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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特別提款權(SDR)；“定量寬松”政策；國際貨幣體制改革；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09)08-0057-05

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緊接著，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隨即“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在西方各國“大行其道”，西方貨幣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波動進一步加劇。對西方現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就其性質和影響，尤其是對中國影響的論證不斷深^。

一、“定量寬松”政策使用的實質

美國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行為，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在經濟學上的涵義是指：貨幣當局(央行)通過發行貨幣直接向市場注資的一種貨幣政策手段。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英等國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2009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它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這種貨幣政策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從某種意義上看，刺激經濟的“定量寬松”政策與“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其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而“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政策角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通過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潛在的風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并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的政策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二、西方向“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斜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并非近期美聯儲出臺的貨幣政策，早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就多次表示“需要采取靈活的貨幣政策來應對經濟和金融風險”，加大“非傳統手段”力度，暗示美聯儲貨幣政策將發生變化。事實上，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在美國金融領域系統性危機進一步加劇，資本市場狀況不斷惡化的情況下，美聯儲就已經在考慮和推行“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在大規模向市場注資救市過程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悄然向“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斜。

盡管當美國“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一出臺，便遭到多方非議和經濟學界的普遍質疑，但并沒有阻止美元的泛濫和無節制的發行，導致世界各國美元外匯儲備價值縮水風險進一步增大。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國對美元的任意發行又沒有任何制約機制，美元的特權超越了國家范疇。不僅如此，美國的做法也被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和經濟體所仿效，英國、日本、瑞士、加拿大等國貨幣當局也紛紛宣布開始實施“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向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注入流動性。美聯儲宣布出巨資購買長期國債和抵押貸款證券后，不久歐洲中央銀行隨即宣布將主導利率從1.5％下調至1.25％，并宣布在未來將“很有分寸”地進一步降息，同時還將采取一些“非常規的措施”促進經濟復蘇。鑒于歐洲經濟衰退的持續深化，我國自2008年10月以來已經第6次降息，降息的作用和空間越來越小。而歐洲央行的所謂“非常規的措施”諱莫如深，市場紛紛猜測。依照歐洲央行的解釋，“非常規的措施”包括向銀行提供長期貸款，或者通過增發貨幣購買歐元區公司債等。盡管受歐盟法律的限制和歐元區成員國的協調上的困難，歐洲央行通過增發貨幣直接購買各國國債的難度較大，但一旦成形，意味著歐洲繼美國之后大量向市場投放歐元，歐元外匯儲備價值縮水的風險也將隨之而來。

雖然，當前西方貨幣政策的重心由“傳統”的利率杠桿向“非傳統”的“定量寬松”傾斜，但從“定量寬松”政策的本能看畢竟是“非常時期”的產物，帶有“應急”和“救援”性質，是中短期行為，不具有長期性和持久性。一旦經濟與金融狀況好轉，市場流動性得到恢復，“非傳統”的“定量寬松”政策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西方貨幣政策的重心也會回歸到“傳統”的利率杠桿宏觀調控上來。但另一方面，當前西方“定量寬松”政策到底會延續多長時間?其力度是否會進一步加深還是逐漸減弱?“定量寬松”工具的使用能否使西方國家從經濟與金融困境中擺脫出來?目前難以定論，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同時取決于形勢發展的變化。其主要原因是：首先，目前西方整體經濟與金融形勢依然處在戰后最困難時期，金融危機導致西方金融系統捉襟見肘，經濟衰退導致西方“元氣”大傷，西方國家要從經濟與金融困境中擺脫出來并不容易，由此“定量寬松”政策延續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西方整體經濟與金融形勢的變化和發展；其次，西方各國“定量寬松”工具的使用，盡管在表面上是增加貨幣的投放量，帶來的是西方“貨幣貶值戰”，可看到的潛在風險是“通脹”壓力復出，但最終將達到什么樣的效果，是否會帶來更新、更多的問題，還是一個未知數，由此“定量寬松”使用的力度取決于產生效應的大小；其三，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過程中，西方各國出現的問題以及衰退和危機的程度各不相同，在應對經濟與金融危機上政策的協調存在著各種分歧，許多具體問題上的“患得患失”使西方各國在政策的使用上難以達成一致，“各行其是”是西方國家面對危機的“通病”，而“定量寬松”政策的使用無非是西方各國試圖“轉嫁”危機的體現，由此依靠“定量寬松”工具的使用來挽救西方整體經濟是不可能的。

三、“定量寬松”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關于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評估，及其后續的影響和潛在的風險，經濟學界議論紛紛，但無論結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擴張性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既有“轉嫁”危機的性質，也有“釋放”風險的性質，最終結果將有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通脹。隨著中國經濟與資本市場融入全球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危機的“轉嫁”將對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影響的程度將緩慢加重，影響的層面也會擴大，其中更多地體現在國際儲備資產價值、國際結算和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上漲層面上的風險，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也是需要論證的新課題。

從全球層面看，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如果美國等有關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特別是美元作為國際支付的主要貨幣，并且各國的外匯儲備都以其為主，在美歐“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下，一旦新一輪危機降臨又對本國貨幣缺乏信心時，必然要使用外匯儲備來注資救市，從而外匯“泡沫”將會被進一步放大。外匯“泡沫”放大的同時，金融危機在全球的影響也會增大，世界經濟將有可能被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和主要貨幣波動的惡性循環所困擾，各種危機爆發的頻率也會進一步加大。當前，各新興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同樣正在承受著金融危機的不斷沖擊，而且將有可能導致亞洲新興經濟體成為繼歐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機的又一“重災區”。與此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和相繼出臺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和手段，先是將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紛紛“拉下水”，而后是設法“脫身”將危機“轉嫁”給其他經濟體。事實上，從美歐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

從中國國際儲備現狀看，由于世界上主要貨幣已經進入“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時期，對擁有近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超過1.3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隨著2009年美國等西方國家超過萬億國債的發行和通過發行貨幣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必然導致美元等西方貨幣的貶值，中國的外匯資產儲備價值也將相應出現大幅度縮水。與此同時，美元等西方貨幣的貶值有可能再度引發全球性通脹，并將可能帶動新一輪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價格的上漲，導致中國承受更大的通脹壓力。另外，美元等西方貨幣的貶值將導致中國出口更加艱難，出口產品在結算中也將面臨巨大損失，實際上近期中國在國際收支和資本流動變化中，已經出現了外匯價值的負增長。因此，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人手：首先，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次，由于流入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 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再次，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

同時，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中國現行的“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經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首先，放緩國內市場上貨幣投放量的增速。逐漸回歸貨幣投放的常態，防止經濟復蘇過程中再度陷入流動性過剩的陷阱；其次，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貨幣進一步貶值，以及國際市場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對通脹預期要有正確的判斷，及時調整政策的導向。

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增加貨幣的投放量和放寬信貸是刺激經濟復蘇的必要措施，但未來全球經濟復蘇過程將極有可能與全球性通脹風險同時出現，政策導向的“拐點”需要與形勢的發展相適應，而不是“滯后”，并加強市場追蹤監測，把握調控的力度。近期中國新增人民幣貸款增速開始減緩，據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9月以來新增人民幣貸款金額歷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寫，到2009年3月份創下歷史天量，達到1.89萬億人民幣，4月開始大幅度回調，為5918億人民幣，意味著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中國信貸增長規模開始逐漸向理性回歸。雖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已經出現“拐點”，政策導向開始向防范通脹預期風險傾斜，但也不能否認，中國“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出現了減弱的跡象，說明目前中國國內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解決或基本解決，已經在考慮如何防范潛在的通脹預期風險。

四、“定量寬松”政策與特別提款權的改造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為改造IMF現有SDR做出的努力。

關于IMF現有SDR改造的相關議題由來已久，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改革的呼聲不絕于耳，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改造SDR的構成成為國際社會和有關國家關注的問題。G20倫敦峰會后，IMF啟動了機構內部的相關改革，除了推進機構成員國表決的改革，IMF將啟動2500億美元的新增SDR分配方案(約合1670億SDR)。為了逐步使成員國持有的SDR趨于合理與均衡，新增的SDR將按照現有份額比例對185個成員國進行分配，其中按照中國現有份額比例中國將獲得約62.8億SDR(約合93億美元)。與此同時，在2009年4月25日IMF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會議上，IMF總裁卡恩表示，IMF將考慮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這將是IMF建立以來首次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雖然本輪增資將不涉及IMF各成員國份額及投票權的調整(將在2010年討論份額調整問題，計劃最早在2011年初執行新的份額)，但IMF的改革從新增SDR分配方案就此拉開了序幕，由此人民幣國際化也迫在眉睫。

為避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外匯貶值帶來的風險，保障外匯儲備和對外投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周小川提出“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建議“事出有因”，并非媒體渲染的“中國要終結美元時代”，也不能被視為“人民幣挑戰美元”。周小川的建議得到新興經濟體國家以及IMF等的支持，但美國反應十分強烈，反對創造一種新的國際貨幣取代美元，同時歐盟和各發達國家的基本態度也十分“曖昧”。盡管周小川的建議在國際間存在著巨大分歧，但有關問題的討論和論證在金融界與媒體展開，其中也包括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思考。且不論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是非曲直，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目前金融危機環境下選擇的余地十分有限，外匯資產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數的下降，中國也需要對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進行評估和重新審視，不能一味地依賴于美歐的“信用”，而“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與IMF現有的SDR是否需要進行改造的論證也自然會浮出“水面”。

目前，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國際金融機構——IMF仍被世界各國視為不可取代的國際性金融機構，其作用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也有目共睹。IMF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作用的體現最重要的是SDR，是IMF擁有的內部儲備資產，是IMF的計量單位，具備國際結算、儲備和各國據此獲得IMF貸款的多重功能。SDR是IMF1969年創立的，由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四種貨幣構成，目前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分別約占權重份額的44％、34％、11％和11％，通過這四種貨幣加權定值。SDR用于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國際結算，成員國也可在短期內用SDR來平衡國際收支，SDR除了具備國際結算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備國際儲備功能。SDR國際儲備防范風險功能的核心也是SDR的構成并非單一貨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單一貨幣的風險，因此許多國家把特別SDR視為“超國家主權”的“紙黃金”，尤其是SDR的構成國不斷向IMF注資，主要原因是為進一步增加其在SDR的權重份額。雖然目前美元在SDR構成的權重份額仍占大頭，但已經不足45％，與世界各國美元外匯儲備比例相比相對偏低，特別是與新興經濟體國家七成的美元外匯儲備相比低了近三成。由此可見，SDR的構成與單一美元國際儲備的風險相比相對要低，而占其份額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安全系數。

