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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一、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諸方面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經歷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隸主階級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土地屬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隸社會,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實行的井田制為代表的土地國有制,經濟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從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榮。春秋時期,隨著鐵農具的出現、牛耕的推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開墾為私田,加之兼并戰爭頻繁,土地轉讓關系進一步發展,在井田上耕種的勞動力減少,井田制遭到破壞。魯國實行按畝收稅,其他諸侯國也競相效仿,這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壯大,自耕農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

    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強調發展農耕,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它是古代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指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重農抑商政策與閉關鎖國政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可從實施階段、目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

    1.實施階段:前者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后者實施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

    2.實施目的:前者在于壓制商人勢力,維護封建統治經濟基礎;后者在于防御外來殖民勢力,維護封建體制。

    3.根本目的:兩者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前者是要嚴格控制國內市場和商業活動,后者是要禁止國人出海貿易,限制外商來華貿易。

    4.影響:兩者都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前者在封建社會初期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到中后期則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后者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中國長期與世界隔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經濟部門的特征

    1.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特點

    把握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可從生產模式、生產方式、農業結構等角度著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以小農個體經營為主是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精耕細作技術是我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在沒有天災、戰亂和苛政的情況下,“男耕女織”式的小農經濟可以使農民勉強自給自足。從農業結構上看,以糧食種植業為主,以家畜飼養為輔。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取得的。小農經濟是推動精耕細作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中國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但是,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分工,很難擴大再生產,阻礙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經濟的發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生產發展的因素。

    2.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特征

    古代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手工業產生時從屬于農業,主要表現為家庭手工業。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所以,手工業的第一個特點是其生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夏商周時期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的手工業,由官府壟斷、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了官營、私營、家庭手工業三種經營形態。官營手工業產品精美,享譽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私營手工業后來居上,占據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而家庭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穩定小農經濟,但技術落后,生產分散,妨礙了市場的發育。這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三種經濟形態并存,官營手工業占據特殊地位。第三個特點則是手工業的生產技術不斷進步,長期領先于世界,產品遠銷海外。第四個特點就是手工業生產部門不斷增加,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著名的有冶金、絲織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并長期受到農業生產的制約,手工業的布局隨著經濟重心南移而變化也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一大特點。

第2篇：古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羅馬物權法，日爾曼財產法，差異

伴隨著物權法制定工作的推進，民法學界對相關的逐步走向深入。從宏觀上對當今世界兩大主要法系財產法及其源頭古羅馬物權法和日爾曼財產法進行比較研究也越來越引起學者們的重視，并得出了一些為理論界所普遍接受的結論。[①]本文對其中的一些“通說定論”進行了整理，并提出質疑，作了澄清。最后，得出了一點小小的結論。

一、 絕對所有權與相對所有權

許多學者都認為，“兩大法系財產法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否存在絕對所有權”。[1]在他們看來，古羅馬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作為支柱的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等不動產，這決定了必須對土地的占有加以保護。同時，土地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使對土地處分權的保護成為羅馬私法的核心使命。因而土地和動產的個人所有權在古羅馬獲得了絕對所有權的地位。而早期日爾曼法是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在村落共同體對土地進行團體占有的基礎上而成。[1] 日爾曼物權法的各種觀念和制度都以具體的事實為出發點，并基于物資利用的種種形態來規定各種權利。這一法律體系沒有嚴格的所有權概念，各種物權均為具體的相對的，[2]（P 293） 并存于同一塊土地上的“高級所有權”和“低級所有權”即所謂“雙重所有權”為相對所有權最有力的例證和說明。

應該承認這樣一個結論：兩大法系的所有權觀念及物權體系均直接源于不動產制度，不動產法為兩大法系的核心。[3] 因此，探討兩大法系物權法的差異也應該圍繞不動產法展開。上文的持論者在論述中都堅持了這一點，但論證和結論均站不住腳。

土地等不動產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任何社會任何國家均具有亙古不變的重要性。土地所有權制度直接決定一個社會本質的社會關系，其變化決定著社會最基本的財產關系性質的變革。[3] 正因為如此，不但古羅馬和古日爾曼財產法，就是當今世界各國的法律，其重點和差異均集中在土地法，有關動產的法律則大同小異。所以，以土地在古羅馬社會經濟支柱的地位來論證羅馬法絕對所有權觀念的產生毫無說服力。

根據學者的研究成果，古代各民族的一切所有權制度大都始于財產的共有，[3] 梅因認為古代重要財產是屬于按照宗法模型組成的較大的社會共同共有。[4] （P155）土地共有則更是古代社會的共同特征，古羅馬和古日爾曼也不例外。但為什么村落共同體對土地的團體占有促成了日爾曼相對所有權的產生，而羅馬法卻另辟蹊徑，發展了絕對所有權的觀念和制度呢？

實際上，不管是羅馬法還是日爾曼法，撇開不動產和動產的區分而籠統地討論絕對所有權或者相對所有權都是不合適的，不動產法和動產法在大陸法系物權法里是兩套差別很大的制度，而日爾曼財產法對不動產和動產分別適用截然不同的兩種規則。[3] 即使是羅馬法，絕對所有權也只存在于動產，而在日爾曼法中，“實物動產法排斥了地產原則，而采用了一種絕對所有權理論，”[3] 兩大法系的動產所有權都可以說是絕對的。但“嚴格講來，不動產絕對所有權自始并不存在”，“不動產所有權具有天然的相對性”。[3] 早期的羅馬法便存在對土地所有權的諸種限制，如法律規定為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和保護相鄰土地利益而對土地所有人設置一定義務。高揚“所有權神圣”旗幟的法國民法典對于不動產所有權的行使仍進行了諸多限制。其后的大陸法系立法也無一例外。此外，主要針對不動產發展起來的用益物權制度也是對土地所有權的限制。日爾曼法中的不動產所有權為相對所有權，更是不證自明。因此，“迄今實用的一個根本命題是，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土地所有權，只有絕對意義上的動產所有權。”[5] 這一命題對兩大法系同樣適用。

綜上所述，認為兩大法系財產法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否存在絕對所有權的觀點是膚淺的，停留在表面的。以絕對所有權和相對所有權來區分動產法和不動產法倒不失深刻。

二 、“以所有為中心”與“以利用為中心”

根據一些研究者的結論，羅馬物權法與日爾曼財產法的另一個主要區別是，羅馬物權法以所有為中心，日爾曼財產法以利用為中心，日爾曼法比羅馬法更注重物的利用。[6] 他們認為，在羅馬法上，所有權為抽象的支配的權利，對物的利用乃是抽象的支配的作用。對所有權即財產歸屬的界定，是一切法律關系的前提。他物權人作為利用人，其權利無論多么寬泛，總是受所有人意志的制約。整個羅馬物權法從抽象的所有權概念出發，進而最終回到所有權，他物權不過是作為所有權的部分權能而存在。所有權居于中心和基礎的地位，各種利用權則處于依附地位。[7] 日爾曼財產法的各種觀念和制度都以具體的事實關系為出發點，并基于物資利用的種種形態來規定各種權利。法律對這些財產權利均給予平等的保護。[1]

在人類發展史上，物的利用觀念的出現遠遠早于物的所有，甚至可以說，物的利用與人類同始終，因為利用物是人類生存和繁衍的前提，而所有觀念則只是在生產力有了一定發展，出現剩余產品和私有制之后才出現在人類的字典里的。羅馬物權法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也印證了這一點。在羅馬法的演變中，并不象有的學者所認為的，先有了所有權的界定，才依次產生各種他物權，而是相反。根據羅馬法研究者的成果，正是由于地役權和用益物權的產生，才有了從法律上界定土地所有人地位的需要，所有權才由此產生。所有權概念出現以后，又進一步促進了他物權制度的發展和完善。[8]因此， 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權的目的之一就在于界定物的利用過程中所有人與他物權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以促進物的充分利用。而且，從本來意義上來講，羅馬法所有權的本質就是為了確保權利人對外界物資的利用，所有與利用具有同一性。[9]（P217）在羅馬法發展演變的千年歷史里，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物的利用與占有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羅馬法中的取得時效制度、各種占有訴權都是通過對占有人的保護而達到促進物的利用和維護社會和平的目的的。以集羅馬法及其法律文化之大成的《民法大全》為例，其中“沒有一章專門論述所有權，也沒有關于它的定義”，但它規定了一系列的他物權，這些他物權的“名字已在漫長的歲月中被確定”。 [10]（P1-2）因此，沒有理由認為《民法大全》是以所有為中心的。《民法大全》的繼承者大陸法系各國民法典都以超出所有權的篇幅規定了各種他物權和占有制度，其中一些他物權，如用益權，幾乎包含了所有權的全部權能，并使得所有權淪為虛有權；同時，“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的權利，推定為適法的權利。”（日本民法典第188條）占有人的利用權受到充分的重視。由此可見，在羅馬法中，占有制度和他物權先于所有權出現，且他物權是整個物權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占有制度和他物權，特別是其中的用益物權，以解決物尤其是土地的利用為目的，因此，指責羅馬物權法重所有輕利用是沒有充足理由的。

