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路遙文學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關鍵詞]比較文學教學;瑤族文學;實例研究
比較文學課程是當代高校中文系課程中較為重要的一環。比較文學相對其他分門別類的文學課程而言,其最鮮明的課程特色是跨文化、跨語言、跨國別、跨區域,這一課程特色決定了在教學過程中的通識指向,區域特色資源整合利用到比較文學的教學之中,有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廣東高校的比較文學教學中,將瑤族文學植入比較文學的課程實踐,有著廣泛的學科基礎和地緣優勢。從教學對象來看,學生中的少數民族學生群體,大多來自廣東省連南、乳源等瑤族自治縣的瑤族學生,其對民族文學加入教學內容的接受也更為清晰。因此在比較文學課程中,結合少數民族文學、尤其是當代瑤族文學與文化的內容,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本文試圖從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三個方面全方位展示比較文學教學與當代廣東瑤族文學相結合的教學實例研究。
一、教學目標
無論在以文學文科為主的高等院校,還是師范類高等院校,以及綜合類普通本科院校,比較文學課程的教學目的始終有著通識教育的帽子。因此教學目的并非功利,也并不明確具體。本人在教授比較文學的課程中,既經歷過作為選修課的比較文學教學,也經歷過作為必修課的比較文學教學。中文專業本科和中文師范專業本科的課程設置有所不同,雖然都有比較文學的課程,但前者是作為必修課程設置,而后者是作為選修課程設置,因此教學目標也因課程設置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本人曾經參考了部分高校比較文學教學的實例,力圖克服學生因教學目標不甚明確而產生的學習難題。比較文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常常反饋該如何看待這門學科的意見。不僅是教材五花八門,而且類似于古代文學教學綱要的材料也良莠不齊。由于沒有明確的教學目標,學生的疑慮隨比較文學課程設置之初就存在。本人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力求培養學生對于文學的比較意識,對于不同文化的寬容接受,以及在日后科研過程中較為敏感的思維方式。相對于集中講解枯燥理論和單純灌輸西方文化的單調性,本人發現,從區域特色出發,加入少數民族文學文化的內容,顯然更能提高學生對于比較文學的興趣和學習的效率。在參考其他民族類院校比較文學的課程中,本人發現,以羅慶春教授為主導的西南民族大學的比較文學課程研究較有特色。西南民族大學在比較文學教學中,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中與外國文學進行比較研究,特別是與境外少數族裔文學如拉美文學、印第安文學、黑人文學、亞洲各國文學等的比較研究,致力于通過對民族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動中外文化的平等對話,促進世界少數族裔文學之間的交流和共同發展……加強中國各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已經成為全球文化發展的一種趨勢和中國民族文學學科建設自身的訴求”。[1]
在比較文學課程中融入多民族文學研究的內容也有其學科建設的基礎和依據。以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為例,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專業下設有中國多民族文學比較研究、中外文學比較研究兩個研究方向。在中央民族大學的民族學碩士招生目錄中,有文化產業創意研究、中國民族社會與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等方向,恰恰相反,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專業下,有中外比較文學、多民族比較文學、東方文學等研究方向。也就是說,比較文學與民族文學學科交融的情況在中國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其合理性并且已經應用到教學實踐中。就廣東省高校而言,比較文學課程的教學目標中顯然也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和世界文學的比較研究,實質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當代廣東瑤族文學)是世界民族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社會語境下,瑤族作為廣東省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之一,其當代文學(即當代瑤歌的創作)隸屬于廣東當代文學創作的一部分,當代瑤歌的發展和流變可以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廣東當代文學的流變特征,亦可為研究轉型期廣東社會文化的發展提供參照。將如此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學與文化加入比較文學教學中,能夠培養學生對其自身所處社會環境的洞察力,從而使得比較文學教學遠離枯燥的理論,變得更加明晰,學生也更容易接受,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進一步說,在比較文學課程中結合對當代廣東瑤族文學的變遷研究,亦有助于透視轉型期中國社會少數民族文學的流變、集結和多聲部共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漢族文學書寫中,宏大敘事被逐漸解構,取而代之的是對個體價值的重視和書寫。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主線則由對社會主義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轉向了對本民族的歌唱和書寫。世紀之交,在少數民族的文化生態被現代工業化社會的洪流沖擊愈加嚴重之時,文學創作者也幾乎在同時做出反應。口傳文學作為一種能夠表達少數族裔民眾情感的文學形式,既活躍在少數民族文學的大舞臺上,又成為當代文學中的一朵絢麗的奇葩。瑤族也是如此,瑤族的主要藝術表現形式的瑤歌,而瑤歌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歌唱內容,這一點完全貫穿到了比較文學教學過程中,使得學生能夠更好的理解比較文學課程所具有的社會性。與此同時,為學生講述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瑤族歌謠,和比較文學教學相結合,能夠更加激起學生重視少數民族母語文化的保護,從而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去理解比較文學課程本身,是如何對世界少數族裔文學進行關照的。如何明晰比較文學的教學目標,區域特色的文學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教學內容
在比較文學的教學過程中,本人將民族文學和比較文學相結合的教學內容根據教學提綱劃分為幾個大類。眾所周知,比較文學中有兩大研究需要厘清: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這兩大研究構成了比較文學研究的兩大支柱。比較文學既包括了超越國界的文學研究,又涵蓋了有關文學和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的研究。美國學派更注重超越事實聯系的平行研究,而法國學者由于其固有的歐洲中心主義,和對歐洲文學的考據優勢,強調考證和依靠事實憑據來解決問題的影響研究。因此,在中國高校的課堂上,對比較文學理論中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講述缺一不可。其一,影響研究。首先,在講述淵源學的時候,課本上原本是以中國文字作品中的外來因素為例做詳細的考證,而本人加入了一場課堂討論,討論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的原型,以及少數民族文學文化中的原型問題。例如廣東的瑤族地區學生,在課堂討論中,會講述自身民族的淵源和神話傳說。本人在課堂討論中,一并補充和列舉瑤族的文學傳統:瑤族是個古老的中國南方山地民族,起源于遠古時代,《山海經》中就提及盤瓠神話。瑤族將盤瓠奉為祖先,瑤族歌謠在整個民族的文化藝術中舉足輕重,其中以《盤王歌》為最,歌詞長達3000多行,歌名多至數十種。在講述淵源學中的口傳淵源一節,本人又重新舉證,將《盤王歌》作為范例講述給學生聽,更加明晰了口傳淵源的特征和表現形式。在講述了口傳史詩之后的若干周,我又在影響研究中加入了新的討論內容,如何看待當代瑤族文學中的盤王形象。當代瑤族文學的創作中,神明和祖先、圖騰一起被重新建構、創作了。其余少數民族的作品也是如此。在指導學生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有個本科生寫的學位論文是關于一部黎族小說的。本人將課堂上所涉及的有關淵源學和影響研究的理論問題整合,加入對其的指導意見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影響研究不僅僅體現在漢族文學和瑤族文學的交融上,另外,還涉及到瑤族有語言無文字所衍生出的創作問題。瑤族作者的創作和記述一般以漢字漢語寫作為主,所以在比較文學的教學中,本人尤其強調非母語寫作的割裂與比較文學本身的聯系。然而在比較文學的教材中,很少涉及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有些民族的文學盡管有自己的語言文字,然而,在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漢化過程中,文學創作往往漸漸以漢語為主了,而本民族的語言卻已博物館化地以經書的形式存在著,已不再為人們書寫所使用,這樣的例子有彝族。本人在教學過程中,特地把以漢語漢字為主要寫作記述工具的民族文學作為案例,和學生討論如何看待非母語敘事的問題。
