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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廉政履職范文

一、主要問題                 

(一).述責方面

1.是責任落實情況。主體責任意識不強，對學校黨風廉政建設形勢研判不夠準；制定的條條框框多，但檢查考核的少。落實主體責任僅僅滿足參加會議、簽訂責任狀，責任分解常照抄上級文件，集中交責也只是形式上開個會，不知道如何有效落實主體責任。責任追究不力,雖然建立了責任追究制度，但問責追究尚顯剛性不足，在實施責任追究時，沒有建立有效的責任追究結果公開制度，難以保證責任追究公平公正

2.加強教育監管情況。廉政教育的形勢單一，監管落實不到位。對學校及個別干部職工思想動態，未能及時開展交心談心、，未能及時提醒和糾正錯誤的苗頭,總認為自己工作忙,頭緒多,也認為個別同志是初犯,對一兩次遲到早退和在會場交頭接耳的現象可以理解，沒有及時加以批評教育。

3.強化行業監管情況。對部分辭退代課教師和編外人員訴求未能及時解決。

4.推進作風建設情況。未能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對結對幫扶貧困戶在生產生活和產業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自己不能解決的未能及時向上級反映，爭取解決，

5.防控廉政風險情況。能定期排查崗位廉政風險點，優化業務管理流程，落實風險防控措施，健全預防腐敗制度。但檢查防控制度多，落實少。

（二）述廉內容

1.個人從未參加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旅游、娛樂、健身、宴請等活動的情況。

2.個人無違規收送禮品、禮金、有價證券和會員卡及出入私人會所等方面情況,但偶爾有在微信圈里發發小紅包和搶紅包的現象。

3.個人沒有利用職權職務打招呼、寫條子，干預和插手市場經濟活動等方面的情況。

4.個人無違規兼職、從事經營性活動、移居國（境）外等方面的情況。

5.配偶在家中待業，兒子在是教師，無違紀違規投資。

6.無其他需要報告的情況。

二、原因分析

主體責任意識不強，對學校黨風廉政建設形勢研判不夠準；制定的條條框框多，但檢查考核的少。廉政教育的形勢單一，監管落實不到位。存在的原因是學校老師少，個人花在學校發展和教育教學工作的時間較多，個人在黨風廉政方面理論學習時間較少。二是存在僥幸心理，總認為學校小，老師少，在黨風廉政方面不會出問題，所以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抓的時間就少。

在微信圈里發小紅包和搶紅包有時是出于好奇，或者是出于禮貌，覺得搶了人家的紅包就要發出去，不能只搶不發。

三、整改措施

一是增強主體意識，健全責任體系。抓好黨風廉政建設，首先要解決好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問題，真正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納入學校總體工作，把主體責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一要強化擔當意識。通過媒體宣傳、集中學習等形式，牢固樹立“不抓黨風廉政建設是失職”的責任意識，學校盡管人少，還要明確專人負責主體責任的分解、部署、考核、報告等具體事務，切實解決紀監“代做”的問題。二要細化主體責任。要根據學校黨小組成員分工，進一步細化主體責任內容，讓每一位成員搞清楚、弄明白哪些是主體責任、哪些是第一責任、哪些是分管責任。同時，要明確主體責任落實的任務、要求和具體措施，讓其知道怎樣履行責任。

二是完善教育監管機制，推進工作落實。一是要開展多種形式的學校教育方式，二要探索廉政質詢制度。對學校黨風廉政建設方面問題突出、工作不力的人要采取倒查。三要開展問責行動。開展領導班子向群眾述職述責報告，接受群眾質詢評議，作出整改承諾。對承諾的問題跟蹤督辦，凡踐諾不到位的嚴格問責。

三是嚴格責任追究，倒逼擔責盡責。一要細化考核指標。對照黨風廉政建設工作年度任務分解，制訂《甘溪小學落實黨組主體責任量化考核工作方案》，細化考核分值和具體要求，將落實黨委主體責任的談心談話、廉政風險點排查、兩會三述等工作措施，與主體責任的具體內容一并細化量化，強化實績導向，確保考核結果公平公正。二要完善考核辦法。將實行日常檢查考核與年終檢查考核相結合，對責任落實情況進行常態化、全過程把握，對履行主體責任存在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領導干部，及時下發提醒督辦函。三要加強結果運用。把考核結果作為對領導班子總體評價和領導干部業績評定、獎勵懲處。四要把控問題導向，及時化解各類糾紛。對辭退代課教師和編外人員要耐心細致的做好政策宣講，及時主動向上級反映，把矛盾化解在基層。

第2篇：廉政履職范文

關鍵詞：政治聯系 融資效率

一、引言

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外宏觀環境受到危機的沖擊持續動蕩，我國的經濟也受到很大的影響，面臨著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而這些不確定因素也不斷影響我國市場上的資金流向，在我國的特殊制度背景下，政府的行政權力對企業的發展具有不可小覷的作用，隨著我國公司治理逐漸的從行政型治理向經濟型治理的轉型，不僅具有天然政府聯系的國有企業在融資方面會受到政府的影響，民營企業也希望能夠通過積極努力的建立政府聯系來尋求保護和扶持。特別是在企業融資資源緊缺的時候，行政權力對資源分配的影響對企業融資產生的作用就更為重要，而政府聯系作為企業在融資方面為自己創造有利條件的一種特殊手段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是面對由此便利而取得的融資，企業能否使在刀刃上，能否有效地利用來產生價值，這將對完善我國經濟轉型期時期，資源配置和完善市場體制提供一些方向。縱觀國內外，目前學術界對融資效率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論階段，至今仍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國外對融資效率的研究比較少，而國內學者對于企業融資效率的研究也是沒有一個共同認知的模式，大都圍繞著企業融資效率的定義及企業融資效率的評價。

二、西方國家政治聯系與企業的融資效率研究綜述

（ 一 ）政治聯系的界定以及刻畫 國外較多使用Faccio（2006）的定義。Roberts（1990）把與參議員Henry Jacson存在的利益關系視為政治聯系。Bertrand、Kramarz、Schoar和Thesma（2004）認為CEO從精英學校畢業并且曾經或正在政治部門服務就存在政治聯系。Faccio（2006）對政治聯系的定義是，公司大股東或高管是國會議員、部長、州或地區的首領或者和高層政治人物有著“密切關系”。Goldman、Rocholl和So（2006）和Claessens、Feijen 和Laeven（2008）提到的政治聯系則是公司通過選舉捐款而形成的與當選者之間的關系。Ferguson和Voth（2008）將企業主管或董事會成員與執政黨之間的密切關系視為政治聯系。在目前國外關于公司政治聯系的研究中，通常不區分公司政治聯系的方式：Faccio （2002）對42個國家進行研究，以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來界定企業的政治聯系，把公司的控股股東和總經理是否為國會成員或者政治官員作為衡量企業高管的政治背景或者政治關系的變量，之后在其2006年的研究中認為高管擔任“議員、部長”和“與政治有密切聯系”是同等的。Goldman，Rocholl，So（2006）以S&P500通過手動收集了樣本，并依據它們與不同黨派之間政治聯系進行了分類。

（ 二 ）政治聯系對融資的影響 目前各國研究都表明政治聯系對公司融資存在普遍的影響。Backman（1999）描述了印尼總統蘇哈托的兒子是如何在其父親的介入下為其公司輕松獲得債務融資的。Friedman（2002）對捷克、匈牙利和波蘭的研究表明，銀行對具有政治背景的企業往往存在金融軟約束，這種軟約束不僅表現在事前的簽約，還體現在事中的監督與控制以及事后的契約執行。Petersen和 Rajan（1994）對小規模企業研究發現，盡管銀行對小規模企業融資有種種限制與約束，但具有政治背景的企業，會具有更密切的銀企關系，從而大大提高小規模企業獲得貸款的成功率。雖然研究不斷深入，但近幾年很多研究政治聯系對融資的影響都集中在債權融資方面，特別是以長期貸款作為重點：Khwaja and Mian（2005）以巴基斯坦90000多家企業的長期銀行貸款數據為樣本，來研究這個不發達國家中，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對銀行長期貸款的影響。研究中政治關系涵義是以“公司的董事是否參加過政權或政治競選”作為是否具有政治背景的標準的，主要是考察銀行貸款作為一種“尋租”提供的政治行為，檢測其對企業的影響性質、程度和引起的經濟成本。Wiwattankantang，Kali和Charumilind（2003）認為導致1999年至2002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預算軟約束的存在，使得與銀行或金融機構有聯系的企業將更容易得到銀行或者金融機構的長期貸款，而這些與銀行或金融機構有聯系的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也與政治有關聯。Porta，Silanes和Zamarripa（2003）對莫斯科市企業“關系借貸”的情況進行研究，發現有政治聯系的貸款額占商業銀行貸款總額的20%以上，而且借款條件要比在正常的貸款情形下更加優惠。而且通過政治聯系得到的貸款更容易違約，并且違約發生時呆賬收回的幾率通常小很多。Faccio（2002）用實證的方法對多種企業，多個國家更大的樣本量研究證明了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會享有更多的融資機會、更低的稅收和更可觀的市場占有率。特別是從制度的方面進行研究，得出了腐敗猖撅、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薄弱、政治干預較強、民主程度較差的國家，政企聯系對公司融資機會作用顯現得更加突出。Faccio，Masulis、Meeonnell（2006）進一步對1997年至2002年35個國家450家有政治聯系的企業和非政治聯系的配對企業進行了實證檢驗后發現，有政治聯系的企業比對照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它們在遇到經濟困難時也更有機會獲得由本國政治引薦的貸款援助。

