動,因此它更需要的是基于理性分析和理解基礎上的系統化設計。創業教育作為一種新的教育形態,它的發展需要在尊重教育普遍發展規律的前提下被賦予新的思想、內涵和形式。
其次,重“拿來”輕“吸收”。面對我國創業教育發展的迫切需求,我們需要向國外創業教育學習經驗?!澳脕怼焙苤匾軒椭覀儼l現差距和不足,然而“拿來”并不意味著要全盤照搬。中外國情的差異決定了我們將走出一條不同的創業教育發展道路,因此,“消化吸收”更重要,只有將“拿來”的知識“本土化”,才能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再次,重創“新”輕守“舊”。目前的創業教育現狀告訴我們,不少高校對于創業教育的關注更多體現在創建“新”事物上:新課程建設,新教材出版,新競賽開展等等。誠然,創業教育作為近十年來才嶄露頭角的教育形式,對我們來說是“新”的,但其教育的本質并未因此而改變。在筆者看來,正視創業教育的教育本質不僅重要,而且迫切。因為只有這樣,“創業教育”不同于“創業”的教育特質才能受到關注,也唯有這樣,創業教育才能在既有的高校人力、財力、物力的基礎上逐步找到自身的定位與優勢,才能走出特色發展的道路。在避免資源重復建設的同時推陳出新,在繼承的基礎上揚棄,才會更好地促進創業教育的優化發展,讓學習者成為創業教育的真正受益方。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提出,應該在教育學視野下開展對于高校創業教育的支持體系研究,探索如何以系統化的方式,從各個方面支持創業教育的發展,這對于創業教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創業教育發展的宏觀分析
創業的內涵是什么? 創業是不拘泥于當前資源條件的限制下對機會的追尋,將不同的資源組合以利用和開發機會并創造價值的過程。[2]該定義強調,創業最終實現的是人類對機會的利用和對價值的創造。由此可見,創業的意義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創建企業或實體,任何組織或個人的創造性活動都可以被看作是創業。我國高校創業教育是否符合這一界定呢?答案是肯定的。當前,高校對于創業教育的建設也正處于探索階段,正通過資源的整合尋求創業教育的發展路徑。因此,當前我國高校的創業教育發展符合創業的內涵,它本身也是一種創業。
1. Timmons創業過程理論模型的啟示
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創業革命”開啟了創業研究的大幕,此后,很多學者紛紛投入到對創業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提出了很多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Timmons模型[3](見圖1)最具影響力。
圖1 Timmons創業過程理論模型
如圖所示,Timmons模型由三個要素組成:商機、團隊和資源。創業開始于商機,依賴于資源的支撐,成功于團隊的協作,可以說,三者通過共同作用保證了創業的順利進行。
接下來,筆者將借助該模型,從創業的視角對我國高校創業教育作出分析,通過對高校創業教育中商機、團隊和資源的挖掘,嘗試提出適應其發展的理論模型。
2. 我國高校創業教育發展理論模型的構建
① 創業教育的“商機”
創業教育如何成為當今熱點?創業教育的發展機遇來自哪里?Timmons模型中對于商機的分析或許能幫我們找到問題的答案。
Timmons模型指出,非連續性、不對稱性和變化是產生高潛力商機的重要因素。而變化正是創業教育受到關注的原因。上世紀末,創業活動為美國經濟的復蘇提供了強勁的推動力,“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就在于創業型就業”。從那時起,創業成為各個國家、地區研究的課題之一。美國等國家的創業教育也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應運而生。與之相比,我國創業教育的發展除了受國際環境的影響外,還受到本國人力資源等環境的影響。在逐漸增加的就業壓力、社會對人才的素質要求以及個體的多元化發展等因素共同下,我國高校創業教育發展日益受到關注。今年黨的十報告中明確提出,鼓勵多渠道多形式就業,促進創業帶動就業。
當前,我國高校創業教育在社會、國家、個人的需求合力下發展,這是創業教育發展的重要機遇。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推動創業教育的更好發展。
② 創業教育的“資源”
Timmons模型指出,盡管資源是創業過程中的重要因素,但是否擁有充分的資源并不是創業成功與否的關鍵。創業伊始,創業個人或組織所需的外部資源往往難以完備,這時,有經驗的創業者往往將目光轉向內部,即轉向對自有資源的挖掘和采集。Timmons模型指出,依靠自有資源是創業公司的一種生存方式,以盡量少的資源做盡量多的事情會創造出極大的競爭優勢。
當前,創業教育的發展處于初期,資源問題也成為很多高校開展創業教育的難題之一。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很多高校通過創建新課程,編寫新教材,聘請新師資,舉辦新活動的辦法來應對。盡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其中較為突出的就是短周期內形成的課程、教材等資源與學習者的需求存在一定的距離,難以滿足學習者的學習需求。筆者認為,這一現象反映了部分高校在創業教育初期盲目求全、求大的心理,是對創業教育的一種誤讀。我們知道,教育活動強調知識的循序漸進授遞和內化,是漸進而不是冒進的。因此,創業教育也需要遵循這一教育規則,在發展的道路上從只關注創“新”轉向對自身已有“舊”資源的利用。
高校作為國家重要的科技、人文成果研究基地,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人力、物力等資源,如專利資源、學術專家資源以及成功實現創業的校友資源等,這些資源能為高校創業教育或高校創業提供不竭的動力。事實上,高校目前對這些資源的挖掘和利用仍不夠。與國內相比,國外高校創業教育在此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鑒。例如,國外有的高校將專利成果納入到高校創業教育資源的建設中來,通過創建專利委員會的方式,對師生的創造發明提供扶持,促進新思想和技術的成果轉化[4];有的制訂專利許可收入分配制度,為師生提供專利獲益權的保障等等[5]。這些舉措在幫助在校師生邁出創業步伐的同時,更能促進高校實現由研究型大學向創業型大學轉變。
③ 創業教育的“團隊”
在創業過程中,創業團隊是創業的另一關鍵要素。“在當今世界,有的是技術、創業者、資金和風險資本,真正缺少的是優秀的管理團隊”[6]。優秀的團隊應具有哪些特征?有學者給出了四點[7]:經驗豐富、關系豐富、能力互補以及學習力強。
與創業企業類似,我國高校創業教育也需要有自己的團隊。經過分析,目前我國高校創業教育團隊存在人員少、學科背景單一、實踐經驗缺乏等不足。對此,筆者認為,在團隊建設上,我們可以借鑒創業團隊的組織模式,注重團隊在跨學科、開放型和學習型方面的建設。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提出了以下創業教育的發展理論模型(見圖2)。
圖2 創業教育的發展理論模型
圖2中,模型的三個要素構成了不穩定的三角形,由于三個要素間的互動而使得該模型始終處于動態的平衡中。當前,創業教育發展處于初期,團隊和資源是這個時期的兩個不穩定因素,帶來模型中失衡現象的出現。隨著團隊的壯大、成熟以及資源的不斷豐富,失衡狀況得以改變,逐步形成新的平衡關系。接下來,機遇的時過境遷、人力和資本市場的風險以及外在環境的改變等會帶來新的不穩定條件,打破已有的平衡,促使創業教育進入到新的調整階段。這時,就需要創業教育的組織通過彈性調整機遇、資源、團隊三者間的互動關系,推進創業教育走向更高層次的平衡。
平衡—失衡—新的平衡的動態過程體現的是創業教育發展的螺旋上升過程,這一過程與人的認知過程極為相似。筆者在借鑒著名心理學皮亞杰的認識的螺旋的基礎上[8],提出了創業教育發展的螺旋圖(見圖3)。
圖3 創業教育發展的螺旋圖
圖中螺旋A是創業教育的動態發展軌跡,向量a表示創業教育發展經過由低到高的各階段,b向量表示由于外界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而產生的變化,以及所導致的不平衡,向量c表示人們對創業教育所進行的探索與嘗試。
三、創業教育發展的微觀分析
1. 我國高校創業教育要素分析
① 教育定位與課程設置
創業真的可以被教嗎?幾門課程,幾十個學時的教學真的能讓學習者成為創業者嗎?幾乎所有開始接受創業教育的學習者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涉及到人們對于創業教育的理解和認識。
創業教育是什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9]曾做創業教育作出這樣的解釋:從狹義上來說,創業教育是指實體個人或群體開展的以創造財富為目標的活動;從廣義上來說,是指培養具有開創性的個人,它對于拿薪水的人同樣重要,因為用人機構或個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外,正在越來越重視受雇者的首創、冒險精神,創業和獨立工作能力以及技術、社交、管理技能??梢姡瑢€體意志、品質和技能的培養正日益成為創業教育的重要方面。這些方面對于即將走向社會的高校大學生來說尤為重要?!霸凇畬W位=工作’這個公式不再成立的時代,人們希望高等教育的畢業生不僅是求職者,而且也是成功的企業家和工作崗位的創造者”[9]。
筆者認為,雖然與創業相關的意志品質無法在短期內形成,但“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遠”[10]。創業教育是一條引導學習者發現無數思路和商機的道路,它能夠幫助學習者繪制自己未來事業的藍圖。從這個意義上說,創業成為學習內容對于高校學生而言具有重要意義。
創業課程該如何組織?筆者發現,現有的高校創業教育并沒有對此提供滿意的答案:創業教育的主流仍囿于傳統的商學院和管理學院的相關領域,研究人員也多來自相關學科,創業教育在內容上與傳統商學院和管理學院提供的商業與管理知識教育并無顯著差異[11]。這種現狀難以滿足個體對創業教育的需求。如何滿足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習者的需求成為高校實施創業教育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因此,開展基于專業教學的創業教育正日益受到教育研究者的關注:促進創業教育與專業教學的融合,讓創業教育在專業教學的土壤里汲取營養的同時,為專業教學提供創業動力,進而實現創業教育提升個體素質和技能的目標。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高校的優勢專業和學科尤其需要吸納創業教育元素。這樣不僅能借助創業改善專業人才的就業形勢,而且能為專業學科的良性發展帶來動力,讓專業更好地與社會需求相切合,讓特色之路越走越寬。
② 學習者與教育者
首先,對創業教育的學習者進行分析。目前,高校創業教育的對象多為在校大學生。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年輕有激情,敢于嘗試;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較高的專業文化知識;他們思維活躍,善于捕捉信息,這些都決定了他們同以往的“草根創業者”有很大的不同,這也決定了高校創業教育在實施過程中需要為這樣一個群體來量身打造適合他們的創業學習內容。當然,在筆者看來,創業教育的學習者群體還不僅僅限于在校大學生,那些已走出校園,正在經歷“創業”艱辛的學子也應被吸納進來。這些學子在步入社會之后,嘗到“創業”的艱辛,才開始感悟所學,體會到“書到用時方恨少”,并產生繼續學習的渴望。如果把創業比作賽跑,那么創業教育不僅要關注處于起跑點的人(如在校大學生),更需要對奔跑在路上的人(如走進社會的畢業生)給予持續的支持和幫助。當然,這份關注也會幫助教育者獲得更多來自學習者的反饋與評價,以改進和提升創業教育本身的教育質量和教育效果。