SDR創立40年來，始終沒有大的變化，幣種范圍也沒有擴大，其根本原因是SDR自創立以來主要份額一直由西方發達國家把持，其中主要原因不僅是美、歐、日注入資金的比例決定了其發言權，另一個不能否認的重要原因是SDR的構成。因此，盡管中國向SDR提供一定數量的資金可提高中國在IMF的話語權和投票權，考慮在IMF發行債券的情況下購買IMF發行的債券也可減少因美元資產過多帶來的風險，但僅依靠提供資金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投票權，購買IMF發行的債券以此規避國際儲備風險，并非萬全之計。從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目前的財力來看，試想就是“傾囊”之力向IMF提供資金，所能夠獲得的話語權和投票權也將十分有限(目前中國在IMF擁有的份額僅為3.72％，美國為16.78％)，何況成本之高不堪重負。考慮IMF發行債券來購買IMF債券，盡管國際儲備風險得到分攤，但并不等于沒有風險，且不僅這類債券的發行收益率將相對“低廉”(由于IMF是多邊機構，如果在國際市場上發債票面利息將會較低)，而且IMF采用何種方式發行債券是一個問題，如果債券以美元或者歐元計價，技術上可能復雜一些，短期內實現的可能性要小。

另外，現有SDR構成的定值也越來越顯現出它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體和國家。因此，推動IMF現有SDR的改造，擴大SDR構成貨種的范圍，使SDR的構成貨種更加多元化，由更多的國家根據在SDR構成的權重份額共同承擔風險和共同承擔責任。而SDR構成的改造和范圍的擴大，首先應增加新興經濟體國家權重的比例，并考慮將相對穩定的幣種融入其中，其中人民幣在實現可自由兌換的條件下自然也應是SDR構成的選擇，使SDR構成的權重份額相對均衡與合理。由此，IMF現有SDR的構成是否需要改造的論證，不僅關系到有關國家的國際儲備安全，也是能否有效共同擔負國際金融安全責任的重要方面。

外匯儲備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國用于國際收支結算和防范金融風險，如果外匯儲備風險加大，外匯儲備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證，在國際收支結算中的損失難以估量，同時本國金融安全也相應降低，事實上國際儲備資產的安危已經被美元所左右。而如果從美元儲備的風險考慮，調整國際儲備的構成，僅僅從換成了歐元、英鎊或日元、澳元，以及購買原油期貨、貴金屬等方面減少風險并不可取，更不要說無條件地繼續大規模購買美國債券。從當前的國際貨幣市場和期貨市場看，國際外匯市場匯率的變化，隨著各國貨幣政策的變化匯率的變化將更加反復無常；國際期貨市場的變化，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形勢不確定性因素的增多，以及投機性“熱錢”的入市和撤離，中短期風險不斷加大。由此，從上述國際儲備構成的調整，中國的選擇余地的空間越來越狹小，甚至有時會陷入無奈，承受來自諸多不確定的風險。雖然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也可以說是無奈之舉，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余地，而IMF現有的SDR構成的改造則更具有現實性，也是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考慮的選擇。

第2篇：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 統籌城鄉發展 政策體系 作用機理

十七屆五中全會上提出“必須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統籌城鄉發展，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快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是全面繁榮農村經濟，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是推進城鎮化進程的必然選擇，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必然途徑。要實現這些目標，不僅要求人們對此有清晰的認識、制定可行的方案、提出具體的途徑，更要求政府要以創新的思維、改革的理念為基礎，制定完善配套的政策體系，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政策體系促進我國城鄉統籌發展戰略的實施。

一、統籌城鄉發展的內涵

統籌城鄉發展，是相對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而言的，是指城市和鄉村統一安排規劃，從國家戰略高度出發，根據城鄉之間的客觀聯系與經濟規律，充分發揮城鄉各自的比較優勢，并將各具特色的優勢產業有效聯結起來，打破城鄉界線，解決城市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不平衡問題，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共同繁榮。

農村的生活、生產、文化等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因此，統籌城鄉要消除的是城鄉之間的不平等，而不是形態上的城鄉差別。具體而言，統籌城鄉并不是通過耕地變廠房、農村變城市的方式，而是通過調整農村的產業結構，改進生產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使農村的生產條件、生活質量（包括勞動強度、工作條件、就業機會、收入水平、居住環境等）與城市逐漸消除差異，從而使住在農村僅是環境選擇，當農民只是職業選擇。

二、政策體系的內涵及對城鄉統籌發展的作用

1、政策體系的內涵

政策是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部門根據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目標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動方案或規定的行為準則，它們是一系列謀略、法令、措施、辦法、方案和條例的總稱。政策的本質集中體現三個方面：其一，政策集中反應和體現一個國家或地區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其二，政策是執政黨、國家或政府進行政治統治、管理國家的工具或手段；其三，政策為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政策體系是在一定范圍內或按照一定秩序和內部聯系將各種政策組合成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政策間相互作用，以便更好地發揮各自的優勢。政策體系是個系統，它由若干子系統構成，政策體系中的子系統，就是具體的不同政策。一個個獨立的政策有其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各個單獨的政策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形成一個政策體系。政策體系從整體的角度，協調涉及作用對象的各個方面，使各個子系統在范圍內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2、政策體系對城鄉統籌發展的作用機理

（1）政策體系從宏觀角度全面合理地規劃城鄉統籌發展的整體利益。政策具有可以引導整個社會朝著政策制定方向發展的功能。在內容上，政策一是規定目標，確定方向；二是用所確立的目標和方向來教育公眾，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行動。

健全完善的政策體系是加快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保證。城鄉統籌發展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受到從科學、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到經濟、法律、資源、社會保障等各方面政策和環境的影響。科學規劃與合理布局是加快城鄉統籌發展的前提。只有堅持高起點規劃、高標準設計、高質量建設、高效率管理，才能形成一種生產、生活、教育、娛樂等結構合理、布局得當、協調發展的城鎮體系。

（2）政策體系為城鄉統籌發展各項工作順利進行保駕護航。政策是國家管理的手段、工具和杠桿。幾乎所有的現代國家和社會都通過政策來開展各項活動，主要體現在國家發展計劃、維護社會秩序以及處理和協調各種政治（如黨派、各社會團體）、經濟（如生產與消費、消費與積累、國家、集體和個人）以及民族等利益關系上。

推進城鄉統籌發展，首先應當在制定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總體方案的基礎上，堅持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促進城區與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具備相應的促進農村發展的產業、就業、土地、稅收、戶籍、社會保障等配套政策，用改革的辦法吸引企業、個人及外資等以多種形式參加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和經營。同時，在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創新突破，形成總體層面的政策框架。及時總結已有成功經驗，形成適應不同地域和村鎮的具體政策指引，使影響民生各個方面的政策構成相互促進的城鄉統籌發展政策框架體系。堅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統一，努力營造良好的城鎮社會環境。

（3）政策體系為城鄉統籌發展中農民的利益提供保護。在城鄉統籌發展中，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意義重大。在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可能會因為城市建設項目、政府指定的專門綠化帶、鄉村兩級的自行轉讓或租賃集體土地等方式而成為失地農民，且這種行為本身“無可厚非”。但是在征地補償方面給予失地農民的征地補償款偏低、征占地補償款計算標準不明、相關補償費用剝離不清以及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不到位都會嚴重損害農民利益。因此，如何通過政策降低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風險，通過政策調整企業和農民的利益分配關系，以及如何通過政策保護失地農民的應有利益已經成為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政策難題。

三、推進城鄉統籌的政策體系建議

1、完善戶籍改革和管理政策，促進城鄉居民共享發展機遇和成果

城鄉二元結構始于戶籍制度，由于城鄉分離戶籍制度的存在，廣大農民在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受到與城鎮居民不同的待遇甚至是歧視。戶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打破不平等城鄉二元體制下公民的權責關系，使人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改革戶籍制度的核心是剔除黏附在戶籍關系上的種種社會經濟差別，使城鄉居民在發展機會面前擁有一致的社會身份和平等的社會地位。近些年來，一些地方政府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戶籍改革，但這些改革大多只停留在形式上，并沒有觸及實質性層面。形式上消除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的差別，但在與戶籍相關的政策福利上仍然區別對待。不過，這已經在戶籍改革上邁出了第一步。傳統的二元戶籍制度造成勞動力市場分割，是阻礙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重要因素。因此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城鄉戶籍一體化，可以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創造一個公平、有序、合理的環境。

2、完善勞動力市場政策，促進勞動力有序流動和充分就業

加強勞動力市場改革，消除勞動力流動和就業所面臨的體制、政策等限制因素，吸引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地流向城市。首先，大力發展勞動就業中介組織，形成包括就業信息、職業介紹和培訓等在內的就業服務體系，為農村勞動力提供轉移成本、收益成本等方面的建議，減少盲目流動造成的損失。其次，完善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管理，建立一套完整的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市場組織體系，調控和保障就業者權益的法規和制度體系。

3、完善農村土地使用政策，促進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和流動

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農業生產特點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全會提出還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改變過去不允許土地流轉的政策，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的承包經營權，首先，可以將分散的土地通過流轉集中到一些龍頭企業和經營能力強的農業大戶手中，發展規模經營，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推進農業產業化，更好地利用農業科技發展現代農業；其次，可以使更多的剩余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的二、三產業，既促進城鎮的產業發展和城市化，也可以使他們的知識、技能等得到提升，增加農民收入，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智力和人力支持。

4、完善公共物品供給政策，促進財政資源的優化配置

由于財政政策長期向城市傾斜，導致城鄉公共物品供給嚴重失衡：一是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差距懸殊，二是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三是城鄉公共衛生醫療差距較大，四是城鄉社會保障建設差異明顯。針對上述問題，政府要優化財政資源的配置，加大對農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首先，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在一些重點水利工程項目上增加政府投入，包括一些大型水源工程、重點水域的堤防建設、重點地區防洪排澇設施建設、大型灌溉區的河道清淤工程等。此外，還要加大對小型農田水利工程的投入，重點支持農田水利設施的配套建設和維修保護，重點支持土地整治，加大農村小型公益設施的建設。其次，加大農村基礎教育和農業科技投入。加大農村義務教育投入，逐步縮小城鄉義務教育的差距，實現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重點選擇支持一些具有開發潛力的農業科技項目，逐步提高農業發展中的科技貢獻率。再次，完善農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立和完善農村衛生專項轉移支付制度，加大財政對農村公共衛生的支持力度，公平分配城鄉之間的衛生資源。最后，逐步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統籌城鄉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政府調整財政支出格局，逐步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包括養老、醫療、失業、低保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逐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貧困和失業人員提供最低收入支持。加大對農村公共醫療衛生投入，建立農村“大病統籌”醫療體系，并逐步建立農村社會養老體系。

5、完善農村金融政策，促進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

在農村金融領域中，合作社處于主導地位，但農民很難從信用社得到貸款。農村經濟只儲不貸，資金流向城市，支持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農村金融體制，放寬農村金融準入政策，加快建立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結合，資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務完善、運行安全的農村金融體系。加大對農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寬融資渠道，綜合運用財稅杠桿和貨幣政策工具，定向實行稅收減免和費用補貼，引導更多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向農村。”要充分發揮金融支持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改善農村金融服務，使農村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與資本有效結合，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注：本文受唐山市城鄉一體化發展研究資金資助。）

【參考文獻】

[1] 王景新、李長江等：明日中國：走向城鄉一體化[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2] 高松：進一步完善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J].經濟研究，2009（10）.