（ 三 ）國外對融資效率的研究 國外學者對融資效率的研究比較少，幾乎不存在企業融資效率概念。西方國家財產組織的分散化、社會化、市場化和產權制度的私人特征使得企業融資可能天然具有效率。因此，他們對融資效率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研究市場整體的配置效率。很多研究都轉向了研究政治聯系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三、我國政治聯系與企業的融資效率研究綜述

（ 一 ）政治聯系的界定以及刻畫 我國關于政治聯系的研究則大多使用Fan、Wong和Zhang（2007）的定義，他們將CEO現在或曾經在政治機關（中央政治或者地方政治）或軍隊任職視為一種政治聯系。陳冬華（2003）以董事會成員中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比例作為企業政治聯系的有效替代。肖建彬（2005）認為，政治聯系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基于特定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強制力量和權利分配為特征的社會關系。吳文峰等（2008 ）認為民營企業高管具有政治背景一般是政治工作人員“下海經商”形成的，比如政治官員到下屬企業任職、政治官員自主創業或到民營企業“高級打工”等。此類政治聯系的高管本身是政治官員，他們自主、被指派或被邀請到民營公司任職。第二類是民營公司高管進人人大或政協，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本文稱之為“代表委員類政治聯系”。鄧建平和曾勇（2009 ）認為高管“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資格”和“具有曾（現）在政治工作背景”是同等的，但是考慮到中國的制度背景，政治聯系的方式要更為多層次和復雜化，我國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公司高管現在或曾經擔任政治官員，即“政治官員類政治聯系”。羅黨論和唐清泉（2009）。這些作為民營經濟代表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的身份是民營企業家，自身有迫切地參與人大或政協的愿望。因此，“政治官員類政治聯系”和“代表委員類政治聯系”這兩類政治聯系的高管身份和動機有明顯不同，所起的作用可能也存在差異。李維安，邱艾超（2010）認為在中國不能單純以是否存在政治聯系進行研究，應該基于不同治理層級的特性構建政治聯系指數，他們的研究改變了以往對政治聯系的虛擬變量的單一刻畫，構建了政治聯系指數（PC指數），這對注重關系背景的中國來講是一種更合理的刻畫，考慮了形式上的復雜性以及關聯的強弱性。

（ 二 ）政治聯系對融資的影響 我國的許多學者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同國際上類似，主要都集中在研究債權融資的方面，很多集中在描述債券融資的特征，如長期借款比例、債務期限結構。孫錚、劉鳳委、李增強（2005）發現，由于“政治關系”可以降低貸款人對借款人事后違約的預期成本，因此該關系會對企業的債務期限結構產生影響。實證分析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場化程度越高，政治關系更薄弱，長期借款占總借款的比重越低。余明桂、潘紅波（2008）從制度影響的角度對政治關系是否有利于民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進行研究，發現有政治關系的企業比無政治關系的企業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和更長的貸款期限，而且金融發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治侵害產權越嚴重的地區，政治關系的這種貸款效應越顯著。但是數據均基于2005年以前，且對政治聯系的研究僅限于有無。袁淳、荊新、廖冠民（2010）從信用貸款視角研究我國國有公司是否以及緣何具有信貸優惠。以2003年至2005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檢驗樣本進行研究，發現國有公司的信用貸款比例顯著高于民營公司，特別是若公司的高管具有在政治部門任職的經歷時，兩者的差異更小；但是文章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我國國有公司的信貸優惠方面，研究政治對銀行信貸決策的干預，可以作為本文的一個佐證。

（ 三 ）政治聯系對融資效率的研究 國內在政治聯系對融資效率影響方面的研究非常少，但是有許多對融資效率方面的研究都很有啟發性。（1）融資效率的內涵。曾康霖（1993被公認為較早研究融資效率的學者之一。他認為融資形式要著眼于融資的效率和成本，并分析了影響融資效率和成本的七個因素但他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之后其他的國內學者則陸續給出了企業融資效率的不同解釋。大致分為三種:第一，從融資能力、融資成本、融資風險等方面來定義融資效率。葉望春（1999）在分析金融效率時，將企業融資效率是指企業籌資成本、籌資風險以及籌資的方便程度。高西有（2000）指出企業融資效率主要是指企業融資大小及融資成本高低。方芳、曾輝（2005）認為企業融資效率是指某種融資方式以最高收益―成本比率和最低風險為企業提供生產經營所需資金的能力。第二，從成本、收益以及融資對企業的影響等方面來定義融資效率。宋文兵（1997）認為經濟學中的效率概念指的是成本與收益的關系。融資方式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包括兩個方面:交易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是指該種融資以最低成本為投資者提供金融資源的能力。后者是指將稀缺的資本分配給進行最優化生產性使用的投資者，相當于托賓提出的功能效率。肖勁、馬亞軍（2004），高學哲（2005）認為企業融資效率就是能夠創造企業價值的融資能力，包括是否能以盡可能低的成本融通到所需要的資金；企業所融通的資金能否得到有效的利用；要從比較的和動態的觀點來看待企業融資效率。聶新蘭、黃蓮琴（2007）對企業融資效率定義為利用融入的金融資源為企業創造價值的能力。從成本和收益出發，融資效率包括了交易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率。第三，從微觀與宏觀方面來定義企業融資效率。盧福財（2001）他把企業融資效率定義為企業某種融資方式或融資制度在實現儲蓄向投資轉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能力與功效，并以此為基礎構造了企業融資效率的分析體系。高有才（2003）認為企業融資效率屬于經濟效率范圍，在本質上和經濟效率是一致的，但由于企業融資效率并不單純是一個微觀金融行為，也涉及到宏觀經濟問題。（2）融資效率的研究方法。關于對企業融資效率的評價方法對企業融資效率評價方法的主要文獻分為兩大類:一類屬于理論分析方法；另一類屬于實證研究方法。理論分析方法理論分析文獻基本都從影響因素入手，分析比較各種融資方式的融資效率，得出各種融資方式融資效率的排序，為企業提供融資方式選擇的依據。實證又分為兩大類：一類主要針對上述理論分析中的兩種不同觀點進行論證。很多使用線性回歸和模糊綜合評價方法，朱冰心（2005）用此方法對各種融資方式的綜合效率進行評價的同時，還融合線形回歸的方法，以凈資產收益率為衡量指標，方芳、曾輝（2005）亦運用線形回歸的方法得出同樣的結論。而肖科、謝婷（2006）運用模糊綜合評判的方法，建立了企業融資效率評價的數學模型，進行單因素比較分析。另一類是運用理論分析中的影響融資的因素，構建評價融資效率的體系，評價某種融資方式或整體融資效率的高低，并在評價過程中針對效率低下尋找解決的途徑，主要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和采用線性回歸的方法。宋增基、張宗益（2003）根據目前較一致的觀點，企業融資效率應包括籌資效率和配置效率，運用線形回歸分析法，建立籌資效率與配置效率的檢驗模型。劉力昌、馮根福等（2004）將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應用到了股權融資效率的評價體系中，但其未對規模報酬效率進行分析，而王穎、鐘佩聰（2006）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對2004年內在深圳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中小企業股權融資效率進行了綜合評價，并針對規模報酬效率進行了分析。曾江洪、陳迪宇（2008）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對債務融資效率進行了評價，而且是從債務融資成本的節約和融入資金的使用兩個方面來評價樣本中各中小企業的融資效率，并嘗試采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上述融資效率的理論評價方法與實證研究方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就目前的研究來看，理論分析方法與實證研究方法中的模糊綜合評價法需要確定各指標的優先權重，而權重的確定，往往很難避免主觀性，不同的評價對象指標之間的重要性差異可能導致評價的非公正性，所以導致相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結論的主要原因。而且通過分析比較融資效率，得出融資方式的最佳排序，思路固然新穎，但是關于這種融資方式的最佳排序，西方理論界早已有了比較成熟的理論，例如西方融資優序論。實證研究方法中的數據包絡分析法雖然可以實現定量分析，避免了主觀方面的影響，但是對股權融資效率進行評價時，其評價的實際是股權融入資金的有效利用程度，而忽略了融資成本等因素，所以其結論難免有失偏頗。對債務融資效率進行評價時，雖然融資成本等因素都已包含在評價模型中，但是指標及模型過于復雜，分析起來也過于冗雜，以至于其得出的結論比較混亂。李維安、邱艾超（2010）對2003年至2007年的234家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研究發現，政治聯系程度對公司業績具有的“雙重”影響，他們主要對兩大觀點進行實證研究，第一是治理轉型，第二是政治聯系的收益和風險。發現政治聯系程度對企業運轉效率（資產利用效率）具有負效應。在一定程度上證實公司層面的政治聯系增加民營企業的內部交易成本，從而部分損害企業的運轉效率。雖然有涉及到對資產利用率的研究。但文章主要還是在制度層面上研究政治聯系的誘因。