其次,對創業教育的教育者做出分析。目前,進入創業教育領域的教師群體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從事企業管理或戰略管理研究的教師,另一類是負責學生就業工作的管理人員[12]。從目前的創業教育進展來看,這兩類教師在實施創業教育教學活動時,都暴露出一些問題。具有財務管理或企業管理專業背景的第一類教師盡管具有專業優勢,但由于其面對的學習者是具有不同學科背景和創業需求的學習者,難以提供有針對性的教學服務是當前這類教師面臨的主要問題。第二類教師所面對的問題則更加復雜,除缺少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外,以就業為目的的創業教育往往被辦成“就業教育”,難以真正實現創業教育的目標。
對于創業教育師資力量建設,筆者認為,既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高校的自有資源——高校教師,又要做好一定的引導和扶持。在這方面,國外的創業教育經驗值得借鑒。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為了促進教師的創業參與度,提升教師的創業能力,曾出臺了著名的教師培養“五分之一”原則,美國的斯坦福大學更是鼓勵教師進入硅谷創辦公司或做兼職[5]。
③ 教育技術與手段
在探討高校創業教育的系統要素時,教育技術與手段不可忽視。當前,在科技的推動下,高等教育突破了傳統的面對面課堂教學方式,借助網絡,將優質的教育資源迅捷的送達到每個學習者面前。創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形式,也應利用當前的網絡技術,實現教育者、學習者、資源間的互聯互通,促進彼此間的交流與對話。在這方面,我國高校創業教育仍存在較大的空白,亟待改善。
④ 教育資源
上文筆者曾指出,在高校創業教育的建設初期,對自有資源的挖掘和利用是高校資源建設的重要途徑。自有資源中除了人力資源外,還包括教育成果、科研成果等珍貴的物化資源。經過調研,筆者發現,很多高校對于這些資源承擔了更多的創造和存儲功能,卻忽視對其的有效利用和轉化。不少教師人為地將教學和科研分開,一面研究著尖端科技,一面捧著舊教材照本宣科。這種現象的后果就是,學習者難以接觸到領域內的前沿信息和成果,難以獲知領域的發展動向,更何談創新?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專業教育中,在創業教育中依然存在。國外的成功創業教育經驗告訴我們,創業教育若要獲得持續的生命力,需要高校在自有資源的有效利用和轉化上持有更加開放的心態,將先進的成果引入課堂,讓更多的教師和學生在接觸前沿的過程中獲得啟迪;推動先進成果的技術轉化,促使教師和學生的創業行為在校園里獲得激發;提供即時的技術扶持,幫助教師和學生在創業的路上走得更好、更遠。
2. 系統化設計模型的構建
創業教育作為系統的有序開展,依賴于上述要素的良好互動,如何構建起有序的創業教育體系,就需要運用系統的方法,從教學和學習的需求出發,對系統中的各要素進行選擇和規劃。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提出了創業教育的系統化設計模型(見圖4)。
圖4 創業教育系統化設計模型
由圖4可以看出,教育目標、課程、學習者、教育者以及資源是模型的四個關鍵要素。學習者處于主體地位。其中,課程、學習者、教育者和資源模塊的互動箭頭“”指這些模塊中的內容是可以相互轉化和融合的。例如,學習者模塊中,走向社會的創業群體也會由于學習的需求而接受再教育,成為學習者,而他們所帶來的切身體驗與感受不僅會豐富創業教育的內容,也會激發在校學習者的創業學習動力。同樣,在資源模塊中,教學資源與科研資源的相互轉化,這種動態的轉化不僅發揮了高校的學術資源優勢,實現了創業的特色化、優勢化教育,也推動了高??蒲谐晒纳鐣者M程。
在四個關鍵要素的,是由技術環境、學術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形成的學習環境,學習者與學習環境之間也是互動的,學習者吸收來自不同環境的信息與技術,來提升學習意識和能力;同時,學習者的創業實踐也將改善原有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習環境的優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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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的涵義
“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這一話語具有怎樣的涵義呢?在表意上,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即新經濟社會學的中國研究,也即,經濟社會學在中國的新發展。不過,停留于此,并不能使我們對該話語的內涵有深切認識。要對其有一個充分的和清晰的認識,一個好的方法是對這一話語進行詞語上的解構和理解。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由兩個主要的詞語構成,即“中國的”(或“中國研究”)和“新經濟社會學”?!爸袊摹被颉爸袊芯俊边@一詞語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學術的民族性,意指學術工作者的民族性以及指向或面向本民族的或本土的學術研究;二是民族的學術性,是指學術研究及其成果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它們之間有著不可忽視的親和關系:民族的學術性來源于學術的民族性,或者說,學術的民族性是民族的學術性的一個源泉。學術的民族性是達到民族的學術性的必要條件。依此而言,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必須首先是中國學者進行主體研究的,以及是指向中國問題的研究的。這決非是一個單純的學人國籍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與民族的學術性相關的學人的文化歸屬問題。中國學者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人,有著獨特的民族—國家—文化的潛移默化的 影響 ,由此形成的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學術視野是形成中國學術自身特點的重要條件和路徑(當然,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會造成學術中的“路徑依賴”。其中,特定文化所固有的缺陷也會造成本土學者的思維模式和學術視野的限制)。另一方面,指向中國問題的研究或以中國經驗為背景的研究,將不僅有助于提升社會 科學 對于本民族國家的服務效用,而且能夠從具體而獨特的問題中引申出不同的研究出發點及獨特的分析問題的概念和方法論模式。如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經濟社會學要得以復興和實現多元化,就必須要有各民族國家的學者面向本國經驗事實的研究,只有通過學術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引導出各民族國家學術自身的特點,從而才能最終達到繁榮經濟社會學的目的。
“新經濟社會學”一詞同樣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必須獲得對經濟社會學這門特定學科的新發展;二是所建構的理論必須是一種可競爭的一般性理論。新發展意味著對“舊”經濟社會學的繼承和拓展。經濟社會學創立至今,經歷了從古典到 現代 的演化階段。以馬克思、杜爾凱姆和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經濟社會學已為該學科確立了研究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的基本理念和學術空間,然而,他們之間卻未能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至20世紀50年代,以帕森斯和斯梅爾瑟為代表的現代經濟社會學家,以其理論整合的方式,在古典經濟社會學確立的研究范圍內,建立了一個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強的綜合的經濟社會學理論,即功能—結構主義經濟社會學。然而,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過抽象和機械,加之其忽視了宏觀系統分析的微觀基礎,而被認為于研究經驗事實無補。力求理論綜合而漠視經驗分析的傾向,不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國而且在各發展中國家也顯得與 時代 格格不入了。因此,作為經濟社會學第三階段的新發展——從其發展的脈絡來看——應當是一種既突破“舊”經濟社會學的理論限制,又能充分包容“舊”經濟社會學的成就,也就是說,新經濟社會學是沿著舊經濟社會學傳統的一種“創造性轉化”,而并非是對傳統的反叛或是一種研究上的背道而馳。
正如我在《邁向》一書中所說的,“經濟社會學的新的發展,應是朝向建構一種既能涵蓋古典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空間,又能使經濟社會學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相結合的新的分析框架的努力”。①(P466)這種努力包含三個應當獲致的目標:一是保持古典思想家所確定的研究經濟與社會相互關系的思想空間;二是建構一種新的能把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結合起來的完整的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三是該理論應當能夠有助于對經驗問題的解釋和預測。按照上文的理解,本土的或中國的經濟社會學是中國學者面向中國問題的研究或研究成果,因此,現階段的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首先應當是一種能夠對中國正在發生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即我們正在發生著的經濟社會秩序變遷提供有效解釋和預測的新的經濟社會理論。這首先可以看成是滿足上述目標體系中的最后一個目標,即實踐的目標。然而,學科發展諸目標之間并不是孤立的。實踐的目標應當與理論的目標或學科發展的目標相容,即這種經驗解釋力很強的經濟社會理論應當同時能滿足保持經濟社會關系的研究空間和建立整合性理論體系這兩個理論目標。這樣,新經濟社會學才能在經驗研究和學科建設上獲得均衡發展。
