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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價值悖論 勞動價值論 邊際效用邊際效用學派 價值 使用價值

一、水與鉆石悖論的提出和相關學派對此問題的看法

（一）水與鉆石悖論是古典經濟學上的經典案例

水與鉆石悖論，又稱價值悖論，為古典經濟學的經典案例，雖然此問題并非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最早提出，但正是他提出后，此悖論成為經濟學界的一段公案。斯密在書中說到：“沒什么東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換的貨物卻非常有限；很少的東西就可以換到水。相反，鉆石沒有什么用處，但可以用它換來大量的貨品”。(1)

具體到水與鉆石悖論上，按照斯密的理論，水對人的意義是舉足輕重的，人的生命都依靠水來維持，而反觀鉆石，則屬于奢侈品，人離開鉆石一樣能很好生活，并非必備品，因此說鉆石基本沒有什么用處。然而現實情況是，水的“價值”很低，有些地方甚至是免費的，而鉆石的“價值”非常高，有些甚至價值連城。可見斯密概念中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在應對某一物品上，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差異，即有很高使用價值的一些物品沒有或僅有很低的交換價值，而有很高交換價值的一些物品可能幾乎沒有什么使用價值。這一矛盾，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來看，困擾了邊際效用學派興起前的古典經濟學家長達百年之久。

（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對此問題的直接或間接的解答

在政治經濟學之前，斯密和李嘉圖都用了勞動價值論來衡量商品的交換價值，即商品交換價值的大小取決于其生產耗費的勞動量。其中李嘉圖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將商品分為兩類，一類是勞動不能大規模增加其數量的商品，另一類是勞動可以無限增加其數量的商品。他認為前類商品“有罕見的雕像和圖畫，稀有的書籍和古錢，以及只能在數量極為有限的土壤上種植的葡萄所釀制的特殊葡萄酒等，這類商品的價值單只由它們的稀少性決定，只隨希望得到它們的人不斷變動的財富和嗜好一同變動。”(2)可見李嘉圖也間接為水與鉆石悖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鉆石由很強的稀少性，追逐的人多了，因此價值也就上升了，并非完全由生產鉆石的勞動量來決定。

然而古典經濟學家們對此解答仍然不太滿意，他們不知道為何會出現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嚴重分離，認為僅僅用稀少性不能很好解決這一矛盾。他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決定了商品的交換價值，即“是因為人們潛入水中費力將珍珠取出，所以珍珠才有價值（即交換價值取決于人勞動），還是因為珍珠有價值，人們才潛入水中尋找珍珠？（即交換價值取決于其對人類的效用的滿足）”。

古典經濟學家薩伊反對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學說，他認為價格也即價值，取決于供求本身，而不是勞動量。水和鉆石交換價值的巨大差異也即是其各自供求的巨大差異所導致的。當然，薩伊的解答也沒有令后世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感到滿意，之后的古典經濟學家西尼爾和約翰穆勒也同樣如此，直到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

（三）邊際效用學派對此問題的解答

在當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對邊際革命十分推崇，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即他們認為邊際效用學派很好的解決了水和鉆石悖論，使得百年的古典經濟學悖論得以化解。

邊際學派中，無論是以重視心理分析方法來建立其理論體系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門格爾和龐巴維克，還是以數學方法進行論證的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和瑞士洛桑學派經濟學家瓦爾拉斯與帕累托，他們雖然所用的方法不同，然其邊際分析的本質是不變的。他們認為產品的價值取決于人們購買最后一單位該產品所產生的效用，即最后單位的效用決定產品的價值和價格。

回到水和鉆石悖論的問題本身來說，邊際學派認為水的價值取決于人們消費最后單位的水的價值，也即邊際價值。水無疑有很大的總效用，人類離開水將無法生存，然而水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擁有量是很大的，而維持人生存的必要需水量是有限的，因此人們在滿足必要用水后，還有很多多余的水量，可以滿足人類次一點的需求，如牲畜飲水和農田灌溉，如果還有多余水量，則可以滿足人類再次要的需求，如洗菜做飯，沖洗衣物等等，如果還有富余的水，將會滿足人類更次要的需求，如游泳池，人工噴泉等等，以此類推，如果該地區的水量足夠大，則使得人類的需求得以滿足到飽和狀態。在此情況下，人們消費最后一單位水的邊際效用為零，那么水的價值或價格也將為零。反觀鉆石，鉆石又稱金剛石，在地球上十分稀少，南非一鉆石礦的開采報告稱，每噸原礦中平均只能開采到不到一克拉的鉆石，其數量遠非水可以比擬，導致了人們消費鉆石最后一單位的邊際效用非常大，因此鉆石的價值或價格十分昂貴。如果改變條件，比如說處于沙漠這樣的極端情況下，幾乎沒有水源，因此身上僅攜帶的一瓶水的效用將會非常大，因為其僅僅只能滿足生存的需要，根本不可能去想什么灌溉農作物，洗菜做飯，沖洗臟物等等其他次要用途，因此，在此極端情況下，人們消費最后一單位水的邊際效用將會非常巨大，遠遠大于鉆石的效用，這一類極端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因此，邊際學派自認為其給出了古典經濟學水和鉆石悖論的最終解答。這一邊際分析方法隨即被廣泛運用在經濟分析中，被不少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是開創了經濟學說史的新局面，是古典經濟學的終結，經濟學自有了廣泛的邊際分析法后，從此進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時代。

（四）當代部分經濟學者對邊際學派解釋的批評

對某一經濟學派解釋力和預測力的批評自古有之，如同勞動價值論一樣，以邊際分析法來解釋水和鉆石悖論，并非得到了所有經濟學者的贊同。

當今一些學者認為斯密的這一所謂悖論完全是自找的麻煩，實際上根本不是什么悖論。他們認為，首先，邊際學派把計量單位不同之物等量齊觀，用所謂的消費最后一單位的邊際效用來偷換兩者屬于不同性質的概念。水的計量體積單位是毫升，升，立方米，同樣也有計量水質量的，如千克，噸等；而鉆石的計量單位僅限于毫克，克，克拉等重量單位，一般較少以體積來計量。這里就需要明確，消費最后一單位水，單位是什么，用什么來統一，可以假定都是一克的水和一克的鉆石，自然在一般情況下，一克鉆石遠遠昂貴于一克水，但是，如果消費最后一單位水不是克，而是千萬噸呢？要知道地球上水的總質量是鉆石的總質量所無法比擬的，那也就不見得一千萬噸的水會比一克拉的鉆石價格便宜了。其次，斯密把使用價值賦予了一個無交換價值的自然物品。雖然說由于環境污染，當下很多自然水已無法直接飲用，但在斯密當時，工業并不發達，水源污染少，可以說水對于人類得需求而言是充分飽和的。而鉆石雖然偶爾能在露天拾到，然最主要獲取鉆石的途徑依然是大規模開礦，故而兩者的對比是十分困難的。

二、以政治經濟學正確理解該悖論的內涵

（一）價格不是價值，生產費用論也并不構成價值本身

在當下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價值（VALUE）和價格（PRICE）并無政治經濟學下的明確概念區分。實際上，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市場價格是解釋價值最好的工具，即因該商品市場價格高，故而價值也高，同理價值高的商品必然有很高的市場價格。在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下，無論是商品市場還是服務市場，無論是勞動力市場還是資本市場，無論是租金市場還是智慧市場（包含企業家才能與創新才能），皆能實現穩定且均衡的價格和數量，因此，這一價格也好，價值也罷，即為完美市場經濟下的一般均衡價格。對此一般均衡價格，絕大部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這就是內在完美的價值。

而根據政治經濟學，價值和價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價格是對現實運行的經濟或抽象經濟中商品的交換比率，在長期穩定下，市場價格表現為市場均衡價格。而價值是解釋市場均衡價格為何會是這一價格的，這不是簡單的同義重復，而是對所以然的解釋。即為何市場上不同商品的價格會不同，價格背后的本質是什么。因此，不能以市場本身來解釋不同商品價格的不同。以人經濟活動為依托的商品價值的本質，只能由人的勞動來解釋，是人類辛勤的勞動構成了商品價值的本質。

（二）計量不同的商品何以有一樣的計價體系

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不同的商品之間很難統一單位，也即很難比較出每單位的邊際效用的大小，似乎這一點能構成對邊際學派攻擊的重傷。

然而，情況并非如此。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中，自來水也罷，瓶裝礦泉水也好，都是人們天天必備的生活必需品，離開了就幾乎不可能生存，而鉆石屬于奢侈品，能用鉆石作為裝飾品的人十分稀少，擁有哪怕是幾克拉鉆石，皆被認為是擁有較大財富，屬于上流階層的一個標志。因此，水和鉆石不能因為計量方法的不同就武斷下此結論。如果單位不同不可比較，那么幾乎任何兩個商品皆難以比較了，甚至是面包和蛋糕這樣非常相近的商品。可見，說“不見得一千萬噸的水會比一克拉的鉆石便宜了”，這無疑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

在當今社會中，特別是城鎮中，水皆有其市場標價，當然鉆石無疑有其市場標價了，在中國，一般居民消費一年的自來水用量，不過千元，而這遠不及購買一克拉鉆石的花費，且每個居民皆對自來水的消費比較隨便而對夠買鉆石卻十分謹慎，非高收入者不能買。請問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何以忽視這一明顯的社會經濟現實？如果以各自商品的計量單位不同，所以價值就不可比，那么市場經濟下的廣泛價格體系還有何意義？

（三）正確理解該悖論的重要意義

筆者認為，水和鉆石的悖論，意義重大。其揭示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和人類改造自己的客觀世界的重大意義，以及經濟交換所具有的重要特點。

水誠然是人類最重要的物品，然而并不一定構成商品的必要條件，只是在當下社會，人們逐漸在大城市居住，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使得水質污染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因此才出現自來水廠與水質凈化設施等等。這里就涉及到最關鍵的一點，即價值由什么來衡量，這么多種類的不同商品的本質是什么。商品固然有效用，不是商品的東西，對很多對人也是有效用的。比如最常見的，含有氧氣的空氣，對于每個人而言，空氣和水都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全球大部分地區的水已經成為了商品，但絕大部分地區的空氣還不是商品。當然，空氣商品的例子也是有的，在日本的超市中，有富士山附近的新鮮空氣出售，該商品滿足客人需求的出發點在于，當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造成了嚴重的空氣污染，新鮮空氣成為了大城市生活之人所無法就地獲得的物品，因此，特殊的富士山空氣出售到大城市就有能滿足人們需要的可能，在這種極其特殊的意義下，空氣也成為了一種商品。

在政治經濟學中，使用價值是物品能滿足人類需要的客觀屬性，對人類有使用價值的物品，不一定有價值，價值的產生源于勞動，勞動是物品能成為商品的最關鍵因素。同時，價值與商品也依托于市場經濟。在原始的物物交換下，交換比例取決于交換者勞動量和勞動強度，但在資本出現后的資本社會，各方所有權者皆參與總價值的分配，但價值在各所有者中的分配并不能說明價值的本源就不是唯一由辛勤勞動所創造的。因此該悖論對于政治經濟學而言，重要意義在于明確價值的內涵與外延，反擊以主觀效用和客觀生產費用論來決定價值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正確解釋價值規律和其所依托的市場經濟規律。

