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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凸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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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凸性范文

內容提要: 隨著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日益加強深,消費者撤回權制度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視為一項重要的消費者保護手段。由于與契約自由原則存在沖突,消費者撤回權制度在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議。行為經濟學為消費者撤回權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它在批判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基本假設的基礎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論。有限理性理論解釋了消費者撤回權與契約自由原則的沖突問題,也是消費者撤回權的重要根據所在。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二次修改稿引入消費者撤回權(注:在消費者撤回權制度的討論中,學界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概念,主要使用的概念有“撤回權”、“冷靜期”、“冷卻期”、“后悔權”、“反悔權”、“退貨權”。這一制度在概念上的復雜性主要源于國外立法和實踐中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概念,即使在歐盟法層面也沒有一個確定的概念。美國采用的是“cooling- off period”,歐盟法則在不同的指令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德國采用了“Widerrufsrecht”(撤回權)的概念,本文選擇使用“消費者撤回權”這一概念。),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公眾的廣泛熱議,消費者撤回權也日漸進人民眾的視野。新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能否最終引入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引入消費者撤回權制度,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相比國外,國內對于消費者撤回權的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理論成果還比較有限。正當性問題是制度構造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到目前為止,國內對于消費者撤回權正當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費者基本權利理論、消費者主權理論、公平正義理論以及實質的契約自由理論。行為經濟學為消費者撤回權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文章透過傳統民法理論的理性“經濟人”前提,運用行為經濟學的理論成果,從有限理性的角度論證了消費者撤回權的正當性。

一、消費者撤回權的產生

消費者撤回權是指在消費者合同生效或履行后的一定期間內,消費者依法享有的,無須任何理由,即可通過一定形式撤回合同,并使該合同歸于無效的權利。消費者撤回權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1)僅適用于消費者合同;(2)它是一項法定權利;(3)撤回無須任何理由;(4)撤回的效果是合同歸于無效。

消費者撤回權在私法領域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但是撤回權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891年。1891年,德國學者Heck在分期付款買賣計劃的立法建議中就曾提議賦予買方法定的撤回權。[1]但關于撤回權的立法直至1964年才出現于英國的《租賃買賣法》中,該法規定:若買方在“適當交易所在地”(一般為經營者的經營所在地)之外的任何地方簽訂了租賃買賣合同或分期付款合同,都有權自收到正式合同的副本之日起4天內解除該合同。[2] 1969年德國《外國公司股票銷售法》中規定了消費者撤回權,該法規定:當買受人在出賣人或者其經紀人通常的營業場所以外的地方,通過口頭交涉的方式被誘使作出買受承諾的,那么買受人可以撤回其承諾意思表示。[3]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消費者撤回權制度為大多數發達國家所確立和發展,成為了消費者保護的一項重要工具。歐盟關于消費者撤回權的立法非常完善,可稱之為消費者撤回權立法的典范,具體體現在一系列消費者指令中,涉及到了包括上門交易、人身保險、分時度假產品、遠程銷售、遠程金融服務、消費信貸在內的許多領域。德國對此立法也比較全面,而且可操作性很強。德國在2001年債法改革之前,頒布了一系列包含消費者撤回權的單行法,如《遠程授課保護法》、《上門交易法》、《消費信貸法》等。債法改革后,除《遠程課程保護法》之外,消費者撤回權及相關的退還權被統一規定于《德國民法典》第355條至第359條中。美國的消費者撤回權體現在冷靜期制度中,如上門交易中的三天冷靜期。迄今為止,美國約有40多個州在法律上規定了冷靜期制度。

二、消費者撤回權與契約自由原則的沖突

消費者撤回權制度在發展與擴張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民法學理論上的困惑和質疑,因為這一制度撼動了私法理論的基礎—契約自由與契約嚴守原則。在德國法上,其曾經甚至被質疑為對《德國基本法》第3條第1款所確立的憲法上平等原則的背離。消費者撤回權制度自始至終就被置于法教義學與法政策的批評烈火中,而且這些批評,即使在這一制度經債法改革被融入《德國民法典》,也沒有銷聲匿跡。[4]

(一)消費者撤回權與契約自由原則

契約自由原則作為近代私法三大基本原則之一,是意思自治的必然結果和核心內容。契約自由是當事人所享有的由法律規范所承認的、根據自己的意思通過合同來追求并實現其法律效果的權利。梁慧星認為,“按照契約自由的原則,自由訂立的契約就等于是法律,當事人必須嚴格按照契約的約定履行,即所謂契約必須嚴守,正是體現了這種形式正義。法官裁判契約案件也必須按照契約約定的條款進行,至于當事人的利害關系,訂立契約時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或對方的急需或缺乏經驗,或者履行契約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更等,均不應考慮在內。”[5]即契約自由原則要求當事人必須嚴格按照約定實現權利義務,在契約成立后無論發生何種情況變動,均不影響契約效力。一方當事人未經對方同意,原則上不能從一個已依法成立的合同中解脫出來;任何一方解除合同,都必須經過法律上的特別規定,并具有足夠的正當性理由。該原則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護交易和信賴,賦予合同以將來之效力。

然而,消費者撤回權制度恰恰與之相悖。根據消費者撤回權制度,消費合同成立后,消費者無須說明任何理由,即可享有單方面撤回權,使合同歸于無效,從合同的約束效力中解脫出來。立法者對于消費者的這種權利設定是對契約必須嚴守原則的背離,而內含于私法自治原則、契約自由的契約堅守規則,正是傳統民法理論的基石所在。對于這種制度安排,我們很難從既有的民法理論體系中找到其正當性理由。