早期日爾曼法是在商品經濟極不發達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其財產法的主體土地法不僅僅是一種財產法，而且是其制度、家族制度和人身依附關系的反映，是公法與私法的混合體，是整個封建制度的縮影。“基于封建人身依附關系和等級制度，土地權利體現為一種金字塔結構，名目繁多的保有地和地產權使土地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異常復雜。”[3] 這種包含著政治上統治與被統治、經濟上剝削與被剝削以及人身上依附與被依附關系等多方面不平等因素的土地權利之間不可能是平等的。在這種制度下，所謂的利用人佃農和附庸連獨立的人格都談不上，又怎能妄言對利用的重視呢？因此，說日爾曼物權法以利用為中心只能是毫無根據的附會。正如學者所指出的，日爾曼人土地之上的多重產權絕不是什么先進的產權制度，而是封建專制思想的反映。[6]

第3篇：古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城市森林公園；游憩功能；演變

        城市森林公園多以山岳居多，其中不少自古就是名山大川、游憩名地，不僅擁有山川自然之美，不少也留下諸多的文化古跡。這些景區在歷史上的游憩活動也非常豐富，如祭祀、封禪、士人漫游、宗教慶典等等，其活動的目的主要包括觀光審美、宗教及禮制等；活動的主體也集中在權貴階層，平民涉足的內容不多；活動的頻度也因主體不同而有著較大的差異。

        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生活方式的變化與科學技術的進步促使大眾擁有更多的閑暇時間，人們需要在閑暇時間里進行各種形式的游憩活動來使自身從單調、疲憊的工作中得到恢復和調節。同時，城市化進程也使得不少風景名勝、森林山岳距離城市越來越近，甚至被納入城市區域之內。這些位于城市內或城市近郊的景區就首當其沖地充當了城市居民的重要游憩地。當然，現代的游憩活動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上都較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變化。研究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理解城市森林公園的游憩產品設計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城市森林公園游憩功能演變分析

        （一）城市森林公園游憩功能演變趨勢。

        1.中國古今城市森林公園游憩活動對比。

        中國的農耕文明歷史悠久，在農作文化和意識的指引下，逐漸形成自然、崇尚自然的精神動力和文化內涵，并且使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容納了極其豐富的旅行與游觀思想和欣賞自然山水的基本原則[1]，如中國儒家思想所推行的自然“比德”觀以及道家所推崇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 的游觀思想等。因此，中國古代的游憩活動多圍繞自然景觀展開，而景觀欣賞常被作為“與民講道”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來教化民心,而這就是中國山水一直被推動成為公眾游憩場所的最基本根源[2]。森林公園以自然山水為本，一直是中國古代權貴、士人、旅行家所熱衷的游憩場所。中國古代的森林游憩活動比較單調，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觀賞性游憩活動，主要在自然季節轉換時或是節慶時刻進行，游憩的地點多為風景秀美、獨具特色的山水佳地。如春賞百花、夏賞夜蟬、秋賞紅葉金菊、冬賞寒雪，文人雅士一邊欣賞美景一邊進行吟詩作賦、飲酒唱和等活動，成為古代文人都非常喜愛的游憩形式之一。

        二是娛樂性游憩活動，主要是節慶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清明踏青、重陽登高、林間詩會、曲水流觴等等。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以及傳統的承續是活動的主要目的。

        三是宗教祭祀與紀念性游憩活動，這些活動一般以宗教祭祀為其活動內容，但是逐漸演變為民間舉行娛樂活動的栽體。如寒食和清明節，在農村地區流行極廣的春社活動，以及由于宗教祭祀引起的人數龐大的朝山進香活動等。

        現代社會的森林游憩活動與古代相比，有著較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游憩主體的范圍擴大。中國古代的游憩活動主體多為權貴、文人士大夫階層，而普通百姓或是不愿、或是不能，其實際廣泛參與的活動不多；而現代社會的游憩活動主體已擴大到全體大眾。

        二是游憩的動機多元化。中國古代的游憩活動主要以休閑娛樂、人際交往、文化交流、自然審美、宗教紀念等為目的；而現代的人們進行游憩活動又增加了社交聚會、療養保健、商務會議、體育健身、科普教育、追求時尚等具體動機，反映了現代社會人們休閑的多樣化需求。

        三是游憩活動的利益幅射面擴大。中國古代由于游憩活動產生的社會經濟利益極為有限，也并未形成產業化；而在現代社會，游憩產品的開發和利用，往往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起到重要的帶動作用。

        2.現代城市森林公園游憩活動演變趨勢。

        現代的城市森林公園因為地理位置優越、資源類型適宜，成為城市居民游憩的優選地點。而隨著游憩需求的不斷發展，城市森林公園的游憩功能也隨之發生變化，呈現如下演變趨勢：

        （1）適應游憩者數量上的不斷增加。城市生活緊張的節奏、生活方式的變化、新的假期政策的執行使得城市日常游憩需求不斷的增加；同時，由于城市森林公園位于城市近郊或市內，在可進入性上擁有越來越多的便利，能夠很好地滿足城市居民日常游憩的需求，成為市民游憩的優選地點；豐富多彩的游憩活動類型也吸引著更多的人們前往城市森林公園享受游憩帶來的輕松和愉快……這些有利條件使得城市森林游憩者的數量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這種數量上的變化，既拉動了森林游憩產品的市場，也給森林公園這一特殊的游憩場所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如環境容量、公園功能區劃分、活動類型設計等。

        （2）滿足游憩活動類型多樣化的需求。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人們需要更多具有新意的游憩形式來放松身心、實現自我提升和滿足，傳統的觀光、獵奇型游憩活動已無法滿足人們多樣化的游憩需求。近年來在森林游憩中逐漸興起的活動形式有社交聚會型游憩活動、參與體驗型游憩活動、康體休閑型游憩活動、科普藝術型游憩活動、個性創意型游憩活動等，此外，由于城市森林游憩者中老年人的數量不斷增加，使游憩活動的設計也要更多地考慮老年人這一市場需求。

        （3）在游憩時間上更加多元化。城市森林游憩在時間分布上也呈現多元化傾向，不僅局限于節假日。由于近郊風景區與城市間距離的縮減、周邊居民的增加、老齡化的影響以及私家車的普及和公交運營時間的延長，使得城市森林游憩的時間分布發生了變化，如早晚游憩增加、非節假日游憩增加、游憩停留時間延長等。

        （4）對游憩活動空間進行功能細分。隨著游憩者數量的增加和游憩時間的延長，對游憩場所的空間承載力必然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對于森林公園游憩場所而言更為重要。為了實現森林公園的可持續發展，勢必要對森林游憩空間進行功能細分，明確核心游憩地帶與非核心游憩地帶。同時對游憩活動進行分級，根據游憩活動對環境的依賴要素和影響程度確定不同游憩活動的功能區。在對功能區進行管理時，要注意滿足需求的同時，控制游憩活動對森林環境的負面影響。

        （5）滿足不同游憩群體需要。現代城市森林游憩者群體也呈現多樣化趨勢，除了傳統的團隊旅游者外，還包括家庭、朋友群體、學生群體、會議度假群體、個人出游者等。不同游憩群體在需求上有著較大的不同，尤其體現在出游時間、出游目的、服務要求方面。對于整個森林游憩者群體組成來說，團隊旅游者的比例不斷下降，城市居民出游比例增漲較快。