這一點在比較文學中較為常見,例如用英文寫作的印度人、用法文寫作的加拿大人,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寫作的拉丁美洲人等等,這樣的雜糅和交融產生了大量的燦若群星的優秀的文學作品。然后,我再給學生展示彝族和藏族用漢語寫作的詩歌的精煉與優美,展示瑤族對歌手抄的用漢語寫就的底本等等。讓他們展開課堂討論,分析非母語寫作的文學品質。生態主義是近年來較為流行的文藝理論之一。交叉學科的研究剛好契合這一理論。很多山地民族都有著天然的保護自然的傳統,而其文學作品和史詩中的顯現也很常見。在比較文學教學的過程中,將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有關生態主義的描寫、有關故鄉被現代文明和工業化社會所沖擊的焦慮展示出來,也有利于促進學生對于文藝理論的接受和理解。瑤族是山地民族,瑤歌是一種主要的藝術形式,在瑤歌中,內容五花八門,從瑤歌出發可以管窺當代社會的種種變化。另外,瑤族是一個世界性的民族。作為一種跨界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國、泰國、越南、老撾、以及一些歐美國家。因此國外瑤族的文學創作也不遜于國內,這樣,影響研究也可以部分提及國內外瑤族文學的區別和聯系。正如比較文學教學中常提及的中日文學聯系,中印文學聯系等等。苗族和瑤族的文學的比較研究也可列入其中。比如,瑤學研究者較為關注的瑤族經書問題,就具有著比較文學的意味。如瑤族在長期的跨境遷徙的過程中,諸多瑤族經書隨著瑤族的海外遷徙流傳到了國外。美、法、荷、德等歐美國家的圖書館都有不少瑤族經書。2010年,學者郭武在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訪問時,在伯德雷恩圖書館發現了近三十冊清代及民國時期流傳于云南、廣西以及東南亞地區鮮為人知的瑤族文獻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道教經卷。經過細致的甄別后,他對這些經書進行了分類,主要瑤族道教科儀、驅瘟除疾、超度亡魂與合和婚姻、治病除患等等。[2]瑤族經書在國外的流傳,在比較文學教學中可以作為流傳學的案例來探討。另外,在形象學的教學之中,本人會將瑤族文學中的漢族形象,漢族文學作品中的瑤族形象提取出來,并加以闡釋。瑤族歌謠作為最為常見的瑤族文學樣式,很容易作為教學素材,融入到比較文學的教學中去。以乳源瑤族自治縣為例,縣城位于廣東省北部,這一瑤族聚居地在瑤族的分支體系中屬“過山瑤”,其瑤歌屬勉語系。乳源過山瑤山歌可分為傳統原始體系、近代古典體系以及當代的生活散歌體系;按照內容形式可分為念歌、嘔歌兩種。[3]瑤歌圍繞《大歌書》(即《盤王歌》)的底本展開,但并非一成不變,隨著大的社會背景的變化,瑤歌的內容和歌者也有所變化。在這個流變之中,尤其是生活散歌,漢族人的形象通常會根據時代的變化而改變。
中國社會的轉型、廣東社會生活文化的轉型皆可從這一側面管窺一二。這也正是比較文學的附屬作用之一。其二,平行研究。按照美國學派的定義,平行研究就是對各民族文學所作的比較研究,其研究對象被允許彼此之間并無直接影響和聯系,平行研究是二戰后由美國學者首先提出的,也符合新批評學派直接切入文本的要求。這一定義,不僅強調了對并無相互影響或聯系的各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也提出了比較文學還包括對文學與其他交叉學科的關系研究。那么,對于比較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結合而言,“各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十分契合。本人在課堂教學過程中,通常會引入瑤族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學創作的平行研究。另外,跨學科研究也是如此,將比較文學課程引出人類學、民俗學以及田野調查的部分研究方法,能夠豐富此門課程的內容。本人在教學過程中,不僅將瑤族文學作為比較文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講述,還將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和人類學博士生關于瑤族的田野調查、語言研究文化傳播研究等納入到課程中來。在教學過程中,本人會將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和世界文學(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學)作品來進行比較。在少數民族歌者、詩人或者小說家創作的初期,其中大多數人都曾閱讀或模仿過國外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或者受其影響。以比較文學教學中所講述的詩歌為例,在加漢•拉馬賈尼在其《混血的繆斯———英語后殖民詩學》一書中,認為“詩歌是一個充滿矛盾和復合象征、反諷和隱喻的文體———很適合傳達和記錄分裂的文化經驗和沖突”。[4]他對第三世界用英語寫作的詩人作出了詳盡的分析,包括語言的混雜、隱喻的使用、詩歌形式的民俗化等等。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在創作中所經歷的雙語經驗的雜糅性和第三世界的英語詩人是極為相近的———因為他們同樣書寫了傳統的消失、母語的困境以及對“原鄉”的守望。另外,在比較文學課程中,現當代文學、少數民族文學以及相關的分支研究都被納入課堂教學分析中來。如打工文學的發展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不容忽視,當代少數民族打工文學的發展也如火如荼。這個新近出現的文學現象雖然并未大張旗鼓進入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視野,然而在比較文學層面,卻別有一番意義。首先,少數民族的文學創作者以工人的身份離開故鄉,他們進入城市,具有雙重身份,少數民族身份和鄉村打工者身份。與此同時,他們又從事文學創作,在打工之余寫作,這樣的作品頗有離散的意味,和拉馬賈尼所言的斷裂與疼痛頗為相似。在教學中,本人會引用一些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者的作品來說明這一點。原鄉在工業化社會中的消失殆盡,加之作為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化的夾縫中生存的困境,都會體現在他們雜糅的作品中。假若從比較文學視野看乳源瑤族瑤歌的變遷,不難發現,政府將居住在山上的瑤族村民,遷移到平地或者城鎮,他們的生存環境產生了變化,對歌的樣式不變,但是歌謠的內容卻變化了。本人和學生在課堂上討論這種變化發生的原因,并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去分析這個問題,能產生良好的互動,從而提高教學質量。
三、教學方法
在以上的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中提到,本人之所以踐行了在比較文學教學中加入民族文學研究的內容,是因為在全球化語境下,研究者和學習者無法僅僅滿足于就外國文學來認識比較文學,而比較文學的視野又能夠契合于民族文學研究。過去的民族文學研究則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圍內進行和展開,而在比較文學視閾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是在不同民族文學之間進行的比較性質的文學研究。從另一個側面來說,文學人類學也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樂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學人類學研究改變了原有的學科格局和文論體系,它將代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一個方向。[5]因此,我們將少數民族研究方法也融入到比較文學的教學方法中去,也是一種教學改革和創新。這種創新不僅僅是錦上添花,而且可以稱之為雪中送炭。在比較文學教學中,常常有“文學史化”的傾向,“比較文學研究的理論化與空洞化,是近30年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一種明顯走向,無論是在比較文學教材建設還是比較文學研究工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6]也就是說,將比較文學課程作為“比較文學”學科史來講述、把外國文學史改頭換面來充當比較文學的課程素材,是一種常態。因此,在我們的高等院校比較文學教學中,急需個案和素材,來充實這樣一門學科教學,使其系統化并且生動化。另外,在不提及“少數民族”概念的時候,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學”是跨民族和跨國界的,那么,僅僅談國別文學并不能代表比較文學的全部,如果將少數民族納入到比較文學的研究中,民族和國家這兩個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時空下某一國家可能包括有多個民族,某一民族卻分布在多個國家,這在比較文學的課程中,都是較為有意義的議題。例如,在比較文學教學過程中,我們還可以延伸到,就一個民族而言,也可以分布在各個區域。例如湖南、貴州、廣西以及廣東瑤歌的不同之處,在瑤族的文學傳統中,《大歌書》是最為重要的底本,然而,瑤歌的流變卻因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沿著各自不同的脈絡進行著。在以乳源瑤族自治縣為例進行考察的時候,趙天銀編著的《乳源瑤山歌謠》就十分耐人尋味。他本人在注釋中如是說:“瑤歌歌詞聯系物質實際、聯系國情文化……歌書內容豐富,有古老歌為基礎,有新時代的歌詞,親見見歷了我們乳源一些重大的歷史變遷……唱歌形成了一種自樂自娛的風俗活動。與歌謠書本是融入了客家文字的元素,仍然頑強的保留著自己民族文化向前發展”。[7]
在這本瑤歌的集子里,既能看到《大歌書》的影子,又能看到轉型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生態的變化。這樣的案例運用到比較文學課程教學中,可以使學生從周圍的熟悉的地理環境出發,從身邊熟知的民族文化特色出發,去體會丹納在《藝術空間》中所言的時代、種族、環境對于文學藝術影響的分析。在講述影響研究的時候,瑤族的宗教儀式歌謠被本人當做教學案例植入到課程中。本人用多個國家關于《盤王歌》的記述來強調比較文學的跨地域性和跨國性的“地方性知識”。每年陰歷十月十六日是瑤族的盤王節,這是瑤族人們祭祀祖先盤瓠的節日,在這個節日里,廣西、廣東、湖南等地的瑤族人都會舉行宗教儀式慶祝,稱為“拜盤王”。節日延續三天三夜,以祭祀、歌舞為主,其內容主要有請神、祈福、唱盤王歌。拜王儀式由瑤族師爺主持,儀程有請神、敬獻、調神、掛燈、拋兵等,所用禱詞、咒語奇特,和漢族的儺戲有相同之處。在祭祀的儀式結束后,瑤族民眾開始唱《盤王歌》,歌詞長達3000多行;舞蹈方面,每人手拿長約80厘米的長鼓群舞,一般為雙人或四人對舞。在盤才萬的《拜王歌堂》中,有著詳細的描述和宗教儀式祈禱詞。[8]這樣的儀式歌謠,被文本化并不僅僅是中國瑤族人的事業,在其他國家的瑤族文化研究中也多有出現。這顯然算不上是國別文學,而是一個民族在多個國家的文學。其中美國趙春道的《大王傜孫書歌牒》、日本白鳥茅郎編寫的《徭人文書》、法國雅克•勒穆瓦納編寫的《瑤人儀典繪畫》都從淵源學的角度證明了瑤族的歷史傳統和神話意象是如何跨國際傳播的。本人在列舉了相關文本以后,希望學生能夠從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出發,指出這些文本和國內盤王歌的共同點和不同點。學生分別以“十二姓瑤族人”、“廣東韶州府”等關鍵詞為例來分析他們的異同,取到了良好的效果。本人還在比較文學課堂上展示了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生深入瑤山進行田野調查的資料,瑤族人民對歌的視頻等等,能夠使學生更加直觀地了解到瑤族文化生態,從而對比較文學課程特色有著更明確的認知。總而言之,比較文學的課程教學有其多面性,如何在本科比較文學課程中注入少數民族文學(尤其是在地的少數民族)的內容,是關乎比較文學本科教學改革的一個創新議題,本文希望能得到其他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與研究同行的重視和建議,進一步地探討其學理基礎與可行性。
[參考文獻]
[1]楊榮.比較文學視閾下的四川民族文學教學與研究[J].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09(11).