(二)契約自由原則的前提—“經濟人”

契約自由原則確立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以人文主義的哲學思想、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和古典自然法學說為理論基礎。理性“經濟人”是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其理論分析的基本前提,傳統私法理論也正是以此為出發點而建立起來。傳統民法中的“強而智的人”就是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理性“經濟人”。

“經濟人”假設源于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的表述,后來帕累托將“經濟人”這一概念引進了經濟學。亞當·斯密認為,“各個人都在不斷地努力為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6]根據“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具有三個特點:完全的理性、完全的意志力、完全的自利,前兩個“完全”服務于后兩個“完全”。經濟行為人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備的信息和無懈可擊的計算能力和記憶能力,通過比較各種可能的行動方案的成本與收益,從中選擇那個凈收益最大的行動方案。[7]27根據古典經濟學理論,“經濟人”假設還內含了另外兩個前提,即完全信息、完全競爭。一般認為,理性“經濟人”、完全信息、完全競爭共同構成了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設。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有只“看不見的手”能夠自動調節供求,使買賣雙方各得其所;經濟主體完全掌握市場上的各種信息,完全了解產品的質量、價格等信息,任何人都不會以高于市場的價格購買,也不會以低于市場的價格銷售。

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下,意思自治原則以及契約自由原則均得到了論證。意思自治、契約自由成為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具備完全信息的理性“經濟人”的必然要求。所謂的意思自治原則貫徹了完全理性的前提,甚至也貫徹了完全的意志力前提,因為只有具有完全的理性和完全的意志力的人能進行這樣的自治。[8]然而,無論是完全的理性還是完全的信息、完全的競爭都只是一種理想的假設,事實并非如此。

三、行為經濟學理論對契約自由原則的撼動

“經濟人”假設的實質是對“人”進行抽象,其目的在于為經濟學分析、解釋、推導的需要,對微觀人的特點進行抽象,并根據這種抽象分析其決策和行為。但這種抽象實質上是將人不當成“人”,而當成一個純粹的“經濟動物”,顯然,事實并不存在這種“動物”。行為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正是基于這一假設展開的。

(一)行為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的批判

行為經濟學是在西蒙的倡導下發展起來的。1974年,西蒙對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作出了系統批評,并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20世紀70年代,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維斯基(Amos Tversky)通過吸收實驗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等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重構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模型,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行為經濟學學派”。[9]行為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質變性突破首先體現在對經濟個體的抽象定義上,古典經濟學認為對經濟個體的分析應建立在“機械”的經濟理性之上,而行為經濟學則認為對經濟個體的抽象應建立在更為現實的基礎之上。[10]行為經濟學認為人性中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觀念導引的成分,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經濟活動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11]76森德希爾·穆拉伊特丹(Sendhil Mullainathan)和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將行為經濟學對理性選擇的批評和發展總結為三點: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7]217

1.有限理性。古典經濟學認為,每個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利益最小的經濟代價去獲得自己最大的經濟利益。然而,行為經濟學研究表明,很多情況下,行為人并不總是追求最大化,也并不總能實現最大化。行為經濟學突破了“經濟人”的假設,主張以“有限理性”作為分析基礎。他們認為,人類行為的有限理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決策過程中的真實判斷行為表現出與理性預期所推斷的無偏預測的系統偏差,即有限理性會導致人作出判斷誤差。啟示和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es)通過影響行為人對未來時間的概率判斷,來改變行為人的最終決策。啟示具體包括了代表性啟示、現成性啟示;偏差包括易得性偏差、預測偏差、樂觀偏差等;另一方面是人類決策偏離了理性選擇理論中的預期效用理論。其中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是偏離預期效用理論的最典型例子。此外,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沉沒成本(Sunk Cost)與稟賦效應一樣,都對人類決策產生影響,使得人類決策行為有時出現與最大化目標不一致的現象。[11]79

2.有限意志。根據理性選擇理論,行為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對自己的效用函數有著清醒的認識,并能使之符合最大化要求。而行為經濟學認為,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即使知道了什么是最好的,有時因為自身的原因也往往不會采用它,[12]即不能堅持選擇與最大化自身總體效用相一致。行為經濟學分析了導致行為人有限意志的三個因素:[13](1)習慣、傳統、嗜好(Habits, Traditions, Addictions),如對某一物品或活動成癮導致對它們的依賴,又如在廣告的煽動下瘋狂購物;(2)欲望(Cravings),如貪財;(3)多重自我(MultipleSelves),包括“壞”的自我和“好”的自我,年輕的自我和老年的自我。這三類因素導致行為人無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體效用、無法對多重效用目標進行排序,最終令決策偏離效用最大化軌跡。[14]7

3.有限自利。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經濟和法律中的人是完全自利的。行為經濟學研究認為,行為人在經濟活動及法律事務中,除了具有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外,還會表現出有限自利。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等學者的研究表明,個體決策不僅受物質利益驅動,還受其他因素如社會規范、道德規范等的影響,不僅追求自我利益的實現,還追求自我利益以外的東西,如“公平”、“社會認可”等。實質上,經濟決策的過程中包含了相當的非物質動機和非經濟動機權重。[12]最能用行為經濟學的方法證明人的有限自利的是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在一個實驗中,兩個實驗對象分1元錢,兩個人抽簽,抽中的人決定分配方式,沒抽中的人決定是否接受這種方式。如果后者決定接受,即按前者的分配方式分配,如果后者拒絕,則兩個人都得不到錢。顯然,理性要求前者獲得99分錢,留給后者1分錢,而后者也應該接受這1分錢,因為這總比什么都不得好。但是,反復的實驗表明,上述理性行為從未發生過。前者往往會留給后者三到五成的份額。