四、結論

企業融資效率的定義應從融資定義入手，把與融資相聯系的多方面都體現在其中，綜合歸納出一個完整的定義，但是也不可把定義下的太寬泛，從分析融資效率的角度來講，由微觀入手來定義融資效率比較合適。盧福財（2001）指出融資微觀效率主要包括企業資金融入效率、企業法人治理效率、企業資金融出效率三個方面。據此本文認為企業融資效率可以指在企業不同治理結構模式的基礎上，以最低成本和風險為企業融入資金并運用融入資金為企業帶來最高收益的能力。在探索中可以考慮建立政治聯系的企業樣本中聯系程度對公司融資效率的不同效應，并利用經濟學的基本研究范式來進行推導，建立更加全面的模型，而且政治聯系的復雜動機也是可以作為后續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1］袁淳、荊新、廖冠民：《國有公司的信貸優惠:信貸干預還是隱性擔保？――基于信用貸款的實證檢驗》，《會計研究》2010年第8期。

［2］樊綱、王小魯、朱恒鵬：《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9年報告》，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

［3］李維安、邱艾超：《民營企業治理轉型、政治聯系與公司業績》，《管理科學》2010年第4期。

［4］余明桂、潘紅波：《政治關系、制度環境與民營企業銀行貸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5］吳文鋒、吳沖鋒、劉曉薇：《中國民營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與公司價值》，《經濟研究》2008年第7期。

［6］孫錚、劉鳳委、李增泉：《市場化程度、政治干預與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經濟研究》2005年第5期。

［7］胡竹枝、李明月：《中小企業融資效率評價》，《華東經濟管理》2005年第2期。

［8］盧福財：《企業融資效率分析》，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9］宋文兵：《關于融資方式需要澄清的幾個問題》，《金融研究》1998年第1期。

［10］夏立軍、方軼強:《政治控制、治理環境與公司價值――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經濟研究》2005年第5期。

［11］曾康霖：《怎樣看待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金融研究》1993年第10期。

［12］Faccio，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13］AI Khwaja，and A Mian 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Rent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 The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

［14］Claessens,S ,Feijen,E ,and Laeven,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M Faccio,RW Masulis,JJ Mcconne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第3篇：廉政履職范文

10月份以來，亞洲乃至全球金融及外匯市場最引人矚目的，恐怕要數香港特區金融管理局多次干預匯市以及人民幣匯率的持續飆升。其中前者，也在香港乃至中國內地引發了香港匯率制度的爭論。

香港目前執行的是聯系匯率制度，即香港金管局通過政策干預，以確保港元兌美元匯率維持在7.75-7.85港元間。歷史上，香港的匯率制度多次做出過改變，分別是：從1935年改變“銀本位”，“與英鎊掛鉤”，再到1972-1974年間的短暫與美元掛鉤，然后變為“自由浮動”，直至1983年施行沿用至今的“聯系匯率制度”。

由于大批熱錢涌入，自10月20日起， 金管局先后九次入市干預，截止到目前，香港金管局仍在進行干預，這也是2009年12月以來香港金管局首次進場干預。因此，這也被人們普遍認為，香港新一輪的金融保衛戰已經打響——例如，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博士就發表文章稱，美元不斷的量化寬松，是觸發香港進行金融保衛戰的前提。

他指出，自9月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推出，全球經濟顯然未向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所承諾的那樣，沒有受到負面影響。相反，近一個月，美元泛濫導致國際熱錢紛紛涌入新興經濟體。從亞洲的范圍來看，香港受到的影響顯然更為明顯。

由于香港實行港幣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港幣因此受到強烈的沖擊，導致港股暴漲，直至10月26日才結束了“十連陽”， 但進入11 月后港股仍然續漲。QE3公布后，恒生指數已上升近一成。反映樓價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也升至111.19，突破了1997年樓市高峰的水平。

因何爭論？

熱錢流入是一把雙刃劍，既表示市場看好經濟前景，對于資產市場有提振作用，但亦為香港帶來兩大風險：一是增大資產市場泡沫的爆破風險；二是國際炒家借著大量熱錢狙擊港元的風險——目前，已經有對沖基金揚言將狙擊港元，要香港“重蹈98年金融風暴時的覆轍”。

美國經濟學家克雷格·斯蒂芬（Craig Stephen）表示，對于全球投資者來說，10月20日以來的干預舉動實際上是香港金管局所釋放的一個重要的信號：熱錢涌入香港已經十分嚴重，到了金管局不得不出手的地步。但如果干預效果不明顯，熱錢涌入量仍不斷加劇，美元卻更加疲軟，就不免會讓人們對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產生更多的質疑。

還有一些外匯交易員及投行分析員稱，熱錢來港的意圖是流入香港的股市和樓市，但這只是第一步，其最終目的是押注人民幣升值，通過香港人民幣市場進入中國內地。盡管中國金融體系沒有完全開放，熱錢的沖擊不會形成系統性風險，但是資金從香港進入內地的渠道并不能完全堵住。分析員們普遍認為，熱錢將主要流向三類人民幣資產：在香港上市的H股和A股ETF、離岸人民幣固定收益產品及通過QFII渠道流向內地A股市場。

很多學者及分析員認為，由于QE3至少會持續到2015年，所以熱錢充斥香港將會維持較長一段時間，國際投機者一定會利用聯系匯率制度進行套利活動——這也是引發當前聯系匯率制度爭論的根源。

聯系匯率是一把雙刃劍

聯系匯率制度，可以為香港提供一個穩定的、低成本的、高效率的交易結算工具。這對于香港金融產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聯系匯率制度都是雙刃劍，在帶給香港一定方便的同時，也帶給香港嚴重的問題。

它減少了因投機而引起的匯率波動，減少經濟活動中的不確定性，使個人、企業、政府都有穩定的預期，從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此外，它還可以束縛政府，使其理財小心謹慎。在80年代中英談判前后和90年代過程中，聯系匯率制度就起了積極的穩定作用。

但聯系匯率制度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例證。香港雖然有超過2萬億港幣的外匯儲備，但是如果某種強大的外來沖擊使公眾信心動搖，導致相當比例的港幣存款要擠兌美元的話，香港就有可能發生信用危機。

首先，聯系匯率制度使香港貨幣當局喪失了調整經濟的靈活性。在貨幣政策方面，由于實行聯系匯率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喪失了央行運用貨幣政策調整經濟的能力。在聯系匯率制度下，香港相當于將貨幣政策的決策權交給了美聯儲。沒有貨幣政策決策權，也就意味著失去了最重要的調節經濟的工具，香港的利率政策只能跟隨美聯儲的步驟，以維持與美元匯率的穩定。

其次，沒有貨幣，港幣就無法具備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價值。這就意味著，以港幣計價的資產并不具備對沖美元風險的能力，這就使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價值大大降低。此次，美聯儲推出QE3，香港第一個受害，就是一個明證。

再次，聯系匯率制使香港無法制定清晰的產業發展政策。香港沒有能夠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實現經濟騰飛后，順利完成產業轉型，而是出現產業空心化，從而導致90年代起經濟開始的疲憊。

是否還需堅持聯系匯率？

對此，聯系匯率主要倡導者之一、香港前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今年6月發表《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一文目前正引發新一輪爭論。

任志剛雖然肯定了港幣掛鉤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在過去三十年有助于穩定香港經濟，但表示香港經濟為該制度已付出了重大代價。他批評聯系匯率令香港不能通過匯率變動降低輸入性通脹，來應對經濟波動對香港經濟的沖擊。他在文中建議，港幣可以考慮以“利率走廊”方式，與一攬子貨幣掛鉤，或掛鉤人民幣，甚至完全的浮動匯率。

他認為，貨幣政策的目標可以隨情況修改，并非只為了匯率穩定，世界各國央行也有各自的貨幣政策目標，包括穩定經濟增長、控制通脹等。

任志剛表示，香港的貨幣體制應當是可以持續應付國際金融活動不斷增加的需求，兼具維持貨幣和金融的穩定的體系。要達到此目標，香港金管局應具備有效管理貨幣的機制，可應用數量工具改變港元流動資金的供應，如通過買賣資產、借入借出、讓交易通過銀行在金管局為外匯基金戶口而開設的結算賬戶內完成。任志剛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能力發展為內地13億人與國際資金融通的渠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內地人在交易過程中，會擔心港元是否夠強，外國人也會擔心將貨幣兌換成港元會有匯率風險，如果香港用人民幣作資金融通，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任志剛呼吁，香港對人民幣是否成為流通貨幣，要持開放態度。

除此之外，任志剛認為金管局可采取的措施還包括確定新的政策利率，并在貨幣市場以政策利率為目標進行操作，類似于目前美國的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及其他實行權衡性貨幣管理司法地區的政策利率。任志剛指出，香港仍需要考慮應否設立存款準備金，因其也將是進行貨幣管理的有效工具。

任志剛還在文中表示，香港貨幣體制 “不一定有改變的需要”，但政府當局需要積極思考香港的貨幣體制是否與時俱進，是否發揮了最大作用，維護公眾利益。任志剛強調，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人民幣現在與港幣一樣，都可以承擔“交易、儲蓄、會計單位”三大功能。對于人民幣最終是否作為流通貨幣，他認為應當由香港公眾決定。