[2]郭武.牛津大學圖書館藏瑤族道經考述[J].文獻.2012(4).
[3]盤桂清.乳源瑤歌與瑤族歷史簡析.廣東省文化館官方網站,電子資料.
[4]JahanRamazani.TheHybridMus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1.
[5]樂黛云.比較文學原理新編[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6]鄒建軍.論高校本科比較文學課程教學內容的文學史化[J].世界文學評論.2007(1).
關鍵詞:理工科院校 文理融合 文科定位 特色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12-012-02
當代社會面臨許多重大問題,如生態、人口、經濟規劃、城鎮建設、科技發展等,要求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通力合作,解決這些問題,即要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緊密結合起來。理工科大學人文學科的建設,正是順應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大趨勢,是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重技能、輕人文,重專業、輕基礎,重智育、輕德育的傾向, 學生人文素質的教育和培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略, 出現了專業技能和綜合素質的不均衡,導致在市場競爭中缺乏綜合實力,不能適應當前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更不利于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了扭轉這一局面,很多理工科院校都開設了文科,以此營造校園的文化氛圍,培養學生的人文情懷,增強學校的軟實力,這既是理工科大學實現綜合化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中國高等教育綜合化發展的必經之路。
一、理工科院校設置文科專業的必要性
理工科大學發展文科是人才培養目標的需要,使學生學習和掌握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但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目標。我們不僅要傳授自然科學與工科知識技能,還要從道德情操、社會責任感、工作態度、文化素養等方面教育和培養學生,使其成為全面發展的人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楊義認為,繁榮與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是一種“文化工程”,而文化工程是一種人心工程,具有四個要點:其一,涉及一個民族的總體科學、道德和精神文化素質;其二,涉及一個民族對世界、社會和人生的價值共識;其三,涉及一個民族對全局問題、突發事件和日常現象的理性思維能力;其四,涉及一個民族的社會管理和社會運行的質量和效率。科學技術賦予社會以物質基礎、物質力量和物質形式,而人文社會科學賦予社會以前進方向和精神內容。只有把物質形式和精神內容結合起來的社會,才是一個完整的充滿生命力的有機體。理工科高等院校的大學生,不僅要具備創造物質文明的才能,而且也應是精神文明的承載者與踐行者。
1.文理交叉是時展的趨勢。文理分家的教育模式使得我國理工科院校人文氛圍相對淡薄,而現代科學正在逐步形成一個具有整體功能的大科學網絡。電子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距離的縮小,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壁壘被打破,它們之間的交叉、滲透,融合成為當今文化發展的趨勢和特點。正如牛頓所說:人文與科學“在山下分手在山頂相遇”。適應科學綜合化、整體化的發展趨勢,在理工科院校發展人文學科,文理滲透,是遵循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必然的選擇。
2.文理融合是培養現代科技人才的有效途徑。科學技術的發展,信息時代的到來,使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改變,當今社會需要的人才,不再是工業文化時代的“專才”,而是具有專業知識技能的情商、智商兼具的復合式人才。而目前片面的專業教育狀況令人擔憂,科學與人文分離的結果,就會出現兩種畸形人,一種是只懂技術而靈魂蒼白的“空心人”,一種是不懂技術、奢談人文的“邊緣人”。文理相隔如山,壁壘森嚴,這種機制塑造出來的“人才”,如何在知識經濟社會擔當大任?時代向人們提出了“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強調知識、能力、素質全面發展的通才教育,而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融合才是全面素質教育的重要途徑。
3.文理滲透是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最佳方式。創新人才的重要標志是具有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創新能力源于創新思維,而創新思維則是建立在抽象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緊密結合的基礎之上。從研究方法論上說,一個科學的發明和發現,既需要歸納、演繹、分析、綜合等邏輯思維,也需要直覺、聯想、靈感等非邏輯的感性思維,只有抽象邏輯思維,而無形象思維是難以培養出創新型人才的。1981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美國加利福尼亞洲理工學院的羅杰爾?思佩里博士,以令人信服的科學事實證實了人的大腦的左半球與右半球具有不同的功能:左腦以抽象邏輯思維為主,右腦以形象直覺思維為主,各司其職,又互相協作,缺一不可。創新人才的培養,需要左腦和右腦功能的同時開發,抽象邏輯思維與形象直覺思維的共同輔佐。
早在本世紀初,西方一些著名的大學就力圖克服這種片面性,探索科技與人文的匯通之路。哈佛大學的學生在一、二年級開設“通識課程”,廣泛涉及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的內容。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科學生要學習占總課時22%左右的人文課程,即是避免技術對人的異化所采取的對策。
4.文理兼備是創辦一流大學的必由之路。學科的綜合性和人文精神的健全是大學的靈魂。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科覆蓋面都非常廣泛,學科門類比較齊全,尤其擁有強大的基礎學科,這是學科發展的源泉;同時又有許多交叉科學和新興學科,使學科群中不斷注入新鮮血液,具有旺盛的生長點。
在眾多學科中,人文學科顯得尤為重要,不僅是綜合性大學,也是理工科院校的精神筑基學科,正是它構成了一所大學文化性格的內核,是大學的靈魂所在。歷史證明,沒有人文學科豐沛的學術滋養,其它學科將有淪為技術化、工具化的危險,最終也不會得到長足的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大學的辦學理念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教育界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人文社會科學在現代大學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一流的人文氛圍,就稱不上現代意義的綜合大學”,這一理念已經深入到高等教育的各個領域。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國內一些卓有遠見的理工科大學如清華大學、北京鋼鐵學院、華中工學院等,就已領先一步,恢復或開設了人文學科。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批理工科大學也把目光投向了人文社科領域,成為繁榮發展人文社會科學事業中不可忽視的一支生力軍。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實踐,這些院校已基本完成綜合性學科布局,改變了以往“以理為主,兼有經管、人文學科”的局面,實現了向綜合性學科轉型的目標,從而奠定了向一流大學邁進的基礎。
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強調教書育人和傳承知識是大學教育的傳統。如德國的洪堡大學把人文情懷的培養、科學研究和創新知識的重任賦予了大學,美國高等教育則進一步強化了大學應當具有服務社會的責任感。由此,教書育人、科研創新和社會服務成為現代大學的基本規定。而經濟全球化和我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迫切需要具有人文情懷和創新能力的綜合性人才,這就對當代的大學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綜合化發展:一方面是指綜合性大學要有更大的學科包容面;另一方面則尤其要求理工科大學盡快實現綜合化轉型,在保證工程技術和應用性優勢的同時,加強基礎理論學科和人文社會科學。
二、理工科院校文科專業的發展路徑
理工科高校的文科有別于綜合性大學,文科建設不能一味循著綜合性大學的培養道路,實力上也很難與之分庭抗禮。要提高競爭力,就必須出奇制勝,要善于把后發的劣勢變成靈活的優勢。在設置專業時根據自身在全國高校結構體系中的地位,找準自己的學科發展定位,既要尊重學科自身發展規律,又要依托理工背景,著力創辦特色鮮明的文科專業。因此如何設置科學合理的培養方案,達到預期的目標,就成為理工科院校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由于理工科為主的大學中文科的學科地位總體偏低,基礎較差,資源有限,師資力量較為薄弱,在設立專業時不能操之過急,應當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幾個階段:
1.服務理工類學科,奠定本學科基礎。在這一階段,文科定位應是為學校的學科建設提供服務,增強本專業及與之相關專業的師資力量,為下一步的專業發展打好基礎。開設一些通識課程或選修課,如文學、社會學、勞動關系、政府管理學、國際關系、法律、哲學、心理學、音樂以及美術等學科,作為科學與工程課程的有益補充,培養理工科專業學生的綜合素養,同時積累相關的文科師資,如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許多重點理工科大學在此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嘗試和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過開設文科專業,服務學校的學科和校園文化的建設,對理工科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起到重要的影響。其一,通過開設人文學科課程,使理工科學生通過必修與選修的文科課程,獲得人文學科的知識滋養,在個體的知識結構上完成文科與理工科的融合,實現知識結構上的全面發展。其二,通過師生與學生交往影響學生,文科教師以其特有的氣質、價值取向與人格魅力,影響理工科學生。課下,理工科學生通過與文科學生的交往,受到文科學生的言行及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影響。