(二)有限理性對契約自由原則的動搖

行為經濟學在對古典經濟學三個“完全”(完全理性、完全意志、完全自利)的理論前提的批判之下,確立了三個“有限”(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理論基礎,這對相關領域的理論構建產生了深刻影響,傳統民法理論就是其一。傳統民法理論的理性“經濟人”前提以及在此基礎之上建立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制度、意思自治原則、契約自由原則,都必須給予審視和修正。理性“經濟人”是私法的理論出發點,私法中的個體能否實現意思自治完全依賴于其是否具有完全理性。以三個“有限”為特征的“非理性人”理論說明了現實人并非傳統經濟學中強而智的人,而是弱而愚的人,他們不需要完全的意思自治,而是需要國家作為家長對他們的行為進行必要的干預和引導。如此,民法的所謂私法性以及意思自治原則將面臨挑戰。[14]12有學者提出:“行為經濟學為傳統民法理論的根本變革提供了契機,以不對稱家長制來取代傳統民法理論所持的意思自治原則、打破本來就不符合事實的民法私法說謬見,是未來中國民法理論的必然選擇。”[14]7不過,行為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的批判并不等同于古典經濟學以及傳統私法理論的徹底否定和顛覆,傳統經濟學仍具有其無可替代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四、消費者撤回權的重要根據—有限理性

消費者撤回權制度是不對稱家長制在消費者保護領域的具體應用,它看似與作為傳統民法理論基石的意思自治、契約自由、契約嚴守原則相沖突,實質卻是對傳統民法理論缺陷的重大修正,是國家作為家長對弱而愚的非理性的消費者提供的應有保護。從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者撤回權立法來看,消費者撤回權制度的適用主要是基于以下兩種情形:一種是基于消費者的有限理性;另一種是基于消費者的信息不充分。前者如上門交易、分時度假產品交易、消費信貸等,后者如遠程交易、人身保險、遠程金融服務等。當然,消費者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是所有領域都需要通過消費撤回權制度來干預,因為任何制度的引進都是需要成本的。消費者撤回權制度僅適用于消費者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表現比較突出的領域。由于行為經濟學是利用實驗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分析心理因素對決策的影響的學科,它并未對古典經濟學的另外兩個基本假設“完全信息”、“完全競爭”加以介入。因此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對消費者撤回權的分析僅限于消費者的有限理性的情形。

(一)易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

易得性偏差是指人們在決策時更依賴于最新的信息,這樣往往易導致以偏概全。比如,我們看到一些飛機失事的畫面后,會誤以為飛機失事概率很高,但根據研究數據,空難發生的幾率僅為1100萬分之一。在消費領域,易得性偏差表現突出的領域有上門交易、電視購物、分時度假產品交易等。在上門交易中,上門推銷員的宣傳、誘導容易使需要立即作出決策的消費者陷入易得性偏差。在分時度假產品交易中,消費者往往會因過度重視其最近獲得的信息,作出片面的判斷和不利的決策。[15]電視購物領域中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為避免這些情況的發生,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都規定了上門交易中的消費撤回權,如美國、歐盟、歐盟成員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另外,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在分時度假產品交易、電視購物領域引入消費者撤回權。《德國民法典》規定,對于異地交易合同(包括電視購物)(注:《德國民法典》第312d條第1款。)[16]、部分時間居住權合同(即分時度假合同)(注:《德國民法典》,第485條第1款。)[16],消費者享有兩個星期的撤回權。英國相關法律明確規定消費者對分時度假合同享有14天的撤回期間。[17]歐盟相關指令規定消費者可以在14天內撤回分時度假合同。[18]

(二)預測偏差(projection bias)

預測偏差是指人們往往傾向于低估其狀態中的變化效果,將現在的情緒狀態適用于未來,從而錯誤預測未來偏好,導致動態選擇環境中的系統性偏差。馬修·拉賓(Matthew Rabin)認為,人們常常會低估自身行為和外生變量對于未來效用的影響,從而夸大未來偏好與現在偏好的相似度,并由此產生預測偏差。如消費者在汽車經銷商的過分宣傳下沖動地買下名車,但并不知其將來是否真正需要;又如在分時度假領域,消費者享受于度假區美好的環境中,會很自然地將這種感受投射到將來,而輕率地作出購買決定。另外,在金融服務領域也存在類似情況。[19]馬修·拉賓認為,在決策時經歷一個強制性的“冷靜階段”,有助于他們脫離短期偏好對未來的影響。這也是許多國家在立法上確立分時度假產品的消費者撤回權又一重要原因。

(三)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

稟賦效應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擁有的某項物品的價值評價要比未擁有的同等物品的價值評價大得多。這一概念由理查德·泰勒首次提出。該理論認為一定量的損失給人帶來的效用降低要多于相同的收益給人帶來的效用增加。根據該理論分析,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對利害的權衡是不均衡的,對“避害”的考慮遠遠大于對“趨利”的考慮。出于損失規避的考慮,人們在出賣商品時往往索要過高的價格。大量資料表明,在二手車交易市場稟賦效應表現比較明顯。有美國學者通過對多個數據集的研究發現,汽車經銷商對二手車的報價明顯高于它們實際的平均價格,而消費者對二手車平均多付了996美金。[20]為保護二手車交易中的消費者,有些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始在二手車交易中賦予消費者撤回權,當然這其中也同時包含了對于二手車交易中信息不對稱因素的考量。如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在《二手車交易商法》中規定,消費者在二手車交易合同簽訂后的三個工作日內享有撤回權。[21]