但是， 也有人對此進行了反駁。例如有人指出，為了加強匯率的調節功能，2005年香港金管局推出了優化聯系匯率制度，優化后的聯系匯率制度一直行之有效。不過他們也承認，目前的經濟環境與當年相比已有了巨大變化，現在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融合程度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香港聯系匯率制度需要重新審視，以適應形勢，但就此變革，時機是否成熟，可以討論。

對此，澳新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小組也于10月30日研究報告，他們認為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仍將維持。報告稱，聯系匯率是一個透明且基于規則運作的制度，這有利于降低政策的不確定性，也適合香港這樣一個較小的開放經濟體。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表示，香港金管局短期內不會對現行機制進行大規模的變革，主因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央行采取了量化寬松的手段，全球貨幣環境仍然存在較強的不確定性，同時，中國的外匯體系改革也仍未完成。

報告稱，香港是一個小型而開放的經濟體系，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現行的貨幣發行制度仍然十分適合香港。貨幣匯率的穩定性能夠降低在港營商的公司的對沖成本。香港金管局不具有自主的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也有利于降低政策的不確定性。對于香港金管局來說，維持目前的匯率制度符合其自身利益，因為維護信譽度是無價的。而香港金管局也花費了大量的時間才建立了目前的信譽度。

報告還稱，近期全球風險偏好上升，并開始看好香港股票市場，導致大量資金進駐香港。“從歷史趨勢來看，港幣匯率與股票市場之間有著較強的聯動性。香港金管局的本次干預，也反映了近期香港股票市場的回暖。”

澳新銀行還強調，港幣的貨幣基礎有等值的美元作為支撐，香港的外匯儲備仍然十分充足，能夠承受資本流動的沖擊，并抵御可能的投機行為。截至2012年9月，香港外匯儲備達到3010億美元，大約是目前香港基礎貨幣的兩倍。

不過，他們也承認，聯系匯率制度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香港雖然有超過2萬億港幣的外匯儲備，但是如果某種強大的外來沖擊使公眾信心動搖，導致相當比例的港幣存款要擠兌美元的話，香港就有可能發生信用危機——也就是說，雖然爭論很多，但從長遠角度上看，改變聯系匯率制度的聲音似乎要更響亮一些。

假如不用聯系匯率，用什么？

目前對如何改變聯系匯率制度的意見有兩種：一種是與人民幣直接掛鉤，另一種是與“一攬子”貨幣掛鉤，但爭論仍很激烈。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教授雷鼎鳴稱這兩種意見都有問題。他說如果海外炒家涌入，做空港元的時候，香港怎么辦，按照目前香港人民幣存量看遠遠難以滿足需求，不到8000億的存量怎么去滿足幾萬億的需求。

而同濟大學財經與證券市場研究所所長發表文章稱，按改革力度大小依次是：港元直接掛鉤人民幣、借鑒新加坡，以一攬子貨幣為港元的幣值參照及擴大港元兌美元波幅。30年來的經驗已經證明，聯系匯率雖不是最好的，但卻是非常可行。在當下機制框架內，港元掛鉤人民幣后，香港與內地的經濟活動不會受到影響，但香港與歐美建立支付往來時，就會遭遇人民幣與歐美貨幣無法自由兌換的尷尬。就香港對內地、美國的經濟往來看，港元盯住人民幣更符合香港利益，但因人民幣還未實現自由兌換，無法成為香港的錨定貨幣。

因此他建議港元不妨與“一攬子貨幣”建立關系，人民幣也可成為“一攬子貨幣”中的一種，隨著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及香港與內地經貿關系的更為緊密，人民幣的權重可逐漸提高，香港可據此對現行匯率制度有過渡性安排，這樣的嘗試有助于人民幣國際化，也能使港元避免因美元泛濫而受到沖擊。

但也有人擔心，港幣的錨定貨幣重心若從美元逐步轉向人民幣，則有使香港特區地位下降的風險。例如，有“聯系匯率之父”之稱的景順集團首席經濟師祈連活（Dr. John Greenwood）近日稱：美國仍是香港最大的貿易伙伴，加上人民幣未能全面自由浮動和兌換，港幣應繼續與美元掛鉤，現時港幣若與人民幣掛鉤，香港將失去“特區”地位。

祈連活認為，港幣若要與人民幣掛鉤，就需要滿足四個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幣要成為完全自由流通及兌換的貨幣；其次是人民幣成為國際性儲備貨幣；中國需要取代美國成為環球經濟增長的引擎；最后是中國人民銀行能將利息，作為最主要貨幣政策工具。不過，祈連活預測，要達到四大條件，起碼仍需幾十年，所以暫時沒有條件令港幣與人民幣掛鉤。

第4篇：廉政履職范文

我于2020年2月調至公司，在此期間圍繞省、州、縣工作總體要求和目標任務，認真履行崗位職責、嚴格依法行政、廉潔奉公、勤奮工作，努力推動分公司各項工作的開展。現將工作業績、政治思想、廉潔自律等方面匯報如下：

一、關于主要工作業績和履行崗位職責情況

1、強化市場導向，推動高質量協同發展。2020年，公司運營收入0.7億元，手機客戶8.5萬、家寬客戶近2萬，家寬端口數4.5萬個。穩固移動市場，提高市場競爭力，實現家庭寬帶提速提質提價值。

2、狠抓質量服務，著力打造客戶滿意企業。要堅持“客戶為根、服務為本”，把服務和質量提升作為經營發展的重中之重，狠抓網絡質量領先、服務短板改進、客戶體驗改善等工作。

3、實現創新發展，推動網絡技術革命。投資超3960萬元，開展脫貧攻堅寬帶項目和涼山普服五期工程，新建99個4G基站，對 27個光纖寬帶未覆蓋的村進行完善。截至目前，實現了全縣退出貧困村有線光纖接入率100％，較2015年底提升約49%；全縣271個村4G網絡覆蓋率100%，較2015年底提升約50%，助力實現精準扶貧。

4、狠抓降本增效，打造低成本高效運營優勢。要清理低效無效資產，提高運營效率，加強單位成本的精細管理，促進降本增效。2020年遷改賠償完成縣國有資產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縣犇馬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共計3筆費用，合計收入30余萬元。

5、持續做好疫情防控和扶貧攻堅工作。2020分公司貫徹上級有關要求，落實具體防控工作，堅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做好復工復產工作，常態化開展疫情防控要求，與縣防疫部門及州公司相關部門建立聯動機制，確保政策、信息的上傳、下達。扶貧方面，在梧吾鄉梧吾村派駐第一書記1名、幫扶人員14名，通過深入貧困一線，精準了解貧困戶需求，針對性幫扶建檔貧困戶123戶、涉及貧困人口497人，完成縣南坪社區（3號安置點）智慧小區的建設工作，并投入120萬元完成縣伊烏社區（4號安置點）智慧小區的援建工作。2020年助力貧困人員全部脫貧。

2021年工作計劃

1、進一步強化內部管理、完善各項機制。細化管理、量化考核，使考核公開、公平、公正、合理，公司內部形成積極向上的競爭氛圍。

2、深化人力改革、做好人力匹配工作。培養后備干部，打造人才梯隊，實現人才輸出，做深做細人力資源工作，以人才優先為主線，將合適的人放到合適的崗位，加強人才隊伍建設。

3、不惟指標為發展，強化客戶規模和份額。2021年客戶份額、收入份額提升0.5%，寬帶新增4000戶。集團客戶收入增收160萬元，集團成員價值拓展率達103%。完成普服七期項目14個，新建普服七期14個，5G基站23個，新建1環網光交區域，光纜200公里。

4、“服務為根、客戶為本”，認真抓好各項服務工作，強化服務質量，實現客戶滿意、行業領先。

二、關于履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情況

始終堅持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放在公司發展穩定的大局中，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為重點，把廉潔從政作為推動各項工作的重要保證，著重在抓學習、抓組織、抓檢查、抓重點上下功夫，營造廉潔清明的政務環境。

一是抓政治學習，思想認識到位。結合公司工作實際，積極開展廉政文化教育，正面典型與警示教育相結合，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干部員工進行系統培訓，提高學習效果。先后組織學習了《關于對黨員干部賭博行為處理的規定》、《關于甘肅公司黨委辦公室原主任劉耀祥等人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有關案件通報》、《深陷網絡賭博的會計2個月挪用公款50萬》《酒駕醉駕典型案例分析》等警示教育，以案示警。運用正反面事例，特別是近年來發生在移動系統的案例教育員工知法、懂法、依法辦事。通過經常性的教育，使干部員工筑牢思想道德和黨紀國法兩道防線。二是抓組織領導，責任分解到位。

為確保此項工作扎實有效開展，我們成立了領導組織，落實了各自的責任和分工，對責任范圍內的黨風廉政建設進行了認真研究、布置和落實，完善健全了各項制度。落實“一崗雙責”，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體系。并分別與各部門責任人、關鍵崗位簽訂責任書。節前均開展對照“四大紀律、八項要求”嚴格檢查和反省自己，查擺問題，深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落實整改措施，從而統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

三、關于本人廉潔自律情況

為認真貫徹落實好黨風廉政建設工作，在工作中我以身作則，認真執行廉潔從政規定，始終把黨風廉政建設作為加強自身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放到突出位置。