這一觀念決定了我們所建設的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雖然要從中國面臨的經濟社會問題研究出發,并且其理論也應首先為中國發展服務,但是其所建構的理論并非只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特殊的理論,而應是一種可接受本土以外的經驗檢驗同時也可運用于解釋本土以外的經驗事實的一般性理論。從本土研究中建立起中國學術自身的特點,決不意味著我們只能獲得一種適用于本土的局部的理論。相反,本土研究是建立一般性或普遍主義理論的不可或缺的知識和思想源泉。從各民族國家追求學術平等的角度看,本土研究是建立多元化的和相互可競爭的一般性理論的必要條件,也是重建一種足夠防止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多元化的普遍主義”的學術新秩序的必由之路。②
二、學科性質和范圍
經濟與社會關系的研究,構成了經濟社會學固有的學科性質和傳統,這是無可爭議的。然而,卻值得重申。因為,從世界范圍來看,在邁向經濟社會學的第三階段的發展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識這一傳統的意義從而能以其引導新理論的建構和該學科發展的。
在舊經濟社會學留給我們的寶貴思想遺產中,我們看到,馬克思畢生都在探討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所構成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的運動和變遷,盡管他重視的是其中的經濟因素的決定性的作用。杜爾凱姆的論題沒有馬克思那樣宏大,但卻以其獨有的實證主義的風格細致地研究了資本主義內部社會勞動分工與道德秩序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在中層上研究經濟與社會整合問題的范例。韋伯同樣以研究資本主義為己任,但他比同時代的思想家有著更為強烈的建設一門以“社會—經濟”現象為基本要素和研究主題的經濟社會學的意識,盡管在很多情況下他使用的是在德國流行的“社會經濟學”一詞。
然而,很明顯,西方新經濟社會學也為它的“新”思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首先,將經濟社會學規定為以某個社會學視角研究經濟生活,無疑大大縮減了古典理論所確定的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范圍。只強調社會對經濟的影響而漠視經濟對社會的影響,也會造成對復雜問題的分析的偏頗。與此相關的另一個代價是,由于否棄經濟與社會關系研究的宏大使命,因此杜絕了通過理論整合(創造某種整合性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建立新的綜合的經濟社會學理論框架的努力。坦率地說,我看不出格蘭諾維特有這種努力的意圖。他所使用的社會網絡的概念也難以成為某種可引致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以及微觀分析和宏觀分析相結合的整合性的基本概念。最后,也是最顯著的是,經濟生活的社會網絡分析,雖然獲得了一種獨特的研究視角,以及因此而帶來的所謂形式上的精確性,但卻于社會科學所寄望的更全面、更真實地解釋和預測經濟社會現象無利。事實上,一種研究視角如果過于極端,過于強調自己的重要性,就會排斥其他研究視角(如從制度、倫理角度研究經濟活動)的合理性及其研究成果,由此形成的理論也必然是一種非包容性的理論,這種理論與更全面地認識事物的學術目標相去甚遠。
從某個特定的視角出發進行某種單一因素分析,符合以笛卡爾為代表的“科學主義”教條。該教條的要旨是,必須從復雜事物中分解出最簡單項,才能進行有秩序的研究。笛卡爾無疑是從人類智性有限的角度提出這種理性主義方法的,并且他始終肯定在分解出某些“最簡單項”予以有秩序的認識之后,應當“把它們置于相互關系”中進行“綜合”研究,即“必須從最簡單、最容易認識的事物開始,依次引導我的思維,以求漸漸地、一步步地達到最復雜的認識,甚至還必須給那些就其本性而言并不彼此相繼的事物設想出秩序來”。⑤(P10)然而, 遺憾的是,笛卡爾的后繼者和追隨者大多似乎只記得笛卡爾的分析最簡單項的方法原則,而全然忘了他的更為根本的綜合原則。以笛卡爾主義為科學 哲學 的正統經濟學就是如此。然而,以批判正統經濟學為要的西方新經濟社會學為何重蹈覆轍呢?我們只能以“科學主義”偏好和“方法論至上”的錯誤來予以解釋。采用分解最簡單項的方法論本來是一種受知識和理性程度限制的不得已的方法,然而,此種方法卻被逐漸演變為一種標示其研究具有精確性的途徑。追求形式上的精確性成為學術的首要目標。的確,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使精神簡潔的努力是一種巨大的誘惑”。然而,如果放縱這種誘惑,就會犯在研究中置方法于解決問題之上的錯誤,也就是說,不以更令人滿意地解釋問題為首要,而以建立所謂的新視角新方法為重要,其結果便只能是像我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看到的那樣,把問題分割開來,以適應“簡單而精確”的分析工具。
三、方法論特點
因此,我認為重溫卡爾•波普爾的科學哲學是有益的,“科學的目的是:為一切使我們感到需要解釋的東西找出令人滿意的解釋”。⑥(P157)經濟社會學的目的就是要對經濟社會關系現象提出比專門化的經濟理論或社會理論所能提出的解釋更為令人滿意的解釋,這種解釋只能通過整合經濟理論和社會理論,以建立一種足夠分析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的分析框架才能達到。相反,如果只是繼續建構某種更為專門化的理論,那么,最大限度也只能得到一種可欣賞的努力——一種新的非包容性的甚至是對立性的理論的建設,而這種努力對增進學科之間的密切聯系和增加對事物統一性的認識必然收效甚微。
正是在這種科學哲學觀念的引導下(我承認這種觀念在此次反思之前并非十分清晰),我在《邁向》一書中為自己設定的目標便是,通過新的整合來建構“一種解釋力很強的經濟社會理論”。如前所述,建立一種既能集中反映本土經濟社會問題又能提供整合所需的要素的基本概念,即交易秩序概念,在理論整合中極為關鍵。而在從這一概念中解析出那些用以解釋經濟社會問題即交易秩序何以建立和不斷擴展的原因的個體因素(它包括動機、交易)和結構性因素(它包括規范和秩序目標)之后,最為關鍵的是,要建立一種足以分析交易秩序的內部結構的起源及其互動關系的路徑即方法論。在我看來,采用單一的舊的方法論(無論是個體主義方法論還是集體主義方法論)都無法滿足我心目中的理論整合的要求,因為它們都難以將微觀分析(個人行動)與宏觀分析(社會結構影響)有效地結合起來。惟一的出路只能是發展出一種能夠整合兩大傳統方法論的綜合的方法論模式,即我所稱的“行動—結構互動理論”。那么如何能獲得方法論整合呢?我的做法是,在行動與結構的互動關系鏈之間設置一中間項,即“雙重動機”假設。“雙重動機假設包含了這樣一種假定,作為‘社會人’的個人動機是由價值動機和利己動機組成的;雙重動機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并且由此決定著個人的行動?!雹伲≒76)正如我在書中予以仔細證明的, 以相互作用為其形態的雙重動機具有“承上啟下”的功能,因而它能夠把源于利己動機的個人選擇與通過價值動機的社會結構的約束有機地聯系起來。設置雙重動機假設解決了行動—結構互動的內在機理問題,從而真正實現了方法論的新綜合。把這一綜合的方法論運用于研究交易秩序的建構和擴展,則使我們獲得了一個從個人的雙重動機出發研究交易秩序的內部結構的起源及其互動關系的完整的理論框架。
設置雙重動機假設,在理論整合中具有核心作用。因為,正是設置了該基本假設,才使我們得以建立一種新的綜合的方法論。而正是借助于這一方法論的創新(包括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創新配合),才使我們在廣義的交易秩序的結構研究空間里,建立起了一種能將橫向的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以及縱向的社會規范約束與個人理性選擇結合起來的分析框架。顯然,建立新的雙重動機假設具有某種創造性,然而,它也絕非是一種沒有傳統的創新。例如,常為人們所引用的韋伯的有關“理念與利益”的關系的論述即含有一種人的雙重動機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的簡單圖景。⑦(P280)此外,桑巴特、帕累托和熊彼特都論述了表現在一個行動中的理性要素與精神要素的混合。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把分散在許多思想家著作中的某種未必清晰和穩定的思想在雙重動機的概念下作了一種必要的形式化的處理。
雙重動機假設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是否能得以證實呢?對于這一 問題 ,我的看法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為腦生 理學 的 研究 所證實。腦生理學的研究可能為雙重動機假設提供某些證據,但因其帶有某種 科學 猜測而未必能完全證實該假設。然而,這并不十分關鍵。一個 理論 或假設是不可能完全被證明或證實的。其存在的意義也不是通過證實建立起來的,而是通過經驗 應用 的檢驗來確定的。有些理論假設如“ 經濟 人”假設,雖然總能得到某些經驗的證實(這是一種常見的維護方式),但并不能因此就認定它是真的和不可替代的。事實上,對經濟人假設同樣有著種種的經驗證偽和反駁。如果漠視這種反駁或抱著舊假設不放(包括專門為它設置某種特設性條件),其結果只能是付出“降低理論的科學地位的代價”。⑥(P62)相反,若能正視科學的可證偽性, 就會樂于用可產生更好的可檢驗的理論假設來替代它,以推進科學的 發展 。因此,從波普爾的科學 哲學 的觀點來看,對雙重動機假設的最好的檢驗,不是它的被證實程度,而是它在經驗應用中的可檢驗程度,即它是否能提高解釋和預測的令人滿意程度。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格蘭諾維特所代表的西方新經濟 社會 學在 方法 論上有何特點,以及我們所提倡的方法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和彌補其方法和 分析 的限制。如前所述,格蘭諾維特的“經濟生活的新社會學”并不致力于研究廣義的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并由此建構一種新的綜合的經濟社會理論,而是僅僅轉向所謂的“經濟學失敗的方向”,即以一種新的社會學視角——社會結構或社會 網絡 的視角來研究經濟行動和經濟秩序。他把這一研究取向看成是能取得與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平等“對話”的可成功的道路。為了取得這一新的社會學視角的合法性,格蘭諾維特提出了一個一般化的“經濟行動嵌入(embed )于社會結構”的假設。該假設是從卡爾•波蘭尼(K. Polanyi)在研究原始社會經濟形態時提出的“經濟嵌入于社會”的特定概念中推延引申而來的。⑧這被看成是格氏的一大創造,盡管我認為這種“創造”與波蘭尼的根本哲學思想相抵觸,因為波蘭尼要著重比較和證明的是,在 現代 社會中,市場交換的經濟是非嵌入的。他力圖說明的是經濟力量日益分化和強大所可能產生的對社會乃至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破壞。
格蘭諾維特從“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的一般化假設中,建立起了經濟社會學從社會結構或社會網絡角度研究經濟行動的新視角,從而造成了經濟社會學的轉向,即從廣義地研究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系轉變為只研究社會(在此又只分離出社會關系網絡)對經濟的 影響 。這一轉向意在“糾正”現代經濟社會學力求綜合漠視分析的傾向,然而,它所引致的理論建構和經驗分析又帶有怎樣的方法論缺陷呢?