(四)樂觀偏差(Optimism Bias)

“人們傾向于相信自己更可能經歷積極事件,而他人更易遭遇消極事件。”這種現象被稱為樂觀偏差或非現實的樂觀主義。首先對樂觀偏差進行實證研究的是尼爾·韋伯斯坦(Neil Weinstein)。樂觀偏差使人們傾向于認為自己不會受到傷害或者不幸總會降臨到他人身上,所以無需采取預防性的行為。樂觀偏差心理會導致消費者過度消費、非理性借貸等行為。[22]在信貸消費中,由于消費變得非常簡單,人們往往對自己的經濟狀況的估量過于樂觀,而對自己將面臨的經濟壓力估計過低甚至未作估計。這樣的消費者極易在事后后悔或者在將來陷于支付不能。其實早在1891年Heck的立法建議中就曾提出了此觀點。(注:Heck認為,在分期付款買賣的情況下,顧客可能被勸誘購買非必需的以及超出其財產能力的標的物,其原因在于心理上的因素,即與目前的享受相比,將來才履行的義務往往被低估,這一建議在當時并未被德國立法者所采納。)為了避免消費者在消費中過于樂觀、缺乏理性思考,許多發達國家均賦予了消費者在消費信貸中的撤回權,給予消費者一定期限,讓他們冷靜下來重新考量他們的行為。歐盟于1986年出臺了關于消費信貸的指令,明確規定了消費者的撤回權。[23]另外,在德國、英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有類似規定。

(五)代表性啟示(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代表性啟示是指人們往往會依據所描述的特征對被觀察事物進行區分,在判斷的過程中常常會受到事物的典型特征影響的趨向。例如,當我們看到某個人衣衫華麗,就會認為他是儒雅富有之人,相反,當我們看到某個人衣衫襤褸,就會認為他是粗俗貧窮之人。簡而言之,就是人們常常會以貌取人。消費者在電視購物中容易表現出比較明顯的代表性啟示。消費者面對電視購物中的長時間、高頻率的引導性的廣告宣傳,往往會被表象蒙蔽而作出錯誤決策。

五、結論

行為經濟學對于我們分析和論證消費者撤回權制度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其以“非理人”假設對傳統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取代,成為了消費者撤回權正當性研究的重要理論根據,解釋了消費者撤回權與契約自由沖突的根本所在。消費者撤回權與契約自由原則的沖突的問題在于契約自由原則的缺陷,我們需要做的是對契約自由原則甚至私法理論加以修正,而非對消費者撤回權進行回避。當然,行為經濟學僅從心理學的角度研究微觀的人的行為,分析心理因素對決策的影響,它并不能用于解釋全部的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有時甚至也不能用于獨立地解釋某一現象。所以,行為經濟學作為研究消費者撤回權制度的重要理論根據也存在其局限性,要完成消費費者撤回權正當性的論證還需要借助其他理論。

注釋:

[1]Cf. the proposal by Heck,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 of the 21st German Lawyers day of 1891,2nd. Volume, p. 180-182.

[2]Hire Purchase Act 1964 (UK).

[3]Cf. Auslandinvestmet-Gesetz, concerning inter alia the sale of foreign investmentshares.

[4]張學哲.消費者撤回權制度與合同自由原則[J].比較法研究,2009(6):62 -73.

[5]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二十世紀民法回顧[J].中外法學,1997(2):13-27.

[6]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25.

[7]魏建.法經濟學:分析基礎與分析范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徐國棟.民法是私法嗎?[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9(3):119- 120.

[9]周林彬,黃健梅.行為法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聚焦經濟理性[J].學術研究,2004(12):63-72.

[10]王光宗.民法上的人及其人性透析[J].時代法學,2008(1):41-47.

[11]李樹.行為法經濟學的勃興與法經濟學的發展[J].社會科學戰線,2008(9):76- 82.

[12]Sendhil Mullainathan & Richard H. Thaler, Behavioral Economics (September 2000),MIT Dep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00-27,Available at SSRN: ssrn. com/abstract=245828 or doi:10. 2139/ssrn. 245828.

[l3]Russell B. Korobkin&Thomas S. Ulen, Law and Behavioral Science: Removing the Rationality Assumption from Law and Economic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88,No. 4,Jul.,2000,p. 1113-1123.

[14]徐國棟.民法私法說還能維持多久—行為經濟學對時下民法學的潛在影響[J].法學,2006(5):3 -17.

[15]Cf. Claire Souren, the Efficiency of a Cooling off Period, P. 32,available at: emle. org/_data/Claire_Souren_一_The Efficiency_of_a_Cooling_ Off Period. pdf.

[16]陳衛佐.德國民法總論[M].法律出版社,2007:240.

[17]Sect. 20,Sect. 21,The Timeshare, Holiday Products, Resale and Exchange Contracts Regulations(2010).

[18]Art. 6,Directive 2008/122/EC, Official Journal, 03/02/ 2009.

[19]Cf. Consumer Affairs Victoria, Cooling-off period in Victoria: their use, nature, cost and implications, Research Paper No. 15,Jan. 2009,P. 13.

[20]Sharon Oster & Fiona Scott Morton,Does the Endowment Effect Exist in a Real Market?,Jun. 2006,available at:else. econ. ucl. ac. uk/conferences/consumer-behaviour/scottmorton. pdf.

[21]Sect. 43,Motor Car Traders Acts 1986(Vic).

