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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學家范文

關鍵詞　審美標準　漢賦　評價標準

古人對漢賦的評價頗不一致。漢代揚雄斥之為“童子雕蟲篆刻”，王充非之為“虛妄之言”，唐柳冕批評漢賦“置其盛明之代，而之音”；與此相反，漢代班固贊漢賦是“雅頌之亞”，“炳焉與三代同風”。近人王國維更把它奉為“一代之文學”。為什么對同一種文學樣式的評價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呢?我認為，這主要是由于文藝批評標準的不同而造成的。

文藝批評標準的核心是審美標準，文學的審美批評標準是衡量文學作品審美價值的尺度。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很早就提出了真、善、美的審美批評標準。

在中國古代最早將“美”和“善”分開，并將“美”“善”標準用來評論文學藝術的是孔子，孟子繼其后。孟子云：“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孟子·盡心章句下》)這是孟子在評論人格美時說的話，后來移用于文藝。同時，莊子說的“真”和“美”也被移用于文藝。用當今的文藝觀點來看，“真”是指作品的真實性，即內容能表現出客觀事物自身的規律性；“善”是指作品內容的傾向性，即作品內容能表現出進步的思想傾向、正確的政治倫理觀念和美好情操；“美”是指作品內容和形式的審美性，包括藝術形象的可感性、情感性、典型性，藝術形式的完整性、多樣性、獨創性等等。真、善、美三者密切聯系而又相互區別。對三者內涵的不同理解，對三者偏重的不同，造成古代文人對漢賦評價的不同。

一、真——作品內容的真實性

作品內容的真實性是“美”“善”的基礎，沒有真實也就沒有“美”“善”。“真”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常用“誠”、“信”、“實”、“核”來表達，含義很廣，包括言辭、事物、景象、感情的真實和藝術真實等等，如“修辭立其誠”(《易·乾·文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信，辭欲巧”(《禮記·表記》)，“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莊子·漁父》)等。王充作《論衡》，開始在文學上明確使用“真”這個概念，指出“文有真偽，元有故新”，闡明《論衡》的目的是反對“虛妄之語”，“立真偽之不平”，漢賦就是他所認為的“虛妄之語”的代表。但是，他的集焦點在于：文人史家筆下所敘述所描寫的是不是符合事實，是不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事件。他所說的“真”，強調的是客觀事物的“真”，認為只有正確地認識、把握、再現客體的“真”才有主體的“精誠由中”，這大致是對的。但是，他還不能理解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區別。

所謂藝術真實，是指形象地反映了事務本質特征的真實，需要更多的從作品的象征意義和感情體驗方面去領會真實，不能拘泥于其所言事物本身是否合乎常理。但直到南朝劉勰作《文心雕龍》才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在《情采》篇中指出：“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麗而煩濫。”這里所說的“寫真”，就是指通過景物的描寫來抒發真情實感。當然，漢賦運用了大膽的想象和夸張，有諸多不符合生活真實之處，但這正是藝術真實高于生活真實之處。如司馬相如《大人賦》為我們創設了一種虛無縹緲、撲朔迷離、若有若無、令人神往的神仙世界；揚雄的《甘泉賦》則提供了高度夸張、生動形象的描繪……而有些文論家，如王充等人，對這些動人的藝術描寫不僅不欣賞、不認可，反而痛斥為“非”，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不能接受任何馳騁云天的想象以及與現實不符的描繪，總是以生硬死板的客觀真實的標尺來衡量文學作品，對具有象征意義和夸飾性質的文藝持否定態度，結果把漢賦作品中夸張虛構的浪漫主義手法也納入“虛妄”的范疇。這是對“真”的一種曲解。

二、善——作品內容的傾向性

作品內容的傾向性，與政治功利、道德情操密切相關。“善”是“美”的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先秦時往往“美”、“善”不分。在中國美學史上，孔子首先把“善”和“美”區分開來，作為兩個不同的標準來使用。如他在評論《韶》和《武》兩種樂舞時說：“《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這里，“善”指思想內容而言，“美”指藝術形式而言。就思想內容來說，則有“盡善”與“未盡善”之別。因為，《韶》樂表現的是舜接受堯的“禪讓”而繼承王位的內容，這符合孔子的“禮讓”思想，故稱之為“盡善”；《武》樂表現的則是周武王以武力征討商紂王而取天下的內容，故稱之為“未盡善”。從孔子的評論來看，他對“善”的要求是很高的，“盡善盡美”的提法，應該說是美善統一，但實際上，他還是偏重于“善”。這種美善結合、以善為主導的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影響深遠。“善”這個功利性標準，包含著政治思想、倫理道德的內容，在中國古代常常通過與“文”相對的“道”來體現，如所謂“明道”、“載道”等，主張一切言談論說必須合乎“道”、宣揚“道”。“道”泛指作品思想內容。但不同時代不同學派所謂的“道”，其具體內容有所不同，體現在漢賦評價中，就是強調其諷諫作用。揚雄、班固等對漢賦的評價均受孔子這一美學思想的影響。

揚雄在《法言·吾子》中說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日：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批評漢賦鋪陳事物、雕繪辭藻，有如學童雕琢蟲書、篆寫刻符，是小技末道，壯夫不為。揚雄是從儒家所強調的文學的教化作用的觀點出發，認為寫賦本來是要對統治者發揮諷諫、批評作用的，但是，漢賦“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的藝術形式，使它產生“勸而不止”的作用，甚至已經失去了諷諫作用。但事實上，沒其諷諫之義的并不是侈麗閎衍之詞，而是當時的帝王及后世的讀者。文學作品是需要讀者的共鳴及再創造的，如果讀者不能與作者、與作品產生共鳴，不能領會其創作意圖，那作品也只能被湮沒。

班固認為漢賦“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又認為漢賦“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極力推崇這種歌功頌德的文體，并要求賦“抒下情以通諷諭”，體現的仍是儒家崇尚實際的功利主義文學觀。

可見，儒家以“善”為根本、強調文學的教化作用的文學觀影響著人們對漢賦的評價。

三、美——作品內容與形式的審美性

“美”以“善”為基礎，又與“善”密不可分，而且在中國古代常常是“美”“善”不分，以“善”代“美”。但是，文學作品都有它自身的特征和符合美的規律，否則它就不成為文學作品了。文學作品體現其自身特征和美的規律的程度，就是判斷其藝術性高低的標準。

漢賦之所以被王國維稱為“一代之文學”，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它顯示了漢王朝的宏大氣象和時代精神；二是它代表了漢代文學的最高成就；三是它是一種具有獨立品

格的文學樣式，具有自身獨特的藝術特征。一般說來，漢賦是具有鋪張揚厲、辭藻華麗、描寫細致、散韻相雜、結構宏偉等特色的我國特有的文學樣式，而其最根本的審美特征是“以大為美”。

關于漢代賦家的以大為美，前人早就注意到了。據《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相如日：‘合組以成文，列錦繡以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苞括宇宙”是指在賦家的筆下，時間是無始無終，空間是無邊無際的。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中也認為“楚漢侈而艷”，而“侈”有夸大、張大之意。正是由于看出了賦家的以大為美，劉勰才準確把握了《七發》“獨拔而偉麗”、《洞簫》“窮變于聲貌”、《二京》“宏富”、《甘泉》“深瑋”的特點。對這種特點，班固認識的也很清楚。他在《漢書·藝文志》中談到：“其后宋玉、唐勒、漢興牧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閩衍之詞。”這都充分說明，漢代賦家追求的是“大美”的藝術效果。