1. 帶頭學習黨和國家政策，加強理論修養。在實際工作中，帶頭學習政治理論、開展黨風廉政建設教育活動、參加討論、交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自覺接受監督，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職責，按要求開展“”制度學習，2020年開展集中學習12次，黨員大會12次，支委會13次。

2.作為黨委班子的帶頭人，既擔負著全公司生產任務指標，又要時刻維護良好的自身形象，決不能以身試法。在日常工作中克制欲望，廉潔自律，特別是在人、財、物的管理上，嚴格按政策、按程序辦，自覺做到既不借公司的利益去換取個人的私利，也不拿手中之權亂搞以權謀私，回顧過往工作，以及公司各項對照檢查，我沒有任何違反省關于黨員干部廉潔從政的行為，沒有利用手中權力為親屬辦理渠道網點，沒有向基層搞不正之風，沒有違規用車等違反八項規定的事情。

第5篇：廉政履職范文

關鍵詞：蔡連香；沖任；婦科疾病；用藥規律；數據挖掘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7.03.022

中圖分類號：R2-05；R27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04（2017）03-0091-05

Analysis on Medication Law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tics of Treating Gynecological Diseases from “Chong-Ren” by CAI Lian-xiang HUANG Yu-hua1， LI Yuan-bai2， YANG Yang2， LI Meng2， Instructor：CAI Lian-xiang1 （1. Xiyuan Hospital， CACMS， Beijing 100091， China； 2.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CM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clinical differential diagnostics and medication law of CAI Lian-xiang of treating gynecological diseases from the "Chong-Ren"；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medication. Methods Medical cases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treated by differential diagnostics from “Chong-Ren” from December 2013 to January 2015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Xiyuan Hospital of CACMS by CAI Lian-xiang were collected. Excel2007 was used to establish the database， and the frequency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made on th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principles， treatment methods， medicine and medical combination by using the large data intelligent analysis system of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results were confirmed with CAI Lian-xiang's academic thought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Results Totally 103 medical cases， 277 diagnosis times， 277 prescriptions and 92 kinds of Chinese materiamedica were included. Although different types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from the "Chong-Ren" treatment of specific treatment were different， all were related to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prescription contained 22 high-frequency medicines （>50 times）， and the first three medicines were Cuscutae Semen 178 times （64.3%），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167 times （60.3%）， Paeonize Radix 158 times （57.0%）. The associ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9 combination of Tiaochongren medicine combination group， 11 Qiangchongren meidcine combination group， 4 Zichongren medicine combination group， and 4 Guchuanrenmediicne combination group. Conclusion CAI Lian-xiang believes that gynecological disea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hong-Ren”， and treatment from “Chong-Ren” focuses on the adjustment and nourishment of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The data mining

從與沖任相關的證型以及治則的頻次統計可以看出，證型和治則并不是一一對應的。如辨證為沖任失調證型有70診次，調沖任為77次；再如沖任不固證型為46次，但固沖任的治則為73次。也就是說證型和治則之間有交叉。

蔡師臨證中每種治則均與具體治法相對應，以“調沖任”為例，蔡師常用“益氣養血調沖任”“補腎填精調沖任”“養血柔肝調沖任”等。常用治則與具體治法的關聯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調沖任”“強沖任”“滋沖任”“固沖任”等治則的用詞不同，但臟腑氣血辨證卻具有較高的相似度，集中體現為益氣、養血、填精和補腎、養肝、健脾之間根據具體病機的不同而選擇各種不同的組合。這與蔡師對沖任的認識是一致的[5]。

蔡師認為，沖任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狀態與臟腑的生理病理密切相關，尤其是肝、脾、腎三臟。腎為先天之本，主藏精氣，精能化血，血生精，精血同源[6]。腎虛是導致沖任失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腎虛化生不足，則沖任虛損，從而月經量少或后期，甚則閉經；腎虛封藏失司則沖任不固，而見崩漏、月經量多或胎動不安等。所以，補腎之法見于各個證型，貫穿調理沖任的始終。女子以血為本，以肝為先天，肝主藏血，沖為血海。從經絡上看，足厥陰肝經與沖脈交于三陰交，與任脈交于曲骨、中極、關元，三者關系密切。肝性喜條達，主疏泄，保證沖任二脈的藏瀉有度有時。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不足則氣血生化乏源，沖任虧虛而見月經量少、閉經、胚胎停育等病癥。因此，沖任與臟腑氣血經絡密不可分，治從沖任，重在調理腎、肝、脾三臟的功能，使之共同維持女性的各項生理活動。

3.2 用藥規律分析

277首處方中使用頻次>50的高頻藥物，前10位藥物依次為菟絲子、當歸、白芍、熟地黃、女貞子、山藥、陳皮、太子參、柴胡、炙甘草。前3位藥物使用頻率為菟絲子64.3%、當歸60.3%、白芍57.0%，即有一半以上的處方用到菟絲子、當歸和白芍。10味高頻藥物就其功效分析，補益類藥物有8味之多。將高頻藥物按功效進行分類，可以看出補虛藥均數最高，平均每個處方中用補虛藥5.58味。共使用補虛藥16味，包括補血藥4味、補氣藥5味、補陽藥4味、補陰藥3味，補虛藥中血肉有情之品4味。

使用頻次最高的菟絲子，味辛、甘，性平，歸肝、腎、脾經，其藥物分類雖歸屬為補陽藥，但性味平和，正如《本草匯言》所述：“菟絲子，補腎養肝，溫脾助胃之藥也。但補而不峻，溫而不燥，故入腎經，虛可以補，實可以利，寒可以溫，熱可以涼，濕可以燥，燥可以潤。”使用頻次較高的當歸、白芍、熟地黃，為養血名方四物湯去川芎，明代醫家武之望在《濟陰綱目》中謂四物湯為治療沖任虛損的調經通用方；“內補丸”（熟地黃和當歸）則主治妊娠沖任脈虛。正如徐靈胎所說：“經帶之疾，全屬沖任，治沖任之法，全在養血，故古人立方無不以血藥為主者。”

太子參、白術、黃芪、炙甘草、山藥5味補氣藥，使脾胃健運，氣血生化充足，同時脾氣統攝有權，沖任血海安和，溢瀉有時。補陰藥（女貞子、龜甲、麥冬）和補陽藥（菟絲子、羊藿、鹿角霜、紫河車），以補腎之陰陽為主，而沖任之本在腎，治沖任之藥多入肝、腎經，調補沖任則無外乎補腎益精。此外，高頻藥物中的收澀藥山茱萸、覆盆子以補益肝腎為主，蓮子以補益脾腎為主，兼有收澀之性。理氣藥陳皮理氣健脾，行脾胃之氣；活血藥中的丹參苦，微寒，入心、肝經，涼血活血，同時佐制方中的補虛藥，使全方補而不滯。另有柴胡雖屬清熱藥類，但蔡師多用其疏肝理氣。

總之，以上結果與蔡師認為沖任為病以虛證居多，用藥多以補益類為主，主張扶正祛邪的學術觀點是一致的。

3.3 藥物組合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的治則，通過對數據進行關聯規則分析，得到2味藥物之間的配伍特征關系，即藥對。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治則的高頻藥物組之間互相重復，設置置信度≥50%、重要性>1.5，共挖掘出高頻藥物組18對，即菟絲子-當歸、菟絲子-白芍、菟絲子-熟地黃、菟絲子-女貞子、菟絲子-羊藿、菟絲子-枸杞子、菟絲子-山茱萸、菟絲子-太子參、菟絲子-山藥、菟絲子-柴胡、當歸-白芍、當歸-熟地黃、熟地黃-女貞子、熟地黃-龜甲、白芍-羊藿、太子參-山藥、太子參-阿膠、阿膠-炙黃芪。

以上藥對的組成規律大多是相須或相使為用，將藥對在中國中藥藥對數據庫[7]進行比對，發現菟絲子和女貞子、當歸和白芍、當歸和熟地黃為數據庫中的已知藥對。將所得藥對與蔡師確認，排除以下與蔡師臨床用藥習慣不符的藥對2組：菟絲子和柴胡、白芍和羊藿。剩余藥對可作為蔡師的特色用藥及挖掘的新規則加以分析應用。

根據配伍后的功效特點將藥對分為以下6組，隨證選用：①平補肝腎、調理沖任：菟絲子和女貞子、菟絲子和枸杞子、菟絲子和山茱萸、菟絲子和當歸、菟絲子和白芍；②健脾補腎、調理沖任：菟絲子和太子參、菟絲子和山藥；③補肝益腎、填精固沖：菟絲子和熟地黃、女貞子和熟地黃、熟地黃和龜甲；④滋陰養血、補益沖任：白芍和當歸、熟地黃和當歸；⑤健脾補腎：山藥和菟絲子、太子參和菟絲子；⑥健脾益氣、養血固沖：太子參和阿膠、炙黃芪和阿膠。

4 小Y

綜上，蔡師辨治月經病和妊娠相關疾病重視沖任二脈的生理病理變化，并與臟腑功能緊密聯系，尤其是肝、脾、腎三臟，治療以補益肝腎、健脾益氣、養血填精為主。本研究結果雖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反映了蔡師從沖任論治婦科疾病的學術思想和用藥經驗，但關于調理沖任的“調”“強”“滋”“固”四法，含義各有不同，臨床跟診老師有所側重，數據的挖掘結果并未能完全如意，可能與收集醫案數及該法適宜的病種數量不夠充分有關。同時醫案信息本身的復雜性、特殊性和多變性，也使挖掘結果具有一定局限性。

參考文獻：

[1] 高學敏.中藥學[M].2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

[2] 張玉珍.中醫婦科學[M].2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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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慧，肖海鵬，尹躍兵，等.基于數據挖掘的楊秉秀治療特發性男性不育癥用藥規律[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16，23（2）：25-29.