第2篇:微觀經濟學凸性范文

邊際生產力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基石。邊際生產力理論是用于闡明在生產中相互合作的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所得到的報酬的一種方法。通常情況,當其他要素數量不變,而單位某種生產要素離開(或加入)生產過程時所引起的商品產值的減少(或增加)量,就等于該種生產要素一個單位的服務報酬或其他報酬。這里很明顯,決定生產要素的報酬是取決于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條件。在新古典理論中,一般用生產函數來表明這種投入和產出的技術關系。邊際生產力理論用數學公式來表達就是:

廠商的生產函數是Y=F(x[,1],x[,2],x[,3],x[,4]……),Y是生產過程中的產出,x[,1],x[,2]……是生產過程中的投入,F是生產函數。一般情況下,生產函數滿足下面假設:產出對生產要素的投入滿足一階偏導數大于零,二階偏導數小于零,即附圖。一階偏導數大于零表示,在其他投入不變的情況下,任何一種生產要素等量增加,必然帶來實物產出的增加,即邊際產品大于零,這一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以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個公理,廠商沒有必要在產量減少時增加一種要素的投入量。二階偏導數小于零也就是生產函數的凸性假設,表明一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品會隨該要素的投入量增加而遞減的,這是一個比一階導數大于零較強的假定,這就是經濟學中常常使用的邊際產品遞減規律。“實際上這并不是一個規律,而是大多數生產過程所具有的共同特性”。(注: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5頁。)在生產過程中,任何一種要素的報酬超過了在少使用這種要素時損失的產值時,那么就會少使用一單位該種生產要素,并且如果這種不平衡沒有消除,就會繼續減少使用這種生產要素,直到相等為止,即:附圖,(注:實際上應該要素的報酬應該等于要素的邊際生產收入(marginal  revenue  of  product),而不是邊際產值(value  ofmarginal  product),由于新古典的邊際生產力理論主要是研究是完全競爭市場,因此二者在量上是相等。)其中w[,i]是x[,i]這種生產要素的報酬(價格),P為產品的價格。這個結論可以很簡單地從給定生產函數和廠商利潤最大化的條件下得出。

邊際生產力理論有兩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來說明生產要素的需求量。兩要素是指總資本和總勞動,在這種形式下,生產函數的形式是Y=F(L,K),L、K分別是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勞動和資本的數量。多要素是指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可分辨要素的種類,就是在本文開始部分所采用的那種形式。兩要素形式可以使邊際生產力理論進行簡化,但是這個模型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如何將一個廠商投入的不同質的勞動和不同質的資本進行加總,(注:加總問題是邊際生產力理論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難,邊際生產力需要一個總量勞動和資本的概念,資本的加總只能通過對其價值(格)進行加總的形式來實現,而資本的價格受到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利息率)的影響,即維克賽爾效應,從而使邊際生產力理論成為一個循環論證。)這也是在上個世紀劍橋資本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問題。多要素形式避免了對不同的勞動和資本進行加總,但這種形式卻遠離現實,因為這種形式會使生產函數連續可微分的性質難以成立:許多廠商的投入要素都是固定比例,不可能單獨地增減一種生產要素而不增減其他的生產要素,即生產要素之間不存在替代性,這樣沒有辦法得出一種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因此邊際生產力的理論適用范圍非常有限。本文在這里分析的是邊際生產力理論的適用范圍,因此,在這里采用的是兩要素生產模型,將廠商的投入抽象地分為勞動和資本,而如何將異質的資本和勞動加總的問題給拋開,而抽象地認為勞動和資本是同質的。這樣邊際生產力的模型就可以描述成:對于一個廠商的生產函數Y=F(L,K),勞動者的報酬也就是工資附圖,資本的報酬也就是利潤(息)率附圖。

  二、總額相符問題(Adding-up  Problem)

邊際生產力在直覺上非常容易被人接受的,因為它體現了一個基本的經濟理論原理,那就是其他要素固定不變時,一種要素投入所帶來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從而使廠商的利潤最大化。但是這里存在著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每個要素的每一單位都按照相應的邊際生產力得到相應報酬,那么廠商的產量是否等于所有的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品,這就是Y=MP[,L]×L+MP[,K]×K。在1894年,威克斯蒂德在《論分配法則的協調》中詳細地論述了這一觀點,“這些分配份額加起來等于每個廠商的凈產量。”(注:《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詞典》第1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22-23頁;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3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07-409頁。)這個結論的詳細描述是:在生產函數是一次(線性)齊次性時,各種投入的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品乘以其投入量的總和正好等于其產值,(注:詳細證明見黎詣遠:《微觀經濟分析》,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29-131頁;惠鳳蓮:《關于生產函數的分析》,《統計理論與實踐》2000年第11期。)這就是總額相符,也就是歐拉定理(Euler's  theorem),從而使邊際生產力在理論上更加完美。如果用產品的價格和生產要素的報酬來表示,就可以得到各種投入要素的報酬總和正好等于總產值。(注:在歐拉定理Y=MP[,L]×L+MR[,K]×K兩邊同時乘以產品的價格P,就可以得到Y×P=w×L+r×K。)廠商的(超額)利潤等于廠商的收入(總產值)減去各種生產要素的報酬總和(總成本),即總額相符,廠商的利潤為零。但是這里存在著一個條件,就是生產函數必須是線性齊次的,即生產是規模報酬不變的。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通常用生產函數的齊次性來表示規模報酬。齊次性是一個數學概念,它表明一個函數F(x,y)如果滿足條件:P(ax,ay)=a[n]F(x,y),這個函數就是n次齊次性。如果n=1時,就是一次齊次性,也稱為線性齊次性,即F(ax,ay)=aF(x,y)。如果一個生產函數是n次齊次生產函數,那么當n>1時,該生產函數就是規模報酬遞增,n<1時,是規模報酬遞減,n=1時,是規模報酬不變。這就意味著總額相符只有在規模報酬不變時,才能成立。同樣可以容易證明出:當n<1時,即存在規模報酬遞減時,廠商的總產值就小于各種生產要素的得到報酬總和,存在著“總額不足”;當n>1時,即存在規模報酬遞增時,廠商的總產值就大于各種生產要素的得到報酬總和,存在著“總額過剩”。那么,誰來彌補“不足”和得到“過剩”呢?很明顯,這兩種情況下,邊際生產力理論存在著重大的缺陷,因為它與規模報酬遞增和遞減相矛盾,除非可以證明資本主義經濟中不存在著這兩種情況。在經濟中存在規模報酬遞減的可能不大,如果存在規模報酬遞減,就可以把大企業分割成小企業來生產,而在現實經濟中很少出現這種現象。所以一般認為經濟是規模報酬不變和遞增的。

