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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穩定；經濟增長；經濟發展

經濟穩定是指社會經濟生活的協調有序性及其發展態勢的可控性。盡管總的來說，經濟的穩定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但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并不是等同的概念。這是因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直接導致經濟的穩定，在一定條件下，它還可能造成經濟波動乃至政治不穩定。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增長并不等同于經濟發展。筆者將對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幾個個概念進行分析，明確其內在關系。

一、經濟增長不等同于經濟發展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備受睹目，甚至聯合國也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只要向發展中國家注入資金，就能使這些國家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并有效地提高社會福利。因此，二戰以后，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探索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不約而同地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把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實現工業化當做發展的主要內容。這種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工業化戰略的普遍實施，在取得一定的經濟成就的同時，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更多的難題，并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全球危機，例如資源耗竭、糧食短缺、生態環境破壞、社會貧富懸殊等。

20世紀70年代初，由于國際經濟秩序和政治關系的變化，聯合國倡導的第一個發展十年以失敗而告終。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陷入了增長率下降和債務危機中，因為長期以來這些國家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外國公司擁有產權的初級出口的增長，由于缺乏結構變革和制度變革，人力資源、技術水平和其他部門的生產并沒有因此而發生任何改變；經濟部門的效益也沒有發生相應的增長，實際收入的利益沒有在各個階層間進行公平的分配，只是個別人獲益暴富，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因此而提高。由于這種增長沒有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只是有增長而無發展。于是人們開始對增長即發展的理論進行反思，認為經濟增長并不等同于發展。經濟增長不是目的，經濟發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經濟發展的概念。

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則既包括更多的產出，同時也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排上的變革。在他們兩人看來，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包括生產的物質產品和服務在內的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數量上的變化，表現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經濟發展既是一個數量概念，更是一個多維度的質量概念，它不僅包括經濟增長，而且還包括經濟結構的改善、質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體制的變革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經濟增長包括了由于擴大投資而獲得的增產，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產效率，即單位投入所生產的產品的增加。而經濟發展的含義則不止這些，它還意味著產出結構的改變，以及各部門之間投入分布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如同人的成長一樣，增長著眼于身高、體重，發展則注重于機能和素質的協調和改變，如學習能力等。

二、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必然同步

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社會的穩定。相反經濟增長如果不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體制、社會領域的變革，還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其實關于社會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早已不是一個新的命題。在19世紀、20世紀，把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作為衡量國家進步的唯一標志的理論曾一度占據了主流。這種理論認為，經濟的不發達是政治動亂的根源，只要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就能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的持續進步，各種社會矛盾就會迎刃而解，社會也就會保持穩定。但社會發展的現實卻證明其武斷性和不合理性。因為，現代化是一個“含義廣泛的社會綜合運動，而不是簡單的經濟指標達標”，它既包括經濟的工業化，同時也包括國家的民主化、社會的城市化和價值觀的個人理性化，其豐富內涵是GDP指標所難以涵蓋的。在現代社會中，正是由于人們過于關注GDP的增長而忽視了對于生態的保護、忽視了人文關懷，片面地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率，導致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

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是具有雙面效應的，即同時存在對社會穩定正向的促進效應和反向的破壞效應，而最終結果則取決于兩類效應的角力。由于這兩類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為控制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關注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人民福利的作用。因此，要使經濟增長在社會穩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之間求得一個相對的和諧與平衡，也就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經濟穩定應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之上的穩定

第2篇：經濟增長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社會資本 共同知識 協調行動 集體決策

一、引言

回顧發展經濟學的歷史，研究方法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占主導地位的衰落到新古典主義的復興，經濟增長的源泉從資本決定論到技術創新論再到制度決定論的轉變，使眾多經濟學家認識到，實現經濟增長不能單純討論經濟因素的作用，經濟學還不能獨立于政治、文化和歷史之外全面解釋經濟增長。本文將從宏觀表現角度，探討作為非正式制度的社會資本同經濟增長之間的作用鏈條。

二、社會資本的內涵

在政治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文獻中，社會資本通常涉及到一系列準則、關系網和組織，通過那些人們獲得有助于做出決定及確切表達政策的權力和資源。經濟學家通常從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角度考慮社會資本。在微觀層面上，他們主要考慮社會資本促進市場發揮作用的能力；在宏觀層面上，他們考慮制度、法律框架和政府在生產組織中的作用是如何影響宏觀經濟績效的。有關社會資本一個更廣的定義不僅包括前述的準則，還包括使準則得以發展以及決定社會結構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普特南（1993）給出的社會資本的定義是公認的最著名和最嚴格的概念，普特南把社會資本看作對社區生產能力有影響的人們之間所構成的一系列“橫向聯系”。這些聯系包括“公民約束網”和社會準則。

現在的問題是，這些不同的定義背后是否存在共同特征和核心內容？Ismail Serageldin和Christiaan Grootaert（1997）認為目前有關社會資本的各種定義存在如下三點相同特征。第一，這些概念都與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相關聯，它們均含有社會關系與經濟結果相互影響的觀念；第二，都關注于經濟人之間的關系及這些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組織能夠提高經濟行動效率的途徑；第三，都隱含著合適的社會關系和制度具有正外部性，由于個人無法占用這些外部性，人傾向于向社會資本不充分投資，從而產生了公共支持的職能。

Paldam（2000）、Durlauf 和Fafchamps (2003) 等認為社會資本概念的核心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網絡資源、相互信任與合作行為。Durlauf和Fafchamps (2003) 指出，社會資本就是基于網絡過程所形成的行為規范和人們之間的信任，它們能促成產生好的社會和經濟結果。

由于人們對社會資本概念的使用仍然褒貶不一，不同領域內的研究者對社會資本的內涵界定各異仍然是阻礙研究深入的重大障礙。盡管前面已經分析到，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是網絡、信任和合作，但是這仍然是一個有待證明的“社會資本之夢”(Social Capital Dreams)。盡管有諸多質疑，但筆者認為，社會資本概念及其研究范式的提出，乃是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內容和方法上的一個突破。社會資本概念和內容，為我們從制度層面理解經濟增長的機制，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三、社會資本促進經濟增長的總體框架

Putnam等（1993）向社會學家和開發實踐者提出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即便認為社會資本與高水平的制度績效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向社會資本投資必然會導致績效提高，因為社會資本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現存的幾代人可能都無法在短期內有效增加其所承襲的社會資本存量。因此，一些社會會被譴責坐享其所繼承的成果。如果社會資本豐足，社會發展迅速。如果祖先留下的社會資本存量很少，這些社會發展將非常緩慢。但令人可喜的是，Putnam等人的研究結論并非金科玉律，近年來許多經驗研究對Putnam等人的研究結論提出了挑戰。Schneider等（1997）的研究表明，傳遞地區公共物品的制度設計能夠影響社會資本的發展水平，政府的政策能夠而且確實在影響社會資本的發展水平。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行為究竟能否對社會資本流量產生顯著影響尚待進一步的實證檢驗。但明晰到底哪些因素在影響著社會資本的形成和積累，確實尤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美籍學者福山(Fukuyama)在《信任》一書中給出了比較令人信服的答案。他認為，社會資本的形成往往受到民族文化、歷史遺產、風俗習慣、宗教傳統和區域發展因素的影響。