首先,“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的假設未能得到邏輯和經驗的確證。如上所說,該假設直接引申自波蘭尼的“經濟嵌入于社會”的概念。然而,在對其進行一般化的過程中,格氏并未能像帕森斯證明其著名的“經濟是社會的一個功能子系統”這一命題那樣作出嚴格的邏輯證實。誠然,在波蘭尼的著作中,原始社會的“經濟嵌入于社會”的現象是能得到充分的經驗證實的,但是,在他看來,這一概念是無法推延至現代社會的,因為現代社會最顯要的事實是,市場交換已成長到足以從社會中分化出來并且對社會產生日益深重的影響。這樣,波蘭尼一方面在現代社會的范圍內獲得了對經濟影響社會的認識(可以把它看成是“社會嵌入于經濟”的觀念),另一方面,又由此否定了現代社會中“經濟嵌入于社會”的可能性。再則,在波蘭尼的思想中,無論是“經濟嵌入于社會”還是“社會嵌入于經濟”,都是特殊的而非一般化的。格蘭諾維特所做的則是將波蘭尼的“經濟嵌入于社會”的特殊性概念一般化,同時否認“社會嵌入于經濟”作為任何特殊性或一般性概念的可能。顯然,這只不過是格氏在選擇適合自己的研究目的的視角罷了,它與經驗事實似乎無關。然而,在我看來,符合經驗事實的統一性的研究視角比只求符合自己目的的研究視角更重要。事實上,我們從馬克思的著作中能夠清楚地看到“社會嵌入于經濟”的事實。這就是,物質生產是人類和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必要前提。物質生產決定著人類的生產關系,并且它們共同決定著人類的其他社會活動—— 政治 的、 法律 的和意識形態的活動。當然,從馬克思有關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架構來看,他并不否認在每一個特定的 歷史 時期,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筑之間是存在相互作用的。這里我們不妨把它稱之為形式上的經濟與社會的相互“嵌入”。無獨有偶,我們在馬林諾夫斯基對特羅布里安德島島民的互惠交換圈(庫拉交換)的研究中,看到了某種具有實質性的經濟與社會的相互嵌入:以經濟為主題觀察,經濟交換嵌入了社會因素;以社會為主題觀察,社會交換又嵌入的經濟因素。⑨顯然,更可能得到邏輯和經驗證實的是經濟與社會相互嵌入假設,而非單方面的“經濟嵌入社會”的假設。眾所周知,研究假設不同,其研究的出發點、范圍和結論也會相異。以經濟與社會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為假設,會將經濟與社會關系完整地納入經濟社會學的視野范圍,并且能夠對不同社會階段的經濟與社會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作出研究。相反,以經濟嵌入于社會為假設,則只能將社會對經濟的影響納入分析范圍,而不能將經濟變遷及其對社會的影響納入分析范圍。這不僅會破壞和降低對經濟社會問題的統一性的認識,而且也大大縮減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空間。
其次,嵌入性分析或社會網絡分析未能把對人的行動的目的性(理性選擇)分析與對社會結構影響的分析有效結合起來。從“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的假設中引申出了一種研究經濟行動的新的視角,即從社會結構或社會網絡的影響的角度研究經濟生活中的行動和秩序。新的社會學視角的確代表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種方法論。方法論涉及到對研究的出發點及對行動者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的規定。因此,格蘭諾維特也力圖為他的“嵌入性分析”確定方法論。格氏的做法是努力在“過度社會化”和“不充分社會化”方法論(我以為,用“過度社會化”(over-socialized )和“不充分社會化”(under-socialized)的概念來置換“集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的概念并不準確。個體主義方法論就其實質來說,是不承認人需要絲毫的“社會化”的;相反,集體主義方法論就其實質而言,會根本反對社會化有“過度”的可能)之間尋求一種折衷的行動者假設,即假設行動者既不是外在于社會環境像原子和個人那樣進行決策和行動,也不是固執地堅守其已有的社會規則與信條開展活動,而是嵌入于具體的、當下的社會關系體系中并作出符合自己主觀目的的行動選擇。由于假定行動者是有目的的,因此,格氏主張保留理性選擇的假設;同時,因為人是嵌入在具體的、正在進行的社會關系體系中的,因此,必須在人的理性選擇中加進非經濟動機和非經濟因素尤其是社會結構因素對人的行動的影響。那么,如何將非經濟動機以及外在的社會結構因素加入或結合進理性選擇的假設呢?也就是說,如何使理性選擇與社會結構影響相容,或者如何使個人行動與社會結構聯系起來呢?格氏并沒有給出解答。他無意在方法論上多下功夫,而是急于把這種未獲堅實基礎的嵌入性分析用于對實際經濟問題的分析了。
而一旦對實際經濟問題進行分析,這種未能真正實現方法論整合的嵌入性分析,便不可避免地滑向分析的集體主義方法論(或他所謂的“過度社會化”的方法)了。由于嵌入性分析缺乏聯接行動與結構互動關系的中間機制的設置,決定了其難以將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納入對人的經濟行為的研究,從而也決定其不可能選擇從個人行動出發研究經濟行為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的路徑。相反,既然作為研究前提的是“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的假定,那么,從外在的社會結構出發研究社會關系網絡對經濟行為的決定性影響,便十分 自然 了。而這種研究路徑便只能是集體主義方法論了。集體主義方法論所固有的諸如難以解釋社會結構起源及其變遷、過分強調社會的作用以及漠視個人自由和選擇等弊端也就在他的實際研究中顯露出來了。
與其相關的是,西方新經濟社會學可能由于缺乏一個有著堅實基礎的統一的理論體系,而面臨難以將具體的、離散的經驗研究歸結起來的困難。西方新經濟社會學注重經驗研究,似有兩個原因:一是對功能—結構主義經濟社會學漠視經驗分析的批判;二是其在研究方法上受社會網絡分析和經濟人類學影響甚大。社會網絡分析基本上是一種對人際關系結構進行經驗性描述的方法。實證派的經濟人類學注重“參與觀察”,強調在經驗調查的基礎上提出問題和假設,而不是在實證研究之前就提出問題和假設。西方新經濟社會學同樣認為,應當擺脫建構總體性的經濟社會學理論的方向,而更多地去關注一些具體的、不確定的經濟現象。
注重經驗研究無疑構成了西方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的學術特色。然而,如果過分強調和保守這種特色,就可能帶來極大的理論代價。正如20世紀上半葉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社會學派)由盛而衰的歷史所昭示的那樣,過度迷戀經驗研究,會帶來對本學科的“基本問題”思考不足。有關涉及學科的研究領域、基本概念和方法論等基本問題討論不足,必然妨礙該學科統一的理論體系的建構。而缺乏一個成熟的和穩定的理論體系,人們將逐漸發現許多社會事實和數據無法用一個統一的概念工具來說明。人們將在各種與經驗直接相聯的小理論的彼此沖突或殘缺不全中,感到無所適從。西方新經濟社會學可能會面臨同樣的困境。事實證明,任何一門學科若只滿足于從其他學科中獲得基本概念或假設,以便迅速推延運用到具體的經驗研究中去,那就遲早會發生整體性的理論危機。
最后,西方新經濟社會學在方法上的一個缺失,便是只求實證分析而漠視規范分析。例如,嵌入性分析強調具體的人際關系網絡在產生信任和經濟秩序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對其個案進行實證分析時,新經濟社會學家似乎總是回避研究兩個涉及規范分析的問題,即行動的外部性問題以及“什么才是最佳的”問題。前一個問題是要提出,當事者運用特定的人際關系網絡以從事對己有利的活動時,是否給他人或社會帶來了外部影響尤其是負外部影響?后一個問題是指,當我們考察正式結構(法律、組織、制度)和非正式結構(人際關系、倫理道德等)對經濟行為(如信任和秩序)的影響時,我們如何判斷和選擇哪一種要素或哪一種要素的配置是最佳的?這種涉及價值判斷的規范分析對于完整地理解社會關系網絡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時,它也是形成科學的公共政策的基礎。西方新經濟社會學在毫不涉及上述兩個規范性問題的情況下,僅僅通過所謂實證分析得出“是社會關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導致經濟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這一中心結論,顯然是片面的,也是難以經得起經驗檢驗的。
四、結語
作為結語,我想指出,經濟社會學的第三階段的發展已至少出現了兩條明顯不同的學術之路:一條是以格蘭諾維特為代表的意在通過確立一個新的社會學視角即嵌入性視角,研究社會關系網絡對經濟行動的影響的西方新經濟社會學之路;另一條則是若干 中國 學者正在為之努力的從一種新的理論整合的角度即交易秩序的結構,分析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的中國新經濟社會學之路。
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主張沿著古典經濟社會學確立的研究經濟與社會關系的方向進行創造性轉化。因為,我們持有這樣一種傳統的觀點,即經濟與社會關系構成了經濟社會學的獨特的研究對象,對該對象領域進行廣義研究構成了經濟社會學這一邊緣學科的合法性基礎。因此,新的發展只能在繼承傳統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新的理論整合,以建構一種能對經濟與社會關系予以更令人滿意的解釋和預測的新的理論框架。選擇這樣的發展之路,不僅符合知識創新的邏輯,而且也是推進真正有意義的跨學科研究的必由之路(與學科對話相聯的跨學科研究, 目前 至少有三種可選擇的形式,即“入侵”(以經濟學帝國主義為典型)、“主動借鑒”(如新史學對社會學概念和方法的借鑒)和“理論整合”。顯然,以理論整合形式推進跨學科研究和邊緣學科的發展是最為合適和有效的)。正如《邁向》一書所表明的,我們已經在上述理念的指導下,建構出了一個整合性的新的經濟社會理論,即交易秩序理論。在這一總體理論中,我們不僅創立了新的基本概念、基本假設和新的綜合的分析框架,而且在這一分析框架中通過對交易秩序的內部結構的起源及其互動關系的研究,建構出了若干既邏輯一體又相互分立的小理論,如動機理論、規范理論、社會交易秩序目標理論、市場理論、 企業 理論和國家理論等。這些中層性的理論能夠從不同角度成為總體理論聯接經驗世界的橋梁。