        （二）城市森林公園游憩功能演變的原因

        引起城市森林公園的游憩功能的演變的原因探究起來，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城市與森林公園的地緣關系變化。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得城市與一些位于城市郊區森林公園的空間關系發生了較大變化，相對空間距離縮短，游憩地的可達性提高。這種地緣關系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城區向森林延伸：城市區域的擴張，縮短了與森林公園的距離。城市建設使原來的城區在不斷地擴大，可能導致原本距離城市較遠的遠郊森林公園走近城區，轉變成為近郊森林公園，甚至是城內公園。

        （2）森林周邊被城鎮化：城市規劃對森林公園周邊土地的利用，使得森林公園被城市新功能區所包圍。

原來森林公園周邊土地多為農業或林業用地，隨著城市的擴張，一些近郊的森林公園周邊的土地被納入城市發展新規劃，或作商業用地、或作工業用地。這種土地性質的改變促使人的聚集，給公園景區帶來更多的人流、物流、車流。

        （3）城市至森林的可達性提高：城市交通系統的提升，進一步提高了城市與森林公園之間的交通便利程度。此外，私家車出游的增加也推動了城市森林公園游憩功能的發展。

        2.城市森林公園游憩主體變化

        功能的存在是為了滿足需求，因此，游憩者主體發生的變化是影響城市森林公園游憩功能變化的直接原因。游憩主體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游憩主體絕對數量的變化

        城市森林的游憩主體包括外來旅游者與當地居民，其中城市居民數不斷的增漲是造成游憩主體數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其次城市與森林公園之間可達性的提高，也提高了游憩活動的便利程度，間接促進了游憩主體數量的增加。這種數量上的變化，也并非理想化、無限制增漲，在現實中往往必須受到公園本身承載力的限制。

        （2）游憩主體結構的變化

        城市森林公園的游憩主體從人口學特征方面來看，具備共性的變化趨勢，即年齡結構變化較大，表現為老年人在游憩主體中比例提高。這是現代中國城市老齡化趨向的結果，同時，也是現代人享受生活、健康保健意識提高的體現。雖然老年人的消費能力較之于年輕游憩者較低，但對于森林公園這一公共性資源來說，服務老年人也是其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必然要求。

       從游憩主體類型結構上看，包括外來旅游者、當地居民，而當地居民又包含了兩大類，日常游憩者和節假日游憩者。不同類型的游憩主體在對游憩功能的利用方式、游憩時空流動規律等方面都存在著差異。

        從游憩主體構成比例上看，外來旅游者、當地居民在不同的游憩地點所體現出來的比例有著各自的特點。有的游憩地點較能吸外來旅游者，當地居民游憩者比例較低；有的游憩地點則以當地居民游憩為主，外來旅游者比例不高。

        （3）游憩主體游憩行為變化。

        游憩主體受現代生活方式變化的影響，在游憩行為上也呈現出時代的特點。

        首先體現在游憩主體的游憩時間安排上。中國現行的假期制度使得我國人民的基本可支配閑暇時間占全年的1/3，且假日分布均勻，非常利于短途旅行和游憩活動的開展，在客觀上促進了游憩主體出游的積極性，提高了出游頻度。

        其次體現在游憩觀念的轉變上。201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4382美元，經濟水平的提升，意味著人們的消費能力提高，消費需求也有了新的變化。同時，伴隨著國民文化修養的提高，人們對如何利用閑暇時間有了更多的想法，觀光獵奇型活動已無法滿足新形勢下的游憩需要，人們期望享受能滿足更高層次心理需求（社交、尊重、自我實現）的游憩活動內容。反映在現實生活中，社交、科普、康體、參與型的游憩活動相較于普通觀光型游憩活動更容易得到人們的青睞。

        再者體現在游憩出行方式的變化上。城市森林公園做為游憩場所，在交通上有著較大優勢，能夠滿足人們游憩所希望的“輕松”出行。游憩者無論是采取公共交通還是私家車出游方式，都能夠輕松實現從城區到森林的位移。此外，隨著人們文化素質的提高和對“游憩”理解的深入，許多人們甚至會采取更為健康環保的出行方式，如自行車、徒步等方式進行森林游憩活動。這些變化都將會影響城市森林公園的游憩功能規劃和產品設計。

        二、游憩功能演變對城市森林公園的影響分析

        游憩功能的演變推動了城市森林公園的發展，也給城市森林公園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游憩功能演變對于城市森林公園影響，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正面影響。

        1.豐富城市游憩功能。

        城市森林公園位于城市近郊或是市內，在可達性上要優于其他的風景點。而且這類森林公園素有“城市綠肺”的美譽，對于游憩者，特別是城市居民來說，能夠使他們耗費較少的成本（時間、金錢、精力）滿足親近自然的需求。因此，城市森林公園為外來旅游者以及城市居民提供游憩的場所和服務，無疑是對城市游憩功能的一種豐富。這對于豐富旅游者的旅游體驗、為整個城市營造和諧發展的氛圍、提高城市人口素養都具有極大的好處。

        2.為森林公園提供穩定的客源。

        我國的森林公園在開發初始，大多都被定位為風景名勝區，針對旅游者市場進行產品設計與營銷。在觀光型旅游產品吸引力逐漸下降的今天，如何保持森林公園的經濟效益，是許多老牌森林公園都在認真考慮的問題。森林公園由于資源的性質，其開發和利用都必須慎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游憩功能的開發使得森林公園吸引了更多的城市居民，這些本地游憩者雖然不會如過夜旅游者一般產生交通、食宿等方面的費用，但是其消費潛力仍不容小覷。如果游憩服務產品開發得當，也可以為景區增加不少收益。同時，由于游憩活動的習慣性和日常性，這部分城市居民客源會比較穩定。

        3.推動森林公園可持續發展。

        游憩者對游憩環境的要求一般比較高，期望能在生態條件比較好的環境里交流感情、放松身心、陶冶情操。城市森林公園如果要滿足游憩者的需求，就必須在森林的生態維護和可持續發展方面多下工夫。因此，游憩功能的發展對森林公園的可持續發展客觀上會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當然森林公園也可以利用游憩者對森林環境的期待，設計生態、環保主題的游憩項目，使游憩者通過參與活動提高環保意識、共同努力維護良好的森林生態環境。

        （二）負面影響

        1.環境容量承載壓力加大。

        城市森林公園游憩功能的增強，必然會使當地游憩者數量增多。這類游憩者的游憩活動大多具備社交家庭性、日常性、習慣性等特點，這使得森林公園在日平均接待量上相對地有較大的提高。在周末及法定節假日，這種情況會更突出，這對公園的環境容量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對于森林公園來說，環境承載力往往意味著資源的生命線，經營者必須在這個方面進行理性的權衡和科學的調節。

        2.森林公園規劃要求提高。

        傳統的森林公園多以景觀觀賞為主要產品的供應形式，而對于現代游憩者來說，不會為了觀賞這一單純的目的，頻繁地出入一個地點進行游憩活動。游憩動機的多樣性使得人們對游憩場所的要求更為復雜，因此，森林公園若要增強游憩功能，就要認真調查分析游憩市場的需求情況，合理規劃森林公園，設計多樣化游憩服務產品。

        3.可能導致旅游收入的波動。

        森林公園游憩功能的增強，還可能對市場結構和市場定位產品產生影響，造成旅游收入的波動。這是因為，公園游憩市場中外來旅游者與本地游憩者之間的相對比例會隨著游憩產品的增加而有所變化，可能出現外來旅游者的相對比例減少的情況。森林公園在游憩市場方向的側重，也可能會導致在景區規劃、產品設計方面發生相應的調整，最終對旅游收入產生影響。當然這種影響的負面因子能夠通過合理的規劃盡量減少或避免，甚至可能實現游憩市場與旅游市場的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樓嘉軍. 農耕文明和民間娛樂—中國古代民間游憩活動淺析[j].1996,(5):17-21

第4篇：古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古希臘；古代中國；地理環境；文明發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談到，根據唯物主義的觀點，歷史中的決定因素歸結為兩種層面的生產，也就是自我層面的生產和他人層面的生產。而地理環境對于自我層面的生產（食物與生存）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地理環境獲取必需的食物，是千百年來種族繁衍生息和文明發展的不竭動力。

