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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關鍵詞：歐洲；高福利制度；中國；社會保障制度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4-0014-02

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風暴還沒完全散去，2009年底，又一場大規模的債務危機登上了歷史舞臺。包括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家都先后出現了嚴重的公共債務崩潰和財政赤字危機，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半[形炸彈”之一便是其盲目的高福利政策。

一、審視歐洲的高福利制度

在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是一個含義非常寬泛的概念，它指國家或者社會為了提高國民或地區居民的生活質量而制定的一種社會和經濟制度。不得不說，百余年來歐洲的福利制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對推動歐洲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曾經一度被稱作是均富社會和避免沖突的理想模式，是歐洲軟實力的重要標簽。

但是這種令人羨慕的高福利體制也是一把雙刃劍，既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國家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也為歐洲國家的長期發展埋下了深深的隱患。2009年的歐債危機就使這種體制的弊端開始真正顯現出來。

1.歐洲的高福利制度使得公共開支比重加大，政府財務負擔加重。從2000年以來，歐洲各國原本引以為豪的福利制度就已經成為其不堪重負的經濟負擔。而且歐元區國家在金融危機后，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復蘇最慢的地區，它只能依賴短期刺激金融業發展來帶動長期實體經濟的復蘇。為了維持高額的社會福利開支，政府只能向外大舉借債，從而導致出現大量的政府財政赤字，政府的財政負擔不斷加重。目前，公共開支比重大，政府財務負擔重已經成為歐洲福利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2.歐洲的高福利體制使得部分歐洲居民好逸惡勞，福利依賴現象嚴重。高福利體制損害了人們的就業動機，使得部分歐洲居民好逸惡勞，出現動力真空，并導致福利依賴現象的產生。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歐洲市場上勞動力的缺乏，從而不利于歐洲長期實體經濟的發展，反過來更加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形成惡性循環。

3.歐洲的高福利制度加重了企業的稅費負擔，嚴重拖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高福利制度雖然大大提高了對勞動者的保障水平，卻在無形之中給企業增加了巨大的壓力。它扭曲了原本的市場資源配置機制，大大增加了勞動力成本，導致企業無法將有效的資金最大程度地有效利用。在激烈殘酷的國際競爭面前，部分歐洲企業由于資金原因應對乏力，從而拖累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4.歐洲的高福利制度使得社會矛盾尖銳化，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自歐債危機后歐洲經濟低迷，歐洲各國紛紛對高福利制度采取了緊縮政策，其中第一個受影響的就是歐洲各國的移民。他們的生活將受到影響，并認為福利削減是來源于其政策上的歧視。本國人民則會認為自己原本享有的福利優惠被移民分割了，這種相互排擠、相互仇視的態度最終上升為強烈的對抗和分歧，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

歐洲國家為了擺脫進退兩難的福利困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對各國的高福利制度進行調整[1]。歐洲各國的調整措施，具體來說可以歸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縮小福利的覆蓋面，用選擇性原則替代普遍性原則。要糾正社會福利全民普遍享有的做法，使得社會福利切實流向最需要的人群，物盡其用。如此一來，歐洲各國也能縮減福利開支，提高社會福利的效率，減輕其財政負擔，有利于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

第二，削減社會福利項目，并明確社會福利享受者的權責關系。歐洲國家長年來實施的高福利制度使得部分歐洲人養成了過分依賴福利政策的懶散病，為了達到反福利依賴的目的，歐洲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激勵措施。例如推進與就業相關的激勵制度，明確社會福利享受者的權責關系。并且除了養老、失業、醫療等基本福利項目外，其他福利項目正在逐步削減。

第三，加強社會服務體系建設，以減少政府的公共開支。為了減少政府的公共開支，歐洲國家通過培養家庭護理員、建立社區服務體系、擴大家庭服務等途徑來加強全社會的服務體系建設。社會成員通過參與社會服務體系建設這個過程，也會影響其以后的學習和社會生活觀念。

二、反思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

和西方相比，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從理論研究和實踐層面上都相對稚嫩。雖然在我國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問題依然存在。

理論層面上存在的問題：

第一，研究內容還是不夠充分。由于社會保障既涉及主流社會對于弱勢群體的價值判斷問題，又要考慮核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實證問題，所以社會保障制度研究既屬于規范研究，又是實證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研究在這兩個領域都存在著問題。

第二，研究方法上還存在問題。目前社會保障的研究方法主要以經濟學為主。但是，社會保障由于涉及公民需求、公民權利以及公民意識等問題，所以必然要與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幾個學科發生聯系。對類似這些問題采取什么樣的研究方法，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合理解決，社會保障還沒做出科學的回應。

第三，學科體系發展還不完善。在中國，社會保障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并沒有成熟，迄今為止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是指，某一特定學科的科學家所共有的基本世界觀，它是由其特有的觀察角度、基本假設、概念體系和研究方式構成的，它表示科學家看待和解釋世界的基本方式。①學科體系亟待完善。

實踐層面上存在的問題：

第一，實踐中覆蓋面過于狹窄，享受社保的機會不均等。國務院于2009年9月頒布了《國務院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這標志著我們的社會保障體制已在制度上實現了全民覆蓋。但是在實際生活中，社保要實現全民覆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譬如社會保險，區縣以下的鄉鎮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職工和個體企業的社會保險就還都很不健全。

第二，社會保障的相關法制還不夠健全，明顯滯后。社會保障制度自改革以來，雖然國家和各級政府都先后出臺了一些有關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但是迄今為止國家還沒有一部統一的社會保障法，由各部門制定相應的部門規章。誠然，代表不同利益的各部門在制定規章時難免會發生碰撞和矛盾，不利于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的長期發展。

第三，社會保障的資金籌集不規范，并且還沒有形成有效的資金管理機制。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資金籌集還不規范，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F行社會保障資金在籌集上主要由各行業、各部門、各地區自行制定具體的籌資辦法與比例。因此，有必要用新的籌資方式來代替原先相對分散的投資方式，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需要。不僅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形成有效的資金管理機制。仍有很大一部分的社會保障基金游離于國家財政之外，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2]。

三、歐洲國家福利制度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啟示

目前，減輕政府和企業的財務負擔、改革高福利制度已經成為歐洲國家的普遍做法。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尚處于起步階段，應該認真研究和吸取歐洲國家建設福利制度的經驗和教訓，依托國情，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主義社保體系。

第一，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國情化，積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不菲的成績，國家綜合實力快速提升，這為建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但是我們必須看清的是，中國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和歐洲發達國家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所以我們要在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積極作用時，依托中國的具體國情，積極建設適合中國現階段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二，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制化，建立相應完備的法律制度。歐洲國家相對成熟、完善的福利制度都是以健全的法制為基礎的，每一項措施的實施和修改都有其相應的法律依據。而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障立法存在著以下一些問題：一是法律、法規偏少；二是有關福利問題與其他社會政策混在一起；三是現行有關法規政策在社會福利事務的管理、監督等方面存在著模糊性等等[1]。因此，目前我們急需要完善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這是推動我們社會保障事業向前發展的關鍵。

第三，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科學化，制定科學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要根據具體情況，合理設定全國和地方的社會保障水平。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大，我們既要做到統籌規劃、考慮大局，又要充分考慮群體差異和群眾的切身需求。而且我們要授之以漁，而不是授之以魚。不是單純一味地補助，還應考慮多舉辦些技能補習班、學習培訓班等等，以便幫助群眾更好地就業以及再就業。

第四，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市場化，改革現行的官辦型社會保障體制。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實行的是單位承辦社會福利、政府包攬社會福利的模式，這是一種非系統化、非社會化的模式，存在著諸多弊端。解決辦法只有一條，那就是改革現行的官辦型社會保障體制，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市場化[1]。

參考文獻：

第2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國家的穩定器和安全網，擔負著維護國家安全，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的重任。同時，在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下面將分析在思想理論的指導下，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下，英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理論基礎

⑴宗教的慈善思想

資本主義為基督教的慈善事業打下了物質基礎，而基督教中的慈善思想也為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奠定了精神依托和理論基礎。宗教文化在歐洲有著廣泛的影響，它一直提倡慈善事業?；浇绦Q“世人均是上帝的子民，四海之內皆兄弟”，上帝恩賜世人以財富，所以世人應該共享財富。在早期歐洲，宗教倫理中“仁愛”與“慈善救濟”思想的宣傳深刻影響了后世，在英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時，早期基督教社團所實行的財產公有和平均主義分配原則，為英國制定福利分配方法提供了依據。宗教有著龐大的組織體系，從這種意義上講，它將濟貧納入了統一的組織形式，但教會本身消耗了大部分吸納來的財富，用于濟貧的數量有限，而且“有時似乎是對社會不滿的一種止痛藥片”，它有減輕的作用而沒有治好的效力。[1]以教會為主的貧民施舍逐步被政府所采納，變為政府全方位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在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和形式進行擴充調整之后，又廣泛介入貧困、疾病、失業等重要社會問題。這為英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現的普遍性原則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⑵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

自由是有限的，但自由應該以大多數人的自由為目標，而不是舊自由主義認為的個人無限制的自由。新自由主義學說一改傳統自由主義對國家干預的反對，認為自由不是絕對的，主張“國家為了自由本身的緣故必須進行干預”。[2]可見新自由主義者強調一種新的社會與個人的關系，是社會與個人之間一種互換的責任和義務。它認為國家對社會經濟與生活應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防止自由主義及其經濟體制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化，但這種干預并不是一種絕對的、無限度的，個人的福利與社會福利是緊密相連的，國家干預并非最終目的，應該把個人自由、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協調了起來?！皣铱梢酝ㄟ^稅收拿走個人的部分財產，這是因為國家對維護個人的安全是必要的，個人必須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3]新自由主義者還強調社會問題更多是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結果。

⑶費邊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

費邊主義理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不僅僅是個人或個體的綜合，而是諸多個體結合起來形成的，個人與社會之間也有一個合適的協調關系。以整體為重，以社會的延續為目標，通過一定的互助、合作達到利益最大化。在經濟上，每個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力。在政治上，國家有確保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權力和義務。[4]但當兩者發生沖突，費邊主義主張通過政府干預社會生活，實現社會改良，解決社會問題。只有讓社會體系中的每一個人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才能使他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增進社會效益。費邊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強調了國家和國民的雙邊責任和義務，即兩者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權利。需要注意的是，盡管英國當時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不十分合理，但費邊社會主義并不是強調一定要資本主義，而是強調要建立類似社會主義性質的全民幸福的體制增進人民的幸福感。因此，費邊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基礎對英國建立起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⑷凱恩斯的思想