三、政治經濟學對該悖論的有效解釋

（一）水與鉆石的使用價值與價值

水誠然有對人類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水對于人類而言固然是有使用價值的，即能滿足人類的需要。鉆石對于人類而言，同樣是有使用價值的，斯密所謂的對人類幾乎沒有什么作用的說法，筆者認為僅僅只是對于人類的生理必備需求而言的，誠然鉆石對于人類的生存而言是可有可無的，然而不能說鉆石就沒有使用價值，鉆石不僅可以作為裝飾品與奢侈消費品，在工業化發達的今天，由于鉆石的堅硬性質，其還能作為非常好的鉆探探頭，不僅鉆探力量大，且耐磨不易損，這也是鉆石使用價值的表現。筆者認為以武斷的方式判斷水和鉆石的使用價值誰大誰小，是不妥的，他們都是對于人類而言有使用價值的物品。正如古語所謂，尺有所長，寸有所短，絕非如斯密所言的“鉆石沒有什么用處”。

價值是以市場交換為前提的，而價值的本質在于商品中所凝結的無差別人類勞動，故而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水的價值和鉆石的價值。

先看水的價值。水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里并不是用于交換的商品。那時水質沒有污染，水源也是干凈的，可以直接飲用。其勞動僅限于取水的勞動，各家各戶取水的勞動也沒有用于勞務交換，可以說屬于個人勞動，并非社會勞動，水這種東西在當時幾乎只有使用價值而無市場意義上的交換價值與價值。主要的變化是在社會進入了工業化發展時期和城市化發展時期，由于工業的污水排放，水質和水源皆出現了污染，直接取的水無法滿足人類的正常生理需要，因此才產生了自來水廠及其中的凈化水措施，乃至于修筑水庫與引水渠工程。因此水的這一商品化趨勢更明顯地發生在中大城鎮中，而在偏遠且水源豐富的農村，只要水源沒有受到工業或其他污染，水都不是商品，皆不存在價值。在城市，水雖然成為了商品，但自來水公司的供水效率比較高，凈化自來水與處理污水的能力也非常強大，輔之于當下桶裝飲用水的產業化生產，效率進一步提高。對于民眾而言，生產水的效率非常高，注定了即使水成為了商品，幾乎人人都可以消費。極端情況下，比如在沙漠上或因嚴重污染而無干凈水源的地方，水的價格非常昂貴，水的昂貴并非是缺水的緣故，一定是生產干凈飲用水的效率非常低下的原因。正如我國經濟學家譚立東先生所說的那樣，在沙漠地區，實際不是完全沒有水的，甚至很多沙漠地區反而有十分豐富的地下水，但在沙漠，取水的效率很低，因此水的價值非常高。如果在沙漠里如果可以發明大規模的取水設備時，可以預見，水的價值會大幅度下降。

那么現在來看鉆石的價值，鉆石作為一種稀有結晶體，在地球上分布十分稀少，開采難度更是十分巨大。從最初的地質勘探到最后的進入消費者環節，鉆石產業有六大環節，即勘探、開采、分選、加工、分級、銷售。勘探是尋找可供開采，鉆石礦豐富的原礦；開采即為開采原石；分選即對開采出的原石進行分類篩選；加工即對篩選出來的鉆石進行打磨加工；分級即對加工好的鉆石，根據其品相進行分級定價；最后進入市場的銷售環節。根據業內人士推斷，一噸鉆石原礦也無法提煉出一克拉的鉆石，而生產一克拉的鉆石需要經過200多萬勞動者的辛苦勞動，可見因其所蘊含人類無差別的勞動十分繁重，且該產業鏈的難度大，生產效率也低，因此其價值非常昂貴。即使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鉆石的生產效率一直難以提升。今天的鉆石主產地南非，即使采用了最先進的挖掘開采與分選機械，其效率依然不高。此外鉆石不僅有奢侈品的特征，還是很重要的工業品，隨著工業化的大發展，鉆探的需求日益增大，鉆石作為最佳鉆頭的材料無法滿足人類對鉆頭的廣泛需求，隨之產生了各種鉆石替代品，部分替代品甚至成為了比鉆石價格略微低的奢侈品，比如合成碳硅石與瑞士鉆石。

（二）邊際效用學派與馬歇爾解釋解釋的嚴重錯誤

著名經濟學家，經濟學說史上第二次綜合的完成者馬歇爾在其著作《經濟學原理》中，關于市場均衡價格的論述如下：“價值這個名詞是相對的，表示在某一地點和時間的兩樣東西之間的關系。用貨幣表示它們的價值，并稱這樣表示的每樣東西的價值為價格”(3)這一論述已經表明馬歇爾將價格與價值相混淆。隨后，馬歇爾將均衡價格理論決定于供給與需求，即他所言的“一把剪刀的兩個刀鋒”。其需求理論正是建立在邊際學派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上的，而其供給理論，是建立在生產費用理論的。

實際上，邊際效用學派對該悖論的解釋也是邊際效用論與生產費用論的結合，只是邊際學派將供給一方盡量簡化，僅僅簡化為水的供給量大，鉆石的供給量小，而突出需求一方，而馬歇爾用古典經濟學的生產費用論解釋了供給一方對均衡價格的影響，僅此而已。因此，兩者對該問題解釋的本質是一致的。

邊際學派也好，馬歇爾也罷，回避價值的本質，以市場自證市場，又將市場的地位近乎神話，將經濟學引入一種主觀決定論與市場存在即有效正確之論。邊際效用說掩蓋了價值決定的本質，雖然說以邊際效用說解釋價值有其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意識形態的因素，然而這一影響卻使得自邊際學派興起后的西方主流基礎理論經濟學，特別是價值論，長期停留在130年前的老認識上。

邊際學派所描述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客觀存在于消費者的選擇和心理感受上的，人們購買的某種商品不會過度，更不會不惜超過飽和狀態；社會上錢相對少的窮人必然將錢用在維持其生存最重要的基本方面，隨著工資的增加，工人才能逐步實現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直到較高的工資實現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然而，主觀的邊際效用論并非是市場上商品價值的源泉，主觀有很強的隨意性、盲目性和趨從性，主觀評價也會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干擾。此外，邊際學派聲稱的飽和狀態，即一個人有錢到所有商品皆能到其邊際效用為零的程度，即為人類的終極美好狀態，但是130年過去了，我們看到的是，社會無論貧富，不僅沒有任何一個人能達到總效用的飽和狀態，反而是不幸福之感越發強烈。可以說人類存在邊際效用理論所描述的現象，然而這并不能說明價值就由其來決定。

四、結束語

自1870年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來算，至今過去130多年時間了，這一所謂價值悖論的“邊際佳話”也成為了經濟學說史上的經典案例。然而時至今日，對這一經典案例的解釋依然停留在漏洞百出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和生產費用論共證價值上，這無疑是一種以市場自證市場的循環論證，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自邊際學派后的130多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而言，任何一家學說決不能不拜邊際效用學派這個碼頭。西方主流經濟學微觀部分也以此為基礎，宏觀經濟學部分，無論是新舊凱恩斯主義者還是新自由主義者，皆有邊際效用和邊際分析那只看不見的手在掌控這些經濟學家們的思維模式。由于邊際分析法在經濟學界大行其道，使得很多其他十分有潛力又深刻的經濟分析法無法施展自己應該有的空間，如分工理論和再生產理論。筆者對于經濟學界視邊際效用論為唯一價值依據，分析分析發為最主要分析手段的現實狀況表示惋惜。

反觀勞動價值論，其嚴格區分了價值和使用價值，生產的物質條件與生產的社會條件，很好的解釋清楚了水和鉆石悖論的內涵與外延，以此強有力反擊了邊際效用價值說的主管先驗與隨意性，這一解釋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意識形態上對勞動價值論的排斥，使得其不顧邊際效用理論的嚴重問題，執意堅持這樣的觀點。

水和鉆石爭議以邊際效用說的“解決”后，理論經濟學在思想空間上不是更開闊，而是更狹窄，其分析工具不是更多樣，而是更單調，近六十年來，經濟學的創新也僅僅主要集中在應用經濟學的層面上，理論經濟學的創新陷于枯竭，讓人感到非常的痛惜。筆者真誠希望有志于學習研究經濟學的同仁們，能進一步打開自己的思維空間，以更遠的角度和更高的深度來理解經濟學，開創一條理論經濟學分析方法，思維模式的新思路，發揚如勞動價值論、分工理論和再生產理論這些古典經濟學的閃光篇章。

注 釋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24頁

(2)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8頁

(3)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81頁

參考文獻

[1]（奧）龐巴維克：《資本實證論》，商務印書館，1964

[2]姚開建主編《經濟學說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美）斯坦利L.布魯著《經濟思想史》，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

第2篇：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范文

論文摘要：有些學者已經運用數理方法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進行研究，數理方法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使研究表述簡潔清晰，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本文主要對已有的幾種研究方法進行述評，從中找出它時研究經濟學的現實價值，進而豐富和發展經濟學。

近些年來，國內學者開始用數理方法度研究馬克勞動價值論，經濟學中，數理分析方法就是通過建立數學模型說明經濟運行中變量之間的關系，運用數學符號和數字算式的推導研究和表示經濟過程和現象的研究方法，是現代經濟學通行的方法。數理方法的引人使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加清晰、準確，邏輯性更加嚴密。數理方法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組成部分，那么用數理方法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使研究表述簡潔清晰，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馬克思也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簡要回顧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多年理論研究的結晶，該理論是在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了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本質。這里的勞動是指，物質生產和創造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內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馬克思在《資本論》開始寫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馬克思關于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論述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思想，對價值和交換價值進行了區分。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基礎，沒有價值就不會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

勞動二重性。勞動二重性是勞動價值論中的重要內容，馬克思關于勞動二重性的總結，“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

價值規律。商品經濟的客觀規律就是商品交換以價值為基礎，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商品的價值是通過價格表現的，價值是價格的內容和基礎，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包含的內容不是相互獨立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是由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創造出來的，其中商品的價值由價值量表示，而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所以它們之間構成了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表述及方法創新述評

勞動價值論的新表述和方法創新，并不是要否定經濟學曾采用過的表述和方法。勞動價值論是科學理論，是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的，為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證的要求，經濟學必須使自己的理論精確化，數學方法的運用會使經濟學的研究變得更加精確。

在一些學者所做的有關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某些研究中，已有運用數學模型的較好范例。如吳易風、馮金華、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數理方法進行分析，對該理論進行了新表述。

(一)吳易風運用數理方法對勞動價值論中的商品二重性、價值規律等理論進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價值生產過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體勞動反映商品的自然屬性，所以使用價值的度量只能從量數量上反映，函數式表示為Q=f(L,K)。其中，Q表示使用價值量,L為勞動力數量，創造了使用價值，K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數量，生產資料包括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

價值形成的數學模型。因為決定商品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1;是個別勞動時間的數學期望，所以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V是個別價值V的數學期望，價值形成的數學模型表示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數，其服從的分布形式由具體生產情況決定。

商品二重性的綜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的過程，抽象勞動創造新價值和轉移舊價值的過程，前面二者結合構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綜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勞動量,Lt表示物化勞動量，一方面，L。使勞動資料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生產出使用價值的數量為Q的商品，抽象勞動創造產品的價值，由于舊使用價值形態被具體勞動生產性地消費后生產出新使用價值，舊使用價值包含的價值V(Lt)被保存下來，被活勞動L。轉移到新的使用價值中，所以，商品價值中既包含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又包括活勞動轉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

