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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

1.1指標體系篩選的原則

要客觀衡量縣域經濟的發展狀況，就必須要建立可行、有效和具有代表性的客觀評估指標體系。客觀評估指標體系包含的指標，從整體上應是由多個指標構成的統一體系，從個體上又是既相互獨立、相互聯系的統計指標群。根據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山東省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年度綜合評估考核辦法》，結合煙臺市的縣域經濟發展特點及國內學者關于縣域經濟發展綜合評估指標體系的研究，選取了相應的縣域經濟發展客觀評估指標，在構建指標體系時遵循可行性、代表性和全面性的原則。

1.2評估指標的選取

結合煙臺市的實際情況，選取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和人民生活3個一級指標，12個二級指標構建了煙臺市縣域經濟發展客觀評估指標體系。

1.3數據來源及分析方法

主要通過查閱2010—2013《煙臺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2010—2013《煙臺市統計年鑒》獲取數據，并進行相應的歸納和整理。

2結果與分析

2.1各項客觀評估指標的權重系數

按照綜合指數測算法的基本思想，選取2010—2013年煙臺市海陽、蓬萊、棲霞、長島、招遠和萊州6個縣域12個二級指標數據，運用變異系數法確定了各個指標的權重系數。

2.2煙臺市縣域經濟客觀評估指標綜合評分情況與分析

2010—2013年煙臺市縣域經濟客觀評估指標的綜合得分情況。2010年棲霞的最高為0.0978，依次是海陽、萊州、蓬萊、招遠，長島最低為0.0294；2011和2013年表現為同樣的趨勢；2012年略有不同，評分最低的為招遠。2010—2013年平均得分情況為，棲霞的最高為0.1084，依次是海陽、萊州、蓬萊、招遠，長島最低為0.03293。年度之間的變化不穩定。除了招遠外，其他縣域都是2012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2013年、2010年，2011年最低。煙臺市縣域經濟的總體情況表現為棲霞的得分最高為0.1084，依次是海陽、萊州、蓬萊、招遠，長島最低為0.03293；不同年度之間的表現為2012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2013年、2010年，2011年最低。

2.3煙臺市縣域經濟客觀評估一級指標評分情況與分析

煙臺市縣域經濟客觀評估一級指標評分情況，2010—2013年二級指標中人民生活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得分最低，不同的縣域之間略有差異。各縣域二級指標不同年度的變化情況。海陽縣域經濟一級指標中人民生活表現為增加的趨勢，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年度之間變化較少。蓬萊縣域經濟一級指標中人民生活呈現出先增后減的趨勢，而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變化不大。棲霞縣域經濟一級指標中人民生活表現為增加的趨勢，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年度之間差異不大。長島縣域經濟客觀評估一級指標中，人民生活也是呈現出上升的趨勢，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年度之間比較穩定。招遠縣域經濟一級指標中人民生活表現為明顯的先上升后下降，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年度之間差異不明顯。萊州縣域經濟一級指標中人民生活表現為明顯的上升，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年度之間略有差異。

2.4煙臺市縣域經濟客觀評估二級指標評分情況與分析

2010—2013年煙臺市縣域經濟客觀評估二級指標得分情況。二級指標的變化情況表現為各縣域的二級指標X2到X9基本沒有變化，保持穩定狀態。

3結論與建議

3.1結論

本研究采用綜合指數法，利用變異系數確定權重系數，根據各縣域經濟得分綜合得分、一級指標和二級指標的得分情況，分析了2010—2013年煙臺市的海陽、蓬萊、棲霞、長島、招遠和萊州縣域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主要結論：（1）煙臺市縣域經濟的總體情況表現為棲霞的得分最高為0.1084，依次是海陽、萊州、蓬萊、招遠，長島最低為0.03293；不同年度之間的表現為2012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2013年、2010年，2011年最低。（2）2010—2013年煙臺市縣域經濟一級指標中人民生活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得分最低，不同的縣域之間略有差異。（3）二級指標的變化情況表現為2010—2013年二級指標X2到X9基本沒有變化，X10、X11和X12表現為上升的趨勢，各縣域均以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X12)得分最高，說明煙臺市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煙臺市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的差異，各縣域之間和各級指標的發展不平衡，經濟結構有待于進一步調整。

3.2建議

第2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

發展經濟學家關于人的思想觀念素質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和路徑

(一)與新教倫理內在契合的資本主義精神經營者素質提升理性化經濟行為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韋伯指出，在每一項成功的事業背后，往往存在著一種精神氣質，它引導人們努力爭取經濟果實的行為，激勵人們孜孜不倦地去開拓經營、獲取利潤、積累財富的實踐。韋伯進一步指出，與資本主義理性經濟行為相配合的獨具特色的價值觀念和精神氣質，即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理性地有計劃地持續地追求預期利潤的思想或態度，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本質。為什么現代資本主義恰恰產生在西歐，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資本主義精神與西歐新教倫理之間，是不是存在某種內在聯系？韋伯通過歷史考察，發現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之間的內在生成關系，即新教倫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性因素。新教倫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提升了經營者的個人素質，引導了經營者的理性經濟行為，進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韋伯認定，與新教倫理內在契合的資本主義精神正是西歐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始發機制”，是“養育現代經濟人的搖籃的護衛者”。韋伯再強調：“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

(二)思想意識形態一個人機會主義行為受到約束一社會交易費用節省一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諾思等認為，包括人的思想觀念、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在內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調節機制，其本質就是人們的行為規則，是每個人的行為受意識形態的調節。它約束個人行動，節約交易成本費用，促使交換得以發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諾思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家缺乏遠見，看不到不受約束的經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于是提出了意識形態理論，用以約束這種行為，并把它作為一個內生變量引入交易費用分析中，用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在諾思看來，一套完整的正規化制度固然對經濟發展有利，但若沒有作為非正規化制度的意識形態的補充，經濟發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頗成問題了。因為，任何正規化制度都不是絕對完善的，尤其在一個博弈的社會里，盡管有整套不變的規則、檢查程序和懲罰措施，但在限制個人行為上仍存在相當的可變性，經濟主體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會的機會主義行為就是在制度不斷完善的今天依舊廣泛存在。諾思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有一種欲獲得某種好處而又不付費的“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若社會成員都想成為或都等待成為“搭便車者”，那么，這個社會就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創新活動的激勵。因此，一個社會需要通過先進思想意識形態的力量來有效克服“搭便車”行為，以維護社會經濟發展。因為，意識形態是一種人們行為的規則，使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的環境，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引導，而使其行為決策簡單明了，減少了社會的交易費用。

(三)人的冒險、創新等新思想一人的冒險、創新等行為經濟機會獲得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第一，劉易斯反復強調經濟機會對于經濟增長的極端重要性，認為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就源于經濟機會。他指出，“一旦人們抓住經濟機會是可能的，經濟增長就會發生”；“新經濟機會引起了新的富裕”；“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基本問題就是抓住機會。因此，增長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機會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變化允許抓住業已存在的機會，或者也可能是由于兩者兼有”。第二，劉易斯認為，經濟機會又源于人的冒險、創新等新思想指導的人的冒險、創新等行為。劉易斯認為，“新思想”即人們對創新、冒險、新技術、新物種等新事物的認可、接受的態度，具有某種“新思想”的人即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經濟機會，在影響經濟增長變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經濟增長要求人們有冒險、創新思想。”冒險、創新等新思想一旦轉變為人的行動，是人們抓住經濟機會的根本前提，“因為經濟機會和新思想的這種積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業家具有風險、創新等新思想對于企業經濟和社會經濟增長十分重要：同樣，經濟增長的滑坡、“繁榮的毀滅可能僅僅由于人們接受了與經濟擴張不一致的舊習慣或舊思想”。