漢代賦家的這種追求，后世多受非議，因為很多人忽視了漢賦追求大美的合理性，忘記了漢賦是為了充分適應漢代的社會而產生、而存在的，是為了滿足漢代人的審美追求而存在的。

這種追求“大美”的合理性，我們只能從歷史發展中去找原因，因為“文變染乎世情，行廢系乎時序”，“每一時代的美都是而且也應該是為那一時代而存在的，它毫不破壞和諧，毫不違反那一時代的美的要求。”漢代，作為秦以后又～個大一統的時代，它的疆域比秦時更加廣闊，這個大國的統治者，難免要躊躇滿志，比如他們建筑上的追求是“無令后世有以加”，追求大的東西，以大為美。同時，“繁榮的經濟，強盛的國力和四海一家的政治形勢，為文學家提供了優越的創作條件，使之得以用彩繪之筆歌頌帝王物質享受之富庶，描繪苑囿建筑工藝之精細，贊美祖國山河之壯麗，賦予作品偉大的氣魄。”另外，疆土的擴展，中外文化的交流，大大開拓了人們的眼界，人們在審視自己面對的世界、面對的生活時，有了極強的開放性、并蓄性、包容性，有了一種傲視天下的豪情，從極度滿足之中產生出一種夸誕的心態。在這種心態支配下，賦家自然喜愛用鋪張揚厲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生存的環境，正像劉勰說的，在雕畫現實時，“莫不因夸而成狀，言飾而得奇。”賦家也把自己追求大、描寫大、張揚大，認為是極為自然的。只有漢代人才能深刻理解他們生存的時代，才能理解賦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即使像王充那樣認為漢賦是“虛妄之語”的文學家，也認同了賦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漢室治定久矣，土廣民眾，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論衡·定賢》)

綜上所述，古人對漢賦評價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所采用的文藝批評標準的不同，如從“真”的角度出發(主要是客觀真實)，漢賦被認為是“虛妄之語”；從“善”的角度出發，漢賦被認為是“雅頌之亞”、“炳焉與三代同風”等等。本人認為，不僅是對漢賦，對任何一種文學樣式都要采取客觀、公正的評價標準，既要重視其功利性，更要重視文學自身獨特的藝術特征。漢賦作為漢代成就最高的文學樣式，符合文學創作的“美的規律”，是真、善、美的高度統一，應給予充分的肯定。

參考文獻

[1]劉勰：《文心雕龍·時序》。

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活與美學》。

徐中玉：《秦漢散文發展概況》。

李寶龍：《真與美的悖反統——兼論前人對漢賦的誤讀》，《東疆學刊》2003年7月。

張毅：《關于漢賦的“麗以”與“麗以則”》，《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5月。

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1卷)，1984年版。

曹勝高：《漢賦“大美”的構成與淵源》，《邢臺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年12月。

蹤凡：《試論王充的漢賦觀》，《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2月。

第2篇：古代文學家范文

一、儒家文化的內涵

儒家文化包括社會、國家和個人三方面的內容，提倡要修身、治國、齊家、平天下，具體闡述開來包括大同之世、以禮為綱和忠信篤行，是指人要通過對社會、國家有所作為才能實現個人理想，并且具有天人合一的和諧性、剛健有為的自強性和中庸尚和的貴和性，其主張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即使力量有限也要積極樂觀向上地解決遇到的困難和問題[1]。儒家思想文化在當時維護了國家統治秩序，也為當時的生命個體創立了可靠的精神支柱，還從根源上培養了中華民族的優良的民族精神文化，其對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人類都產生了積極作用。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治國文化的發展中成就顯著。作為影響深遠的文化圣人最終卻沒有完成自身的政治抱負。沒有民主選舉和運動革命的時代中，最合理的方法就是獲得君主的賞識。在“學而優則仕”的朝代中，很多人靠文作品的創作體現自身的才華，實現政治抱負。不同的作家在其作品中體現不同的治國思想。

二、儒家文化在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體現

（一）儒家文化在文學載體中的體現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有富含儒家思想的不同文學載體。作品的文學載體服務社會和文學的目的是不同的，傳達儒家文化思想的文學載體也有很多類型。作家在文作品的創作中融入了獨特的想法，既展現出了儒家思想又體現自身的才華。李白是豪放派的典型人物，其作品特點是粗狂放蕩。陶淵明是田園派的創作代表，其表現田園風情的作品特點悠閑恬靜。這些展現獨特人格魅力的文學作品，通過儒家文化表達自己的治國處世理想。同時，在漫長時代更迭的進程中出現了多種具有不同風格特點的文學體裁。例如唐朝比較盛行的詩歌與傳奇小說開始應用性很突出，著重是對文學創作者的文學造詣和水平的體現。傳奇小說容易讓讀者理解目標，但需要很長的創作過程且其情節發展悠長曲折。其以人們平凡生活為載體表現自身的理想，與詩歌相比，對儒家思想的承載和傳播更加深廣。精湛短小的詩歌能夠迅速、直接地展現儒家文化，更容易得到君王的賞識，進而成了古代作家常用的文學載體。同時，詩歌還有詞、曲、賦等形式，讓讀者欣賞到文學的美也能得到儒家文化處世的警示[2]。

（二）儒家文化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儒家文化倡導的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等在一段時期內受到社會的贊揚。社會發展中有些理念已經為社會所棄用，但是其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積極作用，是其他思想無可比擬的。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也包含了豐富的儒家文化思想，例如在《水滸傳》“魯智深拳打鎮關西”中，魯智深為了金氏父女出頭拳打鎮關西。在等級森嚴的古朝代中，體現愛國思想的作品往往還包含著對君主的仁愛，表現了“民本合一”和對王朝君主的愛戴。但是體現對社會制度不滿和反對的作品較少，而且僅僅表現是消極出世的思想。《屈原》把自身對遠大理想的追求和消極處世的理想相結合。因此，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還是以對國家、社會和人民的愛戴為主，對現實的不滿這種樸實的觀念沒有獨立地體現。《離騷》以想象神游傾訴自身的理想和提升自身人格，其并沒有把消極和積極的思想獨立分開表達，完全是一種依附認同的雙面性質。在后期的很多作家包括范仲淹、陸游等文學圣人的作品也具有雙面性質。作家思想依然受到君主的階級統治思想的主導。

（三）儒家文化在文學作品創作方式的體現詩歌“言志”“表情”“寫意”“傳神”的過程發展中，作品更加聚焦在作者心理上，是精神和思想的逐步融合。傳統儒家思想文化影響下這些表現型的作品體現文學作者的主觀情懷[3]。比如杜甫的作品由反應社會現實轉向集中于表現自身的情感。孔子的作品在發展過程中，也是由表現政治理想期望得到任用轉變到以表現自身感悟。因此，作家作品以積極入世的心態來表達對現實的情感，其實是以寫實來抒意。

三、結論

第3篇：古代文學家范文

經過了近一個小時的車程，我們到達了河下古鎮，走進了一個充滿歷史文化起的鄉鎮，感覺心靈仿佛都得到了凈化。我們受到了居委會的熱情接待，他們對于我們此次活動給予了大力支持，對于此次實踐調查起了很大的協助作用。居委會主任詳細的和我們介紹了河下的歷史，我們跟著他的話語穿梭了一段歷史，了解了河下古鎮的變遷，漸漸的迷上了她。我們跟隨著居委會負責人走遍了古鎮，感受到了淳樸的民風，他們的熱情讓我受寵若驚，之前還對于調查有些擔心，但是看到他們那張張笑臉，我被感動了。我希望通過此次活動能夠增加河下的影響力，盡量改善河下居民的生活質量。希望政府能夠大力的開展河下古鎮的保護和發展工作。

我之前做了一下河下古鎮的了解工作：河下位于淮安城西北三華里，是淮安近城的一大集鎮。河下一度取代末口成為南北交通樞紐和軍事重鎮。大概河下這個名字即在此時開始孕育誕生于居民口頭上的。河下還有一個古老的名字叫“滿浦”。周世宗（955—960）伐南唐以后，即于河下建滿浦關以通水路，縣志有此記載。后又建壩筑閘，更將閘子改為軟壩。宋隆興中（1163—1164)，魏勝與金人打仗，即由此調兵運糧，這事記載于宋嘉定（1208-1224）年間編的縣志（嘉定縣志已佚，僅見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所轉引）。在元朝時，山陽縣儒學就建在滿浦，到了明朝洪武年間才遷入縣城。明朝嘉靖年間大學士李春芳上京趕考時，常經過這里，他與吳承恩有過多次交往他的《貽安堂文集》中記載了河下這個地方，稱這里叫滿浦。看來滿浦與河下二名，一官一俗曾并行了若干年，滿浦后來成為河下一個坊的名字，河下之名便單獨存在下來了。