與其不同的是,西方新經濟社會學采取的是一種“投機主義”的反傳統的策略。他們并不力圖突破現代經濟社會學力求綜合而漠視分析的理論瓶頸,而是采取一種既能規避困難,又不易被人追究的戰略,即分離出一種對經濟現象進行研究的新的社會學視角,然后在經驗分析的基礎上發展種種具體的、可實證的理論。通過“修正”有關經濟社會學的學科性質,即將研究經濟與社會關系的傳統理念轉變為僅僅是一種對經濟現象進行分析的社會學視角,構成了西方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合法性”基礎。然而,這種戰略并不能回應古典和現代經濟社會學留給我們的使命和挑戰,相反,卻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知識的連續性,并且大大縮小了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空間。近20年來,在限定性的研究范圍內,西方新經濟社會學雖然取得了迅猛發展,各種具體的涉及社會關系網絡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論被創造出來,并且被宣布能為一些經驗事例所“證實”。但是,正如我們的批判性討論所表明的,他們用于證實其理論為真的研究視角、基本假設和方法論都存在著嚴重的局限。對個人自由與選擇的漠視、對正式結構及其與非正式結構的關聯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輕視,以及忽視經濟生活中的個人理性(個別效率)的限度等,都構成了經濟生活中的網絡分析的明顯限制。這些限制無疑都與西方新經濟社會學只強調一個獨特的研究視角有關。正如上文指出的,分離出某種獨特的視角進行研究,固然符合“科學主義”教條,然而,事實證明它無助于弄清科學之間的密切聯系,更不利于建立一種能夠對問題進行更全面、更令人滿意的解釋的綜合性理論。就科學發展的邏輯而言,一種可替代的更好的理論只能是一種普遍性程度更高的理論,也就是說,這種理論不僅應當包含所有創新的成就,而且還應當能夠包容舊理論的成就;它不僅應能解釋更多的事實,而且能對同樣的事實予以更好的解釋。⑥顯然,只有那種不固執惟一研究視角的理論,或者說,只有通過理論整合達到某種新綜合的理論才能適應這一科學發展的趨勢。值得欣慰的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正在朝著這一方向邁進。
誠然,理論批判的目的,并不是由此來證明批判者的理論觀點一定為真或一定能被“證實”(正如波普爾所言,理論其實無法被證實,而只能被證偽、被反駁和被替代)。我的目的只是想為那些有志于建設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的同仁們確立必要的信心:我們正在建設中的“新綜合經濟社會學”是一種符合科學發展總趨勢的、可競爭的一般性理論。同時,也寄希望通過理論比較和借鑒,來明確中國新經濟社會學在未來發展的方向,即“保持綜合,力求分析”。
【 參考 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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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波普爾.科學知識進化論:科學哲學選集[M]. 北京:三聯書店,1987.
關鍵詞:大學生;成長成才;對策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3-0295-03
影響大學生成長成才因素研究歷來受到高等教育者及社會各界的重視。從學校這個角度來說,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微觀分析類,即從某個具體方面對其影響大學生的成長成才情況進行深入細致研究,比如:“大學生人際交往對大學生的成長、人格完善和社會化的完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1]、“情緒因素對大學生學習、身心健康、自身成長、人際交往和行為目標的實現等方面具有重要影響”[2]、“學習動機水平的高低與大學生的成才、成功直接相關”[3]等;二是宏觀分析類,即通過對影響大學生成長、成才因素的綜合整理和分析得出影響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重點因素,并提出對策建議。例如:“在大學生學習成才激勵機制中明顯存在兩個動因:一是以各種非智力因素為主的內動力系統;二是以各種社會環境因素為內容的外動力系統?!盵4]“非智力因素主要包括動機、興趣、情感、意志、性格等,對大學生學習、活動、行為起著動力和導向作用?!盵5] 三是實證調研類,該類研究由于涉及因素復雜眾多、互為影響且調研者的主觀偏好等原因,就容易形成因素分類缺少標準、不全面,建議措施也會因為缺少內在邏輯聯系造成實效性減弱、表面化等問題。本文試圖以第三類研究方法為主來對前兩項研究分析中得出的對影響大學生成長成才的正向因素進行整合、分類并進行調查問卷設計,以期能從學校這個角度對影響當代大學生成長、成才的因素現狀進行全面調研、分析并提出有效的合理化對策。
一、調查情況概述
本次調查是以自行設計的問卷,就涉及影響大學生成長成才的價值觀、性格、意志力、情緒等在內的內因系統因素和包括家庭、媒體、學校、社會在內的外因系統因素,對500名大一至大四本科生所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涉及農學、工學、人文、經濟、管理等多個專業,回收有效問卷432份。
二、調查結果及分析
(一)內因系統
1.性格因素。包括情緒狀況、自制力、自信度、意志力、包容度、團隊合作精神等方面。通過調查發現,大學生總體的性格因素較為正面、積極和樂觀向上,53.47%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堅強勇敢;27.78%的同學認為自己的意志力很強,45.83%的認為自己的意志力較強;59.03%的同學在面臨一個人無法完成的事情時能積極尋求合作者,有較強的團隊合作精神;在面對自己不喜歡的事物時,僅有20.37%的同學選擇了直接反對,包容度尚可。但同時我們也發現目前大學生的性格因素中還有很多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還有20.6%的同學認為自己暴躁沖動,12.03%的同學認為自己膽小自卑,自制力和自信力的缺失;26.3%的同學認為自己的意志力薄弱;在團隊合作方面,還有近40%的同學不愿意和盡量避免尋找合作者;從包容度來看,做到面對自己不喜歡的事物能接受并思考其存在理由的同學僅占28.93%。
2.人生目標及方向。對大學生人生目標及方向狀況的了解將有利于針對實際情況對大學生進行“三觀”教育。通過調查我們發現,71.53%的學生選擇了擁有明確的人生目標,人生目標的形成時間分別是初中23.15%、高中41.67%、大學35.18%,人生目標自我認知的堅定程度為很堅定17.59%、堅定36.11%、可能會變35.42%、說不清楚10.88%。這說明大學生的自我思考決斷能力較強,同時又非常容易受到干擾和波動。在對今后的努力方向進行選擇時,社會經驗的積累為41.44%,專業技能提升為28.7%、人際關系改善18.52%、競爭意識的提高6.48%、其他4.86%,前三項選項為大學生具有強烈學習需求的內容??傮w看來大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決斷能力較強,也有著非常積極“入世”的態度和動機,但同時他們的目標、態度和動機都還非常的不穩定,很容易受到干擾和影響,這就要求我們以滿足其學習需求為基礎,把正面、積極向上、符合國家民族利益的三觀教育貫穿其中,實現大學生的目標追求和方向跟國家、集體的利益有機結合。
3.情感訴求對象。對即將真正意義上獨立和處于青年時期的大學生來說,情感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了解大學生的情感訴求渠道,對于把握、化解大學生情感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通過調研我們發現,在困惑無助時候大學生的傾訴對象占比分別是朋友43.06%、父母17.36%、自己解決14.35%、兄弟姐妹12.04%、老師10.19%、其他3%。這說明大學生的情感獨立意識較強,當面對情感問題的時候大多選擇跟自己相近的朋友作為傾訴對象或者自己解決。在“誰是你最好的朋友”一題的選擇中,30.56%選擇同宿舍舍友、21.3%為同班同學、13.66%為同校校友,近66%都來自同一學校。這說明大學是大學生結識朋友和播種友誼的主要場所,且在同一學校內隨著空間、時間的距離擴大,好朋友的范圍和數量逐漸縮小。
4.學習動機及興趣專業匹配度。對“你認真上課,努力爭取好的考試成績的動機是什么?”一題的選擇中,51.62%選擇了找個好工作、18.29%為對得起父母、15.28%為拿到畢業證、14.81%為爭取獎學金。在對專業選擇情況一題的選項中,37.96%是按自己興趣選擇、21.3%是按父母意愿選擇、11.11%是人云亦云的選擇、29.63%是選無可選的選擇。過半的同學選擇就業作為學習的最大動機,反映了大學生隨著大學教育改革步入大眾化教育階段、市場化不斷深入,競爭意識得到加強,擁有強烈的自我、自立意識;18.29%的同學選擇了對得起父母說明滿足家庭的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專業興趣不高的現狀會造成學習效果不佳、持續鉆研主動性降低、在該領域成為專才可能性減少等問題。