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吳易風用數學方法對價值規律進行了重新的闡述。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價格自發地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當某種商品價格高于價值時，會導致該種商品的生產擴大，引起市場供給增加和價格下跌，當價格低于價值時，會導致該種商品生產縮小，市場供給減少，價格上升。

勞動價值論分析的意義:使用價值形成過程模型從物質生產角度考察了生產力和使用價值量的關系，價值形成模型說明了商品的本質和價值量的確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況了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關系;價值規律模型闡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馮金華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提出了價值函數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勞動，K為生產資料，z代表價值總量,z代表每一個商品中包含價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價值量和平均的轉移價值量組成。馬克思說:“如果僅僅就價值創造和價值變化本身進行考察，也就是說，進行純粹的考察，那末生產資料，這些不變資本的物質形態，就只是提供一種物質，使流動的、形成價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略〕可見，根據研究的需要，公式簡化為:z=L/Q。

馮金華在此基礎上引入短期生產函數Q=Q(L)，得到短期價值函數:=L/Q(L)，根據數理推導得出短期價值函數是一條從某個大于0的值開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當引人長期生產函數Q=Q(L,K)時，得到長期價值函數z=L/Q(L,K)。并詳細談論了勞動變化、資本變化、勞動和資本同時變化和同比例變化以及生產函數變化對價值量的影響。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數學原理的意義:根據價值函數的基本假定推導出了短期和長期的價值函數。

(三)白幕力以生產函數存在“資本量度和生產函數存在性問題”和效用函數存在“效用量度問題”為出發，在發展了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紙曲線，設勞動耗費函數，分析假定勞動耗費與產量之間是非線性的，邊際勞動耗費和平均勞動耗費不是常量，而是變量，所以稱為“非線性勞動價值學說”或“變量勞動價值學說”，在此基礎上推到出了市場供給曲線。廠商生產產品的平均勞動耗費為生產該種產品的廠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廠商生產成本就是勞動耗費的貨幣形式表現，成本函數就是勞動耗費函數的貨幣表現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廠商利潤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礎上，完全競爭廠商短期供給曲線就是邊際成本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也就是邊際勞動耗費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當存在外部效應時，勞動耗費曲線會向上或向下移動，完全競爭廠商長期供給曲線有三種可能的情況。綜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競爭市場短期供給曲線由短期廠商供給曲線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競爭市場長期供給曲線，當無外部效應是是水平線，當存在外部效應時一種是向上傾斜的，另一種是向下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線，提出用生產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度邊際效用來解決效用無法量度的問題，而且兩者成正比例關系。在社會是理性和邊際效用遞減的假定下，使等量勞動生產的效用相等實現社會最大效用配置，達到效用均衡。當生產某種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多，產品出售價值較高，對應的邊際效用也較高，這時消費的數量就會較少，反之.消扮的數量就會較多。因此，產品的出售價值與消費產品數量成反比關系，所以市場需求曲線是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曲線。

最后分析市場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相交的交點就是產品的市場價值或價格。短期市場均衡價格是邊際勞動耗費的貨幣表現形式，長期市場均衡價格是部門平均勞動耗費的貨幣表現形式即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案的表現形式。短期市場均衡價格圍繞著長期市場均衡價格波動，也即圍繞著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格波動。

非線性勞動價值學說的意義:推進了市場價格理論的構建。

三、總結

第3篇：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 管理勞動 勞動力素質

馬克思在批判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做了大量社會調查工作，在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研究成果上進行深入研究和總結，對勞動價值論這一科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主要貢獻,創立了科學而完整的勞動價值學說。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內容

闡明了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勞動可分為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商品二因素包含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了商品的價值，而具體勞動則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說明了衡量商品價值的唯一尺度是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闡明了價值、交換價值、使用價值以及價格之間的區別和復雜關系；建立了生產價格理論，指出了生產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轉化形式；對商品價值和貨幣價值做出了深入研究，闡明了兩者之間本質區別。肯定了科學技術、管理技術和生產資料等在生產力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并闡明了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力的關系；提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概念和劃分方法，并指出復雜勞動等于倍加的簡單勞動，指出了為何從事復雜勞動的工作者能夠拿到比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作者更多的報酬的原因。

總之，勞動價值論是關于商品的基本理論,也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理論。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對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自由市場經濟經驗的總結,也揭示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要運用勞動價值論來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用發展著的指導我國社會主義新的實踐、指導我國的社會經濟運行。

二、科學看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管理勞動的問題

過去,在人們的思想中,似乎創造價值的人是企業的直接操作人員,組織管理和從事服務的人員好像不創造價值,甚至把黨群政工部門看成是企業的包袱。其實,組織管理和協調服務,通過調整關系,理順情緒,化解矛盾,,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為生產力的發展創造安定團結的良好環境,既為勞動者提供幫助和導向,也為勞動者提高勞動能力提供條件和營造氛圍,具有雙重勞動價值。任何社會的管理勞動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它是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體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的管理勞動是為其榨取剩余價值服務的,其社會屬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故其管理勞動首先是剝削活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管理勞動一方面也是由于組織共同勞動的需要而產生的;另一方面,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因而其管理勞動具有與先進社會制度相聯系的社會屬性,具有維護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職能。

三、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對提高管理者素質的意義

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中指出: 復雜勞動等于倍加的簡單勞動，并指出了為何從事復雜勞動的工作者能夠拿到比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作者更多的報酬的原因。企業管理者是企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管理者素質的高低決定了企業的管理績效。在知識經濟的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要使企業在競爭中取勝，對企業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素質和修養，不斷提高企業管理的水平，以適應新時期的需要。

管理者應具備良好的政治思想品質。無論何時何地，企業發展都要受所處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的影響，管理者必須具備卓越的政治思維能力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這樣才能在紛繁復雜的市場經濟發展中審時度勢，根據國家的宏觀政策，制定科學可行的發展戰略。

管理者應具備廣博的知識。管理者不僅要掌握一般基礎科學文化知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知識、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法律知識等，還要有專業知識和管理知識。管理人員要從宏觀上把握全局，要有廣博的知識、廣闊的視野、清晰的認識和理解。在管理中總結規律，順應規律。

管理者應具有高超的管理能力。科學預測的能力。管理者要有超前意識，能夠高瞻遠矚，要立足當前、注重未來，正確處理短期與長期的關系，制定企業正確的發展戰略。果斷決策的能力。決策能力是管理者能力的最主要體現。抓住和贏得企業發展的各種機遇，在機遇來臨時，決不能優柔寡斷，讓機會擦肩而過。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企業管理者必須了解企業發展的現狀和變化,要準確把握企業的人、財、物等資源狀況,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識人善任的能力。企業管理者要有斷人識人的能力，要知人善任，任人惟賢。在企業發展的不同時期，適當安排、合理搭配，提高效率。團隊合作的能力。企業管理者要和下屬團結一致，使下屬參與管理，獲得自我歸宿感和個體價值的實現。

管理者應具備創新的經營理念。如今社會高速發展，企業正面臨著新科技迅猛發展的機遇和挑戰，管理者好學創新才能適應時代的瞬息萬變，滿足現狀、墨守成規就是落伍，等于扼殺組織的生命，創新是一個企業發展的源泉，惟有創新,才能使企業遠離失敗。管理者的創新體現在：對企業組織制度的創新、開發產品的創新、生產技術的創新、營銷策略的創新、人力資源開發的創新。所以，企業管理者要不斷接受新事物、新觀念，善于創新進取，時刻都有強烈的創新意識，不斷地從工作中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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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鄭麗麗.論勞動價值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應用[J]. 科技經濟市場,2007(04).

[4] 段根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對提高勞動力素質的意義[J].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2).

第4篇：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價值；等價交換；價值規律

作者簡介：張華東(1979～)，男，浙江紹興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4-0012-04　收稿日期：2008-06-07

對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人們一直存在著種種誤解。其中之一就是以為它是揭示商品交換比例法則的理論。但當我們重溫了馬克思建立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的過程之后，我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

一、從商品交換等式看勞動價值論的主題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我們知道，它是建立在“1夸特小麥=a擔鐵”這個商品交換等式基礎之上的。馬克思認為，這個等式之所以是等式，就因為在這兩種商品里面，“有一種等量的共同的東西。因而這二者都等于第三種東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種物，也不是第二種物。這樣，二者中的每一個只要是交換價值，就必定能化為這第三種東西。”(馬克思，1975)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這種共同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的天然屬性”(馬克思，1975)，而是勞動產品這個屬性，是消除了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后的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即價值。問題就在于這個商品交換等式中，更確切地說，是在于等式的“a”中。因為a決定了等式右邊鐵的量是不用確定的。或者說是可由市場確定的。它可以是1，也可以是2、3、4以及任何一個量，只要這個量是市場決定的，而不是人為確定的即可。所以，當市場上(平均來說)是1夸特小麥與1擔鐵相交換，它們二者是相等的價值；當市場上(平均來說)是1夸特小麥與2擔鐵相交換，它們二者還是相等的價值。因此，無論1夸特小麥與多少擔鐵交換，只要是市場決定的，它們都是等量的價值。所以，在馬克思看來，1夸特小麥到底是與多少擔鐵相交換這個問題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不管二者的交換比例怎樣，總是可以用一個等式來表示”(馬克思，1975)。所以，對于商品交換，馬克思在乎的是“等式”本身，更確切地說，是在乎等式中“共同的東西”是什么，而那些認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主題是揭示商品交換比例法則的學者在乎的卻是其中的“a”應該等于多少。二者的區別就在于：如果在乎的是等式，那么要揭示的就是等式兩邊的物所具有的共同的某種屬性是什么，如在等式“1噸鐵=1噸棉花”中，使等式成立的共同的屬性就是重量，而在“1噸鐵=1千克棉花”中，其共同的屬性可能就是體積；而如果在乎的是等式兩邊的物各自的量的比例，就必須先確定要比較的共同的屬性是什么，如只有在已確定要比較的屬性是重量的條件下，與1噸鐵對應的棉花的量也應該是1噸，然后才可以確定棉花的量是1噸；如已確定要比較的是體積，那么與1噸鐵對應的棉花的量就應該是1千克。在這兩種情況下，與1噸鐵對應的棉花的量，是確定的，而不會像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換等式時那樣，可以不管與1夸特小麥相對應的鐵的量到底是多少，因為如換作別的量，等式就不能成立。而對那種持有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主題是揭示商品交換比例法則的理論的觀點的人而言，共同的屬性是什么是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揭示1夸特小麥為什么(平均來說)是與a擔鐵相交換，而不是與a+1、a-1以及其它數量的鐵相交換。因此，“a”的值必須是確定的，而不能用字母代替。因為只有確定了“a”的具體值，比如a=1，才會有為什么1夸特小麥只能與1擔鐵相交換，而不能與其他數量的鐵相交換。此時勞動價值論才有可能是揭示商品交換比例的法則的理論。可事實并非如此，a到底為多少，馬克思并不在意，是處于可以“不管”的地位的。由此可見，那種認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主題是說明商品交換比例決定的法則”的觀點是不符合馬克思的本意的。如果馬克思的本意真是要說明商品交換比例決定的法則，那么，他在這個交換等式中要著重解釋的是為何1夸特小麥是與a擔鐵(而且這里的a必須是具體的數字，而不能用字母代替)，而不是與別的量的鐵相交換，至于等式中“等量的共同的東西”到底是什么，倒還是次要的問題，甚至可以完全不管。可馬克思并沒有這樣做，他并沒有把注意力放在a上，而是放在“等量的共同的東西”到底是什么上。所以，整部《資本論》也并不沒有把注意力放在x量商品A到底應該或能交換到多少量的商品B上，而是放在創造價值的勞動與不創造價值的資本、土地及其人格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顯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重點不是說明商品交換比例如何決定，而是要說明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而不是由資本、土地創造的。在此基礎上，剩余價值論要揭示的就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通過剝削無償占有了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如果勞動價值論的主題是揭示商品交換比例的法則的理論，那么剩余價值理論根本就建立不起來。