三、調查情況：

（一）調查目的：

古村落的保護規劃研究刻不容緩：

古村鎮的形成與發展有其賴以生存的土壤，古村鎮的保護不僅僅是一棟棟單體建筑的保護，而更應是對古村鎮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全面保護。不僅要保護古村鎮遺產本體，同時要保護遺產環境，包括自然環境、人工環境和人文環境。不僅要保護物質遺產，也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調查方法：通過實地訪問，去居民家中探訪，請居民填寫調查問卷，與社區居委會了解情況。

（三）現狀與問題：

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許多具有極大價值的古村鎮，正在經歷著社會前進和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巨大沖擊，正遭受著非理性規劃、過度的經濟開發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不少古村鎮在社會變化和大量建設過程中，要么忽略了對歷史環境的科學保護，要么一味拆舊建新、營造假古董，要么單純將遺產保護活動與社會發展、自然環境及其村民生活割裂對待，這些做法都不同程度地對歷史村鎮的傳統風貌造成了破壞，將很多遺產變成“遺憾”。所以保護河下古鎮是件迫不容緩的事。河下雖然早就被定為國家保護單位，但是并沒有得到政府的重視和大力發展。

（四）解決方法

1、重視河下小景點的開發

近幾年區政府對河下古鎮小景點開發了不少，但還有不少尚沒開發，如市河上的“殷家碼頭”，藏兵洞口遺址（相家灣），松竹草堂（市河碼頭），二帝閣，汪氏大院，左寶貴墓和祠堂，新城西門口古城墻遺址，章湘侯老宅，譚繼安老宅，瑪繼宗老宅等。

2、對河下小景點保護的建議

很多河下古鎮小景點都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如古枚里遺址，御碼頭，兩淮批驗鹽引所等都出現亂刻，亂貼，亂畫和雜草地面無人打掃的現象，游客站不下來觀賞。筆者建議：在每個小景點旁設一個小公用電話亭，安排一個低保戶去就業，在電話亭內再賣些報刊雜志和介紹楚州及河下古鎮方面的書籍，小景點衛生由他負責，繼利用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又小景點的衛生又有人打掃和看護。

3、加大河下宗教場所建設、擴大人氣

河下歷代宗教場所多，解放前有大小寺廟55座。場所多，人氣旺，這幾年雖恢復了聞思寺，慈濟奄遷到中街，回民清真寺的修復。但河下小學的道教古天興觀，又稱三官殿，還沒有修建，如能在茶巷中段東再建個耶穌教堂等。都能增加游客和人氣。

4、創建人力車旅游公司

河下古鎮，街道老，道路狹，汽車無法進出。游客自己走，有些人體力也吃不消。筆者建議成立河下人力車旅游公司，購買或造些有河下旅游標志的人力車和人力三輪車（仿古式）。在河下竹巷街東邊（中山門.吳承恩牌坊）處，河下牌坊處，程公橋處，河下羅家橋西巷兩淮批驗鹽引所（河下國醫館對面）處，河下大橋東處等設點，每處放5~~10`輛車（也可用電話來回調度，每處也可設幾名導游人員那更好）。繼解決了游客行路難問題，也增加河下的地方收入。

5、倡導河下古鎮游客常觀光處居民家中多種花養鳥

河下古鎮有著二千多年歷史，歷史上河下大小私人園林有106處。多種花養鳥繼陶醉河下人的情志，改善了居住環境，又增加了古鎮的風景。如河下湖嘴大街張鳳山先生家，就種植了百種花草盆景。筆者建議有關部門對沿街.沿景的居民戶，應根據不同的情況，指導他們種花養鳥，對有貢獻特殊戶，應給予獎勵。

6、建議在茶巷建一所戲院和幾家說書茶館

戲院和說書茶館都是古人休閑地方，現楚州城區老年人休閑地方也特別少，文化生活枯燥，古淮戲，說書.評彈都無發揮之處。如果在河下古鎮中心建一所戲院（晚上也能放放老電影），幾個茶館。即可增加河下人氣，也能為地方經濟作出一點小貢獻。

7、建議沿街和景點居民要多為游客服務

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對河下居民多宣傳教育，倡導我愛我家，我為河下添光彩；游客多，河下才能有發展等宣傳。多建些為旅游服務店鋪.服務業。如河下特色傳統小吃，工藝品，字畫，古董等。如筆者的門診招牌是“中國淮安山陽（民間）醫學河下國醫館”。很多游客一看便知，“山陽醫學”發展地是河下，有不少游客還進門聊聊“山陽醫學”概況。又如筆者在百度網站貼吧中創辦“河下古鎮貼吧”。每天有百多名全國網友游覽貼子。如上海一學者在為河下古鎮規劃設計時，還不斷的上網詢問河下古今情況等等。

8、加快恢復河下“狀元樓”等河下重點景點

這幾年由于楚州區委和區政府重視和不斷的投入，河下景點恢復了不少。隨著宣傳不斷傳播，河下古鎮在全國知名度越來越廣，旅游人數不斷增加。為了留住游客，讓游客有處可觀，有處可賞。建議區有關部門加大投入力度，做好招商引資工作，盡快恢復“狀元樓”、“古天興觀（三官殿），”“二帝閣”“程公橋”“左寶貴祠堂”“汪家大院（汪筱川宅）”等。筆者在回民中了解到，外地很多回民愿意對“左寶貴祠堂”恢復進行贊助。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嗎？

9、凸出河下特色建景點

河下有五大特色：文化重鎮，軍事重鎮，鹽商重鎮，中醫重鎮（山陽醫學的發源地），美食重鎮（淮揚菜的發源地）。建議有關部門景點應向這五方面發展建立。

1.文化重鎮：河下已建成吳承恩故居和猴王世家陳列館，還計劃建狀元樓。筆者建議應在河下籌建一個“河下進士陳列館”，如果該館能建成，目前在全國還是首家。也凸出河下是全國進士第一鎮。

2.軍事重鎮：已建成韓信釣魚臺和漂母祠，左寶貴墓。計劃恢復有狀元樓，梁紅玉祠和公園，左寶貴祠堂，程公橋。筆者還建議建二帝閣，市河橋（建議從河下古鎮牌坊市河向東挑到文具廠大門東引水入護城河，在二帝閣對直建市河橋），藏兵洞口遺址，新城西門口城墻遺址，瑪長安故居（瑪繼宗祖父）等。

3.鹽商重鎮：已建成“兩淮批驗鹽引所”，計劃復建有程公橋。筆者還建議恢復“殷家碼頭”，“松竹草堂”，汪氏大院等一些會館遺址。即可說明明清時期河下鹽商在國內地位。

4.中醫重鎮（山陽醫學的發源地）：已建好吳鞠通中醫館，對許氏中醫老宅掛牌保護。如能在吳鞠通紀念館再建一個“山陽醫學陳列館”，“河下歷代名中醫陳列室”，在大門兩旁開個國醫堂診所和藥店，并對汪氏大院（汪筱川老宅），章湘侯老宅，譚繼安老宅，瑪繼宗老宅進行保護，那就更有特色。

第4篇：古代文學家范文

盜傳必究

將下列古文譯成現代漢語

1.