一、地理環境概述

（一）古希臘

古希臘的地理方位大致以希臘半島為中心，位于東地中海，自西向東經過巴爾干半島、愛琴海以及小亞細亞半島；自南向北經過北非，埃及的東南角，克里特島（塞浦路芝）、愛琴海、兩海峽（馬爾馬拉海、達達尼爾海峽）、土耳其海峽等。古希臘就是在這樣的海與山、諸島中處于歐亞非三洲和北非、南歐、西亞、東歐四大地區的地理咽喉中，使得海岸線十分曲折，毗鄰島嶼眾多，星羅棋布，靠近埃及、烏克蘭兩大糧場。其中，希臘半島和愛琴海諸島是生產生活的主要場所，而典型的地中海氣候造成夏季干燥少雨，但氣溫不高；冬季低溫多雨，這種不協調的氣候配合，對糧食的生產十分不利，但有利于橄欖、葡萄等經濟作物的生長。這種獨特的海洋地理環境對古希臘人的生產生活有及其重要的影響。

（二）古代中國

中國地理方位地處世界上最大的大洋D太平洋的西部，背靠最大的大陸D歐亞大陸的東部，內部有極為廣袤的疆土，地勢由東南向西北逐漸增高。西部以山地為主，東部以平原和丘陵為主。東面和南面臨海，北方的草原，西北橫貫漫漫沙漠，加之又有高大的天山山脈的阻隔，而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達四五千米，又有發源于青藏高原的兩條大河D長江和黃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華夏兒女。對于古代的中國人來說，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而由于疆土面積廣闊，地跨熱帶、亞熱帶、溫帶區，有著多種的氣候類型，雨量由東南向西北逐漸遞減，大部分由于季風氣候的影響，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土地又十分肥沃，十分有利于糧食作物的生產。這種獨特的華夏大河文明對古代中國的生產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二、地理環境發展模式

（一）地理環境決定政治體制的形成

古希臘由于山海交錯，毗鄰島嶼形成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地理上的分隔，在歷史發展和演進過程中，輝煌的古希臘文明史上卻從未形成統一的大帝國，有的只是小國寡民的城邦。究其原因，無不跟島嶼眾多，海上交通便利，星羅棋布有著密切的關聯。而在這種環境下的政治體制中，古希臘政權組織形式是公民大會，在公民大會中，城邦中的成年男子（不包括奴隸）屬于政權中的公民團體，其特點是以個人權利的充分實現代替一人的權力。在希臘政治中，無論是提高公民大會的地位，還是實施放逐法，以及政治中嚴密而復雜的政治運行程序等措施，都說明政體在本質上排斥個人權力。[1]雖然以財產的多寡來劃分貴族和平民的地位，但經過一系列改革之后，以血緣關系為主的貴族逐漸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對于城邦中的社會責任感。古代中國的華夏大河文明有著廣袤的疆域，內部平原廣闊，其他三面交通極為不便利，形成了與外部世界半隔絕的狀態，整體的地理環境有利于開創統一的政體的形成。黃河中下游漸漸成為了文明的匯合處，以宗族為單位從氏族發展到國家。[2]早期國家形成以后，父系氏族公社時期家長的絕對權力演變為君主的專制權力，公社內部的各級家長演變為國家的各個機構。以最早的夏商周三代的國家機構為例，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長制家庭關系的國家化，由于這一原因，古代中國的早期國家形成以后就走上了君主專制的道路，既沒有出現向古希臘國家那樣的城邦制度，也沒有出現像羅馬那樣的共和制度政體。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職高無上的權力，從天子到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政治結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逐漸發展并走向成熟，構成了西周時期專制國家的重要支柱。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分封制和宗法制可謂是君主治理國家的典范。宗法制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制度，一方面保證了天子諸侯的諸子中，由嫡長子繼承王位或君位，其余的庶子另立宗族，始終形成家天下的君主專制權力。另一方面，公子的嫡長子繼承父親的權力，為宗族的大宗，其余的為小宗，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制度，規定了統治階級內部各個等級的權力和義務。通過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宗廟，使從姓氏遺留下來的家族制度成為相對穩定的國家“家天下”基石。“眾建親戚，以藩屏周”把自己的同姓兄弟以及有姻親或有軍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代王室管理這些地區。這些封國有自己的封號和軍隊，之后要世代服從王室的統治，負有向王室進貢和出兵打仗、保衛王室的義務。從整體的地理環境中，更易于專制的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秦始皇建立起真正的統一大帝國后，封建專制延續了2000多年，由此可見封閉的地理環境中以“家天下”為主的專制制度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地理環境決定生產方式發展的模式

古希臘依托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海岸線曲折，毗鄰島嶼眾多的優勢，又因為人們的生活空間相對狹小，可以利用海洋漕運之便，人員的交流和流動更加方便，而內部的活動空間較小，回旋的余地相當的有限，加上這里的氣候條件十分不利于生活必需品D糧食的生長，又靠近埃及、烏克蘭兩大糧場，這是使得古希臘人不得不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而向外去開拓的最初動機。古希臘的海洋文明從這種為了生存而冒險，用本地區十分富饒的橄欖、葡萄、陶器品去換取生存必需的糧食，從這里可以看出古希臘不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民族，而是以工商業貿易為主的商業發展模式，而后隨著當滿足了變成欲望時，商業航海貿易經濟活動就自然而然的在古希臘生根發芽。山海一體的古希臘由此成為經濟中心，當航海貿易活動變得十分頻繁，從資本變成資本后，全面性的商品經濟就越來越發展了，交換成為整個社會的基礎，海洋發展的商業經濟模式也就形成了。中國素來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國家，從新時代起，一直到夏商周時期，統治者都是高度重視農業的發展。以黃河中下游平原孕育了農業的發展，以糧食為主的生活必需品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究其原因，地理環境、氣候占據了很大的一方面。封閉的地理環境，一面靠海，三面環山環草原，內部空間開闊，又有相當大的回旋余地，季風氣候等有利的條件造成了以農業發展的天然優勢條件，使得古代中國不可能產生發達的海上交通和貿易，也就沒有發達的商品經濟。據考證，古代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超過了六千萬人口，而當時惡劣的自然條件下（主要是天災、戰爭，抵御能力差）耕地面積卻遠遠不足，統治者為了保護農業必需的生存資料，往往“崇本抑末”，即使在商業發達的唐代，統治者也限制商業對農業的“侵蝕”。農牧的長期對抗，雖有北方時有少數民族的騷擾，但畢竟地域廣闊，有著余地可退。所以，在早期國家的形成過程中，雖然社會分工及其落后，缺少像古希臘商業因素的作用和影響，農業始終是主要的生產部門。雖然也有畜牧業和小作坊的手工業，卻只是作為輔的生產部門而存在。定居農業的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社會發展的水平。整體的地理環境中以農業為主，畜牧業和手工業為輔，是很長時期內人們生活的主要方式。

（三）地理環境決定文化文明發展的方向

古希臘支離破碎、多半島和峽灣的地理環境十分有利于對外貿易的發展，而在海洋環境中注重個人英雄冒險主義，向外擴展的野心以及殖民貿易活動在逐漸發展起來，經過長時期的貿易建立起雄厚的海洋爭奪權的力量。在獨特的海洋環境中這一寬松的社會環境有利于形成平等自由的觀念，這種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與地理環境下的生產方式、政治制度模式不無關系。公元前五世紀至前四世紀，正是奴隸制雅典城邦發展和興旺發達的時代，對于民主政治的重視使得古希臘人的思想異常開放活躍，強調人的價值，由此出現了一個比較民主、自由的政治環境。在這種大環境下，個人發展的個性充分得到實現，也為文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首先是人多地少，迫使古希臘人向外擴展，重視商業的發展也隨之而來，商業繁盛，貿易發展，由于古希臘缺少必需的食物，貿易中就要講究交換，而早期形成的民主與公平也在貿易中發展，對于整個社會環境的形成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次，獨特的地貌也造就了雕塑文明的發展，在這種石質地貌為主的環境下，古希臘的神話文化以雕塑為載體就體現在形形的雕塑、建筑上面。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臘的文明發展在地理環境下的作用下顯得十分的重要。古代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延續而沒有中斷的文明，究其原因，相對封閉且無法逾越的開闊地理環境，雨熱同期的氣候非常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完全自給自足，使中國沒有向外擴展的野心，養成了獨自經營，安分守己的思想性格。中國的文化大體上是在本土醞釀成長，雖偶爾有外來文化的傳入，但也無法撼動以農業安身立命的傳統觀念。另外一點，由于季風氣候和地勢的影響，加之自然災害的豐收不一，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農業發展有向“南方蠻夷”之地南進的趨勢，也帶去了文化的南遷。在自然條件惡劣的情況下，必須對土地進行精耕細作，離開了土地就難以存活，養成了安土重遷，對土地的依賴。但在整體的環境中，錯落有致，又形成了復雜的地理環境，高原、平原、草原、山地、沿江沿河沿海等不同的地域類型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思想觀念。但是在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統治下，農耕文明始終占據主導地位，以土地為主導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帶有明顯的實用性特征，沒有形成古希臘自由環境下的“天馬形空”的抽象思維。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古代中國是一個以農業文明發展為主的社會，并由此產生了區別于古希臘商業社會的基本特征。