二、從價值的特點看勞動價值論的主題

既然無論1夸特小麥與多少擔鐵交換，只要是市場決定的，它們都是等量的價值。那么，反過來，從價值相等這一條件出發，我們也根本無法預測到底1夸特小麥能交換多少擔鐵。因為無論1夸特小麥交換多少擔鐵，它們的價值量都是相等的。在此，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價值這種商品所具有的屬性，與物體具有的其他的天然屬性如體積、長度等是完全不同的。因為拿體積來說，如果甲的體積是乙的2倍，那么1甲只能等于2乙，用等式表示就是“1甲=2乙”，如果把乙前面的2換成3或別的數字，要么等式不能成立，要么相等的是其他屬性，比如長度，而不可能依然還是相等的，而且相等的屬性依然還是體積。當然，在甲和乙的長度和體積之比均為2：1的情況下，等式“1甲=2乙”中“等量的共同的東西”并不是唯一的，它既可以是長度，也可以是體積。但單就長度或體積而言，甲和乙要能相等，其前面對應的數字肯定是唯一的，如就“1甲=3乙”這個等式來看，其中“等量的共同的東西”肯定就不會是長度。而價值卻不同，只要是市場決定的(平均)交換比例，無論是1夸特小麥與1擔鐵交換，還是與2擔鐵交換，其中“等量的共同的東西”都是價值。之所以會有這種差別，就在于價值這種商品所具有的屬性，不像長度、體積等屬性是物體固有的一種天然屬性，因而是客觀的、確定的，價值是以物的形式反映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以具有主觀性和不確定性。其主觀性表現在小麥的生產者可以自己消費因而使他的小麥不具有價值，也可以交換出去因而使其具有價值；其不確定性表現在1夸特小麥可能可以換回1擔鐵，也

可能換回2擔鐵，甚至還有可能根本換不到鐵。價值的這種特點告訴我們，價值與長度、體積這種天然屬性是不同的，它并沒有一個確定的量，它倒是比較像漂亮、刻苦、勇敢這些屬性。以勇敢為例，盡管我們根本不知道張三和李四所具有的勇敢這種屬性的具體的量是多少，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根據一遇危險張三總是沖在李四的前面這一點，得出張三比李四勇敢這個結論；價值也一樣，盡管我們根本不知道汽車和自行車的價值到底是多少，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根據前者的價格總是高于后者這一點，得出汽車的價值比自行車的大這個結論。

價值這種屬性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決定了勞動價值論只能說明什么創造價值，什么不創造價值，它不能說明某個商品的價值量到底是多少，兩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應該是怎樣的，也不能說明這個人的勞動創造了多少價值，那個人的勞動創造了多少價值，以及這二人各自創造的價值的比例是多少，這些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只能由市場決定的，而不可能由勞動價值論或者西方經濟學中的其他理論決定。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馬克思認為“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馬克思，1975)。在此，“社會過程”顯然是指市場的商品交換過程。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用復雜勞動生產的x量商品A，能交換多少量的用簡單勞動生產的商品B，不是由前者勞動的復雜程度是后者的幾倍在生產時就可以確定的，而是在有了x量商品A可以交換Y量的商品B這個現實交換之后，我們才能確定前者勞動的復雜程度是后者的幾倍。因為從理論上看，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在質上就不一樣，根本不可能有量的比例，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從生產小麥的勞動的復雜程度是生產鐵的勞動的幾倍，推斷出同一時間內生產的小麥和鐵將會以什么比例進行交換。這再一次說明了勞動價值論實際是說明勞動創造價值，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的理論，而不是揭示商品交換比例的法則的理論。事實上，商品的(平均)交換比例是多種因素通過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根本不可能是由勞動及其復雜程度單獨決定的。比如，在勞動產品沒有用的情況下，不管你為生產它花費了多少勞動，勞動的復雜程度有多高，它都沒有價值。不僅如此，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如果物沒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用，不能算作勞動，因此不形成價值。”(馬克思，1975)由此可見，對于商品交換而言，有用性是比勞動更本源的東西，所以與其說是勞動決定商品交換比例，倒不如說是有用性決定了商品交換比例。

三、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角度看勞動價值論的主題

當我們說勞動價值論不是揭示商品交換比例的法則，它不能確定某種商品的價值量到底為多少時，肯定也有學者會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有確定商品價值的量的內容的，這主要表現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范疇上。馬克思認為，“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馬克思，1975)。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它是指“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馬克思，1975)。這段論述很容易讓我們將其誤解為“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而勞動時間，是可以實地衡量的，所以商品的價值也應該是可以衡量的。可惜這是一種誤解。因為價值是抽象勞動，而抽象勞動和現實勞動即具體勞動，盡管都有“勞動”二字，卻有著天壤之別，尤其是在可衡量性上。具體勞動的勞動時間，顯然是可以計量的，因為具體勞動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持續性的行為；但抽象勞動的勞動時間，光是抽象勞動就讓人難以捉摸，而其勞動時間，則更讓人無法把握。我們可以確定一個勞動者一天的具體勞動的勞動時間不會超過24小時，但是對于抽象勞動的勞動時間，我們卻無從確定。小麥的生產者尚且可知他為生產小麥花費了多少時間，但他不可能知道他生產小麥的抽象勞動是指什么，更不可能知道在抽象勞動的意義上，他勞動了多少時間。事實上，他在生產小麥時，根本不可能知道小麥的產量將會是多少，也不知道小麥的價格將會是多少，甚至都不知道他所生產的小麥是否能交換出去，有多少小麥會爛在倉庫里。因為對于商品的交換比例或價格而言，在交換發生之前，就如同彩票在開獎之前一樣是不可能知道其結果會是什么(當然，我們并不否定正確預測到商品交換比例或價格的大致范圍這種可能性)，只有在交換發生后，才能如彩票開獎后一樣知道其結果是什么。因此，價格不是由理論家在書房里通過對一系列參數進行某種運算后得出的，而只能是由市場交換決定的。所以，抽象勞動的勞動時間，也不可能在市場之外得到。

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其概念上看，如果不是太計較于什么算是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是否可以平均這些問題，它倒是可以計量的，但計量的出來的結果是否真能說明商品的價值量呢?對此，我們可以作進一步的分析。但首先，我們要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中的“某種使用價值”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指某種商品，比如小麥，還是指一定量的某種商品，如1千克小麥。如是前者，假如我們知道整個社會的小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4萬小時，而鐵是1萬小時，此時二者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比是4:1，又因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其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所以小麥的價值量就是鐵的4倍，所以就有等式“1小麥=4鐵”，但這個等式顯然與前面的“l夸特小麥=a擔鐵”這個等式相矛盾，因為前者沒有單位，后者有單位，二者顯然不是一回事，而既然后者中“等量的共同的東西”是價值，那么前者中“等量的共同的東西”的肯定不是價值，而且現實中也不存在這種不帶單位的商品交換。因此，這種理解方式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使可以計量，計量的也不是商品的價值。如果是后者，根據克思的“在考察使用價值時，總是以它們有一定的量為前提的”(馬克思，1975)這個表述推斷也應該是后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1萬噸小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1萬小時，其傳遞給我們的信息無非是告訴我們，整個社會生產小麥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是1噸小麥／小時，因此，這里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反映的“價值”的實質是“勞動生產率”，更確切地說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此時，“價值”就成了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代名詞。在這種條件下，價值與勞動生產率必然是成正比的，但這與馬克思所說的“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馬克思，1975)相矛盾。總之，無論作何種理解，如果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以實際計量，它所反映的內容就不再是價值。

如此一來，如何理解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范疇就成了一個謎。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馬克思盡管認為“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

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后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馬克思，1975)，但他并沒有再回到“1夸特小麥=a擔鐵”這個等式，通過對兩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實地調查，確定其中的a到底應該是多少，然后比較市場上這兩種商品的實際(平均的)交換比例是多少，是與a相等的，還是不相等的，從而說明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這個論斷到底是科學的還是不科學的，是經得起實踐的檢驗還是經不起實踐的檢驗。我們知道，他并沒有這樣去做，而且至今也沒有哪個學者去這樣做過。因此，無論是“1夸特小麥=a擔鐵”這個等式，還是“20碼麻布=1件上衣”，“20碼麻布=2鎊”，它們都不是來自于馬克思對這些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實地調查比較的結果，而是或者來自于假設，或者直接來自于市場。就如同我們前面提及的汽車的價值比自行車的大，并不是在通過比較二者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后得出的，而只是根據前者的市場價格總是高于后者這一事實得出的。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我們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主題是揭示商品交換比例法則的理論，那么，我們就必須同時承認勞動價值論還不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的理論。

四、從價值規律的實際意義看勞動價值論的主題

之所以會有很多學者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揭示商品交換比例法則的理論，很大程度上受了價值規律內容的影響。從大家公認的商品交換的法則即所謂的價值規律的內容來看，它包括了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和商品交換必須以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這兩部分內容。且不管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不可以實際計量的問題，著作中涉及的所有的商品，其價值無一是通過其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的，因此，對于商品的價值量的確定而言，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都是處于“虛置”狀態的，并沒有實際用處。就拿勞動力商品來說，勞動力的價值并不是直接由“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馬克思，1975)，而生活資料的價值，馬克思也沒有回到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這個定理，通過市場調查確定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多少，進而確定勞動力的價值應該是多少，而是要么直接將工人的工資當作勞動力的價值，要么是將生活資料的價格或平均價格之和當成勞動力的價值，一句話，商品的價值量到底是不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并不影響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的確定。實際上，勞動力的價值就是勞動者的工資，現實中勞動者的工資是多少，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就被認為是多少。當然，馬克思也談及過資本家為了從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有時也會采用將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之下的辦法。但他所作的“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這個結論，并不是通過調查確定了勞動力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后得出來的，而是從工資過低這個現實中得出的，但嚴格來說，即使工資再低，如果不能確定與之相比的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到底是多少，也不能武斷地認為此時工資就一定低于勞動力價值。因為要對兩個數值作比較，首先得確定要比較的兩個數值到底是多少了之后才能進行，只知道其中一個，而根本不知道另一個為多少，僅根據前一個數值比較小就認為它小于后者，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不過，這種不科學的態度倒是能說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范疇是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因而即使沒有這個范疇也不影響勞動力的工資只是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勞動者勞動創造的全部的價值這一命題，這一點同樣也可以從以下事實中得到應證，即盡管我們至今都沒有實地調查計算過哪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這并沒有妨礙我們將兩商品的價值進行比較，以及將其價值與價格進行比較。