顏淵、季路侍。子日：“盍各言爾志？”子路日：“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日：“愿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日：“愿聞子之志。”子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

答：①顏淵、季路侍奉在孔子身邊。②孔子說：“為什么不說說各人的愿望呢？”③子路說：“愿將車馬和裘衣和朋友共同使用，④把它們用壞了也不遺憾。”⑤顏淵說：“愿做到不夸耀自己的好處，⑥不宣揚自己的功勞。”⑦子路說：“希望能聽到您的愿望。”⑧孔子說：“使老人能享受安樂，⑨使朋友能夠信任我，⑩使年輕人能夠懷念我。”

2.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

答：①齊景公向孔子問政。②孔子回答說：“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③齊景公說：“說得好極了！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④即使糧食很多，我能吃得著嗎？”

3．①子貢問政。②子日：“足食，足：兵，③民信之矣。”④子貢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⑤日：“去兵。”子貢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⑥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答：子貢向孔子請教治理國家的辦法。孔子說，只要有充足的糧食，充足的軍備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貢問，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項，三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又問，如果追不得已還要去掉一項，兩項中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人都難逃一死，但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任，什么都談不上了。

4．①孟子謂戴不勝日：“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②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看也，③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日：“使齊人傅之。”④日：“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⑤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⑥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手王所。⑦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⑧王誰與為不善？⑨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⑩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答：①孟子對宋國大夫戴不勝說：“你想要你的君王學好嗎？我明白地告訴您：②這里有位楚國的官員，想要他的兒子學會說齊國話，③那么，是找齊國人來教他呢？還是找楚國人來教他I呢？”戴不勝答道：“找齊國人來教。”④（孟子）說：“一個齊國人來教他，卻有許多楚國人在干擾他，縱使每天鞭撻他，逼他說齊國話，也是做不到的；⑤假若帶領他到齊國城市、農村走走，把他放在那樣語言環境之中，再住上幾年，即使每天鞭撻他，逼他{兌楚國，也是做不到的，（因為他天天聽到的是齊國話。）⑥你說薛居州是個好人，要他住在王宮中。⑦如果在王宮中年齡大的小的、地位低的高的，都是薛居州這樣的好人，⑧那王會同誰干出壞事來呢？⑨如果在王宮中年齡大的小的、地位低的高的，都不是薛居州這樣的好人，那王又同誰干出好事來呢？⑩一個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樣呢？”

5.

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斫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日：“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日：“圣人之言也。”日：“圣人在乎？”公日：“已死矣。”日：“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日：“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日：“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天道》）

答：①桓公在堂上讀書，輪扁在堂下制作車輪，②扁輪放下錐子和鑿子，走到堂上，向桓公問道：“請問，公所讀的書中都是誰說的話呀？”③桓公回答說：“是圣人說的話。”又問：“圣人現在活著嗎？”桓公回答說：“已經死了。”④輪扁說：“既然如此，那么你所讀的書，不過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罷了！”⑤桓公說：“我在讀書，你一個制作車輪的工匠怎么可以妄發議論呢！能夠說出道理就可以放過你，說不出道理，我就要把你殺死。”⑥輪扁說：“我是拿我所做的事情看出這個道理的。⑦砍削車輪，動作慢了車輪做得就不牢固，動作快了就砍不進去，⑧不慢不快，手上的做法和心里的想法完全吻合，嘴里卻說不出來，技藝就表現在這里。⑨這種技藝，我無法讓我的兒子了解，我的兒子也無法從我這里接受這種技藝。⑩因此，我雖然是七十歲的老人了，還要做這種制作車輪的工作。@古時的人和他的那種無法傳授的東西，都已經死去了。既然如此，那么你所讀的書不過是古人的糟粕罷了！”

6.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一心之奠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禮記·學記》)

答：①學生有四種過失，老師必定要知道。②一般人在學習的時候，有的過失在于貪多，有的過失在于求少，③有的過失在于看得太容易，有的過失在于半途而廢。④這四種過失，思想情況是不同的；⑤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況，這以后才能去補救他們的過失。⑥所謂教育，就是要發展學生好的地方，補救他們的過失。⑦善于歌唱的人，能使人繼承他的動聽的歌聲；善于教學的人，能使人繼承他的遠大的志向。

7.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于有福，故日：“福兮禍之所伏”。（《韓非子·解老》）

答：①人有福，富貴就來到；富貴來到，衣食就美好；衣食美好，驕心就產生；驕心產生，就會行為邪僻而舉動悖理。②行為邪僻，自身就會早死；③舉動悖理，就不會成就事業。④內有早死的災難而外無成功的名聲，也就成了大禍。而禍根源于有福。⑤所以說：“福啊，是禍所潛伏的地方。”

8.

楊子過于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日：“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日：“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韓非子。說林上》）

答：①楊朱路過宋國東邊的旅店。②店主有兩個妾，其中丑的地位高，③漂亮的地位低。④楊朱問店主緣由，旅店的主人回答說：“⑤長得漂亮的自以為漂亮，我不覺得她漂亮；⑥長得丑的自以為丑，我不覺得她丑。”楊朱對他的弟子說：⑦“做了好事，要去掉自以為好事的想法，⑧到哪兒能不受到贊美呢？”

9．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辛日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日公卿宣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日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

注：1．陳靈公、孔寧、儀行父、夏姬：人物的名稱。辛日服：內衣。

答：①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都同夏姬，②他們都貼身穿著夏姬的內衣在朝廷上嬉戲。③泄冶勸諫靈公說：“國君和大臣宣揚，④百姓沒有好的榜樣了。⑤而且自己的聲譽也不好，⑥您還是把夏姬的內衣收起來吧。”⑦靈公說：“我能改的。”⑧靈公把泄冶勸諫的話告訴了孔寧、儀行父，孔寧、儀行父請求殺了泄冶。⑨靈公也不禁止，于是他們就殺了泄冶。

10．

第5篇：古代文學家范文

關鍵詞：唐汝諤；《古詩解》；古詩選本

唐汝諤，字士雅，明末松江府華亭人。華亭又名華亭谷，在今上海松江縣西。其弟唐汝詢著有《唐詩解》五十卷，暢行于世，唐汝諤繼作《古詩解》二十四卷。又有《詩經微言合參》八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著述《古詩解》:“其兄汝詢有《唐詩解》，故此以古詩配之。其注釋體例略同。惟《唐詩解》以五七言分古近體，此則分為五類：曰古歌謠辭、曰古逸雜篇、曰漢歌謠辭、曰樂府、曰詩。其訓詁字義頗為簡略，所發明作意亦皆敷衍。又樂府之類聲詞合寫者，汝諤不究其源，一一強為之說，尤多牽強。”機山錢龍錫在《古詩解敘》中說:“吾鄉士雅唐君，少為諸生即博雅嗜古，與其弟仲言裒采漢唐諸詩而分解之。仲言《唐詩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業。及以明經振鐸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詮次之，得若干卷，為歌謠樂府者十之五，為五言古詩者十之四，為四言、雜言、七言者十之一，總名《古詩解》。”

一、《古詩解》的選詩情況

《古詩解》二十四卷，共選詩近八百七十首，入選作家從帝王、公卿到方外異人、無名氏、閨秀、宮人計一百八十四人。具體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為古歌謠辭，共錄八十首；卷三為古逸雜篇，錄詩七十七首；卷四、五為漢歌謠辭，錄詩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為古樂府詩，共錄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漢樂府三卷錄詩八十八首，魏樂府二卷錄三十五首，晉樂府一卷錄詩四十六首，宋樂府三十首，齊樂府十首，梁樂府二十六首，陳、北魏、北齊、隋三朝合錄樂府詩十二首；卷十四為四言詩，總錄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錄五言詩，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共錄三百零六首；錄六言古詩八首，七言古詩九首。

從所錄樂府詩來看，漢樂府詩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為晉樂府，共四十六首。顯然唐汝諤認為這兩個朝代樂府詩成就最高，均屬“體裁古雅、辭意悠長”者。就所錄五言古詩而言，晉詩錄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詩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錄詩數量多少統計詩人，樂府詩類魏武帝和陳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齊鮑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詩類共錄詩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潛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詩數量的33.3%。五言古詩類錄詩數量第一位是陶潛（三十首），占全部晉詩數量的37%。其次為謝靈運（二十三首）。僅就四言詩和五言詩而言，共計384首，陶潛兩類詩歌共錄56首，占整個漢魏六朝古詩的14.6%，可見陶潛（淵明）在唐汝諤心中的地位，同時符合漢魏六朝詩歌在明末詩壇實際接受情況。（詳見附表）