第3篇：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

摘 要：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資本項目的開放也逐漸成為一種趨勢，本文對資本項目的開放、容易誘發的金融風險進行闡述，并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希望為金融行業的工作者提供如下參考。

關鍵詞 ：資本項目開放 金融風險 防范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我國在保持經濟獨立發展的同時，也逐漸加大同國際市場的貿易往來。怎樣在自由貿易的環境下，將金融風險降到最低，本文進行如下分析。

一、資本項目開放的概念

資本項目也名資本賬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資本項目指的是“國際收支中因資本輸出和輸入而產生負債的增減項目，包括直接投資、各類貸款等【1】。”資本開放具有如下幾個特征：①居民可以通過經常項目獲得外匯交易，并且不受到限制。②所得的外匯可以在外匯市場上出售給銀行或個人持有。通過上述可以得知“資本項目的開放”同“資本項目的可兌換”有一定的差異。資本項目是指解除資本項目中的流動管制，這種管制包含跨境資本交易和相關的外匯管制。由此可見，外匯交易包含以下幾個意思，將資本交易完全放開，二是給予資本交易相關的資本匯兌的自由。從理論角度上來說，隨著自由貿易的加大，會給監管帶來一定的難度，也會造成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難度加大，但在實際的開放中，資本開放項目同可兌換依然存在一定的區別。不能單純的認為實現資本項目的開放就可以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

二、我國資本項目開放的基礎

在推行資本管制改革開放的同時，我國應該結合有關的國情，積極的創造有關的條件，推進資本項目的開放進程。

(一)制定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健康的財政政策對資本項目的開放有積極的意義，通過以往的經驗表明資本管制措施一旦降低或減少，在我國存在高財政赤字的情況下，短時間內就會造成資金快速的流出或流入，對國家財政的穩定性造成很大影響【2】。同時因為補償的方式不同，財政赤字也會造成不同的結果。如果通過債券發行來緩解財政赤字，那么會引起市場上利率上調，并且很有可能超過國際水平，造成貨幣下降，這樣會造成貨幣供應的加大，從而引發通貨膨脹并降低利率。在這樣的背景下，對資本的放松管理則會引起短期資本大規模的流出，造成貨幣貶值，對社會的經濟發展造成影響。因此，在開放資本項目的同時，我國一定要防止資本出現過度的流動，否則會引發嚴重的金融風險。

(二)貿易自由化和經常項目的開放需要注意的問題

資本項目的開放也增加國際收支均衡管理的難度，對資本管制放松管制后，會在短期內出現資本大量的流入，會大量的積累國際收支順差，從而造成匯率上升，造成出口競爭力下降從而形成項目惡化【3】。因此，國家首先實行貿易自由化及對經常項目線性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對國際收支的平衡起到緩解作用。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在發展中國家，開放經常性項目和貿易自由化后，在短時間內會增加貿易的逆差，要保持這種逆差不能低于經濟發展的水平，才能有助于實現國際收支的總體平衡。

(三)需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

要健康的進行資本項目的開放離不開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的約束。因此，在實施全面的金融資本開放項目之前，要制定好健全的金融監管體系【4】。要認識到金融監管同資本項目開放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因為，資本開放市場需要有在一個穩定、積極的市場進行，缺乏金融監管的市場會增加金融風險和金融動蕩的發生，這樣必然會對市場的穩定性造成影響，對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也難以避免的造成中斷，可能會不得以再次進行嚴格管制。在金融自由化程度高度發達的歐美國家，對金融的監管十分重視，從這個方面也體現了金融自由化和監管方面的相互作用力。根據我國經濟的實際發展情況，有不少條件尚未充分具備，雖然近年來我國實行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也不可避免的造成巨大的財政赤字。在貨幣政策方面也缺乏間接的市場調控工具，對貨幣政策的實施形成一定制約。在匯率的監管方面存在漏洞，造成違規操作事項時有發生，由此可見，我國尚不具備令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充分條件。

(四)合理的對匯率進行安排

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介紹，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對匯率進行合理的安排可以令本國貨幣具有獨立性，并且可以有效降低外部市場動蕩帶來的不利影響【5】。在資本大量流動的情況下，匯率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調節作用，對資本的流出起到抑制作用。這樣不僅可以有效防止資本的非正常流動，也可降低利用利差套利的概率。因為在資本管制放開后，資本的流動需要依賴利率進行調節，如果繼續實行環境的利率管制，則容易造成資金價格的信號缺乏真實性。若人為管制低于國際水平管制，則容易造成資本外逃，反之，則會造成短期資本的過度流入。

三、資本項目開放可能引發的風險

（一）金融體系可能存在的風險

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其銀行體系尚不完全，資本在短時間內頻繁的流入或流出都可能成為金融危機的誘因。也容易造成過度借貸的問題。資本市場的開放會對市場造成如下影響：①容易增加市場的波動性，②會增強國內外市場之間的相互聯系，使本國資產容易受到其他國家資本市場的傳染，若缺乏健全的金融體系，在金融監管機制發展尚不成熟的中國，資本項目開放會對我國造成很大的沖擊【6】。

（二）降低我國貨幣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根據有關的文獻表明，若資本市場在保持固定匯率不變的情況下進行自由的流通，必然會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影響，如政府想要降低通貨膨脹發生的概率，通過提高利率來平抑市場需求，就容易造成資本大量的流入，為保證匯率的穩定性，從而采取一定的措施對外匯市場進行一定的干預，造成國際儲備大量的噸積，這樣造成本位幣的投放也隨之增加，造成利率降低到國際利率水平，因此對貨幣的有效性也會大大削弱。

（三）增加我國資本外逃發生的風險概率

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存在一定的特殊性：①中國的物價政策一直屬于穩中有升，名義上的利率較低，但國內資產擁有較高的估值，而通過開放資本項目造成資本過度流入的經濟體特征通常有高膨脹，高利率及產品價格低廉的特征。②中國有大量的FDI，雄厚的外匯儲備和超大的國際債權。由于中國經濟體具有的特殊特征。在中國開放資本項目后，面臨的最大問題應該是資本外逃。尤其是在項目開放后，逃避管制的成本也會降低、渠道也會多元化，在短期內容易造成資本大量的外逃。

（四）匯率升值容易引發的風險

隨著資本項目的開放，大量的資本流入市場，針對這一情況，我國為保持匯率的穩定性，會采取一定的措施對外資流入進行干預，在這種情況下，容易引發本位幣供應量加大和通貨膨脹概率加大，令我國的資源從貿易部門轉化為非貿易部門，給經常項目造成危機，令名義匯率得不到維持，從而造成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7】。

四、避免風險發生的對策

（一）要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不穩定的宏觀經濟容易造成資本出現大規模的流動性投機。為避免資本出現負面流動的概率，必須維持市場宏觀經濟的穩定性。需要采用如下策略：①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避免財政過度擴張產生大量的赤字，從而造成利率上升，對經濟的穩定造成影響。②采用靈活的貨幣政策，減少銀行對貨幣市場的干預，減低資產價格波動性，給投資者提供更加理性的決策思想【8】。③保持經常項目之間存在順差，因為經常項目同資本項目的關系密切，對資本流動的影響較大，保持經營項目的順差對可以提高我國增加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為資本項目開放提供寬松的環境。

（二）對國內的金融進行改革

全面的資本賬戶開放必需建立在國內金融市場自由化的條件下。因為過于死板的利率體系對國際收支和資本的形成容易產生不利影響。同時，政府可以通過調整利率水平減少債券的發行成本，對社會資源的配置也會形成一定影響，造成資本出現大量的波動。因此，在我國想要全面開放資本賬戶，必須要發展好各類貨幣市場的工具，建立高效健全的公開市場操作機制。

（三）靈活的運用人民幣匯率

恰當的匯率制度是貨幣安全兌換的保證，根據以往的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匯率制度的僵化是造成金融危機的主要誘因，對市場匯率進行不合理的干預，對本幣的錯誤判斷都會造成市場機制作用失靈。因此，要在基本市場下進行本幣的自由兌換，必需對市場的有關制度進行一定的改革，為了避免過度強調匯率的穩定性導致貨幣政策喪失獨立性，有彈性的對匯率進行安排是一種明智的做法。

（四）增加國際上的合作

如今金融危機也逐漸表示出明顯的國際性，也凸顯金融合作的重要性。由在不少的國家因為具有類似的需求和目標，實行區域性合作能有效的實現各自的需求和目標。其次建立好防范金融危機的預警機制，協調各地區的金融政策。如建立宏觀信息交流、政策協調、貨幣互換等政策。

結束語

綜上所述，開放資本項目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在開放之前需要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如健全金融監管制度、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性等，因此，我國在開放經常性項目的道路任重道遠，還需要經過不斷的努力才能得以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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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吳成頌.試論開放條件下我國金融風險預警管理機制的構建[J].金融經濟（理論版）,2010,2(8):36-38.

[7]柏寶春.國際投機資本流動與金融風險傳染相關性分析[J].經濟與管理評論,2013,(3):96-103.

第4篇：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

中國經濟2003年的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九點一。主要驅動力來自超乎尋常的投資增長。 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高達55118億，于去年同比增長幅度高達26。7%，銀行信貸是2003年投資大幅度的增長的主要動力。2003年中國貨幣的供應量處于前所未有的寬松狀態。 全年投放的現金高達2468億，較前一年增長879億，增幅達55%。國內的討論更多地集中在中國經濟是否過熱， 而很少人注意為什么中國的投資和銀行信貸2003年大幅度增長，以及認清銀行信貸大幅度增長的原因對我們正確對待中國經濟的內外環境有什么作用。

我認為中國經濟去年超乎尋常地加速增長是一個典型的代表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美元本位制在與美國擁有巨額貿易順差的國家制造泡沫的實例。2003年的中國經濟局部過熱顯示當弱勢美元導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突然急劇增加時，中央銀行為維持穩定的匯率被動地靠大量增加貨幣投放來吸收外匯儲備，這新增的貨幣投放直接刺激了銀行的信貸擴張，再加上政府仍然在擔心通貨緊縮未及時加大政策調整的力度，經濟的幾個部門開始出現過熱現象。去年的經驗顯示當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體系緊密相連時，他國的金融政策開始對中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 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全面正視國際因素給中國經濟帶來的風險。

外匯儲備大增 中國經濟局部過熱

作為世界上的最大經濟體，美國2003年的匯率政策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均產生重大的影響。

首先，弱勢美元導致了美國貿易赤字的急劇增加。美國政府的大規模減稅在2003年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復蘇。 經濟復蘇使美國的消費者信心大增。 美國人又開始大手大腳地花錢。同時，為給2004年的總統大選作準備，美國政府在2003年一直采取弱勢美元的政策。美元在2003年與日元和歐元的匯率分別貶值17%和14%。一方面，經濟的復蘇刺激了進口，另一方面，弱勢美元使美國進口時的費用增加。結果是美國2003年的貿易赤字達創紀錄的4894億美元。