接下來應該考慮的問題是，社會資本的本質組成因素是什么？其是通過哪些中介環節作用于經濟增長的。筆者認為，社會資本的本質性組成要素是信任。福山(1995)沿用經濟學的概念，從經濟學的角度將資本分為三種：經濟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并明確指出社會資本的核心是“信任”。福山開辟了經濟學關于信任研究的一個全新方向，即信任的經濟文化研究的先河，推動了信任研究的發展。筆者沿著福山開辟的方向，繼續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信任的作用。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促成交易的唯一必要條件。但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卻證明，在重復博弈和存在一個高效率的信息傳遞系統以便及時觀察當事人不誠實行為的情況下，法律制度并不是推進交易的唯一制度安排，即使不借助國家的暴力潛能，共同的規范和習俗也可以支持交易的進行。共同的規范、準則和習俗是組織成員相互認可或在代際間流傳的行為標準，是當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信心基礎，相互認可的規范和習俗經過時間沉淀成為組織內在的道德體系，用于約束組織成員控制他們的行為，如果違規將受到懲罰。在現實中，組織內在的道德體系是通過相互的信任機制自執行的，并在重復交易中轉化為共同知識、協調行動和集體決策，最終降低了交易成本，成為大量互利交易得以進行和經濟增長得以實現的主要保證。

綜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用上圖表示社會資本作用于經濟增長的總體框架。下面，將詳細論述社會資本自形成到促進經濟增長之間所經過的若干具體環節。

四、社會資本作用于經濟增長的中介環節

在社會資本作用于經濟增長的總體框架構建中，筆者給出了三層中介環節，分別是：第一層：信任；第二層：共同知識、協調行動、集體決策；第三層：交易成本的降低。下面具體論述這三層中介環節所包括的五個中介變量。

1.信任

低信任對社會和經濟的損害是顯然的，它使得交易成本急劇增加，社會分工受到阻礙，并將在長期上影響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所謂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最重要的是信譽或信任，其實也就是本文所說的社會資本。在陌生人之間建立相互的信任關系是擴大交易范圍從而實現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作為博弈規則的社會資本是建立和維持人們之間信任關系的關鍵。信任是為了獲得交易的長遠利益而自覺遵守契約的承諾，低的信任環境能導致投資率的降低，而高信任度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2.共同知識

人們在市場中的決策能力是通過吸納知識表現出來的。所謂吸納知識，就是人們所具有的某種共同知識。共同知識包括：共同的語言、其它形式的交流符號、專業化知識的共同性、共同的理解以及共同的價值觀等。共同的語言的存在是社會成員實現合作的基礎，即經濟增長可以依靠個人之間的共同的語言交流、通過一定的共同規則和指令實現知識一體化。反之，如果人員之間缺乏這些基礎性的共同語言，不僅地區的創新缺乏一個良好的前提，而且，社會成員之間的協調會出現很大的障礙。

從根源上講，共同知識主要來自于個體所能利用到的社會資本，或者說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測度方面就是共同知識的多寡。隨著個體各種社會活動的開展，這種源自社會資本的某個群體的共同知識會不斷得到創新和延伸。吸納知識不僅僅是社會成員所共享的知識，而且形成了對社會成員差異性知識的有效鏈接。共同知識對于人們發揮其所擁有的資源的潛力以促進經濟增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3.協調行動和集體決策

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經常遇到公共資源的利用和開發問題。協調行動和集體決策是公共物品供給和市場外部性管理的必要條件，它是政府概念的理論基礎之一。有效社會資本能夠克服“公地悲劇”、“囚徒困境”博弈和“集體行動困難”這些問題，作為非正式制度的社會資本能夠代替作為正式制度一部分的政府的作用，使成員主動創立頻繁接觸的框架，從而提高成員間信任度來減少集體行動中的機會主義行為，使高效的集體決策成為可能。

社會資本為什么能夠起到上述克服集體行動困難的功效呢？根據自組織理論，社會資本之所以能夠克服集體行動困難，原因在于它能影響理性個人策略選擇的內部變量。社會資本高意味著人們享有共同的規范，這會增強內在規范的效能。因為有共同規范的約束，人們會因其錯誤行動而受到強大的社會非議，這會對他的行為形成強有力的制約。

4.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在經濟增長理論中的作用往往與分工聯系在一起。交易是不同專業之間聯系的紐帶，從而使整個社會經濟形成一個龐大的經濟網絡。在經濟領域中，交易形式和空間的不斷擴大，促進了經濟的持續發展。然而，交易雖然對人們是有利的，但交易并沒有無休止地擴展下去。原因就在于交易是有費用的，交易要受到成本的約束。一旦人們進入分工生產，產品交換就成為維持人們生存在一項必不可少的活動。而產品交換需要耗費資源，例如搜尋交易對象、討價還價等，我們把這些稱之為“交易成本”。

那么如何才能解決市場上自利行為交互作用形成的分工經濟與交易成本的兩難沖突呢？筆者認為，社會資本作為非正式制度安排可以充當解決分工經濟與交易成本的兩難沖突的“劑”。第一，充裕的社會資本保證了制度、文化、社會環境的共同性，而這可以有效降低知識與經驗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正是影響交易成本的一個主要方面。第二，社會資本產生的共同知識，這既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也有利于信息的傳播，于是明顯降低了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交易成本。第三，社會資本催生的信任體系，可以有效防止機會主義以及道德風險等，因此簽訂、執行契約等所需要的資源即這一類的交易成本也大大減少。

參考文獻:

[1]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Putnam,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Y. Nana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1993

[3]郭少新何煉成:《社會資本:解釋經濟增長的一種新思路》，《財貿研究》2004年第2期

第3篇：經濟增長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

一、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內涵及其價值取向

經濟增長通常是指國民經濟的增長,即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產品數量和服務數量的增加。如果考慮人口因素,經濟增長又按人口平均增加的產品數量和服務數量來計算。國際社會普遍采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增長的指標。經濟增長包括了三層含義。一是經濟增長表現為一國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增加,在人口和商品價格變動的情況下,也可以說經濟增長是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即人均GDP的增加。因此,經濟增長最簡單最明了的定義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增加。二是經濟增長必須以技術進步為支撐,也就是說,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只有依靠技術進步或只有由于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才是現實的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可以說,經濟增長的過程往往也就是技術進步的過程。三是經濟增長與社會制度、社會意識相適應。或者說,相應的社會制度及其意識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而決定經濟增長的直接因素包括一定時期的投資量、勞動量和勞動生產率等。當然,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與這一時期的投資量、勞動量和勞動生產率成正比關系。即投資量和勞動量越大、勞動生產率越高,則經濟增長率就越高,所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就越多。反之亦然。