[5] 蓋德美.蔡連香教授診治婦科病經驗介紹[J].新中醫，2010，42（7）：131-132.

[6] 張翠珍，蔡連香.蔡連香“重視精血”在婦科臨證組方中的應用[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6，31（2）：516-518.

第6篇：廉政履職范文

“買信托先預約，預約不上下一次。” 產品越來越少，收益率越來越低，但對非機構的投資者來說，正規信托公司的產品越來越難買到，這直接拖累了開年的信托銷售行情。

據多位信托內部人士介紹，固定收益類信托的預期收益率仍在往下調，但是項目脫銷的狀況并未改變。打破以往“低開高走”的態勢，剛剛開春四個月，月度信托發行的平均年收益率便連跳四級，從7.82%直奔6.87%，緊逼同期銀行貸款利率。

盡管如此，收益和安全邊際明顯高于銀行等其他理財的固收類信托仍受到了包括銀行、上市公司在內的機構投資者的搶食，這令流通于市的信托產品更少。

收益率四連降破7

對于信托投資者來說，今年的春季理財市場顯然要比往年顯得更為低迷，除發行、成立規模大降外，市場對未來收益率的預期也比原來更低。

一季度，固定收益類信托的發行和成立顯著下降，平均年化收益率7.63%，較去年同期的8.92%下降1.29個百分點，而較去年四季度的8.29%也下降0.66個百分點。

對此，多位資深信托人士向《投資者報》記者表示，未來的收益仍不容樂觀，但下降空間已非常有限。“信托貸款綜合來看比銀行貸款要高一些，固收類信托利率現在與銀行貸款利率的距離較近，下降空間已非常有限，而從趨勢看信托收益率未來可能仍是逐級往下。”

自2014年11月22日至今，央行連續六次降準、六次降息，目前一年期基準存款利率已由2.75%降至1.5%，降幅達45.46%，而一到三年的貸款年利率約4.75%。

根據用益信托工作室不完全統計，截至4月28日，一季度集合信托共發行1479只，規模3546.億元，分別較去年同期下降53.39%和10.36%；成立1389只，規模2958.億元，分別較去年同期下降52.48%和8.69%。

而隨著銀行理財瀕臨“破4”邊緣，集合信托收益率也遭“滑鐵盧”，平均年化收益率自今年1月起連跳三級，最終在4月降至7%以下，僅有6.87%。

“一般而言，理財產品收益與央行基準利率保持著較高的正相關性，隨著基準利率的持續下滑以及降準所釋放的資金流動性效應逐漸顯現，銀行和固定收益類信托理財產品收益率下行或將成為常態。”用益信托工作室研究員帥國讓對《投資者報》記者說。

政信項目卷土重來

一方面，受經濟復蘇動力可持續性存疑等影響，貨幣政策依然處于寬松狀態；另一方面，房價及通脹上行等因素對寬松貨幣政策又起到抑制作用。

“今年市場以金融市場類和基礎產業類集合信托產品為主導，其中金融市場類發行情況受二級市場影響較大，而工商企業類和房地產類的表現則始終平平，信托業依然處于轉型陣痛期。”格上理財研究院劉書峻對《投資者報》記者介紹。

盡管多數機構曾表示將支持實業需求，但從業內和數據組織了解的情況看，市政基礎設施類和證券投資類信托仍占了春季信托理財的大多數。

在經濟不景氣的當下繼續尋求政府信用背書給政信信托留有了發展空間。

根據用益信托數據顯示，在所有發行產品中，除其他投資領域外，基礎產業領域占比20.97%，金融領域占比19.05%，房地產占比12.27%，工商企業占比9.78%；而從投資方式來看，權益投資占比最大41.14%，貸款占比17.05%，股權投資占比7.16%。

盡管過去幾年監管層和信托公司已在有意收縮和嚴控政信項目的風險，但從目前情況來看，不論是政府發債還是個別采用的PPP模式，都無法在短期內解決政府大量在建項目融資、原有債務償還和新開工項目融資問題。

“過渡時期在建項目按原有融資模式操作，給傳統政信業務模式留下一定空間，以往信托公司和平臺企業合作往往采取直接發放貸款的形式，由同級或上級平臺企業提供擔保，現也正在轉向投資和城市發展基金等方向。”某資深信托人士對《投資者報》記者說。

機構搶食信托產品

相比銀行等其他理財產品較高的收益和安全邊際，令信托產品在其他投資渠道不順暢的情況下受到更多投資者的青睞，

帥國讓認為，在復雜的外部環境下，經過多年發展，信托公司已具較強風險控制能力，信托的財產獨立性、財產所有權和受益權分離、資金投向靈活等制度也為其他理財所不具備。

第7篇：廉政履職范文

關鍵詞：連續性血液凈化；急性重癥胰腺炎、高脂血癥

急性胰腺炎（ acute pancreatitis，AP） 是多種病因導致胰酶在胰腺內被激活后引起胰腺組織自身消化、水腫、出血甚至壞死的炎癥反應，病因以過多飲酒、膽管內的膽結石等有關，但近年隨著高脂飲食攝入增加，肥胖患者增加，高脂血癥逐漸成為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原因。因為急性胰腺炎的發生主要與血清甘油三酯升高有關，故高脂血癥引起的胰腺炎（HLAP） 又稱為"高三酰甘油血癥性胰腺炎"。急性重癥胰腺炎（SAP）是胰腺炎的最嚴重狀態，可導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2010年1月～2015年1月我院收治的52例急性重癥胰腺炎高脂血癥患者，其中男30例，女22例；年齡25～65歲，平均（45.8±3.3）歲；均于發病3～72h 內到院就診。所有患者均符合中華醫學會外科學會胰腺外科學組的AP診斷標準，且通過B超和CT 、生化檢查明確診斷，排除膽道梗阻等因素誘發的胰腺炎，臨床表現為急性腹痛、腹脹、惡心、嘔吐、發熱等癥狀，合并脂肪肝20例，急性腎功能衰竭13例，成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32例，肥胖35例，無糖尿病病史。

入選標準：①符合《中國急性胰腺炎診治指南》[1]中的SAP診斷標準[1]；②HL-SAP診斷標準為：符合SAP診斷， 血漿甘油三酯（TG）≥ 11.13mmol/L，或血漿甘油三酯在5.65～11.13mmol/L并伴有血清乳糜樣者；③合并器官功能衰竭。

1.2方法 每位患者均進行常規治療：均行補液、制酸、抑制胰腺分泌、胃腸減壓、促進腸道蠕動、維持水電和酸堿平衡及內環境穩定、營養支持、對癥處理等基礎治療，并于早期使用廣譜抗生素預防感染，合理有效地進行并發癥的治療。

血液凈化治療：所有患者診斷明確后72h 內，對所有患者行深靜脈置管（股靜脈或頸內靜脈）建立血液凈化通路。采用百特連續性血液濾過機，濾器為Fresennius medical care制造的ultraflux AV600S濾器。運用CVVH方法，血流量200～300ml/min，置換液量2500～3500ml/h。治療組總治療時間為8～10h，1 次/d，治療3～4 次。抗凝治療采用肝素鈉注射液，用量根據活化部分凝血活酶和凝血酶的時間進行調整，若患者凝血功能不佳可考慮減量或停用肝素。

觀察指標：分別于CVVH治療前、治療24、48、72h，觀察對比治療前后血清甘油三酯（TG）變化，及CT 評分、APACHEⅡ評分變化；并于治療前和治療后72h，分別檢測白細胞、甘油三酯、IL-6、TNF-α、CRP 的水平。

1.4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13.0 統計系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x±s） 表示，治療前后比較采用t 檢驗，P

2 結果

2.1治療前后血脂及CT評分、APACHE II評分變化，見表1。

2.2治療72h前后各生化指標比較，見表2。

3 討論

血脂升高是AP 急性期的一種生化改變， 也是急性胰腺炎的主要病因[3]。有研究指出高脂血癥在急性胰腺炎中占約1.3%～3.5%[4]，有研究指出血清TC水平與急性胰腺炎的發生關系不大，而AP的發生血與清TG 水平升高有明顯相關性，故又稱"高甘油三酯血癥性胰腺炎"。我們發現，男性患者比女性數量多，大部分男性患者發病前有過量飲食或飲酒，而部分女性患者妊娠是并發SAP 的誘因。所以我們認為高脂血癥誘發SAP的原因有長期不當飲食導致血脂升高，同時暴飲暴食為誘因。