而就等價交換而言，則更是處于“虛置”狀態，因為我們根本看不到有不等價交換的存在，正如馬克思所說：“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馬克思，1975)，根本就不存在不等價交換。而本來可以理解為是不等價交換的勞動力與資本的交換在馬克思看來依然是等價交換，因為如果認為這是不等價交換就會讓人誤以為資本家是通過不等價交換即“賤買貴賣”、“低進高出”來發財致富的，而不是通過剝削工人、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來發財致富的，還有可能讓人誤以為剩余價值是在流通領域產生的。因此，只要是市場中的商品交換，就一定是等價交換。由于根本不存在對應的不等價交換，等價交換就沒有實際意義，因為既然只要是商品交換，就一定是等價交換，此時再說它是等價交換的就沒有什么意義，就如當世界上只剩下男人根本沒有女人時，再說男人是男人就沒有什么意義一樣。當然，之所以不存在不等價交換，根本原因就在于本文一開始就分析了的商品交換等式中的“a”，馬克思是根本不管的，因此a是由市場自身決定的，所以沒有一個另外的標準來衡量由市場產生的商品交換比例到底處于什么樣的狀態，是等價的還是不等價的。而在分析勞動力與資本的交換時，馬克思秉承了他在分析“1夸特小麥=a擔鐵”這個商品交換等式時的方法，即他并沒有從勞動力商品到底應該交換多少量的貨幣才會使等式成立這個角度進行分析，而是從勞動力與貨幣交換時相等的“共同的東西”是什么這個角度來進行分析，指出是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勞動的價值，或工人在勞動時間內創造的價值。總之，由于作為商品交換比例法則的價值規律的兩個內容在經濟學中處于“虛置”狀態，因而揭示商品交換比例法則不可能是作為經濟學基石的勞動價值論的主題，否則，整個經濟學就成了空中樓閣。

五、從《資本論》的主要任務看勞動價值論的主題

我們知道，勞動價值論是經濟學巨著《資本論》的理論基石，因此，我們也可以從《資本論》的主要任務這個角度來說明勞動價值論的主題到底是不是揭示商品交換比例法則的理論。

第5篇：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行政管理人員　勞動價值形態　功能特點

    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施政主體的勞動要素不健全和結構搭配不合理而產生的低效、負效情況屢見不鮮。同時，由于對勞動效果評價不準和判斷失誤而導致施政活動進人無謂重復、惡性循環的情況也時常發生。因此，有必要對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形態和效果形態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形態

    人類勞動歸納起來有三種不同的存在形態，即潛在形態的勞動、流動形態的勞動和凝結(物化)形態的勞動。行政弓彗誰里人員的勞動也不外乎這三種形態，只不過共性之外更具有鮮明的個性罷了。

    1.潛在形態的勞動。所謂潛在形態的勞動，是指行政管理人員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勞動能力，這種能力主要表現為下述幾個方面:觀察預測能力、綜合分析能力、組織協調能力、溝通聯絡能力、疏導滲透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參謀咨詢能力、開拓進取能力、理論研究能力。

    2.流動形態的勞動。行政管理人員在發揮自己的勞動能力進行工作時.潛在形態的勞動便轉化為流動形態的勞動，具體表現為“讀、談、講、寫、做”五種形式:“讀”是一種知識性勞動，既是勞動能力的輸出，又是勞動能力的積累，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先學一步，不斷更新、拓展、充實自己的知識，在讀的實踐中汲取營養;“談”是一種藝術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協商對話、家庭訪問等形式，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化解各種矛盾，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講”是一種職業性勞動，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學習、宣講、報告等形式不斷地向群眾宣傳先進意識、科學知識和各項方針、政策、法規、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寫”是行政管理人員勞動不可或缺的一種文秘性勞動;“做”是一種事務性勞動，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員的組織協調能力和榜樣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員所進行的流動形態的勞動，雖說紛繁雜亂，但這是他們直接創造價值的重要一面。

    3.凝結形態的勞動。流動勞動消耗的結果，便轉化為凝結形態的勞動，或叫物化了的勞動。大體表現為人們認識能力的增強，思想覺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產勞動積極性的煥發，政方針政策的有效落實，以及由此派生的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加等等，這是施政工作的最終產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員的凝結形態的勞動為標志。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是一種具有特質的社會性勞動，有四個明顯的特點，即政策性、抽象性、創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是一種點燃自己，照亮別人的忘我性勞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廉潔奉公，嚴以律己，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甘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員最起碼的職業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員勞動的價值形態

    1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從行政管理人員工作所影響的范圍劃分，執政效果可分為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全社會受益的施政效果，叫宏觀效果。某一個部門，一個單位、一個行業受益的執政效果叫微觀效果。宏觀施政效果包含微觀效果，微觀施政效果量的積累構成宏觀效果。行政管理人員工作的目的，就是通過各單位、各部門、各行業微觀施政效果的大量積累，形成社會性的宏觀效果。在某種情勢下，要獲得較大的宏觀施政效果，往往要犧牲某些單位和部門的既得利益，暫時影響該單位的和部門的微觀施政效果。這就要求該單位、該部門的同志顧全大局，努力工作，決不能把謀取本單位的微觀施政效果建立在損害全社會的宏觀效果之上。

    2.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按某一層次行政系統的工作人員付出的一定勞動量，首先可以獲得兩個方面的施政效果:一是主體效果，即行政管理人員通過施政實踐積累了知識，豐富了經驗，增長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二是客體效果，即通過有效施政激發了工作對象的生產積極性，給本單位帶來了效益，我們把某一層次行政系統所獲得主體效果與客體效果之和稱為直接施政效果。

    隨著該系統工作人員更加卓有成效地工作，他們創造的施政經驗，還會影響和帶動其它系統與部門獲得理想的施政效果，這種“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五枝十枝花”的效應，我們把它稱作間接施政效果。由于間接施政效果是在波及和影響下產生的，因此又稱為波及效果。這種波及效果連鎖反應，再波及到其它行業和層次所產生的效果，可稱為擴波及政工效果。

    行政管理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自身的艱苦勞動，創造直接施政效果，加速間接施政效果的波及與擴波及，取得較好的社會效果。

    3.隱效果與顯效果。按行政管理人員勞動的價值形態劃分，可分為隱效果與顯效果。行政管理人員雖然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但他們通過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精神世界和行為方式。從初層次來說，解決了一個或幾個這樣那樣的實際問題，從深層次來說，引起人們世界觀、人生觀的轉變。這些存在于人頭腦中新確立的主觀精神，直接支配工作對象的行為，這是行政管理人員勞動價值的內在表現形態。由于這種施政效果并未游離出人體之外，故稱為隱效果。

  人們思想境界的升華和付諸于實踐，必然用語言、情緒、態度和行為表現出來，最終表現為群眾積極性的提高，物質財富的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落實。這種由精神價值形態轉化為物質價值形態，稱為顯效果。

    一般說來，行政管理工作的隱效果決定顯效果，思想支配行動，行動創造社會物質財富。但顯效果對隱效果有巨大的反作用，社會實踐又可以促進思想理論的升華，使思想認識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中不斷得到完善和提高，使施政目標、內容、措施有機融合其中。

    4.獨創性效果與共存性效果。按行政管理工作與其它工作的關系來劃分，可分為獨創性效果與共存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員依照自己的工作范圍進行工作所產生的施政效果為獨創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員配合其它社會工作交叉產生的共同效果為共有性效果。行政替理工作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但絕對意義上的獨立性施政效果是不存在的，它們兩者之間是既相互交又、又相對獨立的關系。

第6篇：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無形資產；價值決定理論；價值量

1.無形資產的價值決定理論

對于企業來說，無形資產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經濟資源，它可能從外部得到，也可能是內部的直接發展而來，但是企業若要擁有、使用它，定會支出一定成本，所以無形資產的獲得是一種資本性支出。從本質上來講，無形資產與一般的實物商品一樣，具備一般商品的屬性，也就是說，無形資產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但是，在無形資產形成過程的成本支出中，通常大部分支出放在活勞動而非物化勞動，而在活勞動的支出中大部分都是腦力勞動的支出，而非體力勞動。也就是所，如果要研發生產一種無形資產，往往要耗費的是大量的人力資源、智力資本，而不像普通一般的實物商品生產那樣，大部分支出放在原料的購買，中途的運輸或者車間操作工人的工資上等等實實在在看得見的耗費上，結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價值量的描述和度量，可以知道當不同企業生產同一種一般實物商品時，因為企業的生產能力、管理能力不同，導致不同企業的生產周期不同，即不同企業生產相同的商品所耗費的企業個別勞動時間是不同的。就整體社會而言，在正常的社會生產條件下，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選取社會的平均值，便可得到生產這種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社會所對于該商品所包含的價值量的認可度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生產一件商品，社會所認可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價值量，而非企業的個別勞動時間。

然而，無形資產不同于實物商品，無形資產的形成過程也不同于一般實物商品的生產過程。第一，無形資產的產生過程中，腦力所耗費的一般的勞動，也是就普通物化勞動比重非常小，而主要是消耗的是活勞動也就是腦力勞動。腦力勞動是難于進行量化分級，每個組織的腦力思維能力不用，產出也不一樣，平均勞動熟練程度也不易確定。也就是說，生產這種無形資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實也就是它的個別勞動時間。第二，無形資產不是大型的批量性生產，而是有區別的個別性生產。就如同當幾個企業同時進行一種項目的研發，只有首先取得成果并申請專利權的機構才能擁有該項研發成果的專利，其他企業的勞動都屬于無效勞動，無效勞動當然也就不能算作產出無形資產的成本耗費。

所以，通過以上的思考，可以得出本文認為無形資產價值的無形資產的價值是由企業的個別勞動時間決定，而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也就很好的解釋了在復合成本法的學習過程中，對于勞動量的確定，勞動量在理論上取決于最先研發成功的具有相同功效的一批無形資產中包含的最小勞動力量。類比其他的評估方法也是一樣，依托之前確定的無形資產的價值決定理論，在對具體方法進行操作時，便有了指導思想。

2.無形資產的價值量確定

在勞動價值理論中，商品生產者如果想要獲得商品的價值，就必須將商品讓渡給消費者，從而放棄商品了使用價值，而消費者則獲得了商品的使用價值。而要完成這種讓渡，就要通過商品交換這種途。無形資產之所以能夠通過交換形成無形資產價格，恰恰是因為無形資產具有使用價值。無形資產實現其使用價值的目的其實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價值，而不像有形資產實現其使用價值只是實現其使用價值本身。這就在一定意義上使其價值量必然與其使用價值實現所產生的效益相等。就如同一些世界名牌的商標價值，IBM的商標價值為415.13億美元，迪士尼的商標價值為235.80億美元，可口可樂商標價值為337.22億美元，其實僅僅是設計這些商標，支出的的各種成本很少，但是這些商標被這些知名的產品、企業使用后，這些商標也就是實現了自己的使用價值，而與此同時，這些商標所賺取的利潤要遠遠大于未使用這些商標標注的的飲料和香煙也就是賺取了超額利潤，這主要是受無形資產的壟斷性和創造性的影響。