(四)企業家創新精神企業家創新行為經濟機遇到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熊彼特用企業家創新精神很好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他指出，企業家創新精神就是一種非物質的精神力量，它總會給企業家帶來一種“戰斗的沖動”，激發企業家為社會不斷地創造財富的實踐，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熊彼特認為，企業家創新精神激勵的企業家創新實踐正是企業家精神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機制。熊彼特進而指出，獲利經濟機遇永遠只屬于那些具有創新精神的人；企業家之所以崇尚創新精神。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創新精神激勵下的創新實踐可能為自己帶來潛在的贏利經濟機會，進而將潛在的贏利機會變成為現實的利潤；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實質就是對外部經濟機遇的一

種能動的創造性的反映，企業家“為了他的成功(獲取利潤)，更主要地與其說是敏銳和精力充沛，不如說是某種精細，他能抓住眼前的機會，再沒有別的”。因此，創新就是企業家職能的實現，就是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就是贏利經濟機會的獲得，就是經濟發展；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就就是企業家創新精神。

人口思想素質影響家庭貧富的具體機制和路徑――以西部農民典型思想素質為例

西部貧困農民思想觀念素質的基本現狀是落后(即先進思想缺乏)。西部農民落后思想又是浩瀚和無邊無際的，從中科學歸納出制約農戶家庭收入增長、家庭貧富的農民典型落后思想觀念素質并詮釋農民典型落后思想觀念素質導致農戶家庭貧困的具體路徑：農民落后思想農民錯誤行為經濟機會失去或高生產成本農戶家庭貧困，反之亦然。這一具體路徑遵循了發展經濟學家關于人的思想觀念素質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路徑。

典型思想一：思想上，農民錯誤地看待教育和知識；如“讀書無用”、“知識無用”、“讀書不如打工”等功利主義思想，而“知識創造財富”、“教育是對未來的投資”等理念缺乏行為上。嚴重影響農民對知識的追求，其必然采取減少或取消對子女學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資，寧愿讓孩子失學，幫助做家務農活或外出打工掙錢等錯誤行為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文化素質低子女技能素質低(或綜合能力低下)對家庭經濟機會和貧富的影響：子女就業機會減少，或就業受限，甚至根本無法就業在現階段，人們收入主要來自就業(包括自謀職業)，就業機會減少、就業受限和無法就業，就必然使得個人和家庭收入減少，甚至無收入來源家庭陷入貧困。

典型思想二：思想上，農民生命、健康、衛生、優生優育意識淡薄行為上，吸煙、酗酒、近親結婚、過度勞累、生活無規律、等任何以損害身體健康為代價的行為農民健康素質低下對家庭經濟機會和貧富的影響：第一，患病、殘疾、低能人口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就業機會減少，謀生空間狹小，甚至無法就業；且勞動性質以低薪體力勞動、簡單勞動、臨時勞動居多在現階段，人們收人主要來自就業(包括自謀職業)。農民健康素質低下必然造成個人和家庭收入偏低，甚至無收入來源家庭陷入貧困《因病致貧或疾病潦倒型貧困》。第二，患病人口高昂的醫療費用開支，使得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影響了用于家庭生產的資本積累。疾病已成為農戶脫貧致富的嚴重制約因素，疾病、殘疾、低能導致的人口健康素質下降，使得農業生產經營困難，人們生活困難。

典型思想三：思想上，投機取巧、打牌賭博、好吃懶做、好逸惡勞、游手好閑、貪圖享受、不勞而獲等剝削階級舊思想，而勞動光榮、勞動創造財富、勤勞致富等思想缺乏行為上，賭博和懶惰對家庭經濟機會和貧富的影響：第一，賭博不僅不創造財富，反而消耗財富，使財富減少；只能導致家庭貧窮，甚至是家破人亡。第二，勞動價值論認為，勞動創造價值和財富。“懶惰”行為的本質就是厭惡“勞動”，它不是創造財富，而是消耗財富，使財富減少。只能導致家庭貧窮。克拉克指出：“思想是個人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懶惰、缺乏責任感、貪圖眼前享樂的思想與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取得成功所要求的行為是相矛盾的，因此，來自于這些思想的人成為窮人的比例很大，有些思想會比其他思想產生出更多的貧困。”繆爾達爾通過在南亞地區長達十年的實地考察，揭示了懶情思想及行為與貧窮的相關性，認為厭惡勞動、懶惰成風是造成南亞人貧困的原因，他指出：“南亞人思想道德素質低是生產效率低的原因，南亞的現代經濟并不很容易改變人們對待勞動的態度，南亞人懶惰，不愿積極工作。因此，南亞人缺乏創新精神，缺乏改進他們經濟狀況的興趣，缺乏對勞動的重視。南亞一些只念過小學或者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僅僅初識文字的人也自稱受過教育，希望免除體力勞動。這些原因都導致了南亞的貧窮。第三。“懶惰”不利于生產資本的形成，阻礙經濟增長；而“勤勞”有利于生產資本的形成，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對此。劉易斯深刻指出：“經濟增長要求人們應該愿意更自覺地勤奮工作，如果說勤勞與經濟增長之間有什么聯系的話，那么，就應該在進行生產性投資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尋找這種聯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許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費這些收入的時間：因此，他們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資。而他們愿意更多地儲蓄是不夠的，如果農民以購買黃金和珠寶來儲蓄，那么就不會刺激經濟增長。同樣，如果他們進行儲蓄是為了購買更多的土地，那么。其影響就不是增加農業產量，而僅僅是改變了土地的價格或所有權，也不會帶來經濟增長，增長的關鍵是生產資本的形成。辛勤工作與生產性投資有必然的聯系，兩個不同的種族生活在一起。一個種族比另一個勤勞，而這就是勤勞的民族更加繁榮的原因時。我們再進一步研究就會發現，真正的差別在于一個種族。比另一個種族進行了更大量的生產資本形式。辛勤勞動與資本形成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絕妙公式。”

典型思想四：思想上，“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等封建生育養育思想根深蒂固，而“計劃生育好”、“男女一個樣”等理念缺乏行為上：第一，“多子多福”的思想引導人們多生、超生行為。佩雷菲特通過對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國家不發達社會特點和貧困原因長達40余年的考察指出：“不發達國家是一種超生的社會。嬰幼兒死亡率很高。但人口由于可以隨便受孕而得到彌補。生命不能得到預防保障，也不是有計劃地傳宗接代，而是靠身不由己的自然繁衍。在一代或幾代人之內。超生現象繼續存在。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是愚昧。是多子多孫的頑固傳統觀念。”第二，“養兒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思想引導人們生男行為。很多家庭在生出男孩之前是不會自動終止生育的，為了把男孩生出來，又導致了多生、超生行為。第三，在“傳宗接代”思想支配下，人們只能繼承父輩祖傳事業一對家庭經濟機會和貧富的影響第一，人口增長必然導致對衣、食、住、行、用等的更大需求。在家庭資源和收入既定的情況下，家庭人口增多，撫養、教育、醫療子女的負擔加重，必然導致家庭貧困(即“越生越窮)。第二，在家庭資源和收入既定的情況下，家庭人口增多，人均收入相對減少，對子女學校教育投資相對減少，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文化、技能等素質低下。隨著社會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不斷提高，子女未來就業機會就會減少，又制約家庭收入增長，導致家庭貧困。第二，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發揮著越來越獨特的并為男子所不能取代的作用。男多女少的性別比例失調，在生產勞動方

面，就等于限制了女性的職業與工種，。不利于社會分工協作，從而阻礙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因此，劉易斯指出，“對婦女工作的限制也是每個地方經濟增長的障礙”。第四，男多女少的性別比例失調，使得男子未來婚姻成本高昂，也會加劇男子家庭貧困。第五，傳宗接代、繼承祖傳事業限制了職業的自由流動和選擇，不利于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勞動者能力和特長最大程度的發揮，最終是不利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