2.找準發展定位,確立專業方向。理工科院校與傳統文科院校的文科專業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前者很難與后者的專業水準競爭,理工科院校文科必須找準自身定位,確立與學校發展相適應的專業方向,和學校現有的學科交叉融合,增強社會競爭力。所謂的學科交叉,并不是直接將文科專業與理科專業生硬地嫁接起來,而是既要利用優勢學科,又需要保持本專業本身的特點,有目的,有針對地形成一種優勢資源的整合,加強學科之間的滲透和融合,跨學科組織學術創新團隊開展學術研究,為學生跨學科、跨專業學習提供便利。比如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文科發展策略,就是要“培植與工程、科學及數學直接相關的文科”。在它的課程中,有45%的是文科,但是以其所擁有的世界一流的理工科為基礎。例如它在管理領域取得的優勢,就是與工業生產、工程科學聯系密切的生產運行管理、運輸后勤管理、信息系統管理、房地產管理等新興學科相關,這樣的成功案例為我國理工科大學文科的設置和發展提供了思路。
3.形成特色,走向成熟。學科要發展就不能滿足于輔助和服務的地位,必須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學術和學科地位,有能夠滿足自主發展的一定學生規模、專業數量和學科層次,要形成一定的學科群。擴大學科規模,然而這種擴大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學科種類的多和全,應該更加重視學科的質量和學科間的相關性,根據學校自身的情況和追求的目標,準確定位文科發展的方向之后,就要力求形成與學校發展定位相一致的文科結構和特色,應用學科和基礎學科設置合理、協調發展。
4.服務社會,特色培養。鑒于文科教育和科研與社會需要相脫節的現象較為普遍,理工科院校的文科設置應該打破固守書齋的傳統辦學模式,及時調整和改變思路。要密切關注現實,主動投身社會實踐,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根據地方需要不斷調整學科方向,提供理論參考和咨詢服務,切實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服務。同時,還要堅持學科品格,不隨世俯仰。如果在強調服務的過程中,忽視自身學科建設和發展,其科研和人才培養就會失去依托,最終會導致服務功能的喪失,也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
大學精神在于探求真理,完善人格,教化社會,澤被人類。在當今經濟日益發展、科技突飛猛進、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勢必越來越取決于教育的發展水平,取決于高層次創新人才的總量和質量。因此,在理工科院校中構建大學精神,人文學科尤其要凸顯其文化作用,消除市場經濟使人“物化”的危險,淳化師德,涵養師生心靈,使大學真正成為知識、思想、理性、道德的誕生之所,成為人類精神的家園。
關鍵詞:路遙;作品:青年;青A
進入新世紀以來路遙和他的作品掀起一波又一波熱浪。探究路遙受歡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個人的魅力,另一方面在于作品的魅力。“從1986年到2000年間,《平凡的世界》在十五年內至少被重印過四次(1986年文聯出版公司,1993年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華夏出版社,2000年的廣州文藝出版社及太白文藝出版社)其中還不包括書攤上的各種盜版”[1];《平凡的世界》一直是盜版書攤上的暢銷書,越靠近民工聚集區的書攤上,它越是常備書。盜版書雖然大大損害了該書正版的發行量,但低廉的價格卻使它達到了許多像《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那樣在底層掙扎的人群手中。“在對大學生影響最大的前十本書的調查中,《平凡的世界》名列第一,占24.1%。”[2];“在1995年五城市青年閱讀調查中,1000多人次共提及385位作家為自己最喜歡的五位作家的人選,按照票數的多少前后排列,前十位作家的排名中,路遙居第七位”[3]。農民,打工者,學生等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讀者群,其中青年是其重要組成成員。
一p個人魅力:對苦難的超越
路遙的成功完全是個人艱苦奮斗的結果,他的一生是一部生動的個人奮斗史。路遙出生在十分貧困的農民家里,饑餓成了他兒時記憶中的陰影。7歲的時候由于家中人口過多,他被過繼給伯父。1963年路遙小學畢業,家里的日子變的更加艱難,伯父家無力繼續供路遙上學了。但是,一些同學拉著路遙進了考場,路遙想:“不管讓不讓我上學,我也要證明我能考上!”當時,路遙竟然在幾千名考生中脫穎而出,考上了當地最好的學府―延川中學。靠著同學們的接濟,一天一天地把中學讀了下來。1973年路遙被推薦到延安大學中文系讀書。在學校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性的書籍,為他將來從事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1976年8月,路遙從延安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陜西作家協會主辦的文學刊物《延河》從事編輯工作。這件事對路遙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因此獲得了從事文學創作的必要條件。從此路遙開始了他雄心勃勃的文學遠征。[4]志存高遠的路遙終于找到了實現自我的方向。
1980年他發表了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引起了文學公眾和文藝界的矚目。并因此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接著路遙發表了第二個中篇小說《人生》,又獲得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人生》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并被改編成了電影。在創作《平凡的世界》的時候,一方面他表達了為完成這一文學工程而愿“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的愿望。另一方面,一旦他接受了命運的挑戰,反而從精神上獲得大解脫,大寧靜,如同修行的教徒絕斷紅塵去,告別溫暖的家園,開始風餐露宿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他在《早晨從中午開始》有為拼力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對自己的告誡:“如果不抓住命運賜予的這個機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轍。這就是真正的悲劇,永遠的悲劇。”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路遙那獻身于文學事業的永無追悔的犧牲精神和自我折磨式的偉大勞動精神,這構成了一個作家獨具魅力的存在方式。靠著頑強的意志和堅忍不拔的精神,路遙終于在1988年5月25日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全部創作,《平凡的世界》是路遙走向苦難,挑戰自我的產品。
二、創作觀:為廣大下層人民而作
路遙作為一位社會責任感極強的作家,對作家的勞動及“為誰寫作”這類問題有著積極而正確的理解。“在他看來,從根本上講,作家寫作并不是為了自己,并不是為了自己的虛榮心能得到一種的廉價的滿足。‘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悅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代。最平庸的作家常關注著成績和榮耀,最偉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創作和勞動’ 路遙鄙棄那種高蹈的個人主義,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及虛無,頹廢的老莊主義創作傾向,也與西方現代文學中的可疑的東西保持著距離”。[5]666路遙在這種創作觀念的支撐下使得他的作品通俗易懂,使讀者與作者之間通過文本的交流更加流暢。路遙是農民出身,他知道社會底層人們的困苦生活。他同情社會底層平凡的人們,密切關注他們的生存境況和內心的感受。為那些艱辛地生活著勞動著的廣大的“農村人”寫作,特別為那些在人生的坎坷路途中艱難掙扎的青年人寫作。
“真正的小說關心的是人,敘寫的是人在某種特殊的生存環境里的人生遭遇和內心的體驗,小說家的寫作目的,就是要通過有意味的情節、意象,和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幫助讀者認識社會,認識生活,向讀者提供人生經驗和智慧,從而對讀者的人格成長和道德生活發生積極影響”。[5]667 這就是路遙小說創作的指導思想。
三、黃金信仰:受挫是失敗時的精神支柱
艾布拉母斯認為文學活動應有四個要素構成:世界、作者、作品和讀者四個要素在文學活動過程中形成相互滲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路遙是一位經過磨煉成長起來的作家,他是站在平民的立場上審視“世界”。讀者通過閱讀作品易于了解作者的思想,了解作品中描寫的“世界”,并應用讀者的生活經驗、文化修養運用想象、聯想,使作品中深層次的內涵在頭腦中具體化,形成新的“世界”。這一過程就是文學的接受的過程,是文學作品實現其價值的過程。大多數的美學家們贊同把文學接受審美價值屬性概括為悅耳悅目、悅心悅意、悅神悅志等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的三個層次”,而悅耳悅目是最基本的價值,悅心悅意較高,而悅神悅志是最高層次的。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經濟建設掛帆起航后,人們都在積極努力改變眼前的現實,驅逐昔日的貧困,謀求生存和幸福,尋找自己合適的社會地位的時候,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成為一些農村青年關注的中心。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尚未解決,而就業難,創業難,貧富差距等許多社會問題出現在青年面前。面對困難失敗挫折是難免的,失敗受挫,易使人失去斗志,就需要有精神動力的支持去繼續拼搏。路遙的作品恰在此時橫空出世,對于處于迷茫期的青年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參考文獻:
[1]熊修雨,張曉峰.穿過云層的陽光-論路遙及其創作對中國文學的反思[J].學術探索,2003(3).