其次，弱勢美元使中國經濟在兩個方面受益。 第一， 由于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當美元貶值時，人民幣與其他貨幣的匯率隨之貶值。 這大大增強了中國商品在美國以外的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第二， 由于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之一，美國經濟復蘇導致的美國購買力的增強使得美國從中國進口了更多的商品，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達到空前的幅度。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的結果是中國2003年的出口比前一年增長近40%。 中國的外匯儲備也增長了40.8%，達到了前所未有的4033億美元。與2002年相比，中國的外匯儲備多出了一千九百多億美元。

2003年新增出來的一千九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導致了中國貨幣發放大幅度增加，銀行信貸的急劇擴張以及中國經濟的局部過熱。 由于中國實行外匯管理，出口的企業必須把賺取的外匯在指定銀行兌換成人民幣。為了兌換這一千九百多億美元，如果按照大致一美元兌八點二元人民幣的匯率計算，中國的銀行就不得不增發一萬五千多億元的人民幣的基礎貨幣。 這就使得中國的銀行系統被突然注入了大筆可供發放信貸的資金。2003年中國的銀行發放的新增貸款達到3萬億元人民幣。 比2002年多出了12000億元。 可見，2003年新增的外匯儲備額大于新增的銀行貸款額。

我們有理由推測，中國經濟2003年非凡的增長與美元匯率有很強的相關性。這絕不是說中國經濟去年發展的推動力都來自美國，而是說美國因素至少可以部分解釋中國經濟去年與往年相比超常加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即為什么中國的銀行信貸急劇擴大。

如果上述推論可以成立，美元匯率與2003年中國經濟過熱的關系就引出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即當中國還沒有在國際壓力下取消“模擬布雷頓森林體制”的時侯已經面臨此等風險，如果中國真的使人民幣升值，采用浮動匯率或開放資本賬戶，中國經濟將面臨何種局面？

美元本位制和美元危機的可能性

自2003年夏季以來，美元危機已經成為一個引起國際上許多人關注的問題。兩方面的指標顯示美元危機的現實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 第一，美國的貿易逆差以每小時一百萬美元的速度增長。 僅2002年一年， 美國的貿易逆差就增長了百分之二十八，達零點五兆美元或相當于百分之五的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第二，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負債已達三兆美元或相當于百分之三十的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并仍然以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增長。根據經濟學的原理，這種局面無法長期維持下去，必然要靠美元的大幅度貶值來恢復正常。 2003年一年 不僅美元對歐元的匯率，而且美元對日元，英鎊，瑞士法郎的匯率都在大幅度下跌。

面臨日益增加的美元貶值的風險，各國紛紛開始采取措施。日本在2003年花掉一千八百八十八億美元，在2004年的頭兩個月里就花了一千多億美元，干預外匯市場以防止日元以更快的速度升值。而俄國人在2003年十月一個月就換掉價值五十五億美元的外匯， 其中對歐元的需求增長百分之四十二。 據國際決算銀行報道，中國的銀行也在大幅度減少其海外資產。 美國財政部也報道中國在2003年九月一個月就賣掉價值二十八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 歐盟甚至從法律上已經準備好在必要的時候重新實行限制資本自由流動。 一位歐盟官員指出， 一旦到達一歐元可以兌換一點三五美元，歐盟就要限制資本的自由流動。 歐盟于2003年十一月發表的題為歐盟經濟2003年的回顧的文件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討論限制資本流動的法律基礎。到了2004年2月，美國政府的負債已高達七萬億美元，創歷史紀錄。 美國聯儲會主席格林斯潘于2004年2月24日提出警告，如果美國國會不迅速對房屋貸款二手市場上的兩個最大的公共機構，freddie mac 和 fannie mae, 的信用創造設上限，這兩個已經發放高達四萬億美元貸款占全國私人住房貸款總額四分之三的機構遲早要把美國整個的金融系統引向嚴重的危機。據BBC2004年3月17日報道， 沙特阿拉伯正在考慮如果美元繼續貶值將采用歐元為石油標價。一旦石油輸出國都采用歐元為石油標價將對國際政治經濟產生十分深刻的影響。 這不僅將大大地削弱美元作為關鍵貨幣的地位，而且將大大地削弱美國吸引外資的能力。 由于美國國內儲蓄嚴重不足，一旦無法有效吸引外資，難免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 這將對全球經濟有重大的影響，嚴重倚賴美國市場的中國出口將受到沉重的打擊。

“美元本位制”是取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現行國際金融秩序。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中，沒有任何政府或企業可以憑空造出黃金來平衡國際收支逆差。 在美元本位制中，他們卻可以造出各種金融工具來達到這個目的。正因為如此，這個特點就成了美元本位制孕育金融風險的出發點。

由于美國不用儲蓄就可以借債，美國積累了大量的對外債務。前邊說過，由于美元作為各國外匯儲備關鍵貨幣的地位，美國積累了巨額的貿易逆差。對那些擁有對美國貿易巨額順差的國家來說，如果它們的中央銀行把這些美元換成本國貨幣拿回國內勢必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它們都把這些外匯儲備用來購買美國的政府債券， 企業債券或股票以及房地產。仗著美元為各國外匯儲備的關鍵貨幣這一特殊地位，美國沒有任何先儲蓄后消費或先生產后消費的負擔，完全靠政府和私人的舉債來消費。 美元本位制使美國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由于美元繼續成為各國外匯儲備的關鍵貨幣，也由于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不用儲備黃金就可以增發美元，美國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逆差。

在現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國外匯儲備的關鍵貨幣美元的背后沒有黃金的支持。美國政府頒發的債券的背后也沒有美國國內儲蓄的支持。這種只由紙幣而不是黃金支持的信用創造經常導致全球范圍內以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暴漲為特征的信用泡沫。理查德。鄧肯指出，自從七十年代初以來，美國的經常賬戶已經累計積累了三萬億美元的赤字。當這三萬億美元的貨幣進入擁有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國家的銀行系統，這些國家就開始了一個制造泡沫的過程。商業銀行開始瘋狂地擴大信貸，經濟空前地繁榮，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格以及企業利潤急速上漲。由于每個產業都可以獲得低息貸款，它們都建造了多余的生產能力。 當投資和經濟成長異乎尋常地加速時，資產價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現。鄧肯預言，由于大部分泡沫化的信用都要成為永遠無法追回的不良資產，這個由美元紙幣搭起的經濟大廈早晚要坍塌。它將再一次提醒世界各國為什么幾千年來人類總愛用黃金而不是紙幣來做為保值的最佳手段。

我曾經指出，中國至今為止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一個“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 中國一直沒有開放資本賬戶。并且 從1994年起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匯率穩定。這為中國的出口提供了一個十分有利的環境。中國經濟歷經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泡沫經濟的破滅而沒有受到重大影響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嚴格限制資本賬戶上的資金流動。近來，國際上有人主張人民幣升值，有人主張人民幣實現浮動匯率， 有人主張中國開放資本賬戶。這些主張的實質是要求中國取消這個“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

在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破滅之前，日本模式一直是一個經濟奇跡的代表。日本經濟在1956-1973期間保持了平均每年百分之九點六的增長速度。 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后主要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成長普遍放慢的1975-1991，它仍然保持了年均四點一的增長。 在1955-1973期間， 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3500美元增加到13500美元。 從這層意義上來說，中國經濟這二十幾年來的高速增長與日本在1973年以前的情形十分相似。

我曾經指出，日本經濟戰后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在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與限定資本自由流動以及美國與其冷戰中的盟國在貿易關稅總協定的框架下不對稱合作（asymmetric cooperation) ，不僅允許日本政府運用擴張型的金融政策與緊縮型的財政政策的搭配來追求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經濟發展，而且為日本產品提供了一個穩定和可預期的國際市場。在這種環境中，日本的以重視協調輕視監控為特征的企業治理模式推動了日本的企業和銀行在投資與借貸兩個方面過度競爭（excessive competition)。 過度競爭的結果導致日本的投資率遠遠高于其他國家。 這種長時期的大規模投資支撐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經濟2003年幾個過熱的部門在投資方面的過度競爭與日本的情形十分相似。

避免中國經濟泡沫的出現

參照日本八十年代的經驗，我們可以預見，“模擬不雷頓森林體系”的命運將是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的互動中即將面臨的最大挑戰。 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工廠和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目的地，中國經濟與其它國家經濟的利益沖突日益增加。 在這個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里，人民幣的匯率必然成為各主要貿易對象國關注的焦點。特別是隨著中美之間的貿易往來進一步深化，美元本位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會大大增加。 隨著中美之間經濟摩擦的增加，在未來兩國的互動中，經濟因素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在不遠的將來，美國可能不僅會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且還會要求人民幣實現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作為對美國擁有巨額貿易順差的生產大國，中國不僅會在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激增時喪失了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有效性，而且直接進入與美國的政治經濟互動。 當一直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不復存在時，中國政府對本國經濟進行政策性調整時的自主性將嚴重下降。與經濟學家討論蒙代爾-弗雷明三維悖論時很少涉及國際政治的因素不同，在現實生活中擁有與美國貿易巨額順差的國家可以像日本那樣受到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而被迫在蒙代爾-弗雷明三維悖論的三項政策目標中進行選擇。

如果我們假設“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可能被取消，與日本相比，從現在算起的未來十年里有哪些潛在因素可能使中國經濟產生泡沫呢？

第一，在財政方面，受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開發西部，振興東北等大的投資項目影響，中國的擴張型財政政策的規模以及它們的影響可能要比日本當年要大的多。當然這里面有一個兩國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區別。但是，從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來看，即使是發展階段較低，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國在盲目擴大投資之后仍然無法避免金融危機。

第二，在金融方面，如果在未來的十年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仍將會維持在高水平上， 人民幣面臨的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只會進一步加強。如果人民幣繼續盯住美元，可以想象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將近一步擴大。除非大幅度增加進口，中央銀行將面臨巨大的增發基礎貨幣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

同時，與日本十分恐懼外資相反，中國大力鼓勵外資的流入。各國資本向中國流動的趨勢恐怕只會加強而不會減弱。 如果中國在未來的十年里開放資本賬戶，開放的程度與速度將決定中國在多大程度上面臨亞洲金融危機時各發展中國家經歷的大筆短期投資撤出所造成的風險。

第三，與日本的1986年相比，中國政府對通貨緊縮的憂慮和就業的壓力要遠遠大于當時日本對于廣場協議后。這很容易使得決策部門在把握為經濟降溫的時機時猶豫不決從而提高出現泡沫的幾率。

前邊說過，擴張型的金融政策必須要靠緊縮型的財政政策來平衡，反之亦然。否則當金融和財政政策都變成擴張或緊縮時，就會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