典型思想五：思想上，“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經濟意識和市場經濟觀念缺乏一行為上第一。農產品自給自足，即不為市場生產。第二，農民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進行著單一的狹小規模(“小而全”)的農業生產。第三，采取“男耕女織”的家庭分工形式一對農戶家庭生產成本和貧富的影響第一，農本主義小農經濟的實質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非交換的經濟形態，它使得農戶家庭小規模生產成本很高，根本不可能取得可觀的經濟效益，而市場交換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一種節約與效益機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認為，每個人都通過市場交換參與社會分工，各自專門生產自己最具優勢的產品。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認為，生產者之間應遵循“兩優取其重，兩劣取其輕”的社會分工原則。實行專，業化生產，即各自生產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即成本相對低的產品)。然后通過市場進行產品交換，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交易雙方的生產成本，增加產量和收入，對交易雙方都有利；而且，交易雙方通過社會分工所創造的利益，通過市場交換，可使所有的市場交易參加者都受益。第二，自給自足自然半自然經濟條件下的“男耕女織”家庭分工的實質就是對男子和婦女職業與工種的限制，不利于社會分工和大生產的發展，家庭及社會生產成本皆高。第三，在自然半自然經濟條件下，家庭小規模低效率的農業生產使勞動者的成果附加值極低且僅夠滿足家庭生活消費需要。可用于市場出售的產品數量非常有限，不能為農戶家庭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即不能形成“規模生產，規模效益”)。第四，自然半自然經濟使農戶家庭處于封閉的幾乎與世隔絕的狀態，與外界交往甚少，在遇到災害時，農戶家庭小規模低率的生產很容易造成農戶家庭的自給不足或貧困。

啟示

(一)中國反貧困反思

找出貧困的原因是有效反貧困的前提，為此，經濟學家和研究者們找出了各種各樣的貧困原因，相應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扶貧政策模式。為什么長期的反貧困未能使某些貧困地區真正擺脫貧困？回顧、反思和檢討我國反貧困理論和實踐的歷程可以發現，無論是對貧困原因的思考，還是扶貧政策的制定，都不同程度地背離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人是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人素質的提高。在以往一個時期的扶貧實踐中，從政府來說，就是給錢、給物、立項目、搞開發的“輸血式”扶貧方式；從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來說，就是等資金、等項目或者爭資金、爭項目。這在我國西部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致使國家通過“教育科學文化傳播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手段難以取得應有的效果，國家援助的科技人才、扶貧資金、扶貧物資及國家制定的扶貧政策難以取得理想的成效。因此，反貧困理論和實踐就顯得慘白無力，其結果是，我國長期實行的以政府為主導的反貧困行動，在某種程度上反而助長了貧困人口對國家和政府“等、靠、要”的依賴思想。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扶貧攻堅以后，人們發現離徹底解決貧困問題的社會發展目標還有相當差距。這說明，人們還缺乏對貧困原因進行追根溯源的探析，缺少對扶貧方式最有效的探索。

其實，任何一種扶貧政策都應當有助于調動和激發貧困者通過自身主觀努力去脫貧致富的內在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有助于增強貧困者的“自我造血”功能，有助于建立一種貧困者自我脫貧致富的長效機制，這乃是檢驗一切扶貧政策得失、成敗的根本標準，而不能讓貧困者滋生“等、靠、要”的依賴思想和放棄自我主觀努力。我們并不反對國家或政府物資、資金或科技、文化等扶貧政策措施，但過多的或單純的物資或資金扶貧援助，不僅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反而會產生某些副作用。研究貧困問題的專家羅時法指出：“治療貧窮的良藥決不能完全靠外部援助。外部援助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因為它會消除人們的斗志，使人產生一種具有麻痹作用的依賴感、自卑感和低能感’。克拉克指出了政府福利扶貧政策的某些弊端，他認為，“政府許多幫助窮人的做法實際上是使貧困和不平等永久化，與現代福利國家相聯系的社會扶貧福利項目常常只起到了撫慰低收入者和防止社會失序的作用”；“政府福利扶貧項目是損害少數民族自主精神，造成代代相傳的依賴感的罪魁禍首”。

究其原因，是由于舊社會形態、文化傳統傳承下來的落后思想觀念。在極大地抑制著人的智慧和潛能，深深支配著人的行為，使人失去各種經濟機會(經濟機遇)。最終導致家庭貧困。對此，經濟學家有許多論述，英格爾斯指出：“落后和不發達也是一種國民落后思想心理狀態。國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鎖在傳統思想意識之中，就構成了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克拉克指出：“貧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們具有不同的思想心理素質。一些人意志堅強膽子大，另一些人聰明而富有創新精神，還有一些人消極而遲鈍。正是由于這些人性中普遍的固定的品性，產生了任何社會都存在的等級制的社會關系和其程度相對穩定的貧困及不平等。”梁小民指出：“我國東西部地區之間最大的差別不是經濟發展水平，而是人的思想觀念。這種思想觀念的約束正是制約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原因。其實，西部許多地區在自然資源、國家政策等方面都比東部條件好，但卻沒有改變貧窮落后面貌，這首先在于人思想觀念的不同。思想觀念的改變會帶來實際上經濟的發展，這也就是精神變物質。”郎咸平說：“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就要知道這里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以往有專家認為東北最缺少資金，也有專家認為東北缺少有競爭力的產業，還有人覺得東北缺少技術和人才。我覺得這些都是老生常談。我認為東北最大問題是思想非常不解放，甚至僵化！常常聽到東北的一些企業家問，現在最有潛力的行業是什么？東北三省哪個城市最具競爭力，我認為，這個世界上常有夕陽思維。卻少有夕陽產業。只要思想解放，思維創新，東北就能振興”。

(二)結論

第一，人的思想觀念素質正是通過支配人的行為，進而使人獲得經濟機會(經濟機遇)或降低家庭及社會生產成本。最終促進家庭脫貧致富、社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第二，貧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貧困者思想和精神的崩潰：貧困的根源已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低下(落后)的思想觀念素質。第三，一切導致家庭貧困和社會經濟不發展的人的素質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人的思想觀念素質低下那里找到終極原因：在現代人的諸多素質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區別于傳統人的思想觀念素質。第四，作為人力資本最重要內容的人的思想觀念素質決定人力資本其他一切方面的發揮程度，并且是資本、勞動、技術等一切生產要素帶動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前提。

第3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

【關鍵詞】結構；效益；穩定性；福利變化；成果分配和環境質量

2011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大連舉辦，主題為“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此次論壇強調了此屆年會的重大議題，即從根本上反思全球現有增長模式，而這也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所要關注的重點。基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和筆者的理解，對于經濟增長質量研究歸結為六個方面。

一、經濟增長的結構

經濟結構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是否協調合理，它的變化不僅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數量，也會影響整體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實踐表明，現代經濟增長方式本質上是結構主導型增長方式，并以產業結構變動為核心，因而，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就包含在經濟增長質量的本身要求中。王小娟（2001）分析了我國的經濟結構，認為目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從表面上看是生產能力過剩與社會需求不足的矛盾，但從根本上看卻是經濟結構矛盾的反映，究其原因，就是經濟結構不合理。鈔小靜，任保平（2011）通過比較分析經濟增長結構與經濟增長質量的關系，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是指經濟增長內在的性質和規律，采用國家規范的邏輯實證主義分析方法，以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生機面板數據為樣本建立數據模型，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結構轉化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研究與實證考察。