[2]王繼坤.高校開設閱讀學課勢在必行[J].上饒師專學報,1999.
[3]林青.關于當代青年文學閱讀的意向的調查與分析研究[J].教育藝術,1997(4).
不久前,我國第3次出版《路遙全集》。
作為新版《路遙全集》的特邀編輯,我情不自禁地沿著那條熟悉的山徑,又一次來到延安大學校園后山路遙墓園。
在平凡的世界里匆匆走完42年人生后,路遙與他深愛的故土融為一體。山丹丹花開得正艷,仿佛在訴說著對他的思念。
農民的兒子
1949年12月2日,路遙出生在陜北清澗縣一個叫王家堡的小山村。路遙是父母的長子,屬牛,乳名叫“衛”。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在陜北像洋芋蛋蛋一樣極其普通的生命,后來竟成長為一位著名作家。
1957年,父母因家境異常貧困,無法供“衛”上學,把他過繼到延川縣的伯父那里。苦難讓“衛”過早懂事,并擁有超乎尋常的自控力。
就這樣,“衛”由清澗走到延川,成為小學生“王衛國”。伯父也是個農民,只能勉強供他上完高小。但是,王衛國在全縣一千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延川縣的最高學府——延川中學。整個初中3年,是王衛國人生最困苦最難熬的一段經歷,他基本是靠同學們的勉強接濟,才讀完中學的。
饑餓和苦難,不但沒有打倒正拔節成長的王衛國,反而更激發了他的人生志向。他經常出入于縣城書店和文化館閱覽室,在饑不擇食的閱讀中,獲得了精神的愉悅。有一天,他在《參考消息》上看到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乘坐“東方一號”宇宙飛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興奮得徹夜難眠,遙望夜空中如織的繁星,尋找著加加林乘坐的飛船軌道。他后來在創作中篇小說《人生》時,給主人公起名的第一感覺就是“高加林”3個字!
童年與少年時代苦難的人生經歷,成為路遙一生都難以排遣的生命記憶。后來,他借用《在苦難的日子里》主人公馬建強的心理活動,說出自己對苦難的理解:“正是這貧窮的土地和土地上貧窮的父老鄉親們,已經教給了我負重的耐力和殉難的品格——因而我又覺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用文學表達蒼生情懷
1970年,王衛國開始狂熱地喜愛上詩歌創作。他第一首以“路遙”筆名發表的詩作是《車過南京橋》。從此,王衛國成為文學青年路遙。
“無論沿著哪一條‘皺紋’走進去,你都能碰見村落和人煙……”新時期之初,就在許多作家忙于創作“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之時,路遙卻以深沉嚴峻的歷史眼光,敏銳地關注著生活在黃土地皺褶里的普通勞動者的生活變遷和悲歡離合,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融匯到了普通勞動者的身上。他在“城鄉交叉地帶”這個屬于自己獨特生命體驗的區位,找到了文學表達的發力點。
1981年夏,路遙在陜北甘泉縣招待所創作完成中篇小說《人生》。“每天工作18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深更半夜在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視文學為生命的路遙,僅用21個晝夜就完成了13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這部深入思考中國廣大農村有志有為青年人生出路問題的中篇小說,在《收獲》雜志1982年第3期發表后,引起巨大反響,以至于1982年被文學界稱為“路遙年”。
永遠與黃土地同在
《人生》等多篇中短篇小說的巨大成功,給路遙帶來榮耀,但他從成功的幸福中斷然抽身,進行更加艱苦的文學遠征。
1983年以后,路遙潛心創作多卷本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路遙最初決定以黃土高原農村孫少安、孫少平兄弟的奮斗為線索,用現實主義的方式全景式地書寫中國1975年至1985年10年間的城鄉社會變化。他設定這部小說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萬字”,決心要把這一禮物獻給“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
這部長篇巨著花費了路遙6年左右的時間。其中,僅準備工作就斷斷續續準備了3年——他潛心閱讀了100多部長篇小說,確立自己的小說大綱;閱讀了大量政治、經濟、歷史、宗教、文化以及農業、工業、科技、商業等方面的書籍。為了準確還原歷史,他還翻閱過這10年間的《人民日報》、《參考消息》、《陜西日報》與《延安報》。不僅如此,路遙還多次重返陜北故鄉,深入到農村、城鎮與煤礦中,進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對農村、城鎮變革的感性體驗。
路遙動筆創作《平凡的世界》時,中國新時期文壇正刮起“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過時論”的風潮。路遙卻一頭扎進銅川礦務局的陳家山煤礦,堅持用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書寫普通勞動者的命運。《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發表后,評論界幾乎是全盤否定。路遙并沒有被打懵,而是以極大的藝術自信心向著既定的目標前行,相繼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的創作。
就在路遙逆風而行、創作完成第二部的時候,他健壯如牛的身體出了問題,“身體狀況不是一般地失去了彈性,而是彈簧整個地被扯斷”,“身體軟弱的像一攤泥。最痛苦的是吸進一口氣就特別艱難,要動員身體全部殘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下坐,就會睡過去……”他甚至想到過放棄、想到過死亡,結果是他隱瞞了自己的病情,在簡單的保守治療后又開始第三部創作。
整整6年,路遙燃燒著自己的生命,以驚人的毅力為世人奉獻了書寫人民的煌煌巨著《平凡的世界》。在這部小說中,他既展示小人物不甘于屈從命運的不懈奮斗,更傳達一種溫暖的情懷,給讀者提供向上與向善的正能量。
1988年5月25日,路遙終于在陜北甘泉縣為《平凡的世界》畫上了最后一個句號。他從書桌前站起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中的圓珠筆從窗戶里扔了出去。此刻的路遙已經淚流滿面。他再一次想到自己的父親,想到父親和莊稼人的勞動……
從1988年春天開始,這部小說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長篇連續廣播”節目中播出,一連播了152天。《平凡的世界》乘著廣播的翅膀飛到千萬讀者的耳畔與心頭,并產生了強烈共鳴。可以說,是億萬讀者把路遙推到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的領獎臺上。
我只見過路遙一面,那已是二十多年前80年代初期的事了。那時各地作家協會和文學刊物的經濟情況還不緊張,現在已星散零落、被人鄙視得一錢不值的“文壇”還經常舉辦“筆會”。無非是由哪家文學雜志或者哪個省區的作協出面邀請一幫外地作家來本地聚集一次。大家都有一種解放感,無話不談,氣氛活躍。聚會中少不了吃吃喝喝、游山玩水。今天想起來,中國首開“公款吃喝”的應該是中國作家,中國作家是“公款消費”的始作俑者,罪莫大焉!也難怪今天的年輕作家特別是“80后”的一代,對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作家瞧不到眼里,氣不順。我們玩鬧的時候他們還穿著開襠褲撒尿和泥玩哩,今天也該輪著他們風光風光了。
我是在陜西作協在西安舉辦的筆會上認識路遙的。可是路遙好像出席不多,出席時也是一臉愁云,很少說話。西安筆會還安排我在“人民劇院”講了一次“創作談”。前不久,我又到西安出席“曲江電影新人新作推薦展”,和著名導演謝飛一起給電影新作頒獎,地點正是“人民劇院”。一進大門,我就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那次開講“創作談”的聚會。那時樓上樓下連通道都擠滿了聽眾,人人洗耳恭聽。今天,我看任何一個作家來講“創作談”也不會再有那么多人來浪費時間了。我一人在臺上舞之蹈之高談闊論后,陜西作協請我吃飯,路遙也在座,仍然很少說話。但吃完了飯他非常誠懇地要我到他家坐一坐,說是他家離飯店不遠。我記得他家就在陜西作協院內的宿舍樓里,連建筑面積也就七十多平方米的樣子。當年人人家里的陳設都很簡單,而路遙的家更是簡單得近乎簡陋。在他家里,和他坐在一起就和在農村炕頭上盤腿而坐沒有區別,西安這座城市立即消失了。坐下后他給我沖了杯茶,用一個烏蒙蒙的玻璃杯。我突然發現好像整個房間都和茶杯一樣烏蒙蒙的,連他整個人都籠罩在一片蒙蒙的霧中。當時在座的還有王愚,我記得從他家出來走到街上我對王愚說,你們陜西作家大概是中國作家中最不會生活的一群了。王愚跟我笑著說:對了!賈平凹剛買了個電冰箱,冰箱里放的只是辣面子和醋。那時實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經常被人談起,后來才知道忠實那時常住在鄉下。我們西北作家和農村有著割不斷的情感與生活方式的聯系,因而農村永遠是我們的疼痛點。
這是我和路遙見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應該提的是他的身后事。路遙英年早逝后不久,我去北京時見到張鍥,張鍥那時正主持中華文學基金會,而我在成立這個基金會中是出過力的,所以還有點發言權。張鍥跟我談起路遙去世后他家庭狀況和他的清貧,據說路遙彌留之際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兒。我就想起路遙邀請我到他家去時那滿臉誠懇的表情。實際上,我和路遙本來沒有多少話可說,即使在他家也沒說什么深入的話題,我和路遙是兩類性情的人。路遙要表示他的客氣,在飯桌上已經表示過了,用不著再邀我到他家去枯坐片刻。我想,冥冥中這是不是路遙要給我托付什么呢?對路遙的身后事,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才對。我力主把路遙的女兒安頓好,最好是接到北京來上學。我跟張鍥說,中華文學基金會要做事,首先要從這件事上做起。而應該說張鍥和他妻子小魯比我還熱心,在他們積極操辦下,路遙的女兒很順利地到通縣的學校上學了,并且還經常到張鍥家度假,把張鍥家當成自己的家了。
現在孩子應該很大了,算起來大約應該有了孩子也就是路遙的孫子了。
想起在省作協換屆時,票一投完,他在廁所里給我說: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倆的票比他們多!想起他拉我去他家吃燴面片,他削土豆皮很狠,說:我弄長篇呀,你給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關!想起他從陜北寫作回來,人瘦了一圈兒,我問寫作咋樣,他說:這回吃了大苦咧,稿子一寫完,你要抽好煙哩!想起《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時間受到冷落,他給我說:,一滿都不懂文學!想起獲獎回來,我向他祝賀,他說:你猜我在臺上想啥?我說:想啥哩?他說:我把他們都踩在腳下了!想想他受整時,我去看他,他說:能整倒我的人還沒有生下哩!我生病住了院,他帶著好煙來看我,說:該歇一歇了,你寫那么多,還讓別人活不活?!想起他的虎背熊腰,想起他坐在省作協大院里那把破藤椅上打盹的樣子。想起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說:這個病房好吧?省委常委開會讓我住進來的。想起他快不行了,我又去醫院看他,他說:等我出院,你和我到陜北去,尋個■住下,咱一邊放羊一邊養身子。