經濟發展是指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持續高級化及其人均實際福利不斷提高的過程。包括國民財富的數量和質量、國民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優化及發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升級與投入產出對比、國民生活質量和福利的改善及提高等。與經濟增長相比,經濟發展的內涵比較廣泛,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國家經濟總量與人均GDP或國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同時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且穩定地增長,充分體現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與國民財富的增加。二是社會保障體系、保障機制不斷建全,國民福利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不斷得到提高,人和各種生態環境自然、協調、和諧,社會文明、進步,并且不斷得到進一步的提高,社會公共福利設施完備,國民工作穩定、生活安逸、心情舒暢,享有極高的滿意程度和安全感。三是各種生產要素數量增加和質量提高,如人力資源的開發、使勞動者在其數量增加的同時,質量也得到提升。各類客體投資要素如資本、物質資源等,在數量上和質量上能充分滿足社會生產發展的需要,從而有效地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保證國民經濟長期和穩定的增長。四是經濟結構科學、合理,呈現持續向高級化演進的過程,包括國民經濟和企業生產的組織制度性結構、產業經濟結構及其技術結構、社會產品結構與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等。五是經濟制度特別是分配制度不斷完善,國民收入分配趨于公平、合理,財富分配充分體現社會平等,不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居民個人收入及實際生活水平的差距日漸縮小,社會各領域及其國民生活呈現和諧狀況,沒有嚴重的或普遍的對抗行為和現象。六是經濟增長與環境生態相適應,

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自然環境保護三者之間呈現良性循環與相互促進狀況,經濟增長給社會和環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較小,并且有能力快速消除由經濟增長給社會和環境所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七是人文發展、人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習俗的變遷與經濟增長相協調, 社會陋習在經濟發展過程逐步革除,而陳舊觀念則得以更新。人的的價值被重新發現并引起足夠的重視,在經濟發展過程產生和形成新的人文價值觀念,并發展成為社會進步的主導思想。八是經濟運行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相適應,并在不斷調整過程趨于完善。政府職能定位準確,政府行為適當、規范,對國家對社會的管理有效、有序,并且其管理能力不斷得以增強,對經濟運行的調制能力、綜合平衡能力不斷得到提升等等。

二、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和聯系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經濟增長僅僅是指一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或人均收入的增加。而經濟發展則不僅包括了產品和勞務產出的增加即經濟增長,還包含了伴隨著由經濟增長而產生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變化及其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人文質素、國民福利、勞動就業等結構的變化和進步。同時,經濟增長又是一個單純的數量概念,是從“量”的角度來衡量與評價一國經濟發展狀況,但實際上宏觀經濟學所著重研究的經濟增長或其高增長率并不能真正體現和說明經濟發展的真實狀態,而經濟發展則剛好能回答這個問題。與經濟增長相比,經濟發展是一個“質”和“量”相統一的綜合性概念,是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反映一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社會發展進程,包含了經濟增長和社會各領域的結構性變化、國民生活質量、一國社會經濟結構和制度結構的總體狀況和進步等。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就說明經濟發展了。因為衡量經濟增長的尺度是GDP,而GDP增長快慢的本身不能說明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或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比如,A、B兩個國家都生產鋼材,A國每生產1噸鋼材需要投入2 噸煤作為燃料,而B國每生產1噸同樣的綱材只需投入1噸煤,如果單純從從GDP或經濟增長角度來說,A國的GDP等于1噸鋼材加上2噸煤,而B國的 GDP為1噸鋼材加上1噸煤。從表面上看,A國的GDP或經濟增長大于B國,但是實際上是A國的科技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遠遠落后于B國。也就是說A國的經濟增長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來推動的,而B國的經濟增長則側重于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技術進步帶來的貢獻。顯然,B國經濟發展狀況遠遠優于A國。

雖然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有其區別,其側重點及其經濟學意義也不同,但兩者又有其緊密的聯系,經濟發展既包含了經濟增長,同時經濟發展也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不能離開經濟發展這個目的去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經濟增長則內涵于經濟發展之中,是經濟發展的一分部份,也是經濟發展的條件和手段。因此,經濟發展不能脫離于經濟增長的實際狀況,而是必須以經濟增長為基礎。可見,經濟發展及其過程是經濟增長與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變化共同構成的統一體。但必須說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經濟增長都能有效的推動經濟發展,只有那些經過質態升級和優化的經濟增長,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才能帶動社會和政治的整體進步。如果只是單純依賴高投入、高消耗來實現的經濟增長對經濟發展是無意義的,這種增長其實只是有經濟增長而無經濟發展罷了。

此外,經濟學家們還從各個角度設計了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用于判斷一國經濟發展狀況,如人均國民人均收入狀況、一國文盲率的高低、國民平均壽命的長短、人均每天蛋白質消耗量的多少、醫生在千人中的比例如何、人均能源消耗量的變化等等,極大的豐富了經濟發展的思想內涵。

三、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經濟發展的基礎在于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在于制度、資源和技術進步。因此,制度、資源和技術進步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首先,是制度變革。制度是規范人們社會行為、政治行為、經濟行為的社會準則。制度在規范人們行為的同時,也提供經濟激勵,決定著一國的經濟增長,包括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增長內容。對于我國來說,推動經濟增長的制度化動力應該是綜合性的。包括市場經濟制度的完善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等,這是經濟增長動力的基本保障。

其次,是資源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資源和資本積累,勞動力資源又包涵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質量兩個方面,是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質量的統一,這兩個方面對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我國本是勞動力大國,在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出現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失業人口反過來約束著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勞動力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應加強對勞動者的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同時,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要求資本的增加數量要大于人口的增加量,即實現人均資本量的增加,只有實現人均資本量的增加,才能實現人均經濟產出的增加,從而實現人均國民財富的增長。對一個國家來說,在經濟增長的初始階段,要求投入大量的資本,這時資本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較大。此后,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相對減弱,而取代資本作用的是技術進步。但是也有許多事實證明,大凡儲蓄高、資本雄厚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都是較高的。對于我國來說,目前正處在工業化進程的中期階段,根據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我國的國情,資本積累和投資仍是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的決定性推動力,只不過我國目前最需要引起重視和反思的應該是投資結構、投資效率和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即如何優化投資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投資效率問題。 再次,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其重點是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于經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水平。可以說,技術進步改變了經濟增長方式,推動了世界經濟總量的增長,也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0%,現在已達到80%以上。應該努力加快我國技術進步進程,通過技術進步改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和經濟增長的質量,為加速我國經濟全面發展提供有效的物質基礎。

因此,對我國來說,應該努力完善制度、開發資源、加速技術進步,激活經濟增長的動力源。

雖然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但兩者也不是對立或矛盾的,而是有著更多的聯系,也有多種組合模式,如“高增長、高發展”、“高增長、低發展”、“有增長而無發展”等。當然,最理想的就是“高增長、高發展”模式了。我們應當避開“高增長、低發展”怪圈,警惕掉入“有增長、無發展”的吃人陷阱,力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始終保持最佳組合,即在經濟增長持續保持低耗、高效、適度、效益的基礎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面且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 侯榮華主編《西方經濟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8年