二、經濟增長的效益

經濟增長的效益是經濟增長質量的一個集中反映，也是經濟增長持續性的有效保障，經濟增長效益的問題是關系到能否迅速地增強社會生產力、不斷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問題，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中遇到的突出問題。仲維清，程戀軍（2004）從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協調投資結構這兩方面，分別用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方法，分析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研究表明投資效果系數越高，經濟增長效益就越高。李延軍（2007）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是指在實現經濟總量增長的過程中，其增長過程、途徑、方式等方面的優劣程度。劉丹鶴（2008）認為，索羅模型為分析經濟增長質量提供了基本框架，指出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依靠技術進步和改善技術效率、投資效率，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很強的應用價值。

三、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穩定性和波動性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兩種對立統一的態勢，波動性太大，不僅會破壞經濟的有序運行，也會為未來經濟穩定的增長埋下很多隱患，所以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標志之一。郭金龍，張許穎（1998）利用統計方法中的數量模型，從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結構變動對提高生產率的作用這兩個方面分析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方式轉變的作用，證明經濟結構的優化有助于抑制經濟波動，從而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肖紅葉，李臘生（1998）從經濟增長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和增長潛能四個方面進行實證研究，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做出如下評判：我國經濟質量總體上趨于增長，經濟發展路徑趨于好轉，突出表現在穩定性和持續性上。李岳平（2001）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技術進步的貢獻、經濟效益、經濟結構、居民生活和經濟增長的代價六個方面衡量了一國的經濟增長質量，認為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帶了很多嚴重的問題，如經濟波動頻繁，經濟結構不盡合理，經濟效益低下，污染加劇、生態破壞嚴重等。

四、經濟增長的福利變化

現在是民生本位的時代，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們社會發展的目標，所以，人的福利的改善是實現人全面發展的基礎，而經濟增長是增進人的經濟福利的手段和必要條件。正因如此，發展經濟就不能只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更應當以人為中心，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注重改善社會福利。楊長友（2000）認為，經濟福利是測評經濟增長導向的第一向度，他嘗試構建測評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體系，把這種指標體系歸結為經濟福利、技術創新、增長率利潤率、穩定性等六大向度，并較為詳細的論述了經濟增長的質的規定性。雖然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大幅提高，但并不意味著十分完善，文化教育、衛生醫療等公共服務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尤其是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發展不均衡，存在很大的差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都是我國在進一步發展經濟和社會現代化建設中不可缺少的。

五、經濟增長的成果分配

社會主義發展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斷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高質量的經濟發展終極目標是實現更多人從中受益，分享成果。在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下，經濟增長的效果較差或者經濟增長質量較低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居民消費水平提高較慢。那么經濟增長的成果如何分配，才能使人民群眾獲得最大的社會福利就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冷崇總（2008）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經濟范疇，要對其做準確的、全面的評價，就應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從經濟發展的充分性、持續性、創新性、分享性、有效性、協調性和創新性這七個方面構建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這樣才能客觀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的優劣，對經濟發展質量進行有效監控。其中，經濟發展質量高低的重要標志有兩方面：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是否得到提高和居民能否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兩方面也是評價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標準。王辛欣，任保平（2010），認為一國經濟增長包括城市和農村兩部分的增長，經濟高質量的增長要求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因此，以經濟增長中城鄉的協調發展作為評價凈增長質量的一個重要方面，從理論上考查城鄉協調度和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同時，從兩個方面建立平價指標體系：城鄉經濟融合度和城鄉社會融合度。

六、經濟增長環境質量

目前，經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很多環境問題，而人民對于出現的問題的認識不斷的加深，因此，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的同時，環境和發展兩個問題就必須聯系在一起，同時考慮，我們需要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在強調經濟增長質量的時候，必須重視后代所處的環境和資源條件，不能損害后代的生存條件，并且應該高度重視環境、資源和生態問題，尋求長期的，能夠同時保證經濟的增長和社會和諧發展的道路。這是我們人類長期生存，利益保證的條件，也是準確評價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內容。

單曉婭，陳森良（2001）認為經濟增長質量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并且具有綜合性特點的社會經濟范疇，具體包含七個方面，首先有經濟本身的效益提高、結構的優化、運行的穩定三方面，其次有科學技術的進步、競爭能力的增強兩方面，另外還包含人民生活改善、環境資源保護兩方面，并且科學、全面、系統、精煉的設計了經濟增長質量綜合評價的統計指標體系。宋美喆，蔡曉春（2010），認為保持能源的穩定供應，不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備受人們關注。從經濟運行質量和增長的潛力，經濟競爭能力和人民生活狀況等方面來構建經濟增長的質量指標體系，根據1978年-2007年的相關數據，利用因子分析法進一步研究了我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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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變花．經濟增長質量指標體系的設置[J]．理論新探．2004（1）

第4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

關鍵詞：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格蘭杰因果檢驗

中圖分類號：F842.7 文章標志碼：A 文章編號：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為保險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宏觀和微觀外部環境，保險業的發展又反過來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同區域保險業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也有差異。目前大部分研究經濟增長與保險業發展之間關系的文獻要么基于國家等宏觀層面進行整體研究，要么基于區域微觀層面進行研究，很少有文獻將兩個層面結合到一起分析；另外，大部分研究僅從區域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少有文獻從區域經濟增長對保險業發展貢獻度的角度分析；計量方法方面，很多學者直接建立面板數據回歸模型，缺少平穩性檢驗或變量協整性檢驗。

鑒于此，本文在前面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擬搞清楚以下問題：首先，若保險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相互關系，這種關系是長期關系、短期關系還是因果關系？這種關系在國家和不同區域之間是否存在一致性？其次，區域經濟增長對保險業的貢獻度與經濟發達程度是否有直接聯系？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貢獻度是否越大？

二、指標選取、模型方法及數據處理

衡量保險業發展的指標是保險密度（人均保費額，ID） ，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是人均GDP （EGDP）[1]。

為消除時間序列數據存在的異方差，可對原始數據實行自然對數變換。本文通過對數化的保險密度（LNID）和對數化的人均GDP（LNEGDP）和進行回歸。

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保險年鑒》、國家統計局以及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使用Eviews6.0以及Stata10.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

本文基于區域經濟理論及統計年鑒的劃分方法，將我國分為東、中、西部三個地區分別考察各區域經濟增長及保險業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其中東部地區包括：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11個省（市、自治區）；中部地區包括：吉林、黑龍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個省（自治區）；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陜西、青海、寧夏、新疆、甘肅、四川、重慶、貴州、云南、、廣西12個省（市、自治區），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問題，本文沒有包括自治區[2]。

三、實證分析

（一）基本數據描述

對全國層面上2001-2011年對數化的保險密度和人均GDP兩個時間序列數據做走勢如

同理，對30個省份對數化的保險密度和人均GDP兩個面板數據的縱剖面圖也可得出從2001-2011年我國各省份保險密度和人均GDP均呈現出相似的增長趨勢。

（二）長期、短期及因果關系

1.單位根檢驗

對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對數化的保險密度、人均GDP及其一階差分序列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1。

可見保險密度和人均GDP均含有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但一階差分后都在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因此不管對于全國還是東、中、西部地區而言，對數化的保險密度和人均GDP序列均為1階單整I（1）[4]。

2. 協整檢驗

根據 Pedroni（1999）的證明，在小樣本中，Panel ADF-stat、Group ADF-stat的效果最好。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5][6]：

所有統計量均在l%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因此對于全國和東、中、西部地區而言，保險密度與人均GDP之間均存在協整關系，即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說明保險密度增長和人均GDP增長互為對方的長期原因。

3.誤差修正模型

為進一步了解保險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短期運行的關系，需構建以下誤差修正模型：

其中， 表示長期均衡誤差， 分別表示省份和年份， 、 為隨機擾動項[3]。

使用面板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保險密度及人均GDP短期波動的分析，可得對于以LNID為因變量的模型，全國以及東、中、西部地區的ECM項系數均為負且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存在誤差修正機制，也證實了經濟增長是保險業發展的長期原因。對于以LNEGDP為因變量的模型，雖然ECM項回歸系數均為負，但僅全國以及東部地區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中部地區在10%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西部地區未通過檢驗。說明對西部地區而言，保險業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原因未得到證實。