三、結束語

古希臘和古代中國的文化在幾千年的歷史中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不僅為我們了解古代文明提供了珍貴的實例，也為當今文明的發展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遷、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雖然全球日益聯成一個整體的大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對區域的限制雖有減弱，但局部區域內的小地理環境的差別還是千差萬別，無論是政治體制，還是經濟發展模式和文明的發展，都有著各自獨特的特色。在強調地理環境發展的同時，要充分認識到地理環境所帶來的作用，特別是當今環境局勢嚴峻的情況下，要做到發展和保護的統籌兼顧，加深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運用，為建設更加豐富多彩的區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 趙艷.古代中國與希臘的地理環境差異淺析[J].哲學史學研究.2008.（12）

[2] 康婷婷，陳宇.地理環境對行政體系形成的影響分析-古希臘與古代中國之比較[J].洛陽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2）

第5篇：古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巡視制度雖然建立了，但它建立的理論基礎和假設前提是什么？很少有人理性去思考。從中國傳統文化來說，它是自上而下進行監督的一種反映。也就是說，上級是正確的，出現腐敗是由于下級沒有貫徹上級政策的結果。同時，在古代，由于交通和通訊不發達，上下級信息溝通管道不暢通，最高統治者很難得到下級的信息，所以派官員到地方巡視來了解地方相關情況，從而為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情報支撐。此外，在古代，整個國家的土地和人都是最高統治者的私有財產，這個產權是明確的，為了防止下級官員貪污最高統治者的財產，就必須派自己的親信來監督中央和地方官員的行為，防止他們腐敗，從而使自己的江山萬世不易。另外還有一點也明確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法、術、勢，是最高統治者管理下級官員的一種方式。法就是法律，勢就是最高統治者的權勢和威嚴，術就是最高統治者的統治術，就是決策講究神秘，就是信息不透明。如果從上到下信息都不公開透明，當然要靠巡視來了解信息和情報。

今天，我們建立黨內巡視制度的環境和條件都變了，但它是自上而下的監督形式這一點沒有變。我們要認識到，巡視制度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督，是一種上級官對下級官的監督，這是監督的一個方面。監督權力、防止權力濫用還有另外一個方面的監督，即自下而上的監督，也就是群眾對官員的監督。只有把這兩種監督形式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使整個廉政體系運轉靈活，才能降低反腐敗成本，才能很好地保證社會的廉潔。

從制度形式規定來看，中國監督制度很健全，從監督制度實際運行來看，在各種監督主體中，群眾監督的作用最大，因為腐敗案件中70%的信息都是群眾舉報提供的，而不是政府機關主動找的。我們還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雖然公民監督在反腐敗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從心底里說，我們并沒有把監督權下放給群眾，我們主要還是強調官對官的監督，特別是自上而下的監督，這實際上是一種體制內監督。

正如新西蘭反腐敗專家杰瑞米?波普所說的，單靠政府力量難以遏制腐敗，沒有社會大眾的支持，反腐運動不會取勝。從各國反腐敗取得成功的經驗來看，只依靠機構反腐敗而不依靠公民監督，反腐敗是不可以成功的，即使在短時期內取得一定成效也是不可持續的。我們的結論是：走機構反腐敗與群眾反腐或民主反腐相結合是我們的必由之路，只有把巡視制度與普通公民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巡視制度才有生命力，才能走出歷代歷朝反腐敗不成功的怪圈，巡視制度要著眼于未來的發展。

既然上級是正確的這一假設沒有變，那么，我們上級就要處處以身作則，這也包括巡視組的官員要以身作則。只有自己是廉潔的，才有權利和資格監督下級。所以，如何保證上級是正確的，如何選好選準巡視官員是非常重要的。

巡視制度要與信息公開制度相結合。通過巡視，主要是為了了解下級的相關信息，所以巡視官員行使的權力主要是信息了解權。知情權是監督權的前提，沒有知情權，就沒有監督權。上級不了解下級在做什么，怎么能夠監督下級呢？所以說，要了解公共權力是怎么運行的，主要是靠信息公開制度，靠輿論監督，巡視制度只是信息公開制度和輿論監督的一種補充，我們不能過分夸大巡視制度的作用，不能把其作用和效果置于信息公開制度和輿論監督之上，更不能置于群眾監督和政治參與之上，因為要對下級知情，不能只通過一兩次巡視來解決，要靠上下管理信息暢通才能經常得到下級的信息。同時，通過巡視得到的信息也要向社會公開，從而使整個社會對巡視者和被巡視者進行監督。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巡視的目的。

第6篇：古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論文摘要對我國古代植物文化的演變歷程做簡要的梳理和規律性總結，進而揭示出士人階層與植物文化的關系。

我國古代植物文化是以植物為載體對傳統文化的一種表達。在其漫長而復雜的演變歷程中，植物文化體系得到了不斷地完善，并逐步實現從“實用型”向“精神型”的轉向。這一文化演變的主要推動者，當屬于中國古代社會獨特的知識階層—士人階層。正是他們用我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之鏈串起花木植物，演繹出不同時期植物文化的景象，書寫著具有我國傳統話語含義的植物文化。

1我國古代植物文化的演變

植物文化是指“在漫長的植物利用歷史過程中，植物與人類生活的關系日趨緊密，加之與其他文化的相互影響、相互融合，而衍生出了與植物相關的文化體系m ，。該體系包括物質層面:植物認知、栽育和利用等與人類物質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還包括精神層面，即透過植物這一載體，反映出的人類審美情趣、文化心態及哲學意識等。我國古代植物文化自誕生伊始便融合了這2個層面，其后伴隨著社會科技、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植物在人們能動地關切、利用和賦意下實現了自身文化體系的完善，并表現為從物質向精神的飛躍。

1.1先秦—植物文化的發韌期我國植物文化發韌于先秦時期，并呈現出如下特征。

1.L1基于實用價值的植物物質文化層面的內涵最先被人們挖掘和記載。先秦時期人們對植物的認知主要是從其實用價值開始的。比如:在食用方面，梅—“若作和羹，惟爾鹽梅”(《尚書·商書·說命下》);菊—“夕餐秋菊之落英”(《九歌·禮魂》);在造物方面，松—“祖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桶有易，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詩·魯頌》);竹—“此諸侯夫人勞卿大夫，故無案直有竹黃，以盛案栗”(《儀禮·聘禮》)。由此可見，這一時期所形成的植物文化是樸素的、直觀的實用型文化，它主要與當時人們的物質生活相關。

1.1. 2植物文化精神層面的含義萌發。繼植物實用價值被挖掘之后，其審美價值與比興功能也逐漸被人們認識。以荷為例，“彼澤之破，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詩經·陳風·澤破》);“制董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楚辭·離騷》)。這些信息表明，荷在先秦已成為人們審美的對象，并且與人確立了“美人香草”式的類比、隱喻關系。

1.1. 3我國古代植物文化體系的雛形已然萌生。春秋戰國時期蘭文化的勃興標志著我國古代植物文化體系初步形成。據史料載，當時蘭事興旺，普及深廣，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民風—“士女秉蘭”(《詩經》)，生活—“疏蘭為芳”(《九歌》)，禮儀—“大夫執蘭”(《周禮》)，祀神—“春蘭秋菊”(《禮魂》)，政治—“芳若芝蘭”(《荀子》)等等}z7。此外，一些標志性事件的出現，如孔子贊“蘭為王者香”;勾踐“種蘭諸山”;屈原“滋蘭之九蜿”、“紉秋蘭以為佩”，又進一步使我國蘭文化的精髓發生了質的飛躍，同時為蘭文化未來的發展奠定了體系與范式。