附表

《古詩解》錄詩數量統計

二、《古詩解》的選錄標準

唐汝諤的《古詩解》的選錄古詩標準是什么呢？“是編所選，大都主體裁古雅、辭意悠長，而原本性情有關風化，但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即亟為收錄。惟樂府自晉宋迄齊梁，半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風使然，不得一切刪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幾亦十三國風不刪鄭衛之意云。”（《古詩解?凡例》）依照唐汝諤劃定的標準，符合以下幾條標準方可入選：一要“體裁古雅”，二要“辭意悠長”，三是“原本性情有關風化，但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四是樂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標準是儒家“溫柔敦厚”之說。 轉貼于

這里唐汝諤所說“體裁古雅”，應該是指傳統的四言詩、漢魏以來形成的五言詩及與漢樂府之后形成的歷代樂府詩，自然而然那些齊梁之后的宮體詩等作品均在刪汰之列。“辭意悠長”當指詩歌感情抒發與表達方面，要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余味深長。同時，許多樂府民歌中表現男女真摯愛情的歌謠，在“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廣為選錄和傳播。相較于唐汝諤之前的眾多古詩選本，《古詩解》顯得難能可貴。

唐汝諤在《凡例》中自稱其詩選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余述是編，不專步驟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參入之。于楊（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樂府》）則加精，于李（攀龍《古今詩刪》）、鐘（惺《古詩歸》）則加博，庶幾選古之一變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選》是準，他要選出符合自己所定標準的古詩。他聲明《古詩解》所選古詩，在選目上要比楊慎《五言律祖》（9卷133詩人311首）和左克明《古樂府》（10卷）更加精當，意圖“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四庫總目提要》“總集類”），同時較之李攀龍《古今詩刪》（唐前古詩9卷545首）和鐘惺《古詩歸》（15卷836首）更為博洽。那么，唐汝諤拿來對照的四部的古詩選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楊慎為嘉靖初期文壇鴻儒之一，為反對前七子派“詩必盛唐”之主張，力倡六朝詩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風雅逸篇》十卷、《古今風謠》一卷等盛行于當時，且以之作為宣傳自己文學主張與反撥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楊慎在其《升庵詩話》卷一評王融《上巳詩》：“王融《上巳》詩‘粵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諤《古詩解》推崇的古詩第一標準正是“古雅”，不能說他沒有受楊慎詩論的影響。楊慎《五言律祖》純錄六朝五言詩，較之唐汝諤《古詩解》而言，沒有《古詩解》古歌謠到古樂府，從四言詩到五言詩，“體裁古雅，辭意悠長”那么的精純，也許缺乏“古人溫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樂府》十卷，是繼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后一部重要的樂府詩選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書錄古樂府詞，分為八類，曰古歌謠，曰鼓吹曲，曰橫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雜曲。自序謂‘冠以“古歌謠”詞者，貴其發乎自然；終以“雜曲”者，著其漸流于新聲，又謂風化日移，繁音日滋，懼乎此聲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截然獨以為宗。雖獲罪世之君子，無所逃焉’云云。”“此集務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題古詞，而變體擬作，則去取頗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詩解》的樂府詩部分選錄而言，唐汝諤受左克明影響很大，盡管郭茂倩《樂府詩集》影響更大，但唐汝諤《古詩解》選錄樂府詩標準與左克明《古樂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選錄“古歌謠”詞，合計八十首，也許出于與左克明相同的標準：“貴其發乎自然”；樂府與古詩均止于陳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樂府序》中闡明不選唐代的原因一樣：“唐人祖述尚多，非敢棄置，蓋世傳者眾，弗賴于斯。”《子夜歌》晉宋齊辭郭茂倩《樂府詩集》只錄四十二首，《古樂府》僅錄二十首，《古詩解》僅八首，從數量上來說夠精的了。

與明代李攀龍《古今詩刪》和鐘惺、譚元春的《古詩歸》相比，唐汝諤《古詩解》在當時的影響要小得多。但是，選錄八百六十九首古詩的規模要遠遠超過前兩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評李攀龍《古今詩刪》：“是編為所錄歷代之詩，毎代各自分體，始于古逸，次以漢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繼以明，多錄同時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蓋自李夢陽倡不讀唐以后書之說，前后七子率以此論相尚。攀龍是選，猶是志也。”“熏蕕互異，此直門戸之見。入主出奴，不緣真有限斷。厥后摹擬剽竊流弊萬端，遂與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詬厲。豈非高談盛氣有以激之，遂至出爾反爾乎？然明季論詩之黨，判于七子。七子論詩之旨，不外此編錄而存之。亦足以見風會變遷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廢也。”作為前七子派的領軍人物，李攀龍無理論綱領性宣言，此詩歌選本不錄唐大歷以后及宋元詩歌的做法，成為反復古派攻擊的口實。雖然古詩與樂府詩部分受人詬病較少，唐汝諤的《古詩解》選詩面要比《古今詩刪》廣得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評鐘惺、譚元春《詩歸》：“是書凡古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大旨以纖詭幽渺為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玄妙。又力排選詩惜群之說，于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于是盡亡。至于古詩字句，多隨意竄改。”實際上，《詩歸》在當時非常流行，幾乎家置一編，洛陽為之紙貴。就選詩數量與特點而言，二書最為接近。就古詩而言，《古詩歸》錄詩八百三十六首，《古詩解》錄詩八百六十九首，相差僅三十三首；《古詩歸》錄詩最多的詩人是陶潛，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謝靈運，二十六首；第三是謝朓，錄二十二首。而《古詩解》錄詩最多的是陶潛，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謝靈運，錄二十三首；第三是謝朓，共十一首。二書非常接近，說明《古詩解》受《古詩歸》影響很大。

與前述四種古詩選本相比較，唐汝諤的《古詩解》有詳細的文字訓詁，配以串講式的評解，對每首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均有精到的分析與鑒賞，是其獨特的價值所在。有的評解參照詩人生平遭際，詩的本事背景對詩篇融會貫通，評解真義；有的評解通俗地串釋詩意，補足空白，使其語意貫通，明白曉暢。當然，限于唐汝諤對詩歌藝術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傳統的“言志”“緣情”說。對于深刻反映現實，有著豐富內涵的現實主義詩篇，僅從儒家“溫柔敦厚”的“發乎情，止于禮義”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參考文獻

[1]明人傳記資料索引[M].臺灣中央圖書館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

[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M].齊魯書社，1997年版.

[3]張廷玉等撰.明史[M].中華書局，1974年版.