結合其他變量的顯著性，對于全國以及西部地區而言，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發展存在雙向短期關系；東部地區兩者的短期關系不明顯；中部地區保險業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短期原因，然而經濟增長卻不是保險業發展的短期原因。

4. 格蘭杰因果檢驗

本文使用2001年Hurlin和Venet提出的固定系數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來檢驗保險密度和人均GDP的因果關系[7]。模型如下（假定 ， 的滯后階數均為K）：

其中， 分別表示個體效應誤差、時間效應誤差以及特異誤差，且 [8]。

結果表明，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上，保險密度與人均GDP存在顯著的互為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不論對于全國整體而言，還是東部、中部和西部而言都存在。人均GDP增長對保險密度增長的拉動作用比保險密度增長對人均GDP增長的推動作用顯著性更高。這與目前絕大多數的研究成果相吻合。

此外，保險密度與人均GDP的相互推動不是馬上呈現出來的，需要一定的滯后期。因此，通過經濟增長以促進保險業發展或者通過保險業發展以促進經濟增長是合理的。

（三）經濟增長對保險業發展的貢獻度

將30個省份的LNEGDP對LNID分別進行回歸，回歸系數表示經濟增長對保險業發展的彈性或貢獻度。可以得出，經濟增長對保險業發展的貢獻度與經濟發達程度不完全對應。按照斜率依次降低的原則將所有省份分為三組（表3）。

使用Hausman檢驗和Swamy隨機系數模型檢驗結果顯示：第一組應該選擇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第二組和第三組均應選擇隨機效應變系數模型，估計結果如表4：

根據樣本可決系數、標準誤差等指標的大小，可以認為面板數據模型的分析結果優于每個省份分別回歸的分析結果[1]。LNEGDP對LNID的貢獻度與經濟發達程度不一致，即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經濟增長是促進保險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在經濟發達的地區這種促進作用反而不明顯。

四、結論及建議

1. 從全國角度來講，經濟增長是保險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保險業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發展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雙向短期關系、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這種相互作用的呈現需要一定的滯后期。

2. 對于東、中、西部地區來說，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不一致。保險密度與人均GDP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即協整關系均存在；短期關系方面，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發展存在雙向短期關系，東部地區兩者的短期關系不明顯，中部地區保險業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短期原因，反之則不成立。兩者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是雙向的，但經濟增長對保險業發展的拉動作用比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更為顯著，而且這種相互作用需要一定的滯后期才能呈現出來。

3. 區域保險業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協調。經濟增長對保險業發展的貢獻度與經濟發達程度不完全對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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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Industr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AN Chun-lei1，2，WANG Xin-jun1

（1.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2.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Yantai 264003，China）

第5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

關鍵詞：收入分配 經濟增長 面板數據

相關文獻概述

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界關注的話題之一。經濟增長決定收入分配，一方面，經濟增長為收入分配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的水平與方式也決定著收入分配的水平與方式，但同時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又具有重大影響。

早在以斯密、李嘉圖為典型代表的時代，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就被緊密聯系了起來，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為研究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了工具。1955年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研究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奠基性文章—《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庫茲涅茨以英、美、德等發達國家的時間序列資料為依據，提出了關于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型假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分配差距變動的長期趨勢是先擴大、再縮小，即長期的變動軌跡呈倒“U”型。

然而，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倒U型假說”提出了不同意見，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說”缺乏支持。在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相關關系上，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上時，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現負相關；而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正相關（Alesina D.， Rodrik D.，1994）。

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也日益成為國內經濟學界研究的焦點。陳宗勝（1991）較為詳盡地研究了在公有制經濟中同時制約經濟發展和收入差別的諸多變量，提出了公有制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差別倒“U”型假說；并驗證了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也存在著“倒U曲線”。李子奈等（1994）利用我國1991年各地區農村和城鎮的橫截面數據資料，驗證了我國地區間的基尼系數和人均收入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但通過對中國分省和分縣的橫截面數據對“倒U型假說”進行驗證，其結果都沒有對該假說給予統計上的支持（趙人偉、李實、卡恩·李思勤，1999）。

目前，關于收入分配差距對中國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還并不充分，所得結果也并不一致。張道根（1993）分析了經濟發展與居民收入分配變化的相互關聯機制；楊俊等（2005）利用面板數據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作用機制進行研究，其結果表明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任燕燕等（2008）利用中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25年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短期內城鄉收入差距有利于經濟增長。本文將首先分析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現狀，由此說明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與機制，并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從時間與截面二維角度探討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現狀

（一）國民收入分配失衡

總體上看，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分配失衡，中國總體經濟騰飛與居民收入不成正比。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從1995年最低的10.7%上升到2009年的20.8%，如果再加上各種未納入財政管理的政府收入，按全口徑計算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09年已達到32.2%。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卻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從1990年到2008年，中國職工平均勞動工資的增速始終比GDP增長速度低，工資總額每年的增長速度比GDP增長速度平均要慢3.8%。此外，在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例偏低，企業財富向資本傾斜，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較低。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但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斷擴大。長期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增幅高于農村居民，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逐漸擴大。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統計資料顯示，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民純收入之間比值從1985年的1.53∶1上升到2008年的2.64∶1，2011年這一比例為3.13∶1。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11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比2010年增加1058元，增長17.9%。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實際增長11.4%，增速同比提高0.5個百分點。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23979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10年增加2701元，增長14.1%。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實際增長8.4%，增速同比提高0.6個百分點。雖然近年來農民收入的增幅略高于城鎮居民，但二者之間的絕對額的差距逐年擴大。

另一方面，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我國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大致為0.21-0.24，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數大致為0.16-0.18，目前我國城鄉居民的綜合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5。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1988-2007年，全國最高收入的10%家庭對比最低收入的10%家庭，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前者占有45%的社會財富。如果考慮到城市與農村收入的不可比性和高收入人群收入低報問題及灰色收入，實際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第6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已通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證檢驗加以證實。戈德史密斯1969年運用了35個國家的從1860-1963年間的有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是同步進行的，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一般都伴隨著金融的超常水平發展[1]。帕特里克1966年提出在研究金融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有“需求追隨”（demand-following）和“供給領先”（supply-following）[2]兩種研究方法。之后的一些學者比較系統地研究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積累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文獻。Burgess和Pande研究了印度1961-2000年間銀行政策的變動，結果表明印度農村銀行業改變了農村的生產活動和雇傭行為，導致了貧困減少和產出增加①。經驗研究表明，農村金融發展狀況與農村經濟增長存在一種長期的均衡關系。其中，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對農村經濟增長具有推動作用，這符合現代金融發展理論的預期。也可以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其金融市場與金融結構的發展水平也就越高。

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國內一些學者也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研究。安翔運用內生增長理論中的帕加諾模型對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在農村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業的發展對其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3]；姚耀軍在考慮到數據平穩性問題之后，利用我國1978-2001年的年度數據通過構建農村金融相關率（RFIR）并運用VAR模型進行研究，認為我國農村正規金融的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并沒有起到“供給主導”的作用，農村正規金融的運作相對于農村經濟的增長是缺乏效率的[4]。這些實證研究選用中國金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很少選用區域或者省份的金融數據來進行實證研究，中國是一個省間、省內發展差異性比較大的國家，農村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性很大，尤其在農村經濟發展這一點表現更為明顯。因此，“一刀切”的經濟、金融發展政策是不能適應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的。