1. 2漢魏六朝—植物文化的成長期漢魏六朝是我國歷史上引人注目的時期，這期間社會生活歷經了大一統的鼎盛以及分化后的動蕩，而整個文化領域卻呈現出異常活躍的景象。宗白華先生評價漢末魏晉六朝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3]”我國植物文化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中，汲取了充足的養分，開始了它的成長之旅。

1. 2.1注重總結植物特性、栽培及利用方面的規律，與植物相關的專著相繼公諸于世。西漢《祀勝之書》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農書記載了植物靠接的方法;西晉稽含撰《南方草木狀》較為詳盡地記述我國早期的嶺南植物，尤其該書對植物獨創性的分類已成為植物分類學史上的里程碑;東晉戴凱之的《竹譜》記載了70多種竹子，是我國最早的專類譜;后魏賈思腮《齊民要術》記載了許多寶貴的農耕經驗，堪稱我國農學方面的巨著。這些成就反映了先民對植物認知和利用水平的提升，同時為植物文化后世的發展與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2.2進人觀賞領域的植物開始增多，植物審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照和提升。在漢朝，上有武帝重修上林苑，栽種數千嘉卉，下有官僚富商爭建私園，點綴奇樹名葩，植物審美活動在上層社會蔚然成風。在魏晉，陶淵明結束了菊自屈原以來近40l)年的消歇，并賦予之堅貞不屈的人格和悠然自適的清環。菊自此以定式化的“陶菊形象”走進士人階層的視野、心中。南北朝時期，我國植物世界中的兩朵奇葩—牡丹和梅花正式進人觀賞領域。關于牡丹，《酉陽雜姐》載“牡丹，前史中無說處，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關于梅，《挑湖和梅詩序》記“南北諸子……，梅于是時始一日以花聞于天下”。

1.2.3植物與多種文化發生融合，其文化體系進一步成熟。譬如:在宗教文化中，荷既是道教中的“道瑞”之花，又是佛教中“著而不染”的圣物。在人文風俗方面，重陽節人們飲菊酒和賞。此外，植物與還音樂、繪畫、醫藥、文學、飲食等諸文化發生融合，這些都是植物文化體系走向成熟的標志。

1. 3唐宋—植物文化的繁榮期唐朝是我國古代社會的鼎盛時期，政治、經濟、文化都呈現出蓬勃的發展。繼唐之后，宋代社會盡管有些衰弱，但唐文化的余澤和慣性仍使其社會文化在快速前行。與這種趨勢相一致，植物文化在漢魏六朝的基礎上有了相當大的提升，并進人空前的繁榮期。

1. 3.1唐宋植物文化的繁榮首先表現為一種多客體、長周期和社會化的特征。植物文化的風靡并不是以單一客體展開的，除了耳熟能詳的牡丹、寒梅，還有紫薇、菊、竹、荷等植物備受人們關注，而且這種關注也不是片斷式的駐留，而是長周期的體悟，譬如起于隋的牡丹熱能一直延續至北宋。另外，唐宋植物文化熱的參與主體呈現為社會化的特征，如:“京城貴游尚牡丹，當花開時一節，京師車馬如狂，以不耽玩為恥”「“〕;“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圃之士，必先種梅··…”is;。

1.3.2對植物世界更高層次的把握和體認。唐宋時期，人們認知和栽藝植物的水平已遠遠超越前代。如果說以前人類活動是對植物世界被動的認知和利用，那么唐宋時人們已可依據自身需求對植物進行能動地改造。關于這一事實，僅從唐宋流傳下來的眾多植物學著作中便可管窺一斑。植物審美出現比德化的傾向。人們種樹藝花不再是物色才用之好，而是君子胸襟、雅人情懷的體現。由此，一些歷史上曾為名人賢士青睞過的植物如蘭、菊、松、竹再獲尊崇;一些原先的自然芳菲之物如梅、荷也被譜出新意，如:蘇軾的梅、周敦頤的蓮。植物文化體系精神層面在這一階段得到前所未有的關照，正實現著從“審美”向“品格”的轉向。個別植物已成為時代精神的表征。牡丹之于唐，寒梅之于宋都是最為貼切的寫照。牡丹的雍容艷麗、神采外放，代表了唐代勇于進取，開張揚厲的時代精神，而梅的淡雅、婉約則與宋朝陰柔內斂的心態相契合。植物與時代精神的結合標志著植物文化正步人最高境界。

1.4明清—植物文化的跌宕發展期明清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最后階段，社會運行模式較為動蕩，社會經濟趨勢漸漸向弱。受之影響，我閏植物文化的發展也步人了跌宕起伏、緩慢發展的軌道。

在此歷程中，有值得后人肯定的輝煌成就，如明清兩代學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植物學科的相關知識做出了最為系統和全面地挖掘和總結，其表現為植物著作的激增，數量之多堪超唐宋;明和清初的植物商貿產業也進一步隆興，植物引種和栽藝技術日臻完善。然而，些許的輝煌已無法照亮當時正在步人暗淡的植物文化體系。明代以來，人們對植物審美及精神層面的挖掘已無新意，許多關于植物文化含義的論說及成果多為“結穴”之作。到了晚清，由于腐朽的統治和西方入侵，植物與花卉的生產萎縮、技藝停滯、品種散失，士人已無暇于植物意義的挖掘與創作，至此植物文化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日顯衰落。

2中國古代士人與植物文化演進的關系分析

在植物文化演進的各個歷史時期，士與植物文化之間始終維系著一種持久而密切的互動關系。士人們的思想和言行就像畫筆，不斷地勾勒出中國植物文化盛衰流變的軌跡。反之，日益豐富的植物文化又為士人在“出處仕隱”的迷茫中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樹立了人格的坐標。

2.1士人階層是推動我國古代植物文化演變的重要力量任何文化的演變或進化都需要一定的驅動力。“人是文化的適應方式和創造過程的選擇者和實施者，人的需要是文化進化的根本動力”[6]。基于這一邏輯，我國占代植物文化演變的動力自然來源于古人對植物的需要，具體可分為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在我國古代植物文化的眾多締造者中，能夠同時有這2種需要，并且能一心為之努力的，較為典型的階層就應是士人階層了。

2.1.1士人階層是我國古代社會文化的創造者和占有者。

士人善于探究規律總結認識，當他們一旦關切某一事物的時候，往往能為之著書立說。我國自古就是農耕大國，植物與人們物質生活的關系十分密切，農本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植物世界不可能不受到士人階層的關照。盡管“士”不像“農”那樣常年躬耕土地，與植物世界有著直接且持久的接觸，但是這并不影響他們對植物的關切，反而使其能夠從外在的一個更高的平臺上對植物世界加以審視和體認。我國大多數的植物學典籍幾乎都是出自士人之手，譬如:西晉秸含撰寫《南方草木狀》，后魏賈思舞撰《齊民要術》，唐王方慶撰《園庭草木疏》，宋歐陽修撰《洛陽花木記》，明王象晉作《二如亭群芳譜》，清吳其溶撰《植物名實圖考》等等。就是這樣，士人階層不斷總結并創造出寶貴的植物認知、栽藝及利用等方面知識，進而豐富了我國植物文化體系的物質層面的內涵，同時為其演變夯實基礎。

2.1.2在古代士人是處于皇權和百姓之間的中間階層。他們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堅持以仁義道德的標準協調統治者與民眾間的利益關系。然而，統治者強大的集權制度卻對士人階層構成絕對的制約，這使得他們很難憑借直接和積極的方式履行使命。為了在“道統”與“正統”的沖突中把持個J勝的獨立，士人們紛紛訴求于精神家園的建構。植物文化由此獲得士人階層的深切關照，并逐漸脫離基于物質層面的實用性挖掘，轉人物色審美、品格比興的精神探索。這種探索是橫向的，詩詞歌賦、繪畫工藝、園林品賞等形式都在士人心智的引領下與植物結緣。從此，植物文化與傳統文化諸多支流發生了融合匯通，其演進發展亦有了新生的源泉動力。精神探索又是縱向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于時序”￡’〕，每個時代都有其自身的心理或精神，士人階層對此把握最為貼切，他們在植物文化的塑造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為之刻上時代的印記，如春秋蘭文化、唐代牡丹文化、宋代梅文化等。這些印記構成了植物文化成長的年輪，并為其體系的豐富注人了“時新”的內涵，其演變發展由此獲得了可持續、源源不斷的推動力。