  三、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的存在性

規模報酬遞增是現代經濟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看,生產是逐漸集中,大規模生產可以實行分工,采用先進設備,聘請高級專家,節省管理費用,都能提高生產效率,這些足以表明現代化的生產肯定是存在著規模遞增現象。斯密最早提出分工會導致專業化,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使規模報酬呈遞增。(注:斯密:《國富論》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第8-10頁。)馬歇爾相信所有產業都顯示出總規模報酬遞增;只有受到短期固定性或土地稀缺的阻礙,在這種情況,他才同意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報酬遞減的觀點,“在那些不是從事于農產品生產的產業里,勞動和資本的增加,一般使得報酬有超過比例的增加;而且,這種組織的改進,趨于減少甚至超過自然對農產品產量的增加所能增大的任何阻力。”(注: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卷,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327-328頁。)斯拉法在《經濟學雜志》1926年12月發表了《競爭條件下的報酬規律》,指出“在純粹競爭的條件下,只要產量增加伴之有內部經濟,廠商便不會處于完全均衡狀態”,“遞增收益也是同完全競爭的假設不協調的”,(注:P.Sraffa:The  laws  of  return  under  competitive  conditions,Econ-omic  Journal  36,535-550;《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詞典》第3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480-481頁;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3卷,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423-426頁。)從此也就揭開了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序幕。也有一些經濟學家承認存在著規模報酬遞增現象,但是“根據復制的觀點,不變規模報酬是最自然現象,但這并不等于說其他情況不可能發生……遞增的規模報酬通常在一定的產量范圍內適用。”(注: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9頁。)用復制來說明不變規模報酬的存在是有疑問的,這種復制是遠離現實的,因為在現實世界,人們基本上看不到廠商擴大產量的方法是在原有規模上擴大,而不是去建造新廠復制原來的工廠,范里安這種認為不變規模報酬是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但是不管怎么很難否認規模報酬遞增的存在。

  四、邊際生產力理論對規模報酬遞增的解釋

既然規模報酬遞增是現代化生產中必然存在的現象,那么邊際生產力理論必然要對這種與其相矛盾的規模報酬遞增給以解釋。

一種解釋認為經濟中不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的現象,之所以產生規模報酬遞增,是由于有一種促使規模報酬遞增的生產要素被人們忽視了,只要加入新的生產要素,生產函數就不會存在規模遞增現象:兩種要素的生產函數解釋不了現實經濟的真實情況,在現代經濟中,生產要素也在多元化,科學技術、知識、教育等因素加入到生產函數中去,生產函數成了Y=F(L,K,T,I,E……),從而使生產函數變得越來越復雜,這樣處理之后,生產函數就成為線性齊次性,就可以滿足于總額相符,從而就使邊際生產力學說更加完美,甚至進一步找出科技、知識、教育等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來。這種學說存在著一個明顯的錯誤,根據生產要素的性質,生產要素起著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生產過程的投入物,二是要在生產過程中得到相應的報酬。盡管我們可以通過復雜的計算得出科技、知識和教育的邊際生產力,但是是誰根據這些要素的邊際生產力而得到它的報酬呢?是工人,還是資本家,還是科學家?另外,科技和知識都是體現在勞動和資本中,不能從勞動和資本中獨立出來,生產函數的形式應該是Y=F[L(T,I,E……),K(T,I,E……)],這樣,從數學的邏輯上分析,自變量之間必然是獨立的,即有完全的自由度。如果技術、知識、教育和勞動、資本之間存在著相關性,它們就不可能同時作為生產函數的自變量,即同時成為生產要素。因此,用多生產要素的生產函數使之成為線性齊次性,從而可以使之滿足總額相符的方法,是存在著邏輯矛盾。