第四，盡管在具體的制度和機制上與日本不同，中國的企業治理模式在重視協調輕視監控這個基本原則上卻與日本一樣。產權關系不清，行政干預銀行的融資決定，以國內生產總值為考核官員政績的標準，地方主義驅動的發展項目，銀行現有的不良貸款，以及腐敗都嚴重妨礙監控職能的行使。一旦有象2003年信貸擴張的機會，這種企業治理模式必然加速經濟泡沫的出現。

與8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國缺少兩個有利條件。 第一，盡管中國擁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卻遠遠沒有在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上建立國際競爭力。在這點上，中國可能更像亞洲金融危機前的東南亞國家而不像日本。 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區別是在同樣經歷了泡沫經濟的破滅后，日本仍然能靠在高附加價值產品上的國際競爭力保持經常賬戶上的巨額黑字，而東南亞國家的情況卻要差的多。 換言之，中國在經濟的家底兒方面遠不如日本，因為高附加價值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直接與一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受一個大的經濟倒退相關。第二，至今中國還沒有真正開始解決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的問題，而日本早在六十年代后期就已經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兩方面的條件使中國在處理關于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向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互動時處于比日本更為不利的狀態。

2003年的中國經濟過熱與國際上出現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起向中國敲響了警鐘。美元本位制給中國經濟帶來的風險之所以過去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是因為無論是中國的對美國貿易順差，還是中國外匯儲備購買的美元金融資產， 都還沒有達到一定的程度。而這種情形已經有本質性的變化。去年的經驗顯示，即使在中國不取消“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條件下，中國巨額的對美貿易順差也會導致國內基礎貨幣的增發從而增加引發經濟泡沫的壓力。中國用巨額外匯儲備購買了巨額的美元資產。 如果美元一旦大幅度貶值，中國擁有的美元資產要蒙受巨大的損失，中國的出口將遭受毀滅性打擊， 中國的經濟成長將遭受重大挫折。根據理查德。鄧肯的分析，中國在2001年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致等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而同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為百分之八。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與美國的貿易順差，中國經濟的增長率要大為下降，甚至變成零增長。因此，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不僅僅是美元簡單的貶值，而是美元大幅貶值導致的國際金融秩序的混亂以及這種混亂對中國經濟的打擊。

第5篇：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財政支農;稅收;農村社會保障

公共財政體制下財政支農政策的存在不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重要性,這已被大家所共識。但是,現行的支農政策以及實施的效果卻并不盡如人意,存在著“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現象,沒有形成一個全面化、長期化的支農政策體系。因此,盡快建立完善的財政支農政策體系迫在眉睫。但是,這一體系的構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完善現有的政策體系并積極創建新的政策方式。在此基礎上,通過進一步整合這些政策,區分其主次和先后順序,統籌安排這些政策,使之相互配合、相互協調,最終實現政策框架的整體目標。

一、財政支農政策的完善

(一)穩定農業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農業投入

1.要確保國家新增財力向農業傾斜

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每年以1500億元~2000億元的幅度遞增,據初步預測,這一增長勢頭在“十一五”期間仍會保持下去。建議國家財政每年新增財力分配要切出10%~15%的份額用于農業,這是強化農業投入的一條重要渠道。

2.財政投入要依法進行

各級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必須建立在用法律、法規進行制約的基礎上,切實做到依法投資,真正落實。同時,各級對農業的投資總額、投資方向、資金匹配額都應制定具體標準和辦法,以分清責任,強化對農業的投入。

3.要積極利用政策作用,引導集體、農民和其他有關渠道增加對農業的投入

如投資大的項目,采取比例投入、分級負擔和銀行貸款、財政貼息的辦法;對收益高、收效快的項目,采取利用社會資金按股投資、按股分紅的辦法;對資金回收期長、見效慢且不易管理的項目,采取誰投資誰受益以及拍賣的辦法等。

(二)改革農業補貼政策

1.建立健全農業補貼的政策法規,使財政對農業補貼成為一項長期穩定的制度

根據我國現階段農業發展和財政收支狀況,可先考慮制定農業基本建設補貼條例、農業科學研究與科技推廣補貼規定、農業生態保護與環境建設補貼條例等,然后逐步形成規范的《農業補貼法》,算是對《農業法》的補充與細化。

2.增加補貼額度,改進補貼方式

要改變目前國家對農業補貼絕對額逐年減少、相對數明顯下降的狀況,逐步增加對農業的補貼額度;在補貼方式上,首先改暗補為明補,減少對間接的、中間環節的補貼,直接補貼農產品保護價及與之相關聯的倉儲建設保管費用等方面,補貼國家需要支持與發展的農業生產項目。其次要改補“硬件”為補“軟硬件”并重。即由過去補農藥、化肥、農膜等物資為主轉向對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等方面的補貼。

3.突出補貼重點

重點加強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調整種植結構和農產品出口的補貼。同時,還應注意增加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出口補貼,鼓勵糧食出口,以減少糧食積壓和過剩。

(三)利用好財政貼息政策

財政貼息作為一種特殊的財政補貼方式,是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種形式,它既能彌補財政資金的不足,又能發揮銀行信貸資金的優勢,它是在市場基礎上維持有效率的農業需要。目前,我國的財政貼息主要用于政策性銀行的貸款貼息。但因為政策性銀行的資金是有限的,遠遠不能滿足全部政策性貸款的需要,故還有必要對一部分商業銀行的農業貸款進行貼息。財政通過貼息政策引導社會資金更多地投資到農業上,以解決當前農業投資整體資金不夠的問題。但應注意的是,按照WTO規則,財政貼息是屬于應予減讓的政策,這一數額不宜過大。

(四)整合農業稅收政策

WTO規則下,財政補貼和財政貼息都是受到限制的政策,因此利用稅收杠桿發展農業就成為了當務之急。當前,我國農業稅收政策的改革主要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1.進一步推進農業稅費改革,建立新的農業稅制

2000年以來,我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由安徽起步迅速推進到全國。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稱得上是農村地區的一次重大制度創新。不過到目前為止,這次改革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原來農業稅制的內在缺陷,也沒觸及城鄉分治的問題。今后,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制度再創新,通過引入新的農業稅制,將改革推向新階段。從長期來看新的農業稅制應體現輕稅、發展和城鄉統一的原則。其基本方案是:在近期徹底取消農業“兩稅”,給予農民休養生息的機會;中期基本實行城鄉統一稅制,直接對農業生產者征收土地資源稅和農產品增值稅;從長期看,要逐步有選擇地對農業征收收益所得稅。

2.做好新農業稅制試點的配套改革

一是進一步改革縣鄉財政體制,實行上下齊動。“上動”是指中央和省要盡快規范對縣鄉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下動”是要求縣級財政切實進行相關的財政收支管理改革,通過財政改革來促進機構改革。二是進一步放開搞活農業土地流轉。結合農業土地資源稅的開征試點,建議在縣鄉兩級成立由政府進行規范管理的土地流轉服務中心,積極探索各種土地流轉模式,一方面促進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為無地少地農民提供更大的選擇空間。

(五)加強財政扶貧開發的力度

1.突出資金投入的四個重點

第一,以促進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為目標,加強對貧困農民的教育和培訓,提高就業能力。第二,支持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扶貧移民開發力度。第三,支持貧困地區農產品加工、運銷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壯大。第四,支持貧困人口教育和醫療衛生

2.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系

第一,區域經濟發展和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關系。就扶貧開發而言,解決當前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應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區域經濟的發展。第二,開發式扶貧與救助式扶貧關系。當前,扶貧開發要根據貧困的成因、特點,以開發式扶貧為主。隨著扶貧開發工作的不斷深入,對貧困人口中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考慮通過建立農村低保制度,或者通過直接補助資金給予救助。第三,當前和長遠的關系。當前,財政扶貧要加大對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支持力度。從長遠看,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是要發展農村貧困地區教育事業。同時,要把扶貧開發與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第四,政府扶貧與社會扶貧的關系。關鍵是協調好政府扶貧的計劃性和社會扶貧的自主性之間的關系。

(六)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1.健全立法,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證

目前應主要抓好兩項工作:一是抓好單項法規的建設,如農民養老社會保險法、農民醫療社會保險法、農村工傷社會保險法、農村扶貧與災害救濟社會保險法,等等。二是抓好地方性的法規建設。政府除了建立一套立法體系外,還應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加強對農村社會保障工作的監督。

2.加強政府投入

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需要政府適當的財政支持,尤其是一些基本性保障項目,如社會救助、養老、醫療等項目。政府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事業,一方面體現政府對農村居民保障的責任;另一方面體現了政府的公平。同時,還應積極引導社會各方力量投入農村社會保障,構筑完整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二、財政支農政策的整合

以上財政支農政策的實施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毫無關系的,而是相互協調、相互影響的。這些政策之間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層次之分。構建新的支農政策框架要求我們整合這些政策,協調其關系,對其作連續動態安排,發揮其整體功能。

(一)協調政策間的關系

第一,就財政貼息政策而言,其內容可以歸入到補貼政策中。因為,財政貼息是指政府代企業支付全部或部分銀行貸款利息,是財政對企業生產成本的補償。因此,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間接的補貼政策。另一方面,從財政資金的作用機制來看,財政農業補貼是通過直接的財政投資,吸引社會資金的大量投入,而財政貼息更側重發揮金融信貸資金的優勢。因此,無論從本質上還是資金的作用機制來看,兩者都是一種包含的關系。

第二,農業投入政策與農業補貼政策是并列的關系,兩者可統一內涵于農業投資政策中,在很多情況下兩者的內容也是相通的。但是,兩者的作用目標和原理又有些區別。農業投入政策側重于農業綜合生產力的提高,而農業補貼政策更側重于直接提高農民的收益水平。在當前我國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農業投入和補貼都應盡快向WTO規則所允許的“綠箱支持”轉移,并有效發揮其“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帶動社會資金投入。

第三,農業投資政策與農村稅收政策兩者無論是對農業還是農民都是一種“取”與“予”的關系,兩者必須協調好,否則就會事半功倍。比如,我國政府歷來重視農業投入和農民收入問題,但與此同時我國農村的稅費負擔也居高不下,結果國家財政支出不少,農民的收益卻不見提高,不僅浪費了資源還加劇了矛盾。因此,在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首先要處理好“取”和“予”的關系。國外的經驗表明,要保護農業,實現國民經濟健康協調發展,就必須對農業實行多予少取或不取的政策,我國亦應如此。HTtP//:

第四,財政扶貧政策和農村社會保障政策的建立主要是針對農民增收和穩定農村經濟而言的。這兩個政策的實施對于統籌城鄉發展、縮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財政扶貧工作要求盡快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與之相配套。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低保制度、開展農村醫療保障和開辦農村養老保險等業務,又可以切斷農民致貧和返貧的根源,有助于發展和鞏固扶貧成果。從某一角度而言,建立扶貧開發新機制也是完善社會保障的一項內容。因此,這兩個政策間應相互搭配,有機結合起來。

第五,農業投資政策、稅收政策等各項宏觀經濟政策要適當偏向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包括增加財政扶貧資金的投入,增加信貸資金的規模和通過優惠財稅政策引導各種經濟成分到貧困地區開發等措施。