因此，對企業來說，如果投入了與之前一樣的勞動量，可以產生出大于之前的價值量；或者產生同之前一樣的價值價值量，勞動量的需要投人卻比之前有所減少。因此，對于整個社會，無形資產的使用便可以節約社會整體勞動，而該項無形資產的價值量則恰好等于其節約出來的社會勞動量。換一種角度，節約出來的成本也可算成是一種超額利潤，因此也可以說無形資產的獲利能力恰好能表現其價值量。比如，在成本法大類中，無論哪種具體的成本法，只要把握的原則是使用這種無形資產節約了社會勞動，便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操作。

3.總結

通過本文中的無形資產價值決定理論的探討，是我們無形資產價值量的認識更加清晰。一般來說，評價價值最終的范疇屬性還是落在貨幣價格上，所以通過以上的結論便可以評估出無形資產準確的價值，也可用貨幣價格來表示。同時，通過對這些最基本原理的研究，得到的結論可以很好的指導對無形資產評估方法的選擇和使用。

參考文獻：

[1]苑澤明，陳潔，陳廣前等.無形資產價值管理研究：歷史回顧與展望[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9，（5）：122-128

[2]段文天.論無形資產評估[J].現代經濟信息，2013，（9）：128

[3]許偉麗.無形資產價值評估方法的研究及應用[D].河北工業大學，2004

第7篇：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范文

[論文摘要]準確理解科學勞動價值論的內涵，需全面把握其適用的范圍和限制條件；勞動價值論在研究對象、價值“概念”、以及理論發展方向等方面存在著客觀的限制條件。勞動價值論必須從其本來的理論限制條件范圍內去堅持和發展。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真理都既有絕對性又有相對性，勞動價值論概不例外。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論，必須堅持科學的方法，在其本身成立的前提條件下發展。目前理論界存在一種錯誤的趨勢，就是對勞動價值論采取隨便宰割的方式，要么斷章取義，要么從實用的角度加以取舍，一方面認為勞動價值論應該能解釋一切問題，另一方面又認為勞動價值論不能解釋現實問題，故其過時了。同一研究對象因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思路，分析不同的問題也有不同的概念系統，不同的假設系統也給理論留下不同的發展空間和方向。任何理論都有存在的條件和限制的范圍，在此之內是真理。所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因其研究對象的特殊也形成特定的理論限制條件。我們從以下三個層面，分析勞動價值論的限制條件，進而準確理解其勞動價值論的內涵。

一、勞動價值論的對象限制

理論就是對研究對象的一種應答。研究對象包括對象之間的范圍、內在的關系和邏輯可能性空間。法國著名的結構主義的者路易·阿爾都塞，將其稱之為“問題框架”，它指由一系列問題結合起來構成的特定的問題結構或問題體系。阿爾都塞認為任何“文本”都是雙重的或雙層的結構。第一層是表面的文字結構，即“可見的話語”，表現為概念、句子之間的邏輯聯系等。第二層是深層的、潛藏在無意識層次中的語言結構。他把潛藏在“文本”深處的結構稱之為“問題框架”。“正是問題框架的概念在思想內部揭示了由該思想的各個論題組成的一個客觀的內在聯系體系，也就是決定該思想對問題作何答復的問題體系。”認為脫離“文本”的“問題框架”，從字面行文來對原著和思想進行閱讀和理解，極易造成誤斷和歪曲。

經濟理論只不過是用來說明和解釋某一研究對象的簡單或理想化的“模型”。不同的經濟理論也就構成對不同研究對象的回答。所以必須梳理價值論發展的內在邏輯，把握勞動價值論的深層結構。勞動價值論要解決的問題及其內在聯系，就構成其特定的研究對象或“問題框架”。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理論中的邏輯矛盾或悖論的發現，事實上成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的起點。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論概念的歧義性，導致價值論的混亂和不徹底性。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價值論方面存在的邏輯矛盾和顯示出的演進方向，就成為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者和繼承者——馬克思研究勞動價值論既定的研究對象和理論前提，并決定勞動價值論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點的選擇。

亞當·斯密認為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和商品交換中所購買的或支配的勞動，在量上看作是相等的，不變的。以“勞動的價值永遠不會變動”為前提得出了勞動決定價值和收入決定價值二元價值論。馬克思在批判“馬爾薩斯片面發展了斯密價值論錯誤”時，明確指出：把“勞動量和勞動的價值這兩個用語等同起來”，“純粹是同義反復”，“直接同工資相交換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能力，正是這個混淆造成了謬誤”，“但決不能從上述反復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定的勞動量等于工資中或者說構成工資的貨幣或商品中包含的價值量。……也不能說，工資的價值等于代表(同工資相交換的)勞動的產品的價值，……因此，代表所能買到勞動的價值所包含的勞動的那些商品價值和用來購買或支配這一定勞動量的那些商品的價值，是不大相同的。”斯密有時把商品的價值量歸結為勞動時間，主張“客觀價值論”；也有時把形成價值的勞動看作勞動者對“安樂、自由與幸福”的犧牲，而不是把勞動看作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這樣對勞動價值論做出了主觀主義的解釋。斯密價值論多元性是造成價值論在不同的方向發展的根源。

李嘉圖混淆了作為勞動產品的商品之間的交換與資本與勞動(力)本身商品的交換的區別，價值論從商品之間交換向勞動力商品轉移時，出現了價值規律的例外和反常。“因為他(李嘉圖)始終是以在資本家和工人間分配的成品為前提，卻不去考查導致這一分配的中介過程——交換。”“李嘉圖對表現在使用價值上的勞動和表現在交換價值上的勞動沒有加以應有的區別。……李嘉圖那里，到處都把表現在使用價值上的勞動同表現交換價值的勞動混淆起來。”其他經濟學家，混淆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區別，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區別，價值與其獨立形式貨幣的區別，價值量與價值實體的區別，形成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認識。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馬克思把價值理論邏輯上的矛盾或認識上的錯誤的根源，同時指向了“商品的價值和商品特殊形式——勞動力價值的關系問題”，從深層次上發現：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理論的混亂、不徹底、庸俗化等都與無法正確把握“商品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這一“共性與個性”的關系相關。商品價值與勞動力價值問題相互依托、相互參照，成為同一問題兩個方面，成為勞動價值論的內在結構。因此，馬克思從商品價值的共性和勞動力商品價值個性的辯證統一中，建立了勞動價值一元論，實現了勞動價值論的一場革命。只有從這一特定結構出發，才能理解勞動價值論的精髓。

二、勞動價值論的“概念”限制

價值概念的多義性和使用中的混亂，直接影響了價值理論的相互溝通，成為深入研究價值理論的最大障礙。勞動價值論首先要清除對價值概念的誤解，明確價值概念的內涵，設定其適用條件和范圍。

第一，價值是社會關系范疇，而不是物自身的不變的“實體”范疇或“屬性”范疇。馬克思明確反對把價值看作是絕對東西，看作物的屬性的作法。把”價值變成某種絕對的東西，變成‘物的屬性’，而不是把它看作僅僅看成某種相對的東西，看成物和社會勞動的關系，看成物和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社會勞動的關系，在這種社會勞動中，物不是作為獨立的東西，而只是作為社會生產的表現被規定的。”馬克思強調價值是不同于使用價值的另一種相對的社會存在，勞動價值論是為了說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社會中，如何實現“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揭示在什么利益關系或生產關系條件下才能使私人勞動變成社會勞動，而這與個人具體勞動的特點沒有任何關系。

第二，價值是社會勞動，而不是具體勞動或私人勞動。價值必須通過交換環節而實現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移。用來自己消費的勞動，無法社會化的具體勞動或使用價值都不是價值。勞動交換和勞動社會化是價值的本質。馬克思強調“商品作為價值是社會的量，因而和他們作為‘物’的‘屬性’是絕對不同的。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代表人們在其生產活動中的關系。價值確實包含交換，但是這種交換是人們之間物的交換；這種交換同物本身是絕對無關的。……‘價值’的概念的確是以產品的‘交換’為前提的。產品作為商品的交換，是勞動的交換以及每個人的勞動對其他人的勞動的依存性的一定形式，是社會勞動或者說社會生產的一定方式。…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自然科學家發現，鼻煙和油畫由于什么自然屬性而彼此按照一定比例成為‘等價物’。”

第三，價值是衡量社會勞動的尺度，只是財富的一種形式，而不是財富本身。配弟在《租稅論》中也講到，“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財富是自然物品本身固有的和人類勞動創造的所有使用價值的總和，價值只是衡量社會勞動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隨著人類必要勞動耗費的減少，社會生產力、自然生產力的極大提高而變得沒有意義，終究要退出歷史舞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消耗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耗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的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又說：“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馬克思、恩格斯一再批評“勞動是財富的惟一源泉”，“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說法。價值作為財富的一種暫時的歷史的形式，并不是對所有使用價值的衡量，只是對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勞動耗費的比較和核算。商品交換的雙方要計較各自為生產商品花費了多少勞動，計算和比較二者是否相等，是否可以相互補償，如果可以，就成交。吃虧的事是誰也不愿意干的。這里加以計較和要求補償的勞動耗費就是價值。

第四，價值既是一種矛盾關系，又是解決矛盾的中介手段。商品生產中包含的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關系是價值產生的內在根源。商品在物物交換過程遇到的困難是這些矛盾的直觀表現。一般等價物的形成，即價值從觀念形式發展到獨立的貨幣形式，為解決這一矛盾提供了有效的中介和手段。人們在進行勞動耗費的計算和補償時，抽象掉各種不同的具體勞動的特點，把它們一律當作人類一般勞動的消耗，即同質的抽象勞動的消耗。簡單地說，“價值就是為生產商品所耗費的一般的人類勞動，這種勞動耗費由于要計算和補償，所以被當成價值。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只是一種理論抽象，事實上它是商品生產者不同生產條件下競爭的產物。不同商品生產者的社會生產條件在事實上是永遠不會相同的，并處于不停的變化之中。同一商品勞動耗費的不同，表明生產條件、技術條件、勞動經驗和勞動強度的不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的價值量，生產者在生產之前是不能預見和預期的。生產者只能千方百計降低個別必要勞動時間，而實現在商品交換中不虧本或盈利。

第五，勞動力的價值是商品價值的特殊形式，與商品價值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正是脫離勞動力價值論這一特殊形式，所以根本無法理解勞動者的工資、資本利潤的實質，無法解釋剩余價值對于價值規律的反常或背離。“李嘉圖實際上卻沒有闡明，按價值規律(按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時問)進行的商品交換中，如何產生了資本和活勞動之間的、一定量的積累勞動和一定量的直接勞動之問的不平等交換，也就是沒有說明剩余價值的起源(因為在李嘉圖那里資本是直接和勞動相交換，而不是和勞動能力相交換)。”只有理解了勞動力的價值問題，才能深刻理解使用價值與價值區別對于科學理解商品價值的重大意義，才能擺脫使用價值對于價值的各種“糾纏”。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分析的落腳點和出發點就是要說明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是截然不同的，只有把商品使用價值與價值相區分，才能把勞動力商品中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區分開來。兩者互為條件、互為前提。可見勞動力的價值問題才是馬克思批判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突破口和切入點。