資本主義體系并不完善，不具備自我調節機制?！白杂筛偁帯钡氖袌鼋洕w制必然帶來破產和失業。凱恩斯認為只能通過政府干預經濟生活來控制和調整其功能和效率。他闡述了國家干預經濟思想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希望國家調節國民分配，增加國民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與此同時，凱恩斯不但提出了政府應該干預經濟，而且闡述了如何干預，及其干預的程度。比如建立累進稅制和推行最低工資等社會保障制度，就是國家干預國民收入再分配、支出的一種形式和手段。這一理論明顯影響了英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進程。

二、現實背景

⑴工業化進程的影響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的工業革命極大的促進了工業發展，壯大了工人階級的隊伍，這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也接踵而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規模日趨擴大，農民轉變成為工人，依靠出賣勞動力生活，很容易陷入貧困無助的境地。在面對貧困和失業日益加劇以及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統治階級為了消除工業化的惡果維護自身的長遠利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開始認真的調整當時的社會福利政策，相應的提出了一些立法政策，并在這個時期成立了以扶貧為主要使命的國家機構，提出一種新的保障方式，在保障勞動者生存風險的同時，提高人們的整體生活水平，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⑵貧困和失業率對國家的威脅

盡管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工業革命也使英國的社會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平均。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十分迅速，資本家依靠原始積累使其資本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另一方面，缺少生產資料的廣大勞動者，則長期處于貧困的生活狀態。英國社會處于兩極分化時期。19世紀以來，嚴重的貧困問題和失業問題使得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影響了英國國內的安全穩定和發展。此時，英國正在實行對外資本主義擴張，在海外不斷的拓展疆土和殖民地，但卻有大部分英國軍人應征者體檢不合格，這都是因為長期營養不良造成的。沒有穩固的軍隊不僅不能進行對外資本擴張，還威脅著本國的安全?？梢娯毨栴}除了影響了英國的政治經濟以外，還嚴重影響了英國資本主義的軍事效率和管理效率等。統治階層越來越認識到，通過分配方式的改革，對這些貧困者，失業者予以一定的扶持，讓其不掙扎在貧困線上，是保證國家穩定的基本措施之一。[5]因此有必要采取各種手段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貧困以及貧困帶來的貧富之間的懸殊差距，緩和社會矛盾。

⑶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不久，戰爭中被抑制的消費需求開始擴大，英國的經濟隨之出現繁榮。但好景不長，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幾乎席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具有驚人的破壞力。危機的沉重負擔漸漸轉嫁到廣大勞動人們身上，英國也受到這次經濟危機的嚴重打擊。出現了嚴重的生產下降，大批工廠倒閉，許多企業經營者的積累瞬間化為泡影，商品大量過剩，社會物質財富被破壞，生產力大量被閑置、被毀滅；數以百萬計的勞動者在一時之間變得一無所有，失業人員劇增，許多人因為無力支付房租、水電費等而被趕出公寓，到處流浪；許多學校不再招收學生，即使是公立學校也被迫關門，導致幾十萬學生失學；信用危機導致銀行倒閉，全部銀行都陷入癱瘓狀態，進一步擴大到貨幣危機，世界貿易也陷入萎縮和停滯；農產品價格暴跌。為了恢復經濟，各國又開始爭奪市場，本國貨幣貶值，結果世界市場更加狹小。1937年又爆發了一次新的經濟危機。面對這種空前的危機狀況，英國政府開始真正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擴大社會保障的范疇，以應對經濟危機帶來的各種問題，全面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

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英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開始關注國民的基本生活狀況了，戰時政府把社會福利水平提高了一些，尤其是在兒童福利和醫療保健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大量的軍人需要重新就業，他們的疾病以及傷殘問題、陣亡者遺屬的津貼補助問題等等需要解決。戰后和平提高了國民物質文明水平，英國政府開始主動積極的制定社會保障計劃，讓每個國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體面的生活。于是社會保障計劃逐步的由只是對軍人的特權擴大到軍人家屬再到全體公民，發展和改善國民的住宅、生活和城市環境，幫助失業者和貧困者擺脫不幸等等。國家通過立法的形式把社會保障制度確定下來。這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徹底的改變了戰時為了緩和經濟和社會矛盾的臨時應急措施的狀態，而是作為一種長期戰略，促進英國經濟制度的廣泛發展和不斷完善，保障英國全體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是英國重建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對英國建立福利國家有著重大的影響。

參考文獻：

[1]W.J.Ashley 著,鄭學稼譯.英國經濟史及學說(下冊)[M].臺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1973:307

[2]丁建定.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J].史學月刊,2002(3):46

[3]陳曉律.英國福利國家的由來與發展[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7):76

第3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摘 要 美國是全球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其在會計理論研究及會計準則制定等方面的經驗也最豐富，對于發展我們國家的會計事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很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特點。本文將從美國的會計宏觀管理、會計實務等幾個方面探討美國會計制度建設的特點及經驗。

關鍵詞 美國會計 會計制度 建設經驗

一、美國會計的宏觀管理

不同于大部分國家以公司法的有關條款作為公司會計的法律規定，美國的財務會計準則是以分權制為基礎來制定的，即美國的國會授權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作為唯一的官方代表，負責主持會計準則的制定與實施。在SEC的主持與監督下，由民間獨立形成的會計職業組織，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來制訂企業會計實務的公認會計原則(GAAP)，以此來指導企業的會計實務。一個企業的財務狀況、財務報表的制定、經營成果的公示是否遵守GAAP，被認為是其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就像英國把“真實價值和公允觀念”作為其標志性的會計模式一樣，美國的標志性會計模式便是GAAP。因此，美國的會計宏觀管理制度體系可以概括為：國會SECFASBGAAP。

二、美國主要會計實務特點

由于美國會計深受產權資本和證券市場的影響，因此保護產權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利益是美國會計理論與實務的出發點和總目標。

1.報告體系

一家美國大型公司典型的年度財務報告包括：（1）管理部門報告；（2）獨立審計師報告；（3）主要會計報表；（4）管理部門對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討論和分析；（5）會計報表的注釋；（6）5年或10年選擇財務數據的比較；（7）有選擇的季度財務資料。值得強調的是兩種進一步的美國報告實務：（1）所有公開上市交易公司編制的分部會計報告；（2）基本和稀釋后每股收益的披露。

2.計量實務

美國的會計慣例遵循了以歷史成本計量的基礎，和傳統的實現原則。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有：

對固定資產的計量。在清理固定資產前，不對固定資產的賬面價值進行重估，也不對其在此基礎上進行價格調整其賬面價值，但是在進行清理時，為了穩健性考慮，可以按市場公允價值對其計價。

存貨的計量。存貨的計量一般遵循成本和市價孰低原則，而成本的計量方法主要有先進先出法、后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而運用最為廣泛的是后進先出法。市價是以重置成本計量，其上限為可變現凈值，下限為可變現凈值減去合理的利潤。

研發費用的計量。由于研發支出涉及很多不確定性因素，一項研發費用與將來可能獲得的收益之間的關系很難確定，因此在對研發費用計量的時候一般采取穩健的處理方法，即將當期的全部研發支出在當期進行全部注銷。

租賃業務的計量。對租賃業務的計量遵循的是“實質大于形式”的原則，當與所租賃資產相關的風險和報酬全部轉移給承租人時，對該項資產應該以融資租賃的方式進行計量。

所得稅的計量。由于會計處理規則與稅法規則不一樣，由此會產生相應的遞延所得稅資產與發債。

3.合并實務

美國是提倡企業編制合并會計報表的先鋒，大多數企業采用購買法進行合并，被購買企業的資產按公允價值重新估價，購買成本與兼并獲得的凈資產公允價值總和之間的差額作為商譽予以資本化，按直線法在規定年限內攤銷，攤銷年限一般不超過40年。

三、美國會計制度建設的經驗

1.重視企業會計準則的制訂

由于企業會計準則的制定是一項巨大而復雜的工程，它涉及的各方利益集團眾多，因此，美國歷來都對會計準則的制定和修訂都十分重視。它首先會由議會提出修訂的要求，再由議會授權SEC對修訂的可行性進行研究調查，如果確實可行，再由FASB將修訂后的會計準則條款納入GAPP。這中間涉及到的人財物的資源耗費，不同利益之間的協調工作，美國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會給予充分的支持并積極地參與當中。

2.會計準則由民間組織制訂，具有廣泛性、超然性和合理性

FASB在制訂會計準則方面的權威性，不但需要SEC的授權和支持，而且還依賴其所制訂會計準則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根據規定，FASB的7名專職委員由以下組織發起提名選任：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美國會計學會、財務分析家聯合會、財務經理協會、全國會計師聯合會和證券業協會。因此，FASB成員來自社會各界，具有相當的廣泛性。進入FASB前，這些成員必須割斷原來與企業界和政府的經濟聯系，以便保持其獨立性和超然性。FASB每一項會計準則從議題確定到準則，都必須嚴格遵循“陽光下的充分公開程序”，公開征求各界意見，舉行聽證會，協調社會各界的利益。這對我國的啟示是，盡量擴大我國現在準則制訂機構成員的代表性，吸收社會各方面力量，特別是金融機構、證券管理部門和非國有企業的參與，提高準則制訂過程的公開性，從而使最終制訂的準則更好地考慮各方的利益。

3.會計準則層次分明、數量龐大

美國具有層次非常鮮明的企業會計準則。FASB是美國會計準則的最上層，只有它制定的會計準則才被SEC認為是最具權威性的。FASB主要對具有重要影響的會計業務出具處理意見，它制定的會計準則構成了GAAP的主體，也成為美國所有的企業制作對外公布的財務報表所必須遵守的準則。屬于FASB下一層次的主要有緊急問題工作小組（EIBI），它主要對一些突發的緊急會計處理問題出具指導意見，以及時應對新出現的會計問題，從而引導企業對新會計問題做出正確處理。而在一些特殊性行業，比如銀行、保險等金融行業，則由AICPA下屬的會計準則執行委員會，在FASB制定的現有會計準則的基礎上，提出一些處理意見。

這些不同層次的準則和處理意見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共同構成美國GAAP體系，有效地規范了企業會計核算和財務報告行為。這對我國具體會計準則的制訂似可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參考文獻：