(二)外因系統
1.家庭因素。在對“你覺得對你成長影響最大因素是什么?”一題的選擇中,家庭占52.54%、學校占20.13%、社會占13.65%、個人11.11%、媒介占1.15%。可見家庭對于大學生的成長、成才的影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家庭成員中最能影響大學生的成員選擇中,父母占64.81%、同輩占18.29%、親戚占11.81%、其他占5.09%。可見父母是能夠影響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關鍵因素之一。他們對子女的影響涉及到性格、學習動機、專業選擇、情感等等方面。
2.學校因素。校園文化氛圍、學風情況、生活環境、師資力量、同學舍友、社團組織、配套設施、社會實踐等等都會對大學生造成影響。在對學校影響因素的選項中,校園學風狀況占41.20%、學校生活環境占31.25%、校園文化活動占17.82%、學校師資力量占9.73%。在對大學里誰最能影響大學生的調查中,44.68%選擇同學或朋友、15.74%選擇舍友、14.81%選擇班主任或輔導員、13.66%選擇任課教師、11.11%選擇社團組織。在對大學生在校業余時間最喜歡的活動調查中,31.71%選擇看書、18.52%選擇社團活動、17.59%選擇上網、14.58%選擇參加同學聚會、9.26%參加學校組織的文體活動、8.34%外出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在對學生參與學校社會實踐的情況調查中,積極參與受益匪淺的占48.38%、積極參與收獲不多的占30.09%、應付了事沒有收獲的占13.66%、懶得參與的占7.87%??傮w來看,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基本占據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校園環境的氛圍影響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
3.媒介因素。隨著社會、科技的進步,媒介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從大的方面來看主要包括電影、電視、廣播、報刊書籍、名人事跡、網絡等。從媒介對大學生影響度的調查問卷答案中,以上媒介因素對大學生的影響度分別如下:電影、電視、廣播45.14%,書本、雜志、報刊為23.15%,名人事跡為11.81%,其他(如網絡)占19.9%。
4.社會因素。我們選取物質、道德、人際交往、就業這四個內容作為選項對大學生對其進行影響力度調查,結果為:人際交往39.12%、社會風氣(如倫理道德等)32.87%、就業壓力17.36%、物質方面10.65%。人際交往和社會風氣對大學生來說是較為重要的因素,對于即將步入社會的大學生來說,對社會的認識首先是對人的認識,從單純的家庭環境進入自我獨立的跟人交往的大學校園,人際交往就成了大學生認識人、認識社會的第一個課題。
通過以上調查分析我們發現,當前大學生在成長成才道路上擁有較好的條件和環境,但同時也在內外條件和環境上存在著一些問題和特征,值得我們注意和利用。一是當代大學生的性格、心理因素中還明顯存在著意志力薄弱、團隊合作精神不強、包容力不夠、學習興趣低下等問題;二是大學生的自我思考決斷能力較強,但同時又非常容易受到干擾和波動;三是大學生情感訴求渠道最重要的是朋友和父母,朋友的分布又隨空間擴大而減少;四是他們對社會實踐、專業技能和人際關系具有強烈的主觀學習需求;五是校園因素和社會、媒介因素具有非常強的相互重合、補充、調節作用。
三、對策及建議
由于影響大學生成長、成才的因素眾多、復雜且相互交叉影響、互為因果,所以無論是個人的內因還是外因都會對大學生的成長、成才產生影響。一個人的行為的最終改變是由內而外發生的,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想讓更多的大學生更快地成人、成才,必須使其內在的主觀能動因素得以改變。良好的性格,優秀的道德品質,健康的情緒、情感狀況,生活方式和興趣愛好,堅強的自制力、自信度、意志力,海納百川的包容度、團隊合作精神,積極向上的學習動機以及符合時代、國家要求和利益的人生價值觀等這些自身素質和特質都是大學生成長、成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肩負著大學生成長、成才培養重任的高校必須根據影響大學生內外因素的現狀和特點,牢牢以學校這個角度為出發點,整合構建全部外因各個因素與內因因素之間的對應聯系橋梁,通過外界因素的介入來培養、熏陶、教化、影響大學生的內在心理、思想、品質、動機、行為等發生變化,才能達到幫助其成長、成才這一目的。為達到這個目的,筆者認為高校應該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1.關注學生心理,鼓勵、創造條件讓學生多參與有助于提升自身性格優勢的活動。大學生正處于從青春期步入成熟期的關鍵時刻,良好性格的形成在這個階段顯得非常重要。這需要我們在日常的教學、生活管理當中充分認識到對大學生良好性格培養工作的重要性,持續關注學生心理狀況,積極探索、創造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措施來對大學生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教育。鼓勵、創造條件多讓學生參與諸如體育活動、拓展訓練等能有效提升其自制力、自信力、意志力、團隊精神、包容度等心理、性格優勢的活動,為大學生成長、成才奠定強大的自身性格和心理基礎。
2.創新“三觀”教育傳統模式,強化大學“三觀”教育影響力??傮w看來大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決斷能力較強,也有著非常積極“入世”的態度和動機,但同時他們的目標、態度和動機都還非常的不穩定,很容易受到干擾和影響,這就要求我們高等教育者要時刻以滿足其對學習內容的最大需求為基礎,把正面、積極向上、符合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政治教育、三生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貫穿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中,把緊密與學生自我成長、成才需求結合作為一種指導思想,創新性地開展有助于促進大學生的目標追求和方向符合國家、集體的利益,使三者有機結合的思政教育,有效激發大學生自身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動力源泉功能。
3.重視情感因素對大學生的影響,積極開展校風、班風、舍風建設及家校聯系制度建設。經過大學生情感訴求渠道的分析,我們知道大學生的情感依賴主要是朋友、父母、自身、兄弟姐妹和老師,同時好朋友的最主要來源又是同一學校的舍友、同班同學和校友,這就對學校校風、班風、舍風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校風、班風、舍風建設是促進大學生之間互為良性影響的重要手段,通過校內、班內、宿舍內的正面、積極向上風氣的建立,必定會對個體在情感訴求的微觀渠道上得到正向、積極的影響和熏陶。家庭因素,特別是家庭中的父母監護人的影響對于大學生成長、成才影響作用的客觀存在,也是我們對大學生成長、成才關注、研究必須要加以重視的方面。這要求我們在對學生進行管理和教育的時候充分考慮家庭因素所能帶來的作用和效果,積極構建各個層級的家校溝通、對話平臺,及時發現大學生成長、成才過程中的問題,對大學生進行行之有效的心理、行為干預和教育,幫助大學生盡早、盡多地實現人生價值和健康成長。
4.注重從學生需求出發,因勢利導開展素質能力教育。社會經驗、專業技能、人際關系是目前大學生在競爭時代下自立發展的自然學習需求,如何結合時代特征和學生需求開展提升學生社會經驗、專業技能和人際關系處理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速度和效果。這就要求我們在社會實踐和專業教育中充分考慮和增加社會交往、心理學、專業技能、人際交往技巧和方法等內容;在形式上,針對不同受眾和年紀的學生開展諸如選修課、課外專題輔導、講座、主題班會、同伴教育、游戲比賽等等形式多樣的素質能力提升活動。這樣不僅可以滿足學生的需求,同時還可以不斷深化學校固有的社會實踐和專業教育的優勢和特色,形成良性互動,良性發展,真正做到從學生需求出發,因勢利導提升學生素質能力。
5.充分利用校園資源,積極引導社會媒介因素。大學校園是大學生將近要有三年半時間置身其中的學習、生活場所,同時它還是一個開放、包容兼收的地方。我們不可能對社會、媒介絕對地屏蔽,但我們可以用科學、理性和思辨來對其進行沉淀,為我所用。一方面在充分考慮學生認知特點的基礎上來加強校園文化氛圍建設、生活環境改善、師資力量提升、社團組織管理、配套設施改進等。一方面要針對社會、媒介各種熱點問題采取不逃避、不躲閃的態度,積極構建討論、思辨的平臺,讓學生能以科學、理性的態度學會判斷和批判。另外一方面還要對于那些不利于大學生心理、年齡承受的各種思潮、行為和態度加強監管。目的就是為大學生提高一個良好的成長、成才校園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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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全省水利規劃暨項目前期工作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認真貫徹全國水利規劃計劃工作會議和全省水利工作會議精神,總結*7年水利規劃和項目前期工作,研究部署*8年工作任務,為完成全年水利建設目標、促進水利事業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撐和保障。規劃計劃工作是水利發展與改革的基礎和龍頭,廳黨組對這項工作十分重視,會前呂廳長專門聽取了會議召開情況的匯報,還將到會作重要講話。有關處室進行了認真準備,形成了規劃工作意見和項目前期工作意見供會議討論。下面,我先講三點意見。
一、務實奮進,*7年水利規劃計劃工作取得顯著成績