第6篇：古代文學家范文

關鍵詞 國學 古典文學 文化

“國學熱”再次升溫，古代文學能否波瀾不驚，兩者的關聯度如何，對兩者關系進行研究具有現實緊迫性。筆者從歷史的視角，粗略審視國學與古代文學的文脈關系。

一、國學與古代文學的淵源

在中國傳統學術范疇將書籍分為四類，即“四部”。晉武帝秘書監荀勖的《中經新簿》將群書分為四部。唐玄宗時期，集賢院分書為四類:經、史、子、集。清乾隆年間，紀昀主持整理書籍，歷十年共收書三千四百七十種，三萬六千余冊，亦分為四類:經部(類十)、史部(類十五)、子部(類十四)、集部(類五)。孔子時有六藝，漢代設立太學，隋立國子監協調國子學與太學并另設有算學、書學、醫學等。

“國學”詞匯最早出現在《周禮?周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少舞。”《周禮?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因此，原初的“國學”，指周代中央設在王城的國家教育機構與學校，與地方鄉學相對應，由樂師、大司樂負責，與現代作為學術知識體系劃分是不同。“國學”正式稱謂產生于西學東漸，為區別“西學”而生，始于清朝末年。光緒年間，劉師培、章太炎、鄧實創辦《國粹學報》，一般認為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第一次國學思潮。第二次國學思潮發生在，標榜“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1]。第三次國學思潮發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方興未艾。[2]但“國學”依然沒有嚴格意義上定義。

“文學”一詞最早出在《論語》，指孔門四學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一，專指古代典籍。漢朝“文學”指學術，就是儒學，律令、軍法、章程、禮儀，都屬于“文學”范疇，另有“文章”指學術之外詞章。古代文學是個斷代概念，指中國有文學以來至古代社會結束整個歷史時期作品，研究與教學古代文學作品成為獨立學科。文學分為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和藝術學等。古代文學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之下。

二、國學是古代文學的底色

經、史、子、集四部中，集部包括大部分作為文學作品詩文文本，經部與子部屬于廣義哲學范疇，史部屬于史學范疇。經學是國學核心，自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成為許多朝代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式，對各個領域，尤其是對古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古代文學許多審美觀念與美學范疇以儒家經典為底色。不了解中國先秦儒學，就不能深入理解古代文學諸多觀念。如中國古代詩歌的“和諧”美，樂而不、哀而不傷，含蓄委婉，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審美效果，這就和儒學中庸思想密切相關。子書也對中國古代文學有巨大影響力。如《莊子》的恣肆、飄逸奔放行文，追求精神自由逍遙境界與全身遠害隱逸人生，心齋坐忘、虛靜澄明與言不盡意等方式，都對中國古代文人與古代文學觀念影響深遠，并構成中國詩歌、繪畫基本精神與審美范式。《莊子》看重人生個體價值，所有論述均圍繞個體生命安頓，為那些現實中受挫、失望甚至絕望文人提供了有效精神支撐。失意文人不能在現實政治中有所成，往往轉而追求個體適意藝術人生，這種藝術人生物化形態便是詩文書畫，于是就成就了中國純藝術精神。因此，不了解莊子學說，就不能完整認識中國古代文人人格與精神，也就不能全面認識其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以及其古代文學思想。

三、古代文學是國學的情感建構

古代文學以或細膩或婉約或豪放的多種表現手法，抒發人類特有的情感體驗，留下眾多千古傳唱的文學名篇。研究古代文學的歷史發現它們已經遠遠超越于國學的精神內核，塑造著中華民族特有的情感與文化。古代文學研究從孔子整理“詩三百”開始，也有兩千五百多年。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按照作品類別主體，可分為四個時期:先秦時期，或詩騷時期;秦漢至唐代中期，或詩賦時期;唐中葉至元末，或詞曲話本時期;明初至“五四”，傳奇與長篇小說時期。古代文學范圍主要是詩賦、詞曲、小說、文章，也包括俗文學、戲劇。古人敘述的古代文學主要為國學的“詞章之學”，現代的古代文學范圍已經涵蓋了文學的全方位情感表現領域。先生對“國學”理解很寬泛，他認為，“國學”在我們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縮寫，中國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文化歷史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國學”[3]。按照這種理解，古代文學就成為國學之一部分，筆者認為是很重要的核心情感表現部分。

古代文學的“感物道情”表現形式尤其突出，古代文學表現國學的過程中涌現出很多經典，很多文學作品本身就是國學精華。《詩經》與《易經》、《書經》、《禮經》、《春秋經》并重，現存《詩經》古籍就有六百余種。“經”尊為“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是“天下之公理”，思想統治地位極其崇高。先秦時期，《詩》產生和被整理，并在外交和生活中廣泛傳播。儒家的分支主張以《詩》說《詩》，還原其民歌面目，反映文學所描繪社會生活與人的思想情感，滿足審美需要，基于此，《詩經》的創作旨趣是“感物道情”，《詩經》品賞方式是諷誦涵泳，《詩經》審美品格是性情中和。《詩經》兼有經學和文學雙重身份。

古代文學本身是文學家自身的情感體驗。國學與古代文學既面對人對宇宙、社會、人生之道的體現也是人對宇宙、社會、人生的事件、生活、行為所思所想的情感敘事。有的中國古代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宗教家、史學家、經學家也有文學學說；有的中國古代文學家也有哲學的、思想的、科學的、宗教的、史學的、經學的學說，呈現出一種國學與古代文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貫通態勢。

參考文獻：

[1].新思潮的意義[J].新青年,第七卷第四號,1919.

第7篇：古代文學家范文

關鍵詞：古代文學；教學； 和諧心理；道德人格；培養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0年榆林學院院教學改革項目“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適用性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JG1002）

“教育的根本是理想人格的培養，沒有人格培養的教育是沒有靈魂的教育，沒有人文精神的教育也是沒有靈魂的教育”。健全人格是一個和諧的人格，包括健康的心理、正確的思想觀念、豐富的審美情感。健全和諧的人格有強大的適應社會的能力，面對紛繁復雜的人類社會，可以處變不驚、從容不迫。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貫穿上下五千年，容量大內容豐富。《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明清小說，孔孟老莊、李杜蘇辛……優秀的作品和品格高尚的文學家積淀了中華民族深厚的人文精神。通過古代文學的學習可以培養學生的精神氣骨，避免學生的精神日益走向庸俗與低俗，改變學生的精神面貌，使之成為擁有健全人格的人，適應當今瞬息萬變的社會。教學中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培養。

一、培養學生健康和諧的心理

心理健康是人格和諧的一個重要方面。人類社會紛繁復雜，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人類漸漸迷失了方向，急功近利、避難就易、金錢至上，心理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幸福感下降，冷漠、壓抑、心理不平衡日漸普遍化，云南大學馬加爵殘害室友事件、大學生自殺事件足以引起人們的重視與警惕。這些問題要得到解決，關鍵在于改變人們的精神、心理，培養健康強大和諧的心理，使人們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學習古代文學是一個重要的途徑，它所蘊含的豐富質樸的人類情感，面對人生的苦難與挫折、利害得失時，古代文人表現出的堅定、淡泊、豁達、自強的生活態度足以給我們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糧。

中國文學從屈原開始，似乎就是一部文人的悲歌史。屈原忠而見疑，信而被謗；李白大唱著“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李煜貴為一國之君而淪為階下之囚；蘇軾一生三次被貶謫……大批的文學家身懷壯志而仕途失意，人生的種種坎坷、苦難、打擊在他們看來是那樣的真實而正常。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他們處變不驚，寵辱兼忘，不退縮、不與世同污，潔身自愛，自強不息。蘇軾詞云“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人生的不圓滿如大自然一樣自然，那么就應該達觀的面對生活，笑對一切。活著，不要因為一點點的挫折、一時的失意灰心喪氣，甚至尋死覓活。怕什么呢？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這些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為后人樹立了正視現實、勇于承擔苦難與不幸的達觀超然的生命態度。

悲也好，喜也好，富也好，貧也好，不論何時何地，處境如何，始終不喪失生活的信念。學習古代文學，給我們勇氣、力量，使我們心境平衡、平心靜氣，擁有一個健康強大和諧的心理，在今后的道路上不論是順境或逆境，都可以立于不敗之地。

二、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人格

高尚的道德人格強調個體對家國的熱愛、對社會的責任、對人的友善與仁愛。上海大學錢偉長說，我們培養的學生首先是一個全面的人，一個愛國者，一個有文化藝術修養，道德品質高尚的人，心靈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個擁有學科專業知識的人，一個未來的工程師、專家。高等教育以德育為先。古代文學在培養學生道德情感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早在先秦時期古人就提出對“什么是美”的認識。楚國的武舉說“夫美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即善就是美，而且對上下、大小、遠近、內外各方面都要無害，孔子也說“里仁為美”，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善于是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價值取向，這一價值取向培育了一代代具有獨立人格、堅定節操的文人。孟子云“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歷代作家作品無不折射出強烈的道德力量。愛國主義、憂患意識、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成為我國經久不衰的優良傳統。