第4篇：經濟增長的概念范文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時期國民收入勞動投入的貢獻率aL''''資本投入的貢獻率(1-a)K''''

增長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復

時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時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時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時期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綜合要素生產粗放資本的產出系數

aL''''+(1-a)K''''率的增長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復

時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第5篇：經濟增長的概念范文

經濟增長首先要有數量的擴張，才能談到質量的提高。并且，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經濟增長有持續的數量保證的基礎上。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的定義：“持續增長是指不為短期波動掩蓋的一種量的增長。”可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是一個長期的概念，它并不否定經濟當中存在著“短期波動”的現象，而是強調：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經濟總量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這和哲學上的辯證法是相統一的，即“事物的發展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常表現為螺旋式的上升運動和波浪式的前進形式”。經濟的這種持續增長性是保證經濟增長質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根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當一國的實際增長率與有保證的增長率相一致時，經濟的增長才是穩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時，經濟就出現波動；在長期中，當實際增長率等于有保證的增長率同時等于自然增長率（又稱“潛在增長率”）時，才能既實現均衡增長，又保證充分就業，從而成為一種合乎理想的長期增長狀態。現實當中，經濟要持續這種“刀鋒式增長”固然是很難的，不穩定是常態，但我們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長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如果經濟過度波動，會造成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對經濟增長的長期績效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

三、經濟投入產出效率

經濟增長是由投入的生產要素決定的，投入要素的數量、質量以及要素間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決定了經濟增長的質量。一般而言，生產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結合因素。

經濟增長過程中投入與產出的比率，直接表現為經濟增長效率，是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方面。根據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對經濟增長因素的理論分析和核算認為：經濟增長通常可以通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兩種方式來獲得，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外延擴大再生產”和“內涵擴大再生產”，其中，內涵擴大再生產方式，即在不擴大要素投入的情況下，通過改善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增長，被認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續的。

四、科技進步

在經濟增長的結果中，技術進步可以表現為產品的更新換代、產品質量升級和品種增加、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等多種形式。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技術進步的作用是與經濟系統中的其他要素結合在一起的。對此，盧卡斯研究認為：與人力資本相匹配的技術進步投入要素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是最有潛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經濟結構

在各類經濟結構中，產業結構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它的變化對于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費歇爾(A.G.B.Fisher)，確立了我們所熟悉的三次產業分類法，即把廣義的農業稱為第一次產業；把廣義的制造業或工業稱為第二次產業；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產業以外的其他經濟活動稱為第三次產業，并指出第三次產業的本質在于提供服務。

除了產業結構以外，經濟結構還包括所有制結構、產業內結構、城鄉結構等多種區分。經濟結構的各層次特征，共同構成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要素。

六、產品質量

經濟增長的大部分結果直接體現為向市場提供的產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質產品和無形的服務產品等。在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都是以“產出是有效的”為前提來分析經濟增長問題的，一般不考慮產品質量問題，不考慮因產品質量問題所造成的社會資源的浪費。然而，如果考慮到資源的有限性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所在，則在我們對經濟增長質量內涵的界定中，產品質量成為衡量資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競爭能力

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信息化已成為大趨勢的形勢下,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都不可能是封閉、孤立的,而總是在國際、地區之間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環境下實現。因此,競爭能力的強弱,對于經濟發展、增強綜合實力、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經濟增長質量高低的重要表現。

八、人民生活

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一生產目的深刻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無論是同志在“三個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黨的宗旨”的思想，還是“十五”計劃編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為本”的思想，都強調了這一點。經濟增長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證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才能稱其為高質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費、儲蓄、科教文衛、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人民能否真正從經濟增長中得到較多的實惠，反映了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

九、資源環境

經濟增長受到各種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約，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資源和環境狀況與經濟增長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如果人類在大力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盲目擴大生產和消費，物質和能量需求不斷擴大，而不注意資源的節約再造和環境的保護，則經濟增長必然與自然供給能力之間形成矛盾和對立。如果人類認識到環境的客觀屬性及其發展變化規律，將自身需求量和廢棄物排放量控制在環境允許的范圍內，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環境，則環境將在人類引導下向著有利于人類生產、生活和生存的方向發展，此時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和諧統一，這就是“可持續發展”——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在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的定義，意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續發展觀為指導對待資源環境的保護和利用是經濟增長質量重要的衡量標準。

綜上所述，經濟增長質量不僅包括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穩定性和投入產出效率、科技進步、經濟結構、產品質量、參與經濟競爭的能力及潛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會福利，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程度等等。經濟增長質量作為一個綜合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三方面范疇的概念，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整體在資源的配置、利用和滿足人民生活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上所綜合表現出來的優劣程度。

[摘要]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有關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議題顯得格外重要。本文在借鑒國內外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從九個方面做出了界定和論述。

[關鍵詞]經濟增長質量內涵界定

參考文獻：

[1]岳魯，袁關林.簡明質量管理詞典[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15.

第6篇：經濟增長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經濟增長質量； 時序變化； 地區差異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6. 049

[中圖分類號] F1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4）06- 0082- 02

新時期我國經濟建設的重點戰略應當是積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增長質量的不斷提升，將科學發展觀認真落實到經濟發展建設中來。而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測度方面的研究存在諸多問題。其具體表現為： ① 經濟增長質量從其外延含義上確保嚴格意義上的界定與分類，顯示出其測度的隨意性較大。② 經濟增長質量作為經濟增長發展方式中的一種測度，其往往具有主觀賦值的特征，因而也就相對缺乏以數據實事為根據的考慮。③ 在進行經濟增長質量總體研究與評定時，具有機械性與單一性，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全面性測度。

1 經濟增長質量的定義及測度方法

從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上判斷，其作為一種價值評判標準，主要是針對經濟增長的效率方面，而這只是狹義層面的經濟增長質量的涵義界定。從廣義上說，其應當被看作為一種是相對于經濟增長數量而言的價值范疇。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巨大，甚至在進行經濟社會眾多領域的發展中起到關鍵性作用。另外，在經濟方面的研究領域中，也有人曾經這樣進行界定，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應當是一個十分寬泛的定義或者概念，其在表現出與經濟發展密切關聯的同時，其在與社會、政治等因素之間也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因此，經濟增長質量也具有反映現有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社會、科教文衛等方面的經濟水平及社會收入情況的特質。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上看，經濟增長質量更能代表當下的經濟發展的形勢與狀態是否良好，也是實現經濟不斷發展，增強其持續性的關鍵所在，更是增強經濟建設中結構基礎的關鍵，而最后，經濟增長質量對促進經濟社會效益的和諧穩定、全面發展方面表現出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經濟增長質量作為一種能綜合表現經濟現象的指標。其主要通過它實現對經濟現象與問題的分析與測度來實現的。經濟增長質量關系到了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與側面，因此，在進行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過程中要全面了解其經濟指標體系，就必須實現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全面分析，建立運用相對指數法、層次分析法等方法在內的測度分析系統。