還有一種解釋的方法是采用改變生產函數的方法,認為生產函數是不斷變動,即將生產函數動態化而成為Y=F[,t](L,K)。認為在靜態中,不存在著規模報酬遞增,只存在著規模報酬不變的現象,之所以存在規模報酬是因為隨著時間的變化,生產函數發生了變動,而這種變動的主要原因還是歸因于技術進步導致了生產函數的移動。在這里,我們用數學的形式加以說明:在靜態中,生產函數的形式是Y=F(L,K),由于是規模報酬不變,即存在線性齊次性,因此可以得到:Y/L=F(L,K)/L=F(1,K/L),Y/L是單位勞動的產出,即勞動生產率,我們用y來表示,K/L是資本勞動比,我們用k來表示,那么,生產函數就可以表示成y=F(1,k),我們用一個新函數f(k)來代表F(1,k),那么就得出線性齊次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這樣的形式:勞動生產率是資本勞動比的一個函數,一般情況,這個函數是凸性,即f′(k)>0,f″(k)<0(如圖中的f[,1](k))。隨著時間的改變,技術進步改變了生產函數的位置,生產函數從時間t[,1]的f(,1)(k)移動到t[,2]的f[,2](k)。這樣在每個靜態的時點上,生產函數是線性齊次性,因此可以滿足總額相等原理,從而生產要素可以按照邊際生產力得到相應的報酬。而在不同時間上,這種生產函數的移動體現的是技術進步對生產過程的影響。(注:索洛:《資本理論及其收益率》,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25-27頁。)變動的生產函數不利于數學分析,因此把生產函數Y=F[,1](L,K)變形為Y=F(L,K,t),t代表著時間。進一步,新古典理論又把生產函數擴展到宏觀總量生產函數,因素t不包括來自增加資本和勞動投入的貢獻,為技術進步的貢獻,是扣除勞動和資本增加投入的影響后剩下的部分。很明顯,這樣的處理方法和前一種方法是相同的,只不過是把技術、知識和教育等因素全部歸因于時間的變動。問題與前者相同,即誰是這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誰將得到這種生產要素的報酬?誰是生產函數變動的收益者?

附圖

第3篇:微觀經濟學凸性范文

【關鍵詞】 產業結構優化 企業家創新 社會偏好

一、引言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已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而產業結構優化是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內涵,探求產業結構優化的決定性因素并分析其作用機理,將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各項改革內容的深化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產業結構偏差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受到需求制約,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2000年以后,經濟中的產業結構開始成為經濟增長的阻礙力量,因此,確定了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與程度,也就把握了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內涵。

產業是由企業家主導的企業組成,企業家精神中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具有創新性。企業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企業家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最大化自身收益,同時改變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和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產生了根本上的促進作用。但企業家的缺乏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依然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企業家創新引起產業技術創新進而產生了不同的產業結構升級模式,現實所發生的技術進步由于部門特點的不同并不是全都按照中性技術的性質進行,故在分析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時,須考慮不同部門所擁有的技術性質。

那么企業家為何會進行持續創新?這種企業內部微觀層面的創新通過何種路徑作用于中觀層面的產業結構?除了供給層面之外,通常假定的不變社會偏好從需求層面有沒有對產業結構產生優化作用?本文將嘗試對這些問題加以分析。

二、產業結構的影響因素分析

為便于分析,在分析問題之前先作如下假設。

第一,經濟體系有兩類產品提供部門,分別提供兩種產品。綠色部門采取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產方式生產出綠色產品,灰色部門采取有悖于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產方式生產出灰色產品。同一種產品可能屬于灰色產品也可能屬于綠色產品,主要取決于采取何種生產方式。綠色產品與灰色產品并不是區分產品使用性質的標準。

第二,產業結構優化就是指灰色部門向綠色部門轉移、綠色產品數量不斷增加的過程。

第三,經濟體系中的主體有三個:企業家、政治家和其他社會群體(以下簡稱社會群體)。企業家為產品提供者,社會群體為產品需求者,政治家根據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進行制度創新。

第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群體對綠色產品和灰色產品的總需求由社會偏好決定,社會偏好由文化、價值觀決定。社會偏好滿足完備性、自返性、傳遞性;社會偏好線呈現嚴格凸性,表示邊際替代率遞減。

第五,生產可能性集合為閉集和凸集。

第六,產品現實提供點總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即生產要素總被充分利用。

1、社會偏好的變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由微觀經濟學理論可知,社會偏好曲線與生產可能性曲線(PPF)的切點決定了產品最優提供點。當社會偏好發生變動時,偏好曲線與PPF曲線的切點也發生了變化,如圖1所示。偏好曲線發生移動,最優產品提供點也轉移到了B點,但由于現實中產品結構的調整需要一個生產過程,就造成現實產品提供點A和最優產品提供點B的偏離,這種產品結構上的差異可以由A、B兩點邊際轉換率的差異體現出來,這種差異以產品相對價格比的形式被企業家觀察到,企業家將據此價格比來調整綠色產品與灰色產品的提供,以完成產品提供點從A到B的轉移,即差距是創新的動力源泉。這個過程被稱為效率改善,效率改善的結果使得灰色產品提供減少,綠色產品提供增加,產業結構得到優化。

2、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現假定社會偏好保持不變,可用生產要素不變,考察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技術創新引起部門內技術進步,現實中不同部門所表現出的技術性質并不相同,故在此分別分析。

(1)當灰色部門與綠色部門都使用中性技術時,生產可能性曲線按原邊際轉換率向外擴張,與更高的社會偏好曲線相交于B點,如圖2(a)所示。在產品最優提供點B,綠色產品與灰色產品的提供量均較技術進步之前的最優點A有所增加,各產業技術含量提高,產業結構得到升級。

(2)當綠色部門使用非中性技術而灰色部門使用中性技術時,技術進步的發生會使得PPF曲線向外擴張,但擴張的幅度并不相同。綠色行業與灰色行業相比屬于新興行業,技術進步對邊際收益增加或邊際成本降低所產生的作用可能十分巨大,使得企業家也熱衷于在綠色部門進行技術創新。當這種不均衡的技術進步發生時,引起部門間生產效率的不均衡提高,導致部分灰色部門生產要素流入綠色部門。如圖2(b)所示,新的PPF曲線更加平坦,B點為新的產品最優提供點。從原最優產品提供點A到新的最優產品提供點B,綠色產品提供量的增加程度較灰色產品更大。這種由于部門技術性質不同所產生的技術進步結果在改變最優產品提供的同時優化了產業結構。