高甘油三酯血癥誘發、加重急性胰腺炎的機制復雜，其發生機制可能為：①胰腺供血動脈堵塞或栓塞引起循環障礙，患者高甘油三酯引起血漿黏稠度升高，血漿處于高凝狀態，易形成血栓，阻塞胰腺血管，進而影響胰腺微循環，高脂血癥可激活血小板，產生縮血管物質導致胰腺血液循環障礙；②胰腺中的胰酶可將三酰甘油分解成大量游離脂肪酸，釋放有毒物質直接損傷胰腺細胞，增加血乳酸，誘發酸中毒，損傷胰腺腺泡細胞和小血管；胰腺內發生黃色素瘤；胰腺腺泡細胞的脂肪浸潤，進而可加重胰腺病理性損害；③高濃度甘油三酯可激活血小板，損害血管內皮細胞，增加血管通透性，而此時前列腺素分泌相對減少，進而可加重胰腺微循環障礙；④急性胰腺炎時， 因全身應激反應及胰島功能受損，可導致一過性高甘油三脂血癥， 高甘油三脂血癥在病理層面上加重胰腺炎，兩者相輔相成；⑤胰腺炎發作時細胞內鈣離子升高，可激活細胞酶原導致細胞自身消化[4]。

而SAP從局部病變迅速發展成為SIRS和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與病程早期促炎性細胞因子過度釋放有關。Perejaslov發現：急性重癥胰腺炎合并膿毒血癥的患者，其免疫功能及激素水平均發生變化，約1/2的患者發出現高血糖，原因為胰島素和C肽減少，47.3%的患者皮質醇含量增高，患者病情加重合并有膿毒血癥時，67.3%的患者出現免疫應答細胞減少導致棉衣功能下降。膿毒血癥時補體系統的連鎖反應可激活產生C3a、C4a、C5a等過敏毒素，故導致血管通透性增加，激活炎癥信號通路，導致血清中炎癥因子（TNF、lL -l、IL -6、IL-8）增加。且許多證據顯示促炎癥細胞因子水平與SAP嚴重度和病死率呈明顯正相關，因此早期清除炎癥因子已成為SAP治療的共識，各器官功能障礙還可涉及肝臟和中樞神經系統等。所有這些病變統稱為"酶性休克"。

與普通間斷透析相比，CRRT的優點是運轉時可保證較穩定的血流動力學。在急性腎功能衰竭的腎替代治療中，CRRT可保持穩的平均動脈壓和有效腎灌注、可持續而平穩地控制氮質水平及水電解質平衡。目前在休克、膿毒血癥、ARDS、腎衰、全身炎癥反應綜合癥等危重癥搶救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利用CVVH治療SAP患者，結果顯示24h后APACHE II評分均得到顯著下降，提示早期使用CVVH搶救SAP患者可以更快減輕患者全身的炎癥狀態、糾正免疫缺陷及電解質紊亂，對胰腺局部炎癥也有明顯減輕，進而有助于減少患者死亡的可能性和增加手術治療的機會，提高生存率及生活質量。

炎癥介質的大量釋放與瀑布樣放大是SAP加重過程中的重要因素，CVVH治療SAP的原理在于早期清除炎性介質、減緩炎癥反應的發展，陶京等發現CVVH治療后血漿IL-6比常規治療組下降得更明顯，與本研究觀察結果一致，部分研究還顯示CRRT治療有助于患者免疫功能的改善，恢復患者身體的免疫狀態的穩定性，同時CRP、白細胞、PCT也是判定胰腺炎嚴重程度及全身炎癥反應程度的重要參數，連續監測它們的動態變化對于預測胰腺炎病情變化意義很大。在連續、緩慢濾過和吸附作用下，血液中的炎癥介質迅速減少，如IL-6、TNF-α、CRP，達到調節抗炎/促炎性因子的平衡的目的，以此減少大量炎性介質對機體造成損傷[5]。由于急性胰腺炎高脂血癥急性反應期與血清甘油三酯水平顯著升高密切相關，而血清膽固醇水平與APHL 無關，故APHL亦被稱為"高TG 血癥性胰腺炎"。為此臨床需阻斷急性胰腺炎和高甘油三酯血癥所形成的惡性循環，因此臨床需在基礎治療胰腺炎的同時，還應迅速降低血清甘油三酯水平，以進一步阻斷全身炎性反應。血濾器本身所采用的某些人工合成生物膜如聚砜膜具有吸附作用，可起到降脂作用。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52例APHL 患者治療后的血清甘油三酯及CT 評分、APACHEⅡ評分均較治療前得以明顯下降，且隨治療時間延長呈遞減趨勢，治療72h 后，52例患者BUN、Scr、IL-6、TNF-α、CRP、白細胞、甘油三酯水平均較治療前得以明顯降低。

綜上所述，對急性重癥胰腺炎患者在CVVH 治療下，可有效清除炎性介質及代謝廢物，控制全身炎癥反應和阻止胰腺壞死加重，保護心臟、肝臟及腎臟等重要器官，進而提高患者生存率。

參考文獻：

[1]中華醫學會消化病學分會胰腺疾病學組.中國急性胰腺炎診治指南（草案）[J].中華消化雜志，2004，24（3）：190-192.

[2]陳長旦，鄭秀金，毛文灝，等.高脂血癥性急性胰腺炎27例臨床診治分析[J].福建醫藥雜志，2013，35（4）：45-46.

[3]Fortson MR，Freedman SN，Webster PD，et al.Clinical assessment of hyperlipidemic pancreatitis[J]Am J Gastroenterol，1995，90（12）：2134-2139.

[4] Huang G，Yao J，Zeng W，Mizuno Y，Kamm KE，Stull JT，Harding HP，Ron D，Muallem S.ER stress disrupts Ca2+-signaling complexes and Ca2+ regulation in secretory and muscle cells from PERK-knockout mice[J].J Cell Sci，2006，119：153-161.

第8篇：廉政履職范文

【關鍵詞】 地黃湯；血液透析；尿毒癥；高血壓

高血壓在終末期腎臟病(ESRD)中具有較高的發病率，在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可達80%，其對神經系統、心血管系統等的不良反應直接影響患者的預后和病死率。部分患者盡管采取了限制水鹽攝入、充分控制干體重及應用足量降壓藥等措施，但血壓仍居高不下，成為目前腎病科醫生的難題。筆者采用地黃湯聯合血液透析濾過的中西醫結合方法，對此類患者進行治療，取得較好的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60例均為本院血液凈化中心2004年1月－2005年12月門診血透患者，均為慢性腎衰尿毒癥終末期行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終末期病例選擇、診斷標準及中醫證候診斷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所有患者行維持性血液透析，每周血透3次，時間12～13.5 h/周；均聯合應用3種降壓藥，分別是β受體阻滯、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或血管緊張素Ⅱ受體阻斷劑)、鈣離子拮抗劑。其中男性37例，女性23例，年齡29～75歲。原發病：慢性腎小球腎炎29例，糖尿病腎病12例，多囊腎8例，梗阻性腎病3例，高血壓腎動脈硬化3例，馬兜鈴酸腎病3例，腎移植術后慢性排異2例。將60例患者按隨機數字表分別編入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30例。2組患者在年齡、性別、體重及治療前證候積分、血壓等方面相比，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2組基礎治療均聯合應用了3種降壓藥；應用促紅細胞生成素，維持血紅蛋白90～110 g/L；充分控制干體重，血液透析期間體重增長一般不超過2 kg；均采用碳酸鹽低鈣透析液，每周血液透析濾過2～3次，每次時間4～5 h，采用F60聚砜膜過濾器，表面積1.6 m2，透析液流量800 mL/min，置換液為on-lone生成，前置換方式，置換量10 L/h。

治療組在上述治療基礎上，按中醫辨證分型以地黃湯加減治療。①脾腎氣虛8例，應用參芪歸芍地黃湯。處方：紅參末3 g(沖服)，生地黃、山藥、赤芍、白芍、茯苓各15 g，熟地黃、澤瀉、牡丹皮各10 g，生黃芪30 g，山茱萸、當歸各12 g。水煎，日服2次。②肝腎陰虛為主者6例，可用歸芍地黃湯加味。處方：當歸、牡丹皮各10 g，白芍20 g，山藥、山茱萸、澤瀉、槐花各12 g，茯苓、藕節各15 g，生地黃、白茅根各30 g。水煎，日服2次。③氣陰兩虛者12例，在地黃湯基礎上加黨參15 g、黃芪30 g。④陰陽兩虛4例，地黃湯加桂附水煎，日服2次。

1.3 血壓監測

每日于晨起用藥前，用袖帶式血壓計監測血壓情況并記錄，共監測30 d，同時觀察不良反應。

1.4 中醫證候積分

(見表1)表1 中醫證候積分標準(略)

1.5 療效標準

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1]中慢性腎功能衰竭及高血壓病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

1.5.1 血壓療效判定標準

①顯效：舒張壓下降10 mmHg以上，并達到正常范圍；或舒張壓雖未降至正常，但已下降20 mmHg或以上。②有效：舒張壓下降不及10 mmHg，但已達到正常范圍；或舒張壓較治療前下降10～19 mmHg，但未達到正常范圍；或收縮壓較治療前下降30 mmHg以上。須具備其中一項。③無效：未達到以上標準者。