農村金融業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有著積極影響。那么陜西作為西部農業省份，其經濟發展離不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樣也離不開農村金融的發展。在此情況下，只有深入研究陜西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重構一個適合于當前及今后相當長時期的農村金融政策來更好的促進陜西農村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利用陜西省農村金融的發展數據，擬以灰色系統中的改進灰色關聯度作為研究工具，實證分析陜西省農村正規金融支持對于農村經濟增長的效用。

二、研究方法和指標選取、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灰色關聯分析是一種研究事物之間、因素之間關聯性的多因素分析方法，它是根據事物或因素的時間序列曲線的相似程度來判斷其關聯程度，若兩條曲線的形狀彼此相似，則關聯度大，反之，關聯度小。灰色關聯分析的基本任務是基于行為因子序列的微觀或宏觀幾何接近來分析和確定因子之間的影響程度或對因子對主行為的貢獻進行測度。

（二）指標選取

為了揭示陜西省農村正規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本文選擇兩組指標反映陜西省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和農村經濟增長狀況:1、農村經濟增長指標。在《陜西省統計年鑒》上反映農村經濟發展的指標很多。本文選取3個指標:農林牧漁總產值、鄉鎮企業增加值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農村金融發展指標。農村金融發展指標分為兩類:第一類，反映政策金融支農的程度指標。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貨幣信貸收支的統計，我們選取“農業貸款”作為農村金融變量。根據目前農業貸款指標統計，其構成主要包括:農戶貸款、農業經濟組織貸款、農村工商業貸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五項，而這些項目大都與農村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直接或間接促進第一產業（即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經濟的增長，故此“農業貸款”也可以視為狹義的農村正規金融指標。為了更為全面地反映農村正規金融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作用，考慮到鄉鎮企業在農村經濟中的重要位置，我們還將分析“鄉鎮企業貸款”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因為雖然鄉鎮企業貸款用途和經濟增加值理論上都應計入第二產業，但由于其在地域上與農村經濟的天然聯系，正規金融對鄉鎮企業的作用也會間接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我們將“農業貸款”和“鄉鎮企業”貸款進行加總，得到“農村貸款”指標，并以此作為廣義農村正規金融指標。第二類，農村金融規模指標。考慮到在不發達地區信貸的作用，由于農村經濟落后，在農村金融中不存在股票、證券、保險等現代金融特點的交易（即使有，也非常少，對問題的分析影響不大），所以采用農業存款與農戶儲蓄之和來反映農村金融的發展[5]。

（三）數據來源

在本文中涉及的變量和數據資料主要包括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村金融發展兩方面。所用數據均來自《陜西統計年鑒》，以下直接用到的數據均是由資料整理所得。在遵循計量經濟學原則的基礎上，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數據的統一性，樣本跨度定為1997-2007年。原始數據見表1、表2、表3。

三、灰色關聯分析

（一）灰色關聯的相關描述及分析流程

首先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由于統計得到的原始數據，數列單位不同或者量綱不同，為使各因素之間具有可比性，必須將原始數據進行標準經處理，消除量綱。關于無量綱化的處理方法有多種，本文采用初值化法，即每個時刻的值除以第一時刻的值。關聯度的計算。由于關聯系數數目較多，信息過于分散，不便于比較，為此兩序列的關聯度可用兩個比較序列各個時刻的關聯系數之平均值計算，使關聯系數反映的信息集中體現。

（二）對陜西省農村正規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分析

1.各因素及序列值。在關聯分析中，稱參考序列為母數列（或母因素），比較序列為子數列（或子因素）。本文采用的母因素序列為:Y1（存款規模1）：金融機構農業存款余額/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Y2（存款規模2）：農戶儲蓄/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Y3（貸款規模1）：農業貸款/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Y4（貸款規模2）：鄉鎮企業貸款/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子因素農村經濟發展狀況指標為：X1:農林牧漁業生產總值（億元）；X2:鄉鎮企業增加值（億元）；X3：農村人均純收入（元）（見表4）。用初值化法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處理（見表5）。

2.結果及討論。計算各母子因素間的關聯度（見表6）。從以上關聯度數據分布范圍來看，各項指標關聯度處于0.4542-0.8566之間，可見陜西省農村正規金融對于農村經濟發展的關系密切，但影響效果不同，具體分析如下:

（1）X1和X3關聯度數值相對較高，說明陜西省農村正規金融發展對農林牧漁業產值增長和農民增收的影響較大。X2的所有數值均小，說明農村金融與X2（即鄉鎮企業增加值）的關系相對弱一些，但Y4（鄉鎮企業貸款規模）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聯度較高，這一點與實際情況（發展鄉鎮企業可以增加農民的就業機會和提高農民收入）相符，說明陜西省正規金融機構對鄉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夠，沒有滿足鄉鎮企業的貸款需求，鄉鎮企業依然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另外也說明鄉鎮企業可能存在著其他的融資渠道（如民間融資）。

（2）Y3和Y4數據的關聯度明顯高于其他因素的關聯度，Y2的貢獻度次之，Y1的貢獻度最低，說明農業貸款和鄉鎮企業貸款對陜西省農村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較大，而存款規模對陜西省農村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大，顯示了農村金融體制下陜西省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對農村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農業貸款規模和鄉鎮企業貸款規模與農林牧漁業和農民收入的增加值緊密相關聯，表明無論當前還是今后，陜西省應進一步加強國家正規金融機構對農業發展的支持，不斷發展農村經濟和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四、政策建議

農業自身生產弱質性決定了農村金融市場不應以營利為目的。應以建立互助合作性質的金融機構為主，輔之以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扶持農村金融體系。

（一）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重建農村合作金融體系

第一，改變目前“一刀切”的聯社體制，允許信用社可以自主選擇加社，允許信用社跨地區合并，打破農村信用社業務的行政區域分割，可以使現有的鄉鎮一級的信用社之間能夠展開業務滲透和競爭，淘汰或兼并劣質信用社，保留和壯大優質信用社，促進市場化競爭。第二，嚴格對風險的監控考核，強化農村信用社員工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充分發揮基層信用社的積極性，解決好基層信用社職工的激勵約束機制問題，提高基層信用社為“三農”服務的績效。

（二）加強政策扶持，進一步明確和強化政策性金融的支農作用

第7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加工貿易；經濟結構

全球金融危機使出口需求下滑，失業壓力不斷上升，出口增速下滑，出口對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吸收就業的能力減弱，加劇了國內經濟困難，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短期內社會經濟工作的中心，必須與長遠的社會經濟發展要求聯系起來思考，更不能為了應對短期的危機而為長期的發展埋下難以鏟除的隱患。為此，需要思考并妥善解決以下幾組經濟關系。

一、處理好保增長與保就業、發展加工貿易的關系

金融危機不僅使大量農民工失業，加劇農村失業問題，而且許多城鎮的企業在收縮業務、調整職能部門中裁員，城市的失業問題也同樣在加劇。在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的過程中，保就業理應成為社會最關心的問題，也應該成為政府干預的首選目標。

保增長應該作為增加就業機會的手段，而增長本身不是目的。為了降低失業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不僅要保增長，更應該考慮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嚴重沖擊的條件下，要放棄理想主義的主張――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附加值低，限制其發展，人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潤率，逼迫其轉型，而應該幫助其度過難關，在財稅、金融信貸政策上繼續給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業；應該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資本技術構成較低，同量資本如果投資于若干中小企業，會比投資于資本技術構成高的大企業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應該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的經營目標單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勞動力價格便宜的條件下，它會選擇使用勞動力替代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對就業貢獻更大。還應該運用財政稅收、信貸政策等，幫助返鄉農民工創業，幫助城鎮失業者創業；鼓勵企業縮短工時、減少裁員。因此，在經濟發展中尋求降低失業率，應該成為我國的長期戰略性課題。