屈原為實現“美政”理想，“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表現出“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精神；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傲潔人格；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博襟；岳飛“精忠報國”，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對家國民族赤誠的愛與忠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責任感潛移默化的熏陶著青年大學生，因此，在古代文學教學中通過對作家作品的解讀培養學生成為具有高尚道德情懷的人，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在利益最大化的今天，人們爭權奪利、“以身殉名”“以身殉權”“以身殉利”，教育者傳“道”尤其的重要。要教育學生、感染學生做不被經濟奴役的人，做具有堅強氣骨的人。通過古代文學的學習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在當代有著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第8篇：古代文學家范文

1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研究現狀綜述

迄今為止，有關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的學術研究方興未艾。文學專著方面，有關文學名士的研究尚以文學史形式存于地域文學專史研究中。馬清福的《東北文學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年)與畢寶魁的《東北古代文學概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兩部著述可謂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首開東北文學史書寫先河，書中有關東北地區古代文學名士的研究，材料翔實，論斷恰切，評介公允。任惜時等主編的《東北文學通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前三章簡略勾勒了東北古代文學的發展概貌。李春燕等編著的專題論文集《東北文學綜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及《東北文學史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版)，其中關于東北古代文學研究的部分有《薩滿教文學的文化底蘊》《遼代文學通論》《清代前期東北流人詩歌創作論》《清代東北籍文人文學論》等四編。張菊玲的《清代滿族作家文學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0年)介紹部分滿族作家及其作品，張佳生的《獨入佳境滿族宗室文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宗室為視角，勾勒滿族文學發展脈絡，趙志輝等主編的《滿族文學史》(遼寧大學出版社，2002年)分卷評介了滿族先世、清代前期、中期和后期4個歷史階段，兼顧了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純文學與俗文學、滿語文學與漢語文學的學術視野，是第一部較為完整的滿族文學史。董文成主編的《清代滿族文學史論》(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涉獵到東北古代文士的創作思想。李興盛的《東北流人史》(黑龍江出版社，1996年)從文士流放視角梳理東北古代文士的生命歷程。白長青的《遼寧文學史》(遼海出版社，2004年)與徐光榮的《遼寧文學史》(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年)雖為單省地域文學專著，但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史料，后者尤以詳細挖掘、梳理遼寧古代文學名士文獻史料著稱。文學名士個案研究方面，劉曉、匡亞明所著的《耶律楚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詳盡闡述了耶律楚材的生平，并對他在諸如政治、宗教、處世哲學、詩歌、音樂、史學、天文歷法、醫學等方面的思想進行了全面探討，實事求是地評價了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與成就，是國內第一部耶律楚材研究專著。

別集整理方面，近現代大學者金毓黻主編的《遼海叢書》(遼海書社，1933~1936年)共收錄東北地區古代名士詩文集15種，分入第四、第六、第九及第十集中。所收撰述，多采用世所罕見之本。其中以傳抄本居多，家藏稿本次之。凡此諸本，今俱不易得。至于絕版復本，金氏輯補本十數種，可補前史之不足，校史之異同，為考證之資，其輯佚校補，保存文獻之功自不可滅。繼《遼海叢書》之后，興振芳主編的《遼海叢書續編》(沈陽古籍書店，1993年)收錄東北古代名士詩文集7種，均輯入第六集中。《續編》多方搜集，以補金氏之闕，將耶律楚材、李鍇等重要人物別集輯入，為后學提供方便。

單人別集整理方面，有耶律楚材、賀欽、馮惟敏及魏燮均4種。謝方點校本《湛然居士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以《四部叢刊》本作為底本，以漸西村舍本互校，并以《叢書集成》本作參考，在每篇詩文后均附有校勘記，并在全書的末尾附有《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文正公年譜》《耶律文正公年譜余記》等3種對研究耶律楚材生平有著重要價值的資料，非常便于讀者參考，為現在最好也是最為方便的一個版本。伍玉梅整理的《醫閭先生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第一部賀欽文集的校注本，工作底本是嘉靖二十三年本，校勘參以嘉靖九年本和其他各本。所用影印底本現藏于遼寧省圖書館，屬于國家第一批珍貴古籍，該書的出版為研究賀欽的學者提供了很大方便。畢寶魁的《九梅村詩集校注》以增訂新篇目和詳注的方式將魏燮均的詩文呈現于世。該書出版后引起一定程度的社會反響，鐵嶺市成立魏燮均研究會，魏燮均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多，魏燮均獲得在生前難以企及的國內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謝伯陽的《馮惟敏全集》(齊魯書社，2007年)收詩、文、散曲、雜劇及賦、詞等，其中的文主要來自《海浮山堂文稿》，該書為馮惟敏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便利。繆潤紱所著《沈陽百詠》《陪京雜述》《陪都紀略》(沈陽出版社，2009年)三部書稿由沈陽文史研究館整理校注，作為沈陽歷史文化典籍叢書第一輯出版。

學術論文方面，為考察30多年來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研究成果的數量，依照上述文學專著中涉及名士的姓名及字號等多個關鍵詞進行檢索，并按照知網提供的核心期刊和CSSCI兩種來源類別進行二次檢索，以考查論文質量。計量時，對有些與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研究主題無關卻被檢索到的論文，不計入總數;先元時期的名士，因其館藏文獻資料基本亡佚，故不在計量之內。

2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館藏文獻鉤稽

筆者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書目》(遼海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遼寧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目》(遼寧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古籍著錄系統、國家圖書館檢索系統等國家級、省級及高校各圖書館館藏書目或檢索系統，將東北古代文學名士館藏文獻資源進行系統鉤稽。這里遵循4點原則①因東北古代文學名士涌現時間多在遼代及其后，且現存世典籍文獻基本為遼代及其后，所以所選名士時間范圍為遼代至清代。②所選版本首顧單行本善本，次擇單行本良品。③沒有單行本的選用所據底本精良者的叢書本。④因顧及使用便利因素，所擇圖書館以東北地區為先。

3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學術研究建構

遼寧省關于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的館藏資源十分豐富，建構這一學術研究系統亟待提上日程。研究主要可分為4大類：典籍校注叢書、資料匯編叢書、學術專著叢書、名人傳記叢書。資料匯編叢書通過搜集整理各名士生平、仕宦經歷、著述情況、后人評介等方面資料來完成。名人傳記叢書是在典籍校注叢書和資料匯編叢書完成后的基礎上，對文學名士的生平經歷及著述作品及其熟悉的情況下方能完成。而學術研究可從文學家族研究和作家群體研究兩方面入手：

①元代遼陽耶律家族：元代杰出政治家、文學家耶律楚材被《元詩選》編纂者顧嗣立譽為雄篇秀句散落人間，為一代詞臣倡始。次子耶律鑄、三子耶律季天、孫耶律希亮都是詩人。

②元代朝陽姚氏家族：遼代西柳城(今朝陽地區)姚淵、姚樞、姚燧三代。姚樞任許州錄事判官遷河南許州(今許昌)，至元二年回遼陽行省任遼東按察使、東平宣撫史。其子姚燧是著名散文家和散曲作家。

③明代義縣馮氏家族：明代中葉馮裕，其子馮惟健、馮惟重、馮惟敏、馮惟訥、其孫馮瑗。馮裕曾受教于遼東大儒賀欽，馮惟敏更是雜劇散曲大家。

④清代沈陽繆氏家族：清代東北科舉家族繆氏的代表人物繆公恩是嘉慶道光年間東北詩壇盟主和泰斗。族人中幼弟繆德喜中進士，繆公恩的五世嫡孫繆延祺進士及第，繆氏第三個考中進士的是繆公恩的嫡曾孫繆潤黻。

⑤清代鐵嶺高氏家族：高其倬、高其位、高其倬繼室蔡婉、高其佩、高鶚。

⑥清代錦州金氏家族：金科豫、金朝覲兄弟。

⑦遼東三老研究：康乾盛世時期遼東涌現的三位詩人李鍇、戴亨、陳景元。

⑧遼東三才子研究：房毓琛、劉春烺、榮文達。

⑨沈陽三才子研究：韓小窗、喜曉峰、繆潤紱。

⑩其他相關研究：賀欽、王爾烈、常紀、多隆阿、魏燮均等。

文學家族研究和文士群體研究是東北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化和細化研究，揭示東北文學發展的內部必然聯系，給人以明晰的地方文學發展史的印象。東北古代名士的后續研究空間極大，有必要讓這些在當時曾經影響東北文化的歷史名人活起來，有血有肉，影響和鼓舞當代東北人的志氣和信心。

4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文化產業建設構想

近年來，世界許多國家都將文化產業作為新興產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之中，我國的十二五規劃也提出要把文化產業作為支柱性產業。與此相應，學界對文化產業的研究也漸成熱點。筆者將東北古代文學名士與東北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相結合，擬作簡單的構想.