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他雖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讀者捧讀,他的故事依舊被傳頌。
陜西的作家每每聚在一起,免不了發感慨:如果路遙還活著不知現在是什么樣子……這誰也說不準。但肯定他會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會干出許多令人佩服又咋舌的事來。
他是一個強人。強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優秀處,也有一般人不可理解處。他大氣,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勁用狠;他讓你尊敬,也讓你畏懼;他關心別人,卻隱瞞自己的病情;他剛強自負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兒女情長感情脆弱內心寂寞。
陜西畫界有人以為自己是石魯,我聽到石魯的一個學生說:他算什么呀,不要說石魯的長處,他連石魯的短處都學不來!
路遙是一個大抱負的人,文學或許還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選擇,但他干什么都會干成。他的文學就像火一樣燃出炙人的燦爛的光焰。現在,我們很少能看到有這樣的人了。
有人說路遙是累死的,證據是他寫過《早晨,從中午開始》的書。但路遙不是累死的,他晝伏夜出,是職業的習慣,也是一頭猛獸的秉性。有人說路遙是窮死的,因為他死時還欠人萬元,但那個年代都窮呀,而路遙在陜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檔煙,喝咖啡,為給女兒吃西餐曾滿城跑遍。
扼殺他的是遺傳基因。在他死后,他的四個弟弟都患上了與他同樣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又在幾乎相同的年齡段,已去世了兩個,另兩個現正病得厲害。這是一個悲苦的家族!一個瓷杯和一個木杯在一做出來就決定了它們的壽命長短,但也就在這種基因的命運下,路遙短暫的人生是光彩的,他是以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而長壽的。
在陜西,有兩個人會長久,那就是石魯和路遙。
(選自《青年文摘》)
路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陜西作家群中一顆極為璀璨的明星, 是一個把自己獻給文學事業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義者。對于文學,路遙清楚的知道他是為什么而寫作的,他用他獨特的眼光審視著他所生活的這片土地。在路遙筆下真實再現了社會轉型時期一系列的悲劇人物與故事情節。
文學是虛構的,是作者內心真實的反映,路遙的作品正如路遙自己一樣樸實而深情,作品中充滿了悲壯與蒼涼的情感基調,不論是從作品的故事情節還是人物形象塑造無不散發出一種在困境中抉擇和勇于挑戰現實生活的悲劇美。路遙的一生都很清楚自己需要面對什么樣的困難和考驗,所以他經受住了考驗,用他的話說,就是沒有被來勢洶涌的浪潮“裹挾而去”。只可惜,命運還是毫不保留的跟他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路遙短暫的人生歷程,本身就是生命的悲劇。路遙小說的創作,正是其思想和內心世界的真實反映,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矛盾沖突的內在生命運動,是站在社會改革時期城鄉交叉的地帶去審視著一個時代的變革。路遙的筆下大部分是悲劇式的人物,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孫少平等等,正是這些悲劇式的人物才最能反映改革所給人們生活帶來的最真實的變化。
1982年,《人生》的發表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小說創造了一個身處于人生岔道口的農村知識青年的典型形象――高加林。他是一個有才識的普通農村青年,有著一顆迫切追求現代文明的誠摯之心,卻又在個人愿望與現實生活矛盾沖突中進退兩難。當高加林民辦教師的位置被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兒子頂替的時候,他只能無奈地回到高家村務農,在他憤恨失落的時候,劉巧珍的出現給了他極大的動力,兩個人不顧家長的反對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愛情長跑。可是,隨著二叔的升職,這個不幸地意外卻給了他一展宏圖的機會。然而,這確讓高加林沒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變成了那個曾經讓自己討厭過的角色,就是“靠關系”得到一份體面的縣城工作。這一切是多么的可笑,當自己民辦教師的位置被人頂替時,他是多么厭惡這個官僚社會啊,沒想到如今他也沒有禁受得住這份誘惑,這無疑是實現自己理想追求的一條捷徑。事業的蒸蒸日上使他拋棄了那個曾與他共患難的純潔善良的女人,而選擇了一個漂亮有文化又家境好的姑娘黃亞萍。然而,好景不長,被告發之后,他在仿佛在一夜之間失去了整個世界,他不得不再次回到高家村,從此陷入到了人生的低谷。
一個滿懷希望的農村知識青年,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玩笑中宣告了失敗。路遙并不是單單從愛情這個角度來呈現這場悲劇的,高加林的悲劇并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路遙通過高加林這個典型人物去透視處在社會轉型期的城鄉交叉地帶一系列向他這樣追求理想,勇于反抗的知識青年在改革的浪潮中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深刻變化。生活在城鄉的交叉地帶,使他們一邊接受著城市現代文明的洗禮,一邊又在這個封建而滯后的農村中無法脫身,說是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實則正是城鄉之間的差異導致了這一系列悲劇的產生。
路遙作品中人物悲劇的命運在城鄉二元體制的差異中越來越凸顯,城市和農村兩種完全不同的生存環境,給了人們不同的生命遭遇。可是這樣的環境并不是人們自己造成的,所以,路遙筆下的人物敢于追求反抗命運,追求新生活。還有《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他是一個積極進取,敢于拼搏的農村知識青年,小說將他求學、成長、奮斗、成熟的經歷一一清晰地刻畫在了讀者的眼前,讓我們盡可能的去認識到在改革大潮下,一個有著學識抱負的農村知識青年怎么樣在經歷了坎坷之后,毅然決然的成了一名煤礦工人。孫少平從小就喜歡讀書,一直向往著村子以外的世界,因此在縣里上高中的孫少平時刻與饑餓和貧窮做著抗爭,這也使他過早地體會到了人之于社會這個群體中生活的不易。
畢業后,對于孫少平來說,他渴望在更廣闊的天空中展示自己,就像他對田曉霞所說的:“他想到更艱苦的地方去,越遠越好,哪怕是在北極的冰天雪地,或者是杰克倫敦小說中描寫的嚴酷的阿拉斯加”,這是一顆急切渴望外出闖蕩的心,他不甘于像父親和哥哥孫少安一樣做一輩子的農民,于是背井離鄉,開始了艱難的路途。他最初為了生計做過攬工漢,后來到了大牙灣煤礦,成為了一名普通的煤礦工人。孫少平的生活觀在他成長的過程中一步步成熟起來,他從一個自卑的農民躍身成為一名吃官家飯的煤礦工人,從一個一心憧憬未來的理想青年變成了一個活在當下的現實人。在我看來,這樣的改變無疑是一種自我挑戰的成功,像孫少平一樣堅持自己的理想,敢于拼搏闖蕩的奮斗者形象,正是代表了處在社會轉型時期一大批敢于走出“農門”,接受新思想的農村青年們。
高加林、孫少平等人物形象,給了社會底層特別是處于奮斗中的青年們,以永遠的精神鼓勵。這也是他的小說的獨特審美價值所在,在這種強烈的時代氣息和歷史變革的激流中,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只能是另人更加深刻而警醒的認識到悲劇意識下的現實意義。
路遙筆下的一些人物,他們既是悲劇的犧牲者,也是悲劇的制造者。在他們身上既能看到他們渴望擺脫傳統道德的束縛,追求現代文明的理想,又能看到他們在追求現代文明的道路上遭遇的無奈和辛酸,他們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卻親手葬送了自己的人生。像是劉巧珍,雖然高加林最后負了她,可是在巧珍的心里,永遠都有著高加林的位置,那是她向傳統挑戰的最關鍵的一步,劉巧珍最終和馬栓用最傳統的儀式舉辦了二人的婚禮,就是對她追求理想與現代文明最痛苦的祭奠。再有《黃葉在秋風中飄落》的劉麗英,她渴望城里人的生活,卻在讓她一心向往的城市里,最終傷心和失望,只有回到真正屬于自己的地方才是對自己最好的選擇。像劉巧珍和劉麗英一樣的人還有很多,她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最終只能在前進的路上成為犧牲品,造就了自己悲劇的一生。
當然,這就是悲劇強大的感染力所給人帶來的最直觀的效果,路遙的悲劇讓我們既看到了傳統道德必須改進的方面,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現代文明中不合理的一面,就像路遙在《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所說的:“我無法同情他,但我憐憫他。直到現在,他還不明白他的悲劇。是的,這不僅是他的悲劇,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正是一個悲劇的時代造成了這樣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實際上,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多少個五叔一樣的人物啊!歷史往往就是這樣:一個悲劇性的時代結束了,但那些悲劇性的人物并沒有結束自己的悲劇”。
路遙的創作總是把人物置身于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沖突之中,在社會現實真實的寫照中,展現人物悲劇的命運。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物敢于反抗命運,追求人生理想的精神力量,他們不甘于命運,不甘于現實安排給他們的農民的生活道路,為了與這種既定的生活道路抗爭,他們進行了頑強的奮斗,這就是他們對待自己的人生的態度,這也同時是路遙的作品所帶給我們最深刻的思考。(作者單位:延安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1] 路遙.平凡的世界[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2] 路遙.人生[M].路遙文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7.