2 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系統與區域視角分析

2.1 經濟增長質量指數

經濟增長質量從來都不是一個單獨存在，更不是內容結構簡單的概念。其往往在經濟測度中表現出豐富的內涵特征。這種特征使得其作為一種經濟增長衡量指標具有廣泛的實用性與價值意義。其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在表現上也是從3大方面進行的。

（1） 經濟增長結構。作為一種經濟增長結構中的測度標準，從其指標的選擇內容上來說，其主要的依據應當是從產業結構方面、投資消費結構方面、經濟金融結構方面、國際收支結構方面來總結的。

（2） 經濟增長穩定性。經濟增長穩定性的內容主要包含了產出、價格變動及就業方面。因此，在進行經濟增長測度的過程中也通過對這3個方面進行穩定性的考察。

（3） 針對經濟增長中的資源與環境方面為標準的測度而言，實現資源利用應當根據經濟生產過程中相關的因素作為基礎性測度標準。

2.2 經濟增長質量的區域視角分析

區域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經濟增長質量的現狀及特征在顯示我國經濟增長整體趨勢上具有從微觀到宏觀方面的全方位測度功用。因此，利用經濟增長質量為測度標準，進行分析區域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的構建情況。由于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具有彼此關聯的特征，在進行總量的分析與區域發展特征上看，經濟增長質量的測度標準應當根據具體情況進行修正與調節。

（1） 經濟增長結構應當作為一種可以真實全面反映緊急金融結構的常見性的指標。

（2） 在對中國的教育現狀情況進行表現的同時，不能僅將人均接受教育水平作為唯一標準，而是應當以各個區域之間的關聯數據內容為參考多角度分析。

（3） 經濟增長的結果作為一種常見的收入分配問題，國際上最為通用的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是基尼系數，但是我國各地區域之間的基尼西戎不存在被廣泛認可的測算結果。可見，我國只能通過運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收入比例以及胎兒指數作為測度成果分配的基礎指標內容。

3 結 語

綜上所述，現代經濟發展形勢下的經濟增長質量問題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規范概念下的價值判斷，這種定量的分析與測度從一定意義上說對于實現經濟增長質量的權重分析具有重要意義。總的來說，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但是在經濟發展轉型的過程中，其增長質量的指數變化受到了資源利用與生態環境方面因素的影響，其增長的穩定性與幅度都有所減緩。經濟增長結構對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的作用也是負方向的。據此，針對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的政策性建議主要是希望能在考慮增長數量的同時，兼顧區域經濟增長質量的狀態。

主要參考文獻

[1] 劉海英，張純洪. 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和規模擴張的非一致性實證研究[J]. 經濟科學，2006（2）.

[2] 程永紅. 改革以來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演變及其城鄉分解[J]. 中國社會科學，2007（4）.

[3] 沈利生，王恒. 增加值率下降意味著什么[J]. 經濟研究，2006（3）.

第7篇：經濟增長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奢侈品消費需求經濟增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表明,世界經濟減速將成為事實。2008年世界經濟增長3.7%,比2007年放慢1.2個百分點。其中美國經濟增長0.5%,放慢1.7個百分點;歐元區增長1.4%,放慢1.2個百分點;日本增長1.4%,放慢0.7個百分點。加上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蕩,美元持續貶值,匯市、股市、債市、期市及商品現貨市場都受到沖擊,對各國的經濟穩定和發展都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以上因素決定了我國出口形勢比較嚴峻,出口增速減緩和貿易順差的縮減將不可避免,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正在減弱,我國的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賴于消費和投資的拉動。在這一形勢下,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就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由于奢侈品的需求潛力很大,因而,正確規范和引導奢侈品的消費,對于擴大內需進而拉動經濟增長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關于奢侈品的內涵

沃爾岡•拉茨勒在暢銷書《奢侈帶來富足》中這樣定義奢侈:“奢侈是一種整體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會認為是奢華的生活方式,大多由產品或服務決定”。現在,奢侈品在國際上的概念是:“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奢侈又稱為非生活必需品。人們消費奢侈品看中的往往是它的炫耀性功能,覺得奢侈品是過度消費消耗的東西,以至于揮霍等。

例如,“捷達”和“奔馳”轎車都是代步工具,在代步方面沒有價格所顯示的那樣大的差異,差別在于他們代表的意義不同。“奔馳”的符號價值在于成功、財富和身價。在西方經濟學中根據需求收入彈性將消費品分成了必需品與奢侈品兩大類,把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即需求的增長率高于收入的增長率)的消費品稱為奢侈品,另一類則稱為必需品。在我國的傳統概念里,奢侈品消費幾乎等同于貪欲、揮霍、浪費。

其實,從經濟意義上來看,奢侈品消費實質上是一種高檔消費行為,本身并無褒貶之分;從社會意義上來看,奢侈品消費是一種個人品位和生活品質的提升;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奢侈品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內涵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是不斷變化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消費理念的演變,許多昨天的奢侈品已經變成今天的必需品,而今天的許多奢侈品也會變成明天的必需品。例如,在13、14世紀,糖和香料是奢侈品,但在當今社會它們卻成為普通的生活必需品。 奢侈品內涵的變化反映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當前更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奢侈品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

奢侈品的特征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奢侈品更新周期短且對市場的刺激效果顯著

作為奢侈品的商品,除了具有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以外,還具有一種炫耀性功能,即顯示消費者身份和地位的功能,所以,奢侈品應當是引領時尚的前衛商品。這一特點決定了奢侈品必須不斷地推陳出新,從而具有較短的更新周期。

以服裝為例,隨著社會的發展,服裝的功能角色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今的都市人追求時尚,展現自我,服裝的發展漸漸淡化了它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其裝飾和炫耀功能似乎已成為服裝的靈魂。例如高檔的時裝,面料考究,做工精細,價格昂貴。作為普通服裝的基本功能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失去,但作為高檔時裝的炫耀性功能不久就會減弱,奢侈品的消費者更看重其裝飾和炫耀功能,因而會隨著流行趨勢的變化而及時更新。在消費理念不斷更新的今天,很難想像一成不變的款式和風格能立足于激烈競爭的服裝市場上。有市場眼光的廠家總是緊追流行趨勢,不斷推出個性化的款式,開發風格迥異的服裝,滿足消費者求新、求異、求個性的需求。一面是廠家層出不窮的新款推出,一面是消費者為追求時尚而不斷膨脹的時裝需求,這造就了服裝市場供銷兩旺的局面,從而極大地刺激了市場銷售額。

2008年,盡管雪災、地震、股市泡沫破裂、經濟衰退預期不斷打擊著消費者的信心,但紡織服裝國內零售2008年1-9月卻持續維持25%以上的高增長,屢超市場預期,直到2008年10月行業零售增速才出現放緩,顯示了服裝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的問題是需求仍然不足,2008年1-9月,行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增速維持小步上升態勢,紡織品與服裝的庫存金額卻分別同比大幅上升了33.10%和25.09%,顯示行業產需矛盾依然存在,需要進一步刺激需求。