(二)安排政策實施的次序

以上財政支農政策間的關系要求我們在處理好國家與農民取與予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好財政投資政策的作用,并使財政投資的重點向農村扶貧救濟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傾斜。具體而言,財政支農的優先次序應是:農村扶貧救濟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農業生態建設的投入,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投入和農村產業發展的扶持資金。在需要體現社會公平的事務上,財政無償投入;在體現經濟效率方面(如產業建設),財政側重是通過間接支持培育和創造環境,減少直接的投入。財政投入要在解決眼前困難的同時,盡可能建立起一種長效機制,最終實現內在造血功能和形成自主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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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

一、財政：由“穩健”轉為“積極”

2009年財政政策將由“穩健”轉為“積極”，重點是以擴大消費需求為核心，以加快改革為重點，綜合運用各種財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以改善經濟結構和拉動經濟增長。

首先，加大對民生的投資力度。2009年的財政政策將重點解決居民的低消費問題，通過建設保障性住房、加快醫療衛生教育事業發展等投資以減少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在教育、醫療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這樣既能在短期內拉動經濟增長，又能夠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實現長期增長。

其次，通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改善經濟結構。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增加節能減排投入力度，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實施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發展，鼓勵企業增加科研投入，建立健全煤炭等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發展可再生能源。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完善擔保體系建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

最后，積極減稅，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減輕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通過減輕企業負擔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適時推出對居民的減稅政策，比如徹底停征儲蓄存款利息稅，并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補貼力度，從財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購買力。

二、貨幣：從緊縮向適度寬松轉變

在宏觀經濟面臨不利的外部環境和較大滑坡風險的情況下，國家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內涵而言，實際上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較為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來促進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首先，合理擴大銀行信貸規模。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加大對重點工程、節能減排、環境保護、自主創新、三農、中小企業、基礎設施及服務業等的支持力度，培育和鞏固消費信貸增長點。

其次，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促進股票市場穩定健康發展，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再次，繼續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為防止經濟出現倒退，央行將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而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是央行最為有力的貨幣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后者可以為銀行提供更多的信貸資金。央行將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有效滿足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合理需求。

最后，實施差別化貨幣政策，促進經濟轉型。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會對所有行業和企業一視同仁，而是會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原則，以此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可以采取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率、差別化利率、窗口指導、信貸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導資金流向，通過政策引導或者直接干預，將資金投向戰略領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等，同時嚴格對“兩高一資”等政策限制行業和企業的信貸投放。

三、投資：總量擴張與結構優化并重

目前中央政府推出了總額達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各地方政府計劃投資額合計也超過了18萬億元，實行擴張性的投資政策將是政策主基調，同時還注重投資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首先，在中央投資計劃中，交通設施建設是最主要領域。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建設一批客運專線、煤運通道項目和西部干線鐵路，完善高速公路網，促進中西部干線機場和支線機場建設。

其次，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啟動農村消費。加大農村沼氣、飲水安全工程和農村公路建設力度，完善農村電網，加快“南水北調”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加強大型灌區節水改造，加大扶貧開發力度。

再次，加大社會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資力度。政府投資將適當向有利于促進城鄉居民消費的重大民生工程傾斜，如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對廉租住房建設支持力度，加快棚戶區改造，實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擴大農村危房改造試點，大力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利用稅收和金融優惠政策引導大型流通企業到農村建設便民流通設施。

最后，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生態環境建設等其他政府鼓勵領域。運用補助、貼息、稅收、價格等扶持政策，引導民間資本投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領域，投向自主創新、產業升級、資源節約、民生工程和環境保護等領域，把政府投資引導作用與發揮民間投資積極性有機結合起來。加快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和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強重點防護林和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建設，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

四、消費：增收、減負雙管齊下

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應當成為內需擴大的重點，因為投資需求最終還是需要依靠居民消費來支撐和拉動的。擴大消費一方面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使居民“有錢消費”，另一方面應當努力改善消費環境，積極拓展新的消費熱點，使居民“有處消費”。

首先，努力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調整政府、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關系，收入分配適當向勞動者傾斜，以提高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對農村居民而言，應繼續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提高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補貼等標準，提高低收入群體等社保對象待遇，增加農村低保補助，擴大“家電下鄉”服務范圍，增加對農民的購物補貼。對城鎮居民而言，要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和優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提高政府和事業單位等公職人員工資水平，并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改革工薪所得費用扣除辦法。同時，建立住房貨幣補貼動態調整機制，住房貨幣補貼標準要根據各地區普通商品住房價格變動等因素適時進行調整。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比重，可以考慮免征上市公司派發紅利的資本利得稅，籌建股市平準基金。

其次，進一步完善養老、醫療、住房等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國內居民的儲蓄率居高不下，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當前消費。因此，要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提高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的社會保險參保率，完善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辦法；妥善解決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醫療保障；完善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擴大覆蓋面。

再次，努力消除制約消費的制度和政策障礙。加快企業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對事關人民切身利益及消費安全的商品和服務領域重點整治，建立生產經營者責任制，發展消費者權益保護中介機構。取消各種違反規定的增容費、管理費、建設費等政府性收費，規范收費行為，尤其要努力減輕居民購房、購車環節的各種稅費負擔。加強對壟斷企業的監管，降低電訊資費標準，降低收費公路收費標準，制止公路逾期收費，改革成品油定價機制，通過限制壟斷利潤來還利于民，釋放被擠占的消費能力。

最后，積極拓展新的消費熱點。合理引導消費需求，把消費需求引向國家鼓勵發展的消費熱點和領域，引向能啟動市場、促進經濟增長的領域，引導消費層次和質量的提高。根據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和需求結構變化不同步的特點，豐富各種檔次的商品和服務以適應不同層次消費者的需要。

五、外貿：促進出口平穩增長

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對我國外貿進出口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從穩定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我國還是要采取措施穩定出口增長，避免下滑勢頭過快。

首先，加快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綜合運用出口退稅、外貿發展基金、財政貼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擁有自主品牌、核心技術的產品和大型機械設備以及農、輕、紡等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支持企業開展營銷、研發和并購。

其次，促進出口產品結構優化。調整完善出口退稅政策，進一步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機電產品和其他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建立加工貿易產業準入目錄動態調整機制，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

再次，鼓勵企業到境外投資。積極支持有條件的企業擴大境外投資，進一步完善促進境外投資的政策措施和協調機制，建立健全境外投資監管體系。對有利于緩解經濟發展瓶頸的境外資源類投資，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帶動國內產品、設備和技術等出口和勞務輸出的境外生產型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學習國際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專業人才的境外研發中心等投資，以及到境外從事貿易分銷、銀行、電子信息、物流航運等業務的中國優勢企業，政府將予以重點支持。

最后，增加重要戰略物資儲備。通過調整進口關稅、擴大進口信貸規模、設立進口融資擔保等政策，積極擴大國內需要的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

六、價格：逐步擴大由市場定價的商品和服務范圍

對于部分關系國計民生的商品，我國目前仍然實行政府定價制度，如部分資源性產品、公共品、壟斷企業產品等。未來我國價格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相結合的價格管理體制。

首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逐步擴大由市場定價的商品和服務范圍。堅持市場化的價格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充分發揮價格信號在引導資源流動、調節利益關系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要切實加強價格監管，嚴厲打擊各種亂漲價、亂收費行為，維護群眾合法權益。

其次，對于壟斷行業價格要加強監管，強化成本約束。嚴格限制壟斷行業的高福利、高成本、高價格，限制石油、電訊、交通、醫療、教育等國有壟斷企業的壟斷高價行為，通過限制壟斷利潤來還利于民，釋放被擠占的消費能力。

再次，對于資源類產品，要在考慮社會承受能力的基礎上推進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及環境修復成本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并要控制節奏，審慎推進。要在公用事業和公益行業探索建立差別價格制度，對低收入群體生活必需的消費給予適當的價格優惠和補貼，減輕其生活負擔。

最后，繼續清理整頓涉農價格和收費。按照中央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要求，對現行涉農價格和收費政策，凡不利于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發展的收費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廢止，價格或收費標準過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經營必須堅持自愿原則，嚴禁強制服務并收費或只收費不服務。要清理規范涉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收費項目和標準，以減輕農民負擔。

七、農村：促農民增收以激活農村內需

我國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格局”拉大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只有激活7億農民的消費需求，才能真正持久地擴大內需。因此，要把擴大農村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重點，及時出臺強農惠農政策以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首先，繼續加大“三農”投入力度。鞏固和強化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財稅政策，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加快農村民生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從長期看，應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體制，建立完善制度統一、標準有別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提高社會消費預期。

其次，增加財政補助規模。針對當前農民收入增幅持續下降和今年糧食減產較多的事實，國家應選擇適當時機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參考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建立農業“價格―直補”綜合聯動機制。這既可保證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和農資生產企業的合理利潤，也從根本上為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奠定基礎，將對擴大內需產生穩固而深遠的積極影響。

八、就業：以創業促進就業

就業問題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大問題，就業矛盾如果進一步惡化，不僅對經濟發展不利，而且將對社會穩定產生深刻影響。創業是最積極、最主動的就業，它不僅能解決勞動者的自身就業，還能通過帶動就業產生倍增效應。

首先，完善創業促進就業機制。從鼓勵勞動者創業的角度出發，政府要在稅費征收、小額貸款、社會保險補貼、經營場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給創業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創業門檻，減少創業成本和風險，并加快制定面向全體城鄉創業者的優惠政策，擴大幫扶創業范圍。要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對登記個體經營（國家限制的行業除外）、自籌資金不足的給予小額貸款及貼息，盡快形成政府推動、社會支持、自主創業和不斷創新的政策支持體系。

其次，完善面向城鄉勞動者的職業培訓體系。應盡快建立政府引導、社會各方面參與、適應市場、與就業緊密結合的培訓機制。要進一步整合社會服務資源，建立長效工作機制，將創業服務工作延伸到農村鄉鎮。要面向全體勞動者開展創業培訓，在促進勞動者創業能力提高的同時，將就業觀念教育培訓貫穿于創業培訓的始終，通過多種形式實現就業或創業就業。

最后，進一步整合創業實訓和孵化基地，提高創業實訓質量。多方吸納社會資本，為缺乏經驗和資本的創業者提供孵化期和政策扶持，提高他們的創業成功率，降低創業風險。繼續探索有效的工作模式，充分發揮創業實訓和孵化基地的引領作用，在創業資金、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政策法規等方面為創業者提供支持和服務。

九、區域：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政府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政策和區域政策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在制定實施宏觀調控和區域政策時要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體現區域差異性。

首先，加強對重點地區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支持。綜合運用區域政策、區域規劃、區域立法三大杠桿，推進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發展區域特色經濟。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重視對區域產業集聚的扶持與調控，培育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重點推進促進中部崛起的規劃，制定促進中部地區城市群發展和承接產業轉移的相關政策措施。