1.5.2 證候療效判定標準

顯效：臨床癥狀、體征明顯改善，證候積分減少≥70%；有效：臨床癥狀、體征均有好轉，證候積分減少≥30%；無效：臨床癥狀、體征無明顯改善，甚或加重，證候積分減少不足30%。上述標準中中醫證候積分計算公式為：(治療前證候積分－治療后證候積分)/治療前證候積分×100%。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1.0中文版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數據用x±s表示，2組間比較用t檢驗，顯著性界值用P≤0.05，0.01。

轉貼于 　　2 結果

2.1 治療前后2組血壓變化比較

(見表2) 表2 2組患者治療前后血壓變化比較(略)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

2.2 降壓療效

(見表3)表3 2組患者降壓療效比較(略)注：2組比較，P≤0.05。

2.3 中醫證候療效

(見表4)表4 2組患者中醫證候療效比較[例(略)]注：2組比較，P≤0.05。

2.4 不良反應

觀察期間，2組均未發現不良反應。

3 討論

大多數維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發生高血壓的原因與水鹽負荷過多有關。然而，約49%的患者盡管通過血透去除了水分，血壓仍未能恢復正常，部分甚至更高，從而被稱作透析難治性高血壓[2]，一般也稱尿毒癥難治性高血壓。高血壓可加速腎硬化的進展，而后者可進一步加重高血壓，所以，控制高血壓在很大程度上可延緩ESRD的進展。目前認為，鈉潴留和容量過多是ESRD患者發生高血壓的主要原因[3]。另外，一些激素的變化、毒素的蓄積、藥物的反應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針對以上原因，筆者采取血液透析濾過的方式，利用彌散、對流和吸附等機制，對小分子和中大分子的毒素進行有效清除，維持心血管系統的穩定性，并且可改變維持性血透患者的脂質代謝，對甲狀旁腺激素可有效清除。30例經過血液透析濾過治療的患者，治療前后收縮壓、舒張壓均有顯著差異。在降壓療效方面，總有效率達80%，對中醫證候積分的改變總有效率亦達73.33%。

地黃湯出自宋·錢乙《小兒藥證直決》，由腎氣丸減桂附而成。方中以熟地黃甘柔補血、滋腎填精為主；輔以山茱萸滋養肝腎而固腎氣，山藥健脾益胃以助運化；澤瀉淡泄腎濁，茯苓滲利脾濕，二味合用，以引濁瀉下行，起“推陳出新”之用；牡丹皮涼肝瀉火，以利山茱萸之養肝，補瀉結合，開合相濟。綜觀全方，以補為主，重在補腎養陰，兼顧肝脾，補中有瀉，寓瀉于補，通補開合，相輔相成。臨床應用時，因患者多為腎陰虧虛，陰虛易生內熱，方中熟地黃以生地黃易之更為妥切。生地黃性寒，滋陰兼有清熱之功，且其滋膩礙胃之弊亦遜于熟地黃，用量一般為15 g。臨床上針對不同辨證分型，根據病情隨證加減，或活血化瘀、通絡除滯；或改善微循環，抑制血小板聚集；或瀉下排濁，清除體內毒素，減輕高血容量狀態。

本研究結果顯示，以地黃湯為基本方聯合血液透析濾過可顯著降低尿毒癥難治性高血壓患者的收縮壓和舒張壓，可改善癥狀，降壓總有效率達86.67%，中醫證候總有效率達93.33%，優于單用血液透析濾過治療。

【參考文獻】

[1] .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S].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02.163－166.

第9篇：廉政履職范文

【摘要】：目的:觀察梔子豉湯合聯合氯氮平片治療精神分裂癥的療效，探討該治療方法的作用機理。方法:氯氮平片服至300mg/日，加用梔子豉湯，精神病癥狀消失后，氯氮平片減至50mg/日維持。結果：患者的精神病癥狀消失無復發。結論：梔子豉湯合聯合氯氮平片治療精神分裂癥療效顯著，且不易復發。

【關鍵詞】：梔子豉湯；氯氮平片；精神分裂癥；

精神分裂癥目前是精神科患病率最高的精神疾病之一。精神分裂癥的致殘率和復發率都很高，大約50%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最終都會留下精神上的殘疾［1］。它嚴重威脅著人們的心身健康。精神分裂癥通常需要長期維持治療或者因為復發而反復住院，每年花費的醫療費用巨大，患者及其家人損失的勞動生產力也相當巨大，因此它是造成社會經濟負擔最大的疾病之一［1］。精神分裂癥通常還伴隨著幻覺、妄想和行為紊亂等癥狀。有危害行為的精神分裂患者還可能會給社會帶來嚴重治安問題，據相關資料顯示，精神分裂癥是最常見的一種由暴力行為引發刑事案件的精神障礙。病程長、結局差異大是精神分裂癥的特點［2］。除了常常伴隨著幻覺、妄想和行為紊亂等癥狀外，患者還可能出現心煩氣躁、情緒不穩的情況［4］。筆者認為梔子豉湯能夠改善這種狀況，故以梔子豉湯合聯合氯氮平片來治療精神分裂癥，觀察其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 1 臨床資料

申海濤，男，27歲，汝州市騎嶺鄉人，病史3年，反復住院（一年住院200-300天）。存在幻聽幻視、關系妄想、嫉妒妄想、心煩、腹脹癥狀，2010年8月份入院治療。

1. 2 治療方法

氯氮平片服至300mg/日，乏效，加用梔子豉湯半月后，精神病癥狀消失，將氯氮平片逐減至50mg/日維持。

1. 3 療效標準

根據臨床資料，幻聽幻視現象消失，關系妄想、嫉妒妄想癥狀顯著改善，心煩、腹脹情況改善，并且沒有出現不良反應，即可認為有效。

2 結果

患者精神分裂癥狀消失，不再出現幻聽幻視現象，能夠正確認識人際關系，不存在關系、嫉妒妄想癥狀，心情平復、心態穩定，腹脹消失。2010年8月份入院治愈后，至今隨訪無復發。

3 討論

統計結果表明，首次發病精神分裂癥患者經治療后能夠完全康復的患者不到20%，其余80%患者一般會在2年內復發。此外，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殺的風險遠高于常人，超過50%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有過自殺未遂行為，約10%的患者死于自殺。

從心理、生物、社會等不同維度出發，采取綜合性干預措施，藥物治療輔以社會心理康復是目前改善精神分裂癥患者狀況的重要措施［2］。精神疾病極其復雜，目前各家論述也極為繁多，通常認為其屬癲狂范疇。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看，精神分裂癥由于病因不明、癥狀繁雜，缺乏軀體方面明確的陽性體征，使其治療成為一大難題。自從精神分裂癥中西醫結合辨證分型標準1991年制訂出后，隨著研究深入，利用中西醫結合法治療精神分裂癥已顯示出其獨特的優勢及應用前景。

氯氮平是目前公認的療效最好的抗精神病藥物［1］，它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陽性、陰性、情感及認知癥狀均有較好的療效，對患者的生活質量和認知功能等改善的長期效果也較好，而且較少引起錐體外系反應，同時能夠提高患者的依從性。氯氮平也是目前唯一能治療難治性精神分裂癥的抗精神病藥物［3］。

與經典抗精神病藥物主要作用于腦內的多巴胺能神經通路不同，氯氮平則是通過同時作用于人體大腦內的DA和5-HT2受體起到治療作用的［4］，由于對受體選擇性增強了，錐體外系反應和催乳素水平升高的發生率就降低了，患者的依從性得到了提高。研究人員研究發現氯氮平對于難治性精神分裂癥的治療效果非常好，而且長期治療效果更為顯著。還有一些研究結果表明，氯氮平可減輕對成癮物質的渴求感，減少其攻擊行為，預防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自殺行為。而且氯氮平能夠更好地減輕患者精神分裂癥狀，改善其生活質量，并能夠縮短住院時間、降低藥物不良反應，經過治療后患者不再需要長期住院觀察，能夠重返社區生活。

梔子豉湯是《傷寒論》中的名方［5］，它的功效是清熱除煩，主要用于治療邪熱擾胸、身熱懊惱、胸悶不快、虛煩失眠等癥狀，常被用作治療更年期失眠癥等。由山梔子、淡豆豉組成的梔子豉湯，適用于氣機不舒暢導致的失眠、心煩，甚至是心中懊惱的虛煩癥狀［6］。對于表現為心煩失眠、睡后易醒、多夢，甚至是徹夜難眠的患者，通過清除心中的煩躁可以達到安神助眠的效果，梔子苦寒，既能清透郁熱、解郁除煩，又能導火下行。淡豆豉氣味、味道都很輕淡，既可以清表宣熱、又可以和降胃氣。豆豉中還含有很多脂肪、蛋白質及酶等物質，所以梔子豉湯不僅滋養，而且能助消化、清熱除煩、交通心腎。

利用中西藥結合療法，通過梔子豉湯合聯合氯氮平片治療精神分裂癥，對癥下藥，患者的各種病癥都得到改善，不容易復發，并且具有良好的長期療效。

參考文獻

［1］ 徐廣明.氯氮平臨床使用及其對出院精神分裂癥患者結局的影響［D］.中南大學,2010：1-5.

［2］ 李清亞,張蘭華,楊玉英,宋瑞華,王曉慧.中西醫結合治療精神分裂癥的研究進展［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8,(07):1118-1118.

［3］ 李哲,李煒東.難治性精神分裂癥的診斷與治療［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9(11):1320-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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