除時裝外,其他奢侈品消費也具有類似的特征,對市場有顯著的刺激效果。據報道,上海頂級私人物品展集中展示了頂級名車、游艇、私人飛機、珠寶名表、名酒以及各類豪宅別墅、高爾夫俱樂部、私人會所等。據統計,頂級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過7000位富豪,成交量達2億元人民幣。

(二)奢侈品需求潛力大且能充分吸納購買力

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這就是說,隨著收入的增長,需求的增長就會更快。奢侈品不像需求收入彈性比較小的必需品那樣,受所謂消費飽和的約束,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人們也不可能較大地增加消費。例如,對于食鹽這種商品,即使人們收入提高了,人們也不會因此而增加消費。奢侈品消費就不同了,以旅游為例,當收入水平較低時,人們還不敢奢望旅游,一旦收入水平提高,人們就會增加這種消費,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可以從普通旅游變為豪華旅游,從國內旅游轉向國外旅游,國外甚至已經開發了太空旅游項目,所消費的資金可想而知。可見,奢侈品消費的需求潛力是很大的。能夠充分吸納新增的購買力。

第8篇：經濟增長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奢侈品消費需求經濟增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表明，世界經濟減速將成為事實。2008年世界經濟增長3.7%，比2007年放慢1.2個百分點。其中美國經濟增長0.5%，放慢1.7個百分點;歐元區增長1.4%，放慢1.2個百分點;日本增長1.4%，放慢0.7個百分點。加上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蕩，美元持續貶值，匯市、股市、債市、期市及商品現貨市場都受到沖擊，對各國的經濟穩定和發展都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以上因素決定了我國出口形勢比較嚴峻，出口增速減緩和貿易順差的縮減將不可避免，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正在減弱，我國的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賴于消費和投資的拉動。在這一形勢下，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就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由于奢侈品的需求潛力很大，因而，正確規范和引導奢侈品的消費，對于擴大內需進而拉動經濟增長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關于奢侈品的內涵

沃爾岡拉茨勒在暢銷書《奢侈帶來富足》中這樣定義奢侈:“奢侈是一種整體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會認為是奢華的生活方式，大多由產品或服務決定”。現在，奢侈品在國際上的概念是:“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奢侈又稱為非生活必需品。人們消費奢侈品看中的往往是它的炫耀性功能，覺得奢侈品是過度消費消耗的東西，以至于揮霍等。

例如，“捷達”和“奔馳”轎車都是代步工具，在代步方面沒有價格所顯示的那樣大的差異，差別在于他們代表的意義不同。“奔馳”的符號價值在于成功、財富和身價。在西方經濟學中根據需求收入彈性將消費品分成了必需品與奢侈品兩大類，把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即需求的增長率高于收入的增長率)的消費品稱為奢侈品，另一類則稱為必需品。在我國的傳統概念里，奢侈品消費幾乎等同于貪欲、揮霍、浪費。

其實，從經濟意義上來看，奢侈品消費實質上是一種高檔消費行為，本身并無褒貶之分;從社會意義上來看，奢侈品消費是一種個人品位和生活品質的提升;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奢侈品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內涵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是不斷變化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消費理念的演變，許多昨天的奢侈品已經變成今天的必需品，而今天的許多奢侈品也會變成明天的必需品。例如，在13、14世紀，糖和香料是奢侈品，但在當今社會它們卻成為普通的生活必需品。 奢侈品內涵的變化反映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當前更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奢侈品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

奢侈品的特征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奢侈品更新周期短且對市場的刺激效果顯著

作為奢侈品的商品，除了具有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以外，還具有一種炫耀性功能，即顯示消費者身份和地位的功能，所以，奢侈品應當是引領時尚的前衛商品。這一特點決定了奢侈品必須不斷地推陳出新，從而具有較短的更新周期。

以服裝為例，隨著社會的發展，服裝的功能角色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今的都市人追求時尚，展現自我，服裝的發展漸漸淡化了它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其裝飾和炫耀功能似乎已成為服裝的靈魂。例如高檔的時裝，面料考究，做工精細，價格昂貴。作為普通服裝的基本功能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失去，但作為高檔時裝的炫耀性功能不久就會減弱，奢侈品的消費者更看重其裝飾和炫耀功能，因而會隨著流行趨勢的變化而及時更新。在消費理念不斷更新的今天，很難想像一成不變的款式和風格能立足于激烈競爭的服裝市場上。有市場眼光的廠家總是緊追流行趨勢，不斷推出個性化的款式，開發風格迥異的服裝，滿足消費者求新、求異、求個性的需求。一面是廠家層出不窮的新款推出，一面是消費者為追求時尚而不斷膨脹的時裝需求，這造就了服裝市場供銷兩旺的局面，從而極大地刺激了市場銷售額。

2008年，盡管雪災、地震、股市泡沫破裂、經濟衰退預期不斷打擊著消費者的信心，但紡織服裝國內零售2008年1-9月卻持續維持25%以上的高增長，屢超市場預期，直到2008年10月行業零售增速才出現放緩，顯示了服裝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的問題是需求仍然不足，2008年1-9月，行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增速維持小步上升態勢，紡織品與服裝的庫存金額卻分別同比大幅上升了33.10%和25.09%，顯示行業產需矛盾依然存在，需要進一步刺激需求。

除時裝外，其他奢侈品消費也具有類似的特征，對市場有顯著的刺激效果。據報道，上海頂級私人物品展集中展示了頂級名車、游艇、私人飛機、珠寶名表、名酒以及各類豪宅別墅、高爾夫俱樂部、私人會所等。據統計，頂級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過7000位富豪，成交量達2億元人民幣。

(二)奢侈品需求潛力大且能充分吸納購買力

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這就是說，隨著收入的增長，需求的增長就會更快。奢侈品不像需求收入彈性比較小的必需品那樣，受所謂消費飽和的約束，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人們也不可能較大地增加消費。例如，對于食鹽這種商品，即使人們收入提高了，人們也不會因此而增加消費。奢侈品消費就不同了，以旅游為例，當收入水平較低時，人們還不敢奢望旅游，一旦收入水平提高，人們就會增加這種消費，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可以從普通旅游變為豪華旅游，從國內旅游轉向國外旅游，國外甚至已經開發了太空旅游項目，所消費的資金可想而知。可見，奢侈品消費的需求潛力是很大的。能夠充分吸納新增的購買力。

目前，由于我國的收入分配體制、結構不盡合理，導致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07年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計監測報告”，我國2007年的基尼系數達到0.458，已進入聯合國規定的收入差距過大的范圍，為數不多的高收入者擁有大部分的居民儲蓄。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收入越高其邊際消費傾向越小，因此，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消費，大部分收入沉淀下來，這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開發質量好、價值高、品牌響、炫耀功能強的奢侈品，以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費欲望，吸納他們充裕的購買力。將沉淀的資金通過消費引入市場，轉化為生產資金。