一年來,全省水利規劃計劃工作始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積極踐行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緊緊圍繞水利中心工作,不斷完善水利規劃體系,加快項目前期工作,強化規劃計劃管理,取得了顯著成績。
(一)圍繞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治水新思路的要求,努力構建水利發展規劃體系。為了保障和支撐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加快從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轉變,水利規劃工作圍繞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目標,拓展了規劃內容,加強了促進人水和諧的資源管理和資源保護方面的規劃,重點深化了以水系為載體、發揮綜合功能的規劃措施。一是基本完成水資源綜合規劃,測算了全省不同流域和行政區域的水資源總量、生態用水和可利用水資源量,分析了水資源利用效率和開發利用潛力,優化了水資源配置,突出了節水減排和水資源保護。二是完成節水型社會建設規劃,提出了建設目標,節水型農業、企業、單位和社區的標準,以及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的相關制度措施。三是抓緊進行水系規劃,各項專題研究已經基本完成。查清河道情況,優化水系布局,界定河道功能,科學布設飲用水源地及污水排放口,規劃清水和尾水通道,并且劃分河道等級、劃定河道藍線、明確分級管理職能。四是積極開展湖泊保護規劃,13個省管湖泊保護規劃已經省政府批準,明確了湖泊水域功能定位、保護范圍和目標,提出了綜合治理措施,其余近百個湖泊保護規劃正在進行。五是認真做好流域綜合規劃修編配合工作,提出了《*省配合流域綜合規劃修編工作方案》,明確了工作任務、方法以及分工,規劃修編配合工作全面開展。六是針對管理保護中的一些突出問題編制專題規劃,完成了東太湖和滆湖退田(漁)還湖規劃,開展了入海河道河口治導線研究,完善了長江岸線開發利用控制指導規劃等。
(二)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和重大民生問題,編制專項治理規劃并抓緊實施。按照全省經濟社會發展要求,針對群眾最關心、最迫切的水問題,組織編制專項治理規劃。一是根據省委省政府振興蘇北和沿海開發戰略,開展了沿海地區水利規劃編制工作,已經完成了5項專題研究,并形成了規劃初稿。二是針對低洼圩區因洪致澇、洪澇頻發的問題,在近幾年進行淮河流域重點洼地治理實施方案研究的基礎上,編制了里下河等地區災后應急治理實施方案并上報省政府批準,全面開工建設。三是抓好飲用水源安全規劃,完成了集中式飲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規劃,公布了全省飲用水源地名錄,提出了保障飲水安全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四是在太湖藍藻暴發后,研究了有序調水引流的規劃意見和擴大引江濟太工程方案,調水引流工程已列入《*省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方案》和國家《太湖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總體方案》,走馬塘、新溝河項目建議書基本完成,新孟河工程項目建議書正在抓緊編制。五是為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組織開展農村飲水安全規劃,摸清了飲用水不安全的人口分布和類型,研究了3年時間解決1*萬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建設方案,并以縣為單位編制實施規劃;還組織編制了全省小型泵站改造規劃,為全面實施小型泵站改造創造條件。
(三)圍繞年度重點工程建設任務和“十一五”水利發展規劃,全面完成項目前期工作。項目前期工作是推進規劃實施、安排投資計劃和工程順利建設的基礎。在項目前期工作中,各級嚴格執行各項制度,抓質量、抓進度、抓審批環節,國家審批項目積極做好配合工作,省審批項目都在第四季度以前批復下達?;春又卫砉こ?,新沭河、沂沭邳整治和南四湖湖西大堤加固工程通過審查,治淮19項工程的前期工作基本完成;上報了入江水道、分淮入沂、洪澤湖大堤工程可研報告和重點洼地治理規劃,入江水道可研通過了水規總院技術初審。南水北調工程,在配合完成《總體可研》審查評估的同時,完成了泗陽、劉老澗、皂河、泗洪、金湖等泵站和截污導流單項工程初步設計報審。水庫加固工程,根據國家和省有關實施方案,已經批復6座大中型水庫和210座小水庫加固的初步設計。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里下河等地區災后應急治理工程、海堤達標工程、水利血防項目等前期工作也基本完成,保證了年內全面開工建設。各市也都完成了一批區域治理、城市防洪、地方基建項目的前期工作。在全省水利規劃計劃部門和設計單位的共同努力下,做到了既保證年度建設項目順利實施,又為今后幾年做好項目儲備。
(四)圍繞提高規劃計劃和前期工作管理水平,不斷強化基礎工作。一是在廣泛調查研究基礎上,制定了《*省水利規劃管理辦法(試行)》,嚴格水利規劃管理,提高規劃編制質量,促進規劃有效實施。二是嚴格行政審批事項。按照規劃做好審核工作,重大事項組織專家論證,規范管理涉水事務,既支持地方經濟發展,又切實維護流域、區域防洪引排功能。三是開展城市水利投融資機制研究,總結城市水利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存在問題,提出了城市水利投融資的政策建議。四是加強統計分析,按時完成水利基建統計月報和季度建設形勢分析,及時提出前期工作和工程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五是舉辦移民安置、土地預審培訓班,切實在前期工作階段堅持以人為本、人水和諧,提高執行移民政策、土地政策的水平。
在認真總結規劃和項目前期工作成績的同時,也必須看到存在的薄弱環節。規劃工作中,貫徹新的治水思路不夠全面,規劃深度也不足;工程措施比較落實,非工程措施比較原則,水環境保護研究還不夠;規劃管理尚在起步階段,審批滯后、協調困難,實施彈性大,權威性和嚴肅性有待加強。項目前期工作中,設計市場化程度低,部分項目進度滯后、深度和質量還不能適應要求。項目管理上,評審程序還不夠規范,有的項目決策缺乏可靠的規劃依據和必要的財力分析。計劃管理上,部分縣的地方配套資金難以到位,缺乏有效監管。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實加以改進。
二、明確任務,全力以赴做好今年規劃計劃工作
*8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改革開放30周年和舉辦北京奧運會的喜慶之年。做好今年水利工作,保障和促進我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8年,全省水利規劃計劃工作,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貫徹治水新思路,緊緊圍繞水利中心工作,自覺服務水利發展與改革大局,推進目標管理,強化統籌協調,努力做好各項工作,為水利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保障。全年要著力抓好以下兩方面的六項工作:
(一)全力組織規劃修編,完善水利規劃體系
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著眼于全省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水利問題,加快編制水利規劃,推動水利規劃實施,提高水利系統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
一是認真開展流域綜合規劃修編工作。流域綜合規劃是一項事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態安全的重要基礎工作。根據水利部和有關流域機構的工作意見和要求,廳里印發了《*省配合流域綜合規劃修編工作方案》,并已作出部署。主要任務是完成基礎資料收集和分析、提出水利發展需求、編制有關專項規劃、開展重大問題研究等。各單位要按照任務分工,集中精力開展工作。要爭取在流域規劃中更好地反映我省的治理要求,進度上要盡可能往前趕,決不拖流域規劃的后腿。
二是全面完成全省水資源綜合規劃和沿海地區水利規劃,基本完成全省水系規劃。全省水資源綜合規劃要在規劃報告征求意見稿的基礎上,與流域水資源綜合規劃進一步協調,完成規劃報告審查報批,各市也要完成市域水資源綜合規劃報告編制與成果審查工作。沿海地區水利規劃要在各專題研究和規劃報告初稿的基礎上,完善有關專題研究報告,組織開展骨干供水通道規劃方案研究,年內形成規劃報告送審稿。全省水系規劃上半年要完成各項專題研究,年內提出省級水系規劃報告征求意見稿。各市、縣除配合省級規劃外,要根據本地實際,有序推進市、縣、城區水系規劃編制工作。
三是繼續推進區域水利規劃以及其他專項規劃。一方面,要針對我省區域水利規劃相對薄弱的狀況,結合流域綜合規劃修編要求,深化區域規劃研究:里下河地區水利規劃要根據近幾年受澇情況及沿海地區發展要求,進一步復核防洪、排澇、供水規劃布局,修訂規劃報告提出送審稿;沂南和沂北地區水利規劃要加快進度,年內提出送審稿;組織推進通南、白馬湖及寶應湖、陽澄淀泖等區域規劃的編制工作。另一方面,要繼續開展專項規劃研究。主要包括:飲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規劃,重點是劃定一二級及準保護區,查明影響水源地安全的各類排污企業名單并提出整治措施,提出加強水源地安全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入河排污口整合規劃,要進一步查細查實排污口現狀,完善入河排污口布局方案研究,提出飲用水源地保護區內的排污口整合方案、禁止或限制設置排污口的河段布局方案以及限排意見;長江澄通河段綜合整治規劃,要統籌協調上下游、左右岸關系以及防洪、河道整治、航道整治、岸灘利用等治理要求,提出目標、布局、分期實施意見;小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規劃工作;全省水土保持規劃,要結合流域綜合規劃修編要求,完成規劃完善和審查工作。