二、處理好擴大內需與擴大外需的關系

內需包括國內投資需求和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兩個方面。增加投資可以擴大內需，但投資的增長必須與最終有效需求相適應，否則，又會造成投資過剩。因此，擴大內需的根本在于擴大國內居民的最終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終有效需求的增長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購買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錢消費，消費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須增加居民的稅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須減輕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困難不小，仍需政府長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實是：長期以來，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我國投資、出口的增長率一直高于消費增長率，這被許多人稱為消費增長乏力。但近五年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直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但兩位數以上的消費增長已經不能稱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率的空間并不是很大，我國還必須高度重視出口的增長。應把擴大內需與爭取外需增長結合起來。

擴大內需與發展出口貿易、擴大外需并不是對立的。我國不僅在擴大出口中獲得大量直接的比較收益，而且因為開拓了海外市場，形成有效的國際市場供給，大量閑置的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形成實際生產力，有效帶動了我國經濟增長，這是我國三十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我國的長期發展也離不開擴大內需。但不能把擴大內需與開發海外市場、擴大出口對立起來，不能把擴大內需理解為排斥發展對外貿易。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還是謀求長期發展，中國都應該繼續把擴大外需作為重要支點和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

三、處理好保增長與調整經濟結構的關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三線并舉，是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結合起來的做法。但顯而易見，保增長、擴內需與調結構之間并非沒有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就會顧此失彼、雞飛蛋打。

擴內需是保增長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機影響深重條件下的急迫選擇，也是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的需要。擴大投資和居民消費，可以彌補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響。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在需求擴張中，一些本該淘汰的生產能力又有了市場需求，過剩的鋼材、水泥、建材、家電、副食品等又有了銷路，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投資結構和創新的壓力減弱，市場出清過程被延長，使社會經濟結構調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長中，政府出臺的一系列企業救助、產業救助措施，可以維持企業利潤水平，避免企業大量倒閉，但同時也意味著在競爭中一些企業生存危機解除，調整產品結構、謀求技術創新、開拓新的生存空間的動力減弱，這又容易導致企業繼續維持原有的增長和擴張方式，忽視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社會經濟結構的進程放慢。反過來，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一批企業必然要退出生產，這又會使社會投資放緩，經濟增長放慢，失業增加。

第8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

為了更好地融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把云南省建設成為面對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加快推進云南省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日益成為云南省重要的戰略之一。在此背景下，加快推進保險業的發展勢必成為一項重要任務，但保險業是否有助于經濟增長，依然有很多不同的觀點。本文利用云南2003～2013年間相關數據對云南省保險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到如下結論：（1）保險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的正相關關系；（2）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發展存在一種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即云南省經濟增長有助于保險業的發展，但保險業的發展并不是云南省經濟增長的原因。

【關鍵詞】

保險業；經濟增長；ADF；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云南橋頭堡戰略的實施，云南省的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根據公布數據顯示，2013年云南省實現生產總值（GDP）11720.9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2.1%，增速位列全國第三。在保險業方面，截止2013年底，云南省共有保險公司法人1家，保險省級分公司32家，其中財產保險省級分公司20家，人身保險省級分公司12家，中介及其以下機構2643家；全省實現保費收入320.77億元，同比增長18.24%，其中財產保險公司實現保費收入160.92億元，同比增長23.96%，人身保險公司實現保費收入159.85億元，同比增長12.98億元。保險從業人員突破8萬人，發展隊伍進一步壯大。因此，可以看出，云南省的整體經濟和保險業都在同步的取得進步，那么，云南省保險業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相關程度怎樣？如何更好的發揮保險業的作用，擴大保險業服務經濟增長的深度和廣度？這些問題將是促進保險業和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的重要議題。基于上述問題，本文以云南省的保險發展和國民經濟增長為背景，充分研究2003～2013年的相關數據，從理論上論述兩者的相關關系，為云南省保險業的發展提供可行性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基于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的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不斷增多。國外學者對二者的關系做出的研究主要是Outreville(1990)，他通過研究55個發展中國家的橫截面數據，說明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與保險市場的發展之間具有正向關系，也就是保險市場的發展可以促進金融的發展。WardD.L.Zurbruegg(2000)分別對OECD的9個成員國的保險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出結論為不同國家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不是一塵不變的，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一些國家是保險業發展促進經濟的增長，而在另外的一些國家的情況則恰恰相反，是經濟的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并且指出，作為歐洲保險業市場規模最大的英國，保險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也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是在接下來的研究中，Arena(2006)對56個國家在1976～2004年期間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和分析，得出國民經濟增長與保險行業的發展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并且兩者協調發展，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國內學者黃英君、陳曄婷采用自回歸模型（VAR），對1982年～2010年中國的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實證結果表明，我國保險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十分微小的，是經濟增長的需要促進保險規模的擴大，但保險業的運行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明顯的關系。邵全權運用計量分析了中國1個省市在1999年～2008年的面板數據，得出結論，在人壽險方面，壽險的發展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這種促進作用正在逐漸降低，在財產保險方面，運用不同的方法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王曉英、彭雪梅利用2000～2009年四川省的相關數據分析了四川省保險業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出保險業和經濟的增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保險業在規模和速度上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相一致，并且在增速上保險業的發展大于經濟的增長速度。曾素芬（2009）采用面板數據的分析方法，對保險收入和GDP之間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并計算保險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彈性系數，得出彈系數值介于0.1和0.2之間，也就是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為顯著。

三、保險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析

(一)經濟發展推動保險業增長保險業的發展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的產物，良好的經濟環境是保險業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國民經濟的增長特別是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可以不斷的刺激保險需求的增長。保險需求并不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是只有當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后才會產生的對風險規避的需求。只有當經濟發展了，社會財富和人均收入增加，當人們的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為已經積累的財富支付保險費，而這部分保險的支出，來源于新增加的收入。同時，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同樣會促進對壽險產品的需要。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在解決了當前基本的生活需求以后，人們會考慮人身、養老、醫療等安全需要和對旅游等更高層次的需求所帶來的對保險的保障需求。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看，企業在考慮經營風險時，會對已有的規模不斷擴大的財產進行投保等都會影響保險業的增長。

（二）保險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的增長保險業的發展對經濟的增長有促進作用，保險業的發展可以不斷的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保障，也就是保險業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保險可以通過轉移風險、均攤損失、實施補償、抵押貸款等手段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保障，促進經濟的增長。保險的風險轉移和補償機制可以讓一個風險厭惡型的消費者放心的購買支出較大的商品，如汽車等，這些在保險機制起作用的條件下的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之一。此外，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正外部性還體現在保險業可以減少經濟體內的風險。保險業內逆向選擇的現象普遍存在，病人比正常人、開車不謹慎者比謹慎者更愿意購買保險，這些行為會使保險公司的賠款額增加，自然會使保險公司提高價格，這種價格的提高會倒逼投保人收斂自己的行為，對社會總財富的積累有積極的意義。

四、保險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云南省的實證分析

根據對以前學者關于保險業發展理論的學習，明確衡量保險業發展總體規模的指標主要有保費收入、保險密度和保險深度三個。保費收入是保險公司為履行保險合同規定的義務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對價收入，是衡量該地區不同時期保險業發展規模的指標。保險深度=保費收入/同期GDP，該指標反映該地區保險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保險密度=保費收入/同期人口數，反映該地區居民參加保險的程度。這兩個指標之間的關系是：保險深度=保險密度/人均GDP，都反映該地區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和保險業的發展速度，指標值越大，說明保險業的發展規模越大，保險的覆蓋面越大。本文主要采用GDP衡量經濟的增長，采用保險收入、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衡量保險業的發展。本文以2003年～2013年的數據為樣本，對云南保險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指標選取在此，筆者根據之前學者的研究和相關文獻的參考，選取保險密度衡量保險業的發展，以人均GDP衡量經濟的增長，并根據2003～2013年的數據為樣本數據。數據均根據《云南省統計年鑒》、《中國保險年鑒》整理的得到。為避免時間數列數據之間的異方差，我們對數據取自然對數。在研究保險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采取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進行相關分析。本文的計量工作是EViews8.0。