第4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 制度 制度粘性

潘成云（1999）提出的戰略營銷觀念認為，戰略營銷觀念區別于市場營銷觀念之處主要在于，“市場營銷觀念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單純企業利益最大化，這種利益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長期的，而戰略營銷觀念追求的最終目標十分明確，即企業與社會整體長期利益同時最大化?！币蛊髽I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同時最大化的目標，就必須解決企業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問題，主要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企業對于外部性產生的后果到底要不要承擔責任，這又取決于現有的社會制度安排。

一、企業社會責任概述

1.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兩種主流觀點

早期的主流經濟學認為企業是屬于企業所有者――股東的私有財產，企業的管理者只需對股東負責，企業只要以“經濟人”的觀點努力為股東賺取利潤就可以了，不必承擔除此以外的責任。美國經濟學家密爾頓?弗里德曼是這種觀點的突出代表，他（1970）提出：“在自由經濟體系內，企業的惟一社會責任，就是利用其資源，在游戲規則之內，包括公開與自由競爭，不欺詐詐騙，從事增加利潤的各種活動”。這類觀點把企業的功能視為純經濟性的，把經濟價值作為衡量企業成功的惟一尺度。

而以安德魯斯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家則主張，企業除了要為股東賺取合理利潤之外，還必須承擔其他一些責任，保護和增加社會財富，成為社會良心的維護者和社會問題的解決者。這種觀點認為，企業既是一個經濟組織，以追求經濟利益作為自己的目標，同時又是一個社會組織，有責任來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

波斯特等（2005）把這兩種主流觀點稱為反對和支持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這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是一種狹義的理解，廣義的理解是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個基本單位，它對于社會應當承擔的責任，包括基本的社會責任（比如生產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對負外部性后果承擔的責任（比如環境污染的治理)，以及道德規范期望的責任（比如慈善事業）。兩種主流觀點的差別在于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承擔多少社會責任。

2.企業社會責任：一個概念框架

本文把弗里德曼認為的企業社會責任，也就是正式制度下決定的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稱為正式社會責任；而把正式制度以外，公眾和社會組織從道德倫理上要求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稱為非正式社會責任。企業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跟制度密切相關。

二、制度與企業社會責任

1.制度的概念與內容

早期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如凡勃倫、康芒斯對制度都有論述。凡勃倫指出，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某一時期或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通行的制度的總和構成了生活方式。康芒斯所說的制度是指約束個人行動的集體行動，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諾思認為，制度是一種社會博弈規則，是人們所創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往的行為的框架。舒爾茨把制度定義為一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盧現祥，2003）。

本文把制度看成一種行為規則。既然制度是關于社會、政治、經濟行為的規則，那么企業的社會行為、經濟行為就會受到規則的制約。企業是在現有制度的制約條件下活動的，尋求企業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沒有制度的制約，企業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可能會導致社會資源的過度使用，環境嚴重惡化，經濟生產危機。所以通過制度來制約企業的行為是實現企業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徑。

制度由三個基本要素構成，正式約束、非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盧現祥，2003）。正式約束是人們有意識創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則。正式約束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則構成的一種等級結構，從憲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細則，最后到個別契約，它們共同約束著個人和企業的行為。非正式約束是人們在長期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構成代代相傳的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社會公認的行為規則和內部實施的行為規則，主要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因素。制度構成的第三個部分是實施機制，離開了實施機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規則就形同虛設。

2.制度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影響

假定制度安排既定，在實施機制完善的情況下，正式約束直接影響到企業在尋求利益最大化中的成本函數。如果企業違反了正式約束（比如某項法規），那么它就要為它的行為付出代價（比如罰款）。正式約束中規定的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一定會承擔，否則就會損害企業利潤。（這里暗含一個假定，正式約束的設計是完美的，也就是說這種制度設計約束下，企業尋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行為選擇一定是承擔正式約束要求的社會責任。）所以正式約束對于企業社會行為、經濟行為的約束決定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

非正式約束對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影響是間接的。雖然不少組織、公眾要求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這種要求停留在道義勸說的層次，不能形成正式約束，對于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成本影響有限。企業不按照非正式約束的要求承擔額外的社會責任，比如治理環境污染、捐助慈善事業，先是會影響到企業的形象，進而影響到企業產品的銷售，最后才會影響到企業的利潤，這是一個間接的過程。如果市場信息是不對稱的，公眾無法知道企業的行為，再如果企業的產品質量又是過硬的，最終這種不遵守非正式約束的行為對企業利潤的影響是相當小的。

實施機制對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影響是很大的，前文我們假設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是完善的，當這樣的實施機制本身存在問題的時候，正式制度便形同虛設，那正式制度規定的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也不會落到實處。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為減少成本會不去承擔社會責任。如果實施機制能切實有效地使正式法規產生作用，就意味著，一旦企業不承擔規定的社會責任，它就會面臨更大的成本。

3.制度決定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

企業在決定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的時候，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的，在正式制度設計是完美的假設前提下，企業一定會承擔正式社會責任。而對于非正式社會責任企業要視其成本收益關系決定是否承擔，如果非正式約束不能影響其利潤或影響較小，企業會不承擔或較少地承擔非正式社會責任；如果非正式約束對企業的利潤影響很大，企業會承擔較多的非正式社會責任。

要使企業的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僅靠非正式約束的作用是有限的，企業的非正式社會責任是極其不確定的，受到多種因素的干擾，且大多數企業沒有主動承擔非正式社會責任的動力。企業的正式社會責任是相對確定的，只有在正式制度設計不完美的情況下，才會產生企業不承擔正式社會責任也會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因此，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與社會利益最大化不一致的問題，要通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轉變以及正式制度設計的改善來解決。這就涉及到制度變遷的問題。

三、制度粘性與企業社會責任

1.制度粘性的提出與解釋

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用正統經濟學的“供給―需求”分析來研究制度變遷問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制度安排需求主要來自于公眾，公眾往往期望企業承擔比現有制度安排更多的社會責任；而制度安排供給者主要是政府，政府根據多方因素平衡來決定企業承擔多少社會責任，決定什么樣的制度安排。這樣，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制度安排供給與需求是不一致的。本文沿用西方經濟學“粘性”的概念，把這種制度安排的這種供求不一致現象稱為制度粘性。

諾思認為，從認知和組織制度變遷到啟動制度變遷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制度變遷的時滯，制度滯后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種現象（盧現祥，2003）。諾思解釋了產生制度粘性的一個主要原因，即從制度安排的需求到制度安排的供給的時間差。由于政府與公眾對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認知總是不一致的，政府從了解公眾認知、理解公眾認識、調整自已的認知到調整制度安排肯定是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樣，便產生了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供給時滯，制度安排不能及時根據供求狀況進行調整。

即使不存在制度供給的時滯，制度安排在長期內也不一定會按照公眾的期望進行調整?？梢杂妹绹洕鷮W家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來分析制度供給問題，這里的制度供給類似于政府出臺一項政策。政策的需求者是公眾、政策的供給者是政府，公眾通過議員向政府反映對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要求。由于不同的議員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都尋求對自己利益集團有利的政策結果。比如代表企業的利益集團可能要求承擔較少的社會責任，代表工人的利益集團可能要求企業更加關注工人的工作和生活，而代表農民的利益集團可能要求企業盡可能減少污染的排放等?？傊?，無法權衡所有的利益集團，政府對于企業應當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的認知很難與公眾的認識一致，因為公眾的認知也是多方面的。因而，政府也無法設計一個符合所有公眾要求的制度安排。這樣，制度安排的供給總是與制度安排的需求不一致的。

產生制度粘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在提供新的制度安排并相應地建立實施機制是有成本的。制度變遷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活動過程，其活動內容和活動方式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其成本構成和成本水平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制度變遷的風險很大。制度供給的成本至少包括：規劃設計的費用、清除舊制度的費用、消除制度變革阻力的費用、建立實施機制的費用，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預知的費用。由于這種提供制度變遷的成本很大，而收益是非常不確定的，即使發現了這種供求的不一致，政府往往不會產生制度供給的動力。

2.制度粘性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影響

制度粘性的長期存在意味著非正式制度難以向正式制度轉變、現有的正式制度難以改善，因此對企業來說總是存在著正式社會責任和非正式社會責任，正式社會責任的承擔取決于正式制度設計和實施機制的完善程度，非正式社會責任的承擔取決于企業自身成本收益分析。

制度粘性的存在給企業創造了一個新的利潤增長點，既定的制度安排決定了同類企業的正式社會責任都是一樣的，但是每個企業面對的非正式社會責任都不一樣。企業可能通過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來產生差異，形成競爭優勢。公眾普遍期望企業承擔一些他們認為必要的社會責任，比如嚴格控制污染、關心消費者健康等。如果一家企業在這些方面都做得比別的企業更好，公眾會對該企業產生好感，而更愿意購買該企業的產品。

值得強調的是，這種收益往往是一種長期收益，需要企業主具備戰略的眼光。

參考文獻：

[1]潘成云:戰略營銷管理――原理、方法和實證[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120

[2]Milton Friedman．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J]．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3, 1970

第5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到目前為止，政府啟動內需的政策是戰術性的，沒有包含戰略性的調整和深層次改革。多數經濟預測和研究，并沒有認識，或不愿意承認中國進入了通貨緊縮，理論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層次矛盾排除在經濟學研究之外。1998年政府增發國債投入基礎設施，國內工業稍有增長，即有不少“名家”出來宣布“中國經濟增長到7。8%已經見底。1999年3月，中央貨幣當局負責人公開否認有“通貨緊縮”的存在，說僅僅價格下降不證明有通貨緊縮，必須同時出現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但統計數字馬上就顯示出：3月份儲蓄超常增加，不僅說明消費難以啟動，而且表明相當一部分個體戶的經營資金退出了投資領域，政府投資沒有能夠有效地帶動民間投資。

1988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室，由我的博士導師光主持的宏觀經濟分析課題，指出中國經濟進入“大調整”；二是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研究開發部主辦的《每周述評》，宋國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國經濟進入了通貨緊縮。胡鞍綱亦認為中國進入嚴重的通貨緊縮。我認為，通貨緊縮直接所指，就是價格水平的持續下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20年所積累的泡沫，遠遠沒有擠干凈，需要一個以通貨緊縮或者危機的形式，降低價格，工資和成本，促使企業兼并的時期，通貨緊縮不僅難以迅速擺脫，而且在向深層次發展。通貨緊縮的第一個表現，是商品價格持續下降。我國消費物價指數1994年為最高點，同比增加21。7%1995年下降到14。8%，1998年竟然下降為負3%的水平。