3、包含制度創新的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經濟中的企業同時面對技術和制度邊界:設想一種限制灰色部門擴張同時鼓勵綠色部門擴張的制度頒布,在生產要素和社會偏好不變的情況下,這將使得PPF曲線產生異常的移動,如圖3所示,縱軸截距下降表示由于制度的約束作用,現有資源按照許可的方式全部用來進行灰色產品的生產,總提供量反而較之前有所減少;同時橫軸截距有較大增加,表示由于制度的激勵作用,綠色部門在發生技術進步的同時,現有資源按照許可方式全部用來進行綠色產品的生產,總提供量較之前有很大程度增加。加入制度創新因素的技術創新使得PPF曲線發生異常變動,產品最優提供點為B2,產品現實提供點為B1,這種現實與最優的差異要求企業家對自身行為做出調整,轉而提供更多的綠色產品,優化了產業結構。例如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工業改革,在一些國有部門留下的未被滿足的需求場合,鄉鎮企業的進入有助于矯正過于重化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可以看出當加入利于優化產業結構的制度創新因素時,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將被擴張。

三、包含社會偏好的企業家創新與產業結構優化模型

Crépon提出了一個包含研究與開發、創新、生產力三塊內容的模型,按照研究與開發――知識資本――創新――生產力的分析邏輯,綜合其他影響研究與開發的因素,采用計量方法分析了研發、創新對生產力的影響。Griffith(2006)按照創新努力、知識生產、生產力的分析思路對原始CDM模型進行了修正,并采用歐洲四國的相關數據對其進行了分析檢驗。上述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把分析范圍限制在企業內部,且假定產品的社會偏好不變。實際上在改革范圍與程度不斷加深的情況下,由文化、價值觀決定的產品社會偏好將不再是一個長期不變的外生常量。

下面將在修正后的CDM模型基礎上對其進行擴展,結合其他相關研究,構造一個包含企業家創新描述與產業結構動態演變的模型,分析包含社會偏好因素的企業家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

1、模型介紹

設i=1,2,…,n表示企業。

方程一:企業家創新努力ri?鄢描述

ri?鄢=zi'?茁+ei(1)

ri?鄢是個不可觀測的潛在變量,zi'是創新努力的決定向量,?茁是利益(interest)參數向量,ei為殘差項,可以用企業的R&D支出來估計ri?鄢。

方程二:知識生產方程

gi=ri?鄢?酌+xi'?啄+ui (2)

gi表示知識量,可用產品與流程創新指數來代替,創新越努力知識產量越多,知識產量越多,技術進步越快;潛在創新努力ri?鄢作為解釋變量,xi表示其他決定知識生產的因素向量;(?酌,?啄)表示利益參數向量;ui為殘差項。

方程三:產業演化方程

X=X(t)表示某個產業在時刻t的產值,是描述產業系統演化過程中的狀態變量。a是產業成長速度系數,主要反映產業系統的生產率,即技術進步狀況,a=pgi,p是技術進步以外的其他客觀因素所決定的控制參數,假定其為大于零的常數。Ne表示包含企業家在內的社會群體對某產業產品增長極限值的加權預期值,上標e表示預期,或者說其表示的是該產業產品市場需求量極限的預期值。在影響社會偏好的文化、價值觀等因素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 Ne值不發生變化。

2、模型分析

根據(1)、(2)所表達的各變量關系,不失一般性,令參數?酌,?茁,?啄>0。(4)式表示產業演進的速度取決于產業內企業家創新努力zi'和社會偏好決定的產業增長極限Ne,?淄i為誤差項,?淄i=p(ei?酌+ui)X(Ne-X)。

考察企業家創新努力對產業演進的影響,(4)式對zi'求偏導有:

用(6)式描述綠色部門的產業演進狀態對綠色部門企業家創新努力的變化:由于社會偏好向綠色產品的不斷轉移,使得綠色產品Ne增加。在此另假設X0Ne>X02(因正常產業發展的極限值通常遠高于其初始發展狀態),結努力對產業的演進,即產業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如圖4所示,社會偏好加強了綠色部門企業家創新對本部門增長的影響,綠色部門產值不斷增加且產值增加速度也不斷提高。

用(6)式描述灰色部門的產業演進狀態對灰色部門企業家創新努力的變化:由于社會偏好向綠色產品的不斷用不斷加強,即灰色部門企業家進行著不利于灰色部門擴張的創新努力,結合社會偏好使得這種創新對灰色部門的收縮作用不斷加強。灰色部門擴張速度的不斷下降最終將使得灰色部門消失,如圖4所示。

四、結論與啟示

1、結論

第一,在制度、文化環境沒有發生明顯變化的經濟體系內,企業家創新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的根本動力。

第二,企業家創新的作用通過部門內向部門外的延伸,改變了產品的最優提供結構,最優提供結構與現實提供結構的差異推動了企業家持續創新行為的形成。

第三,制度創新由文化、價值觀決定,社會偏好的改變會加強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

2、政策啟示

第一,政府可以通過進行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的制度創新,例如生態保護、特殊行業準入等制度的頒布和實施,向社會公眾、企業家發送對要素使用或產品提供的調整、限制信號,進而引導企業家不斷調整技術創新,產生微觀主體效率改進、資源從低效率產業向高效率產業轉移等一系列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的效果。

第二,政府應充分重視營造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的文化氛圍,引導社會群體對現實可提品的需求結構朝著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的方向進行調整,這種社會偏好的變化將加速企業家持續創新努力對產業結構優化的推動作用,加快產業結構演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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