其次，繼續做好區域規劃的編制和實施，推動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間開發結構。加強區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進特色鮮明的區域發展格局的形成，按照異地聯合興辦開發區和設立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促進區域間產業有序轉移。在繼續關注老工業區、落后地區就業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重視區域生態環境的治理與保護，堅持區域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

十、經濟改革：清理不利于內需擴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礙

我國經濟改革將以“擴大內需”為重點，以“增收、減負、調結構”為主線，清理投資、消費、外貿、民生等領域不利于內需擴大的政策障礙，大力支持自主創新和節能減排，從制度上保障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推進經濟結構優化。

第一，從2009年元旦起，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以降低企業設備投資的稅收負擔，鼓勵企業技術改造，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第二，加快改革醫療衛生及文化教育體制。加快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組織好改革試點，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加緊出臺各項具體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農村初中校舍改造，推進中西部地區特殊教育學校和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

第三，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高辦事效率。研究制定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框架、階段任務和實施步驟，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科學劃分政府機構的職責，加強部門間協調配合，提高辦事效率。強化行政問責制度，積極推動事業單位改革試點。

第四，進一步推進財稅、投資體制改革。調整和規范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劃分，健全中央和省級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財政資金績效評價體系，建立政府投資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實施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

第五，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國有保險公司和保險資金運用管理體制改革，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形成，完善創業投資基金相關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市場化的金融企業退出機制，統籌協調銀行、證券、保險等各類金融市場發展，研究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支持完善擔保體系建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促進中小企業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

第7篇：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

摘要：作為正規金融的補充，農村民間金融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巨額的資金支持。本文界定了農村民間金融的內涵，深入分析了我國農村民間金融存在的問題。提出健全農村民間金融政策法規等若干對策。

關鍵詞 ：農村民間金融；正規化；民間借貸；風險管理

近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民間融資的規模迅速擴大。受國家貨幣政策、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政策的調整以及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影響，民間借貸市場更趨活躍。在銀根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市場資金緊張，中小企業貸款困難，生存艱難，民間借貸發展愈演愈烈。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金融體系能否穩健運行事關重大。民間金融發展不僅影響我國金融運行，也會對實體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一、農村民間金融的內涵

在當前中國農村民間金融市場中，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是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的并存發展。非正規金融市場，是在我國農村經濟正由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以家庭經營為主、經營分散、經營規模小、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等條件下形成的。民間金融是非正規金融的一部分。非正規金融是指不通過依法設立的金融機構來融通資金的融資活動和用超出現有法律、規范的方式來融通資金的融資活動的總和。農村民間金融是指農村資金的融通。它以資金為實體，信用為手段，貨幣為表現形式的農村資金運動、信用活動和貨幣流通三者的統一。農村的貨幣投放與回籠、存款的吸收與支取、貸款的發放與收回、匯兌、轉賬結算、保險、信托、租賃、債券的發行、票據貼現、證券交易等都屬于農村金融活動。整個農村金融活動都是信用活動、資金運動和貨幣流動交織在一起，并且在經濟活動中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二、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缺乏合法地位

農村民間金融是制度變遷的產物和結果，當前，由于國家對農村民間金融的準入和退出機制沒有做出相應的法律規范，農村民間金融市場競爭基本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同時，政府所采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工具對農村民間金融也是鞭長莫及。因而，農村民間金融面臨著巨大的市場風險。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規定：“民間個人借貸利率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但雙方協商的利率不得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不含浮動)的4倍，超過該標準的可以定性為高利貸行為。”但中國人民銀行的這一規定一方面沒有明確高利貸的本質屬性，另一方面尚未清晰地指出非法籌集公眾存款與合法民間借貸之間的根本區別。加上我國目前的金融法律法規亦沒有相關的明確規定，所以，在現實具體操作過程中，認定某一農村民間借貸行為就是合法的還是違法的就具有很大的彈性和模糊性。如嚴格界定民間金融行為，則許多民間金融行為將被定性非法金融。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現有行政機構對農村民間金融監管存在錯位。眾所周知，小額貸款公司是農村民間金融的主體。在現實監管過程中，政府往往將小額貸款公司認定為一般的企業，按照非金融機構進行管理。而小額貸款公司又從事金融業務，因而其準入和退出又受到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的管理。在此情形下，多頭的行政主體對民間金融機構的監管容易造成監管錯位的現象，最終對民間金融機構的監管往往流于形式。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農村民間金融機構運作的隨意性，放大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風險。

（二）農村民間金融發展規模逐漸擴大，借貸利率失控，風險日益加大

當前，我國農村民間借貸市場大多在“半地下”運作。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大多農村居民對民間借貸相關法律法規認識膚淺。盡管國家三令五申禁止高額利息借貸，但是現實中農村的民間借貸的利率并沒有得到有效地約束。農村民間借貸的利率通常是借貸雙方之間協商而定，部分借貸利率大大超過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標準，已異化為高利貸的違法事件，這潛在地給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風險。隨著農村民間借貸規模不斷膨脹，民間借貸利率持續攀升，農村民間金融形勢更為嚴峻，面臨的風險更是復雜多樣。農村民間借貸利率的不可控性和自發性，嚴重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效果，給信貸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如部分脫離中央人民銀行監管的民間金融機構由于由于經營業務不規范，資金量不雄厚，仍實行高息攬存，盲目貸款的行為。同時，一些受限的行業由于不能從正規金融結構獲取貸款，便轉向民間金融，這給國家的產業調整政策帶來負面影響。最后，農村金融機構資金大多來自于親朋好友和鄉村鄰里，不僅資金規模小，而且信用基礎不牢靠，難以防范市場風險。

（三）農村民間金融資金大量外流，涉及資金更多地流向投機領域

民間金融組織融資渠道并不透明。由于資金具有逐利性，在利益最大的驅動下，民間金融資金由于監管不完善，難免被一些非法的經濟組織利用，危及正常的金融和社會秩序，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截止2008 年底，銀行業金融機構從農村地區吸收的存款余額為117785.18 億元，而在農村地區發放的貸款余額為63094.96億元，共從農村轉移資金54690.22 億元。這表明農村資金外流現象比較嚴重，削弱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資金保障。目前，農村民間資金大多流向投機性較強的領域，如房地產、能源等行業，而流向實體經營的民間資本比例較低。以溫州民間借貸資本為例，近一半的資金流入房地產項目，用于實體投資的僅有10%，而20%的資金轉入投機領域。這也折射出民間融資的尷尬境地，受到金融管制，民間融資難以進入電力、通信等壟斷行業。

（四）政府缺乏對農村民間金融的有效監管

區域性是農村民間金融最顯著的特征。這具體表現在不同地區的民間金融在資金供求、借貸鏈條等相差懸殊，表現出較強的差異性。目前中國人民銀行等機構難于對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監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農村民間金融的區域性。首先，不同地區的農村民間借貸資金來源多元，部分借貸合同是“口頭協議”，這種協議無法得到法律保障，所以，這些資金就流于監管之外。同時，盲目性和投機性也是農村民間金融的重要特征。農村民間金融的盲目性和投機性進一步加大了農村民間借貸的風險。當前。針對農村民間借貸，我國相關行政機構只堵不疏，尚未構建起相應的民間借貸管理組織。現有的行政主體在實際過程中又存在監管錯位，監管職責不清晰，監管力度弱化等急需解決的問題，導致違法、違規的民間金融事件接二連三出現，侵害了民眾的權利，不利于民間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

三、促進我國農村民間金融正規化的若干對策

（一)規范和完善農村民間金融法規制度體系，盡快健全有關農村民間金融政策法規

首先，確立農村民間金融的法律保障制度。扭轉現行“壓制性管理”方式，實行扶持性管理的方式。具體而言，通過制定民間融資法，充分確立民間融資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和功能，逐步實現農村金融的透明化，將其納入有效監管范圍，實現農村民間金融的規范化和正規化。再次，合理界定民間融資與社會集資的明確界限。社會集資涉及面廣，資金規模大，為實現規范管理，可從融資對象，融資規模的特定性等方面將社會集資和民間融資進行區分，這具體可通過出臺社會資金募集管理條例進行具體規定，如具體規定民間融資的條件、范圍和運作流程和融資者的行為規范。最后，對多種形式的民間借貸進行分類引導和以法規范。明確頒布區別合法的民間借貸與非法高利貸的標準，允許合法的民間借貸存在，并加以有效的引導；堅決打擊和取締非法高利貸及金融詐騙活動。建議由中國人民銀行和農業部共同起草《農村民間信用借貸管理暫行條例》，使民間借貸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允許農村民間金融組織注冊登記，引導其逐步走向正規化

建議要求農村民間金融組織持有一定的資本，但不能強求一致，可按地區做出不同的規定，欠發達地區低一些，發達地區適當要求高一些。規定管理人員與從業人員的資格，對管理人員與從業人員的資歷做出限定。限定農村民間金融組織的業務范圍，不允許其經營風險大的黃金交易、股票交易、外匯交易等金融業務。從上述各方面加以嚴格監管，健全市場契約制度，使農村民間金融組織規范運作。此外，政府及有關部門還要加強對農村民間金融的監測，建立監測系統，掌握資金來源、去向、利率水平、運行情況等等。隨時監測風險，隨時警報，以便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非正規金融帶來的金融風險。村鎮銀行、小額信貸公司等小型機構的試點實踐說明，大力鼓勵和發展民營小金融機構是適合我國現階段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有效途徑。

（三）建立監測體系，防范借貸風險，規范借貸行為一方面，政府要建立起有效的監測體系。為及時、準確把握農村民間借貸的資金規模、利率水平與交易對象，需要相關金融監管組織或監管組織委托統計局定期收集民間借貸的相關數據，這既能國家制定和完善貨幣政策提供必要的數據支撐，還能對農村民間金融的風險進行合理預測和預防。另一方面，政府還要完善對農村民間借貸的監督和管理方式。在對民間借貸活動深入調查的基礎上，積極對農村民間金融管理方式進行探索，譬如采取核發金融業務許可證的方式，引導農村民間金融發展。

首先，建立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準入機制。當前，我國對農村民間金融實行壓制性管理，農村金融機構進入金融市場的門檻較高，為實現對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有效監管，應降低農村民間機構融入金融市場的門檻，適度放寬進入金融市場的條件，將農村部分具有信譽較好，資金管理業務規范的民間金融組織合法化。其次，建立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監管機制。有效地監管是保障金融市場有序進行的必要手段。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的，外部人很難把握某一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運行狀況，一旦缺乏有效地監管，部分金融機構不可避免地出現“撈一把就撤”的惡性事件，因而，應在調查的基礎上，探索出一條切合農村金融實際的監管制度。最后，建立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是優勝劣汰，因而，農村金融市場必須能進能出。必要的推出機制對農村民間金融市場和保護投資人利益具有重要的意義。具體應確立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破產機制，充分結合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率和資金的周轉率，行政監管部門應不定期對相關農村民間金融機構進行查賬，一旦金融機構因資金周轉、不良貸款率出現問題時，應冷凍該金融機構資金，保護投資人的利益的。