1994年4月，通貨緊縮沒有任何緩解。零售價格指數環比下降0。7%，消費價格指數環比下降0。8%。1-----4月，零售價格指數共下降2%，折年率為6%，這是有記錄以來4個月積累的空前跌幅。4個月的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為9。1%，但是工業生產絕對水平低于1998年11月的水平。貨幣數量增長率正在下降，這是一個預示短期內緊縮持續或者加劇的信號。商品價格縮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長虹再次降價。1996年，長虹彩電降價30%，這次，長虹從降價50----1000元，降幅15%左右；康佳降價100-----1500元，降幅10%左右；創維降價18%。通貨緊縮的第二個表現，是資產縮水。

1．股票市場持續下跌。

自1997年5月最高點以后，中國股票市場就一路下跌。四川長虹的股票價格，竟然從46元下跌到了12元。從1998年12月到1999年春節，討論證券法，和連續不斷的新股發行，都給股市雪上加霜，與直線飚升的美國股市，日趨恢復的香港股市，形成鮮明的對比。1999年5月17日，當兩只新基金跌破發行價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過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卻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價。

海南豪宅降價出售，是第二項資產縮水。全國積壓的8000萬平方米豪宅，已經數年，房地產公司的利益，和各項中間環節的費用，已經打入房產成本，豪宅積壓，資金是壓在銀行，損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納稅人承擔。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數千元，此次降價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元左右，降價幅度超過60%，簡直是虧血本大甩賣，這難道不是一次嚴重的資產縮水嗎？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徹底改造房地產供給體制，不清除中間環節的情況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設投資，仍舊可能出現價格過高，居民難以承受的問題。到明年再出現積壓，降價處理，資產縮水將更加嚴重。

3．正在縮水的另一項資產，是人民幣自身。人民幣對內價值是利率，已經連續降低，對外價值是匯率，在資本外流和未來國際收支的壓力下，縮水亦在所難免。

即使按照廣義的通貨緊縮定義，將經濟增長率的下降考慮在內，未來數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亦在所難免。一個重要的信號是，1999年5月份，凈出口將出現負數，國際貿易收支的逆差，進口的上升與國內經濟增長并不同步，絕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擊走私，將前幾年已經存在的走私進口正式記入進口，擴大了貿易收支逆差，這正是一種縮水效應。二是國內啟動內需所增加的收入，沒有擴大內部需求，反而擴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進口手機，經濟學稱為收入的“漏出效應”。4類國內需求，消費，投資均為疲軟，凈出口由正變為負，正是緊縮效應，只剩下一個政府開支。擴大國債發行的擴張效應被增加稅收的收縮效應所抵消。資本外流使國家外匯儲備不再增加，阻礙了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發行渠道；另一條渠道是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由于多年積累的不良貸款需要清理，自動產生貸款緊縮；最后一條渠道是財政赤字在銀行透支，已經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觀經濟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貶值人民幣并強制結匯，同時促進基礎貨幣發行。中期可采取結構調整政策，包括第一進入WTO，以未來國內市場換取目前外資的大量流入，以緩和國際收支的逆差趨勢；第二，出售國有資產；第三，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工資。長期則必須進行根本性的體制改革和戰略轉換，我已經提出8條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敗措施，堅決清除腐敗；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建立信譽記錄；以國債帶動勞動積累，提高農民收入，進行國土整治和農村城市化；繼續以開放促進改革，改變過分的縱向一體化，政府集中權力強化壟斷的傾向，發展社會橫向組織；將部分國有資產存量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進入股票市場；改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西方高消費的戰略，發展獨立的高科技和國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項目的成本，等等。

總之，我們必須從歷史階段的變遷，把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看成是戰略轉換的不可避免的“變盤時的滑坡”，抓緊時機解決中國改革的深層次矛盾，為未來中國數十年的經濟持續穩定有效益增長，創造條件。

一．需求主體轉換與利益結構調整

1999年6月份，通貨緊縮已成事實，政府和學術界在認識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達成了共識，我國需求和供給結構都出現結構性斷層，社會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越來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擔，居民預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響了消費和投資，不進行利益結構的調整，經濟難以啟動。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財政力量承擔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調整社會分配關系。擴大總需求，關鍵是調整需求結構，進行需求主體的轉換。過去20年帶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國人的需求。這是中國的出口。

第二，國內單位購買力。

第三，暴富階層的需求。后兩部分包括相當比例的進口轎車和手機，這是對外國商品的需求；在國內是豪華別墅，高檔消費品，貴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價值，高價格的東西，這就決定了中國的供給結構，過度追求高利潤，高資本技術密集，依靠進口原材料，高工資，低就業。這樣的由少數單位和富人帶動的需求結構，和為他們服務的供給結構不能帶動大眾消費，社會的需求和供給出現斷層。當少數人的需求飽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華產品與大眾無緣，相對生產過剩必然出現，而且靠經濟總量的擴張，難以擺脫。所謂啟動內需，就是要讓另外3部分需求成為主體：

一是以政府為主體的社會投資需求，即基礎設施，環境保護，教育科技，社會保障，國土整治，醫療衛生，國防公安，農村城市化等8個方面，應該由政府進行基本投資，提高民間投資的邊際收益率，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投資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組織動員能力，必須以低成本的反腐敗措施，迅速有效地解決腐敗和暴富階層沒有合法性的問題。

二是農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農用汽車和家用電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轎車和住宅。但是城鄉居民的需求似乎難以啟動。大家奇怪，老百姓為什么有錢不愿意花？銀行里不是有60000億居民存款嗎？中國經濟的研究者們長期忽視和忌諱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有人根據公開的統計數字，說中國沒有兩極分化，他們沒有計算隱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為缺乏數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有少數人以非常不正當的手段實現了暴富，大多數居民手頭仍舊比較緊張，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一直被忽視，或被掩蓋，似乎誰去研究，就沒有“實證性”，就有“否定改革開放”之嫌疑。

許多人估計，目前中國80%的銀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約20％的存款------這個“20：80”格局，是一個兩極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們警惕。

治病，必須對癥下藥。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到今天，已經面臨著“20：80”格局，暴富階層的消費已經飽和，由于沒有合法性又不愿在國內投資，出現大批資本外逃。

國家投資很難帶動民間投資，少數人的需求又帶不動社會總需求。居民的即期收入并不太高，預期收入更不樂觀；由于改革方向的偏差，其收益越來越多地被少數人所占有，而成本越來越多地由大多數人承擔，居民預期支出增加超過了預期收入的增加，有限的收入要準備買房，治病，為子女交學費，直接抑制了消費?？繂庸善笔袌觯梢詾閲衅髽I籌資，但是對消費刺激不會太大：牛市時大家只要賺了錢，就要再買股票；熊市時股票被“套”，有誰會“割肉消費”？進一步啟動內需的政策，帶有一定的社會收入分配的性質但是限制在增量方面，進行小幅度調整，如提高工資和對低收入階層的補貼；進一步擴大消費信貸，由政府財政承擔下崗工人的社會保障等。但是如果只限于從增量調整，肯定會增加財政赤字，最后轉化成通貨膨脹，使經濟增長難以持續。因此需要從存量上調整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解決歷史遺留的老職工沒有社會保障的問題。

三．以國有資產存量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

以部分國有資產直接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場，是我5年以來多次提出的建議，至今沒有被采納。我的建議是：在我國企業改革中，我們必須對于受到損失的工人，給予適當的補償。除去待業保險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把過去計劃經濟下由國家財政集中起來的，國營企事業單位職工干部多年積累的退休金和醫療費，在建立社會醫療保險的過程中，一次性地予以承認和補償。

按國際慣例，高工資里包括了醫療和住房部分，難怪美國和香港人要用一生積蓄的三分之一來買房子。退休金，是經國家立法，由政府，企業和個人按比例，每月存到保險公司的，一個人勞動40年，按復利計算，可以儲蓄一大筆錢為養老之用。保險公司亦作為投資機構，使這些資金保值增殖，從投資利潤中按月償付養老金。在我國長期實行低工資，這部分錢也是有的，只不過沒有給個人和保險公司，而是由國家財政統一集中投資，形成了現有的國營企業。因此，按每個職工干部的工齡，解決住房，實行工費醫療是應該的，改革住房和醫療制度，是把這部分基金發給個人，同時把以前存下的也應補給個人

如果國家和單位不再負擔職工的住房和醫療的話。對于退休金更應如此。按照工齡計算，一個30年工齡的職工或干部，如果被企業辭退或本人下海，應該按照工齡將以前存款補齊。在建立社會退休保險制度時，應該按照工齡，將全體職工的過去的養老金，由國家財政補齊。資金的籌集辦法，一是拍賣一部分贏利的國營企業，二是發放一部分國營資產股票，三是發放一部分國庫券因為養老金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按月領取，所以一次性補償，并不是將這筆錢一次發給職工，而只是給每人在保險公司立一個帳戶，將國家欠職工的暗帳變為明帳。無論工作調動還是被辭退，這個存折都應隨著職工本人走。新晨

第6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應順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趨勢

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的選擇上,既要保證基金基本保持自我平衡,又要考慮農民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既要照顧多數農村收入水平較低的現實,又要為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在較高水平上起步留有制度空間;既要考慮現實條件廣覆蓋、保基本,又要著眼長遠盡量避免給今后的發展和完善設置障礙;既要滿足近期為農村老年人口基本養老保障的需要,又要為逐步提高農村社會養老待遇水平創造條件。因此,制度模式的設計上,應該充分考慮目前可以預見的幾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趨勢。

(一)農村合作經濟發展趨勢?？紤]到農村合作經濟發展趨勢,以及許多地方已經率先通過合作經營實現了富裕的實際,因此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應該為已經加入到合作經濟組織和已在農村企業就業的人員留出空間。一是應規定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參保人員需要集體和個人同時繳費,沒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參保人員全部由個人繳費,同時對繳費集體和參保人員個人政府給予適當補貼,以起到鼓勵集體為員工參保繳費、幫助農村參保人員個人繳費的目的。二是對于具備一定經濟條件的集體和個人應允許按照高標準繳費,以體現出效率原則,使先行富裕起來的農村居民在年老后能夠享受到高一些的基本養老保險待遇。