三、勞動價值論的方向限制

“近一段時期，關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討論不斷深入，理論工作者提出了許多有見地和有新意的觀點。但也出現了一些忽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自身‘容納’限度，把邏輯性矛盾的或馬克思明確反對的觀點，通過‘拼湊’和‘嫁接’等外科手術的形式，實現勞動價值論的新‘融合’或新‘發展’，客觀上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帶來混亂，造成混淆視聽的不良影響。”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能脫離原有理論限制條件，要在原有的理論空間中，探索正確的發展方向。而不能從相反的方向使勞動價值論走向庸俗和倒退。

第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商品交換的理論，不能作為財富分配的惟一的理論依據。因為物質財富分配的具體方式有不同的制約條件。比如財富的分配除了生產條件的決定作用，還有非經濟的因素如政治權力、社會暴力、道德理念、宗教思想等起著十分重要作用，這些超經濟的權力可能凌駕于經濟之上成為分配的有形的“指揮棒”，進而掩蓋經濟活動的本質。馬克思雖然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但他并沒有以此作為分配的根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是用以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關系的，并不意味著只有參與價值的創造，才有參與分配的權利。要把價值的創造與價值的分配區分開來。馬克思認為利潤、利息、地租是資本所有權、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根據是對資本、土地等要素的經濟所有權，體現了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平等的地位，并不是因為創造了價值。所以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聯系起來，認為按勞分配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是一種理論誤解。因為馬克思設想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商品生產消亡，價值不再作為衡量勞動的尺度，按勞分配是個人消費的實物分配，不再存在價值分配。可見，馬克思認為勞動價值論只能說明商品交換中的勞動耗費問題，在非商品的未來社會已失去其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論意義。因此，馬克思從來沒有用勞動價值論來說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即使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存在商品經濟和價值關系，也應把價值的生產與價值的分配區分開來。至于我國現階段存在多種分配方式，允許和鼓勵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存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方式，并不意味著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因為勞動價值論是實現勞動社會化的一種最有利生產方式，不是生產方式內容的全部，只適用于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歷史條件。

第二，資本、土地以及機器設備等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我們必須明確價值的概念。如果把“價值等同于物質財富或使用價值”，這里毫無疑問，自然資源、自然工具、人造工具都是人在勞動中創造新的使用價值的輔助條件，是財富的源泉。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也強調“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源泉，并指出“自然界”也是“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雖然這些物化勞動可以商品化，但他們本身不是價值，不是價值的實體，更不是價值的源泉。因為它們都是“實體”性要素，是作為“物”的絕對不變的屬性而存在。不反映商品交換者的相對的社會關系，它們只是作為社會生產條件的重要因素，使社會生產條件不斷進步。它們是社會生產條件本身，而不是這種社會條件下的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物化勞動作為影響個別必要勞動時間決定性因素，凸現了個別必要勞動時間和平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存在的競爭關系。對這些物化勞動的不同占有和使用權，反映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不同的生產地位、生產條件等歷史現狀。另外需澄清的概念是“勞動”和“創造”，“勞動創造價值”與“勞動創造財富”這兩句話中“勞動”和“創造”的涵義是不同的。在勞動價值論的語義框架內，勞動創造價值指勞動在商品生產中進行了勞動的耗費即消耗的體力、腦力的支出，為了商品交換的順利進行就必須以價值形式進行比較或給以補償，這里的“勞動”是抽象勞動，“創造”是一般勞動的“凝結”，在這個意義上勞動是價值的惟一源泉。勞動創造財富，是說勞動者運用生產資料對某些物體進行改造，改變它們的原有狀態，造出某種適合人需要的新使用價值，這里的“勞動”指具體勞動，“創造”是改變物理狀態。“物化勞動”(資本、土地、機器設備等)只是作為具體勞動的形式或條件，在改變勞動對象原有狀態過程中起作用。“物化勞動”實現商品化也要進行一般勞動的“抽象”，放棄在具體勞動中的一切“外觀”和“重要性”。人們之所以會產生物化勞動能創造價值的誤解，主要由于生產條件不同，個別必要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結果按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為同一尺度，帶來了盈利，用較少的勞動支配了較多的勞動，形成勞動創造的財富在社會的不平等、不均勻占有。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正是為了揭示和批判這種經濟關系的局限性。不能把批判“對象”偷換成批判“工具”，使“工具”喪失它的批判功能和批判使命。

第8篇：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范文

一、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理論本身發展的必然要求

堅持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堅持的基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整個的基石，這塊基石堅決不能丟掉。恩格斯曾經指出：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一是歷史唯物主義，一是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正是以這兩個偉大發現為基礎創立了政治經濟學。所以，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而剩余價值理論又是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這就是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整個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礎，而政治經濟學又是馬克思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由此可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僅在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個理論體系中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只要動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足以動搖整個理論。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既是科學的、革命、建設的理論，更是發展的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就是要通過對商品、價值以及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等經濟范疇的分析揭示無產階級受剝削的秘密和貧困的根源，從而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發展和滅亡的客觀必然性，它是科學的理論，革命的理論，建設的理論。然而隨著商品經濟和社會勞動的發展變化，我們又必須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精神，運用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和探討市場經濟條件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問題。希望在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從而達到繼續保持它的科學性、革命性和建設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具有拓展的空間，深入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必將促進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豐富理論寶庫。

二、實踐的發展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提出深化和發展的要求

時代環境的變化促使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必須發展。就勞動價值理論研究而言，我們置身其中的時代環境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經濟全球化進程大大加快，高科技產業異軍突起，經濟運行的調節機制更趨完善，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社會保障水平都有很大提高等等。這些變化，是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研究不可能占有的“材料”。比如，盡管馬克思當時已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一切國家和民族都卷入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流通過程中，已經看到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但他未曾料想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如此之快，對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關系的影響如此之深，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雖然對世界市場及國際價值作用的形式有所涉及，但是還不到位。因而，在新形勢下我們有必要開拓勞動價值理論研究的新視野，發展和完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

經濟形式和體制的變化促使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必須發展。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經濟形式主要是以“工業經濟”為主。如今， “以知識為基礎”、“以科技為核心”的新的經濟形式或經濟形態得到迅速發展，形成了大量的科技知識密集型的高新科技產業，科技勞動、管理勞動、第三產業的勞動在價值創造中作用越來越大，因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需要向前發展。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時，主要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未來社會主義制度的預測或設想僅是以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如今，我國已經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遠遠超過了馬克思當年的設想，我國實行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對馬克思當年設想的一種超越，所以，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變化促使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必須向前發展。

三、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深化和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對于社會和人的發展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充分運用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指導我國經濟的發展。比如強調經濟效益，注重商品質量，就是對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統一體原理的具體運用。在生產中，一方面在具體勞動上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生產質量高、耗量少的產品；另一方面，在抽象勞動上縮短勞動時間，減少勞動消耗，降低商品成本，從而提高商品的市場競爭力，提高經濟效益，就是堅持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仍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決定的原理。按照價值轉化為價格的理論，商品的價值要轉化為價格則必須依靠市場，在流通過程中得于實現。所以，營造一個良好、有序的市場環境，對于企業生產的正常運行乃至整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勞動價值論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價值理論，對人本身始終有著一種歷史的、現實的和具體的實踐關懷。勞動價值論充分突現了在價值創造過程中人的主體性和人的首位性，人的勞動是勞動過程最主要的要素，起著主導和決定性的作用；勞動價值論充分肯定了勞動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在人類社會的進步過程中，勞動始終是第一位的因素，離開了人的勞動，人類社會就不可能發展。因而，勞動價值論比其他任何價值理論都更為尊重人、重視人、依靠人，體現“以人為本”的最高準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以人為本”的思想也得到廣泛認同，而且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人及其勞動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關鍵。所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應該堅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對于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9篇：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范文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問題域”約束

理論就是對“問題域”的一種應答。“問題域”指提問的范圍、問題之間的內在的關系和邏輯可能性空間。法國著名的結構主義的者路易·阿爾都塞，將其稱之為“問題框架”，它指由一系列問題結合起來構成的特定的問題結構或問題體系。阿爾都塞認為任何“文本”都是雙重的或雙層的結構。第一層是表面的文字結構，即“可見的話語”，表現為概念、句子之間的邏輯聯系等。第二層是深層的、潛藏在無意識層次中的語言結構。他把潛藏在“文本”深處的結構稱之為“問題框架”。“正是問題框架的概念在思想內部揭示了由該思想的各個論題組成的一個客觀的內在聯系體系，也就是決定該思想對問題作何答復的問題體系。”（注：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中譯本，第47頁。）認為脫離“文本”的“問題框架”，從字面行文來對原著和思想進行閱讀和理解，極易造成誤斷和歪曲。

經濟理論只是用來說明和解釋某一“問題”的簡單或理想化的“模型”。不同的經濟理論也就構成對“問題域”的“應答域”。提出問題的“方式”、“角度”和“問題本身”，就引導理論研究到何處尋找問題的解，它主觀上指示了求解的方向，預設了“應答域”的范圍。所以必須梳理價值論發展的內在邏輯，把握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深層結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要解決的問題及其內在聯系，就構成其特定的“問題域”或“問題框架”。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理論中的邏輯矛盾或悖論的發現，事實上成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的起點。正確的問題是理論和現實相結合的“橋梁”，是實現理論革命的關鍵。

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論概念的歧義性，導致價值論的混亂和不徹底性。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價值論方面存在的邏輯矛盾和顯示出的演進方向，就成為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者和繼承者——馬克思研究勞動價值論既定的約束條件，并決定勞動價值論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點的選擇。

亞當·斯密認為生產商品時所耗費勞動和商品交換中所購買的或支配的勞動，在量上看作是相等的，不變的。以“勞動的價值永遠不會變動”為前提得出了勞動決定價值和收入決定價值二元價值論。馬克思在批判“馬爾薩斯片面發展了斯密價值論錯誤”時，明確指出：把“勞動量和勞動的價值這兩個用語等同起來”，“純粹是同義反復”，“直接同工資相交換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能力，正是這個混淆造成了謬誤”，“但決不能從上述反復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定的勞動量等于工資中或者說構成工資的貨幣或商品中包含的價值量。……也不能說，工資的價值等于代表（同工資相交換的）勞動的產品的價值，……因此，代表所能買到勞動的價值所包含的勞動的那些商品價值和用來購買或支配這一定勞動量的那些商品的價值，是不大相同的。”（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18－19頁。）斯密有時把商品的價值量歸結為勞動時間，主張“客觀價值論”；也有時把形成價值的勞動看作勞動者對“安樂、自由與幸福”的犧牲，而不是把勞動看作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頁。）這樣對勞動價值論做出了主觀主義的解釋。斯密價值論多元性是造成價值論在不同的方向發展的根源。

李嘉圖混淆了作為勞動產品的商品之間的交換與資本與勞動（力）本身商品的交換的區別，價值論從商品之間交換向勞動力商品轉移時，出現了價值規律的例外和反常。“因為他（李嘉圖）始終是以在資本家和工人間分配的成品為前提，卻不去考查導致這一分配的中介過程——交換。”（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8頁。）“李嘉圖對表現在使用價值上的勞動和表現在交換價值上的勞動沒有加以應有的區別。……李嘉圖那里，到處都把表現在使用價值上的勞動同表現交換價值的勞動混淆起來。”（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149頁。）其他經濟學家，混淆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區別，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區別，價值與其獨立形式貨幣的區別，價值量與價值實體的區別，形成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認識。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馬克思把價值理論邏輯上的矛盾或認識上的錯誤的根源，同時指向了“商品的價值和商品特殊形式——勞動力價值的關系問題”，從深層次上洞見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理論的混亂、不徹底、庸俗化等都與無法正確把握“商品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這一“共性與個性”的關系相關。商品價值與勞動力價值問題相互依托、相互參照，成為同一問題兩個方面，成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內在結構。因此，馬克思從商品價值的共性和勞動力商品價值個性的辯證統一中，建立了勞動價值一元論，實現了勞動價值論的一場革命。只有從這一特定結構出發，才能理解勞動價值論的精髓。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概念約束