(二)加快項目前期工作,保證水利建設需求
前期工作是水利建設的基礎。要依據水利發展規劃和年度工作計劃,統籌當年和長遠,做到既保證年度建設任務全面完成,又為今后重點工程建設儲備項目,為全省水利建設的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一是保證國家重點,按期完成淮河治理、南水北調、太湖調水工程前期工作。要圍繞“*8年全面完成治淮19項、*9年爭取開工新3項”的目標,認真做好新沭河、沂沭邳、湖西大堤加固工程初步設計批復,以及入江水道、洪澤湖大堤、分淮入沂工程可研報告審查的相關配合工作;編制平原洼地除澇工程可研報告,完成行蓄洪區建設可研報告及移民遷建年度工程實施方案;完善重點平原洼地治理外資項目可研報告、完成世行評估各項工作。南水北調東線工程要基本完成剩余設計單元的初步設計,做好年內開工項目的初設審查配合工作。太湖水環境綜合治理按照“走馬塘今年開工、新溝河爭取年內開工”的目標,上半年完成走馬塘、新溝河工程可研報告,10月份完成初步設計報批;上半年完成新孟河工程可研報告,爭取年內完成初步設計。
二是突出民生水利,抓緊病險水庫加固和農村飲水安全前期工作。國家要求在3年內完成全國大中型和重點小型病險水庫加固任務,我省有27座大中型水庫列入《全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專項規劃》,工程初步設計4月底前必須全部報廳審查。小型水庫除險加固總體實施方案省發改委已經批復,到*9年要完成395座小型病險水庫加固,其中今年安排的100座小水庫的單項工程初設必須保質保量在5月底前報批,*9年水庫加固單項初設也要年內報批。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省委、省政府明確從*8年起用三年時間解決1*萬農村居民飲水安全問題,今年解決350萬人,*9年解決400萬人以上。有關市縣要認真組織開展前期工作,嚴格按照《農村飲水安全項目建設實施細則》和《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和初步設計編制深度規定》的要求,做好水源及供水布局、供水規模論證,并與區域供水規劃、村鎮集中居住區規劃等相銜接,上半年完成可研報告和初步設計。
三是促進區域發展,加快海堤達標、城市水利、重點區域治理工程的前期工作。*6年省政府決定用三年時間完成重點海堤達標建設任務,今年是完成目標任務的最后一年,剩余4座大中型涵閘、8座小型涵閘以及防護工程的前期工作必須在上半年完成,確保汛后開工建設。城市防洪工程建設,“十一五”期間要基本形成全省大中城市中心城區的防洪工程體系,各市要按照建設目標,依據規劃在上半年編報年度工程可研報告,由所在市發改委批復報廳核備。今后一段時期,我省將加大區域水利治理力度,逐步扭轉目前區域治理滯后的狀況,各市要在區域水利規劃的基礎上,編制區域治理規劃和實施方案,上半年完成年度工程可研報告。
三、開拓創新,努力提高水利規劃計劃工作水平
今年水利規劃計劃工作的目標任務已十分明確,關鍵在于狠抓落實。各級水利規劃計劃部門要以新思路謀求新發展,以新舉措贏得新突破,努力實現“五個新提升”,推動水利規劃計劃工作再上新臺階。
理清思路上要有新提升。規劃計劃工作是水利發展的龍頭,要始終堅持科學發展觀,帶頭落實治水新思路,站在保障和服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高度,認真思考水利發展與改革,特別要分析城市化進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對水利帶來的新變化,從水利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相互協調、和諧發展的要求,緊緊圍繞安全水利、資源水利、環境水利和民生水利的發展要求,把握治水方向,提出治理保護措施。在規劃計劃工作中,要做到“五個堅持”、“三個轉變”。要堅持以人為本,突出解決好關系民生的水問題,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堅持人水和諧,把握水的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促進生態文明建設;要堅持統籌兼顧,實現工程與非工程措施相結合,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相統一,流域和區域、城市與農村水利協調發展;要堅持與時俱進,加快水利改革,尋找水利公益性與市場化的平衡點,以改革發展來解決當前水利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要堅持節約保護,推進節水防污型社會建設,提高水資源和水環境的承載能力,以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支撐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規劃計劃工作目標上,要實現以防災減災為主,向突出水資源開發利用和水環境有效保護的轉變;在工作理念上,要實現以工程布局為主,向突出加強河湖管理與資源保護的轉變;在工作重點上,要實現以流域治理為主,向流域區域與城鄉統籌治理的轉變,努力推進水利的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
組織領導上要有新提升。各級水利部門要高度重視規劃計劃工作,主要負責人和分管領導要親自組織對本地區重點治水課題研究,及時協調解決規劃計劃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一要抓規劃研究。深入開展調查,掌握基本情況,與基層群眾一起研究制訂切實可行的水利發展規劃,逐步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水問題;二要抓規劃執行。正在編制的規劃,要抓緊完成并按規定程序組織報批;已批準的規劃,要加大宣傳力度,盡可能公開規劃內容,為規劃實施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三要抓經費保障,水利規劃的公益性很強,主要以財政投入為主。在省有關部門的支持下,省級規劃和前期工作經費得到逐年增加,各市縣也要積極向政府爭取增加投入,以保障水利規劃和前期工作順利開展。四要抓責任落實。規劃計劃工作涉及面廣,要建立工作責任制。這次會上印發的《工作意見》中涉及的各單位要落實責任,牽頭部門要切實負起總責,抓規劃組織、抓規劃進度、抓問題協調,重大問題要及時組織專家研究。具體承擔部門要調動精干力量、組建工作班子,按照工作意見的要求開展各項工作,及時協調溝通;配合部門要主動搞好配合、積極出謀劃策,齊心協力推動既定任務的實施。
創新管理上要有新提升。最近,省領導在聽取*8年全省水利重點工程計劃安排匯報時,對創新規劃計劃管理、提升政府投資效益提出了新的要求。為此,水利廳進行了專題研究,要求今后要重點加強“五項制度”建設,即建立規劃許可制、項目評審制、績效評價制、配套資金保障制和投資控制制。五項制度是貫徹國務院投資體制改革決定、加強政府投資項目管理的重要舉措,也是嚴格執行基本建設程序、保證水利建設健康發展的關鍵環節。實施規劃許可制,嚴格按照規定程序批準的水利發展規劃審批建設項目,有利于已批規劃的嚴肅執行;實施項目評審制,通過分類比選、專家評估,擇優安排年度計劃,有利于提高立項的科學性;實施績效評價制,對已經運行的項目進行跟蹤評價,有利于完善和改進項目管理體系;實施配套資金保障制,保證配套資金及時足額到位,有利于建設項目的順利進行;實施投資控制制,推行設計招標,嚴格執行初設概算,有利于提高水利投資的效益。有關建設五項制度的初步設想會上已經印發,請大家認真討論,下一階段,省里還將組織專題調研。各市要積極探索五項制度建設,尋求創新突破,把政府水利投資管好用好,充分發揮水利工程的效益。
規劃設計質量上要有新提升。多年來我省水利建設沒有大的反復,主要得益于上世紀五十年代有一個好的規劃基礎并不斷完善,一批水利工程榮獲國家級、部省級大獎,也得益于有優秀的設計。當前由于規劃設計工作量大、市場驅利行為嚴重等,不少規劃和設計產品的質量不高。有的滿足于常規設計或套用已有成果,對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重視不夠;有的重工程技術,對涉及經濟政策以及資源、環境問題研究不夠;有的勘測水文等基礎資料深度不夠,甚至出現計算出錯、圖紙誤用等,不少項目要復審二三次才勉強通過,有的施工圖紙修改頻繁,經常變更或超概,嚴重影響建設周期和建設質量。這些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要樹立創新意識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把現代技術手段和先進水利科技成果運用到規劃設計中去,提升規劃設計理念,提高規劃設計水平;要廣泛征求意見,采取組織專家咨詢、加強行業間協調、多與地方溝通、聽取社會群眾意見等方式,集思廣益,提高成果的科學性;要規范流程管理,設計單位對設計文件全面負責,項目責任單位負責進度和質量監督檢查,項目主管部門嚴格把關并提出明確的初審意見,重大項目應通過中介機構進行技術咨詢。今后,我廳對不符合資質的設計文件將不予受理,達不到規定深度和質量要求的規劃設計不予審批。各規劃設計單位也要落實質量獎懲和責任追究制度,全面提高規劃設計質量。要深化規劃設計機制改革,針對我省水利規劃和前期工作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現狀,在近幾年逐步推行水利規劃和設計招標的基礎上,完善相應的招投標辦法,研究合理的招標范圍,積極培育水利規劃及設計招投標市場,落實前期工作招投標工作經費。尤其是在設計招標上要進一步加大推行力度,原則上初步設計都要通過招標選擇設計單位,可研報告盡可能通過招標選擇設計方案,通過市場競爭,提高設計質量,保證設計工期,節省工程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