汽車領域的世界十大奢侈品牌:法拉利、福特、大眾、寶馬、蓮花、賓利、凱迪拉克、菲亞特、奧迪、勞斯萊斯，大部分已進入我國的高端汽車市場，正在充分吸納富豪們的購買力。我國每年的奢侈品銷售額超過20億美元，并以年20%的速度增長。正在成為繼日本和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世界頂級生活體驗中國峰會”，“上海國際品味生活展”紛紛亮相中國，世界頂級品牌紛紛在中國選址開店。美國高盛公司關于中國奢侈品市場的研究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占全球市場份額的19%。法國精品企業聯盟“科爾貝委員會”預言，中國將在2011年前后成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在這種形勢下，應當致力于打造本土的奢侈品品牌，比如被國內外同行譽為“中國第一裁縫”的永正裁縫、高檔的紅木家具、在中國歷史上與皇家相關的貢品如南京云錦等，都蘊藏著豐富的奢侈品品牌的生長基因，很有可能成為我國未來奢侈品品牌的符號，使我國的奢侈品市場被本土奢侈品占有，提高奢侈品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三)奢侈品消費能夠催生新的服務項目并引發新的經濟增長點

奢侈品消費首先催生的是商業廣告。在許多情況下，奢侈品消費具有炫耀性動機，是一種“顯眼的消費”、“裝門面的消費”、“擺闊氣的消費”，顯富、炫富比使用商品更重要，因而要求商品或服務除了具有較高的質量以外，還必須具有較高的知名度，要廣為人知，甚至人所共知。這就要借助商業廣告的力量來增加產品的附加值。

通過在重要媒體的黃金時段反復地廣告宣傳，將“某商品是名貴商品”的概念植入消費者的意識中，使社會公眾形成共識，公認某商品是名牌商品，從而使該種商品具有了顯富、炫富功能。這種運作模式便催生并極大地刺激了商業廣告的發展，為廣告商提供了大量的業務，也使自己的產品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同時也為有此需求的消費者造就了可據以顯示身份和地位的名牌商品，從刺激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不失為一種積極有作為的措施。許多名酒、名車、名牌服裝等名牌產品都離不開商業廣告的宣傳。如果沒有奢侈品消費對名牌效應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催生商業廣告的土壤。據有關資料顯示，2007年我國電視行業廣告總額是450億，央視廣告收入為110億。足見打造奢侈品品牌對商業廣告的貢獻。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為了最大限度的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種需要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經濟學所研究的正是如何使稀缺的資源滿足人類無限的欲望，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需要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這種需要最初總是表現為對奢侈品的追求，隨著經濟的發展，奢侈品變成了必需品，又會產生新的奢侈品需要，再度推動經濟的發展，經濟和社會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進步的。由于人的需要層次不斷地提高，創造了一系列新的消費需求熱點，休閑娛樂便是其中之一。隨著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人們開始轉向文化精神的消費與追求，更多的時間和錢財用于休閑和娛樂，文化娛樂業被公認為是21世紀最具前途的朝陽產業之一。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時，文化娛樂消費占居民消費的比重將會明顯地提高，我國已進入文化娛樂消費的快速增長期。人均年收入超過3000美元，消費就會出現“脫物化”的傾向，人們開始出現普遍的文化娛樂和旅游動機，費用的投向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于休閑娛樂方式需要的不斷創新，使得許多高新技術，甚至當代科技的前沿都被廣泛應用于娛樂項目和游樂園的設計當中，這勢必會進一步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又例如體育健身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滿足人們身體和心理健康的體育健身業逐漸受到人們的歡迎也將成為今后長期存在和持續發展的朝陽產業。此外，奢侈品消費還極大地帶動了服裝、住房、汽車、家裝、保健、旅游、信息等行業的發展，引發了許多新的經濟增長點。

此外，過度和畸形的奢侈品消費會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助長人們的炫富攀比心理，誤導社會價值取向;資源配置可能偏離共同富裕的社會發展目標，大量的奢侈品被富人無節制的揮霍，扶貧工程所需資源卻得不到滿足;純粹“裝門面”、“擺闊氣”的奢侈品消費還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所以，應當正確規范和引導奢侈品消費，使之真正成為刺激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

參考文獻

第9篇：經濟增長的概念范文

20世紀80年代中期興起的以羅默(romer)、盧卡斯(lucas)等人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理論，為這個難題找到了答案。他們認為，索洛的經濟增長模型忽視了生產要素的異質性以及它們在質量上的變化，所以無法衡量資本的溢出效應。實際上，相同數量的生產要素投入不一定能帶來同等的產出，因為所投入的生產要素質量并不相同。產出的增長率應等于生產要素數量增長率與生產要素質量增長率之和。他們認為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技術因素實際上是內生決定的，所以新興的經濟增長理論被稱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擬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將索洛經濟增長模型中的勞動力和資本兩個生產要素做了進一步的細分，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又分出了勞動力質量要素和資本質量要素。

(一)勞動力質量要素

阿羅(allow)最早用邊干邊學模型(learning-ly-doing)來解釋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他利用飛機制造的生產率改進的例子來分析，認為技術和知識都是在生產過程中積累下來的，是傳統經濟活動的副產品。羅默借用了阿羅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假設知識的創造就是投資的副產品，而技術是由知識積累決定的。所以在羅默的模型中，技術是由經濟體內生得到的，它，與資本和勞動力共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羅默認為，企業在增加投資的同時也學會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產，而且由于知識溢出效應的存在，可以克服資本要素邊際報酬遞減，推動經濟的長期增長。

本文沿襲了阿羅和羅默的建模思路，并假設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力質量得到了提高，而這個過程的實現需要企業的投資。在企業增加其資本存量的過程中，也同時增加了知識的存量。本文還假設每個企業的知識都是公共品，任何其他企業都可以無償獲得，這就是說一個企業的投資會帶來整個社會勞動力質量的提高。所以，勞動力質量要素的增長率與總的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成比例。根據上面的兩個假設，可以得到勞動力質量(lq)與資本存量(k)的函數關系，即：

lq＝kφ

(1)

式中，φ為資本對勞動力質量的影響系數，在資本存量中，投入到教育和研發等方面的資本比重越高，φ越大。

(二)資本質量要素

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中，人們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勞動力質量上，關于資本質量的研究文獻相對較少。內爾森(nelson)在他的經濟增長模型中首先提到了資本質量的概念，他認為新資本投資促進的技術改進將增加經濟增長率對于資本要素增長的彈性。內爾森在他的模型中假設不同時間投入的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同的。他還提出了質量權數的概念，認為新投入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要大于以前投入的資本，其質量權數較大。資本的使用時間越長，它對于經濟增長貢獻的權數就越小。最后，內爾森通過推導得出結論，由于存在資本質量的提高，所以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彈性要超過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但是，內爾森只是在理論上推導出這一結論，并沒有在他的論文中通過實際的數據擬合得到確切的資本對產出的彈性系數。

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參考了內爾森的建模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了資本質量要素。模型假設新投入的資本要比以前投入的資本有更高的質量，資本的質量與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時間成反比。根據推導可以證明(限于篇幅，推導過程略)，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時間與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成反比例關系。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用資本存量的增長率(k／k)來表示資本質量(kq)。