(二)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等等,都在加速我國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進程。這個過程既可以通過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實現,也可以通過農村城鎮化改造來實現,其結果都是大量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直至消除城鄉差別。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一方面將消除人員流動障礙,逐步實現人員在城鄉間的自由流動,因此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模式的選擇上,應盡量與現已基本完善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靠攏,為兩種制度間的順利銜接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將消除人員身份限制,但是考慮到城鄉收入差別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消除,因此應該以長期居住地來區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對農村居民近階段還是應該堅持?；镜脑瓌t,繳費、發放應維持在低一些的水平上運轉。

(三)消滅城鄉剪刀差發展趨勢。解決“剪刀差”的努力一刻沒有停止過,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城鄉統籌重大戰略思想,對解決“三農”問題具有里程碑意義;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黨的十七大強調,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等。目前部分地方的農村居民收入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消除城鄉剪刀差已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為此,在農村養老保險的制度設計上,應該充分體現出效率的原則,除個人賬戶資金外,應該參照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計發辦法,將使用統籌基金發放養老金的標準與繳費多少掛鉤,鼓勵參保人員多繳費,在制度模式上不留障礙,以期隨著農村居民收入的不斷提高,逐步消除城鄉參保人員在繳費和基本養老待遇水平上的差距。

(四)統一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發展趨勢。從長遠看,建立全國統一模式的全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必然的趨勢,因此,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必須順應這一發展趨勢,不能再犯原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錯誤。同時,為加快建立全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進程,建議對現行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使其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在同一制度模式下能夠接納不同的群體,并為將來接納其他養老保險制度做好準備。此外,建議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取消人員身份限制,允許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和有條件的農村居民自愿參加,以利用現有的制度不斷擴大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中長期探討

為適應以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要求,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建議以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模式為基礎,同時根據農村社會實際情況對個別政策進行微調,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其主要框架應該包括:

(一)繳費基數。繳費基數為參保人員所在統籌地區上一年度農民人均純收入。這一點與城鎮企業養老保險相同,但起點較低,符合農村社會現實發展實際。在此基礎上,對有條件的集體組織和個人,可以擇高于該基數的繳費基數,同時應放開最高不該超過基數3倍的限制,鼓勵多繳費、多享受養老保險待遇。

(二)繳費比例。參照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對于個體工商戶和個體人員參保繳費的辦法,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繳費比例統一定為20%。其中: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參保人員,由集體經濟組織繳納12%,個人繳納8%;沒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參保人員,20%全部由個人繳納。

(三)基金管理。按照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管理,繳費的12%記入統籌基金,8%記入個人賬戶。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基金混合使用,按照部分積累的模式實行代際供養,當期征繳基金用于當期已達到退休年齡人員基本養老金發放,同時可以視具體情況將按照征繳金額一定比例的基金單獨存儲,預留用以緩解未來老齡化趨勢帶來的基金支付壓力。

第7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西部大開發戰略已取得良好開端，2000年西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及消費品零售額分別增長8。6％和9。2％，增長明顯加快，全年共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額3942億元，增長14。4％，增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第一階段開發的特點是：政府投資為主導，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成都、重慶、西安等中心城市得到較快。

中西部開發第二階段的思路并不清楚。外部環境是什么？開發機制是什么？以計劃經濟為主導還是市場經濟為主導？達到什么目標？

遵循22年改革開放的路徑，以全球化，市場化為基本機制，主張把80年代開發深圳的模式到西部，中央政府給予大量優惠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對落后地區實施優惠政策也不違背“非歧視原則”。

為推進西部開發將增加投入，實行的優惠政策集中在稅收、土地、資源、人才等方面。對設在西部地區國家鼓勵類產業的內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在一定期限內，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在西部地區新辦、電力、水利、郵政、廣播電視等企業，企業所得稅實行兩年免征，三年減半征收；擴大外商在銀行、商業零售企業、外貿企業投資的試點范圍；簡化外商投資項目審批程序；對到西部去的者、投資者提供入出境便利。預計國家還會有更多的優惠政策，比如把政府投資變為貼息以吸引更多的民間投資進行開發，承包資源給外資，鼓勵人才去中西部工作等等。

但上述思路不足以解決中西部開發的基礎。以全球化，市場化的優惠政策體系，是基于民間投資為主體，外向型經濟，以外部需求為目標，以企業經濟效益為中心，企業要在中西部和沿海地區之間進行自主選擇，這是投資機會成本的概念。很顯然，最大量的國內外民間資本，仍舊會投入沿海地區，因為中西部的，交通，社會，文化條件，和人民收入所聯系的國內市場，都不具備產生投資高收益的條件。

1999年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分布結構有所改善，東部地區在吸收外資總量中所占比重略有下降。東部地區全年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3953家，合同外資金額350.65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54.34億美元，在全國吸收外資總量中的比重分別為82.47%、85.06%和87.88%。中部地區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100家，合同外資金額41.18億美元，在全國吸收外資總量中的比重分別為12.41%和9.99%，所占比重增長了0.11個和1.54個百分點；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7.47億美元，所占比重與上年基本持平。西部地區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865家，合同外資金額20.4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38億美元，占全國吸收外資總量的比重依次為5.11%、4.95%和2.82%；所占比重與上年相比，合同外資金額增長0.34個百分點。

截至1999年底，在全國累計批準設立企業數、合同外資金額、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東部地區所占比重為82.13%、88.13%和87.84%；中部地區所占比重分別為12.86%、8%和8.94%；西部地區所占比重分別為5.01%、3.87%和3.22%。其中，中西部地區在全國累計合同外資金額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重分別比截止1997年底所占比重提高+0.36個和 +0.11個百分點。全國吸收外資最多的5個省市是：廣東、江蘇、福建、上海和山東，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合同外資金額、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分別占全國吸收外資總量的55.85%、63.35%和64.25%；全國吸收外資最少的5個省區是：西藏、青海、寧夏、新疆和甘肅，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合同外資金額、實際使用外資分別占全國吸收外資總量的0.89%、0.41%和0.38%。

很明顯，如果沒有國家資本和優惠政策的有效帶動，外資和國內民間資本的主體，仍舊會流入沿海地區。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占全國面積的71。3％，占全國人口的1/4，GDP僅占全國18%。至少到2010年，中西部和沿海地區的差距仍舊會繼續拉大，各項優惠政策充其量，只能夠延緩差距拉開的速度而已。

盲目模仿沿海地區開發的根據之一就是“沿海地區飽和論”。

以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論”來東西部關系，似乎東部的投資很快就會飽和，加以優惠政策，民間資本被吸引到中西部來。這是嚴重的理論誤導。

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根本不同，就是勞動力不能跨國界自由流動，發達國家的資本才會流到家來。在一國范圍之內，即使有戶口限制，勞動力基本自由流動，中西部近乎無限的勞動力，會自發流入沿海地區，沿海地區的資本卻不會自發流到中西部落后地區。即使深圳地皮飽和了，外商投資也只會到東莞，一個東莞市就可以容納大部分企業。大連為了發展城市第三產業，以高稅收把企業擠出去，但也只是擠到遼寧省的“中西部”而已?；蛟S北方嚴重缺水時，重工業會向西南搬遷，這不是市場所支配的，而是自然環境突然惡化和資源枯竭造成的。

即使是北京，上海，廣州，仍舊有容納投資的巨大空間，如地鐵建設剛剛開始。上?，F有軌道總里程為65公里，擬建地鐵11條，長384公里，輕軌線路10條，長約186公里，每年平均要建設15－20公里，需要投入資金100億元，總體需要3000多億元?！笆濉逼陂g，中國城市交通投資將達8000億元，至少有2000億元將用于建地鐵。北京辦奧運會，8年投資數千億，何時飽和？

我的分析，與大多數“市場導向”，“制度改革”萬能的理論恰恰相反。他們認為：中西部開發落后于東部，是由于市場化改革不夠，即自由度不夠；我承認制度不自由阻礙了資本由東向西流動，主要是東部綜合投資環境較好，在制度和人才，思想上比西部開放。但是從投資學，要素流動角度分析，則得出相反的結論：恰恰是由于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自由度增加，特別是勞動力自由流動，才拉大了東西部差距。如果繼續經濟主義自由路線，比如取消城市戶口，中西部勞動力會進一步流入東部地區，差距還會繼續拉大。

加入WTO的作用，與市場經濟的思路是一致的，大部分外資將投入東部沿海地區。

（二）中西部開發的基本

第一，以調水和移民為中心的國土整治。

中西部開發可以分為西北和西南。西北的關鍵是調水和開發資源。調水成功以后，可以優惠政策引導移民：將國有荒地進行規劃以后，組織大批農民，以家族為單位進行開發。開發出來的耕地和城鎮的使用權，100年不變，承包給開發者。西南的關鍵是以政府為后盾，以大公司為主體，以國際貿易為先導，移民隨后跟進，向東南亞地區發展，四川和重慶的經濟入?？谠谟《妊螅皇?600公里以外的上海。

國家將突出重點，力爭用5---10年時間使西部大開發取得突破性進展。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確定把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特色經濟和作為西部開發的重點領域，建設好一批對西部開發全局具有關鍵作用的重點工程。同時選擇現有經濟基礎較好，區位優勢明顯，人口較為密集，沿交通干線和城市樞紐的一些地區，作為西部開發的重點區域。以線串點，以點帶面，依托亞歐大陸橋、長江黃金水道、西南出海通道，促進西隴海蘭新線經濟帶、長江上游經濟帶、南（寧）貴（陽）昆（明）經濟區的形成，在這些交通干線上重點發展一批中心城市，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

南水北調工程極具挑戰性，建成后將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調水工程。三條線路，東線投資需要1500億人民幣；中線涉及大規模移民30萬人。中線和東線主體工程的輸水線路長達2600多公里，工程投資約2000億元（不包括其他費用，如設備、土地等），涉及7個省市、數億人口。西線調水如果成功，將長江水源調入黃河，經水渠通向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將沙漠變成綠洲，可容納2億人口。

沿著調水沿線，建立移民點。將扶貧改為移民。組織貧困農民全家邊挖河，邊移動。國家提供生活和生產資料。完成一定工作量以后，即在新城鎮獲得土地使用權和住宅。

以調水和移民為主要的國土整治，也是中西部開發的主要內容。這是和美國之間的根本競爭。20年以后的中國，究竟是依靠自己農民的勞動積累，進行愚公移山式的國土整治，造地引水；還是進口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土地和水（進口糧食的含義就是進口土地，石油和水）？這是關系到中華民族10億人生存的根本。