(四)構建農村民間金融機構存款保險制度，加強對農村民間金融的監管

目前，我國雖然沒有明確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國家其實一直擔當著隱性擔保人的功能。在完善民間金融監管方面，需要探索的工作可以從完善法律、制度、政策入手。比如加強立法方面的完善，可探索建立一個允許非正規金融機構運作的規則框架，以使民間金融的風險最小化。從國家金融安全的角度來看，農村民間金融資源極有可能成為社會游資，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和流動性，從而影響國家金融的安全，對國家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產生消極影響。構建農村民間金融機構存款保險制度旨在為農村金融機構持續發展和維護儲戶利益提供保障。為建立農村民間金融機構存款保險制度，可在先期調查的基礎上，逐漸實行試點。另外，將民間金融納入金融監管范圍，加強民間金融監管，是保證民間金融機構安全和提高資產質量的內在要求，也是農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在充分肯定農村民間金融機構作用和鼓勵農村民間金融發展的同時，要堅決打擊洗錢、高利貸等非法金融行為。要從完善法律、制度、政策入手，在嚴格市場準入條件，提高資金充足率與準備金率及實行風險責任自負的情況下，引導和鼓勵民營的小額信貸銀行、私人銀行等多種形式的農村民間金融健康發展，達到合法、公開、規范的要求，增加農村金融的服務供給，滿足“三農”多層次的融資需求。

參考文獻：

[1]賀剛.我國金融監管的現狀與對策[J].山東紡織經濟，2010(3)．

[2]王娜玉.論我國的金融風險及其監管體制[J].金卡工程(經濟與法)，2010(1)．

第8篇：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區域效應 綜列協整

貨幣政策是以調節總量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但由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會導致不同區域間在宏觀經濟指標上表現出不同的效果,這就是所謂的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正是Scott開啟了這一新的研究領域。

一、文獻綜述

國內外對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研究頗豐。巴曙松(1998)認為,我國東西部地區存在經濟、金融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中央銀行實行高度統一的貨幣政策,會導致貨幣政策執行效果與目標不一致,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焦瑾璞等(2006)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貨幣政策工具執行效果兩個方面深入、全面分析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丁文麗(2006)運用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對1990年以來貨幣政策效應進行檢驗,發現各區域信貸供給量和貨幣供給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關系確實存在著較為顯著的差異。張晶(2006)從利率渠道、信貸渠道和匯率渠道出發,利用VAR模型和IRF檢驗證實中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區域效應。曾康霖(1995)指出,經濟、金融發展不平衡必然會引起銀行信貸借存差的問題。王維強(2005)認為,區域差異的存在可能扭曲統一貨幣金融政策的作用機制,耿識博等(2005)通過建立貨幣政策區間不對稱效應模型,分析了貨幣政策對區域經濟的差異影響。劉玄等(2006)利用VAR模型和沖擊響應函數方法對1997年1月至2004年8月貨幣政策傳導的地區差異問題作實證分析,發現東部地區對貨幣政策敏感度高于中西部地區。宋旺等(2006)基于VAR模擬貨幣供給量M2沖擊對東中西部實際產出的影響,證實我國存在明顯的貨幣政策效應區域差異。常海濱和徐成賢(2007)將全國劃分為區域,基于Granger因果關系、協整關系分析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和各區域內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之間的關系,認為部分地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通暢,部分地區傳導機制不通暢。楊曉和楊開忠(2007)基于Granger因果關系、協整關系、脈沖響應分析方法,分析M1和人均GDP之間關系,認為貨幣政策對東中西各地區影響依次減弱。曹永琴(2007)基于Panel Data和SVAR研究,發現貨幣政策效應的區域差異主要體現在廣義貨幣沖擊對區域真實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上,微觀主體可以通過多元化投資分散貨幣沖擊,減少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差異。陳安平(2007)通過建立一個包括政府投資、銀行貸款、價格指數和東中西部人均產出等變量的SVAR模型,分析認為自1978年以來,貨幣政策對中西部,尤其是對西部的影響明顯增加。江群等(2008)運用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估計中國綜合經濟區實際產出對信貸沖擊的敏感系數,研究表明,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果存在顯著的區域效應。郭評生、吳偉軍(2009)利用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證實我國貨幣政策確實存在明顯的區域效應。

Scott(1955)用自由儲備率的變動與各地銀行儲備之間的關系,研究了貨幣政策的差異性影響。Garrison等(1979)分析美聯儲貨幣政策對美國8個經濟區的影響,發現貨幣政策對不同地區的制造業收入影響差異較大。Carlino等(1998)研究發現各州金融發展程度和產業構成等對美國的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Aksoy等(2002)、Huchet(2003)、Belke等(2005)、Clausen等(2006)證實歐洲中央銀行統一的貨幣政策下貨幣政策效應區域差異性是存在的。David(2006)建立VAR模型分析南非1的M1和各省物價指數關系,發現各地對貨幣政策沖擊敏感度不一致。Bias(1992)通過美聯儲公開市場操作、貼現率與美國12個州的州內M1等指標建立地區貨幣供應模型,認為美國國家貨幣政策具有顯著的區域差異效應。

二、數據來源與說明及模型設定

1、數據來源與說明

(1)貨幣政策中介變量。國外的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研究多基于利率,然而我國貨幣市場不成熟,人民幣利率缺乏彈性、市場化程度較低,全國一致的利率水平是無法顯現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故此以廣義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變量是比較好的選擇。不過當前階段缺乏各自治區的貨幣供給量統計數據,鑒于此,本文使用各自治區貸款來替代貨幣供應量。

(2)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指標。如文獻綜述所闡述,大多數對中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研究都是以人均GDP或以經過價格水平調整的GDP或人均GDP來測度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指標。考慮到打工經濟非常突出,打工者生活、工作的大多數時間是遠離戶籍地的,不適宜用人均總量水平來測度經濟發展。況且貨幣政策影響的是宏觀經濟變量,貨幣政策中介變量本身也是宏觀經濟變量,無需進行平均化處理。此外,價格水平影響了GDP的核算,也影響了貨幣的實際投放量的核算,故而實證分析也無需進行價格水平的調整。本文是基于月度數據分析,而當前階段缺乏各自治區的月度GDP統計數據,故此,本文使用各自治區月度工業增加值來代替。

本文是從月度數據收集的現實困境以及整個經濟運行態勢的轉換角度來確定數據樣本期的。2004年以來由于房地產市場泡沫、能源價格帶動整個物價水平持續顯著上升,央行持續采取了適度緊縮貨幣政策,而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受到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作為應對措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完全轉向了,受數據不足所限本文不能捕捉緊縮和積極貨幣政策的差別效應,所以本文選擇的樣本期間為2004年1月至2008年6月。本文所有使用的數據來自于中宏數據庫以及中國統計年鑒。

2006年11月以后國家統計局不再公布月度工業增加值數據,故此本文使用該公式計算出后續數據:月度工業增加值=上年同期月度工業增加值×(本期數比上年同期增長%+1)×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年同期=100)/100。利用估計算的各自治區2006年11月之前月度工業增加值與公布的數據進行兩變量線性回歸分析得到的斜率系數,經WALD檢驗與“1”無顯著差異,這表明估算的數據替代效果良好。

2、面板數據結構模型

本文以Yit、Xit分別表示第i個自治區t期月度工業增加值與工業貸款,建立五個自治區的綜列模型為:

其中?茁i度量i自治區工業增加值的工業信貸彈性,?琢i度量了i自治區工業增加值對工業信貸的靜態依賴,?滋it綜合反映了所有其他因素在t期對i自治區工業增加值的影響。

三、實證分析

為避免繆誤回歸,在進行協整檢驗前,需要對綜列變量進行綜列單位根檢驗來證實變量是由綜列單位根過程生成。

1、綜列單位根檢驗

所謂綜列單位根檢驗是指將綜列變量各橫截面序列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應用Im、Persaran和Shin的統計量實現綜列單位根檢驗。

對各自治區的工業增加值y和工業總產值x綜列變量分別進行IPS檢驗。由檢驗結果(如表1)可知,模型的2個變量的綜列數據水平值的t檢驗的下尾單側p值均大于99%,不能拒絕存在綜列單位根的原假設;而其一階差分數據t檢驗的下尾單側p值均為0,高度顯著地拒絕原假設。故此可認為,2個變量的綜列數據均為I(1)過程所生成。

2、綜列數據協整分析

基于(2)式估計?琢i,?茁i,得到的結果如表2所示。

由估計的結果,在10%的顯著水平上,?茁i通過了t檢驗,這表明從長期看貨幣政策顯著影響各自治區的發展。并且除新疆外,其他四個自治區擴張的貨幣政策會導致經濟同向增長,其中寧夏貸款彈性達到1.335,而廣西、內蒙古貸款彈性更是都超過2.000,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超過貸款的增長率,表明在這些區域貸款對經濟發展能提供更大的推動作用。

3、短期動態調整分析

綜列模型揭示了五個自治區工業增加值與工業貸款的長期均衡關系,為決策部門提供了制定差異化貨幣政策的依據。進一步還可以利用如下誤差校正模型分析兩經濟變量的短期動態調整,即:

為模型估計的殘差,為短期調整效應,該效應反映上一期對平衡關系的偏離在本期所得到的修正。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從結果可以看出,內蒙古和寧夏自治區短期調整系數具有正確的符號,并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盡管其他三個地區調整系數是正的,但統計上并不顯著。估計的結果印證了前述綜列協整關系的存在。與反映長期均衡關系的協整向量不同,反映各自治區工業貸款短期變化對工業增加值的短期影響。估計結果顯示,除外各自治區貸款的短期變化對工業增加值的增長具有抑制作用,不過在統計上除內蒙古外都不顯著。五個自治區中三個的短期效應系數為正,兩個為負,絕對值最大的為內蒙古0.168,這意味著其均衡偏差在下一期約有16.8%得到調整,這些表明各自治區信貸的影響具有發散性,并且對各地區的影響存在差異。

四、結論

基于綜列數據協整模型以及短期動態調整分析,對2004年1月至2008年6月五個自治區經濟增長與貨幣政策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民族地區存在明顯的貨幣政策區域效應:貨幣供應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度有顯著差異,且短期上貨幣政策的影響具有發散性。

鑒于分析的結論,本文建議:第一,考慮各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建立充分反映區域經濟特點的貨幣政策體系,實施差別化的貨幣調控政策,例如在貸款額度,存款準備金率等方面給予區別對待。第二,培育發展區域金融市場,增強區域融資能力。民族地區貨幣市場發展滯后,貨幣政策傳導效率低下。對民族地區適當降低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大力發展本地化經營的區域性中小金融機構,使貨幣政策能更有效的發揮作用。第三,強化金融監管政策,避免民族地區信貸違規流向其他地區而影響政策效果以及政策的調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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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永琴:中國貨幣政策效應的區域差異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9).

第9篇：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現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