5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館藏資源開發意義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群體是東北文化最佳形象代言人。名士們的人格品質和文學作品內涵是盛開在東北千百年來文化土壤中的絢爛之花，并在歷史的時空中結成多種果實，以饗東北人民。因此，著力、全方位開發東北古代文學名士館藏資源既是一種學術自覺，也是一種重視文學、文化傳承的自覺。

開發名士館藏資源有助于提升東北文化內涵，加快東北文化建設進程。地方文化是一個地方或者地域民氣的重要表現。孔子說：里仁為美，居不擇仁，焉得知?這里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選擇道德文化水平高的地區居住;二是對居住區施加影響，使其成為仁義充滿道德的人文環境。而后者即是開發名士館藏資源的重大意義所在。良性的人文環境是城市文化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搶救、搜集、系統開發東北名士館藏資源亟待提上日程。

第9篇：古代文學家范文

摘 要：中國古代文學善于運用象征寓情于物，植物的意象最為明顯，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水仙、梅花、荷花等植物在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意象非常豐富。

關鍵詞：古代文學；植物；意象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2-0008-01

中國古代文學善于寓情于物，善于運用象征等手法，最突出的表現之一就是集中于植物上賦予眾多的擬人與象征意義。植物因其外貌特征（象）而得名，然后因名成像，即文學意象。

一、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

古代文學中的意象是指作者想表達的內心情感，內心的意一般是關涉到人生世道。意象的形成與表達往往離不開“境”，意象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大部分通過含蓄、模糊手法而達到一種“境有盡而意無窮”效果。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一語道破：“一切景語皆情語也”。在古代文學中，作者把內心思想感情集中于對人生世道之悟與所描寫客觀景物完美融合起來便形成意境。

在文學作品折射的意境中，寫景狀物是為更好抒情，即化景物為情思。雖然古代文學中意象有著不同表達方式，但是可感覺到意象往往在很多情況下都是表達一種對人生感悟與思考。思考到人生短暫、痛苦等多重情愫，認識到要充分享受人生美好時光，不能浪費消耗生命，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價值，對人生充滿希望；把自己的美好希望與愿望寓情于景，托物以情等等。

二、水仙在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意象

水仙具有清韻、幽雅、芳香的特點，在歲末寒冬百花凋零時反而開花。它進入文人審美視野后，作為一個獨特意象出現于文學領域。人們賞其“形”取其神，賦水仙以“清、貞”為主的人格諸種意象。

水仙被賦予女神意象。一是作為洛神(凌波仙子)的象征意象。曹植的《洛神賦》序描述:“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毖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1]《洛神賦》作為名篇千古流芳，洛神意象也被后人反復使用吟唱。“凌波仙子”美好名字，在荊州地區沿用，被詩人們廣泛使用傳唱，作為水仙花最常用象征意象。二是湘水女神(湘妃/君)的象征意象。屈原的《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兩篇，后人以湘君、湘夫人即堯之二女為范本，構想出二女與舜之愛情故事。《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南巡湘山祠，突遇大風，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2]文學家熱衷于相信凄婉愛情故事，對娥皇女英的忠貞加以象征詠嘆，水仙的湘水女神意象就經常出現在各類文學作品中。三是漢水女神(江妃)的象征意象。漢水女神在漢代魯、齊、韓三家的《詩經》學者，曾記載故事:傳說有一位叫鄭交甫男子，在漢水之濱遇見兩位出游神女，兩相悅慕并愉快交談。神女應交甫請求，解下隨身玉佩相贈，鄭交甫喜出望外之余在舉步間卻又失去眼前神女和懷中玉佩，因此懊悔不已。此傳說烘托出水仙的縹緲與神秘意象。

水仙亦有男神意象。一是屈原的象征意象。晉.王嘉在《拾遺記.洞庭山》中記載:“屈原以忠見斥，隱于沉湖，披纂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采柏葉以合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3]屈原投汨羅江而死，被追思為水仙，而水仙姿態高雅，品性貞剛，自然將它攀附為屈原化身并將其意象與屈原相關聯。二是琴高的象征意象。后世有將水仙花比作水神琴高，《列仙傳》中記載:“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之間二百余年。后辭，入琢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于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日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余，復入水去。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沉琢中。出躍赦鱗，入藻清沖。是任水解，其樂無窮。”[4]

水仙在文學作品中被定型后，其意象也進一步繼承和品格的升華。水仙的類比意象總體有洛神、湘神、靈均、琴高、姑射、青女、素娥之類。

三、其他常見植物的古代文學意象

梅花的君子象征意象。最早記載梅的文獻《尚書?說命下》提到“若作和羹，而為鹽梅”。可見，梅花既可觀賞，又具實用的“內外皆佳”花卉，符合儒家知識分子的古代文學家價值標準。梅花喜溫濕，野生梅花多在水畔、山谷，水邊梅花有早春先發特性，后來人們對水畔梅花疏影橫斜之美的認可，梅花伴水成為古代文人對景物攝取模式之一，另外，梅花枝干橫斜孤峭挺立，被文人們贊賞和大力描寫。梅花瘦而且貞霜，磨雪折骨愈加奇，被寫進很多君子象征的文學作品中。

草的喜怒哀樂象征意象。屈原首先確立“香草美人”傳統形式，香草為美人作襯托。置草又名忘憂草，文獻最早記載于《詩經?衛風?伯兮》:“焉得首草，言樹之背。”后來朱熹注曰:“首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5]”稱其“忘憂”是因為首草，食之令人好歡樂，忘憂思，“北堂”代表母親。基于此，古代游子要遠行，會先在北堂種營草，希望母親減輕對孩子思念，忘掉煩憂。

植物之間象征意象的比較寄托愛憎情感。松、柏、梅、竹、水仙為被古人譽為五君子，后來的乾隆皇帝合詠五君子的作品最多，吩咐文征明畫松、柏、梅、竹、水仙為五君子圖，乾隆皇帝非常喜歡五君子這個組合，不但寫多首詩歌來吟詠，還特意要求臣子作五君子圖以供欣賞。松、竹、梅被合譽為歲寒三友，為中國傳統凌寒花卉，聲名地位也甚高，水仙與不相上下。通過水仙與荷花的對比，突出水仙意象的層次，水仙可傲寒，荷花在秋風中凋零;荷花根部離開淤泥不能存活，水仙卻可離開泥土，憑清水開花;水仙根部須白皓凈，可將其作為造型部分與水仙花葉同賞。有的文學作品甚至貶損荷花，居然賦予格調低下象征:以蓮花喻、候臣；但多數情況下荷花用來比喻士大夫芳潔之志，用來比喻女子貞潔自守等。

參考文獻：

[1]曹植等著，三曹集[M]，岳麓書社，1992,247。

[2][漢]司馬遷著，史記[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8。

[3][晉]王嘉，拾遺記[M]卷十，中華書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