解決西部缺水的另一條新的思路，認為北方干旱的原因是由于水庫太多，延緩了水流速度，造成水量不足，應該從下游疏通運河與上的江河湖泊，將汛期的長江水調入黃河淮河，灌滿以前的湖泊，以恢復氣候。這條思路非常重要。

第二，農業，生態和環保。

我國需要用50年的時間才能使森林覆蓋率達到25％左右，基本解決風沙和水土流失，投入幾萬億的資金。

1．大力加強草原建設和草地保護。治理和建設草地2．2億畝。牧草良種繁育體系建設。草地生態環境預警體系和草地保護區建設。落實草地承包經營。遏制西部地區草原生態環境惡化。

2．特色農業和農產品加。新疆優質棉花生產基地，廣西和云南甘蔗、內蒙古和新疆甜菜生產基地，西南地區熱帶、亞熱帶水果和西北地區蘋果、葡萄等優質水果生產基地，四川、云南、甘肅河西走廊和青海、新疆等地的優質蔬菜生產基地，云南、甘肅、內蒙古、陜西和西藏等地的花卉生產基地，重慶、寧夏、甘肅、新疆和青海等地的中藥材生產基地，云南、貴州優質煙葉生產基地七大特色農產品。

3．穩步推進退耕還林還草。西部地區現有耕地5。7億畝，其中25度以上坡耕地有6600萬畝，要有計劃地做到全部退耕還林、還草。

4．發展旱作節水農業和生態農業。

5．加快發展畜牧業及畜產品加工業。

6．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西部地區現有15度以下的耕地3。69億畝，其中有灌溉條件的2。1億畝，只要生產條件不斷改善，完全可以保障口糧自給。

第三，提高中西部農民的收入。

我國消費水平比城鎮落后10年。農村彩電普及率只有10%。同時彩電生產能力閑置一半，農民收入低下造成國內市場萎縮，而主要是中西部產糧區農村的落后。

我國有著9億消費群體的農村市場，其潛力之大可想而知。家用電器為例，全國2。38億個戶農民家庭，家用電器擁有量達到1998年城市的普及水平，則需要1。68億臺彩電、1。8億臺電冰箱、1。7億臺洗衣機。我國農村居民實現1000億元的最終消費，將對國民產生2356億元的消費需求，從而擴大工業部門的中間投入1253億元，農業部門620億元，第三產業478億元。1999年農村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全38．7％，提高到“七五”50％水平，就意味著增加3500多億的消費品零售額，整個國民經濟新增8000億消費需求。如農村人口消費水平達到城里人水平，全年消費可達到53867億元，現存積壓產品還不夠用。

空說提高農民收入是沒有意義的。有效的辦法之一是降低基礎設施價格，由于這部分價格對于富人來說微不足道，所以相對收益者總是大多數居民，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政府都以財政無償投資于公共設施的原因，國家對于農業的支持，包括興修水利和設施，低價提供電力亦非常重要。北京上海等城市是0。5元左右，在高收入的深圳為1--2元，全國大中城市電價平價為0。78元，但縣城的電價竟然比城市高出45%，關鍵是下面變電站層層加價，必須全面清理。如果農村電價調低10%，彩電的購買量將大約增加342萬臺，相當于1999年總銷售量的10%；洗衣機的購買量將增加約565萬臺，相當于1999年總銷售量的50%；電冰箱的購買量將增加約214萬臺，相當于1999年總銷售量的20%。如果調低50%，低于城市，那么將有效啟動農民的需求。

第四，加速農村城鎮化

1995年我國人均GNP620美元，城鎮化水平30％。在人均GNP500--730美元之間的11個國家，城市化平均水平為42。5％。 按照購買力平價，我國人均GNP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 在2000---3800美元之間的19個國家平均城市化水平為50。8%，我國城鎮化的水平分別低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國家平均水平約12和21個百分點。

我國城鎮化一直滯后于化，1952年滯后5。1個百分點，1978年滯后26。4個百分點，1998年滯后11。8個百分點。這正是我國潛力所在，也是中西部開發的重要。

城鎮化的主要是現有城鎮的擴大。我國有城市667個，其中百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37個，50---100萬人口的大城市512個，20--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216個，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363個，19000個建制鎮。城市數量的增加，主要是行政區劃的變動結果?，F有城市的54％是“縣改市”設立的，建制鎮的83％是“鄉改鎮”設立的。市鎮人口增幅大大低于城鎮增幅。城市數量增加2倍，建制鎮增加7倍多，城鎮化水平僅提高了不到13個百分點。行政區劃變動帶來的市鎮人口增加在市鎮人口中占較大比例。20年我國城鎮凈增人口2億，其中，市鎮人口增長0。5億，農轉非人口累計約0。6---0。7億，行政區劃變動使市鎮人口增加0。8億，在城鎮化水平的增量中占40％；中小城市平均規模趨于縮小。20年來，5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增加88％，50萬人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增加2。2倍，其平均規模只有17。8萬人。因此，可以將現有城鎮的規模擴大。

全國3000個縣城，20年內由1萬人擴大到11萬人，增加3億城鎮人口；

216個中等城市，人口擴大2倍，平均每個城市150萬人，可容納3億人口。

51個大城市，由50萬人擴大到300萬人，可容納1。5億人口。

37個特大城市，由100萬人擴大到500萬人，可容納1。5億人口。

共9億城市人口，城市的擴大將產生規模效益。

20年以后，總人口至少16億人，還有7億，一半居住在鄉鎮從事經濟作物和服務業，每戶可分配1--2畝土地；一半在農村務農，每戶可分配20畝土地。

每年3000萬農民進城，大約600萬戶，600萬套住宅，每套造價5萬，連帶需求5萬，即有6000億投資，需要鋼產量3億噸，我國鋼鐵生產能力1。3億噸已經過剩，實際上農村城鎮化只要上了軌道，全部工業生產能力還不夠用。國家可以貼息，支持鋼材等生產資料的生產，廉價出售給農民。只有住宅的大規模建設，才會帶動家具，農用汽車，農業生產資料，電信，家用電器的需求。這是我國工業的根本出路。

除擴大城市規模以外，還可以結合調水，在中西部地區興建新的城市和居民點?？梢园逊鲐毟臑橐泼?，組織農民以勞動積累，自己建設城鎮，自己居住。

第五，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

中國鐵路密度為美國1/3，日本1/5，復線率、電氣化率、行車速度和集裝箱、冷藏箱等化運輸手段也存在很大差距。中國每平方公里擁有公路0。12公里，印度有0。61公里，在121萬公里總里程中，國道主干線僅100000公里。

2001年國家將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大西部地區投資力度，加強西部地區重點工程建設，在繼續搞好2000年開工的10大建設項目的同時，計劃再開工12個重點工程項目，總投資約3000億元。計劃新開工的西部大開發重點工程包括青藏鐵路、西氣東輸的新疆至長江三角洲主管道工程、廣西龍灘水電站、廣西百色水利樞紐、內蒙古尼爾基水利樞紐、電解鋁等有色金屬基地建設、運七200A飛機產業化、退耕還林還草及天然林保護等生態建設、西部地區廣播電視覆蓋工程和工程。同時云南小灣水電站、塔里木河綜合治理、黑河綜合治理、西北和西南進出境鐵路、新疆恰卜其海水利樞紐工程、煤炭直接液化和玉米制酒精工程等重大項目的前期工作也將加快進度。

第8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關鍵詞：事業單位 凈資產 增設科目 管理核算

修訂后的《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財會〔2012〕22號）自2013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事業單位新會計制度（以下簡稱新制度）中的凈資產是指事業單位的資產被扣除負債后所剩的余額。所謂凈資產，是指事業單位的資產凈值，是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一項重要的指標。新的制度增加并創設了財政補助結余、財政補助結轉、非財政補助結余、非財政補助結轉、以及非流動資產基金等各類一級科目，形成了固定基金的調建、事業基金―投資基金等項目，以上改變對事業單位凈資產的核算以及科目設置都有比較大的影響。

1.財政補助結余科目和財政補助結轉管理

在新制度中，財政補助結余和財政補助結轉早已不屬于事業基金的計算范圍內，財政補助結轉和財政補助結余科目獨立存在，為了相同級別的財政部門下撥資金的收支結余情況能夠得到核算，清楚反映了事業單位的財政補助收支情況和如何形成結轉結余的過程。

對于事業單位來說，財政補助結轉結余是各項財政補助收入與其相對應支出抵消后剩余滾存的，不得不根據規定使用和管理的結轉結余資金。所謂結轉資金，即是當初預算已執行卻處于未完成的狀態或者因故未執行，次年度必須根據初始用途仍舊使用的資金，財政補助結轉由項目支出結轉和基本支出結轉組成；所謂結余資金，即是當年預算工作目標已經完了或因故停止，當年所剩資金，所謂財政補助結余，即是財政補助項目支出的結余資金；有關單位在末期把事業支出中財政補助支出、財政補助收入的本期發生額存入財政補助結轉中，并于年末對財政補助項目執行情況進行分析，根據規定將財政補助結轉余額中符合財政補助結余性質的項目余額存入財政補助結余；事業單位的主管部門支出或調入財政補助結余結轉額度或資金，伴隨增加或者減少財政補助結余和財政補助結轉。

2.非財政補助結余與非財政補助結轉科目管理

新的制度增加并開設了非財政補助結余與非財政補助結轉，為了達到核算事業單位除財政補助收支以外的每個專項資金收入和各專項資金支出、每個非專項資金支出和非專項資金收入抵消之后的余額的目的，表現了除同級財政撥款之外資金來源的專項資金和非專項資金的收支結余情況。新制度的這一變化無異將財政資金和其他來源資金的核算明確劃分開來，可清晰反映不同來源不同用途資金的收支結余情況，保證財政資金的有效監管，做到?？顚Ｓ谩?/p>

2.1非財政補助結轉科目核算管理

非財政補助結轉是必須按規定用途使用的結轉資金，表明獨立核算事業單位的專項非財政補助資金的收支結余狀況，新制度主要根據創設非財政補助結轉科目的核算，用來達到事業單位非財政補助專項資金?？顚Ｓ玫墓芾砟繕?。事業單位在末期將事業收入、附屬單位上繳收入、上級補助收入、其他收入中的每項專項資金收入結轉到非財政補助結轉（貸方），事業單位支出中的非財政專項資金支出（項目支出）與其他支出中的專項資金支出結轉到非財政補助結轉（借方），年末未完成項目的剩余資金按照規定結轉下年繼續使用，已完成項目的剩余資金按照規定上繳或者繼續留用。