[3] 路遙.路遙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1.
[4] 雷達著.路遙研究資料[M].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5] 路遙著.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J].鐘山,1984,(5).
[6] 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J].語絲,1925,(15)
關鍵詞:《平凡的世界》;文本層次;語言特色;形象設計;文學意蘊
早在三國時期,經學家王弼在詮釋《周易》的時候就曾提出了關于文本層次的觀點,《周易略例》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盡管對于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來說,這種觀點有所偏頗,但王弼的先見對于理解文學作品的審美層次結構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波蘭現象學家派理論家英伽登也曾提出,文本應有由表及里的四個層次:語音組合層次、意義單元層次、多重圖式化面貌層次、再現客體層次。 概括起來,英伽登所說的文本層次就是“音、意、形”三方面,與王弼觀點相似,于是我們分析文本時可以從三個層面著手:文學言語層面、文學形象層面和文學意蘊層面。
一、《平凡的世界》的語言特色
(一)樸實平淡而幽默詼諧
《平凡的世界》以陜北黃土高原為地域背景,描摹了各階層普通民眾的生活面貌,基于這一主題,路遙在語言應用方面不斷地呈現出樸實平淡的特點。比如“她端著自己的飯菜,滿臉不高興地站在房檐下,顯然是等待最后的一個姍姍來遲者――這必定是一個窮小子,他不僅吃這最差的主食,而且連五分錢的丙菜也買不起一份啊!” 這段話路遙沒有運用任何華麗的辭藻,純粹是用最簡單的語言把高一(1)班的女值日生在等待同學來拿焦黑的高粱面饃時的不耐煩心理展現在讀者面前,既詳細地描繪一個具體的心理活動,又能夠把女值日生焦躁的內心世界毫無保留地顯現。
路遙的語言應用還體現幽默詼諧的特點。“他一個人坐在灶火圪嶗拉風箱,飯還沒熟,三個孩子像土匪一樣扒在鍋上,三下五除二就吃得差不多了。這時他也不由地想起了早年間太原鋼廠的好吃好喝。頓頓白蒸饃大肉菜,噴鼻香!那時他一頓才吃三個白饃?真是不可思議!要是現在的話……” “土匪”是貶義詞,指地方上的武裝匪徒 ,而路遙卻把孫玉亭的孩子比喻成“土匪”,表現了三個孩子極度饑餓的遭遇,進而諷刺了玉亭和他老婆賀鳳英不會過光景的事實,此時,作者的幽默感和諷刺性便躍然紙上。
(二)充滿地方特色
《平凡的世界》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最明顯的是運用了大量的“信天游”。“信天游”是流傳在中國西北廣大地區的一種民歌形式 ,充分體現了西北人民的精神、思想和感情。
“她耳邊依稀又聽見了那纏綿的信天游從遠山飄來――正月里凍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魚兒水上漂,水呀上漂來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 這是描寫田潤葉在河岸上思念孫少安時從遠處飄來的一段“信天游”,表達了潤葉即將出嫁但仍掛念青梅竹馬時糾結、無奈、矛盾、思念的復雜心情。若只用一段單一的敘述性文本來展現潤葉的內心世界,那么難免會顯得冗長、乏味,與“信天游”充滿趣味性、朗朗上口、篇幅雖小但意味無窮的特點相比則顯得暗淡。
除此之外,文中還有大量的陜北專有名詞,如“圪嶗”、“崖洼洼”;“腦畔”、“門樓”;“灶火旮旯”、“窯掌”、“腳地”等,無不體現陜北方言的特色。
二、《平凡的世界》所塑造的形象特點
孫少平是路遙在書中塑造的主人公之一,作者根據少平所處的環境的變化不斷地改變這一形象,筆者認為,路遙塑造的這個形象是成功的:這是個假定與真實相統一的形象,又是個別與一般相統一的形象。
(一) 假定與真實相統一的文學形象
“文學形象,一方面是假定的,它不是生活本身,有的甚至與生活本身的邏輯也不一致;可另一方面,它又來自生活,它會使人聯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現實生活更加真實。” 所謂的“假定性”在于小說的人和事是作者塑造出來的,讀者盡管可以找到相應的原型,但卻不能小說完全對應,因為小說創造需要虛擬性和假定性的元素,否則只是簡單地為生活記一筆流水賬,寫作者是要遭到責怪的。
雖然孫少平是一個被創造的角色,但是對于《平凡的世界》這部現實主義小說而言,他的形象是“合情合理”的,即符合客觀規定性以及反映人們真切的感受和真摯的感情。在小說開篇,路遙就描寫孫少平因為貧窮而內心極度自卑,每到用餐時間他都要等到其他同學領完各自的食物離開課室之后,才敢蹣跚而來,取走自己的幾個黑面饃。這樣的形象塑造符合窮人害怕被人歧視的心理事實,其真實性讓讀者為之動容,同時,作者在塑造自卑的少平時還寄寓無限的同情、憐愛和希望,使讀者與之共鳴。
(二)個別與一般相統一的文學形象
“文學形象作為藝術概括的方式,則始終不能摒棄個別,而且還要強化它、突出它、豐富它,是個別成為獨特的‘這一個’;與此同時,這個‘個別’又與‘一般’相聯系、相結合,個別與一般同步進行,最終達到個別與一般相統一的境地。” 孫少平既是孫少平本身,貧窮而無所畏懼、永不服輸,同時,他又是千千萬萬個渴望美好生活而不懈奮斗的農村青年的縮影。
三、豐富的哲學意蘊
筆者認為,路遙是一個認真對待生活的智者,他關注底層群眾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渴望用筆觸去填滿人們心中關于“平凡”的空白,慢慢地實現對讀者人生的啟迪。
他在書中寫道:“毋庸置疑,她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她的思想、氣質、感情、優點和缺點、都是屬于普通人的。但普通人和出類拔萃的人一樣,也有自己的歡樂和痛苦,只不過不為大多數人了解罷了。人們寧愿去關心一個蹩腳電影演員的吃喝拉撒和雞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個普通人波濤洶涌的內心世界……” 人們大都喜歡花費時間去議論公眾人物的生活瑣碎,卻不愿意將目光投射于平凡的人群。路遙尖銳地抨擊了人性的弱點,但沒有引起人們的不滿,反而引發了人們對自身的反省和無限思索,這無疑是《平凡的世界》給予讀者最寶貴的財富。
四、結語
綜上所述,《平凡的世界》在文學言語層面、文學形象層面和文學意蘊層面都極具研究價值,我們不僅可以從中窺談到文學理論的精髓,還可以通過文本分析深入了解小說的現實內涵.