2. 2植物文化在其演變過程中完成對士人階層的反塑造

2. 2.1植物文化對士人的反塑造。我國古代士人階層在植物文化的創造過程中，也在潛移默化地接受著植物文化的反塑造，比德于花木、與植物為友的現象極為普遍。春秋時期孔子有感于植物的自然屬性，成為提出“君子比德”觀點的先哲。他曾說過“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論語·子罕》)，也曾感嘆過“芝蘭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孔子家語·在厄》);東晉陶淵明歸隱田園，以“籬菊”精神暢神怡情;宋代周敦頤自比于《愛蓮說》中“中通外直”的君子之“蓮”;清代張潮在《幽夢影》中曾總結過“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艷，牡丹令人豪，蕉與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清代陳繼儒亦曾指出“昔人有花中十友:桂為仙友，蓮為凈友，梅為清友，菊為逸友，海棠名友，酚糜韻友，瑞香殊友，芝蘭芳友，臘梅奇友，桅子禪友”(《小窗幽記·集綺》)。這些植物的文化意象都是最初成形于士人，反過來又作為固定的情感符號或人格范式，塑造著后代的士人們。

2. 2. 2反塑造的理論基礎。

2. 2. 2.1植物能夠實現對士人的塑造是基于我國古代天人關系的一元論哲學。從老子的“道法自然”再到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些思想無不在盡力強調人與自然的本質同一。“傳統哲學思想始終是傳統精神的靈魂，在這樣的精神浸潤下，一代又一代的古人，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往往把具有生命力的花木當作是與動物、人類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自然之物，它們都是天地孕育出來的，都與天地同呼吸，共命運”(s7。當人們承認植物具有與人相通的屬性時，植物文化也就相應地具有了人格塑造的可能。

2. 2. 2. 2植物文化對士人進行塑造是一個先收后放的過程。植物最初作為自然之物的時候并不具備人格及社會屬J性，在接受了人們心智的塑造之后，植物開始脫離其自然物象，并同特定的文化意義建立起某種穩固的聯系。這一聯系經過社會的接受和認同進一步得到強化，漸漸轉變為固定的文化符號。當植物成為文化符號的時候，它對士人的塑造活動也就從此展開了，并且隨著時代的變遷，其承載的文化意義會更加豐富，影響會愈加深遠。

第7篇：古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英國；騎士制度；騎士文學

相信看過第70屆奧斯卡金獎影片《泰坦尼克號》（Titanic）的人在感動于杰克（Jack）和羅絲（Rose）偉大浪漫愛情故事之余，一定不會忘記那些將生的希望讓給婦女和兒童的英國紳士們及在危難時刻依然泰然自若地奏響靈魂安定曲的樂手們。“不惜犧牲生命來保護婦孺、弱小”的信念已成為英國人為人處事不言而喻的指導原則，那么他們這種給人心靈以震撼的翩翩 “紳士風度”從何而來？我們自然會將目光投向英國的歷史。穿越時光的隧道回溯過去，我們可以從中世紀英國的騎士制度中找到答案，可以說沒有昔日的騎士制度就沒有今日的紳士風度。

騎士制度不是英國本土的產物，法蘭克王國才是它的祖籍地。騎士制度從法蘭傳入英國后就在本地扎根、開花、結果，并結合本土的特色產生了一些區別于法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特征。

一、騎士的產生和冊封

約從公元5世紀到15世紀，這1000年被稱為歐洲中世紀，當時歐洲大陸封建割據，領地之間經常發生爭奪戰。在中世紀的歐洲戰場上，出現了橫刀躍馬的騎兵，他們馳騁于戰場，英勇奮戰，在一些戰役中充當主力。騎兵在歐洲戰場的作為直接促使了以專門從事作戰為職業的騎士階層的誕生。中世紀本來是一個非常枯燥乏味的時代，但是因為眾多騎士的活躍，平添了很多浪漫主義與英雄色彩，這也為西方文學家以及后來的好萊塢導演提供了無數可以混飯吃的素材。

騎士頭銜類似現在的學位，只有受完初、中、高各級教育并且成績合格者，才能冊封騎士。在英國，騎士們必須從小在大貴族家里經過嚴格的學習與訓練，經歷侍童和扈從兩個階段，侍童階段相當小學，主要干點雜活，跟著貴夫人及其女兒學習騎士禮儀與文化知識，以及唱歌、樂器等藝術科目。到了扈從階段，就與中國古代教育的“六藝”很相似，騎士必須學習“騎士七技”，即騎術、游泳、投槍、劍術、狩獵、吟詩、弈棋等，總之是要文明其頭腦，野蠻其體格。到21歲之后，就可以被冊封為騎士了。冊封儀式非常隆重而復雜，需要齋戒、沐浴、懺悔、祈禱、穿戴鎧甲頭盔、授劍等等，并且花費也比較大，后來由單個冊封變成多人集體冊封，類似現在的集體婚禮，這樣更熱鬧也更經濟一些。

二、英國騎士制度的特點

英國的騎士制度來源于法國，騎士制度的演變深受法國的影響，因此英國和法國的騎士制度在很多方面都顯示了相同的特性。但英國的騎士制度又不完全等同于法國或者其他歐洲國家的騎士制度，它還存在自己的特征，正是這些不同給中世紀英國帶來了戰爭的勝利和獨特的文化。

（一）騎士直接效忠國王

與法國的騎士制度一樣，英國的騎士制度也是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石之上的。但不同的是，在當時的法國，國王對王國的土地的所有權近似一種名義。在法國，每一級的封臣只向自己的直接封主宣誓效忠，威廉深刻認識到法國原來的制度不足以鞏固他在英國的統治，于是他采取了三項措施來加強王權。一是1086年他派專員對各地各級封臣的地產占有和收入情況進行了嚴格的調查，編訂《土地調查清冊》。從經濟上對騎士進行嚴格監控。二是威廉同年在索爾茲伯里召開效忠宣誓大會，要求英國所有領有土地的封主對他行臣服禮、宣誓效忠。三是原盎格魯一撒克遜軍隊里的主力民兵被威廉加以重組和利用。從威廉起，這種直接控制騎士的傳統得以繼承和延續。私戰在強大的王權下得到遏制，也成為了英國區別于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一大特色。

（二）盾牌錢的實施和騎士軍事職能的轉化

12世紀初開始，一種以錢代役的盾牌錢（shield money）制度在英國出現，騎士兵役義務也開始轉化，這構成了英國騎士制度的第二個特征。早在威廉二世統治時期（William II，1056--1100，1087--1100年），免服兵役稅，即盾牌錢就開始在英國實施了。盾牌錢在英國出現，一方面引起英國軍隊內部結構、組織關系和作戰方式的變化而使英國在戰爭中多次獲得優勢，屢戰屢勝；另一方面，它對騎士階層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盾牌錢制度實施后，英國國王大量使用雇傭軍，步兵和弓箭手成為英國軍隊的主力。在英法百年戰爭中，英國用這種由雇傭軍和騎兵共同組成的混合編排軍隊對抗法國傳統的騎兵陣容，取得了光輝的勝利。

三、騎士精神向紳士風度的轉化

隨著騎士軍事職能的轉換，雖然騎士階層不再有軍務的紛擾，但同時也失去了來自戰爭的額外收入。14世紀末發起的圈地運動和亨利八世（HenryⅧ， 1509―1547）時期進行的宗教改革所引發的地產轉移使當時投身于土地投資的騎士、一些城市富裕的律師、商人及富裕的自耕農獲利豐厚。由于有著共同的經濟目標，這些人的社會屬性逐漸接近，政治上也逐步靠攏，于是慢慢地形成了一個嶄新的鄉紳階層。

騎士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會影響到鄉紳階層的其他成員，其具體表現就是整個鄉紳階層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極力模仿上流社會。他們一方面將這種向上模仿所得到的貴族騎士的價值觀向市民社會推廣傳播，一方面也用自身形成的資本主義倫理價值觀向上層社會施加影響。在英國社會中不斷上升的中間階層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在客觀上促進了英國騎士精神與資本主義倫理精神的交匯融合，從而創造出了獨具英國特色的紳士風度。