價值概念的多義性和使用中的混亂，直接影響了價值理論的相互溝通，成為深入研究價值理論的最大障礙。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首先要清除對價值概念的誤解，明確價值概念的內涵，設定其適用條件和范圍。

第一、價值是社會關系范疇，而不是物自身的不變的“實體”范疇或“屬性”范疇。馬克思明確反對把價值看作是絕對東西，看作物的屬性的作法。把“價值變成某種絕對的東西，變成‘物的屬性’，而不是把它看作僅僅看成某種相對的東西，看成物和社會勞動的關系，看成物和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社會勞動的關系，在這種社會勞動中，物不是作為獨立的東西，而只是作為社會生產的表現被規定的。”（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140頁。）馬克思強調價值是不同于使用價值的另一種相對的社會存在，勞動價值論是為了說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社會中，如何實現“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的問題。（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頁。）簡單地說，就是揭示在什么利益關系或生產關系條件下才能使私人勞動變成社會勞動，而這與個人具體勞動的特點沒有任何關系。

第二、價值是社會勞動，而不是具體勞動或私人勞動。價值必須通過交換環節而實現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移。用來自己消費的勞動，無法社會化的具體勞動或使用價值都不是價值。勞動交換和勞動社會化是價值的本質。馬克思強調“商品作為價值是社會的量，因而和他們作為‘物’的‘屬性’是絕對不同的。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代表人們在其生產活動中的關系。價值確實包含交換，但是這種交換是人們之間物的交換；這種交換同物本身是絕對無關的。……‘價值’的概念的確是以產品的‘交換’為前提的。產品作為商品的交換，是勞動的交換以及每個人的勞動對其他人的勞動的依存性的一定形式，是社會勞動或者說社會生產的一定方式。…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自然科學家發現，鼻煙和油畫由于什么自然屬性而彼此按照一定比例成為‘等價物’。”（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139頁。）版權所有

第三、價值是衡量社會勞動的尺度，只是財富的一種形式，而不是財富本身。配弟在《租稅論》中也講到，“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財富是自然物品本身固有的和人類勞動創造的所有使用價值的總和，價值只是衡量社會勞動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隨著人類必要勞動耗費的減少，社會生產力、自然生產力的極大提高而變得沒有意義，終久要退出歷史舞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消耗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耗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的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又說：“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00頁。）馬克思、恩格斯一再批評“勞動是財富的惟一源泉”，“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說法。價值作為財富的一種暫時的歷史的形式，并不是對所有使用價值的衡量，只是對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勞動耗費的比較和核算。商品交換的雙方要計較各自為生產商品花費了多少勞動，計算和比較二者是否相等，是否可以相互補償，如果可以，就成交。吃虧的事是誰也不愿意干的。這里加以計較和要求補償的勞動耗費就是價值。

第四、價值既是一種矛盾關系，又是解決矛盾的中介手段。商品生產中包含的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關系是價值產生的內在根源。商品在物物交換過程遇到的困難是這些矛盾的直觀表現。一般等價物的形成，即價值從觀念形式發展到獨立的貨幣形式，為解決這一矛盾提供了有效的中介和手段。人們在進行勞動耗費的計算和補償時，抽象掉各種不同的具體勞動的特點，把它們一律當作人類一般勞動的消耗，即同質的抽象勞動的消耗。簡單地說，價值就是為生產商品所耗費的一般的人類勞動，這種勞動耗費由于要計算和補償，所以被當成價值。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只是一種理論抽象，事實上它是商品生產者不同生產條件下競爭的產物。不同商品生產者的社會生產條件在事實上是永遠不會相同的，并處于不停的變化之中。同一商品勞動耗費的不同，表明生產條件、技術條件、勞動經驗和勞動強度的不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的價值量，生產者在生產之前是不能預見和預期的。生產者只能千方百計降低個別必要勞動時間，而實現在商品交換中不虧本或盈利。

第五、勞動力的價值是商品價值的特殊形式，與商品價值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正是脫離勞動力價值論這一特殊形式，所以根本無法理解勞動者的工資、資本利潤的實質，無法解釋剩余價值對于價值規律的反常或背離。“李嘉圖實際上卻沒有闡明，按價值規律（按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時間）進行的商品交換中，如何產生了資本和活勞動之間的、一定量的積累勞動和一定量的直接勞動之間的不平等交換，也就是沒有說明剩余價值的起源（因為在李嘉圖那里資本是直接和勞動相交換，而不是和勞動能力相交換）。”（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7頁。）只有理解了勞動力的價值問題，才能深刻理解使用價值與價值區別對于科學理解商品價值的重大意義，才能擺脫使用價值對于價值的各種“糾纏”。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分析的落腳點和出發點就是要說明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是截然不同的，只有把商品使用價值與價值相區分，才能把勞動力商品中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與和價值區分開來。兩者互為條件、互為前提。可見勞動力的價值問題才是馬克思批判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突破口和切入點。

三、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方向性約束

近一段時期，關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討論不斷深入，理論工作者提出了許多有見地和有新意的觀點。但也出現了一些忽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自身“容納”限度，把邏輯性矛盾的或馬克思明確反對的觀點，通過“拼湊”和“嫁接”等外科手術的形式，實現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融合”或新“發展”，客觀上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帶來混亂，造成混淆視聽的不良影響。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能脫離原有理論的條件性和約束性，要在原有的理論空間中，探索正確的發展方向。而不能從相反的方向使勞動價值論走向庸俗和倒退。

第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商品交換的理論，不能作為財富分配的惟一的理論依據。因為物質財富分配的具體方式有不同的制約條件。比如財富的分配除了生產條件的決定作用，還有非經濟的因素如政治權力、社會暴力、道德理念、宗教思想等起著十分重要作用，這些超經濟的權力可能凌駕于經濟之上成為分配的有形的“指揮棒”，進而掩蓋經濟活動的本質。馬克思雖然創立了勞動價值論，但他并沒有以此作為分配的根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是用以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關系的，并不意味著只有參與價值的創造，才有參與分配的權利。要把價值的創造與價值的分配區分開來。馬克思認為利潤、利息、地租是資本所有權、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根據是對資本、土地等要素的經濟所有權，體現了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平等的地位，并不是因為創造了價值。所以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聯系起來，認為按勞分配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是一種理論誤解。因為馬克思設想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商品生產消亡，價值不再作為衡量勞動的尺度，按勞分配是個人消費的實物分配，不再存在價值分配。可見，馬克思認為勞動價值論它只能說明商品交換中的勞動耗費問題，在非商品的未來社會已失去其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論意義。因此，馬克思從來沒有用勞動價值論來說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即使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存在商品經濟和價值關系，也應把價值的生產與價值的分配區分開來。至于我國現階段存在多種分配方式，允許和鼓勵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存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方式，并不意味著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因為勞動價值論是實現勞動社會化的一種最有利生產方式，不是生產方式內容的全部，只適用于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歷史條件。

第二、資本、土地以及機器設備等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我們必須明確價值的概念。如果把“價值等同于物質財富或使用價值”，這里毫無疑問，自然資源、自然工具、人造工具都是人在勞動中創造新的使用價值的輔助條件，是財富的源泉。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也強調“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源泉。并指出“自然界”也是“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雖然這些物化勞動可以商品化，但他們本身不是價值，不是價值的實體，更不是價值的源泉。因為它們都是“實體”性要素，是作為“物”的絕對不變的屬性而存在。不反映商品交換者的相對的社會關系。它們只是作為社會生產條件的重要因素，使社會生產條件不斷進步。它們是社會生產條件本身，而不是這種社會條件下的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物化勞動作為影響個別必要勞動時間決定性因素，凸現了個別必要勞動時間和平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存在的競爭關系。對這些物化勞動的不同占有和使用權，反映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不同的生產地位、生產條件等歷史現狀。另外須澄清的概念是“勞動”和“創造”，“勞動創造價值”與“勞動創造財富”這兩句話中“勞動”和“創造”的涵義是不同的。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語義框架內，勞動創造價值指勞動在商品生產中進行了勞動的耗費即消耗的體力、腦力的支出，為了商品交換的順利進行就必須以價值形式進行比較或給以補償，這里的“勞動”是抽象勞動；“創造”是一般勞動的“凝結”，在這個意義上勞動是價值的惟一源泉。勞動創造財富，是說勞動者運用生產資料對某些物體進行改造，改變它們的原有狀態，造出某種適合人的某種需要的新使用價值，這里的“勞動”指具體勞動，“創造”是改變物理狀態。“物化勞動”（資本、土地、機器設備等）只是作為具體勞動的形式或條件，在改變勞動對象原有狀態過程中起作用。“物化勞動”實現商品化也要進行一般勞動的“抽象”，放棄在具體勞動中的一切“外觀”和“重要性”。人們只所以會產生物化勞動能創造價值的誤解，主要由于生產條件不同，個別必要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結果按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為同一尺度，帶來了盈利，用較少的勞動支配了較多的勞動，形成勞動創造的財富在社會的不平等、不均勻占有。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正是為了揭示和批判這種經濟關系的局限性。不能把批判“對象”偷換成批判“工具”，使“工具”喪失它的批判功能和批判使命。

第三、科技、知識、信息等腦力勞動要素、勞動產品及腦力勞動本身創造價值的問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進步，科學技術日益成為創造和增進財富的決定性力量。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和信息作為一種巨大的無形資源，在人類的生產活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樣，科技、知識、信息這些作為社會的生產條件與資本、土地、機器設備等“硬件”相比，是社會生產條件的“軟件”，它們決定了商品生產者腦力耗費的強度，也是衡量、比較平均的、正常社會生產條件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樣它是社會生產條件本身，而不是在這種生產狀況下的社會生產關系。

總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建立在以下幾個前提假設之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并沒有研究商品生產的社會生產條件問題，而是把“現有的社會生產條件”、“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相同的勞動強度”作為商品交換價值論的既定的前提條件，而這個前提又是商品生產者充分自由競爭的基礎。也就是說，不管生產商品的社會生產條件的具體特點如何，只要社會是充分自由競爭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就存在一個相對確定的趨勢。馬克思說過，沒有充分的自由競爭，沒有勞動者從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的自由流動，勞動就只能是具體勞動，抽象勞動就是一種虛構，商品價值量的確定就沒有任何科學性。另外一個前提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所以我們發展勞動價值論只能在對勞動價值論的約束條件進行分析，勞動價值論向哪些方面發展不是我們主觀任意選擇的。研究在公有制和市場長期的非充分競爭狀態條件下，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生產的競爭力，最大限度地實現勞動的社會化；在社會意識形態克服商品拜物教的危害，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這才是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應堅持的正確方向和選擇。

【參考文獻】

［1］何煉成.堅持和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