(三)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建立

綜合上面的兩個假設，本文在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加入了勞動力質量要素和資本質量要素，所構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的表達式為：

式中，y表示總產出；a表示中性技術變化；kq表示資本質量；k表示資本數量；lq表示勞動力質量。l表示勞動力數量；α表示勞動力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對份額；β表示資本質量對產出的影響系數；φ為資本存量對勞動力質量的影響系數。

不同于原有的索洛模型，本文的模型把索洛模型中的技術分解為中性技術變化(a)、資本質量（kq)和勞動力質量(lq)等三個生產要素的乘積，而其中的資本質量(kq)和勞動力質量(lq)是由經濟體自身內生出來的，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一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二、模型的估計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選取中、美、日三國1994年第1季度-2004年第1季度的宏觀經濟季度數據，分別估計各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參數。此外，資本存量的數據根據式(3)累積計算得到。

式中，kt表示當期資本存量；kt-1表示前一期資本存量；δ表示固定資本折舊率；it表示當期投資。本文設定三個國家的年固定資本折舊率為5%。

在進行模型估計之前，首先對總產出、資本存量和勞動力進行標準化，沒定2000年平均值為100，以統一各變量的量綱。

(二)模型估計

首先，對式(2)的左右兩邊取對數，得到：

由于是已知的，所以可以將式(4)右邊αlog(l)移項到等號左邊，并令k／k≈log(kt)-log(kt-1)。這樣我們分別用中、美、日三國的數據對{log(y)-αlog(l)}、{log[log(kt)-log(kt-1)]}和{log(k)}三個變量做回歸，由于中國和日本的部分數據沒有進行季節性調整，所以在回歸過程中分別加入了季節性啞變量seasona11，seasona12，seasona13來加以調整。

中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

估計方程的標準誤差為：0.0403864；

擬合優度r2為：0.985833；

f統計量為：f(5，38)＝528.9[0.000]；

對數似然估計統計量為：81.9995。

美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

估計方程的標準誤差為：0.00447219；

擬合優度r2為：0.996404；

f統計量為：f(2，41)＝5680[0.000]；

對數似然估計統計量為：177.155。

日本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

估計方程的標準誤差為：0.0138921；

擬合優度r2為：0.849841；

f統計量為：f(3，40)＝75.46[0.000]

對數似然估計統計量為：127.827。

上面的結果顯示，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在代入中、美、日三國的實際數據進行分析后，都得到了較好的擬合，估計出來的各參數都處在模型所規定的范圍內。

三、比較分析中美日三國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根據方程估計得到的結果，我們可以把產出按要素性質的不同進行分解，以觀測各生產；要素對各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從資本質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左上圖所示，中國在2000年以前資本質量持續降低，而與此同時，美國的資本質量在持續提高。但從2001年開始，這個趨勢呈完全反向變化，中國的資本質量在不斷提高，而美國的資本質量卻有所下降，直到2003年下半年美國的資本質量才有小幅的改善。但從總體來說，在觀察期的11年里，美國的資本質量小幅提高，中國則略有下降。而在這11年期間，日本的資本質量卻是持續地下降。

從資本數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右上圖所示，中國的資本數量要素在觀察期有顯著的增幅，而美國和日本的資本數量要素變化則相對平緩。

從勞動力質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左下圖所示，中國的增幅仍然是最明顯的，但其增長幅度明顯落后于資本數量要素。而美國和日本兩國的勞動力質量要素提高要略大于資本數量的提高。這一結論從式(5)、式(6)、式(7)式的系數上可以得到證明，三個國家勞動力質量的指數αφ，只有中國小于資本數量的指數，而美日兩國則明顯要高于本國資本數量的指數。

從勞動力數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右下圖所示，三個國家的波動都很平穩，日本的勞動力數量要素略有廠降。

如表1所示，1994-2004年，中、美、日三國的年平均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0.03%，3.12%和1.23%。在各國的產出份額中勞動力數量要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別為52.40%，74.02%和79.17%，但是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遠遠低于它在產出中所占的份額，美國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高為27.65%，中國為6.18%。盡管日本的勞動力數量要素在產出中的份額是三個國家中最高的，但它對日本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為-0.26%。從這組數據顯示，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在1994-2004年成為抑制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三個國家中，美國的人口結構是最好的，所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是最高的；中國也正在面臨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很小并呈下降趨勢，如表2所示，1994-1999年的平均貢獻率為7.33%，2000-2004年的平均貢獻率就已經下降到5.18%。

從表1可以看出，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是資本數量要素，它的平均貢獻率為64.58%，遠遠高于美國的29.77%和日本的38.07%。但是，如表2所示，我國在1994-1999年資本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79.05%，而進入21世紀以后該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已下降到52.02%。

與中國不同，發達國家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勞動力質量要素的貢獻。如表1所示，美國的勞動力質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3.5%，日本高達67.95%，中國為27.66%。但中國勞動力質量要素的實際增長率為2.77%，要高于日本的0.84%和美國的1.04%，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也是促進我國現今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貢獻率僅次于資本數量要素。

從表1還可以看出，資本質量要素對中美兩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其貢獻率分別為-2.28%和7.72%；但對日本經濟增長的影響卻很顯著，在觀察期內資本質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2.63%，這是造成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蕭條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把資本質量要素、資本數量要素、勞動力質量要素和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加總起來，中國達到了96.13%，美國達到了98.64%，日本達到了83.2%。可見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解釋了中、美、日三國大部分的經濟增長，只有日本還有大約16.8%的經濟增長沒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這需要在今后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前面的分析，中國在1994-2004年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來自于資本數量的提高和勞動力質量的改善。受我國人口逐漸老齡化趨勢的影響，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相對減弱，并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后期受我國持續通貨緊縮的影響，資本存量的增速出現遞減，從而造成我國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的提高和資本質量的小幅下滑，這種局面在2000年后已得到改善，但可以預見，資本質量因素在短期內仍不會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依據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結合美日兩國經濟增長的經驗，要保持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要保持我國投資的平穩增長。從日本的模型可以觀察到，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間國內產業投資空洞化，新增資本在資本存量中的比例逐年遞減，造成其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提高，國內的資本質量下降。要避免這種局面的發生就應該合理分配投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鼓勵發展高科技產業和新興產業，不斷創造新的投資增長點。

其次，要注重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在當前，我國國民收入中勞動力份額占的比重遠遠小于美日兩國，這主要是因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均國民收入還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仍然以勞動密集型工業為主。但是，隨著我國資本投入的不斷增加，資本數量要素的邊際報酬逐漸遞減，這種局面將逐漸被打破。而隨著我國老齡化的到來，勞動力將不再成為相對豐富的資源。可以預測，在未來，我國勞動力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a)將會不斷提高。可以預見，在未來，資本數量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會減弱，勞動力質量要素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要保持我國經濟長期平穩增長，就要增加資本在改善勞動力質量方面的投入，不斷提高中等、高等教育人數在我國人口中的比重，有效轉變我國的產業結構，逐漸推進勞動密集型工業向資本密集型工業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