第8篇：古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一個系統通過周期性崩潰遏制進步和演化，長期保持特定的組織形態，這正是超穩定結構所具有的屬性。這種超穩定系統特有的組織方式，使得中國封建社會具有比世界上其他農業文明更強大的組織能力。每個王朝鼎盛時期，都呈現出高度繁榮，取得了在古代世界難以想象的成就。但是，也正是這種組織方式造成它的演化中的動態停滯。西方社會卻在不斷演化，一旦它長驅直入到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中國也就由先進轉化為落后挨打。那么，能否用超穩定系統假說來研究中國社會近現代的演變呢？

中國文明最大的特點，是它在數千年中成功地維系了一個地區遼闊、人口眾多的農業社會的整合。因此，只要把社會組織分成上、中、下三個層次考察，我們就能發現，在這三個層次，中國社會均形成了和其他民族不同的組織方式。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組織是以皇權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從秦漢到清朝，各個朝代官僚人數不等，但大都保持幾萬到十幾萬人的規模。他們服從中央號令，執行對遼闊地區的行政管理，很少出現分裂和。

中國傳統社會的獨特之處還在于，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一個不甚強調身份等級、并與土地相對游離的士階層。到秦漢時期，他們所信奉的儒家意識形態日益完備并占主導地位。中國之所以能在秦漢以后維系大一統農業帝國的穩定，正是因為設立了一種用意識形態為標準的選官制度，從而可以依靠士階層作為大一統國家的組織者。

同時還必須依靠中層組織同上層官僚組織的有效配合。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層組織方式是縣以下的地主鄉紳自治。這些地主縉紳，不是一般的地主和領主，他們大多也是接受儒家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不少人從小飽讀詩書，甚至有低級功名，有的本人就是退休官員。縉紳階級按照儒家意識形態原則行事，保證了他們和政府的有效合作。

中國的宗法組織內部儼然是一個小社會，族長、家長握有支配財產、執行族規家法、決定同族人公共事務的大權。清代有諺語云“國法不如家法”“鄉評嚴于斧鉞”，形象地刻畫出宗法組織在基層對每個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宗法組織也能夠和政府管理銜接，宗法族長、家長往往把監督族人完課稅、服役、承辦官府事務作為自己的要務，宗法族長往往由本族中輩分高又識字的人來擔當。這樣，中國封建社會就通過上層國家機器――大一統官僚機構達到每一個縣，再以鄉紳自治為中介，最后由基層宗法家族達到每個家庭，實現了一個超級農業社會之整合。

但是，中國傳統一體化結構是在相對孤立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它的全部功能基本上是針對實現一個幅員遼闊的農業社會整合而設立，在對外開放、碰到近代工業文明沖擊時，它立即顯示出一個不可克服的內在悖論：當它力圖保持社會組織三個層次整合，在這一前提下去學習西方，其后果必然是現代化的失敗。一旦由政府全力推行現代化事業，代價則是傳統一體化整合方式的解體，社會面臨日益嚴峻的內部整合危機。

總之，中國古代史和近現代史，均是其獨特社會結構所表現出的行為模式。在相對孤立的條件下，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基本上來自內部。一體化結構只需應付內部挑戰，中國對外開放，碰到的是西方工業文明的強大沖擊，社會危機來自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不變，系統將難以適應內部整合與對抗外來挑戰的雙重壓力。

第9篇：古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君權與相權;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參知政事;內閣;軍機處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確立、完善和不斷加強,反映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基本軌跡。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核心是皇權至高無上。宰相在我國社會中央集權制度內部可發揮雙重作用:既可以輔佐皇帝、幫助皇帝處理政務,決策既要,也可能因權力過重威脅皇權,因而形成了君權與相權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為什么不斷加強皇權,削弱相權呢?那他們又是如何解決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強皇權,削弱相權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斷加強皇權,削弱相權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達到中央集權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條件下的地主階級的頂端就是皇帝,所謂“家天下”。3.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既然天下歸皇室所有,則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對應的“保權”機制。4.歷史上宰相亂政的教訓,是后來歷代皇帝有所忌憚。這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必然,封建社會的發展趨勢就是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皇權不斷加強,形成一套以皇帝為首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制度。

二、加強皇權,削弱相權的措施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為了加強統治,強化中央集權,設立了皇帝制度,其特征為皇權獨尊、皇帝至上、皇位世襲;中央又設三公九卿制度,輔助皇帝處理國家政事。此時君主主宰國家政治而沒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對他有所制約。皇帝制度的特點,決定了官僚體制的變化原則:維護皇權、服務于皇帝。當時丞相李斯的權利也很大,主要是由于封建中央集權制度剛剛產生,還處于發育階段,皇權的絕對地位還沒有太明顯。

漢初,任命功臣為相,丞相作為皇帝的高級助手,丞相掌握行政實權。漢高祖劉邦和漢惠帝劉盈分別以第一代功臣中功居前列的蕭何、曹參為丞相。丞相作為皇帝的高級助手,實際上是朝廷中掌握行政實權的總理大臣。

漢武帝時頻繁更換丞相,在位54年間,先后用相13人,其中有多人被免職或處死。漢武帝還特意從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選用人才,參與國家政治中樞的主要決策,這樣就形成了由皇帝左右的親信近臣構成的“中朝”,又稱“內朝”,在宮廷之內對重要政事先做出決策。而以丞相、御史大夫為首的官僚機構被稱為“外朝”。漢武帝故意提拔布衣親信組成“中朝”,并有中朝對國家政事先做出決策,將原屬丞相的決策權分割給了中朝,“中朝”擁有決策權,“外朝”變為執行機構。由此達到了削弱相權、強化君權的作用。漢武帝用內朝官來壓抑外朝官以侵奪相權,是漢代中央政治制度發展的一個突出特征。

唐代中央設三省六部制,三省的職責是中書省,負責決策;門下省,負責審核;尚書省,負責執行。而決策、執行,以前都是丞相的職責。唐朝將其分開,同時增加了審核部門,即門下省,進一步分化相權。將相權一分為三。三省相互牽制,相互配合,首長均為丞相。同時,唐朝還設置政事堂,參政議政。各省長官和被冠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的官員,即可進入政事堂議事。凡進入參政堂議政的都是丞相。這些被冠以頭銜的官員,由于本官品位都不高,因而進退較易,在使用上顯得便利。這既有利于發揮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帝的權力。

封建統治者鑒于唐朝后期割據混亂局面教訓,不斷的削弱和分割相權,以進一步加強皇權。三省六部有名無實,設中書門下、參知政事。宋朝就從三個方面來削弱相權:設參知政事,即副宰相,分割了宰相的行政大權;設樞密院,分割宰相的軍權;設三司,分割宰相的財政大權。這些措施確實有效的分割了宰相的權力,確保了君權的獨斷地位。但它也給宋朝帶來了官僚機構的膨脹臃腫,官員人浮于事的困境。

宋朝以后仍然有不同形式的措施出臺以削弱相權,強化君權,而這一漸強,一漸弱也是君主專制制度不斷強化在中央的表現之一。

元朝開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為兩省多相制,又以中書省取代尚書省。

明太祖為了進一步加強君主專制權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殺掉丞相胡惟庸,皇帝自己直接管六部。他還下詔:“以后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國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檢討吳伯宗為武英,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典籍吳沉為東閣。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征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等為之,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但這些殿閣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而且品級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權。它只能算是“內閣”機構的濫觴。

這樣,明太祖廢除了丞相制度,權分六部,直隸于皇帝,解決了君相矛盾。但必然導致皇帝負擔加重,軍國大事均由皇帝個人裁決,難免偏頗、草率。因此明成祖朱棣時設內閣,內閣逐漸成為皇帝的最高幕僚兼決策機構。盡管內閣權力日盛,但畢竟不同于宰相制。內閣只是皇帝的是從咨詢機構,不無決策權。雖有內閣大學士大權在握的現象,但其權力并不來源于制度、職位,而是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支持與信任,一旦失寵,地位便一落千丈。可見內閣首輔的權力與前代丞相已不可同日而語,更談不上制約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