（二）實證分析在利用時間數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是，要求原始數據是平穩的，否則，所建立的回歸方程是虛假的，所以為了對原始方程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進行驗證，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以y表示人均GDP的自然對數值，x表示保險密度的自然對數值，得到下表：根據表1，得到的人均GDP的對數值和保險密度的對數值，對二者分別進行ADF檢驗，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由表2可以看出，人均GDP和保險密度在1%、5%、10%的顯著水平下，所得到的ADF檢驗值都大于其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因此不能拒絕原假設，即認為人均GDP的對數值、保險密度的對數值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對其進行一階差分，在對其進行ADF檢驗，結果仍然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ADF的檢驗值大于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不拒絕原假設，也就是在一階差分的基礎上，人均GDP的對數值、保險密度的對數值仍為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再次，對他們進行二階差分，進行ADF檢驗的結果是在1%、5%、10%三個顯著性水平上ADF檢驗值都小于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因此，拒絕有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在二階差分的基礎上，序列趨于平穩，人均inanceNO.3，2016（CumulativetyNO.619）GDP和保險密度滿足二階單整條件，屬于Ⅰ(2)型經濟變量。因為人均GDP和保險密度都滿足二階單整Ⅰ(2)，所以滿足協整檢驗的條件。

通過協整檢驗說明變量之間的實際關系。利用EG兩步法進行檢驗，其基本步驟為：第一，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找出變量之間的系數表表達式，第二，用ADF檢驗來檢驗殘差。用OLS估計的結果：由表3可以看出，殘差估計值序列為零階單整，因此，可以判斷協整回歸方程有意義，也就是人均GDP與保險密度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其中一個變量的變化能夠引起另一個變量的變化。由上述的協整檢驗可以說明變量之間的長期依賴關系，但是沒有說明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需要對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此來確定兩個變量的因果關系。下面利用EViews8.0中的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人均GDP和保險密度進行因果關系檢驗。由表4可以看出，在滯后一期的情況下，有92.85%的把握確信人均GDP是保險密度的格蘭杰原因，只有49.26%的把握確信保險密度是人均GDP的格蘭杰原因。因此，可以說明人均GDP是保險密度的格蘭杰原因，也就是人均GDP和保險密度存在由經濟增長到保險業發展的單項因果關系，國民經濟的增長有利于保險業的發展。原因在于，經濟的增長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從而增加了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因此促進了保險業的發展。但保險業的發展并沒有促進經濟的增長，因為我國保險市場尚未完善，各種政策限制和投資渠道的不完善抑制保險。

五、結論和展望

從上述關于云南省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發展的實證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保險密度和人均GDP在長期有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因此需要保證保險業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相互協調，結合保險公司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貢獻，不斷完善與保險業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保險產業政策，保險行業法規和行為準則，健全市場機制，從法規建設、財政支持、稅收優惠等方面共同形成對保險公司、保險中介機構和投保人的政策支持，為保險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其次，云南省的人均GDP和保險密度存在一種單項因果關系，即人均GDP的增長促進保險密度的增長，相反地，保險密度的增加沒有很好地促進人均GDP的增長。，因此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證云南省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讓居民獲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保險的保險產品的消費能力，以此來促進保險業的發展。最后，云南省保險業發展相對緩慢，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有限，究其原因在于云南省保險業起步晚，基礎薄弱，發展水平低，市場尚未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從而抑制保險業的發展。從而保險業需要加大創新力度，形成管理創新、業務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服務創新、人才選撥和培養制度創新等創新局面。在不斷創新的基礎上，還要勇于實踐，不斷開拓和發展保險業發展的新途徑、新模式，不斷增強保險業持續發展的動力。總之，云南省保險業正處于發展的最好時機，應抓住機遇，完善保險服務，建立成熟的保險市場，擴大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真正發揮保險業服務經濟、服務社會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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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桂榮.上海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1):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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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發展；理論價值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05-0263-01

一、經濟理論的當展不斷彰顯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的理論價值

經濟理論源于經濟實踐,隨著經濟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同時又能動地反作用于經濟實踐。先進的經濟理論,不僅是經濟社會不斷發展、革新的先導,而且是把握機遇、成功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世界經濟發展變革向縱深推進,先進的經濟理論對于經濟實踐的牽引作用從未像今天這樣強勁有力。經濟的發展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但其最終實現則有賴于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而創新的經濟發展理論更是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靈魂。一方面,世界經濟發展進入革故鼎新之際,強烈呼喚著經濟理論的創新之舉;另一方面,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的生命力與理論價值,正在當代得到不斷彰顯。

理論的創新,往往是基于前人基礎上的一種承載和超越,是思想認識的深化和突破。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來說,社會經濟發展已進入迅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進程中,這一階段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和深刻性,更決定了創新經濟理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世情、國情不斷出現新變化的情況下,深入研究馬克思的經濟發展思想,與時俱進地發展與創新關于經濟發展思想的理論和學說,探尋其跨越時空的歷史價值,對于推動經濟理論的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這實際上是一個“回到馬克思”和“讓馬克思走向當代”的過程。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創新的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的指導

首先,中國經濟可能面臨新一輪經濟調整的挑戰。中國經濟可能面臨新一輪經濟調整的挑戰，需要我們遵循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在適合我國國情的科學的經濟發展理論指導下,高屋建瓴地研究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實踐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以理論創新謀求競爭優勢,以理論先行牽引我國經濟平穩過渡和實現整體跨越。

其次,中國經濟面臨把握機遇,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挑戰。從發展階段上看,我國正處于迅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進程中。雖然改革開放后我國人民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但無論從人均收入水平還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上,我們和世界先進水平還存在很大的差距,這種差距需要我們仍然保持一個相當長時間的高速經濟增長,通過持續的工業化進程實現我國的現代化。事實上,無論從經濟體制、市場規模、資金技術、國際環境還是人力資源、自然資源來看,中國目前都保持著持續高速經濟增長和實現經濟發展的條件,關鍵在于,如何在科學的經濟發展思想的指導下,通過有效地制定和實施各種有力措施,使這些條件充分合理地發揮作用,克服各種短期沖擊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影響,實現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為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至關重要的借鑒和指導。

三、當代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研究的視角與方法

（一）史論結合。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古今之變就是歷史的方法,即將事物放到特定的時空范圍內進行考量,如此才能揭示事物的本來面目。徐復觀先生在《王充論考》開篇說道:“一個人的思想的形成,常決定于四大因素。一為其本人的氣質,二為其學問的傳承與其功夫的深淺,三為其時代的背景,四為其生平的遭遇。此四大因素對各思想家的影響力,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四大因素之中,又互相影響,不可作孤立的單純的斷定。”

（二）著眼現實。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略論治史方法》一文中指出:“治古史本求今通,茍能于史乘有通識,始能對當身時務有貢獻,如是乃為史學之真貢獻。不致將史學埋沒于故紙麓中,而亦不致僅為一時之政客名流宣傳意見之利用品。”錢先生強調研究歷史既要立足于歷史本身,同時又要關照現實,不能為了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割斷古今之聯系。

（三）辯證分析。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理論思維僅僅是一種天賦的能力。這種能力必須加以發展和鍛煉,而為了進行這種鍛煉,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同哲學研究一樣,經濟學研究離不開理論思維。而理論思維突出表現為辯證思維能力,就是要善于從正反兩個方面辯證地認識事物。同時,對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的研究必須秉承系統全面的原則,即將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置于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思想的理論系統中進行考察,從哲學與馬克思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之間的相互關系中,概括和分析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的核心內容及其理論價值。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