2.2非財政補助結余科目核算管理

非財政補助結余由經營結余和事業結余兩部分組成。所謂事業結余，即是事業單位在某一期間的非財政專項資金收支、財政補助收支以及經營收支以外的各項收支抵消后的金額，所謂經營結余，即是事業單位某一期間的各項經營收支抵消后的結余彌補曾經年度經營虧空后的余額。事業單位年末將事業結余（或虧損）轉入非財政補助結余分配，同樣經營結余也在年末轉入非財政補助結余分配，如為經營虧損經營結余則不予結轉。

3.非流動資產基金科目管理

新制度中非流動資產基金是指事業單位長期投資、固定資產、在建工程、無形資產等非流動資產占用的資金。新制度凈資產項目取消了固定資金科目，增設了非流動資產基金―長期投資、非流動資產基金―固定資產、非流動資產基金―無形資產、非流動資產基金―在建工程等科目，清晰展現事業單位資本性支出形成的凈資產占用的資金數額。

3.1非流動資產基金―長期投資科目核算管理

新的制度在凈資產項目等方米，增加并創設了非流動資產基金―長期投資項目，以此來計算事業單位的長期投資占用資金情況。事業單位發生長期投資時，應當相應地調整非流動資產基金，長期投資賬面余額與對應的非流動資產基金（長期投資）賬面余額相等。當事業單位依法取得長期投資時，應當按照取得投資的實際成本作為投資成本，長期投資增加時相應增加單位的非流動資產基金，事業單位以貨幣資金投資和以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對外投資其賬務處理方式不盡相同。事業單位在持有長期投資的期間，采用成本法核算，只有在增加或減少投資時，才調整長期投資的賬面價值。當事業單位對所持有的長期投資進行處理時，要按照實際收到的金額核算處理長期投資產生的收益或損失，同時要減少相應的非流動資產基金長期投資，具體還要區別長期債券投資和長期股權投資而進行不同的會計處理。

3.2非流動資產基金―無形資產/固定資產科目核算管理

新制度對于無形資產和固定資產的核算進行了新的規范，在凈資產下新設非流動資產基金―無形資產/固定資產科目，以此來清晰表明事業單位無形資產以及固定資產的真實價值。事業單位在取得無形資產或者固定資產時，以實際支付金額確認無法流動的資產基金，處于記入無形資產或者固定資產的過程中，增加以及記錄非流動資產基金―無形資產/固定資產的時候，同時為了精確計算無形資產、固定資產的價值，事業單位的新制度增加并創設了累計攤銷和累計折舊科目，一定時期內計算無形資產和固定資產的損耗程度，在計提折舊或者攤銷時予以沖減非流動資產基金，在處置固定資產或者無形資產時予以沖銷無法流動的資產基金。這樣在末期的無形資產或者固定資產所占的資金根據無法流動的資產基金可以展現在事業單位的凈資產中，與舊制度相比，能夠真實的反映事業單位凈資產狀況，以及固定資產或者無形資產準確價值，避免了事業單位凈資產的虛增。

3.3非流動資產基金―在建工程科目核算管理

新制度為了加強對事業單位基本建設項目經費的管理，要求事業單位對以前年度形成的基建賬并入大帳，對于事業單位已經形成基建支出，但是尚未完工的基建項目，增設非流動資產基金―在建工程和在建工程科目，以對事業單位的在建工程項目進行會計處理，核算在建工程項目資金占用情況，末期的建設進行中的工程賬面余額與相對的非流動資產基金賬面余額達到一致。待到工程項目完工，項目交付使用時，有關事業單位可以適當增加非流動資產基金（固定資產）與固定資產，同時減少在建工程與非流動資產基金（在建工程）的數量。舊制度中事業單位的基建項目在投入使用之前不在事業單位的資產項目中核算，只在基建賬套中反映基建項目的資產負債和收支情況，新制度下改變了這種核算方式，可以完整地反映事業單位的資產狀況，降低了事業單位資產管理的風險，使得事業單位資產管理風險可控。

4.結束語

新的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嚴格地規制了有關核算財政性資金收支的情況，對事業單位的資產進行精細化核算管理具有重要的意義，系統、完整地反映事業單位資產和凈資產的真實狀況。

參考文獻：

第9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福利制度；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1）06-0074-05

收稿日期：2011-07-18

作者簡介：江治強（1976-），男，山東安丘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二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發展戰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全體國民的福利水平。推動社會福利轉型是培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內生動力的必然要求，是當前及今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支點，具有重要支撐作用。應當在增進國民福利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生動力，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社會福利制度轉型兩者之間實現最佳的平衡和協調。

一、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條件分析

經濟發展方式是從經濟增長方式發展而來的一個概念。早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東歐一些專家曾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作過研究。60至80年代，國內學者劉國光提出應通過內涵式擴大再生產的方式來發展生產。1995年中央在“九五”計劃建議中首次提出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黨的十七大報告從我國實際出發，進一步豐富發展了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正式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概念。相比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和外延更為豐富和寬泛。一般來講，經濟發展方式反映經濟的運行體制、產業的結構形態、要素的配置機制、產出的分配格局以及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是一定階段上實現經濟發展的理念、手段和模式的總稱，也是一個衡量經濟增長速度與效益、數量與質量相統一的范疇。從這種意義上看，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經濟社會基礎，并隨著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和發展目標的調整而不斷地演進和發展，當與經濟增長的條件和社會對經濟發展的需要不相適應時，改變原有的過時的發展方式就成為新的約束條件和發展目標下的必然選擇。因此，所謂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主要是指促進經濟發展從落后的、不合理的發展方式向高效的、合理的發展方式轉變，促進“外延的擴大再生產”轉變為“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實現經濟增長和發展同步，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與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相協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提出，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產業結構、消費結構以及資源、環境約束等因素的變化，我們對過去的經濟增長及其實現模式的反思、調整和優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創造了奇跡，但是不可忽視的是經濟發展仍然沒有擺脫技術優勢缺乏、創新能力不足，過度依賴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如果說過去的發展模式是一種立足于我國勞動力低廉、土地、資源相對充足、國內市場尚未飽和等優勢的傳統模式，那么在后工業化、全球化迅猛發展、國內發展和國際競爭雙重壓力不斷加劇，隨著過去的比較優勢逐漸減弱以及發展約束的不斷強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傳統模式的弊端將不斷顯現，從而對經濟發展能否可持續、能否全面協調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探索出一條增長與發展相協調，具有發展后勁的集約化、可持續的發展之路無疑是我國現階段不容回避的重大戰略抉擇。在這方面我國仍然具有很多優勢和有力條件。首先，中國在未來一段時期，仍將是一個人口大國，同時也是一個潛在的人力資本大國，過去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優勢，如果我們能夠把提升勞動力素質放在首位，加強對勞動者的就業保護和職業投資與扶持，必將使人力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優勢。二是中國過去依靠擴大投入形成了以第二產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推動了工業化向中后期發展，降低了農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并為發展現代服務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如果我們能夠積極適應工業化中后階段工業貢獻率逐步下降的趨勢，變壓力為動力，利用現有產業提供的物質基礎，大力發展面向人的生存和發展為主的社會服務業，培育經濟增長點，必將極大地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三是目前我國已經初步達到小康水平，從1978年到2009年，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8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7.6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同時，我國農村還有4000多萬貧困人口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城鎮常年有2300多萬貧困人口靠低保金維持生活，即使是在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地區，仍然有大量的特殊困難群眾需要政府的救助，關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看病、就業、住房等問題還比較突出。廣大的中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普遍較高，有著潛力巨大的消費意愿。如果我們有效實施以擴大消費需求為重點的內需戰略，切實增強中低收入群眾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對于擴大社會即期消費、穩定社會消費預期，促進出口、投資和消費協同拉動經濟增長局面的形成必將十分有利。四是我國人口的老齡化呈加速發展態勢，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已經刻不容緩。如果我們能把養老服務事業作為一個能夠創造產值的產業來認識，積極引導和擴大社會參與，加強養老服務設施建設，加快建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增強社會的養老服務功能，對于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必將產生巨大的拉動作用。五是我國的發展理念正在由如何“做大蛋糕”向如何“分配蛋糕”轉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正在深入貫徹，這是執政和發展理念上的重大創新，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堅持科學發展觀，真正實踐分配正義的原則，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可避免的社會成本最小化，并使之在不同階層和群體的社會成員中合理分擔，確保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方式轉變的成果，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就不難形成良好的社會基礎。

上述基礎和條件的存在，正是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優勢，但是要將此轉化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生動力卻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以往經驗表明，單純在經濟領域謀劃改革往往難以從長遠和根本上解決問題，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粗放、不持續的問題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長期缺乏社會政策的協同，過于重視經濟增長的數量和速度指標，弱化了社會發展指標，導致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相割裂。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舉措不能僅局限于經濟領域，需要在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結合最為緊密的領域即社會福利領域進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措施。

二、發展社會福利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結合上述分析，從長遠看，應把發展社會福利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支點。社會福利是社會政策的核心內容，是連結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兩大系統的基本政策，是國家和社會旨在增進和改善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一種基礎性制度。一般而言，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兩大基本功能，一是為社會成員免遭各類原因導致的收入損失，降低社會成員生存風險，從而確保社會合理收入差距，為社會經濟轉型提供基本的安全網；二是提供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服務，改善社會成員生活質量，從而增進社會資本，確保社會再生產效率的提高。社會福利制度所發揮的積極功能不僅維持著社會的常態發展，對于社會風險管理也起到了促進作用，西方國家二戰結束之后的社會恢復建設對此已作出了證明。中國社會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正經歷著從匱乏社會向豐裕社會的轉變，以及國家競爭力由資本和勞動力為主向以知識和技術為核心的轉變過程中，提出大力發展社會福利，從宏觀上看是適應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和人口老齡化深刻變化的必然選擇，從微觀視角看是適應生產要素變化、產業結構調整、就業方式轉變、家庭規?？s小、社會流動加劇等諸多影響發展方式轉變因素變化的必然要求，是由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長遠目標所決定的，是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存在的優勢和條件轉化為內生動力的必然選擇，也是能否鞏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果的關鍵所在。