參考文獻:
[1]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現代漢語詞典 [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3]路遙.平凡的世界 [M].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你的名字叫“路遙”。人如其名,你的名字是你的命運的寫照——“路漫漫其修遠兮”——充滿了荊棘和燃燒的心路歷程。厚厚的近視鏡片之后那雙識破紅塵的眼睛,眉宇間寫盡人間滄桑。你又是一塊赤金,短暫的生命創造了含金量為高純度的輝煌,你把生命發揮到極致。當你要喘息透口氣,然生命之樹猝然倒下。因此,稱“你是那顆遙遠的閃爍的星”。
我最早接觸你是在1984年那部名叫《人生》的電影。作品中看似偶然事件,看似戲劇性情節,實則反映了滄海桑田、艱辛坎坷、云詭波譎的人生,反映了橫亙幾千年的城鄉二元對立,著實讓人心酸無奈嘆息無語。當時教我的語文老師讓寫觀后感,試想一個初中生,生活閱歷無從談起,感想從何而來,只是一味譴責見異思遷的高加林。然而,充滿酸甜苦辣咸的無助人生,豈是一個“見異思遷”概括了得!
你給我的最大震撼,則是那部《平凡的世界》。
時值1990年春夏之交,我在省城讀書,有幸看到三本裝的那套書,一下子被吸引了,花了好大氣力才向同學借閱到手。我如獲至寶,愛不釋手。你寫的哪里是“孫少平”啊,你寫的是你自己,寫的更是我們自己。——村頭的裊裊炊煙,地頭黃土里的寂寞芬芳無人問津的小黃花,那條通往學校雨后泥濘的小土路,生產隊寒冬的空氣里人們呵出的熱氣,勤奮好學、孤獨多愁、敏感好勝的主人公,善良質樸、有點無知有點狡黠的村民……你繪制了一副五彩繽紛的平凡人生世間萬象的畫卷。
我不喜歡把文學作品放置于顯微鏡下用數據分析考證,憑借感覺印象予以把握可能更切中文學藝術的精髓本質。作為小說,有倚靠感覺才氣,不注重情節(甚至把小說寫成散文)的“才氣型”作家及作品,如沈從文的《邊城》;對此類才氣型的再加提煉規范,愈益“情景交融,借景抒情”,情節稍加曲折,就是孫犁的“荷花淀”類型。此兩類的共性就是“寫意性”。而“寫意性”賦予了生活太多主觀的“想當然”,“一廂情愿”顯然不等于苦澀生活的全部,自然有假的成分。第三類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代表,人物形象高度凝練,著力塑造包括人物和情節都力透紙背的“典型性”。如魯迅先生的小說。先生塑造的人物形象與其說是閏土、阿Q等個體,不如說是整個中國國民,一點雜質也沒有,總感是“書里”的人物,不是生活在街道弄巷里活蹦亂跳的人(此意思非我原創),尤其作品無處不充斥著“悲憫、冷峻、悲觀、絕望”這幾個關鍵詞的綜合意思,沒有一點笑容,閱讀總感太沉重。第四類不得不說莫言系列作品,像哈哈鏡一樣對描寫對象進行“部位伸縮”(不等比例的夸張處理),可以把太陽說成餅子,也可以把螞蟻說成騾子,還可以說成腦袋長在耳朵上,隨心所欲,曲折變形的反映生活本質。更有一種抹去時代背景,抽取故事發生地,好像在地球月亮上哪里都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人物姓名簡直是個毫無意義的符號,意象意義大于實際,如卡夫卡的《變形記》。文學藝術形式本無高低優劣之分,從接受美學的觀點說,一部文學作品的生命力和張力是由讀者和作者正解、誤讀共同創造實現的。從欣賞者個人的喜好角度而言,上述幾類我均不太喜歡。我喜歡“樹葉是綠色的,人老了要長白頭發,不吃飯餓得慌,人是要臉的”這種還原生活本色的作品。路遙的作品就屬于這種“還原生活本色”的作品。
路遙啊,你是在用你的心靈寫作,你的作品更多表達的是你的悲憫情懷、寬厚仁愛、自重自強、博大篤實、激情熱愛。你如啼血杜鵑,用絲絲入扣的語言寫世界寫人物。作者與主人公是平等的,你以平視角度觀察世界,用心靈感悟世界,以自己心靈感知對方內心,用嫻熟精準的語言描景狀物。你的作品的語言隨物賦形,始終是以口語為毛胚,加工提煉成通曉易暢的書面語,內容和語言都是本真的。寫到此處,我想起韓柳古文運動,韓柳古文運動傳承的是我們傳統的“夫不平則鳴”(創作動力),倡揚的是“明道載道”(創作內容),運用的是“質樸自由,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生活,表情達意”的古文(創作形式,即語言外殼)。我想,這也正是路遙的創作理念。路遙根植于腳下的黃土地,血脈相通于黃土地,吸吮并流淌著富有時代特色的新鮮血液,高揚博大精粹的傳統文化,謳歌勤勞正直善良進步不屈正義,鞭撻懶惰自私世故粗俗蠻橫不公。路遙,你穩扎大地,超越時空。
大哉,路遙!
從路遙這里,我們找到了欽佩追慕的榜樣,破解了“怎樣當作家,作家應該做些什么”、“當代作家該寫什么,怎么寫”這個文學現實課題。無論是作品內容,還是文學手法,路遙的成功最終歸于“真實”二字,是“浸透心血,真情實感”、“展卷方誦,血脈已張”的成功。基于“真情實感”,任何“主題先行”,任何的“為技巧而技巧”等等,都退而求其次,蒼白乏力。正是緣于“真情實感”,當作品主人公感情到了,也正是作者感情澎湃乃至噴簿欲出之時,作者此時干脆跳出來,用戲劇旁白式的語言直接拉近主人公與讀者的距離,共鳴升華,運用得那么貼切妥當,絲毫沒有突兀之感。心理獨白本是西方作品的特長,但作者已完全內化成自己得心應手的表達方式。可見,理到極處都一樣。中西方的語言能手在創新的巔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
路遙作品之于生活,不是簡單的像攝像一樣的復制實錄。他對生活有獨到而深刻的感悟和見解,洞察社會發展的大勢,剝離去除虛無浮華的雜質,讓潛流涌動但不易察覺的潮流的東西大白于讀者的視聽。現在看來,孫少平,作為一名到城里打工的地道的農民工,他篳路藍縷,一直與不公命運不屈抗爭,少平之“平”,看似“平”,實則“不平”;孫少安自然是一個有能力有思想,德才兼備但被時代和世俗湮沒才俊的農村青年,少安,名符其實,被世俗打磨棱角后的委曲求“安”。且那個年代(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已造假,說是河南人造假。看似順手一筆,但針砭時弊,有某種宿命在里面,讓人不覺想到20年后的“瘦肉精”事件。此情節不知是偶然與否,可說路遙作品內容超前意義所在之例證吧,讓人掩卷沉思。總之,《平凡的世界》”千人千面,無一雷同,我們現實中幾乎每個人都能從這部書里面找到自己,像照鏡子一樣照出了外表,更照出了自己的靈魂。受打壓被冷落遭誤解仍擇善固執義無反顧,從中找到繼續堅守本性的激勵和勇氣,拿相裝孫拿龍捉虎虛偽陰暗,若尚有些許良知,找到的是汗顏和反省!
先哲為圣賢君子規劃了人生目標:立德立言立功。花開留芳,雁過留聲。庸人活于世猶如塵世中多了一粒塵埃,庸人離于世猶如地球上消失一張吃飯的嘴。但庸人從不自認為庸人,無論凡人還是奇才,內心都愿發出不甘于平庸的豪邁聲音:我輩豈是蓬蒿人!試問,古往今來,非“蓬蒿”之輩者終究有幾人?43歲的路遙過早地離開我們,但創造了與他生命長短極不相稱的奇跡,留給我們無盡的精神財富。他的生命沉甸甸的,極富質感,不枉來世一遭。然天妒英才,英年早逝!
我仿佛看到劃破夜幕的星辰,伴隨著長長的耀眼的弧線,倏然一下懸掛在茫茫無涯的宇宙一角,恒定不動地散發源源不絕的光明,明亮的星辰似乎眨著平和又有點神秘的眼睛,微笑并側目關注著這顆蔚藍色的星球上面不斷上演的悲歡離合故事的人們。
我仿佛又聽到有個姑且稱之為上帝的蒼老悠長的聲音在召喚疲憊不堪的漂泊游子——人間使命你已完成,跟我回家吧,孩子,你太累了,也該歇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