其一，從價值導向上看，發展社會福利有利于樹立正確的發展觀。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之所以等同于GDP增長，偏重總量和規模，輕視資源、環境代價，帶來了“有增長、無發展”、“先發展、后治理”的局面，其中深層次的原因是我們缺乏科學的價值導向，沒有理解發展應是增進社會凈福利的發展。社會福利作為一種價值理念，既包含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人們衡量和判斷發展成果和發展績效的社會標準，在全社會普及這種理念并使之付諸實踐，就易于樹立和堅持全面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在經濟發展中就必然會對長遠利益和短期目標作出合理規劃，并兼顧數量和質量、總量與結構確定發展指標，會把減少損失看得比增加福利更為重要，從而真正使經濟發展成為以全體社會成員福利的改進為最終目標的發展。

其二，從擴大內需來看，發展社會福利是擴大消費需求的基本拉動力。據研究，我國在2000年就已實現了溫飽型小康[1]，絕大多數家庭滿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而總體消費率卻呈現連續下滑態勢。2009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由80年代初的67%下降到48.6%[2]，從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間，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57.5%下降至34.7%，消費需求拉動國內生產增加值的增速低于投資和出口拉動6-8個百分點[3]，消費不足已逐漸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就長遠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于提高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重心在于提高消費性投資的增長率。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相對不足的問題，一方面是公眾承擔公共事業市場化改革所帶來成本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公眾對未來支出普遍持有不確定性預期，這兩方面原因又與我國總體社會福利事業供給不足、發展滯后有關。就業、教育、醫療衛生、住房保障、養老和社會救助等方面的保障和投入直接涉及居民消費，不僅能夠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從而直接增加即期消費，重要的是有利于穩定消費預期從而促進內需驅動機制的形成。

其三，從經濟結構調整看，發展社會福利服務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以第二產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40%，而我國服務業發展卻明顯滯后，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遠沒有得到釋放。應該說通過大力發展加工制造業，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們的產品短缺問題，但是隨著資源約束的加大，偏重工業和低層次的經濟結構使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問題逐步暴露，特別是造成了資源使用效益低下，資源環境代價過高，低水平建設、低層次競爭的現象難以根本遏制，很多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低層次的產業結構不能提供高層次就業崗位，進而又固化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導致投資和消費結構的失衡。有關研究表明，如果我國的服務業在今后10年內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有效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可以提升制造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力[4]。在這方面，養老服務業是朝陽產業，大力發展養老服務產業，不僅是人口老齡化加劇的形勢所迫，也具有極大的需求拉動效應。因此，必須優先考慮發展養老、社區服務等社會服務事業為重點的第三產業發展，以此帶動價值形態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

其四，從人力資本角度看，根據有關研究，目前對“人口紅利”將進入拐點的認識已漸成共識，這很可能意味著從“十二五”以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將會低于總人口增長率[4]，勞動力供給將加劇呈現下降趨勢，人口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逐漸減弱，必須加快培育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同時，隨著人口供養比的提高，勞動人口的負擔程度將會不斷加重，對家庭提供相關服務和扶持必將逐漸提上日程。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大量農村務工人員涌入城市，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這部分人口享有的社會保障與其貢獻極不匹配，并導致大量農村留守兒童、空巢老人亟待給予特殊關愛。因此，實施以就業為導向的社會福利政策，加強對家庭和勞動人口的保護和扶持，擴大對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投資，對特殊困難人群給予關愛，對于我國加快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由此看來，社會福利政策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撐作用。政府應當發揮主導作用，積極發展社會福利事業，提升民生保障的水平，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優勢和條件轉化為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突破。

三、以適度普惠為取向加快發展社會福利事業

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打破了依托集體和單位的傳統福利體制，逐步建立起以老年人、殘疾人和孤兒等貧困群體為主要對象的社會福利制度，為促進不同階層和群體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社會福利發展水平還不高，不適應滿足人們對不斷改善生活質量的要求，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背景下，只有加快社會福利制度轉型，才能充分彰顯政府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更好地兌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承諾，也才能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持久的內生動力。

著眼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發展理念、經濟結構以及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社會共享發展成果的要求，我國社會福利制度轉型應當以適度普惠為方向，以擴大覆蓋范圍、拓展制度體系、完善保障功能為主要內容，推動建立廣覆蓋、多層次、可持續、社會化的社會福利體系。為此，需要立足實際，加快把以補缺性、救為主要特點的現行社會福利改造升級為制度健全、功能完善、水平較高的社會福利制度體系。為此，應當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整合完善制度體系，進一步提升社會福利的制度功能。我國在概念上用“社會保障”而不采用“社會福利”來統括制度利體系，專指以保障老年人、殘疾人和困境兒童等貧困群體和特殊群體為主，以提供收入保障、物質援助和社會服務為主要形式的制度政策體系，這是一個典型的狹義概念。在此框架和范疇之下，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內容上側重于保障基本生活，具有救，在制度定位上主要為彌補市場和家庭保障機制的不足，具有補缺性。這種狹義的福利制度界定對實際社會福利供給產生了深刻影響。一些人單純把民政福利稱為社會福利，諸如免費教育、就業扶持、住房保障等領域的政策有福利之實卻不被冠以社會福利之名，這些反映了我們在打破了單位福利體制和集體互助式福利體制之后，我國的國家福利缺乏體制上、制度政策上的整合，社會福利實踐存在著嚴重的“狹義化”和“碎片化”問題。而實際社會福利供給由于缺少以社會福利為范疇的統計指標和運行體系，又限制了社會福利制度功能的充分發揮。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必然要求以改善民生為取向的社會福利有一個大的發展，因此，需要在社會福利的概念界定上將狹義概念向更為寬泛的概念轉換，在此基礎上，通過把社會保險以及其他相關民生政策整合納入社會福利制度范疇，為更廣意義上的社會福利功能提升提供制度框架。應在完善社會救助制度體系為社會成員生存提供底線性保障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與應對新社會風險相適應，有利于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梯次性制度結構，使社會福利制度功能從保障收入安全為主向以改善社會成員的人力資本、提升社會生活質量為主轉變。

第二，由特定對象向普惠公眾拓展，逐步擴大社會福利覆蓋面。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面對經濟困難老年人的養老服務事業，積極推動建立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積極推動實施高齡老人津貼、補貼制度，初步建立了兒童福利制度，這些制度和措施的出臺使我國城鄉570萬“三無”老人納入集中和分散供養制度，扶持了61.6萬殘疾人在福利企業集中就業并獲得了相關福利服務，使17.7萬孤殘兒童得到了收養和院舍教養服務，社會福利事業朝適度普惠方向大為拓展。但是，從覆蓋率上看，社會福利服務對象仍然以城鄉“三無”貧困老年人、殘疾人和困境兒童等特殊困難群體為主，社會普惠面還不廣，一些需要關照的社會公眾缺乏必要的福利服務。要提升社會福利的制度功能，首要任務是拓展社會福利覆蓋范圍，應在鞏固傳統民政福利對象的基礎上，逐步將福利服務的對象延伸到所有老年人、兒童、殘疾人及問題家庭等困難人群，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制度，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和平等參與權利，并以此為基礎逐步推行福利項目和政策向一般社會成員延伸。大力發展以機構養老為重點的養老服務事業，通過政府補貼、機構運營方式，針對不同經濟狀況老人提供低償、有償和無償的養老福利服務；為居家養老對象提供補貼和養老護理、醫療服務支持。對農村居民和進城務工人員實施就業導向性和保護性的福利服務，加快實現勞動保險、醫療、教育等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向流動人口全覆蓋，建立農村留守兒童、空巢老人關愛體系。建立面向經濟困難家庭和特殊問題家庭的就業扶持、生活援助計劃，實施針對兒童的營養、醫療和健康福利項目，以困境兒童福利制度為基礎，加快建立關愛兒童的福利服務制度。

第三，以適度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為目標，加快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公共服務需求相適應的社會福利資源投入機制。西方福利國家對超出經濟增長速度的福利支出增長水平頗為恐懼，作為新公共管理運動重要內容，掀起了全球性的福利國家收縮計劃，但是福利支出的總水平仍然占到GDP的20%左右。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足以支持這一規模的福利支出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在關乎生活質量問題上選擇以政府稅收來支撐公共開支仍然被廣泛地接受，最重要的是體現了西方福利國家在經濟增長與福利改進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我國正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社會發展轉型交疊時期，隨著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養老金支付和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面臨很大壓力，加之擴大對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和社會服務的投入也將日益緊迫，實現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協同的目標必將依賴于建立穩定的社會福利資源和投入機制。以稅收為基礎的政府財政既體現政府職責也是發展社會福利的基礎性資源，應按照經濟增長率和財政支出增長率的一定比例，建立并實施基本社會福利項目財政預算制度，形成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穩定預算機制，確保最低生活保障、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困境兒童福利所需資金。在客觀評價地方財政支出能力前提下，中央財政發揮均衡地方財政支出能力作用，完善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方式，資金分配重點向財政確有困難的地區傾斜，強化對中央專項資金的地方財政資金配套。加強社會保險基金征繳和運營管理，切實提高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的自我保障能力。建立政府財政扶持社會力量運營福利服務的制度，完善和落實鼓勵社會資源投向社會福利領域的政策，使更多社會資源投資興辦社會福利服務事業。規范發展慈善捐贈事業，完善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使用，使慈善公益金全部用于福利事業，推進公益金購買社會福利服務。

第四，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合作機制。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福利模式極為重視家庭和社會責任的發揮，同時政府曾經一度承擔無限責任，而市場化改革極大地弱化了市場主體責任，也放大了家庭責任，總體上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的有效合作不夠。目前，我國社會經濟日益發達、社會組織愈趨發育，政府的公共服務轉型也在加快，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合作機制的條件日益成熟。政府發揮主導責任將是拉動社會福利轉型關鍵因素，要在政策制訂、規劃、資金投入以及動員市場、社會參與方面發揮主導職能，進一步完善社會福利基本政策體系，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性和支撐性作用。要運用調控政策和優惠政策，引導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福利事業。要通過市場機制優化福利資源配置，增加社會福利服務效能，推動社會福利領域實現政府與市場、與市民社會資源整合和優勢互補。

結 語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一項長期任務，大力發展社會福利有助于促成經濟發展方式內生動力機制的形成。當務之急應加快社會福利向適度普惠型方向發展，為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協同發展提供基礎性制度保障，從而使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最終目的與提升公眾生活質量的目標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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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Both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JIANG Zhi-qiang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721）